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经济变革得失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简体网页||繁体网页

☆☆☆☆☆

吴晓波 著

图书标签:

• 经济史
• 经济变革
• 历史
• 得失
• 中国经济
• 世界经济
• 经济发展
• 政策分析
• 历史反思
• 经济学

出版社： 浙江大学出版社

ISBN：9787308116268

版次：1

商品编码：11276221

包装：平装

丛书名： 蓝狮子财经丛书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3-08-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247

字数：230000

正文语种：中文

编辑推荐

　　购1000册以上的用户， 本商品提供订制服务。如需加企业LOGO、腰封，或有其他需求，请发邮件至dushuhui@jd.com。请提供您的姓名、电话、公司名称、需购买的商品链接和数量、您要送达的城市，以及具体需求。

　　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再度发力！向钱穆先生之《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致敬之作！打破时间壁垒，勾勒历代变法全貌！探寻中国两千多年来经济变革的得与失！如果不研究历代经济的变革，其实无法真正理解当前的中国！十余年潜心研究，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集大成之作，如果不研究历代经济的变革，就无法真正理解当前的中国！

内容简介

　　《历代经济变革得失》是作者近年来研究中国经济变革史的集大成之作，对中国历史上十数次重大经济变革的种种措施和实践作了系统的概述和比照，指明因革演变，坦陈利害得失，既高屋建瓴地总括了中国式改革的历史脉络，又剖析了隐藏在历代经济变革中的内在逻辑与规律。辩驳得失，以史为鉴，实不失为一部简明的“中国经济史”。
　　两千七百年前，春秋时期的管仲改制变法，使得齐国一跃成为霸主，傲视群雄；公元1069年，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推行新法，一时国库充实，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为之缓解；公元1978年，邓小平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百年积弱的中国经济再度崛起，重回强国之列。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经历了十数次重大的经济变革，每一次变革，都顺应社会发展而发生，也都对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今，新的社会发展又提出了继续变革的要求。

作者简介

　　吴晓波，著名财经作家，“蓝狮子”财经图书出版人，上海交通大学、暨南大学EMBA课程教授，常年从事公司研究。2009年被《南方人物周刊》评为年度“中国青年领袖”。主要出版著作有：《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上下卷）、《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7》（上下卷）、《浩荡两千年：中国企业公元前7世纪—1869年》、《吴敬琏传：一个中国经济学家的肖像》、《大败局》、《大败局Ⅱ》等。其中《激荡三十年》被评为“2007年度中国佳商业图书”、“2008年《新周刊》新锐榜之年度图书”，《跌荡一百年》被中国图书评论学会评为“2009年度十大图书”，《大败局》被评为“影响中国商业界的二十本书”之一。

