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义的崛起：毛泽东、陈伯达及其对中国理论的探索（1935-1945）（插图本）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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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雷蒙德·F·怀利（Raymond F.Wylie）著，李悦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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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
陈伯达
毛主义
中国现代史
中共历史
理论探索
历史研究
政治思想史
文化史
插图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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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ISBN：9787300175157

版次：1

商品编码：11291528

包装：平装

丛书名：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

出版时间：2013-06-01

正文语种：中文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毛主义的崛起：毛泽东、陈伯达及其对中国理论的探索（1935-1945）（插图本）》在充分占有原始资料的基础上，从思想演进和政治变动两个维度详细叙述了1935年至1945年间本书称之为“毛主义”的毛泽东思想形成、发展，直至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的历史过程。
　　作者拓展了中共思想史的讨论，清晰地勾画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潮从瞿秋白到陈伯达，再到毛泽东本人的渐进轨迹，从而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毛泽东思想之间的渊源关系。
　　《毛主义的崛起：毛泽东、陈伯达及其对中国理论的探索（1935-1945）（插图本）》还通过描述毛泽东与陈伯达在延安的人际互动与思想交流，充分展示出陈伯达在构建和宣传毛泽东思想中的突出作用。
　　总之，作者认为：毛泽东思想的崛起，既与中共内部政治、思想发展的走向相关，也受国内外政治环境的影响；既是毛泽东本人亲力亲为的结果，也是党内一部分知识分子擘划与宣传的产物。

作者简介

　　雷蒙德·F·怀利（Raymond F.Wylie），美国里海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博士（师从著名毛泽东研究专家斯图尔特·施拉姆）。1965年至1967年曾来中国访学。
　　主要著作：《中国：农民革命》（1972）、《毛主义的崛起：毛泽东、陈伯达及其对中国理论的探索（1935-1945）》（1980）、《命运与共：美日关系》（合编）（1989）。

第一章导言：探寻中国道路
陈伯达：成长时期

第二章发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1935-1937
民族主义与“民族形式”
陈伯达的“新启蒙运动”
毛泽东的崛起
毛泽东探寻“正确”理论
毛泽东、陈伯达与马克思列宁主义

第三章走向“毛泽东神话”1937-1938
毛泽东的“中国化”哲学
陈伯达在毛派阵营中的崛起
毛泽东、陈伯达与“毛泽东神话”

第四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938
陈伯达与中国文化的“中国化”
毛泽东提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陈伯达、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第五章先知的崛起1939-1940
陈伯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努力
学习毛泽东著作的运动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

第六章挑战与回应1940-1941
挑战毛泽东的权威
叶青攻击毛泽东
陈伯达与王实味的争论
整风运动的前奏

第七章毛派的整党1942
毛泽东在党内的支配地位
整风运动的高潮
毛泽东崇拜的出现？

第八章 “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国民党的思想进攻
“毛泽东思想”的诞生
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崇拜
陈伯达批判《中国之命运》

第九章中共党史的重构1943-1944
学习党史运动
陈伯达和毛泽东神话
毛泽东早年的“布尔塞维克主义”
毛泽东的“革命智慧”

