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人生纪实（套装上下册）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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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李相东 编，张芬之 校

出版社： 凤凰出版社

ISBN：9787550605510

版次：1

商品编码：10838045

包装：平装

丛书名： 领袖人生纪实丛书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1-09-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916

套装数量：2

字数：914000

正文语种：中文

编辑推荐

　　 国有难事念陈云
　　 他，是中国两代领导集团核心成员，他的经济思想影响了党经济战线上的几代人，他默默无闻建立的一世功勋将造福几世人。
　　 他如何从练塘镇下塘街的一个贫苦农家走出来而参加革命成为新中国两代领导核心？
　　 他在开国之初如何披荆斩棘于一片废墟中果敢决策使经济从复苏走向繁荣？
　　 他如何于无声处搭建和推动的经济战略，一步步地使中国经济平地起惊雷？
　　 在中国政坛上他如何起起落落却不倒并影响领导层运用将其经济才能付诸实施？
　　 他不扬名不靠权，凭什么位列近代中国六大领袖之列并被后人颂扬铭记？

内容简介

　　 《陈云人生纪实（套装上下册）》内容是从众多有关陈云的图书及相关报刊杂志上选录的，主要收录的是陈云同志的秘书、战友、同事及亲属的回忆文章及专著，还有一些是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陈云人生纪实（套装上下册）》在编辑体例上主要以历史时期划分，将陈云的革命生涯划分为八个时期，每个时期又分为历程、交往和珍闻三个部分，试图立体式地展现陈云不平凡的一生。
　　 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和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成员，陈云的一生是极其不平凡的：从少年失父母、练塘求学，到赴商务印书馆谋生；从投身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参加特科秘密工作，到长征中担负特殊使命，迎接西路军；从出掌中央组织部、领导西北财经工作，到转战东北、接管沈阳；从建国初统一财政经济、恢复经济建设，到“大跃进”后降低钢铁指标、调整国民经济；从“文革”中受到错误批判、到江西“蹲点”，到参与拨乱反正、全面开创改革开放的新局面……陈云以其非凡的经历、务实的精神以及在经济工作中的特殊才干，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为了进一步宣传陈云同志的光辉业绩和不朽风范，作者编辑出版了《陈云人生纪实（套装上下册）》。

作者简介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是党中央直属事业单位，是编辑党和国家重要文献、研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思想和生平的部门。1980年5月由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改名而成。主要职能是：编辑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及现任中央主要领导人的著作，编辑党和国家及军队重要的当代文献和历史文献；撰写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和其他中央主要领导人的年谱、传记及传记性作品，研究他们的著作、生平和思想；研究和宣传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收集国内外有关的研究动态，与国内外学术界进行必要的交流；审核或协助审核、审查准备公开发表或出版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邓小平、陈云和现任中央常委未发表过的历史文稿、有关音像制品，有关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工作和生活情况的重要图书、文章及音像制品等，以及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电影和电视作品；负责联系中央指定由中央文献研究室联系的其他老一辈革命家和历任中央主要领导人著作的编辑和年谱、传记的撰写工作；承担党中央交办的其他任务和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的具体事务。

目录

第一编早年岁月
（1905-1927）历程
少年时代3
在商务印书馆的日子19
投身工人运动30
交往
师生情谊--与他的三位老师47
当学徒的介绍人--与张子宏50
入党介绍人--与董亦湘54
珍闻
少年陈云56
奋发有为的青年60
“只要立志革命，不怕没饭吃”63
小“听客”64

第二编 红军时期
（1927-1937）历程
有勇有谋的农运领袖71
在上海从事秘密工作95
在中央苏区125
长征中的特殊使命146
交往
“一个深晚”--与鲁迅164
在朝夕相处的日子里--与段子俊169
“这顿饭非吃不可”--与谢良177
“应当肯定席懋昭同志为革命烈士”--与席懋昭180
珍闻
调查细致奖惩分明185
“这份东西是我的笔迹”191
珍贵的历史文献197
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203
《随军西行见闻录》207
组建“新兵营”212
号召“向文化进军”216
创建我军第一支航空队220

第三编 延安年代
（1937-1945）历程
出任中央组织部部长227
注重选拔人才242
讲授党的建设课274
“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297
领导西北财经工作301
交往
“写得可以，就照这样去讲”--与徐明清311
“延安时期的六个印象”--与袁宝华314
喜结良缘--与于若木317
几次难忘的教诲--与刘家栋325
选拔干部的四条标准和四条原则--与刘洪生343
肝胆相照以诚相待--与何穆、陈学昭350珍闻
中央组织部部长的情怀356
党依靠的武器，唯一的就是纪律364
一贯不搞特殊376
“吃饭要照镜子”382
热情关心他人384
“浪费了可惜”388
俭朴的生活390

第四编 转战东北
（1945-1949）历程
挺进东北399
出任北满分局书记410
建立北满根据地423
起草《关于东北形势和任务的决议》442
在南满坚持斗争452
主持东北财政经济工作461
在全国劳动大会上作报告480
“要把沈阳接管好”485
西柏坡之行504
交往
“张闻天的追悼会，我一定要参加”--与张闻天、刘英
513
患难之交--与萧劲光518
“百战沙场碎铁衣”--与洪学智524
要放手开展工作--与韩光529
珍闻
“四保临江”与“三下江南”534
在南满进行土改538
“我感谢你们这些'榔头兵'”541
健全党内生活的三条意见544
汽车是左侧通行，还是右侧通行？546
“马火车”548
沈阳工人代表大会551

第五编 建国初期
（1949-1956）历程
第一任中财委主任557
统一全国财政经济583
制定抗美援朝开始后的财经方针596
主持编制和实施“一五”计划602
与高岗分裂党的阴谋的斗争609
作出粮食统购统销的决策612
主持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工作616
在党的八大上622
交往
中财委的两位领导人--与薄一波633
半个世纪的真诚友谊--与章乃器645
“马寅初的问题，应该平反”--与马寅初657
珍闻
“我也是上海的工会干部嘛”666
要吸收资本家参加工作672
解决上海工人失业问题674
不要只想到做官，忘记了革命680
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子孙万代683
三次视察鞍钢685
关注新中国的汽车工业690
有计划地治水696
善于抓大事706
不收礼，不吃请708
50年代三次到青浦搞调查711
八大期间与外国代表团的谈话714

