中华民族早期源流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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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玉哲 著

出版社： 天津古籍出版社

ISBN：9787806967386

版次：1

商品编码：10573811

包装：平装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0-01-01

页数：296

正文语种：中文

内容简介

“中华民族”包括当今中国境内56个民族多元统一体的实体。这56个民族从历史上形成了他们之间既互相斗争、又互相依存统一，而又不能分割的整体。从远古的历史上看，在“中华民族”出现以前，中原及其周围地区，星罗棋布似的居住着无数的不同种姓的氏族和部落。

目录

自序
导论
中国古史上的民族问题
一 什么是“民族”
二 汉族“古代民族”的形成、民族意识的发展以及对民族意识的评价问题
三 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的时代问题

先秦的“戎狄”及其与华夏的关系
一 “戎狄”观念的演变
二 “戎狄”与华夏文化上的差异
三 “戎狄”的分布
四 华“戎”由对立到融合

华夏民族
夏民族与夏文化
一 夏族主要的活动地域问题
二 “河南龙山文化”命名之不当
三 夏文化与二里头文化、仰韶文化的关系
四 夏文化有无铜器和文字的问题

商族的来源地望试探
一 问题的提出
二 商族起于东方的证据
三 从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推测先商族的来源
四 小结附：殷商疆域史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点”和“面”的概念

先周族最早来源于山西
一 小引
二 山西汾水流域自商至西周一直留有周族的根据地
三 姬姓之古国在山西者独多
四 姜姓之族原亦在山西
五 古有易与先周的关系
六 周原一地原在山西太原
七 先周族的迁徙是自东而西

附：沈长云《关于华夏民族形成的几个问题》
少数民族
鬼方考
一 鬼方、昆夷、犷狁乃三种不同之种姓
二 鬼方与商、周之关系
三 鬼方之地望
四 鬼方之后裔
附：鬼方考补正
1．甲骨卜辞中有无伐鬼方的记载
2．“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如何解释
3．余论
犷狁考
一 绪论
1．论鬼方、昆夷与犷狁
2．卜辞中之印方与犷狁
3．有易、狄、犷狁、犬戎及“允姓之奸
二 犷狁之兴衰
1．有易与先商之关系
2．克商前后周族与狄人犷狁之强弱转化
3．夷、宣时之独吞狁
4．犷狁之后裔
三 犷狁之地望及其出没地域
1．犷狁的地域
2．镐、方与葬京之关系
3．与犷狁有关的几个重要地名
附：论西俞、高陶
附：西周地理及犷狁活动地域示意图
四 结论
附：犷狁兴衰一览表
楚族故地及其迁移路线
一 引言
二 楚族原于河南的推测
三 楚族的东迁
四 楚族徙居吴皖境的史迹
五 由古地名证楚族曾居苏皖境
六 从“太伯奔吴”与“楚攻徐偃王”二事证
楚族曾居苏皖境
七 楚族的西迁与越国的成立
八 结论
秦人的族源及其迁徙
一 秦族源于东方证
二 秦族西迁的时间和途径
附：周平王东迁乃避秦非避犬戎说
后记

精彩书摘

在春秋战国之交，我国黄、淮、江、汉流域已基本结束了各部族错居杂处的状态，成为一个单一的华夏民族的聚居地。在这块地域内，原来与周族错居杂处的“蛮、夷、戎、狄”各族，大部分与周族共同融汇于华夏民族中，小部分则迁往了边远地区。这种现实反映到人们观念中，是春秋末年的文献中开始出现“四裔”的称呼。战国以后，人们普遍认为居住在周边地区的都是经济文化落后的“蛮夷”。只有华夏居住的“中国”（中原）才是文明礼仪之邦。“中国”成了华夏的同义语。用恩格斯的话说，中原地区已实现了“各个部落领土融合成一个民族的共同领土”。这个时期还存在着若干个诸侯国之间的割据，但这种割据是封建性的政治割据，而不是不同部族或部落的对立。各国人口流动，商旅云游四方，士大夫求仕于不同国度，反映了各诸侯国之间并无种族隔阂。换句话说，各诸侯国的所有土地，都是华夏民族活动和居住的共同地域。
其次，在各华夏国家内部，由于阶级分化日益深刻，彼此混居的各族氏的界线也告消泯。试看西周初年的铜器，往往继承商代作风，铭有标志各族氏的“族徽”，到了西周中后期，铜器上的“族徽”便开始减少。春秋时竞至绝迹。与此相应，无论在铜器铭文或是在文献中，都再找不到像商周时期那样把整族的人们不分贵贱地视作一个整体，动辄“令某某族”，“赐某某族”的做法。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周末风俗》条曾论及春秋战国两个不同时代的根本区别，其中重要一点，就是春秋宗法氏族之称于战国乌有。可见这种现象早已为学者所关注。
由于氏族血缘联系不复存在，国家开始对其臣民按地域行政区划实行统一治理。春秋末期，晋、楚、秦、齐、吴都实行县制，或者郡制。虽然春秋时期的县还往往作为封邑对待，楚县直属国君，而县尹（或称县公）的任命也还脱离不了世卿制的影响，但随着春秋战国之交的社会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封邑制向食邑制的转化和世卿世禄制向官僚制的转化，县作为国家地方行政管理单位的性质越来越明显。

