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学&多元对话系列·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第2版） [Remaking "Patients"]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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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念群 著

图书标签:

• 医学史
• 中国医学
• 西方医学
• 空间政治
• 病人观
• 中西医冲突
• 社会文化史
• 疾病与社会
• 历史学
• 公共卫生

出版社：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ISBN：9787300164670

版次：2

商品编码：11170718

包装：精装

丛书名： 新史学&多元对话系列

外文名称：Remaking "Patients"

开本：32开

出版时间：2013-01-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658

字数：502

正文语种：中文

编辑推荐

　　《新史学&多元对话系列·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第2版）》由中国图书评论学会组织27家媒体联合评为”2006年度十大图书”。

内容简介

　　《新史学&多元对话系列·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第2版）》的主要目的是探讨晚清以来的中国人如何从“常态”变成“病态”，又如何在近代被当做病人来加以观察、改造和治疗的漫长历史。“东亚病夫”的称谓既是中国人被欺凌的隐喻，也是自身产生民族主义式社会变革的动力，在这个意义上，“治病”已不仅仅是种单纯的医疗过程，而是变成了政治和社会制度变革聚焦的对象，个体的治病行为也由此变成了群体政治运动的个组成部分。
　　作者以新颖独特的叙事手法，通过数十幅相互衔接的场景，形象地再现了中国社会变迁波澜壮阔的另个历史侧面。在这些场景中活动的人物既有西医传教士，助产士和社会改革者，亦活跃着坐堂中医、顶香看病人和走方行医者，还有各类政治家和赤脚医生的身影。《新史学&多元对话系列·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第2版）》力求在种“情境化写作”的状态中充分展示近现代政治演变与传统医疗因素之间复杂的互动博弈关系。

作者简介

　　杨念群，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主要著作有《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1997）、《杨念群自选集》（2000）、《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2001）、《雪域求法记——个汉人喇嘛的口述史》（合编，2003）、《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2006）《何处是江南——清朝正统观的确立与士林精神世界的变异》（2010）等，主持《新史学》丛刊（中华书局版）及“新史学＆多元对话系列”丛书。主要学术兴趣是中国政治史、社会史研究，并长期致力于从跨学科、跨领域的角度探究中国史研究的新途径。

内页插图

精彩书评

　　在目下中国的社会文化史研究脉络中，《再造“病人”》无疑是一部在学术理念和方法上深具创意的新作，特别是在国内的医疗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它称得上是第一部具有了定后现代理念和新文化史视野的学术著作。无论在学术理念、研究视角和方法还是历史书写方法等方面，该著对当前国内的相关研究，都具有一定的）中击性。
　　——《近代史研究》
　　
　　在《再造“病人”》一著中，作者要研究或书写的主要内容是：“从现代帝国的，‘殖民’品格、‘地方性’的确认和重构，以及‘现代传统’的实践作用三个方面力图诠释‘医疗’行为与‘政治’变化的关系。”这样一个问题或论域，当代一些学者都或多或少地有所涉猎。但在如何切入、如何表达这样一个问题或论域时，作者却表现出他别具一格的思想智慧和写作才能。
　　——《文艺研究》
　　
　　随着对西方“身体”理论的介绍，中国学界陆陆续续出现关于身体问题的讨论，也应该有好几年的时间了。《再造“病人”》的出版，在这个远远算不上显学的领域里，无疑算是一件大事。
　　——《读书》
　　
　　这部著作的出版可能会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那就是历史学与社会学或者说人类学的亲密的结合。
　　——《中华读书报》

目录

导言：医疗史的另一种叙事

第一章 救不了灵魂的医生
“医务传道”理念的起源与分歧
新殖民逻辑与“医务传道”的规模化
医院作为福音传播的空间
沧州个案
“余先生”的故事
修复身体还是救赎灵魂？
灵魂拯救为什么总是失望大于希望？
内心冲突的世俗根源