第六编 十年探索
（1956-1966）历程
“三个主体，三个补充”725
在“大跃进”运动的狂飙中733
降低钢铁生产指标764
一切为了度过困难时期792
第四次回乡825
谋划调整良策838
向毛泽东提出分田到户864
交往
“陈云看问题很尖锐”--与毛泽东875
“陈云真会过日子”--与周恩来891
“你是卖布的出身啊”--与沈鸿896
“希望你们定期来看看我”--与吴宗锡903
“我们合个影”--与赵开生910珍闻
“我看陈云同志行”913
要把群众的衣食住行作为战略问题来考虑914
“这个先生不可少”918
“为中国工人阶级争光”920
“虽是亲朋故旧，也要一视同仁”923
视察武钢926
“不能把科学当成迷信去破”937
视察抚顺943
要自力更生发展化肥工业947
两次调查会952
“公私并举、私养为主”958
“对领导和群众都一视同仁”961
超人的毅力964

第七编 “文革”经历
（1966-1976）历程
“文革”初期的遭遇969
在江西“蹲点”的日子974
考察南昌县农村995
钢城之行1001
萍乡、安源之行1008
关于对外贸易的几点思考1015
交往
将军管理经济--与李先念1026
父亲的两封信--与陈伟华1029
谆谆教诲，永生难忘--与曾文威1038
我认识了陈云--与胡少春1046
“我们是老相识了”--与李赤1052
两只折叠凳子--与陈天赋1057
“慈父”般的教诲--与傅可新1060
珍闻
“黑帮这个词可不能随便用啊”1064
“钱由我出，就这样定了”1066
年夜饭1068
一顶军帽1071
深入基层，求实创新1072
工人的贴心人1078
难忘的一课1080
陈方的婚礼1083
给女儿发工资1085
“做事不能脱离群众”1086

第八编 改革开放
（1976-1995）历程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1091
再次出掌经济工作1121
探索计划与市场的关系1140
历史决议要写“党的60年”1147
借外债一定要“用得好”1163
倡导从严治党1174
“必须成千上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1187
两个文明要一起抓1196
在老一代交接班中发挥重要作用1204
交往
手术前唯一的牵挂--与潘汉年1212
“你是全国有名的教授了”--与侯宝林1222
“你是小彩舞”--与骆玉笙1224
“'三将军'怎么没有来”--与汪雄飞1226
“以后可要常来看我呀”--与赵天元1228
“你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与阿尔希波夫1234
珍闻
打算盘1236
“外国资本家也是资本家”1237
关于整理古籍的指示1240
与烈士子女一起过春节1245
“出人、出书、走正路”1250
长大后做一个合格的接班人1271
关注水资源和工业污染问题1274
怎样做到实事求是1277
心中有群众1280
云栖竹径杭州情1282
“剪刀博物馆”1286
“睡觉第一，吃饭第二”1288
在上海华东医院的日子里1294
最后岁月1297
遗产1307
编后记1312
说明1314

