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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马克斯·韦伯 著，康乐，简惠美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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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社会学
• 非正当性
• 支配
• 法律与社会
• 社会控制
• 权力
• 合法性
• 边缘化
• 社会规范
• 法律文化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ISBN：9787549500482

版次：1

商品编码：10668641

品牌：理想国（imaginist）

包装：精装

开本：32开

出版时间：2011-04-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631

内容简介

　　《法律社会学：非正当性的支配》是《韦伯作品集》之一。这一套《韦伯作品集》是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从台湾远流出版公司出版的《新桥译丛》中精选出来的十余种韦伯论著组成，即包括了韦伯“世界诸宗教的经济伦理观”以及“制度论与社会学”两大系列的全部著述，囊括了这位学术大师一生的思想与研究精髓。我细审本丛书的书目和编译计划，发现其中有三点特色，值得介绍给读者：一，选目的周详。二，编译的慎重。三，译者的出色当行。

目录

总序一　余英时
总序二　苏国勋
说明　康乐
社会学的基本概念
导言：韦伯的社会行动理论
前言
一　社会学与社会行动的定义
二　社会行动的类型
三　社会关系的概念
四　行动取向的类型：习俗、风俗
五　正当的秩序
六　正当秩序的类型：常规和法律
七　正当性的基础：传统、信仰及成文规定
八　斗争、竞争和选择
九　共同体关系和结合体关系
十　开放关系和封闭关系
十一　社会行动的责任归属：代表和相互责任
十二　组织的概念与种类
十三　组织中的共识秩序与强制秩序
十四　行政秩序与规约式秩序
十五　经营、经营组织、社团与机构
十六　权力与支配
十七　政治组织与神权组织
译名对照表
索引
经济行动与社会团体
第一篇　经济行动的社会学基本范畴
第一章　经济行动
……
第二篇　经济与社会团体
译名对照表
索引

精彩书摘

六“公权力”、“权力限制”与“权力划分”
不过，复仇倒是个出发点，可以直接走向形式明确且规则清楚的“刑事程序”之路，其理安在，下面便会明白。家父长和宗教与军事上对于违法行为的制裁，起初原则上并无形式和规则可言。此种情况，在家父长权力这方面，一般说来一直没有改变。在某些情况下，家父长权力首先会因为氏族权力、其次是宗教权力和军事权力的介入而受到限制，然而在其支配范围内极少受到法律规则（Rechtsregeln）的束缚。
相反的，各种原始的家外权力，包括被转用到各种家外关系上的家内支配权力（“家产制君主的”权力），亦即我们想要以“公权力”（imperium）这个共通的名称来统括起来的所有非家内的权力，逐渐地、因此也程度有别地受到规则的束缚。至于这些规则从何而来，在什么程度上是公权力的担纲者依自己的利益所制定，或者考虑到服从的实际限制而不得不这么制定，或者甚至是由其他的权力来加以制定，所有这些我们暂且不予讨论，因为这属于支配的课题。任何公权力通常都包括惩罚的力量——在过去用得比现今更广泛——尤其不单是直接以实力来去除不服从，并且更以不利于对方的威吓手段来令其屈服。此种惩罚力量可用之于公权力担纲者下属的其他“机关”（惩戒权力，Disziplinargewalt），也可用之于“臣民”（刑罚权力，Bupgewalt）。在这点上，“公法”直接触及“刑法”。不过，“公法”也好，“刑法”、“刑事诉讼法”、“宗教法”也罢，若要作为学术考察的个别对象，至少要在上述这些规则——作为具有实际约束力的妥当规范之总体——确实存在无误的情况下，方能成立。
这些规范通常是意味着对各确切领域的公权力的限制，虽然在另一方面，并不是任何一种限制都具有“规范的”性格。这样的限制可分为两大类：（1）权力限制（Gewaltbegrenzung），（2）权力划分（Gewaltenteilung）。（1）权力限制出现在，某具体的公权力由于神圣的传统或基于制定法、而与公权力服属者的主观权利有所冲突时。此时，权力拥有者只能发布特定种类的命令，或者，具有发布各种命令的权限——除了某些特定种类之外，并且在一定的前提条件下方可发布；唯有如此，所发布的命令才具有正当性与约束力。至于这样的限制是属于“法律性的”（rechtliche）限制，或“习律性的”（konventionelle）限制，抑或“惯习性的”（gewohnheitsmapige）限制，则取决于是否有一个强制机构来保障此一限制得以遂行（无论其强制手段是多么力不从心），或者只能借着习律性的非难来加以限制，抑或最终连基于共识的限制都没有。（2）权力划分出现在，某种公权力与其他旗鼓相当的或就某方面而言位于其上的公权力发生冲突时，并且从后者的妥当性当中，呈现出此种公权力的限制所在。
……