第十章胜利的大会1945
陈伯达与党史决议
领袖化身圣人

第十一章结论与后记
结论
后记
注释
参考文献
索引

精彩书摘

第一章
导言：探寻中国道路
中国现代史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描绘成国际史（international history）。很难再举出其他的事例，如1840年后的中国一样，外部事件对一个国家的发展进程产生了那样深刻的影响。毋庸置疑，19世纪中期的西方列强将中国的“开放”视为一大难题。同样，清政府也将儒家文明免遭“外夷”侵蚀当作基本前提。这确实是不同文明间的碰撞，而不是同类文化下民族国家间的冲突。当长城最终被西方的强力撕开缺口时，中国人被迫承认了西方强国的要求。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还不得不面对错综复杂的特殊利益集团，出于各种原因，这些人对传统中国抱有不良企图。对中华文明威胁最大的并不是外国政治家和外交家，而是大批紧随其后的士兵、商人、教师、传教士和实业家。
这些非官方的“大使”对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构成了可怕的挑战。他们热衷于在中国追求多种多样的利益，如此一来，他们也时常试图按照西方现代、“先进”的形象来改造中国。用当下政治科学的术语来说，中国陷入了日益复杂的“跨国关系”（transnational relations）网。与渗透于社会各层面的中国人与外国人的非政府关系相比，官方的外交交往反而渐居次要地位。直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取得国家政权时，才采取了决定性的步骤，以此来控制中国的跨国联系并驱逐讨厌的外国代理人。比其他多数“新国家”更甚，中华人民共和国努力控制着与外部世界联系中的非官方交往。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这种控制才稍有放松。
中国共产党人试图建立起一套新的、全面的意识形态体系，并以信仰纯洁性为名，控制所有外来思想的影响。他们继承了传统的儒家文化，不仅强烈地关注社会—伦理的哲学，还同样强烈地关注社会—伦理哲学在官方意识形态中的体现。实际上，正是这种对思想纯正性的专注，部分阻碍了儒家士大夫有力地回应西方新思潮的挑战。在维持传统思想体系的孤注一掷中，士大夫们实际上加速了帝国的灭亡。对于多数保守的知识分子而言，儒家思想不论好坏，都是一个整体，他们便是其坚定的捍卫者；而逐渐成长起来的少数激进分子则相信，为了国家生存的需要必须彻底牺牲儒家思想。由于激进知识分子的优势，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著名的新文化运动中，传统意识形态被抛弃，思想活跃的年轻人开始寻找新的学说来填补由此造成的思想真空。
在广泛试验西方的各种“主义”之后，激发中国青年的两大思想逐渐崛起：西方的，尤其是欧洲的国家主义和苏联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两种主义很快就找到了各自的信奉者，在政治运动中，这些信奉者为赢得国人的支持而展开竞争。起初，蒋介石和国民党在热血青年中吸引了一大批追随者，但还不足以摧毁共产党的吸引力。总之，在经历了许多挫折之后，共产党人意识到，把民族主义的爱国情感与马列主义的改造热情相结合将会扩大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在整个三四十年代，中共的领袖——毛泽东逐渐成为这两种思潮结合的象征。最后，在1943年，这一思想的结晶被冠以“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在中共的首府延安正式问世。中国共产党人终于找到了一种满意的、替代儒家思想的意识形态。1949年后，毛泽东思想成为新的国家意识形态，而中共则成为它的官方解释者和执行者。
通过上述回顾，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思想潮流从西方和苏联向中国的自由流动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跨国思想交流”（transnational ideological exchange）的实例。不管当时的中国政府采取何种立场，这些思潮基本上都越过了国界。面对大量令人迷惑的外来思想，中国知识分子摈弃了一些，拥抱了另一些，并力图使后者适应他们的需求。在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发展趋势也大体一致：从早期不加批判地接受苏联式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到愈加批判性地、选择性地改造外来学说。在从苏联到中国之思想交流的复杂过程中，原初的思想开始呈现出新的内容和形式，并与它的“正”根相分离。当中国共产党人将自己的社会—文化情感和革命实践经历熔铸于意识形态中时，他们的苏联同仁便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始变得“异质”（和可疑）。