精彩书摘

为促进全党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统一而奋斗
七大的路线是团结胜利的路线，这是全党经过抗日战争时期的成功实践，进一步认清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而实现的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空前团结。刘少奇为这一团结做出了重要贡献。
早在1931年1月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上，会议决议案中就提出要召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委托新的政治局开始准备工作。然而，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党在苏区和白区的斗争中陆续遭受严重挫折，根本没有条件召开七大。
1937年抗战爆发后，中共在当年召开的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又提出召开党的七大的任务，并成立了由毛泽东为主席、王明为书记、张闻天等为委员，共25人组成的筹备委员会，刘少奇也是其中之一。以后六中全会又正式作出《关于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对七大的中心任务、代表产生和议事日程等问题作了具体规定。筹备召开七大成为党的重要任务之一。
但是，在筹备召开七大的工作中，最重要的是要使全党的思想实现统一。没有党的思想统一，七大就不可能顺利地召开。也就是要使全党对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在思想认识上要达到统一，其实质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然而，在准备召开七大，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中，党内的思想认识并不一致，教条主义倾向在一些高级干部中仍有一定市场。1940年3月，王明在延安再版他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一书，仍然坚持他过去的教条主义倾向的错误。1941年，王明在进中央医院前的书记处会议上，还坚持说中央路线是错误的，《新民主主义论》要修改。他还曾向张闻天、刘少奇宣传，中央路线是错误的，要他们主持公道。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决定推迟召开七大，而在全党自上而下地开展整风学习运动，从思想上真正解决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问题。同时，中共中央电令在华中的刘少奇返回延安，参加七大。
刘少奇回到延安，对促进全党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统一，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3年3月，在中央机构调整中，刘少奇进入中共中央领导核心。在年初的这段期间，他系统地总结自己在华北、华中工作的经验，写成《六年敌后工作经验的报告》（以后这个报告收入《刘少奇选集》时，题为《六年华北华中工作经验的报告》），并分两次在政治局会议上，对这部分工作作了汇报。在汇报中，他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深刻阐明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的总任务、总路线和总政策。刘少奇从中总结出这样一个道理，他说：
华北、华中以及皖南实践的经验，这样明确地证明了一个真理： 抗战以来，应该说是遵义会议以来，党中央的路线和方针是完全正确的。谁违背了它，谁就不能胜利。
通过这次总结，刘少奇对必须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一原则，理解得更深刻了。
7月，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2周年时，刘少奇写出了《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一文，在7月6日的《解放日报》全文刊登。
在这篇文章中，刘少奇从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共产党22年历史经验的高度，批判了那些“总是拿书本子做根据”，把马克思主义变成公式的教条主义者。他强调，在整风的基础上彻底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残余，是今天党的建设上的中心任务。他说：
22年来我们党的斗争经验是极丰富的，是多方面的。现在我不能一一加以说明。但是在各种经验中最重要的一个经验是什么呢？我认为，在各种经验中最重要的一个经验，就是关于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什么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这个问题。大家知道，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在中国也有许多人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命。然而何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何者又是假的马克思主义与假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个问题是在中国革命群众中，并在中国共产党内多年没有完全解决的一个问题，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者是有真假之分的。这种真假之分，并不以各人的主观自命为标准，而是有其客观标准的。如果我们的党员不了解这种区别真假马克思主义者的客观标准，而不自觉地盲从在一些假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去进行革命，那是再危险也没有了的事。这种经验应该是我们党的各种痛苦经验中最痛苦的一个经验。
刘少奇肯定地指出：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存在着这样两条路线和两种传统的： 一个是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和传统，另一个是孟什维克的路线和传统。前一个是以毛泽东为代表，后一个是以党内各派机会主义者为代表。这两条路线、两个传统，是经过了长期的激烈的斗争，内容是极端丰富的。在这种斗争中，党内的错误路线，孟什维克的路线，虽然也曾经在几个短的时期内占了上风，得到过暂时的胜利，但大多数的情形总还是把错误路线克服下去。我们的党虽然常常克服工作中的错误路线，但是对思想上的孟什维主义的体系，总是没有彻底加以克服，没有彻底加以清算，没有给它以致命的粉碎性的打击。因此，这种思想，这种传统，总还是在党内残存着，到了某个时期某种条件之下，它又发展猖獗起来，危害我们的党。
现在应该是时候了，应该从思想上、政治上、工作上彻底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的残余，应该很好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并用这些经验来教育我们的干部和党员。只有这样，才能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才能维护我们党的队伍的统一和纪律，才能保证我们党经常的正确的领导，才能在今后领导中国革命到达胜利。