前言/序言

法律社会学：非正当性的支配 一部深入剖析权力、法律与社会运作的理论力作 本书并非对特定法律条文或司法判例的详尽梳理，亦非传统意义上的法律教科书。它是一部聚焦于法律社会学核心议题的理论探索，旨在揭示法律在社会结构中实际扮演的角色，特别是当法律秩序的“正当性”遭遇质疑，甚至被权力系统性地规避或颠覆时，社会如何维系或瓦解。 核心关切：支配的隐秘机制与合法性危机 本书的出发点，是对现代社会中“支配”（Herrschaft）现象的深刻反思。我们关注的不是法律条文是如何制定的，而是它们在实践中是如何被解释、被执行，以及最终如何服务于特定的社会群体。传统法学往往聚焦于法律的规范性层面——即法律“应当是什么样”；而本书则转向其经验性层面——即法律“实际上在做什么”。 我们认为，法律体系的有效性，根植于其声称的“正当性”（Legitimität）。然而，在复杂多变的现代社会中，这种正当性正面临多重侵蚀。权力结构往往通过精心构建的叙事，使那些本质上是基于强制或利益分配的支配关系，披上理性、公正的外衣。这种“非正当性的支配”（Domination without Legitimacy），是现代社会稳定背后的一个巨大张力点。 本书将深入探讨以下几个关键领域： --- 第一部分：法律符号与社会现实的张力 1. 法律的“表演性”与符号权力 现代国家机器的运作，越来越依赖于仪式化的法律展示。法院的庄严、法官的服饰、冗长而复杂的法律程序，共同构成了一套强大的符号系统。我们分析这些符号如何制造一种“法律在起作用”的表象，即使在实际的社会纠纷中，这些符号的意义可能被权力精英所架空。这不是关于法律的有效性，而是关于法律的“可见性”如何被策略性地利用。 2. 规范的“内化”与“规避”的辩证法 法律的理想状态是社会成员对其规范的自愿内化。然而，本书考察了在不同社会阶层和群体中，对法律规范的不同反应。对于弱势群体而言，法律可能是压迫的工具；对于强势群体而言，法律规则则常常是需要被巧妙“规避”的对象。我们通过社会学的方法，描摹出“遵从”与“规避”之间的动态平衡，揭示了规范在不同情境下如何被“软化”或“强化”。 3. 法治理念的“技术化”陷阱 当代法治话语倾向于将法律问题简化为技术性、专业性的操作。这种“技术化”的倾向，使得普通民众难以介入对法律正当性的讨论。本书批判了这种趋势，认为当法律的运作完全脱离公共伦理的审查，仅仅成为官僚或技术官僚的工具时，其正当性的基础便开始动摇，为非正当的支配提供了操作空间。 --- 第二部分：权力场域中的法律主体性 4. 法律“行动者”的社会分层 法律不是一个孤立的体系，它由一系列具有特定社会背景的行动者所构建和执行。本书细致考察了法官、律师、警察乃至立法者在社会中的地位、职业文化和利益网络。他们的个人经验、意识形态和所属的社会阶层，如何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法律的解释和适用？我们强调，法律的“客观性”往往是这些行动者在特定权力场域内达成的一种暂时共识，而非超验的真理。 5. 弱势群体的“法律缺席” 本书特别关注法律体系中“被遗忘者”——那些因资源匮乏、信息不对称或结构性歧视而无法有效进入法律场域的群体。法律对他们而言，与其说是一种保护，不如说是一种“缺席”或“不可达性”。我们探讨了这种“法律缺席”如何固化了现有的社会不平等，使支配得以在透明度较低的领域持续运作。 6. 制度惯性与反思性能力 法律体系一旦建立，便会产生强大的制度惯性。这种惯性使得体系在面对新的社会危机和伦理挑战时，往往反应迟缓或采取保守立场。我们分析了法律社会如何丧失其必要的“反思性能力”，即批判自身缺陷并自我修正的动力。这种僵化本身，就构成了一种阻碍真正正义实现的结构性支配。 --- 第三部分：对非正当性支配的社会回应 7. 替代性法律实践的探寻 当主流法律体系被视为工具化或失灵时，社会内部会自发产生替代性的冲突解决机制。本书考察了非正式的调解、社区自治、民间互助网络等现象。这些“场域外”的实践，虽然可能缺乏国家强制力，却往往承载着更直接的社群正义感。我们辨析了这些替代实践如何挑战、补充或最终被国家法律体系所吸收和规训的过程。 8. 抵抗的社会学：法律之外的“正义叙事” 面对系统性的非正当性支配，社会抵抗（无论是公开的抗议还是隐秘的日常抵抗）总会发生。本书将抵抗的焦点从单纯的法律诉求，转移到对“何为正义”这一基本概念的重新构建上。当既有法律话语无法为特定群体辩护时，新的正义叙事便在社会运动和社会文化领域中孕育而生。这种叙事创新，是对法律符号霸权的根本性挑战。 结论：走向有意识的法律批判 《法律社会学：非正当性的支配》并非旨在提供一套“万能药方”，它所提供的，是一套批判性的分析工具箱。通过对法律与权力关系边界的持续审视，本书旨在促使读者跳出法律规范的迷思，以一种更具社会敏感性的视角，去理解法律在维护既有秩序和催生社会变革中所扮演的复杂、有时甚至是矛盾的角色。最终，真正的法治，有赖于社会对支配结构——无论其多么巧妙地披着“合法”的外衣——保持警醒和持续的批判。 --- 推荐读者： 社会学、法学、政治学、公共政策研究领域的学者、研究生，以及所有对权力运作、社会正义和现代国家治理机制抱有深刻疑问的思考者。本书挑战既有认知，鼓励对法律的“信仰”进行严肃的经验主义反思。

