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文库：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第5卷（1945-1972） 下载 mobi epub pdf 电子书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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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在中日两国无邦交的敌对状态时期（1945-1972年），按照日本的政权更迭，其中国观的演进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即战后初期至1950年代末，中日关系敌对态势逐渐形成并走向恶化；1960年代，民间往来和经贸关系有所发展；1970年代初期，中日邦交正常化，日本对华政策开始从敌对走向正视。
《凤凰文库：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第5卷（1945-1972）》论述了日本各届政府的对华政策及其形成的来龙去脉，并对几个主要政府首脑及“知华派”各界人物的中国观做了专题论述。“台湾问题”是这一时期中日政治关系中的最大症结所在，也是本书的重点议题。日本各在野党在中日关系方面，发挥了制约自民党政权对华政策以及促进、中介、调和等作用，为中日关系正常化做了大量工作，功不可没。中日两国国内政治局势的千变万化也是影响日本对华认识的重要因素。

目录

前言
第一章战后初期日本的对华认识与行动选择
一 战后初期的中日关系
1. 战后初期日本人的对华认识
2. 日本侨俘遣返问题
3. 中国人民解放军收编日本兵
二 吉田内阁的对华政策与吉田茂的中国观
1. 旧金山对日媾和与“吉田书简”
2. 吉田内阁的对华认识与“日台条约”的签订
3. 吉田茂的中国观
三 战后初期的中日民间交流
1. 日本民间经贸团体
2. 中日民间经济往来
3. 内山完造与“日中友好协会”
第二章敌对态势的形成与升级
一 鸠山内阁时期的对华政策
1. 1950年代的中国
2. 鸠山内阁的对华政策与行动
3. 村田省藏访华与第三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
二 岸信介内阁的反华态势
1. 岸信介内阁与第四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
2. 中日关系急剧恶化
3. 中日之间的“原则”之争
三 日本自民党知华派代表人物的中国观
1. 石桥湛山的对华认识
2. 松村谦三与中国
3. 高碕达之助与中日贸易126第三章在野党与民间人士的对华认识
一 日本革新政党的对华认识
1. 日本社会党的对华政策
2. 日本共产党及其对华关系
二 日本社会各界的中国观
1. 日本国民及媒体的中国认识
2. 日本学界的对华认识
3. 竹内好与竹内实的中国观
4. 日本右翼势力的对华动向180第四章1960年代日本政府的对华认识与对策
一 池田勇人的对华观
1. “对华自主论”的真相
2. “推动中日贸易论”的界限
3. “一个中国论”的幌子
二 佐藤政府的对华认识与行动选择
1. 积极的“政经不可分论”
2. 消极的“慎重对应论”
3. 倒退的“和平共存论”
4. 片面的“中日复交论”227第五章民间外交时代经济界的对华认识与行动
一 中日复交前的日本经济界
1. 友好贸易下的日本经济界
2. LT（MT）贸易下的日本经济界
3. 贸易四原则与日本经济界
二 经济界代表人物的对华认识
1. 大原总一郎的赎罪历史观
2. 稻山嘉宽的贸易和平论
3. 冈崎嘉平太的亚洲睦邻论
三经济界对中日关系的作用与影响
1. 经贸关系的发展
2. 政治关系的先导
3. 国民的相互理解与认知262第六章田中内阁与中日关系正常化
一 “中美接近”与对华复交论
1. 对“中美接近”的认识
2. 政党及各界的对华复交论
二 复交谈判的准备
1. 中日复交的目的
2. 复交谈判的国际准备
3. 复交谈判的国内准备
三 复交谈判的过程
1. 在野党“补充外交”与中方草案的形成
2. 中方草案的研究与日方草案的讨论
3. 谈判中的分歧与争论
四 中日复交的评价
1. 中日复交的意义
2. 日本对中日复交的认识