历史的一大讽刺是，苏联的马列主义者现正面临着意识形态上的严重挑战，中国同志将原先苏联同志传授给他们的思想体系加以修改，以此挑战苏联共产党在意识形态上的权威。思想交流通常都是双向的，中国现在正试图扭转流向，自东向西输出意识形态。具有中国特征的毛派意识形态中国际性的（或者，更准确地说，跨国的）一面已被清楚地展示出来，尽管其在60年代后期的“文化大革命”中还曾表现得有些粗鲁。随着自信和国际经验的增长，中国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可能会以更微妙的方式逐渐为人所感知。如同他们的儒家祖先一样，当代的共产党人也努力保卫意识形态免受外来影响。但是，与儒家信徒不同，共产党人还热衷于向国外传播自己的信仰。今日的中国人正告别过去的孤立主义，并渴望登上世界政治的舞台，与西方、苏联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意识形态并存。
作为一个特定的意识形态概念，毛泽东思想的崛起是中共党史乃至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在过去的三十年间，毛泽东思想已成为中国政治的主要组成部分，而在西方则是被褒贬的主题。在某种程度上，毛泽东思想是对正统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性发展；而在另一方面，它也意味着中共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流中挣脱出来。在现实中，上述两种意义可能同时存在。不过令人惊奇的是，几乎还没有人详细分析过毛泽东思想崛起的历史进程。德田教之（Noriyuki Tokuda）的论文虽然很有价值，但过于简略，还不能使人完全满意。许多概述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论著对此问题也有所涉及，专注程度却更为不足。
本研究的目的便是填补这一空白，并试图分析1935—1945年毛泽东思想的概念在中共党内崛起的思想演进和政治发展的过程。从1935年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取得有限的胜利，到1945年毛泽东思想被正式写入中共的新党章，正是这十年，毛泽东逐渐集政治、思想大权于一身。
这十年恰好与中共党史学中众所周知的“延安时期”相重合。这段重要的时期已经催生了一批优秀的研究著作，随后便将提及，但没有一部论著专门关注政治斗争中意识形态的层面，而在这至关重要的十年中，政治斗争几乎完全支配了党内生活。博伊德·康普顿（Boyd Compton）翻译了著名的中共《整风文献》，这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但它无法取代对延安时期中共意识形态发展的综合分析。我并不想再写一本康普顿那样的书，而是希望聚焦于别处，阐明一些思想争论及其发生的特殊政治背景。在毛泽东上升为中共党内主要的意识形态发言人的过程中，这些争论一直如影相随。正如最近出版的所谓彼得·弗拉基米洛夫（Peter Vladimirov，1942—1945年共产国际驻延安的代表）日记所表明的那样，在这关键的几年里，大量争论始终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发展。
应该说明的是，我目前的研究并不打算囊括整个毛泽东政治思想的演变和内容。尽管这一课题还远未做尽，但它已为该领域许多有才华的学者所关注，最著名的便是斯图尔特·R·施拉姆（Stuart R.Schram）。当然，我的兴趣在于思想演进和政治发展的具体过程，即毛泽东思想上升为正式的意识形态概念和官方的“指导思想”的过程。因此，我不会首要关注以下问题：在任何绝对意义上，毛泽东的思想是否是严密的，是否是独创的，是否是正统的，是否是中国的，是否切中了要害。这些问题最好留给哲学家或革命家，而他们的判断被公认为含有主观因素。我的主要兴趣不是毛泽东政治思想的思想内涵，而是政治现象本身，是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权力中心和动员中心的过程。按照严格的标准分析，毛泽东思想的地位应该比马克思主义或列宁主义稍低，但它对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和政治走向的巨大影响却是毫无疑问的。
