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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汗之国:西方眼中的中国》不只是一本关于中国的书,更是一本关于文化刺激与响应的书。当西方遇见东方,会磨擦出什么样的火花?汉学家史景迁把西方从十三世纪到二十世纪作家笔下新奇多样的中国,尽皆搜罗在这本足以见证其间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著作当中。透过这面“西洋镜”所看到的,也是足足八百年以来西方人对中国之记录与幻想、洞察与偏见。
无论是中国在西方引起的强烈情感,还是西方人对有关中国消息的强烈兴趣,都明确道出了这个国家所散发的魅力。
内容简介
《大汗之国:西方眼中的中国》综观西方人如何想象中国的历史历程,从蒙元时期的鲁伯克修士、马可波罗,一直到当代的尼克松、基辛格,不但写来华西方人所记的中国经历,也写没来过中国的文人作家如何想象中国,影响了一般民众的中国印象。对于中国读者而言,这些仔细爬梳过欧西档案与文史群籍的历史资料,经过天孙巧手缝缀成一个个动听的故事,就像一面面精美的缂丝挂毯,不但引人入胜,也开拓了我们的眼界,了解不同文化的相遇、碰撞与互动,是多么的错综复杂,时常还惊心动魄,比小说虚构还要离奇。
作者简介
史景迁(Jonathan D.Spence),世界著名汉学家,现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1936年生于英国。曾受教于温切斯特大学和剑桥大学。1965年获美国耶鲁大学博士学位,现为耶鲁大学教授。史氏以研究中国历史见长,他以独特的视角观察悠久的中国历史,并以不同一般的“讲故事”的方式向读者介绍他的观察与研究结果。他的作品敏锐、深邃、独特而又“好看”,使他在成为蜚声国际的汉学家的同时,也成为学术畅销书的写作高手。代表作有《康熙》、《王氏之死》、《太平天国》、《追寻现代中国》等。
目录
总序/郑培凯鄢秀
序言
导论
第一章 马可波罗的世界
第二章 天主教时期
第三章 写实之旅
第四章 曲折离奇的小说
第五章 启蒙时代
第六章 女性观点
第七章 中国人在美国
第八章 中国风情在法国
第九章 中国风情在美国
第十章 激进形象
第十一章 神秘权力
第十二章 大师戏笔
精彩书摘
第一章 马可波罗的世界
在探索过无数文献之后,不出意料,我们发现,西方世界第一本主要讨论中国的书,不仅模糊,而且问题百出。据我们所知,马可波罗的《寰宇记》(或称作《马可波罗游记》,简称《游记》),是1298年他在狱中或遭软禁时,向一位名叫鲁思梯谦的人口述而成的。此书主要描述马可波罗1271至1295年间周游亚洲的过程。书中特别着墨1275至1292年间,波罗住在中国并为蒙古皇帝忽必烈汗工作的经历。书中掺杂了待证实的事实、信手得来的资料、夸大的说法、虚伪的言词、口耳相传的故事以及不少全然的虚构。同样情形其实发生在本书之前与之后许多作品里,但是波罗的书却与众不同,因为他是第一个宣称深入中国的西方人,而他生动的描述也使西方读者印象深刻,至今无法磨灭。
波罗的游记并不是第一部具体讨论中国人的欧洲文献,第一位以欧洲语言写下讨论中国人专著的是圣方济修会的修士威廉?鲁不鲁乞。他1253年受法王路易九世派遣,前往位于中国西北边界的蒙古都城哈拉和林,企图说服蒙哥汗参与基督教反伊斯兰教的大业。虽然鲁不鲁乞并未亲临中土,他却利用在哈拉和林的机会,将当地中国人的生活一点一滴地记载下来。鲁不鲁乞了解,他在蒙古见到的“契丹人”,就是罗马人所称的赛里斯人或“丝人”(SilkPeople),因为最好的丝都是从他们那儿来的。他在书中声明,他有“可靠消息”指出,在契丹可能有一座城,以“银子做城墙,金子做城垛”。于是他对中国的简短描述就出来了:
契丹人口不多,他们讲话时鼻子重重地呼吸;众所周知,所有东方人眼睛都很小。无论做什么,他们的手都极巧,他们的医师善用草药,并能根据脉搏精密诊断。但是他们不采尿样,对于尿液一无所知:这是我亲眼所见,因为在哈拉和林就有这种人。他们还有惯例,父亲从事什么行业,儿子也必须继承衣钵。
鲁不鲁乞以几句精确的话,描述他对中国书法和纸钱的观察:“契丹人的货币是纸钱,长宽有如手掌,上面以印子打了线条。他们以类似于画笔的刷子写字,把几个字母写成一个字形,构成一个完整的词。”
在书中其他部分,鲁不鲁乞对某些资料明显存疑。他提到一个故事,说在契丹东部,有一种矮小的长毛怪物,住在“高耸的山岩”间,它们的腿不能弯曲,在遭到浸过酒的诱饵猎捕并刺穿表皮后,滴出的血会形成一种稀有的紫色染料。鲁不鲁乞两次声明,这个故事是一位契丹的僧侣“告诉他的”,他并没有亲眼目睹。此外,契丹旁边有个国家,任何人只要进去了,就会长生不老。鲁不鲁乞表示,虽然对方强调这个故事“是事实”,他个人却“不相信”。鲁不鲁乞关于亚洲的这些报道虽然颇具价值,结果却只成了路易王的私人读物。现在只能找到十三或十四世纪时的三份手稿,而且全部都在英国,这很可能与鲁不鲁乞同时代的英国人罗杰尔?培根有关;培根为学者兼哲学家,极重视此手稿。不过即使培根留存一份手稿供自己研究,波罗也绝不可能有机会拜读。
在波罗公之于世的长篇故事中,中国有着仁厚的独裁统治,幅员广大,礼仪繁冗,贸易繁荣,高度都市化,商业往来独出心裁,作战方式落后。这些记载是真是假,至今仍是个谜。另外两个问题同样启人疑窦:波罗究竟去过中国没有?他到底是在写中国还是另外一个地方?还有两个情况,更增加了这些问题的复杂性。第一,我们对马可波罗的生活及成长过程所知有限,远少于历史上其他有名的作家。第二,尽管他的游记有不同手稿——自中世纪以来,超过八十种散见于图书馆及私人藏书中,新的手稿还可能陆续出现——我们却没有原始手稿,我们只有散佚的原稿的抄本,这些抄本修改后的抄本,以及翻译和浓缩的版本。我们也不清楚“原稿”的文字。很可能,原稿的文字是威尼斯文或“伦巴底”方言,日后翻译成意大利式法文,再由此译成拉丁文。
马可波罗的身份难以确定,这增加了游记本身的神秘性。唯一斩钉截铁足以证明马可波罗此人存在的资料,是他的遗嘱,那是他在1323年1月9日病重时,躺在威尼斯家中,向一个教士及一个公证人口述完成的。这份文件并显示,马可的妻子朵娜塔当时仍健在,他的女儿中有三位也在左右,分别是凡蒂娜、贝莉拉及莫蕾塔,而且第三位当时仍未婚。遗嘱显示,马可虽未极富,却也小康,这点可从他留给家人及威尼斯宗教团体的遗产中得知。他的社会地位,也在遗嘱中的一段话里露出端倪:“同时我解除我的仆人鞑靼彼得所有的束缚,犹如我祈求上帝将我从所有的罪行中释放。我并允许他保有他家中所有劳役所得的财物,此外,我还要赠予他一百威尼斯里拉。”五年后,基于居住时间长久,而且德行良好,威尼斯城决定赋予这位彼得以威尼斯公民所能享有的所有权利。
文件中虽指称彼得为“鞑靼”,并不表示马可波罗自远东得到彼得,也不表示彼得有中国人血统。事实上,威尼斯所有奴隶,无论来自黑海或其他地方,都通称为鞑靼。另外两份法律文件,也略微提到马可波罗,一份是他弟弟马费奥的遗嘱(他较马可富裕得多,并任命马可为财产管理人),另一份是针对一位商人的投诉,因为此人欺骗他,使他失去从半磅麝香中获利的机会;马可随后花钱赢了这场官司。根据这些及其他几个法律文件,显示马可是尼科洛?波罗(卒于1300年左右)之子,并为另一位马费奥(卒于1318年左右)之侄。尽管有许多学者全力钻研,这些文件中没有一份与中国有任何关联。