内页插图

目录

导论 研究中国的方法
崛起或崩溃，是一个问题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是谁家的“大势”？
两个研究工具及两个结论
第一讲 管仲变法：两千多年前的“凯恩斯主义”
被严重误读的“士农工商”
“放活微观，管制宏观”
“盐铁专营”的始作俑者
鼓励消费的异端思想
“以商止战”与和平称霸
中国古代版的“凯恩斯”
第二讲 商鞅变法：命令型计划经济的鼻祖
以农立国：第一个在土地改革中尝到甜头
军爵制度：打造出世界上第一个平民社会
郡县制度：地方行政制度的政治雏形
强国逻辑：中央集权制度的奠基之人
毛泽东：“百代都行秦政法”
第三讲 汉武帝变法：顶层设计的集大成者
“文景之治”的成就与后果
刘彻：大一统制度的集大成者
产业改革：铸钱、盐铁与酿酒
流通改革：均输与平准
税收改革：告缗令与算缗令
变法造就第一个“半亿帝国”
变法的负面效应及争论
盐铁会议与“桑弘羊之问”
第四讲 王莽变法：第一个社会主义者的改革
变法背景：世族经济威胁中央集权
改革三战场：财政、货币和土地
最惨烈的改革结果
刘秀对世族开战的失败
“桃花源记”的经济学诠释
第五讲 世民治国：最盛的王朝与最小的政府
科举制以及世族势力的式微
李世民解决吏政、兵政之患
关于专营政策的反复与争议
城市经济的空前繁荣
刘晏变法：专营制度的归来
民间工商资本的五条出路
第六讲 王安石变法：最后的整体配套改革
“杯酒释兵权”的政策利弊
宽松与禁榷并举
士绅经济的定型
千年第二回的“延和殿廷辩”
最后一次整体配套体制改革
“改革标本”王安石
“世界时间”里的变法
第七讲 明清停滞：大陆孤立主义的后果
四大基本制度的恶质化
铁桶阵：对外闭关锁国
散沙术：对内男耕女织
城市化率的下滑
对“自转惯性”的预警
陷入官商泥潭的工商经济
被枪炮打破的“超稳定结构”
第八讲 洋务运动：缺乏现代性的现代化变革
洋务运动不是一场“迟到的运动”
以铁路为例：发展与稳定的取舍
以轮船招商局为例：国营与民营的取舍
中日对比：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
商人与知识精英在体制外“会师”
立宪运动：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的选择
洋务运动的制度性遗产
第九讲 两个民国：从极度自由到“统制经济”
四个基本制度的全面崩坏
空前强大的民营经济
地方自治的试验
被欢呼回来的独裁者
国民党的经济主张
挤压民间资本的五种办法
1945年之后的经济政策失误
第十讲 计划经济：从自负到自毁的大试验
上海试验：计划经济的体系雏形
“第一个五年计划”：计划经济的建设模式
七年消灭私营经济
两次自毁性的经济运动
回收土地：政府的三大收益
“文化大革命”：紊乱十年
第十一讲 改革开放（上）：没有蓝图的改革
第三种社会主义经济模式
增量改革：由农民发动的工业化运动
中央政府的角色：放权与非均衡战略
地方政府的角色：积极参与和冒险支持
“哪里是改革的主战场”
物价闯关：转折点上的“意外失利”
80年代：“一切改革都从违法开始”
第十二讲 改革开放（下）：集权主义的回归
分税制：从增量改革到整体改革
1998年的“三驾马车”
国有企业的绝地复苏
“大国崛起”与朱氏逻辑
从铁本案到四万亿计划：第六次“国进民退”
发展与公平：2013年的双重困境
结语 回到历史的基本面
一个不容置疑的前提：“统一文化”是一切自由化改革的边界
两个永恒性的主题：分权与均富
三个最特殊的战场：国有经济、土地和金融业
四股前所未见的新势力：互联网、非政府组织、企业家和自由知识分子
跋