我试图回答的问题是一些经验主义的问题。毛泽东思想的崛起是反映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的文化观照，还是基本上与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无关？毛泽东思想的概念是来自其拥护者成熟的思想，还是提升与综合了中共党内各种思潮？还有，毛泽东思想的崛起是随着毛泽东政治权力的增大自然而来的结果，还是其拥护者有意为之的产物？中共党内哪些个人和集团支持把毛泽东思想抬高到党的官方学说的高度，哪些人反对这种变动，哪些人只是简单地跟随？如果1938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念与1943年“毛泽东思想”的概念存在着关联，那么这两者到底是什么关系？毛泽东思想的崛起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中国共产党自身发展的影响，又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中共无法掌控的国内外事件的影响？最后，对于那些支持者，“毛泽东思想”的准确含义到底是什么？一方面，他们如何看待毛泽东思想与正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系？另一方面，他们又如何看待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历史文化的关系？
想要回答这些有趣的问题，我们必须仔细审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这种方法要求我们顺着毛泽东获取权力的历史进程来展开研究，因为毛泽东在思想方面日益提升的声望是他在党内树立个人权威的主要议题，也是党内外批评家和反对者攻击的中心议题。这本质上是思想史，即以政治权力为背景，研究政治思想的演变，并研究两者互动的性质与结果。我特别想表明，最近在政治上强化毛泽东的新政策绝非偶然，它是为了应对具体的挑战与机遇。然而，本研究并非延安时期的通史，因此，在延安时期更为广阔的历史层面，对我们所涉及的领域做出一些限制是必要的。
在这段历史中，毛泽东的个人作用将会受到相当的重视。毛泽东逐渐意识到革命运动中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同时中共许多高层领导人也都对他作为马列主义理论家的能力表示怀疑，这些都促使毛泽东决心成为中共在一切理论问题上的首席发言人，从而获得意识形态方面无可争议的权威。在毛泽东思想被全党认可为官方指导思想的演进过程中，每一个重要关头都可以看到毛泽东本人无处不在的影响。
然而，毛泽东不可能单独完成这样的伟业，因此，在这一过程中发挥过作用的其他人物也应得到关注。毛泽东身边围绕着一小群为他的事业坚定献身的理论家，包括艾思奇、周扬、张如心和陈伯达。这些人物，还有许多其他的人，都可视为毛泽东个人的“思想库”（think tank），他们不仅帮助毛泽东阐述自己的思想，还为毛泽东思想赢得全党的广泛认可而勤勉工作。在延安时期的政治斗争中，他们构成了支持毛泽东的智囊团（intellectual machine），所以，1945年毛泽东在诸多方面的胜利很大程度上也是他们的胜利。毛泽东和他那一小群理论家都有着十分明确的意识：争取意识形态上的至高权威。这表明，“毛泽东思想”的擘划是一种有意创造的行为，而不能简单地看作中共思想发展过程中的必然产物。
在这群拥护毛泽东的理论家中，陈伯达显然是最为重要的人物。为了确定其阐释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作用，我将在本书中特别关注1935—1945年陈伯达在党内思想论争中的立场。毛泽东和他这位神秘的政治秘书之间的确切关系仍是模糊不清，而且学术界倾向于低估陈伯达在毛派阵营中的重要性及其个人在毛泽东思想方面的影响。不过最近，陈伯达在60年代后期“文化大革命”中的核心作用，引发了一些关于陈、毛关系的重新思考，更为正面的评价已呼之欲出。比如，米歇尔·奥克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已经指出，在需要的时候，毛泽东总是“求助于他最为忠实的支持者们，尤其是陈伯达”。在意识形态方面，毛泽东也特别依赖陈伯达这样的人，他们“对马克思有足够的、富含文化底蕴的理解，这使得他们能够将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发展成为令中国人信服的意识形态”。
　　　毫无疑问，延安时期的陈伯达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1937年夏，与毛泽东相遇之前，陈伯达便凭借自己的才华成为党内的理论家，随后，他很快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是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这一概念的先声）的运动中担当了主角。此外，陈伯达还在1942—1943年党的整风运动及同时展开的反对蒋介石、国民党的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以后，他又迅速崛起为“毛泽东神话”的主要建筑师，这一神话至今仍统治着官修党史。在这些年里，毛泽东和陈伯达确实建立了非常密切的私人关系和政治联系，在某些方面，陈伯达似乎还对他的提携者及导师产生了一些思想上的影响。