前言/序言

“中华民族”是以汉族为主体、结合着全国五十多个少数民族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个多民族国家的特征，既是统一的，而各个民族又都保持着各自民族的特色的社会结构。那么，这种类型是怎么形成的？经过了什么样的具体复杂的过程？必须从历史上去追究。又因为它根植于遥远的先秦时期，所以，对中华民族早期这段历史的深入研究，对理解我们中国的现实问题极有帮助。因而，对先秦民族史的学习和探索，也应当是当今史界一项严肃的历史任务。谚语有云：“知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此《中华民族早期源流》之所为作也。
一“中华民族”的内涵
“中华民族”包括当今中国境内56个民族多元统一体的实体。这56个民族从历史上形成了他们之间既互相斗争、又互相依存统一，而又不能分割的整体。从远古的历史上看，在“中华民族”出现以前，中原及其周围地区，星罗棋布似的居住着无数的不同种姓的氏族和部落。他们的社会组织和文化的高低各不相同。在夏、商、周三代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一些血缘关系密切和虽无血缘关系、而交往比较密切的氏族、民族，例如夏族、商族与周族三族，通过斗争和交往逐渐融合与陶铸，形成“华夏族”这一民族和文化圈。“华夏族”就是秦汉以后的“汉族”。
其他一些少数民族的文化圈也在同时或稍后的朝代里，以同样方式形成另一个或几个少数民族的文化圈。同时也还有一些少数民族在互相斗争中，从历史上消失了；又有一些新的民族出现了。所以，中国在各个时代中，民族成分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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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京东买书要有些书籍的基本知识，现在的书与古书不同路。书籍的历史和文字、语言、文学、艺术、技术和科学的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它最早可追溯于石、木、陶器、青铜、棕榈树叶、骨、白桦树皮等物上的铭刻。将纸莎草用于写字，对书籍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约在公元前30世纪，埃及纸草书卷的出现，是最早的埃及书籍雏形。纸草书卷比苏美尔、巴比伦、亚述和赫梯人的泥版书更接近于现代书籍的概念。 中国最早的正式书籍，是约在公元前 8世纪前后出现的简策。西晋杜预在《春秋经传集解序》中说：“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这种用竹木做书写材料的“简策”(或“简牍)，在纸发明以前，是中国书籍的主要形式。将竹木削制成狭长的竹片或木片，统称为简，稍宽长方形木片叫“ 方”。若干简编缀在一起叫“策”(册)又称为“简策”，编缀用的皮条或绳子叫“编”。 中国古代典籍，如《尚书》、《诗经》、《春秋左氏传》、《国语》、《史记》以及西晋时期出土的《竹书纪年》、近年在山东临沂出土的《孙子兵法》等书，都是用竹木书写而成。后来，人们用缣帛来书写，称之为帛书。《墨子》有“书于帛，镂于金石”的记载。帛书是用特制的丝织品，叫“缯”或“缣”，故“帛书”又称“缣书”。 公元前 2世纪，中国已出现用植物纤维制成的纸，如1957年在西安出土的灞桥纸。东汉蔡伦在总结前人经验，加以改进制成蔡侯纸(公元105)之后，纸张便成为书籍的主要材料，纸的卷轴逐渐代替了竹木书、帛书(缣书)。中国最早发明并实际运用木刻印刷术。公元 7世纪初期，中国已经使用雕刻木版来印刷书籍。在印刷术发明以前，中国书籍的形式主要是卷轴。公元10世纪，中国出现册叶形式的书籍 ，并且逐步代替卷轴，成为世界各国书籍的共同形式。 公元11世纪40年代，中国在世界上最早产生活字印刷术，并逐渐向世界各国传播。东到朝鲜、日本，南到东南亚各国，西经中近东到欧洲各国，促进了书籍的生产和人类文化的交流与发展。公元14世纪，中国发明套版彩印。15世纪中叶，德国人J.谷登堡发明金属活字印刷。活字印刷术加快了书籍的生产进程，为欧洲国家所普遍采用。15～16世纪，制造了一种经济、美观、便于携带的书籍；荷兰的埃尔塞维尔公司印制了袖珍本的书籍。