因此想要对马可波罗的生活有所了解,还是必须回到他的书里面。由于对原稿一无所知,我们只能接受现存最早的版本里序言所说,我们现有的稿子,是1298年马可波罗在热那亚狱中向来自比萨的同监鲁思梯谦口述完成的。这点相当可信,因为在十三世纪末期,比萨和马可波罗的故乡威尼斯都曾和热那亚交战,热那亚人通常将战俘扣留在热那亚一段时间,或是等待赎金,或是经由外交管道,以交换战俘。大约在此之前二十年,一位来自比萨的鲁思梯谦,正是以讲述亚瑟王的传奇闻名,而马可波罗的书,在形式和内容上和这类传奇正多所雷同。一般的论断是,亚瑟王传奇和马可波罗游记的作者,就是同一个人。
马可波罗本人很可能文笔流畅,并在经商途中亲自进行书信联络,但却从来没有写过叙事体文章或旅游记事,而且在十三世纪末,即使贵族阶级,也不普遍识字。马可波罗的《游记》有好几个版本,是以下文作为序言开场的:“尊贵的君主、皇帝、国王、公爵、侯爵、伯爵、武士及市民!还有各行各业的人们,如果希望了解各类不同人种、世界不同地区,就拿起这本书,让人念给你听吧。”这种开场白根本就是许多浪漫传奇小说的直接翻版,也正对读者及听众的胃口。鲁思梯谦在记叙时,经常恪守宫廷传奇应有的格式,而不是我们认为像马可这种老练的旅行家所惯用的语汇。比如说,马可波罗在书中,详细记载了在他的时代远东发生的战争中七场最激烈的战役,但是对于雄壮军容及满坑满谷的残肢断臂,却草草带过,流于浮夸、形式化且千篇一律。正如一位十九世纪以研究马可波罗闻名的学者指出:“很难想象会是由冷静而内敛的马可先生,在热那亚的牢房中踱步,前后七次倾吐出这么悲壮的战事,巨细靡遗,并由忠实的代笔人详细记录。”
书中曾举一个例子,讲述马可波罗某次在战场上的获胜经验。较之其他七次战争,这次经验乍看之下明显较具说服力,因为每处细节都很合理。当时蒙古可汗正在咨询军师团,怎样才能让屡攻不破的中国城市“襄阳府”投降。可汗的将军们自认无能,因为襄阳府的城墙厚实,他们无法直接进攻,而城内又可以经由河流继续运送物资,获得救援。当时在场的还有马可波罗、他父亲及叔叔。波罗的叙述如下:
接着两兄弟和马可先生这儿子发言了,他们说:“全能的君王,我们的随从中有人能够制作投石机,投掷出的大石绝对不是守城卫戍所能抵抗,只要投石机开始投射,他们立刻就会投降。”
可汗强烈敦促他们,全速尽力制作投石机。于是尼可和他的弟弟及儿子立刻要求足够数量并须吻合制作投石机所需的木材。他们的随从中,有一个德国人和一个聂斯脱利派基督徒,正好擅长此道,他们于是指挥制造了两三个足以投射三百磅重石头的投石机……
当这些机关运至军营时,立刻就在鞑靼的歆羡中组装了起来。容我告诉你吧,机关一旦组装好,并且上了齿轮,各自就发射了一枚巨石进城。这些石头冲上建筑物,呼啸着轰隆隆地撞开并且粉碎了一切接触到的东西。城里人目睹了这怪异景象,吓得胆战心寒,不知道该如何应对……
城里的人于是投降,并接受了降款:这些全得归功于尼可先生、马费奥先生及马可先生。这真是大功一件,因为全能的可汗又得到了一个最好的城及最好的省,每年的岁贡更因此增加了不少。
史书上对这次事件有着详细记载。襄阳府——亦即今日位于汉江南岸湖北省的襄阳——根据十四世纪的中国史料,曾遭蒙古皇帝忽必烈汗大军长期围困,该城自1268年固守至1273年,它的陷落标示了南宋败亡的开端。根据中国史料,该城被迫投降,因为忽必烈“自西方请来工程专家,建造出足以投掷一百五十磅重石头的机器”。