刘少奇这样深刻地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把是否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一原则，提到真假马克思主义的高度，这对党内确实有一种警示作用。他还号召：“一切干部，一切党员，应该用心研究与学习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及其他方面的学说，应该用毛泽东的思想来武装自己，并以毛泽东的思想体系去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只要我们把这项工作做好了，我们就在思想上组织上准备了自己，我们就能以完全巩固、完全准备好了的姿态，迎接伟大光明的时期的到来。”
刘少奇的这篇文章鲜明有力，对清算党内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用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党起了重要作用。
这时，各地选出的七大代表，陆续汇集到延安，进行两条路线的学习，为七大的召开做思想准备。
1943年8月30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抗战时期党的路线问题。他指出： 国民党的政策是两面政策，抗日与反共。我们对国民党的斗争是以斗争求团结，中央的路线是正确的，王明只要团结不要斗争是错误的。因此，毛泽东提议继续举行政治局会议，展开对抗战时期党的路线问题的讨论。会议并决定由刘少奇向干部会议作报告（分四单位），“报告主要内容集中于抗战时期的投降主义，即主要反对新独秀主义，联系大革命时期的陈独秀主义”。
按照政治局会议的决定，刘少奇进行了认真准备。他回顾中共历史上走过的历程，重新阅读王明《为党的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在这本小册子的书页上，他写下了自己的读后感：“王明等人与李立三的争论，在路线上说来，是没有严格的原则区别的。王明在许多地方的谈话，比李立三还更‘左’些。”“王明等人在四中全会前所进行的反对立三路线的斗争，完全是布尔什维克党的纪律所不能容许的小组织的派别斗争，它起了极大瓦解党、破坏党的作用。”“从此开始了党的危机以至使党使革命受到空前的损失。”
同时，刘少奇参加了政治局在9月7日至10月6日召开的第二个“九月会议”。毛泽东在这次会上，用猛烈的火力批判了王明抗战以来的右倾错误；许多犯过错误的干部，也作了深刻的检查。会议空气有些紧张。
10月6日，刘少奇在会上发言，讲了党内斗争的传统问题。他说：
在党内干部中间自由讨论党的路线，是一种很重要的事，是一种党内斗争。过去党内斗争传统有许多不好的，如八七会议反陈独秀闹成宗派斗争，不让陈独秀参加，只许反陈的人说话，不许陈独秀方面的人发言；六大以后的顺直省委变成清谈俱乐部，不做任何工作；四中全会上王明领导的党内斗争搞了许多非法活动，学了莫斯科米夫与支部局斗争的最坏的东西；四中全会后中央苏区反罗明路线的斗争也是不好的。只有遵义会议的斗争与延安反张国焘的斗争是很好的，缺点是未从思想上解决问题。这一次应该有意识地造成健全的布尔什维克传统，除了思想上解决问题外，还要在组织上打散宗派。这要注意有正确的方法，才能达到目的。
首先要有自由批评空气，特别是中央负责同志应有这种精神准备，随时接受干部和群众的监督与批评；其次批评只准明枪，不许暗箭，彼此挑拨也是不对的；第三，发言一律称同志，不称首长，以利争论的展开。
刘少奇的这番话，有利于缓和当时紧张的空气和党内思想斗争的正确展开。
10月24日，刘少奇按照政治局的有关安排，在西北局高干会上，做了《关于党的历史问题》的讲演，系统回顾抗战以来的党内路线问题。
刘少奇首先从洛川会议开始讲起，指出，中央在以下三个问题上发生过争论：
第一是对于抗战形势的估计问题，大多数认为是持久战，抗战要经过退却、相持和反攻阶段；另外有人认为抗战可以速胜，不经过退却、相持阶段。
第二是统一战线问题，一部分认为国共合作是事实，但国民党对我们不怀好意，要提高警惕性，扩大自己力量，保持独立性；少数人对国民党进步有过分估计，忽视保持独立性和建立根据地。
第三是关于战略问题，也就是八路军到华北如何打仗。毛泽东提出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建立根据地，发展党与群众；另一些人主张应以运动战为主，集中打仗。
刘少奇指出，王明在1937年12月回国后，助长发展了这种意见，使毛泽东提出的正确主张受到孤立。六中全会基本从政治路线上解决了问题，但思想问题没有解决，而路线问题、组织问题都没有公开提。前年九月政治局会议提出了党的路线问题，但未做结论，以后经过整风、审查干部，现在要在思想上解决问题。
刘少奇从自己在华中工作的实践经验出发，认为王明的“中心错误是没有利用当时最好的时机，在长江流域搞游击战争”。他说：“长江局的路线不论什么都是所谓统一战线的，军队、政权、民运、党报等都是所谓统一战线的，不是党的。这是和蒋介石共产，王明向蒋介石说： ‘我的是你的，你的也给我一点。’但蒋介石是‘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结果就是‘赔了夫人又折兵’。”“这条路线如果在全中国贯彻实行起来，那在全国各地都要发生‘皖南事变’，我们要亡党亡国亡头。”
“党内还有另一部分人，是经验宗派赞助他们。”“也只有在教条宗派与经验宗派结合起来后，才能把毛主席孤立起来。”“这两个宗派结合起来对党危害是非常大的，但主要危险是教条宗派，所以我们主要的是要打击教条宗派，但经验宗派也要打散，目的是在于破坏教条宗派及经验宗派，建立马列主义的统一的党。”
刘少奇强调说：“在政治上反对投降路线，在组织上要打散这两个宗派；在思想上要反对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与方针，我们应当扶起来贯彻全党。”
他最后总结说：“从这样一个四中全会五中全会选举的创造与执行错误路线的中央，把路线弄清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之，直到今天才提出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只是在今天才能提出，才可以解决。”
刘少奇的这一讲话，对帮助广大干部正确理解毛泽东在抗战时期的正确路线，起了一定的重要作用。当然，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局限和刘少奇自己讲话的习惯，其中难免有一些过激的用语。但这在当时都是真诚地从党的事业出发来考虑问题的。
经过半年时断时续的整风学习和历史经验的总结，中央领导层和七大代表，对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的认识基本统一。1943年12月1日，王明写信给中共中央，承认“1941年9月底10月初时，同毛主席讲的关于国共关系和中央抗战路线问题的那些意见都是错误的”。他向中央声明“我完全放弃我自己的那些意见”，“一切问题以党的领袖毛主席和中央大多数同志的意见为决定”。
党的高级领导层和七大代表，对六届四中全会后的路线问题达成共识，就为七大的召开提供了有利的思想政治基础。
六届七中全会的召开
为了给七大的召开做好各项准备工作，1944年5月10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决定： 在七大召开前先召开六届七中全会，在5月20日左右召开首次会议，通过关于大会的准备问题。
5月21日，中共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中央会议——六届七中全会，在延安杨家岭开幕了。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毛泽东、朱德、刘少奇等17人，各地党政军负责人彭真、贺龙、陈毅等12人，计29人参加。
按照毛泽东的提议，这次全会有“两个任务，即准备七大与在七中全会期间处理日常工作”，“全会期间书记处及政治局停止行使职权”。