精彩书摘

　　中国历史上公务员最少的朝代
　　（《李世民解决吏政、兵政之患》）
　　现代西方经济学倡导“小政府，大社会”，唐朝似乎是一个古代版本。
　　李渊开国之后，把一切山泽税、盐税统统废罢，之前由国家专营的盐、铁、酒等产业全数放纵民众自主经营。在农业税方面，唐代的税收是取五十分之一，远低于西汉的三十分之一，徭役则是每年二十天，也比前朝要少。公元626年，李世民即位后，当月就颁布诏令，把潼关以东的关卡全部停废，以让货物自由流通。1有唐一代，还停止了商税的课征。中国古代商品经济最为发达的唐宋两朝对商品交易的征税一直非常少，唐朝全免，宋朝征收过税和住税两种，税率分别为2%和3%，这一方面造成商品流通的空前繁荣，培养了国民的贸易精神，另一方面使得政府收入完全依赖于农业税和专营收入。
　　中国很多朝代在开国之初，实行的都是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的政策，可是随着时日推衍，各种赋税便叠床累架地增加起来，人们归之于统治者的贪婪或挥霍。其实，根本原因是行政成本的增加，最刚性者，一为养官成本，二为养兵成本，是为“吏政之患”和“兵政之患”。唐朝的宽松政策持续了120余年，与李世民在这两项的制度创新有关。
　　唐朝的中央政府实行六部制，比汉朝的十三曹整整少了七个部门，是一次很大的部门精简。李世民用官非常之少，贞观年间，中央机构中的文武官员最少时只有643人，全国仅7000余人，这应该是历朝人数最少的政府了。据明末学者朱国桢的统计，有唐一代需财政负担的官员总数最多时约为1��8万人。
　　唐朝的官员按官职高低都可以领到一块“职份田”，此外还有永业田，即便是八品或九品的小官，也有永业田二顷。此外，则可以领到一份年薪。即便是养那几百个官员，李世民竟还舍不得由财政出钱，他想出了一个非常古怪的“公廨钱制度”，就是对富豪家庭定向征收一笔“特别财产税”，以此养官。
　　早在高祖李渊时期，朝廷就对天下的富商进行了一次资产清查，按资产多少定为三等——后来改成九等，并规定“每岁一造册，三年一造籍”。在把人数基本摸清楚的前提下，到了公元637年（贞观十一年），唐太宗下达诏书，容许长安七十多所衙门，每所可选“身能估贩、家足资财”的商人九名，号称“捉钱令史”，每人贷予“公廨钱”5万钱，用于商业活动，每月纳利息4千钱，一年4��8万钱，以单利计算，年利率约为百分之一百。这一政策，相当于让长安城里最有钱的七百个富豪家庭，每年缴纳一笔数目不菲的“特别税”。很可能的情况是，政府贷出的“公廨钱”仅仅是名义上的，而缴纳的利息则是真金白银。这一政策很快在全国各州普遍实行。为了鼓励商人接受公廨钱制度，唐太宗在全国特别设立了七千个基层官员岗位（“防阁”），只要纳满一年，家庭就可以派出一人当官，不过任期只有两年，之后由其他纳税的“上户”取代。
　　公廨钱制度在唐代执行了很久，玄宗初年，年利率降低到70％，继而再降到60％、50％，每笔强迫贷款金额也有降低，被选中的商人所获权益，早期是当官吏，后来则改为免除徭役。唐太宗发明的这个制度，在后世的学界引起过很大的争议。褒之者认为，这一制度虽然“粗糙”却很直接，政府养活了官员又巧妙地避免了广征税赋。贬之者则认为，这是对富有家庭的一次强制性的制度盘剥，它虽然比汉武帝的算缗令温和一些，不过本质却是一致的，另外，百分之一百的高利率亦是对全国金融市场的破坏，富户很可能以类似利率放贷给一般平民，从而导致全社会资金流通成本的抬高，当时就有人批评说，其结果是“富户既免其徭，贫户则受其弊”。不管怎样，唐太宗想出的“公廨钱”的办法确实起到了高薪养廉的作用，唐初吏治为历代最好。
　　在军费开支上，李世民的支出也很少，唐朝实行的制度是“兵在藩镇”，即由地方财政支出养驻军。李世民任用将帅执行了“三不原则”，即“不久任、不遥领、不兼统”，以防止他们拥兵坐大。
　　由此可见，李世民算得上是史上最精明的治国者之一，他让富人出钱养官，让地方出钱养兵，中央政府的财政支出就变得很少，“小政府”因此而生。
　　1 《册府元龟》卷五百零五：“唐太宗武德九年八月甲子即位。是月壬申，诏曰：……通财鬻货，生民常业。关梁之设，襟要斯在。义止惩奸，无取苛暴。近代拘刻，禁御滋章。……非所以绥安百姓……其潼关以东，缘河诸关，悉宜停废。其金银绫绢等杂物，依格不得出关者，不得须禁。”
