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上半葉是西方史學從傳統史學嚮新史學轉移的時期,或者說新舊交替的時期。一方麵,新史學已經形成,方興未艾,尚未占據上風;另一方麵,傳統史學的危機已很明顯,已不能適應客觀社會發展、科學文化變遷的要求和史學本身發展的需要,但尚未喪失主流地位:正因為西方史學的這種劇變是與客觀社會條件的變化分不開的,因而從傳統史學嚮新史學轉移的趨勢在西方各主要國傢都程度不同地、或先或後地有所反映。然而,其中影響最大、成效最顯著的當推法國。這或許同法國史學本身具有的一些傳統有關。譬如,法國史學有長期比較重視社會經濟、文化、習俗等方麵研究的傳統,從格雷高瓦 (Gregoire de Tours,538——594)的《法蘭剋人史》到波丹 (Jean:Bodin,1530——1596)、伏爾泰、孟德斯鳩 (1689——1755)等人的著作都有反映。法國史學也有比較重視史學理論、方法論問題探討的傳統。這方麵的著作,除瞭上麵提到的波丹、伏爾泰的以外,還可以加上波緒埃(Bossuet,1627——1704年)、丹納(H. A. Taine,1828——1893年)、馬比戎(D. Mabillon,1632——1701年)、第勒濛(Le Nain deTillemont,1637——1698年)、西濛(R. Simon,1638——1732年)等人的。或許正是上述這些傳統使法國史學在20世紀新史學的形成過程中更容易起到一個主導者的作用。
評分新史學十年的反思,值得讀!
評分年鑒派第一代學者關於地理曆史學、封建社會史的研究,第二代學者如勃羅代爾對地中海的研究,第三代學者如拉迪裏的《濛達猶》等,都是總體史的代錶作。
評分雖說作者爭議頗多,但書畢竟還算是可以一睹的
評分武當山的空間秩序也是被朝廷按照官府科署的方式加以營造的。張三豐的坐像位置被安排於遇真宮中,遇真宮之上是真武殿即最高金殿,在空間格局上,通過張三年身體坐像劃分內/外之彆。其坐像身體的另一個特徵是右手裸露,左手藏於襟袖之內,按右尊左卑的原則,隱喻著張三豐溝通神界(右)與俗界(左)的媒介功能,而皇室對武當山宮觀格局與張三豐坐像位置及身體姿勢的安排,又喻示著張三豐成為溝通皇權與真武大帝的媒介。張三豐的身體於是被賦予瞭諸多意義:一方麵它遊離於世俗日常生活之外,代錶隱逸的士人,其道士的身份也昭示著其在野的形象;另一方麵,由於張三豐代錶著玄天上帝,這錶明皇權隻有在對道士與隱士錶現齣足夠的敬意時,它纔能獲得來自神意授予的統治閤法性。
評分 評分年鑒學派
評分真正使新史學的理論與實踐成為一股潮流的,是法國的年鑒學派(參見該條)。1929年《經濟社會史年鑒》的創刊,就象其名字所錶明的那樣,不僅是年鑒學派誕生的標誌,也是新史學誕生的標誌。它錶明新史學反對那種狹隘的外交政治史,倡導一種“總體曆史”觀念。布洛赫把《年鑒》的名字加上“社會”,正是因為這個詞能包括曆史的整體,“曆史就是整個社會的曆史”。
評分楊念群是國內新史學的積極參與者與實踐者,他對國外新史學理念的引進與實踐,對於新史學在國內學界的流播發揮瞭重要的推動作用。該書是楊先生近年努力的一種,值得一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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