第二章 对陌生空间的恐惧与接纳
重设内与外的边界
“采生折割”：官方与民间的想象
反教话语的制作
谣言传播与教堂空间
病人是怎样委托给外人的？
医院与“委托制”
慈善组织与“医院”的区别
大树底下动手术
恐惧感的消散
对非常状态的控制
疯人禁锢史
虚拟的家庭
疯癫治疗与地方政治

第三章 “公医制度”下的日常生活
从“话语”到“制度”
舆论先行
“警”与“医”：分分合合的轨迹
什么是“医学的国家化”
社会服务理念的诞生
从“临床医学”到“地段保健”
走出医院，走进胡同
别样的“圈地运动”
“兰安生模式”
医疗空间与地方自治

第四章 现代城市中的“生”与“死”
从生到死：空间仪式的传统表现
“吉祥姥姥”与“阴阳先生
“添盆”和接生口诀
“洗三”的含义
死亡控制的时空技术
“出殃”与社会秩序
“街道政治”：生死场中的抗拒与变迁
……

第五章 乡村医疗革命：社区试验
第六章 追剿“巫医”
第七章 中医自救面面观
第八章 防疫、社会动员与国家
第九章 在政治表象的背后
结论：医疗史、“地方性”与空间政治想象
附录：如何从“医疗史”的视角理解现代政治？
参考文献

精彩书摘

　　就像婴儿学习走路，中医学习“联合”的过程后来大多被说成是自愿，实际情形却远为复杂。卫协会的压力是一个方面。1954年中央卫生部成立中医司，专管中医工作，专门发出了一份文件《关于加强中医工作，充分发挥中医力量的决定》，要求把分散的中医药人员组成联合诊所，建立起全民或集体所有制的中医门诊部和中医院。文件的具体落实却是由卫协会进行的。卫协会往往要组织中医学习文件，在思想上明确联合性质的诊所是符合新民主主义阶段中医药事业发展规律的。甚至有些地方的诊所如陕西咸阳市的三家联合诊所，每天工作和学习时间达十三四个小时以上，有些六七十岁的老中医感觉精力支持不了。
　　与卫协会组织紧密相关的现象是联合诊所中的中医身份和活动空间的改变。政府给联合诊所规定的任务与卫协会实际上有重叠的地方，其区别仅仅在于联合诊所更加“实体化”而已。如江苏丰利镇联合诊所的规定任务是开展门诊、出诊医疗服务，宣传卫生知识，进行防疫注射、传染病管理，协助党政部门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等。
　　卫协会对诊所成立的介入也相当细致。东北的宾县第一区在成立中医联合诊所时，首先确定以五家独资的中医诊所及两家以治疗为主的中药铺为参加中医联合诊所的对象，然后通过第二区卫协支会进行动员，了解他们思想上有哪些顾虑，工作中有哪些困难，并帮助筹集流动资金，向银行贷款五百万元（旧币），将各家合并后剩余的栏柜及玻璃药架卖给医药公司，变成现款六百万元，解决了开办费问题。
　　中医走向联合是在诸多微妙的情况下过渡而成的，药房自动转成联合诊所是个比较简捷的途径。四川长寿县的邻封乡在1952年5月1日由协济、速成、寿康三家药铺合并成立“胜利药房”，由鲁贤卿负责，戴世彬、戴培生、魏大美等人共同经营，地点设在十字街，坐堂医生除中医聂时珍、易子龙外，还包括摆摊的外科医生石淮安。另外的一些私家药房如积义堂药房仍单独存在。1956年10月，在对私营改造的高潮中，以胜利药房和积义堂为基础，成立长寿县邻封乡中医联合诊所。
　　……