在第一天的会上，会议推举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朱德、周恩来，组成了七中全会主席团，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及七中全会主席团主席。以后在将近一年的时间内，中央委员会的工作就由这五人主席团主持。在此之后由七大选出的中央书记处成员，就由这五人组成，这实际上形成了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雏形。
主席团推举刘少奇为当天的会场主席。毛泽东在会上代表政治局向全会作工作报告，讲了抗战准备时期和抗战时期的主要问题。刘少奇主持通过了对党内历史问题的六点决议，对前一时期整风学习中讨论的问题作了总结。
这天的会上，还讨论通过了七大的议程，四个主要报告的负责人和各报告（政治报告除外）准备委员会的名单。会议决定毛泽东作政治报告，报告不设委员会，由主席团及全会讨论。刘少奇作组织及党章修改报告，由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高岗、谭政、王若飞等六人组成组织问题起草组，由刘少奇负责召集。朱德作军事报告。周恩来作统一战线报告及公开演讲。任弼时作党的历史问题报告，由任弼时、刘少奇、康生、周恩来、博古、张闻天、彭真、高岗等人，组成决议起草委员会，由任弼时负责召集。
会议批准了中央政治局过去关于召集七大及七大的准备工作。会议一直开到晚上8点才休会。
这次全会原计划开两个月。但急剧变化的国内形势使许多问题急需处理，结果会议一直持续了11个月。
在此期间，刘少奇除了参加主席团会议，同毛泽东、周恩来等共同商量加强城市工作，提出成立“联合政府”口号，派遣王震部南下，处理当时急剧变化的国内形势外，主要的工作集中在准备七大组织问题的报告。
9月下旬，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曾经确定争取在12月间召开七大。以后由于美国特使赫尔利来延安，周恩来随之去重庆谈判组织联合政府等问题，七大再次延期。
1945年3月初，国民党明确拒绝组织联合政府，国共为此进行的谈判陷入僵局后，六届七中全会重新回到准备召开七大的主题。同时，大大加快了对七大文件的起草工作。
还在1944年10月上旬，为了工作方便，刘少奇从杨家岭迁到枣园，住在毛泽东所住窑洞下面不远的一排三间的窑洞中。在这里，他一直住到1947年春离开延安时。师哲在他的回忆录中曾说道：“1943—1945年，他（刘少奇）曾集中精力为召开党的‘七大’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为了制定一个完备的党章，正确规定处理党内关系的基本原则，刘少奇进一步研究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学说。他让胡耀邦统计：“我们党里有多少人受过处罚，由于受处罚搞好的人多不多？有几个？”10月下旬，他还在有关干部会议上作了《关于建党中的几个问题的报告》。
1945年2月18日，刘少奇亲自为中央组织部起草致各中央分局的电报，指示：“七大即将举行，各地党员总数（部队党、地方党及沦陷区党），望于3月5日以前电告。如无确实统计，即由各局各区党委作谨慎的估计电告，请注意时间性。军队和民兵数目，请一并查告。”
3月上旬，七大党章草稿脱稿。7日，刘少奇主持召开党章座谈会，广泛吸取各方面的意见。之后，又进行了一定的修改。
3月31日，六届七中全会召开全体会议。会议首先讨论通过了毛泽东准备在七大所作的政治报告。接着讨论刘少奇负责起草的党章草案。刘少奇在会上对制订新党章的原则作了说明。他说：
“党章照顾了现在和将来，一方肯定了严肃性，一方允许了灵活性。”“总纲是党的基本纲领，作为党章的前提与组成部分，可以更加促进党内的一致。以毛泽东思想贯串党章，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特点；保证党与广大群众联系的群众路线；加强和扩大党内民主，也就是党内的群众路线，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党员有在一定的会议上可以批评党的任何工作人员的权利，这一条我动摇了几回，“任何”两字写了又圈掉，圈了又写上。六中全会时我写的党规党法是强调纪律的。当时新党员居绝大多数，现在这些党员都有五六年以上的党龄了，故我虽动摇了几次，但仍倾向于给党员这个权利，这样虽会出一些乱子，但否则乱子会更多。”
会议对这一条文进行了热烈争论。许多人对这个问题抱有怀疑，担心会产生流弊。周恩来发言说：“这是整党经验的总结，我过去就是吃了没有下级批评的亏。”
最后，刘少奇总括大家意见：“这一条还是保留。”会议一致通过了刘少奇准备提交七大讨论的党章草案。
4月20日，六届七中全会召开最后一次会议。通过了朱德所作的军事报告、七大议事日程、主席团名单、代表审查与会场规则。特别是通过了中国共产党24年历史经验的结晶——《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本来通过党的历史决议，是七大的重要议事日程。为了使七大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集中解决当前全国的政治问题，毛泽东在上年9月22日的主席团会议上，提出：“历史问题不在七大讨论，七中全会讨论写一决议，再由大会通过，七大则只搞政策、纲领，七大变成团结的会，一致对外。”
1945年3月31日，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通过毛泽东的这一提议。原则通过了由毛泽东和历史决议起草委员会“三番四复”修改过的历史决议草案，并决定将其提交七大后的新中央采纳修改。这一决议的通过，标志着全党的思想达到了空前的一致。
这个决议，对党的历史上的若干重大问题作了评述。其中，对刘少奇在白区的多年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纠正了1931年“左”倾临时中央对刘少奇的错误批判，认为他是十年内战时期“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中的代表”。决议郑重指出：
这个时期的城市群众工作，则应如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中的代表刘少奇所主张的，采取以防御为主，尽量利用合法的机会去工作，以便使党的组织深入群众，长期隐蔽，积蓄力量，并随时输送自己的力量到乡村去发展乡村武装斗争力量，借此以配合乡村斗争，推进革命形势。
刘少奇同志在白区工作中的策略思想，同样是一个模范。刘少奇正确地估计到1927年革命失败后白区特别是城市敌我力量的悬殊，所以主张有系统地组织退却和防御，“在形势与条件不利于我们的时候，暂时避免和敌人决斗”，以“准备将来革命的进攻和决斗”；主张有计划地把1924年至1927年革命时期的党的公开组织严格地转变为秘密组织，而在群众工作中则“尽可能利用公开合法手段”，以便党的秘密组织能够在这种群众工作中长期地隐蔽力量，深入群众，“聚积与加强群众的力量，提高群众的觉悟。”对于群众斗争的领导，刘少奇认为应当“根据当时当地的环境和条件，根据群众觉悟的程度，提出群众可能接受的部分的口号、要求和斗争的方式，去发动群众的斗争，并根据斗争过程中各种条件的变化，把群众的斗争逐渐提高到更高的阶段，或者‘适可而止’地暂时结束战斗，以准备下一次更高阶段和更大范围的战斗”。在利用敌人内部矛盾和争取暂时的同盟者的问题上，他认为应该“推动这些矛盾的爆发，与敌人营垒中可能和我们合作的成分，或者与今天还不是我们主要的敌人，建立暂时的联盟，去反对主要的敌人”；应该“向那些愿意同我们合作的同盟者作必要的让步，吸引他们同我们联合，参加共同的行动。再去影响他们，争取他们下层的群众”。一二·九运动的成功，证明了白区工作中这些策略原则的正确性。
应该说，这是对刘少奇近二十年为党奋斗的高度肯定和赞扬，这也是党选定刘少奇在七大会议上作《修改党章的报告》的根本原因。
至此为止，召开七大的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