评分☆☆☆☆☆

说实话，一开始我对《法律社会学：非正当性的支配》这本书并没有抱太高的期望，以为会是市面上那种泛泛而谈的理论堆砌。但当它摆在我面前时，那种厚重感和封面设计就吸引了我。读进去之后，我才发现这本书的深度和广度远超我的想象。作者对于“非正当性支配”的论述，简直是为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我一直觉得法律应该是维护公平正义的工具，但这本书却深刻地揭示了，法律本身也可能成为构建和巩固不平等权力关系的手段。书中引用的大量社会学研究和案例，都非常有说服力地证明了这一点。作者并没有简单地批判法律，而是试图去解释法律是如何在社会结构中运作，以及它如何与非正当的权力形式相互作用。这种分析方式非常具有启发性，让我能够理解为什么在一些看似正常的法律制度下，仍然会存在根深蒂固的社会问题。阅读这本书的过程，就像是在解构我对法律的固有认知，每一次思考都让我对社会运行的复杂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它让我开始反思，我们所处的社会，有多少“合法”的规则，实际上是建立在某种形式的“非正当性支配”之上的。

评分☆☆☆☆☆

这本书简直是让我大开眼界！我一直对法律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感到好奇，但总是觉得市面上的书要么过于理论化，要么过于碎片化。当我拿到《法律社会学：非正当性的支配》这本书时，就有一种预感，它可能会填补我知识上的空白。读完之后，我的预感得到了证实，甚至远超我的期待。作者并没有将法律仅仅视为一套冰冷的条文和程序，而是将其置于错综复杂的社会现实之中，探讨了法律如何渗透进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又是如何被社会力量所塑造和扭曲。特别是“非正当性支配”这个概念，我之前从来没有这样深入地思考过。它揭示了即使是看似合法的权力，背后也可能隐藏着不平等的结构和不公正的实践。书中的案例分析非常精彩，从历史上的案例到 contemporary 的社会现象，都通过法律社会学的视角进行了剖析，让我能够更清晰地理解法律是如何在维护社会秩序的同时，也可能成为压迫和剥削的工具。阅读过程中，我常常停下来思考，原来我所经历的一些“不公平”现象，背后竟然有如此深层的社会和法律根源。这本书不仅提供了知识，更重要的是，它激发了我对社会公正和权力运作的批判性思考，让我觉得自己不仅仅是一个旁观者，而是能够以更深刻的视角去理解和审视我所处的社会。

评分☆☆☆☆☆