前言/序言

新史学&多元对话系列·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第2版） 简介 本书深入探讨了一个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中西医学发展史，聚焦于“病人”这一概念在中西医碰撞与融合过程中所经历的深刻变迁。作者以1832年至1985年为时间轴， meticulously scrutinizes the intricate interplay of medical practices, social structures, political ideologies, and geographical contexts that shaped the very definition and experience of being a patient in China. This revised and expanded second edition offers a more nuanced and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how Western medicine, with its evolving theories and practices, gradually gained prominence, whil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deeply embedded in the cultural fabric of China, underwent significant transformations and negotiations. 核心论述 本书的核心论点在于，中西医之间的冲突并非仅仅是学术或技术层面的差异，而是一场深刻的“空间政治”博弈。这种空间政治体现在多个层面： 地理空间与权力结构： 西方医学的传入，往往伴随着传教士、殖民者和现代医疗机构的建立，这些机构在地理上占据了城市中心、沿海地区，形成了新的医疗权力节点。传统中医药则更多地分布于社区、家庭和乡村，承载着地方性的医疗知识和实践。本书分析了这种地理分布如何反映并巩固了中西医在社会中的权力格局，以及国家政策如何影响了医疗资源的分配和空间的划分。 身体空间与话语建构： 传统中医学以“气”、“阴阳”、“五行”等概念来理解身体，强调整体性和人与自然的和谐。而西方医学则以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等为基础，将身体视为一个可被分析、分割和干预的物质实体。本书详细考察了这两种医学话语如何重塑了人们对身体的认知，以及“病人”这一身份在不同的医学框架下所拥有的不同意义和体验。例如，西方医学强调疾病的客观化和诊断的精确性，促使病人按照其症状和诊断结果被“定位”；而传统中医药则更关注病人的个体感受和生活状态，将病人的叙事融入整体的诊疗过程中。 社会空间与身份认同： “病人”的身份从来都不是孤立的，而是与社会地位、性别、阶级、地域等多种社会因素紧密相连。本书揭示了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中国，不同社会群体如何以不同的方式接触、接受或拒绝中西医，以及这些选择如何影响了他们的健康状况和自我认同。例如，接受西医治疗的病人可能被视为“现代化”的象征，而坚持中医的病人则可能被视为“保守”或“传统”。这种对“病人”身份的解读，折射出中国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身份焦虑和文化取舍。 政治空间与政策塑造： 20世纪以来，中国的政治运动和国家政策对中西医的发展方向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从民国时期的“废止中医”呼声，到新中国成立后对中医的“继承与发展”政策，再到改革开放后的中西医并存局面，本书深入分析了国家意志如何通过立法、教育、科研、医疗资源配置等多种途径，塑造了中西医的法律地位、学术地位和社会地位，进而影响了“病人”在不同时期所能获得的医疗服务和期望。 研究方法与视角 本书采用了“新史学”（New History）的研究方法，强调历史研究的跨学科性和多视角性。作者不仅借鉴了医学史、社会史、文化史、政治史等领域的理论和方法，还广泛运用了档案文献、报刊杂志、回忆录、医学文本、田野调查等多种史料，力求呈现一个立体、丰富而生动的历史图景。 作者特别注重“多元对话”（Multidisciplinary Dialogue）的视角，将中西医视为两个既有独立发展脉络，又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知识体系。本书并没有简单地将中西医对立起来，而是试图理解它们各自的优势、局限以及在特定历史情境下的适应性。通过对医生、病人、学者、官员等不同群体的声音的呈现，本书构建了一种“由下而上”和“由上而下”相结合的叙事，展现了历史的复杂性和多重性。 主要内容与结构 本书分为几个主要部分，循序渐进地展开论述： 第一部分：西学东渐与传统医学的挑战（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 这一部分追溯了西方医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分析了其传入的背景、方式以及对传统医学产生的冲击。重点关注了传教士医院的建立、西方医学教育的兴起，以及传统中医界对此的回应和调整。 第二部分：现代化浪潮中的医学变局（20世纪初至新中国成立前）： 这一时期，中国的社会变革加速，西医在中国社会的地位日益巩固。本书探讨了西医如何与现代化的城市发展、国家建构相联系，以及传统中医如何在这种格局下寻求生存和发展，例如成立中医学校、出版中医刊物等。 第三部分：国家主导下的医学重塑（新中国成立至1985年）： 这一部分是本书的重点。作者详细分析了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如何通过政策将中西医纳入统一的医疗卫生体系，推行“中西医结合”的方针。同时，也探讨了在这一过程中，传统中医所面临的挑战，例如在教育和科研上的标准化、对“科学化”的追求，以及“病人”作为医疗服务接受者的身份如何被政治意识形态所塑造。 第四部分：空间政治的深层意涵： 这一部分对全书进行总结和升华，深入分析了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所蕴含的深层含义，包括权力关系、文化认同、社会变迁等。作者强调，对“病人”的再造，不仅仅是医疗技术层面的改变，更是社会、政治和文化权力关系的体现。 价值与意义 《再造“病人”》一书不仅是一部严谨的学术著作，更是对中国近现代医疗史和思想史的一次深刻反思。它挑战了简单化的中西医二元对立思维，揭示了在历史的洪流中，医学实践、社会结构和政治力量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对于读者而言，本书提供了理解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独特视角。通过“病人”的视角，我们可以看到普通人在时代的变迁中所经历的医疗困境、选择与适应。同时，本书也为我们理解当今中国医疗体系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脉络，有助于反思当下中西医在医疗实践中的定位和发展方向。 本书的第二版在第一版的基础上，进一步充实了史料，深化了分析，并加入了新的研究视角，为读者呈现了一个更加全面和深刻的中国医学发展图景。它是一本值得所有对中国历史、医学史、社会文化变迁感兴趣的读者细细品读的著作。