陈伯达在1935—1945年十分多产，我也不打算讨论他在这一时期的全部论著和思想。本讨论只能关注陈伯达思想、活动中的某些方面，尤其是与他宣传毛泽东思想、以之为中共官方意识形态相关的那部分内容。不过，对于延安时期陈伯达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作用，本研究还是大大扩展了人们的既有认识。[　　　陈伯达的职业生涯应与波斯克廖贝舍夫（A.N.Poskryobyshev）的职业生涯相区分，后者大约从1928年起，到1953年斯大林逝世，一直担任其私人秘书。波斯克廖贝舍夫是重要的幕后人物，但他从未如陈伯达那样，享有理论上和政治上的影响。与其苏联同行相比，陈伯达凭借自己的实力，成为一个政治人物，他在60年代后期的“文化大革命”中所扮演的角色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
关于陈伯达及其与毛泽东的关系，还有最后一点需要强调：我无意表明陈伯达对毛泽东产生了深刻的思想上的影响，或者陈伯达有责任向毛泽东提供许多自己的想法；我也无意证明——如许多研究者所做的那样——陈伯达只不过是一个自己没有思想的代笔者，他所擅长的不过是将毛泽东的思想以可接受的文字形式表达出来。[在西方的论著中，把陈伯达仅仅视为毛泽东的誊写员而不予理睬的倾向是十分明显的，至少到“文化大革命”时期还是如此。]毛泽东和陈伯达是两个非常不同的人，出于各自的原因，他们都很重视为思想纷争不断的中共确立一个核心意识形态。我的兴趣就在于他们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在政治上采取的具体步骤及他们为其行动正名而展开的广泛的思想论争。显然，陈伯达是服从毛泽东的，即使他想在重大问题上与毛泽东持有完全不同的观点，他也不可能做到。不过，正如我将揭示的那样，还是有证据表明，两人确实偶尔地借用过对方的见解，比如，对于历史意义的认识和关于“中国化”的想法。
还应说明的是，本书并不想写成陈伯达或毛泽东的人物传记，他们1935年（本研究的起始时间点）前的活动，我基本上不感兴趣。对于毛泽东来说，这一缺省很容易弥补，因为他早年的经历与思想已经被许多学者非常仔细地审视过了。如果哪位读者想要探究1935年之前毛泽东革命生涯的细节，他只需翻阅大量优秀的关于这一主题的研究论著。不幸的是，陈伯达的情况则大不相同，迄今为止，他只得到了一些研究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学者很少的关注。因此，以下列内容作为本书的开场白似乎是合适的：简要评论陈伯达1935年前的经历与思想，并特别强调那些与1935—1945年十年间陈伯达在毛泽东思想形成中的作用密切相关的内容。关于陈伯达早年经历的其他材料可以从各种传记资料中获得，这些都列在下节讨论的注释中。
在全书中，我将会大量地、直接地引用相关主要人物的著作。与上述陈伯达研究的情况一样，在某些时候，我所研究的许多著作都没有被翻译成英文，甚至根本没被研究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英文论著讨论过。因此，广泛征引陈伯达某些10最为有趣的和/或最为重要的作品将会使读者更好地了解他的分析方法和表达方式。对于思想或意识形态演进的研究，通常都允许主创者的自述，而不愿其他人介入。当然，这种做法可能会使某些读者感觉冗长、乏味，但我希望由此带来的准确、明晰能够大大抵消那种枯燥。不管怎样，毛泽东、陈伯达和其他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通常都是有说服力的、妙趣横生的作家，接触一些他们的文章将有助于我们传达出那段动荡岁月（本研究即限定在此时段内）独有的韵味。
陈伯达：成长时期
　　　陈伯达是中共党内少数几个出身于“贫农”家庭的高层领导人之一，对于这一点，所有的材料都予以肯定。当1904年陈伯达出生时，陈氏一家还居住在福建省惠安县，据说这是该省最贫困的地区之一。陈伯达原名尚友[陈伯达原名陈声训，字尚友。——译者注]，但从30年代起，他却以伯达知名，伯达是他以“志梅”这个完全不同的化名在北平[ 北平，即今北京。——译者注]教书时所用的笔名。陈伯达孩提之时，他们一家就离开惠安，移居到同安县的集美镇附近，这里隶属于与台湾岛遥遥相望的厦门市。大约8岁时，勤奋好学的陈伯达便进入了集美刚刚落成的“新式”学校，它是由一位富裕的海外华侨捐资兴办的。这所学校后又逐渐发展出中等教育和师范教育，陈伯达也就依次接受了这三个层次的教育。[据陈伯达回忆，他从5岁起，一共念了10年私塾，15岁时才考到集美师范。因此，陈伯达15岁之前并未离开惠安，8岁即入集美学校的说法也是不准确的。参见陈晓农编纂：《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修订版），4页，香港，阳光环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译者注]1925年年初，在离开集美并于广州短暂停留之后，陈伯达被招进新成立的上海劳动大学。