前言/序言

　　陈云同志伟大光辉的一生陈云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卓越领导人。他的一生，是光辉战斗的一生。他在七十余年的革命活动中，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不磨灭的功勋。
　　1905年6月13日，陈云同志出生于江苏省青浦县章练塘镇（今上海市青浦县练塘镇）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两岁丧父，四岁丧母，由裁缝出身的舅父抚养。1919年五四运动的影响传播到他的家乡，他参加了罢课和宣传活动。这一年的冬天，他高等小学毕业，因家贫无力再上学，离家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当学徒，后来当店员，独立谋生。此后，他开始接触并接受革命的民主思想和共产主义思想。1925年他参加五卅运动，同年8月任商务印书馆发行所职工会委员长，参加领导全馆职工的大罢工，并取得胜利，随后即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他参加上海工人为配合国民革命军北伐而举行的三次武装起义。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任中共青浦县委委员、淞浦特委组织部部长等职，参加领导当地农民武装暴动，受到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通缉。
　　1929年春至1931年春，他先后任中共江苏省委沪宁巡视员、省委军委委员、省委常委兼农委书记，中共上海闸北区委书记、法南区委书记，中共江南省委组织部部长兼外县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省委书记等职，参加领导江苏和上海的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1930年9月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委员，5月任中央特科（担负保卫党中央机关安全任务的组织）书记，9月被指定为中共临时中央成员。1932年3月任中共临时中央常委、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
　　1933年1月，陈云同志离开上海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继续参加党中央及全国总工会的领导工作。在领导苏区工人的经济斗争中，他深入实际，依靠群众，纠正了当时发生的若干“左”的错误倾向。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兼任白区工作部部长，2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同年夏，负责领导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军需生产。在1934年10月中旬开始的举世闻名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中，他担任五军团（后卫军团）中央代表，后改任军委纵队政委。10月20日他率五军团十三师最后渡过于都河向湘西进军。1935年1月，红军占领贵州省遵义县城时，陈云同志任遵义警备司令部政委。在遵义会议上，他积极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会后，他撰写了《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并到部队传达。这个提纲是在中国革命从失败走向胜利的转折关头留下的一份非常珍贵的历史文献。红军四渡赤水进入云南后，他任渡河司令部政委，同司令员刘伯承同志一道指挥部队顺利北渡金沙江。1935年6月，他遵照中央的决定，作为中央代表，从四川省天全县灵关殿经雅安、重庆到达上海，恢复和开展党的秘密工作。同年9月又受命由上海抵达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向西北战略转移及遵义会议的情况，并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他化名“廉臣”，撰写了《随军西行见闻录》，1936年3月起，先后在法国、苏联和中国出版发行，第一次向世界宣传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随后，他进列宁学校学习，并在东方大学任教。1937年4月他回国到达迪化（今乌鲁木齐），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5月，他和滕代远同志到新疆、甘肃交界的星星峡地区接应李先念同志等率领的西路军余部四百多人进入迪化，组织干部、战士学习文化知识和军事技术，并组建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支航空队。
　　1937年11月至1944年3月，陈云同志在延安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在这段时间里，他用很大精力从事党的建设，包括组织建设、培养使用干部、党员教育、群众工作以及秘密工作等。他先后发表了《论干部政策》、《为什么要开除刘力功的党籍》、《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巩固党和加强群众工作》、《学习是共产党员的责任》、《关于干部工作的若干问题》、《学会领导方法》、《关于党的文艺工作者的两个倾向问题》、《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等重要著作，对党的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有重大建树。1938年5月，他兼任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书记。在延安整风期间，他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任的中央总学习委员会成员之一。他从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教训中，提出领导者指导工作应该采取“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科学态度。1944年3月，他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主持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工作，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卓有成效地执行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1945年6月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8月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9月陈云同志到达沈阳，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参加领导建立东北根据地的斗争。11月初，任中共中央北满分局书记，后又兼任北满军区政委。11月底，他在起草给东北局并转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提出，当前在满洲工作的基本方针，应该是把武装力量及干部分散到广大乡村、中小城市及铁路支线的战略地区，放手发动群众，扩大部队，改造政权，建立沈阳、长春、哈尔滨三大城市外围及长春铁路干线两旁广大的巩固的根据地。这个正确主张，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充分肯定。同年12月，毛泽东同志明确提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方针以后，他用大量时间在宾县、通河、方正、木兰等地进行调查研究，领导创建北满根据地。1946年6月，他任东北局副书记兼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7月，他为东北局起草的《东北的形势和任务》，经东北局扩大会议一致通过并得到中共中央批准。这一决议按照中央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思想，进一步明确提出深入农村、发动农民是东北斗争成败关键的工作方针；对敌作战则应遵守不重于城市和要地一时的得失，而是力求消灭敌人，改变敌我力量对比的原则，从而进一步统一了东北党政军的思想，使建设根据地的工作大步前进。10月，在国民党对东北采取“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调集重兵进攻南满解放区的危难时刻，他出任中共中央南满分局（亦称辽东分局）书记兼辽东军区政委，提出坚持南满斗争的正确的战略主张。在东北民主联军北满部队“三下江南”的配合下，他同辽东军区司令员萧劲光同志等指挥南满部队“四保临江”，这一胜利为东北民主联军转入攻势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接着又指挥南满部队参加对国民党军的夏季攻势，同时领导辽东地区的土地改革，使南满解放区得到恢复和扩大。1948年1月，陈云同志回到哈尔滨，继续参加东北局的领导工作，同时兼任东北军区副政委，后又兼任东北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主持东北解放区的经济工作，并参加组织指挥辽沈战役。11月沈阳解放后，他兼任沈阳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有条不紊地完成了接收沈阳这个大城市的任务。中央认为接收沈阳的做法，是成功的经验，并加以推广。陈云同志在参加领导东北三年解放战争中，坚定地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的战略思想、工作方针和作战方针，并提出了若干关系全局的正确意见，为东北根据地的巩固和全境的解放，为东北经济的复苏和大部队顺利进关作战，作出了突出贡献。1948年8月，在哈尔滨举行的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上，他作了《关于中国职工运动当前任务的报告》，10月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1949年5月，他奉命到北平（今北京）参加筹组并主持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云同志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重工业部部长。1950年10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54年9月在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他长期主持全国财政经济工作，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提出了许多正确的指导思想、工作方针和重大措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毛泽东同志对陈云同志领导财政经济工作的才能曾经给予很高的评价。