从15～18世纪初，中国编纂、缮写和出版了卷帙浩繁的百科全书性质和丛书性质的出版物── 《永乐大典》、 《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 18世纪末，由于造纸机器的发明，推动了纸的生产，并为印刷技术的机械化创造良好的条件。同时，印制插图的平版印刷的出现，为胶版印刷打下基础。19世纪初，快速圆筒平台印刷机的出现，以及其他印刷机器的发明，大大提高印刷能力，适应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对书籍生产的不断增长的要求。 历史进程 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书是在5000年前古埃及人用纸莎草纸所制的书。到公元1世纪时希腊和罗马用动物的皮来记录国家的法律、历史等重要内容，和中国商朝时期的甲骨文一样都是古代书籍的重要形式。在印刷术发明之前书的拷贝都是由手工完成，其成本与人工都相当高。在中世纪时期只有少数的教会、大学、贵族和政府有著书籍的应用。直到15世纪谷登堡印刷术的发明，书籍才作为普通老百姓能承受的物品，从而得以广泛的传播。进入20世纪九十年代，随著网络的普及书已经摆脱了纸张的局限，电子书又以空间小、便于传播、便于保存等优势，成为未来书的发展趋向。 今天，人们能够了解中国三千多年前的奴隶社会状况，知道二千多年前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情形，读到优美的汉赋、唐诗、宋词、元曲……这一切，都有赖于古代的书籍。 中国最早的书籍，出现于商代，是用竹子和木头做的。竹子和木头是常见并容易得到的东西，在造纸和印刷术发明之前，缺少合适的书写材料，人们就把竹子和木头削成狭长的小片，用毛笔在上面写字。用竹子削成的狭长小片叫“竹简”，用木头削成的叫“木简”，它们统称为“简”。简上通常只写一行字，如果写错了，就用小刀刮去重写，所以古代把删改文章叫“删削”，这个词一直沿用至今。书籍开本有大有小，古代的简也有长有短，最长的三尺，最短的只有五寸。写一部书要用很多简，把这些简编连起来就成为“册”。编册多用麻绳，也用丝绳（称“丝编”）或皮条（称“韦编”）。古书中提到的“韦编三绝”，说的就是著名思想家孔子，因为经常阅读《易经》，把编简的皮条都磨断了三次。一册书根据简的长短决定用几道编，一般用二、三道编，多的用四、五道编。表示书的数量的“册”字，便是一个象形字，很像绳子把一根根简编连起来的样子。 春秋、战国和秦汉时期，人们已经普遍用竹木简做书籍。春秋战国时期还出现过写在丝织上的书－－“帛书”，帛书比竹木简书轻便，而且易于书写，不过丝织品价格昂贵 ，所以帛书的数量远比竹木简书为少。东汉又出现了纸书，纸书轻便、易于书写，价格比较便宜，深受人们欢迎。以后纸书便逐渐流传开来，到了晋朝，纸书完全取代了竹木简书和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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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活动买的，书还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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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碑阴第3～14行记载的是当时汴梁路许州和长社县的官吏姓名和官职。元代的州县按照人口分上、中、下三级。许州和长社县均为下州、下县。据《元史·百官志》，元代下州设：“达鲁花赤、知州并从五品，同知正七品，判官正八品，兼捕盗事”，参佐官设“吏目一员或二员。”下县，秩从七品，设达鲁花赤、县尹、主簿、县尉、典史各一员。②李治安师《元代县官研究》曾指出这一制度的施行是比较严格的。③从碑阴记载来看，许州和长社县的官吏设置完全符合元朝规定，李师所言极是。惟官员的品级略与元制规定不同。从许州和长社县正官的散官品阶来看，许州达鲁花赤“武德将军”和知州“奉政大夫”皆为正五品，同知“忠显校尉”为从六品，长社县达鲁花赤“忠翊校尉”和县尹“承事郎”为正七品，皆比《元史-百官志》所载规定高出一个等级。