我一直认为，法律是社会有序运行的基石，但《法律社会学：非正当性的支配》这本书，却让我看到了法律更为复杂和不为人知的一面。作者用犀利的笔触，揭示了“非正当性支配”这一概念的深刻内涵。它不像我们通常理解的直接压迫，而是一种更加隐蔽、更加渗透性的权力运作方式，它巧妙地将社会不公合理化，甚至让被支配者在一定程度上认同这种支配。书中的分析，让我开始审视那些被我们视为“正常”的社会规则和法律体系，原来在这些“正常”之下，可能隐藏着深刻的权力不平等。作者在不同章节中，对不同社会情境下的“非正当性支配”进行了细致的描绘，从历史演变到当代现实，都展现了其顽固性和变异性。这种分析让我不得不重新思考，我们所追求的“法治”，究竟是仅仅形式上的合规，还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平正义。这本书极大地拓展了我对法律与社会权力关系的理解，让我认识到，要实现真正的社会公正，不仅仅是完善法律条文，更重要的是要挑战那些隐藏在法律背后的非正当性支配结构。

评分☆☆☆☆☆

刚翻开《法律社会学：非正当性的支配》，我以为会是一本枯燥乏味的学术著作，毕竟“法律社会学”这个名字听起来就有些距离感。然而，随着阅读的深入，我完全被这本书的洞察力所折服。它以一种引人入胜的方式，将抽象的社会理论与具体的法律现象联系起来，让我看到了法律在社会转型时期所扮演的复杂角色。书中关于“非正当性支配”的论述，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作者巧妙地揭示了，法律的有效性并非总是建立在正当性的基础上，而往往依赖于社会中既有的权力结构和资源分配。这种支配，即使在表面上看似合乎程序，却可能因为其固有的不平等性而导致长期的社会紧张和冲突。我尤其欣赏作者在分析一些社会议题时，所展现出的宏观视野和细致入微的洞察。他能够从历史的纵深和跨文化的比较中，找到不同社会中法律与权力相互作用的共性与差异。这本书让我意识到，理解一个社会的法律体系，绝不能仅仅停留在法律文本层面，而必须深入到其背后的社会力量、文化价值观以及权力分配之中。对我而言，这不仅是一次知识的获取，更是一次思维方式的重塑，让我对“合法性”与“正当性”这两个概念有了全新的理解。

评分☆☆☆☆☆

这本书简直是一场思想的盛宴。《法律社会学：非正当性的支配》以一种极为独特的方式，触及了我内心深处对社会公正的关切。我一直以来都觉得，法律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但总是觉得对它与社会权力之间的复杂纠葛了解不够深入。这本书恰恰填补了这一空白。作者对“非正当性支配”的阐释，并非简单的理论口号，而是通过扎实的社会学分析和丰富的实证材料，展现了权力如何在法律的形式下，以一种不易察觉但却极为强大的方式运作。我尤其喜欢作者的叙事方式，他能够将抽象的社会学理论，以一种生动形象的语言呈现出来，让我这个非专业读者也能轻松理解。书中的例子，从社会制度的运作到个体经验的分享，都充满了现实的张力。它让我看到了，法律的制定和执行，从来都不是价值中立的，而是深深地烙印着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的印记。读完这本书，我感觉自己对“法律”这个概念有了更立体、更具批判性的认识，不再仅仅将其视为一种规范，而是一种社会力量博弈的场域。