　　中国走向闭关锁国是因为王安石变法失败？
　　（摘自《改革标本王安石》）
　　在经济史，乃至整部国史上，王安石变法都是一个转折点，在变法之前是一个中国，变法以后是另外一个中国。这场变法持续到第57年，北宋就灭亡了。变法之前的中国，是一个充满自信的国家，是一个开放的国家，是一个敢于攻击别人的国家。变法以后的中国，就变成了一个谨小慎微的国家，一个更愿意闭关锁国的国家，甚至国民性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王安石是中国经济史、政治史上充满了重大争议的标杆性人物。我们常常说一个历史人物不易评论，是因为他“面目不清”，可王安石这个人面目很清晰，还是不易评价。
　　在中国历史上，像王安石这样的人虽然凤毛麟角，却也并非仅见。他们为官清正，工作操劳，办事雷厉风行，行政效率极高，而且不将私利掺杂于国事。他们力主国家主义，不惜以牺牲民间工商自由为代价，换得中央集权制度的恢复与稳定。他们提出的行政口号往往是“均贫富”，可是最终的结果一定是将民间的富人和穷人一起剥夺。从经济史角度来观察，这些“理财大师”往往是中国式的“治乱循环”的转折点。
　　自宋之后，到明清两代的数百年间，王安石是政治史上的“失踪者”，大家顶多说说他的那些诗歌散文。一直到20世纪以后，他突然咸鱼大翻身，1908年，当世最著名的政论家梁启超撰写《王安石传》，宣告“翻中国历史上第一大冤案”，王安石突然再成政治大明星。
　　王安石的“复活”，自然与当时的国家境遇及世界环境有关。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沦为“东亚病夫”，为了寻求强国之道，推行国家集权主义便成为政界和知识界的主流意识，在当时，无论是保皇党人还是革命党人，都做如是想，钱穆说：“至晚清而主变法者，争言荆公政术。”1放眼世界，无论是1917年苏联的诞生，还是20世纪30年代纳粹德国、日本帝国的崛起或美国的“罗斯福新政”，都被看成是国家主义的胜利。从此以后，王安石成为了主流意识形态中无可争议的大改革家，进入民国乃至1949年之后，王安石的声望越来越高。郭沫若认为，秦汉之后第一个大政治家就属王安石，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推崇的两位改革家，一是商鞅，一是王安石。
　　面对如此充满争议的人物和历史事件，若我们将之放在中央集权制度的两千年演进史中进行观察，也许会得出一些稍稍清晰的结论。
　　“王安石变法”，与之前的“管仲变法”、“商鞅变法”、“桑弘羊变法”、“王莽变法”乃至“刘晏变法”一脉相连，是历代治国者在经济集权政策上的一次大试验。就如同桑弘羊欣赏商鞅，刘晏欣赏桑弘羊一样，王安石对桑、刘两人也十分推崇，他在与司马光的论战中认定，用国有专营政策来抑制兼并、均和贫富是古代贤君的治国之正道，后世只有桑、刘“粗合此意”。由此可见，历代“变法”衍续的是同一逻辑。
　　王安石的激进程度与王莽颇为接近，他们前后相隔约千年，是两次分别向两极挑战的变革运动，前者试图回到“周礼”和“井田制”，后者则试图用“计划之手”把每个经济元素都管理起来。他们同样激烈且充满理想主义的气质，可是也同样遭遇惨败，并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一个帝国的灭亡。
　　从制度创新的层面来看，“王安石变法”的重要性甚至超越之前的任何一次。它是最后一次建设性探险，是整体配套性体制改革的“终结之作”。
　　一个特别严重的后果是，“王安石变法”的失败给后来的治国者造成了巨大的心理阴影。一位如此才华卓著的财经大师，在工商经济如此发达的宏观环境中，进行一场如此全方位的配套改革，却造成如此惨烈的失败结局，这令所有的后来者对激进式变革望而却步。它的失败可以说是历史性的，表明基于法家战略和儒家伦理的治国手段在经济改革领域已经无路可走，进不可得，退亦不可得。自北宋之后，南宋、明、清历代治国者基本放弃了体制内的制度创新，开始用更加严酷的管制方式来维持统治，其经济策略越来越谨小慎微、趋向保守，最终走进了闭关锁国的死胡同。
　　所以说，自王安石之后的中国，真正严肃的经济问题只剩下一个，那就是——稳定。
　　……