这种情况的原因还有待于进一步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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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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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还可以，侧重整理，聊备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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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包括当今中国境内56个民族多元统一体的实体。这56个民族从历史上形成了他们之间既互相斗争、又互相依存统一，而又不能分割的整体。从远古的历史上看，在“中华民族”出现以前，中原及其周围地区，星罗棋布似的居住着无数的不同种姓的氏族和部落。王先生治学的根基是在北京大学、西南联大时期打下的。他在北大听钱穆讲中国上古史，通读《国》、《左》，写下了几篇论文，《重耳考》就是那时所作。抗战军兴，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迁址组成昆明西南联大，王先生步行入滇，从冯友兰、刘文典、闻一多、罗常培、魏建功、唐兰、陈梦家等先生习中国哲学史、《庄子》、《诗经》、《楚辞》、声韵训诂、古文字等课程。在刘文典《庄子》课上，他写了评论傅斯年《谁是〈齐物论〉之作者》的文章，否定傅先生将《齐物论》作者认为慎到之说。该文得到刘文典、顾颉刚、冯友兰、闻一多诸先生的好评，但傅先生却不高兴，说王先生专喜作翻案文章。此一风波竟影响了王先生报考北大文科研究所研究生，最后仅以备取生的身份录取。这篇学术批评文章遂被王先生深藏箧底，在《古史集林》中才第一次付梓。王先生对许多问题论证的透彻，是与他的古史研究具有延续性和联系性密不可分的。如王先生长于上古民族史与历史地理研究，得益于他对玁狁的深入研究。由玁狁牵扯出的有周一代洛之阳、太原地望的等问题，使他对先秦时期山西地理及古族活动十分熟悉，后来探讨先周族来源于山西等问题，显得驾轻就熟。又如王先生对楚族故地及其迁徙路线作过专文探讨，故在讨论周公奔楚问题时，想到此时楚尚在山东江苏之间，得出奔楚与东征实系一事的结论。王先生在论证商周社会形态问题时，思路亦有延续及一贯性。如他认为商代继统法以弟及为主，反映了母系社会制度在父系社会的残存。有了这个看法，在构拟先周世系时，就自然联想到周人先公也有兄弟相承的情况。可以说，王先生以深厚的学养集中研究数个专门问题，为后学树立了模范。 由于王先生具有科学的治学方法，故特别重视历史研究的真实性。他是主张以古鉴今的，但更强调求真。他说：“搞历史科学，起码的必要条件之一是求其真实。只有历史的真实，才可以起到借鉴作用。史实不真实，历史就成为毫无意义的东西了。”（见自跋）王先生有这个想法，故在许多问题上都具有独到的看法，并能随着新材料的发现而修正从前的看法，既不盲从大家，也不固守己说。 上文提到，王先生中学时代爱好文史，已有了据史料立论，不盲从大家的精神。在此后的治学生涯中，从大学时代不同意傅斯年先生论慎到为《齐物论》作者；到研究生时代否定王国维先生论鬼方、昆夷、玁狁为一族，活动于宗周之西或宗周东北并包其西；又到后来与顾颉刚先生商榷，肯定周初三监为管、蔡、霍，排除武庚在外；再到将于省吾先生所释“春”字改释为“朝”字等事中，王先生一直坚持着这种态度。虽然傅、王、顾、于诸位先生都是王先生平素尊敬、仰慕的大学者，但他还是以历史的真实为鹄的，不因袭前人之窠臼，勇于提出己见。这种精神对于后学是很有榜样作用的。 正如许多有成就的学者一样，王先生对于自己从前的看法，也勇于修正。如他在《鬼方考》一文中曾论鬼方文化高于玁狁，举鬼方有车战而玁狁无车战为例。见到1980年陕西长安县发现西周铜器多友鼎铭文中有玁狁车战的记载后，他旋即修正前说，承认以上一例误。《鬼方考》中曾引《易·既济》“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以为以武丁时国势之强，攻克鬼方尚须三年，可见鬼方之强。后来王先生认识到殷商时代不会有持续三年的大规模战争，遂在《鬼方考补证》一文中指出原来的看法是很错误的，“三年克之”中的三年当是商王纪年。《鬼方考》是荣获学术发明奖金的科研成果，王先生数十年中不忘加以修订补证，也是对自己学术结晶爱惜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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