[ 首先，陈伯达1925年并未到过广州，他是1926年年初经吴康介绍到广州的中山大学学习的。其次，陈伯达到达上海的时间应是1924年秋，当时陈伯达担任《厦声报》的驻沪记者，不久就进入上海大学中文系学习。最后，文中的上海劳动大学应该是1922年国共两党合作创办的上海大学，1927年蒋介石查封取缔上海大学，并在原址成立了国立劳动大学。参见《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修订版），9、11页。——译者注]这所大学虽说是国共两党统一战线的产物，但实际上被共产党人控制，教员中有许多中共的领导人，瞿秋白便是其中之一。当陈伯达入校时，他看起来已相当倾向于左派，后来，他又在校内外的学生运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正是在这一时期，陈伯达与他的好友、后来成为党的领导人的饶漱石一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陈伯达的入党时间是1927年“四一二”政变之后。参见《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修订版），17页。——译者注
]
　　　在上海完成学业之后，大约是1926年年末，11陈伯达南下前往福建漳州国民革命军第49师张贞将军的驻地。[ 1926年暑假，陈伯达从广州中山大学回家，由于没有足够的路费，便逗留汕头，经张余生的介绍，被张贞聘为诏安军官学校的教官。当时张贞部队的番号是国民革命军独立团，团部驻汕头，分布在澄海、诏安等闽粤边境地区。参见《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修订版），13~14页。——译者注]张贞（同为惠安人[张贞是福建漳州诏安人。——译者注]
）为陈伯达提供了一个秘书的职位。陈伯达凭借其文才，迅速赢得了张氏的尊重，很快张贞大多数的演讲稿和文章便由这位年轻的秘书经手。据说，陈伯达在这几个月中深受张贞思想的影响。1927年春，当国民党开始镇压共产党时，陈伯达逃往上海，随后又逃往南京，并在南京被捕入狱。[国民党开始清党后，张贞接到密电，要求就地处决陈伯达，但张贞却密告陈伯达。陈伯达先是逃到厦门，后又逃到上海，最后转移到武汉，并未被捕，不久即被中共党组织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陈伯达是1931年在天津被捕的。参见《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修订版），16~18、24页。——译者注]
由于张贞个人的干预，陈伯达似乎受到了鼓励，写下了“悔过书”，宣布与中共断绝关系并保证全心全意地研究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这份悔过书使陈伯达获释出狱，这也许算是他人生中的一个新起点。
被释不久，陈伯达重新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当时党所遭受的重创深深地改变了陈伯达。正如他后来回忆的：“从此，关于追求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以及怎样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来贯通中国革命的问题——这件事情长期地旋转在我的脑海。”1927年中共的惨败并没有摧毁陈伯达对马列主义乃是永恒真理的信仰，反而使他对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于中国社会具体环境的问题产生了兴趣。幸运的是，1927年年末，党组织安排他与许多“清党”中幸存下来的青年积极分子一道赴莫斯科深造。随后的三年，陈伯达进入中山大学，学习俄语和马列主义哲学，大多数时间都置身于现实政治之外。在莫斯科的这段岁月为陈伯达系统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发展、基本原理及其在苏联的实践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为他后来成为中共党内首屈一指的理论家和历史学家提供了智识基础。