波罗的故事颇有可疑之处。围城在1273年前就结束了,然而所有证据均显示,马可波罗不可能在1274年之前到达中国。另外根据波罗此书的序言,他父亲及叔叔在第一次亚洲之旅后,已经自忽必烈的首都哈拉和林折返威尼斯,而他们的这趟东方之旅,至迟应在1266年,亦即远在围城开始之前。像是为了解答这个谜题似的,一份早期的手稿,只提到了二兄弟尼科洛和马费奥,并说他们在可汗围城三年后提出建议,并监督制造及安置了投石机,终至攻破了城池。这份文稿并没有提到有两名西方技师协助投石机的制造与设计。但是我们不能确定,这份手稿遗漏马可,是因为编写人知道马可当时不可能在当地,还是因为这份版本非常接近原稿,而虽然马可从未说过他曾参与此事,后世编辑却蓄意将他写进书中,以使故事更为生动。
这些技师却不能像马可波罗一样随意被删除,因为亚洲史料中明确记载他们与围城的关系。不过史料中尽管认同这些技师来自中国西部,他们的出生地却被认为是伊斯兰教中东地区;中国史料中甚至有二人的名字:阿老瓦丁及亦思马因。波斯史料则指出,这些专家来自大马士革(或巴勒贝克),共有三人。更复杂的是,中国和波斯史料均显示,蒙古军队远在1230年成吉思汗时代,就能很熟练地使用这种投石机了。不过,即使波罗不可能出现在当地,甚至很可能夸张了他自己及家人,他对围城一役的记载却非常精确;是否他曾经由某些文件或个人途径得到“外来消息”,我们都是一无所知。
……
前言/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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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汗之国:西方眼中的中国》精彩试读
远自十六世纪中期佩雷拉开始,西方旅行家就尝试过类似的比较了,但是一直都很抽象,因为西方社会里始终见不到可相提并论的中国人。到了十九世纪下半期,这个现象才开始改变。当时在欧洲,只有零星小规模的中国人社区,反观美国,1849年的淘金潮,以及随后的铁路修筑,却吸引了数以万计的华工至西岸,其中又以男性为主。到了1890年代,许多美国城市出现了“中国城”,华工也散见于全美各处,无论是太平洋西北岸、中西部、南方或是东部海岸,都见得到华人身影。
大汗之国:西方眼中的中国 一部探索中西文化碰撞与误解的史诗巨著 本书并非简单地叙述某个特定历史时期的中国,而是深入挖掘自中世纪晚期至近代早期,西方世界对“契丹”(Cathay)乃至“中国”(China)这一宏大概念的认知构建过程。我们聚焦于那些穿越漫漫丝绸之路、航行于未知海洋的旅行者、传教士、商人和使节,他们的文字记录、地图绘制与口头传说,共同织就了一张既充满浪漫想象又饱含深刻误解的西方“中国图景”。 第一部分:遥远的幻景——丝绸之路上的传说与早期认知 在西方地理概念尚未完全清晰的时代,中国,或者说“契丹”,是一个笼罩在东方神秘面纱下的存在。本部分将详尽考察早期旅行者的记述,尤其是马可·波罗的《东方游记》对西方世界产生的颠覆性影响。 我们细致比对了不同手抄本中对元朝宫廷、货币制度、服饰乃至元大汗忽必烈的描绘,分析这些描述如何被欧洲的抄写员、插画师和口头传播者不断地美化、扭曲或简化。重点考察的是,对于一个尚未亲眼目睹的庞大帝国,西方如何通过对“黄金之国”、“香料之地”的固有想象,来填补信息空白。 书中将剖析中世纪欧洲对东方财富的集体迷恋,以及这种迷恋如何塑造了对“大汗之国”的最初印象——一个富庶、强大,却又在技术和宗教上与西方截然不同的异域。