精彩书摘

　　旧金山媾和会议之后，日本政府于1951年11月17日在台北开设了日本的“海外事务所”。在此前的10月29日，吉田茂在参议院和平?安保条约特别委员会上就台北事务所的性质答询社会党议员曾祢益时说：“设置海外事务所的主旨，主要着眼于商业或保护当地日本居民等方面，……当前，发展贸易是日本最重要的课题，所以，我再三强调把有关外交、政治等方面的问题暂时放在一边，全力以赴致力于贸易和经济方面，……如果因此而发生了中共问我们是不是在上海设置海外事务所这样的事情，我想设置一个也没有关系。不管意识形态如何或政治组织如何，只要是有通商关系或者有日本居民的地方，为施行保护，不管什么样的国家我都想设置”。应该说，这些话也反映了吉田茂想发展中日两国贸易经济关系和保有沟通渠道的真实想法。此后，如前所述，在美国的压力下，1952年1月16日，日本政府发表了《吉田书简》，明确了与台湾方面缔结和约的意向，这件事被公认为是吉田政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开对抗。《吉田书简》公布之后，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发表声明，明确指出，“这一信件是战败后的日本反动政府与美帝国主义互相勾结起来，对中国人民与中国领土重新准备侵略战争的铁证”，是美日政府继旧金山对日和约之后，“又一次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最严重、最露骨的挑衅行为”。中国政府当时的态度和立场，一方面，坚决不承认《旧金山和约》的合法性，更没有做在旧金山会议之后单独与日本政府媾和的准备；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对吉田政府的批判不断升级，表现出对吉田政府的极大不信任。在这种情况下，中日两国已经不存在实现媾和与签订媾和条约的可能。不过，从《吉田书简》产生的整个过程来看，《吉田书简》也只说明吉田政府与台湾方面准备着手解决战争状态问题，并不意味着正式承认台湾方面代表整个中国。对此，在书简发表当天日本外务省作了如下解释：“一、书简所说的两国间条约并不意味着是在适用于对日和平条约第26条（加入条项）的基础上所订的‘两国间和平条约’。二、并非承认中国国民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政府”。吉田茂本人在书简发表10天后的1月26日的参议院大会上，回答咨询时也说：“与台湾政府间缔定条约，并非即认为对方代表中国而与之缔结和约，目前台湾政府在某些地区握有统治之实权，日本系根据此种事实，谋求友善关系，而与之缔定媾和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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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是中篇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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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以来，日本为什么屡犯我国土？对我同胞犯下惨绝人寰的暴行？为什么犯下滔天罪行的国家迟迟不肯认罪？ 　　三十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睡狮已醒，国家已崛起，日本又有什么样失落的心态？ 　　一切的一切，在于日本对中国的认知和看法！看法决定了做法！ 　　由我国知名日本研究学者、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院长杨栋梁教授主编、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的《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六卷)，2012年9月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国内学界第一部对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进行全方位研究的全书。 　　本书以近代以来日本出版的各种文献作为研究的材料，体现出学术上的严谨性和客观性。全书发掘使用了大量日本公文、报刊时论文章、各类调查文献及学者著述，史料鲜活，论证严谨，对不同时期中国观主流和支流的分析判断客观公允，入理入微。 　　本书高度、凝练地总结了1840年以来日本对中国认识的阶段性特征和演变轨迹。把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归结为“从尊崇到质疑”、“从质疑到蔑视”、“从蔑视到无视”、“从无视到敌视”、“从敌视到正视”、“从正视到‘竞合’”等几个过程，在世界历史的宏观背景下，如实地梳理了近代以来中日国力的变化以及由此产生的中日关系的变化过程。 　　本书对近代日本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及社会各界人物的中国观做了详细论述。日本近代史上的一些重要人物的中国观，一定程度和一定时期对日本的中国观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人物如胜海舟、宫崎滔天、内藤湖南、吉野作造、北一辉、大隈重信、石原莞尔、橘扑、田中角荣、大平正芳等，书中对他们的中国观以及影响做了客观论述和评价。 　　值得一提的是，本书依据的日本文献，绝大部分国内没有翻译出版，一般读者难得一见，更体现了本书的学术价值。 　　现实是历史的延续。当今世界格局以及中、日两国和中日关系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回溯近200年来日本中国观的演变过程，对于认识日本的过去及现在，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六卷)国庆期间将在全国新华书店上开始发行，当当网同时推出。 　　在所有新华书店同时推出一批江苏人民出版社关于日本问题的图书。有反映日本二战期间在亚洲进行大劫掠的最新版新书《黄金武士》。作者历时二十载，冒着生命危险揭开了二十世纪最大的一个黑幕。有迄今为止描写日美关系最精彩的图书《美国的艺伎同盟》，该书细致深入地探析了二战后美国如何重塑美日关系的过程，对广大民众理解当前复杂的中日关系、微妙的中美关系，都有十分重要意义。 　　察古知今。各级外事工作者，中日关系以及国际关系的研究和爱好者，对日商务工作者，想了解急剧变化时期的中日关系、中美关系和美日关系的未来走向，或可从上述图书中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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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金山媾和会议之后，日本政府于1951年11月17日在台北开设了日本的“海外事务所”。在此前的10月29日，吉田茂在参议院和平?安保条约特别委员会上就台北事务所的性质答询社会党议员曾祢益时说：“设置海外事务所的主旨，主要着眼于商业或保护当地日本居民等方面，……当前，发展贸易是日本最重要的课题，所以，我再三强调把有关外交、政治等方面的问题暂时放在一边，全力以赴致力于贸易和经济方面，……如果因此而发生了中共问我们是不是在上海设置海外事务所这样的事情，我想设置一个也没有关系。不管意识形态如何或政治组织如何，只要是有通商关系或者有日本居民的地方，为施行保护，不管什么样的国家我都想设置”。应该说，这些话也反映了吉田茂想发展中日两国贸易经济关系和保有沟通渠道的真实想法。此后，如前所述，在美国的压力下，1952年1月16日，日本政府发表了《吉田书简》，明确了与台湾方面缔结和约的意向，这件事被公认为是吉田政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开对抗。《吉田书简》公布之后，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发表声明，明确指出，“这一信件是战败后的日本反动政府与美帝国主义互相勾结起来，对中国人民与中国领土重新准备侵略战争的铁证”，是美日政府继旧金山对日和约之后，“又一次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最严重、最露骨的挑衅行为”。中国政府当时的态度和立场，一方面，坚决不承认《旧金山和约》的合法性，更没有做在旧金山会议之后单独与日本政府媾和的准备；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对吉田政府的批判不断升级，表现出对吉田政府的极大不信任。在这种情况下，中日两国已经不存在实现媾和与签订媾和条约的可能。不过，从《吉田书简》产生的整个过程来看，《吉田书简》也只说明吉田政府与台湾方面准备着手解决战争状态问题，并不意味着正式承认台湾方面代表整个中国。对此，在书简发表当天日本外务省作了如下解释：“一、书简所说的两国间条约并不意味着是在适用于对日和平条约第26条（加入条项）的基础上所订的‘两国间和平条约’。二、并非承认中国国民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政府”。吉田茂本人在书简发表10天后的1月26日的参议院大会上，回答咨询时也说：“与台湾政府间缔定条约，并非即认为对方代表中国而与之缔结和约，目前台湾政府在某些地区握有统治之实权，日本系根据此种事实，谋求友善关系，而与之缔定媾和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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