前言/序言

　　跋
　　850年12月，时年45岁的托克维尔在海滨小城索伦托给友人们写信。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他因《论美国的民主》一书而闻名欧洲和北美大陆，可是从那以后，他一直为寻找新的写作主题而苦恼不已，他在信中写道：“我一边穿越索伦托的群山，一边开始寻觅主题，它对我来说必须是当代的，并能为我提供一种手段，把事实与思想、历史与哲学本身结合起来。依我看，这就是问题的条件……”“青春逝去，光阴荏苒，人届中年；人生苦短，活动范围日蹙……我只能考虑当代主题，实际上，公众感兴趣、我也感兴趣的只有我们时代的事。”也正在这几封信里，托克维尔宣布将创作一部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专著，这就是他的另外一部伟大的传世之作——《旧制度与大革命》。
　　记得是2010年的盛夏，我曾去过索伦托，那是意大利南部的一个非常幽美的小城，居民依山建屋，面朝大海，小径蜿蜒局促，到处都是花店和精致的小咖啡馆。我在那里闲居数日，游逛过小城的很多山道，却并不知道一百多年前欧洲最先锋的思想家曾在此徘徊焦虑。此时此刻，我开始写作这本《历代经济变革得失》，在查阅资料时，偶然读到这段轶事，便突然地生出别样的亲近，算算年纪，我竟也已四十有五，正感慨于白发间生、岁月流逝，也为写作而日夜焦虑。
　　对于任何一个钻研学术的人来说，创作主题的选择永远是最要紧的。前辈经济学家张五常曾说：“问题有重要与不重要之分，做学问要找重要的入手。生命那么短暂，而一个人的创作期更短。选上不重要的问题下功夫，很容易转眼间断送学术生涯。”于此，我深有体会。从2004年开始，我着手于当代中国企业的实证研究，这个课题的灵感来自于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时的几次座谈，我发现西方人对中国经济崛起所知甚少，多有偏见，在2007年和2008年，我出版了《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上下卷，其间，我又溯源而上，相继写作了《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7》上下卷、《浩荡两千年：中国企业公元前7世纪-1869年》，由此完成了对中国企业的整体叙述。2010年，我还出版了《吴敬琏传》，通过对这位当代知名度最高的经济学家的传记体写作，梳理了新中国成立后宏观经济理论的衍变轨迹。九年以来，这一系列的写作耗去了我今生最好的时光，如今又将我逼到了这本书的面前。
　　开始本书写作的时刻，中国改革又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我此时的心境，已与2004年决意投入《激荡三十年》写作时，有很大的差别，熟悉我的作品的读者，当有所体察。若说当初尚有“探访者”的兴奋心态，那么，今天的我则如同捧着一只薄胎瓷器的行者，心生畏惧，只求寸进。
　　我要表达对很多人的感激之情，他们是我的师长、学友、接受我访谈的专业人士、给予我启迪的众多著作者，浙江大学出版社的傅强社长、徐有智总编辑、袁亚春常务副总编辑，我的编辑王留全、余燕龙、陈丽霞和胡志远。
　　当然最要感激的仍是我的家人。吴舒然同学已是一个长到一米六三的高中生了，我写了那么多的商业书籍仍然没有培养出她对经济的兴趣。邵冰冰嫁给我已经二十年了，我将这本书作为一个纪念品献给她。
　　书中所有的谬误不当，均由我承担责任。英国历史学家约翰·阿诺德在《历史之源》中说，历史并不存在“单一的真相”，“因为没有任何事实和真相可以在意义、解释、判断的语境之外被说出”。1我们所见的事实及所作出的论断，总是受到时代视角、意义语境的局限，托克维尔不例外，本书亦不例外。
　　吴晓波
　　2013年7月于杭州大运河畔