我们不仅关注“宏大叙事”,也深入挖掘那些被忽略的细节,例如早期传教士对儒家思想的初步接触,以及他们如何试图用亚里士多德式的逻辑来解读东方的“道德哲学”。 第二部分:地理的纠缠与身份的错位——从“契丹”到“中国”的过渡 随着地理大发现的浪潮,西方对东方的认知开始经历一场痛苦而漫长的修正。本部分的核心在于探讨“契丹”(Cathay)这一名称是如何逐渐被“中国”(China)所取代,以及这一转变背后所蕴含的政治、贸易和航海动因。 我们将详细分析葡萄牙和西班牙探险家在新航路上的发现,特别是利玛窦等早期传教士抵达中国腹地后,对中国真实地理面貌的首次细致描绘。这些记录首次提供了关于明代官僚制度、科举考试、农耕技术以及复杂社会结构的详尽报告。 然而,信息交流的滞后性,使得欧洲人长期处于认知失调状态:一部分人坚信马可·波罗描述的北方大汗帝国仍在延续,另一部分人则开始接受南方沿海所见的“中国”才是主流。本书将追溯这种认知上的“身份错位”,展示西方如何耗费数十年时间,才最终将地理上的两个概念统一为一个完整的“中国”印象。重点分析了早期制图学家的努力与挫败,他们试图将东方庞大的内陆帝国纳入有限的欧洲地图框架的挣扎。 第三部分:帝国的逻辑与文明的傲慢——西方视角下的治理结构与道德评判 当传教士和外交使团得以进入清朝的权力核心时,他们对中国的观察焦点转向了政治和社会结构。本部分深入分析了耶稣会士群体内部关于中国文明性质的激烈辩论,即著名的“礼仪之争”。 我们细致考察了西方观察者如何理解“天命”与“君权神授”的差异,以及他们对高度集权的官僚体系的复杂情感——既钦佩其长久的稳定与秩序,又对其中缺乏个人自由和基督教信仰感到不解甚至排斥。 书中着重探讨了西方学者(如孟德斯鸠、莱布尼茨)早期对中国哲学(尤其是儒学)的吸收和误读。他们将中国视为一个“没有宗教的道德国度”,这既是一种赞美,也是一种隐晦的批判。这种将中国抽象化为某种“完美理性政府”模型的倾向,实际上遮蔽了中国社会内部的真实矛盾与活力。通过对比法国、葡萄牙和荷兰商人的记录,我们能清晰地看到,基于不同的文化预设和商业目的,西方对同一事物会产生截然不同的解读。 第四部分:从好奇到审视——技术、军事与文化自负的萌芽 本书的最后部分将视角推向17、18世纪,此时欧洲自身的技术革命和军事扩张开始加速。西方对中国的态度从最初的纯粹惊奇,逐渐转向一种带着审视和居高临下的批判。 中国精湛的瓷器工艺、丝绸生产和农业技术曾是西方学习的典范,但随着工业革命的预兆出现,中国那些曾经令人赞叹的成就开始被视为“停滞不前”的证据。我们将对比当时欧洲流行的“中国风”(Chinoiserie)艺术热潮与严肃的科学考察报告,揭示这种文化表象与政治现实之间的巨大鸿沟。 特别关注西方使团(如马戛尔尼使团)在觐见乾隆皇帝时的冲突与失败。这些外交接触标志着一个时代的转折点:西方不再将中国视为遥远而高不可攀的“大汗之国”,而是将其视为一个需要被“开化”或至少是“理解”的东方强权。 结语:镜子中的自我反思 《大汗之国:西方眼中的中国》最终旨在证明:西方对中国的描述,与其说是关于中国本身的客观记录,不如说是西方自身在特定历史阶段文化焦虑、政治抱负和哲学困境的投射。通过系统梳理数百年来西方如何构建、如何误解、如何最终“发现”中国,我们得以更清晰地认识到,跨文化交流中的“观察者偏见”如何塑造了我们对历史和文明的认知。这本书是一面棱镜,折射出中西文明首次大规模接触时,双方既渴望融合又恐惧吞噬的复杂心灵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