评分☆☆☆☆☆

这部著作的探讨领域之广，着实令人惊叹。我一直对历史的演变中，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日常实践如何被权力结构所重塑抱有浓厚的兴趣，而这本书似乎正是在这个交汇点上，提供了一个极具洞察力的视角。它不仅仅是关于医学史的梳理，更像是一场关于“人”如何在特定历史语境下被定义、被规训的社会学考察。作者的笔触细腻入微，将宏大的历史叙事巧妙地融入到个体经验的微观分析中，让人在阅读过程中不断反思我们对健康、疾病乃至“病人”这一身份的传统理解。特别是其对空间政治的关注，让我对不同医疗体系在地域上的渗透与排斥有了全新的认识，那种无形的界限是如何在物理空间和社会心理层面同时构建起来的，实在引人深思。这本书的价值，或许就在于它敢于挑战那些被我们习以为常的、看似理所当然的分类和权力关系，引导读者跳出既有的框架去重新审视历史。

评分☆☆☆☆☆

读完这本书，我感到自己的历史观被极大地刷新了。我原以为历史的演进总是有个清晰的脉络，某个体系必然会战胜另一个体系，但这本书揭示的却是更为复杂和混沌的真相：权力的游戏远比教科书上写的要微妙得多。那种对“再造”过程的深层剖析，让我看到了制度是如何一步步渗透进人们的日常生活的，它不是突如其来的革命，而是一个漫长、渐进、充满妥协与斗争的演化过程。特别是对于不同医学知识体系在特定地理空间内的“共存”与“竞争”的描述，简直是教科书级别的案例分析。它迫使我认识到，我们今天所习以为常的医疗模式，其背后蕴含着多少被选择性遗忘的代价与路径依赖。这本书的论证逻辑严密得令人叹服，每一个推论都有坚实的史料支撑，读起来既有学术的深度，又不失引人入胜的魅力。

评分☆☆☆☆☆

这本书的结构设计也极为精妙，它不像那种线性的时间叙事，而是通过一系列相互关联的主题和案例，构建起一个多维度的分析框架。这种非线性的叙述方式，恰好服务于它探讨的主题——即历史的复杂性和多重性。我尤其喜欢作者在处理那些灰色地带时的审慎态度，没有简单地将任何一方标签化为“进步”或“落后”，而是着力去理解每一个历史行动者的动机和他们所处的环境制约。这种对历史的“同情性理解”是极其难得的。每一次阅读，我都能从中挖掘出新的层次，无论是对社会史、文化史还是政治史感兴趣的读者，都能从中获得极大的启发。它提供了一种看待历史事件的全新工具箱，让人在面对当下的社会现象时，也能迅速联想到历史深处的那些基本矛盾。