好的，这是一份关于一本名为《思想的疆域：文明冲突与文化融合的宏大叙事》的图书简介，内容详尽，力求自然流畅，不含任何AI痕迹。 --- 图书简介：《思想的疆域：文明冲突与文化融合的宏大叙事》 一部跨越千年，纵横欧亚非的文明史诗，深度剖析人类思想的碰撞、演变与最终的交织。 我们身处一个日益紧密联系的世界，但历史的深层逻辑却从未停止显现：人类社会的发展，本质上是一系列不同文化体系、不同思维模式相互作用的结果。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泥板文字，到近现代全球化的信息洪流，思想的流动构成了人类文明进步的真正驱动力。《思想的疆域》并非简单罗列历史事件，而是以宏大的叙事视角，深入挖掘驱动不同文明走向冲突、分化乃至最终融合的底层哲学、宗教信仰与社会结构。 本书的主线索并非帝国的兴衰或战争的胜负，而是那些看不见、摸不着却决定了世界面貌的思想光谱。作者以其深厚的史学功底与跨学科的知识结构，构建了一个复杂而精妙的分析框架，旨在回答一个核心问题：在人类不同的认知体系中，哪些观念具有普世性，哪些又是特定环境下的产物？ 第一部分：思想的起源与早期分野（轴心时代的回响） 全书伊始，我们将目光投向公元前八世纪至公元前三世纪的“轴心时代”。这一时期，古希腊的理性哲学、印度的奥义书思想、中国的诸子百家以及中东的先知传统，几乎同时在世界各地爆发，奠定了后续数千年人类精神世界的基调。 本书细致描绘了苏格拉底对西方理性精神的塑造，探讨了孔子对社会秩序与伦理关系的构建，以及释迦牟尼对个体解脱的探索。重点在于分析这些思想体系是如何在各自的地理和政治环境中扎根、演化，并形成最初的“思想壁垒”。我们审视了早期知识分子（无论是哲人、祭司还是士大夫）如何通过对宇宙、对人性的界定，无形中划定了各自文明的疆域。例如，西方世界对“真理”的绝对探求，与东方世界对“和谐”的优先考量，是如何在方法论上产生根本性的差异。 第二部分：信仰的扩张与文明的边界（地缘政治与精神渗透） 随着公元纪元的开启，宗教与意识形态成为思想传播的主导力量。本部分聚焦于三大一神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勃兴及其与既有文明的碰撞。 我们将详细考察基督教如何从一个边缘信仰，通过君士坦丁大帝的采纳，逐渐整合并改造了罗马的法律与哲学遗产，形成了独特的西方中世纪思想体系。同时，伊斯兰教的迅猛崛起，不仅带来了新的神学框架，更重要的是，它作为一条连接东西方的桥梁，系统性地吸收、保存并发展了希腊的科学与印度、波斯的数学成果。 书中特别设置了关于“翻译运动”的章节，阐释了思想的交流往往发生在军事征服与贸易往来之后，通过知识精英的跨界传播得以巩固。我们分析了拜占庭学者、巴格达的“智慧之家”的学者们在知识传承中的关键作用，揭示了文化间的借用与创新是如何在接触点上催生新的知识形态。 第三部分：文艺复兴与启蒙的内在张力（西方思想的自我重塑） 本书的第三部分转向了欧洲思想史上的关键转折点——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这并非一个简单的“回归古典”的过程，而是一场深刻的“去神学化”和“个体解放”的内在革命。 我们考察了人文主义者如何重新发掘古典文本，并以此为武器挑战教会的绝对权威。随后，启蒙思想家们——洛克、卢梭、伏尔泰——如何将理性从神圣的殿堂中解放出来，确立了自然权利、三权分立和主权在民的现代政治哲学基础。 然而，作者并未将此过程描绘得一帆风顺。本书深入探讨了启蒙理性主义的局限性，指出其在面对“非理性”力量（如激情、民族情感）时的脆弱性，这为后续的浪漫主义反思与民族主义的兴起埋下了伏笔。这一部分的精妙之处在于，它不仅讲述了西方如何构建现代性，更揭示了其构建过程中的内在矛盾与对非西方世界的潜在投射。 第四部分：全球互动与思想的张力（现代世界的形成） 进入近现代，全球化进程加速，不同文明的思想疆域开始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发生重叠与冲撞。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力飞跃，催生了马克思主义、自由资本主义以及各种形式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 本书重点分析了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中叶，非西方世界面对西方强势思想体系时的“反应史”：从日本的“明治维新”到中国对“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引进，再到殖民地知识分子寻求本土文化与现代性的调和。这种调和充满了张力——是彻底西化，还是在坚守传统的基础上实现批判性吸收？ 作者细致梳理了萨义德的“东方学”理论，反思了西方知识体系在构建“他者”时所扮演的角色，并探讨了二十世纪下半叶后，多元文化主义和后殖民理论对传统西方中心论叙事的颠覆。 结论：走向后现代的交汇点 在全书的收尾部分，作者将视野聚焦于当代。随着冷战的结束和信息技术的爆炸式发展，传统的国家和文明边界变得模糊，但“身份政治”和“文明冲突论”的论调却再度抬头。 《思想的疆域》以一种审慎而富有洞察力的笔触总结道：人类历史并非是走向单一、统一的思维模式，而是在更高层次上实现复杂性的交织。真正的挑战在于，我们如何在承认自身思想根源的局限性的同时，建立起一种跨越文化鸿沟的、基于共同人类经验的“元伦理”。 这是一部挑战读者固有认知的力作。它要求我们不仅要理解“我们是谁”，更要理解“他们如何思考”，因为在思想的疆域中，每一次碰撞都可能孕育出新的文明曙光。 推荐读者： 历史学、社会学、哲学、国际关系研究者，以及所有对人类文明发展轨迹充满好奇心的求知者。 ---