留苏期间，陈伯达在政治上表现得比较低调。这不仅是出于他的求学欲望，而且与那时莫斯科中山大学里中国学生的特殊处境有关。在中共早期，党组织曾派出大批青年党员赴莫斯科深造，后来在这群人中形成了一个党内称之为“留苏学生”（Returned Students）或“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 原文如此。但比较通行的说法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译者注]的小集团。这个团体以陈绍禹（王明）和秦邦宪（博古）为首，由于他们忠于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因而被认作是中山大学里的“国际派”。而另一派，也就是陈伯达所属的“支部派”，则服从中共及其驻莫斯科官方代表的权威。当1930年斯大林在苏共党内发动大清洗运动并随后清除托洛茨基（Trotsky）和布哈林（Bukharin）的时候，两派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紧张。莫斯科中山大学里的国际派效仿斯大林的做法，也发动了一场内部清洗运动。据一些资料记载，博古（很可能也包括王明）曾在这次清洗运动中揭发陈伯达参加“宗派活动”，并警告陈：如果继续参加，将会受到处分。当30年代末40年代初，毛泽东与留苏学生在延安展开至关重要的斗争时，陈伯达支持了毛泽东，这不仅有思想方面的原因，还很可能与他在苏联的个人际遇有关。
在1930年年末至1931年年初的某个时候，陈伯达回到了中国，并在北平的中国大学谋得了一个讲授中国古代（先秦）历史和哲学的教职[ 1930年年底，陈伯达回国，起初被派往福建工作，后又被派往天津。1931年4月，陈伯达一到天津就被国民党特务逮捕，1932年2月出狱。1933年春，党组织又派陈伯达到吉鸿昌的部队开展政治工作，后又安排其在天津进行地下抗日宣传工作。1934年，陈伯达要求到北平做文化工作，之后才到中国大学讲授哲学。参见《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修订版），22~38页。——译者注]，而这时的中国大学已经成为左派学生的据点之一。显然，也是在这一时期，陈伯达与诸有仁完婚。诸有仁是一位四川女孩，同时也是陈伯达的同学，他们俩在莫斯科相遇相知，并一道返回中国。［21］在中国大学期间，陈伯达化名陈志梅；同时，他继续开展地下党的活动，并以陈伯达这个后来著名的新笔名，撰写论战性的文章来反驳共产党的敌人。不过，陈伯达的教学任务并没有妨碍他承担党的工作。1933年，陈伯达便在天津与柯庆施、南汉宸、朱其文等人共事，而这些人后来都成为党内举足轻重的人物。到1935年年末，这段经历被证明是有益的。当时，陈伯达正是与这些人一道，为那年12月北平爆发的著名的学生运动13指出明确的政治方向。
到1935年秋，陈伯达即将开启他人生的新阶段，因为“一二·九”运动将会使他在国统区的马克思主义作家中崭露头角，赢得全国性的声誉。然而，所有的记载都表明，陈伯达看起来一点儿也不像领导——身材矮胖，戴着厚厚的眼镜片，浓重的闽南口音和明显的结巴使其所讲的一切都令人费解。同样，他的个性也无助于提升其个人形象，他好像是刻板的模具铸出来的一样，既不抽烟也不喝酒，对闲谈也不大有兴趣。他更像是思想的创造物，而他的思想又是通过笔来表达的。根据一条材料，陈伯达曾受教于他的兄长陈敦友，因此，他的“作文相当不错，书法也很漂亮”。正是通过文字这个媒介，陈伯达在中共党内逐渐崛起。的确，他的许多经历都使人联想起传统中国的士大夫。
　　　在一篇写于1935年的系统批判唯心主义的文章中，陈伯达清楚地表明了他对于哲学的基本观点。鉴于国民党通行的审查制度，他极力避免任何对马克思主义或列宁主义的明确提及，但他没有掩饰自己对辩证唯物主义的信奉。在论文的开篇，陈伯达就开始解决他所认为的“哲学上最基本的问题”，即思维与存在之关系的问题。在重申马克思主义的物质独立于人的意识而存在的观点之后，陈伯达断言没有所谓“抽象的真理”，只有“具体的真理”。人们对于具体真理的认识是有限的，只有通过人们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的实践才能发展这种认识。因此，人的任务便是将部分（相对）真理运用于具体实践，并以这种方式逐渐接近全部（绝对）真理。那么，在从认识相对真理到理解绝对真理的过程中，人们将会运用什么样的思维工具呢？对于陈伯达来说，它就是内在于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辩证法和矛盾论。陈伯达否认唯心主义者的信念，即矛盾只在修辞学和逻辑范畴中存在。14相反，他认为：“辩证法就是寄托在活生生的事物上，是宇宙万千无尽的事物之灵魂。没有矛盾，没有辩证法，即没有宇宙，没有自然，没有社会，也没有思维。”
既然辩证法是客观世界真正的“精神”，那么人们就必须运用这一工具去认识独立于意识而存在的现实世界。唯心主义者指责辩证唯物论者（即马克思主义者）是教条主义者，认为他们只会以死板的方式套用辩证法的概念，只会根据固定的程式安排现实世界中的事物。对于这些指控，陈伯达也予以否认。在他看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在活生生地，经过自己的实践，去接近客观的事物，握住事物，从事物的具体性和全面性去解剖事物发展之内的联结以及外的联结，去解剖事物内部具体矛盾的各方面”。
但是，唯心主义者还会追问：辩证法本身是辩证的吗？即矛盾是否也像存在于客观世界的其他部分一样存在于辩证法中？陈伯达的回答是肯定的，但他并不认为这些内在的矛盾会最终否定它们自己，进而否定辩证法。他说，矛盾远不能否定辩证法，相反，历史已经证明，辩证法的科学性本身就是其内部矛盾从较低阶段向更高阶段发展所造成的结果。因此，近代唯物辩证法是对古希腊原始唯物辩证法和黑格尔更为精细的唯心辩证法的提升：“自唯物辩证法的创造者以后，唯物辩证法已表现了新阶段的发展，而且正在表现着新阶段的发展，这种发展乃是根基于历史的发展，人类实践的发展，也是辩证法自身所必至的发展。这种发展不只是单纯数量上的发展，而且也包含有质量上的发展。”
