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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人物的命运,不可捉摸,时代的文化,值得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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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该书关于中国历代思想家的选取立意及某些作者的观点,我们并不完全认同。但为便于参考研究,仍保留其原貌,在书中加编者注予以说明;个别之处,有所节略,但不改动原书之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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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五四这一代知识分子所不缺的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激烈的批评。陈独秀(1880–1942),鲁迅(1881–1936),胡适(1891–1962),钱玄同(1887–1939),吴虞(1872–1949),吴敬恒(1866–1953)这一批开启中国思想现代化的先驱学者,对中国的传统从语言文字到文学,艺术,戏剧,孝道,家庭制度,无一不持批判的态度。陈独秀创办了《青年》杂志(自1916年第二卷起,改为《新青年》),成了传播新思想的主要刊物;鲁迅在《呐喊》自序中,以“铁屋”来象征中国的黑暗和封闭;胡适则沉痛地指出“中国不亡,是无天理”;吴敬恒要大家把线装书丢进茅厕;钱玄同更主张废灭汉字,径用世界语取代之;吴虞则被胡适誉为“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 林语堂(1895–1976)在这样一个批判旧传统的大环境里,有他极特殊的地位。他对中国文化的态度,既不是极端的激进,也不是守旧卫道,而是表现出一定的依恋和欣赏。这种依恋和欣赏,在上面所提到的一批新派知识分子当中是极少见的。当然,林语堂的依恋或欣赏并不是毫无选择的,他和陈独秀、鲁迅、胡适有许多类似的地方,认为中国固有的文化中,有许多不近情理的礼教习俗,需要西方文化的冲激和洗刷。但是他的态度和关怀是不同的。 陈独秀、胡适、鲁迅开启了一个新时代,他们所谈的大多是救国救民的大关怀,陈独秀创办了《新青年》,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介绍了马克思主义;胡适提倡了白话文,把自由、民主、科学注入了新思潮;鲁迅立志用小说和杂文来拯救中国人的灵魂。他们很少谈个人哀乐,身边琐事。在林语堂的著作中,我们看不到太多“大关怀”,他是以谈“小情趣”见长的。 在充满新旧的冲突和东西文化矛盾的大环境里,我们经常看到的是,“打倒旧礼教”,“废灭汉字”,“文学革命”,“全盘西化”这类带着相当“杀伐之气”的字眼。林语堂很少横眉竖目地要“革命”,要“打倒”。他能从新旧之间看出调和共存的可能,而不是互相倾轧,你死我活。 林语堂对英语读者影响最大的著作是《吾国与吾民》(MyCountryandMyPeople),在这本书里,他经常表现出对旧中国的一种追怀;和他对身处当代中国的一种无奈。他往往透过古今的对比,来说明现世的堕落。林语堂的乌托邦不是在将来,而是在过去。在晚明袁宏道(字中郎,1568–1610),张岱(1597–1679)等人的小品里,他不但找到了文章的范本,也找到了,在他看来,是合理的生活内容和人生态度。 在中国传统礼教下成长的人,往往对快乐有一定程度的罪恶感,似乎一个成大功,立大业的人,必须先经过一番苦难,孟子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这种思想千百年来深入人心,“苦难”已不再是个中性的词语,而是带着一种道德上的崇高。一种舒适愉快的生活,则有可能被视为堕落的开始。所以“享乐主义”,在中文词汇中,多少带着颓废或不道德的意味。然而,人谁不图舒适,谁不图享乐。给苦难以一种道德的含义,往往是鼓励伪善,不能坦然地承认人性是贪图舒适和享乐的。
评分纸质印刷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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