评分☆☆☆☆☆

《思想的洪流与文化的海纳百川：观念变革如何重塑文明》这本书，让我沉浸在了一个充满智慧与碰撞的精神世界。它不再局限于物质层面，而是将目光投向了人类思想和文化的发展变迁，追溯了哲学、宗教、艺术等领域是如何深刻地影响了社会的走向。作者从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争鸣，到汉代儒学的独尊地位，再到魏晋玄学的风起云涌，以及宋明理学的集大成，都进行了精彩的描绘。他不仅仅是罗列了各种思想流派的观点，更是深入浅出地分析了这些思想是如何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孕育、发展，并最终对当时的政治、社会生活、乃至民众的价值观产生深远影响。我尤其被书中关于佛教在中国传播与本土文化融合的过程所吸引，它展示了外来思想如何在与本土文化碰撞中，不断调整、创新，最终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本书让我深刻体会到，一个社会的真正活力，往往体现在其思想的开放性和创造性上，而观念的变革，则可能成为推动文明向前发展的最强大动力。

评分☆☆☆☆☆

《社会巨变的脉动：个体命运与时代洪流的交织》这本书，让我以一种更为人文的视角，重新审视了中国历史上的那些重大变革。它不像宏大叙事那样聚焦于朝代兴衰或制度变迁，而是将视角拉回到每一个鲜活的个体身上，去探究他们如何在时代洪流的裹挟下，经历着命运的跌宕起伏。书中通过对不同社会阶层、不同职业人物的描绘，例如一位从战乱中逃离的农民，一位在科举之路上屡试不第的书生，一位在商业浪潮中搏击的商人，以及一位在宫廷权力斗争中挣扎的宫女，来展现社会巨变对个体生活的影响。作者以细腻的笔触，刻画了他们在面对饥荒、战争、政治迫害、以及社会观念转变时的恐惧、挣扎、希望与绝望。这些故事并非虚构，而是建立在严谨的历史考证之上，让我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历史的温度，体会到那些被宏大历史叙事所忽略的个体的悲欢离合。读完这本书，我不仅对历史事件有了更深的理解，更重要的是，我对那些在历史长河中默默承受、奋力抗争的普通人，产生了深深的敬意。

评分☆☆☆☆☆

《科技的跃迁与社会转型：技术进步背后的权力博弈》是一部让我大开眼界的著作。它挑战了我对技术发展“纯粹理性”的刻板印象，深刻揭示了技术进步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社会权力结构、意识形态以及人的欲望交织在一起的复杂过程。书中对古代水利工程的修建、火药技术的军事应用、以及印刷术的推广等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不仅仅关注技术本身，更重要的是探讨了这些技术在不同历史时期是如何被统治者利用、推广或压制的。作者以生动的案例说明，一项技术的出现，可能为社会带来巨大的进步，也可能加剧原有的不平等。例如，早期冶铁技术的普及，是如何改变农业生产力的，又是如何影响了社会阶层的流动。再如，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出现，在极大程度上推动了知识的传播，但同时也可能被统治者用来加强思想控制。读完这本书，我更加认识到，技术的发展从来都不是单向度的，它总是伴随着复杂的社会力量的角逐，最终走向何方，取决于当时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和权力分配。