　　在建国初期，稳定市场物价，结束国民党政权留下来的恶性通货膨胀，是当时解决财政经济困难和安定人民生活的最紧迫的任务之一。他通过调查研究，首先领导了反击投机资本家哄抬市场物价的严重斗争，很快就平抑了市场物价。毛泽东同志对此作了高度评价。随后，根据陈云同志的建议，党中央、政务院于1950年3月作出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由于这个决定的贯彻执行，到4~5月间，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统一，财政收支接近平衡，金融物价趋于稳定，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初步好转。这是新中国在经济战线上取得的一个重大胜利。接着，他针对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的困难局势，提出财经工作方针，应该是国防第一、稳定市场第二、最后才是其他各种经济和文化支出，从而保证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进行和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1953年10月，根据他从当时实际情况出发提出的建议，党和国家先后决定对粮食、棉花等主要农产品实行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即统购统销。这一重大决策的实施，保证了城市人民生活和工业生产对粮食、棉花、油料等的需要及其价格的稳定，促进了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保证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的顺利进行。1954年2月，他兼任中央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草案工作小组组长。他在编制和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及以后的经济领导工作中，一贯坚持立足实际、实事求是的原则，反对不顾现实条件的急躁冒进、急于求成的错误倾向。他主张，建设规模必须同国力相适应，人民生活和国家建设必须兼顾，制定经济计划必须做好财政收支、银行信贷、物资供需和外汇收支的综合平衡，以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地健康发展。他认为，只有按比例发展，才能取得最快的速度和最好的效益。1956年9月，他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新问题》的发言，对改革经济体制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构想，即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是它们的补充；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其补充；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主体，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是它的补充。这是陈云同志在五十年代中期探索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一个比较完整的、富有创见的构想。
　　中共八大前夕，毛泽东同志在七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中，对陈云同志评价很高。毛泽东同志说，陈云同志比较公道、能干，比较稳当，看问题有眼光、尖锐，能抓到要点。这个评价为全会所接受。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陈云同志被选为中央副主席。1956年11月，他兼任商业部部长。1957年1月，他兼任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1958年6月改设财经小组）组长。11月，他按照毛泽东同志的建议，为国务院起草了关于改进工业、商业、财政管理体制的三个决定。他指出，现在集权太多，分权太少。我国人多、地大，各地情况不一样，集权不能过分，但职权下放以后，也要注意地方可能发生的不顾全局的倾向。这是党和政府在改革过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方面所进行的最早的尝试。1956年9月，他兼任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
　　从1958年开始，党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方针上发生“左”的错误，随后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遇到严重挫折，城乡人民的生活发生很大困难。陈云同志较早地发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带来的问题。1958年12月他提议，不要公布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确定的1959年钢、煤、粮、棉四大指标，之后他又指出，四大指标是难以完成的。这些正确意见，当时没有受到重视。1959年4月，他提出要增产节约粮食、组织城市副食品的供应、专门安排日用必需品生产、精简城市多余职工、优先安排供应市场物资所需要的运输等措施，以缓和市场供应异常紧张的状态。5月，他受毛泽东同志的委托，对当时关系经济全局的过高的钢铁生产指标进行调整。此后他在因病休养期间，到广西、吉林、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浙江、江苏以及上海等地，考察农业、钢铁、矿山、化肥等生产问题和人民群众生活问题。他在上海青浦县小蒸公社调查后指出，要迅速恢复和发展养猪事业，必须把大部分母猪下放给农民私养，同时要留足农民自留地。1961年春，他提出进口粮食，对几种商品实行高价以回笼货币和动员城市人口下乡等几个关系全局的重大决策。在1962年1月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他在小组会上作了《怎样使我们的认识更正确些》的发言，针对当时片面强调主观意志的倾向，提出看问题一定要互相“交换”意见，要作多方面的“比较”，还要根据实践经验“反复”考虑，才能使自己的认识比较全面，比较切合实际，指导工作才能大体正确。2月，他先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和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上作了《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讲话。这个讲话对当时统一全党思想、调整国民经济和争取财政经济状况好转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为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决当时农业发展中所遇到的严重困难，他支持并提出实行包产到户的正确建议。1962年4月，陈云同志重新出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在毛泽东同志支持下，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一道，为克服“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带来的消极后果，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果断的措施，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国民经济有效地得到恢复并重新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陈云同志在这个历史阶段的突出贡献，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公认的。
　　“文化大革命”期间，陈云同志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当时他受到错误的批判，在党内只保留了中央委员的名义。1969年他被下放到江西南昌的一个工厂“蹲点”，长达三年之久。他在这段时间里，阅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特别是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写的有关新经济政策方面的著作，并联系中国实际，研究了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若干问题。1973年至1974年，他受周恩来同志的委托，在就外贸工作中的一些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后指出：同资本主义打交道大势已定，要很好地研究当代资本主义。不研究资本主义，我们就要吃亏。不研究资本主义，就不要想在世界市场上占有我们应占的地位。他还指出，不要把实行自力更生的方针同利用资本主义信贷对立起来，银行要理直气壮地担当利用外资的任务。这些观点，在当时和以后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1975年1月他被选为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1976年他积极参与了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他曾对叶剑英同志讲，这场斗争不可避免。
　　粉碎“四人帮”以后，在1977年3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同志郑重提出和坚决支持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领导工作，主张正确认识和重新评价1976年4月5日的“天安门事件”。他积极支持对“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的批评，积极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非常赞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提法。1978年3月，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陈云同志继续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在同年11月至12月间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率先提出平反薄一波同志等六十一人的所谓叛徒集团案件，彻底改正对陶铸、王鹤寿等同志的错误政治结论，承认彭德怀同志是对党的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的共产党员，同时指出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严重错误，建议中央进行审查。在这次会议上，他还提出，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大进军中，必须既积极又稳重。他主张采取积极措施，先把农民这一“大头”稳下来，使之休养生息；工业的引进项目，要循序渐进，不能一拥而上；应给各省市一定的机动财力。所有这些，对纠正当时党内存在的“左”的错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978年12月，在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同志重新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并被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他作为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员、党和国家的主要决策人之一，同中央领导集体的其他同志一道，为带领全党同志进行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为制定和执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为正确解决建国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成功地开创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作出了重大贡献。这期间，他在若干重大的关键问题上，提出了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观点和主张。
　　陈云同志大力支持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关于科学地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主张。他反复强调，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毛泽东同志有一个无可比拟的功绩，就是培养了一代人，包括我们在内。1979年1月，他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召开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党的纪律检查机关的基本任务，就是要维护党规党法，整顿党风。会议讨论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草稿，提请中央审议。同年2月，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会同中央组织部开始对刘少奇一案进行复查。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为刘少奇同志平反昭雪的决议。之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还按照陈云同志的提议并得到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赞同，复查了潘汉年案件，决定予以平反昭雪。