评分☆☆☆☆☆

翻开书页，最先抓住我的是那种严谨而又富有冲击力的叙事风格。它不像某些学术著作那样干涩难懂，相反，它充满了历史的张力。作者似乎有一种魔力，能将看似枯燥的档案和统计数据转化为生动的人物命运和激烈的观念交锋。我特别欣赏其中对于多元声音的刻画，那些在主流叙事中常常被忽略的边缘群体、非主流的治疗实践者，他们的声音被小心翼翼地挖掘出来，并在历史的舞台上重新获得了应有的地位。这种对“多元性”的尊重和呈现，使得整本书的视野非常开阔，让人感觉这不是一个单向度的历史陈述，而是一场复杂、充满张力的多方对话。阅读过程中，我多次停下来，反复咀嚼那些关于文化适应与抗拒的段落，思考在剧烈的社会变革中，个体是如何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之间艰难求存的。

评分☆☆☆☆☆

这本书散发着一种深刻的批判精神，但这种批判并非是空洞的指责，而是建立在对历史材料的扎实研究之上的，充满了学者的敬畏与责任感。它所探讨的“空间政治”概念，被运用得炉火纯青，它揭示了知识、权威与物理疆域之间如何相互依存、彼此塑造。我从中体会到，医学实践从来都不是脱离了社会和政治环境的“纯科学”，它始终是权力斗争和文化认同的场域。那些关于不同疗法在城市和乡村、在公立机构和民间之间的渗透与拉锯战的描写，栩栩如生，让人仿佛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了那个时代人们在面对健康选择时的迷茫与挣扎。这本书的厚重感和思想的穿透力，注定它会成为我案头常备的参考读物之一，每每翻阅，总能获得新的启示。

评分☆☆☆☆☆

原本以为只有思想的变迁会打上深深的社会烙印，其实连同我们的身体，也因处于社会空间的演变当中，成为现代社会制度约束的一部分。被作者加了双引号的“病人”，己经不完全是生物意义上罹患病痛的血肉之躯，不完全是自我可以感知症状的身体不适，而是在工具理性的基础上，通过仪器测得的病菌攻击体和通过实验室判断的非正常数据载体，因此在疾病的疗治上，就必须摒弃传统社会强调调整人神关系的“巫医”，也必须拒绝凭个人经常感觉调和阴阳五行的“中医”，把身体交给以“科学”面目修复和恢复身体正常生物和生理指标的“西医”。正因如比，杨念群特别指出，“‘身体’疾病通过西医的治疗实践逐渐变成了形形色色的国家政客、现代知识精英、地方士绅和普通民众发挥想象的场所。”，“病人”概念因而承载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形成的思想和制度的内涵”。也许是由于“东亚病夫”一词太于惨痛的民族记忆，在整个民族图强的奋进中，一整套关于身体强健、讲究卫生的观念也跟国家需要紧密联系在一起，不仅是疾病，进而连身体都加入了一系列隐喻。由此可以想见，鲁迅先生的弃医从文，竟有了动机与行为上的延续性。

评分☆☆☆☆☆

第四章现代城市中的“生”与“死”。传统社会中民间有一系列的空间仪式来安排一个人的一生，吉祥姥姥和阴阳先生则是最典型的生死仪式的执行者，通过洗三、出殃等仪式，重新安排了活人社会中的秩序。但是在现代医疗体系、警察制度与区域重合等多重因素下，经过专业训练的助产士接替了收生姥姥，调查员接替了阴阳先生，政治权力对社会成员的生命监控取代了传统社会的原有秩序，并且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节奏。但是本章中用了很大篇幅来论述收生姥姥和阴阳先生原来所负有的技术职能的取缔，而并未论及其技术之外更重要的文化与社会职能，因而使得前面对收生姥姥与阴阳先生传统角色的精彩描写有虚晃一招之嫌。