评分☆☆☆☆☆

《帝国的辉煌与危机：经济结构如何塑造文明进程》这本书，让我对“经济”这个词有了全新的认识。它不仅仅是数字和图表，更是驱动人类社会文明发展最根本的动力。作者以宏大的视野，将中国古代经济史置于一个全球化的视角下进行考察，从早期农业文明的萌芽，到丝绸之路带来的东西方经济交流，再到宋元时期商品经济的空前繁荣，直至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的曲折探索，都进行了精彩的阐述。我尤其对书中关于土地制度的演变、漕运系统在国家经济中的核心地位、以及对外贸易政策对社会阶层结构的影响等章节印象深刻。作者旁征博引，不仅引用了大量的史料和考古发现，还结合了经济学理论进行分析，使得论证既有深度又不失趣味性。读这本书，我发现很多看似是“政治”层面的决策，其背后往往隐藏着深刻的经济考量。例如，为了保障国家的财政收入，统治者不得不对农业生产进行管理；为了巩固统治，又需要通过均田制或抑制土地兼并来维持社会稳定。这种经济与政治的相互作用，在书中被描绘得淋漓尽致，让我对中国古代社会复杂的运行机制有了更透彻的理解。

评分☆☆☆☆☆

读《王朝的兴衰：政治决策与社会影响》时，我仿佛穿越了历史的长河，亲眼目睹了各个朝代在政治风暴中的摇曳与崛起。这本书最让我着迷的地方在于，作者并非简单罗列历史事件，而是深入剖析了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政治决策，是如何一步步积累，最终演变成影响深远的社会变革。书中对唐朝安史之乱前后的政治腐败、明朝党争的白热化以及清朝闭关锁国政策的深层动因，都进行了极为细致的梳理。作者并未回避那些沉重而令人唏嘘的历史细节，反而通过生动的笔触，将那些曾经叱咤风云的帝王将相、文臣武将的性格、野心与局限性展现在读者面前。读到宋朝靖康之耻的屈辱，或是明朝土木堡之变的愚蠢，内心总会涌起一股复杂的情绪——惋惜、愤怒、以及对人性弱点的深刻理解。更值得称道的是，作者在叙述过程中，始终关注普通民众在这些政治变动中的命运。赋税的加重、战乱的蹂躏、以及阶层固化的压迫，都在书中得到了具象化的展现，让我深刻体会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古老智慧。它让我明白，任何宏大的历史叙事，最终都离不开个体的悲欢离合。

评分☆☆☆☆☆

作为一名理工科男，看完此书，受益匪浅

评分☆☆☆☆☆

走马观花，不知所云，不好看

评分☆☆☆☆☆

内容一般吧。里面值得商榷的地方非常多，毕竟不是专业人士写的。权当看着玩了

评分☆☆☆☆☆

和你常一对相爱结伴随

评分☆☆☆☆☆

书的纸张一般，来的时候不是塑封的。

评分☆☆☆☆☆

不错，很好，值得一看

评分☆☆☆☆☆

一下午看完了，好书。

评分☆☆☆☆☆

对中国历代的经济做了一个总述，还不错

评分☆☆☆☆☆

一个就是金融政策改革，就包括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改革，资本帐户更加自由的兑换，人民币的国际化等等。这些更属于政策层面的，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改革。第二种改革，可能在财税制度方面会有些调整。地方政府从他们收到的财政税收里面，拿到的是一个天文数字，但是他们实际上给社会做的事，对责任比重远远低于他们在财政收入方面得到的份额。所以说现在的话，我们财政落属到发改委、国务院和中央政策研究室等等，都在想办法找出一个逻辑上更能够自洽的财权和事权更匹配的体系。第三大块，监管国有土地使用权流转市场会有一些步伐。第四大块可能会推出的改革就在户口制度。城镇化，不只是工作意义上的，物理意义上的城镇化，更多应该是文化、权利和意识方面生活方式方面的城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