　　陈云同志从1979年3月至1980年3月兼任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1979年7月任国务院副总理。他在1979年3月写的提纲《计划与市场问题》中指出，六十年来，无论苏联还是中国的计划工作制度中出现的主要缺点，是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此后，他还指出，计划是宏观控制的主要依据，计划包括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两种计划方法不同，但都要运用各种经济调节手段。他的这些观点，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对推动全党同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突破我国过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曾经产生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针对当时我国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情况，他和李先念同志联名写信给中央，提出用两三年时间依照按比例发展原则调整国民经济。中央根据这一建议，确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使国民经济的困难状况得到明显改善，并促进了农村经济的改革。1980年12月，他在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上所作的《经济形势与经验教训》的讲话中指出：开国以来经济建设方面的主要错误是“左”的错误。1957年以前一般情况比较好些，1958年以后“左”的错误就严重起来了。这是主体方面的错误，代价是重大的。错误的主要来源是“左”的指导思想。他充分肯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取得的成绩和产生的前所未有的好作用，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改善了，市场搞活了。他特别指出，按照经济规律办事是一种好现象，同时指出国家干预也是必要的。像我们这样的国家没有集中是不行的，只有搞好宏观控制，才有利于微观搞活，做到活而不乱。否则，就会乱套，也不利于改革。他还指出，系统地进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是当前我国经济工作面临的首要问题。但由于改革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广大干部还很不熟悉，在进行中还会出现一些难以预见的问题。因此，必须边实践，边探索，边总结经验。他一贯主张，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积累和消费的比例要适当，不赞成积累比重过大，即建设挤生活，也不赞成消费增长超过生产增长。他在1981年底明确指出，一要吃饭，二要建设，吃光用光，国家没有希望，这是经济工作的大方针。他还一贯主张，从全局的利益出发，中央应该集中必要的财力。他非常重视农业问题，尤其是粮食生产，提醒大家要牢记“无农不稳”、“无粮则乱”这个历史经验。
　　陈云同志十分关心新时期党的建设，参与制定了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提出要立即着手大力培养和选拔成千上万的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干部。在1980年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他提出要做好党的领导干部交接班的工作。他说，在各级选择合格的年轻干部，是中央书记处和全党的一个重要任务。1981年春，他提出建立第一、第二、第三梯队，使党保有一支老中青相结合的能够适应现代化建设的干部队伍，这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的一项战略任务。他多次强调，提拔使用干部要注意五湖四海。他反复倡导领导干部要学好马克思主义哲学。他认为，要把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好，最要紧的，是要使领导干部的思想方法搞对头。他再次强调，要使自己的认识比较全面、比较正确，少犯或者不犯大的错误，应该采取“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这样的一种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他大力提倡领导干部要亲自搞调查研究，广交敢讲真话的知心朋友。他高度重视党风建设，严肃提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他指出，党的领导机关端正党风，首要的问题是坚持和执行党章规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党内要有民主空气，应该允许提出和保留不同意见。在改革开放中，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不存在“松绑”的问题。他高度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既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也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这是我们永远要坚持的奋斗方向。他多次提醒各级领导部门，要十分重视和认真对待社会上存在的各种消极现象，两个文明一定要一起抓。他高度重视保持社会政治稳定，认为经济搞不好会翻船，宣传搞不好也会翻船。他为加强全国各党派、各民族和各界人士的大团结，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为按照“一国两制”的构想，实现对香港、澳门主权的恢复行使，实现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倾注了大量心血。
　　陈云同志热切关心和要求革命后代特别是高级干部子弟保持党的光荣传统。早在1949年6月，陈云同志写信给一位战友的儿子，要求他千万不可以功臣的子弟自居，并切记真正的革命功臣是全国老百姓。1983年春节，陈云同志在家里同一批建党初期参加革命、后来陆续牺牲的烈士的子女团聚，对他们说，你们是革命的后代，是党的子女。你们应该像自己的父辈那样，处处从党的利益出发，为了维护党的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这也是陈云同志对我国青年一代的殷切期望。
　　陈云同志非常关心知识分子问题和教育问题。1982年7月，他写信给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要改善中年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认为不这样做，我们的科学技术不可能上去，生产力也不可能上去。1984年9月，他提出要提高中小学教师的社会地位，逐步使教师工作真正成为社会上最受人尊敬、最值得羡慕的职业之一。他很关心古籍整理工作，认为这是继承祖国文化遗产的一件大事。他还关心评弹艺术的发展，鼓励大家要“出人、出书、走正路”。
　　党的十三大以后，陈云同志退出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担任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在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向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顺利过渡、保持党和国家稳定的重大决策中，陈云同志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1989年反对动乱中，陈云同志旗帜鲜明地为维护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做了大量工作。党的十四大以后，他过着离休的生活，但仍时刻关心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他特别强调，现在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规模比过去大得多、复杂得多，过去行之有效的一些做法，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很多已经不再适用，这就需要我们努力学习新的东西，不断探索和解决新的问题。1994年春节前夕，陈云同志在上海发表重要谈话，指出：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经济发展很快，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当然，目前还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要解决这些困难和问题，首先要维护和加强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权威。如果没有中央的权威，就办不成大事，社会也无法稳定。他强调，现在的中央领导班子是坚强的、有能力的，工作是做得不错的。全国上下都要同心同德，团结一致，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采取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措施，把中国经济搞上去是大有希望的，社会主义中国是大有前途的！
　　陈云同志在七十余年的革命生涯中，对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和伟大事业坚贞不渝，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堪称楷模。他始终坚持并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领导革命斗争、经济建设和党的建设，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远见卓识和杰出的领导才能。陈云同志的思想和观点，集中表现在他的三卷文选中。他的著作是他留给党和人民的宝贵的精神财富。陈云同志具有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一贯顾全大局，坚持原则，维护团结，遵守纪律，光明磊落，谦虚谨慎。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和严谨的科学态度，善于倾听不同意见，具有注重实践、亲自动手、踏实细致、多谋善断的工作作风。他联系群众，关心群众，尊重群众的创造。他爱护干部，珍惜人才，尊重知识。他艰苦朴素，克己奉公。他在国内外享有崇高的威望，深得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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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别的意思，其实，我只是想说，我们中国自己应该拍一部真实的万历援朝战争实录，也可以和韩国人一起拍，但前提是最大程度地接近历史。如果不能，就自己拍，而真正的历史是：朝鲜在大明的帮助下，终于没有灭国，并严重地挫伤了日本人在朝的一次次战争企图，最后，丰臣秀吉死了，露梁海战中，中朝两国将士齐心戮力共同阻击了想要逃跑的日寇。这场战争涌现出了一批时代英雄，是他们挽救的朝鲜，这其中包括中国的李如松、陈璘、麻贵、邓子龙，还有朝鲜的李舜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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