评分☆☆☆☆☆

假定各个文明特别是主要的大文明之间，并不存在这样一种共同的本质意义上的自然知识形态，各个文明都有其独特的与自然界打交道的方式，并形成各自特有的自然知识形态。要是写起通史来，前者可以称为“百川纳海”型，后者则可以称为“百花争妍”型。科学史将主要是西方的历史。这是西方大多数科学史家采用的定义，因此他们编写的科学史基本上是西方科学史。只是由于对西方科学文明的产生和传承有过贡献，少数非西方的文明也可以纳入其中，比如古代埃及和两河流域的文明可能对希腊科学的产生有过贡献，阿拉伯人在公元8-11世纪在希腊科学的传承方面有过贡献，所以通常也被提及。过去我们多认为这是“西方中心论”的偏见在作怪，其实主要是科学的定义在“作怪”。再说大多数科学史家采纳这个定义也是有道理的，毕竟，科学首先是作为“西学”而成为“显学”的。

评分☆☆☆☆☆

与卫协会组织紧密相关的现象是联合诊所中的中医身份和活动空间的改变。政府给联合诊所规定的任务与卫协会实际上有重叠的地方，其区别仅仅在于联合诊所更加“实体化”而已。如江苏丰利镇联合诊所的规定任务是开展门诊、出诊医疗服务，宣传卫生知识，进行防疫注射、传染病管理，协助党政部门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等。

评分☆☆☆☆☆

我不知道用“好看”来形容这么一本砖头一样厚的历史著作是否失敬，但它的确提供了一种愉悦阅读的可能，故事讲得很好，很生动，即使远隔百年，曾经的医者、病人、传教士、稳婆、草医或满怀医学理想的乡村医疗实践者，都充满了丰富而独特的个人魅力。书中提及的中国第一家精神病院，建立于1892年，在广州，芳村，它的名字叫惠爱。直到今天，芳村在广州本地人的言语中，还特指精神病院。历史以如此坚韧的方式渗入到城市的当代生活。如果不是这本书，我竟一直以为，惠爱仅仅是广州老城区一家宾客迎门的粤菜馆以及一道同名的美味白切鸡。

评分☆☆☆☆☆

假定各个文明特别是主要的大文明之间，并不存在这样一种共同的本质意义上的自然知识形态，各个文明都有其独特的与自然界打交道的方式，并形成各自特有的自然知识形态。要是写起通史来，前者可以称为“百川纳海”型，后者则可以称为“百花争妍”型。科学史将主要是西方的历史。这是西方大多数科学史家采用的定义，因此他们编写的科学史基本上是西方科学史。只是由于对西方科学文明的产生和传承有过贡献，少数非西方的文明也可以纳入其中，比如古代埃及和两河流域的文明可能对希腊科学的产生有过贡献，阿拉伯人在公元8-11世纪在希腊科学的传承方面有过贡献，所以通常也被提及。过去我们多认为这是“西方中心论”的偏见在作怪，其实主要是科学的定义在“作怪”。再说大多数科学史家采纳这个定义也是有道理的，毕竟，科学首先是作为“西学”而成为“显学”的。

评分☆☆☆☆☆

很好 很喜欢 希望京东多搞一些图书优惠活动 推动全民阅读

评分☆☆☆☆☆

第六章追剿“巫医”。“四大门”是京郊一种普通的民间信仰。它与佛道等制度化的国家信仰不用，结构松散但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地方感觉密切相关、并且具有一定的效力，因此获得了当地人的崇信。香头不仅医治肉体与精神的疾病，还调整着社区中的秩序。但是到了十九二十世纪，顶香看病在现代警察系统与卫生系统（主要是前者）的双重监视与控制下，由一种正常现象转变成了有碍治安与有碍卫生并最终予以取缔的违法行为，社区内的地方感觉被现代的科学话语与行政系统所驱散（但后面部分写得不够充分，使本章读来有头重脚轻之感）。

评分☆☆☆☆☆

本书的主要目的是探讨晚清以来的中国人如何从“常态”变成“病态”，又如何在近代被当做“病人”来加以观察、改造和治疗的漫长历史。“东亚病夫”的称谓既是中国人被欺凌的隐喻，也是自身产生民族主义式社会变革的动力，在这个意义上，“治病”已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医疗过程，而是变成了政治和社会制度变革聚焦的对象，个体的治病行为也由此变成了群体政治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