评分☆☆☆☆☆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德国学者，与马克思、涂尔干齐名，并列为现代社会学的奠基者。历任析林、弗莱堡及海德堡等大学教授。一生著述甚多，以《宗教社会学论文集》及《经济与社会》等最为重要，以《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等最为国内读者所知晓。译者简介：康乐：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博士。简惠美：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

评分☆☆☆☆☆

很喜欢韦伯的书 这套精装很喜欢

评分☆☆☆☆☆

就斤斤计较境界馆领取了微博小秘书

评分☆☆☆☆☆

不少中国学者认为“知识分子”这个词是西文的译语。台湾大学社会系的叶启政教授对此有比较详尽的讨论。按照叶启政的看法，“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来自西方。欧洲有关知识分子的概念有两个，就现行较常用的英文来说，一个是intelligentsia, 另一个是intellectual。这两个词分属东欧和西欧，含有不同的历史意义。intelligentsia来自俄国，1860年由作家波波里金（Boborykin）提出，专指19世纪30到40年代把德国哲学引进俄国的一小圈人物。当时的沙皇俄国相当落后，留学生带回西欧社会思想及生活方式，不满当时俄国的状况，或者满怀乌托邦的理想高谈阔论并模仿西欧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或者着手实际的社会改革，他们当中后来产生出不同的思想群体，如民粹主义、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新康德主义等。另有学者认为，intelligentsia这个词源于波兰，1844年即由李贝尔特（Karol Libelt）使用。当时的波兰有一个文化上同质性很高的社会阶层，他们的心理特征、生活方式、社会地位、价值体系都独具特色。这个阶层是拥有土地的城市贵族，与正在兴起的中产阶级有别，为了维持其独具特色的生活方式，设立了一套自己的教育体系。在此体系中，学生学习各方面的知识，突出培养强烈的领导意识与社会责任。由此环境培养出来的人非常重视自己的学历并以此为荣。后来这种贵族式的精神为波兰受高等教育的人所继承，他们勇于批判社会，以国家大事为己任。当波兰被列强分割时，这批人成为救国和反抗统治者的主要力量。因此，从intelligentsia这个词的历史含义来看，知识分子是一群受过相当教育、对现状持批判态度和反抗精神的人，他们在社会中形成一个独特的阶层。这个阶层及其传统特性在十月革命后已经逐步瓦解消失。苏联时代以及在十月革命影响下先后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把知识分子定义为从事脑力劳动的专业人才，不再指具有强烈社会意识及批判态度的特殊阶层。西欧“知识分子”一词的来源与东欧不同。Intellectual来自法国，起源于1898年的德雷福斯案件（Dreyfus Affair）。左拉在1898年1月13日以《我控诉！》为题给总统写了一封公开信，呼吁重审德雷福斯被诬案。第二天，这封公开信在《曙光》报上刊出，主编克雷孟梭用“知识分子宣言”（Manifeste des intellectuels）几个字来形容它。此后，只要一提intellectuels，人们就理解为主张或同情为德雷弗斯平反的作家、教授、新闻记者们，他们对时政和时局多所指陈訾议，是政治上激进色彩很浓的人。因此，法文中的intellectuels专指一群在科学或学术上杰出的作家、教授及艺术家，他们批判政治，成为当时社会意识的中心。这种传统渊源于法国大革命后一批受过教育的人。他们反抗当时社会既有的标准及措施，谈论、鼓吹实证哲学，具有相当浓厚的革命气息。这些人大都不在学术界，而是长年逗留在咖啡馆中高谈阔论，带有波西米亚圣徒（Messianic Bohemians）式的精神，以天下为己任。就此传统来看，intellectual没有社会阶层的含义，而注重个人心态及其在社会上所扮演的角色。由于这两个词的历史含义有所不同，因而在现代英语中通常intellectual泛指“知识分子”，而intelligentsia则专指“知识阶层”。

评分☆☆☆☆☆

韦伯的学说,有系统,有逻辑,很深刻.这套广西师范出版社出品的韦伯作品集真的很好

评分☆☆☆☆☆

本书对西方城市的发展做了理论上的梳理。作者基于相对封建国家的合法性支配而将西方城市尤其是城市自治时期的权力运作方式，称为“非正当性的支配”。韦伯对中外城市的历史史实的把握是十分了不起的，要超过几乎我所阅读过的对相关问题进行论述的所有社会科学家，而其大跨度的比较分析则是顺手捏来，由此可以深入剖析西方城市形态，进而对西方公民社会的起源、市民公共生活状态有深入的了解。

评分☆☆☆☆☆

正当性是在经验和理性两个维度上寻求最高的“合法性”。就经验层面, 正当性表现为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和尊重; 就理性层面, 正当性是经过道德哲学论证而取得的合理性。这两方面共同构成了正当性概念的结构: 第一, 在理性层面, 正当性要求一种客观要素:符合某种规范或客观标准, 这可以说是西方古代自然法的核心诉求; 第二, 在经验层面, 正当性要求一种主观要素: 公众主观意志的表达(服从意愿的表达) , 这是西方近代社会契约论充分表达了的正当性观念。正当性概念的二元结构尽管全面, 但却会有矛盾, 客观要素赋予了正当性以“真理”的地位, 但它可能沦为统治者的主观臆断; 主观要素诉诸“多数同意”的解释正当性, 但多数不代表必然正确(尽管通常来说它有接近正确的最大可能性) , 真理可能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正当性概念似乎只能在这种矛盾却互补的二元结构中理解。合法性（英语：Legitimacy；又译正统性、正确性、合理性或正当性是一个被广泛使用的政治概念，通常指作为一个整体的政府被民众所认可的程度。约翰·洛克：政治正当性来自被管治者的同意。”在政治科学中，正当性是人民对律法或政权作为一种权威所给予的认受。在这里，“权威”代表建制政府当中一个特定位置、“正当性”代表一个政府“体系”－－而“政府”则代表一个“势力范围”。政治正当性被视为管治的基本条件，缺少政治正当性，政府会在立法机关面临困局并倒台；但在某些政治制度下这个情况不会发生，不受人民欢迎的政权仍然可以生存，因为一小群有影响力的精英依然认为该政权有正当性。在道德哲学中，“正当性”经常被正面地解读为一种由人民授予其管治者、相关机构、职位及行为的规范性地位，其基础是人民同意现政府的组成的合法性以及其运用权力的手法仍然维持恰当。在法律当中，正当性和合法性有所区别，政府行为可以是合法但同时缺乏正当性，例如在1964年北部湾事件后美国国会所通过的北部湾决议案，容许美国在没有对越南正式宣战下与其交战；另一方面，政府行为亦可能是正当但不合法，例如：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智利1973年的军事政权，又或者在一场宪制危机里各个具正当性的政府机关互相角力的话，也会出现类似情况。在中国政治哲学当中，从周朝（公元前1046–256年）开始，统治者和政府的政治正当性由天命所授，不公义的统治者会失去天命授权，继而失去对人民的统治权利。启蒙时期英国社会理论家约翰·洛克提出，政治正当性来自群众或明示或暗示的同意(英语：consent)：“第二（政府）论的论点是除非得到被管治者的同意，否则该政府不具正当性。”德国政治哲学家Dolf Sternberger说：“正当性是得以施行的政府权力的基础，是在政府有意识到其管治权利的同时，被管治的也对该权利有某种承认。”[4]美国政治社会学家西缪·马丁·李普赛特指出，正当性也“涉及到一个政治体系有多少能力去制造和维持一种认同现存政治机制是对该社会最适合和适当的信念。”美国政治理论家Robert A. Dahl以水塘为喻解释正当性；只要存水维持在某一程度，政治稳定便得以维持，但假若存水低于该程度，政治正当性就会受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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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货速度非常快，赞赞赞赞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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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社会现象有的更深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