早在这篇文章之前，陈伯达就曾表明，近代唯物辩证法（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崭新的事物”，是辩证法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的产物。但如果马克思列宁主义还将依次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那么是不是又会诞生另一个“崭新的事物”？15如果真是这样，那个更新的东西将是什么呢？在1935年的这篇文章中，陈伯达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不过在随后的几年里，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答案开始慢慢浮现。最后，陈伯达开始反击如下指控：中国的辩证唯物论者正面临着陷入“外人网罟”的危险，即对外界影响（意指莫斯科）低声下气，连自己公开提倡的哲学也无法掌控。为了驳斥这种指责，陈伯达将其反套在中国唯心主义者、反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上。陈伯达说：他们才是真正“匍匐于‘外人’”的人；他们只不过是重演了休谟、康德、柏格森、罗素、杜威等外国思想家的反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这些人的理论纯粹是用以“奴役自己之民和殖民地人民”的鸦片。
陈伯达一方面重视辩证唯物主义“活生生地”运用于中国问题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又坚决否认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有陷入“外人网罟”的危险。这些都是一种早期的暗示，表明陈伯达不满于中国依赖西方，不满于中国甘做一个“科学的”新无产阶级哲学的借用者而永远感激西方（以及苏联）的哲学启蒙。然而，中国真的只是一个辩证唯物主义的借用者吗？或者它实际上还有自己单独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传统？从这时起，陈伯达开始接受后一种观点，他对于谭嗣同（谭嗣同是中国激进的改革者，1898年被处决）的看法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1933年年末，陈伯达写了一本以谭嗣同哲学思想为主题的小册子，他坚称谭嗣同的思想含有初级的唯物论和残缺不全的辩证法的痕迹。由此可见，到1933年，陈伯达正在极力寻找“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本土的根源。最终，对辩证唯物主义在中国之起源的探寻使他回溯到中国古典哲学。对于陈伯达来说，中国悠久的历史不宜简单地被否定；相反，像他这样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能够准确地继承谭嗣同思想中“最优秀部分”，因为他们是“中国一切优秀思想的继承者”。
在很大程度上，陈伯达似乎受到了本土主义者或20世纪初期兴起的国粹学派的影响。这个团体的大多数成员，与陈伯达一样，来自东南沿海地区，相信文化（与政治制度相对）作为中国独特传统的承载者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特别强调返回先秦历史去研究汉代独尊儒术以前诸子百家之思想的必要性。尽管国粹学派本质上是保守的，并主要关注如何解释中国独有的历史特征，但他们并不断然拒绝西方新文化的影响。他们已经意识到中国有许多地方不得不向西方文明学习，但他们坚持认为中国的传统有足够的灵活性，可以适应这些新的元素，不管它们多么激进。
就西方科学而论，他们声称，引用费侠莉（Charlotte Furth）的话来说，“可以在从前科学的文化传统中找到与现代科学相兼容的元素，利用这些元素，便可建立起现代科学”。因此，他们的目标就是要实现一种新的中国文化，这种文化将代表东西方最优秀传统的完美融合。用一个流行的比喻来说，创造新的中国文化就如同制造新的纸张：既需要中国的破布，也需要西方的旧纸，最终将造出一个不同于——高于——原材料的完全新的东西。
　　　在陈伯达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本质的过程中，本土传统的影响似乎是毋庸置疑的。他出生于南方，逐渐重视文化问题，敌视30年代的“新儒家”，专攻先秦思想史，坚信中国传统哲学中存在“科学的”元素（辩证唯物主义），提倡新的混合中国元素和马克思主义元素的综合性思想：所有这些都意味着陈伯达的思想与国粹派宽广的关怀存在着联系。尽管“国粹”一词在30年代中期国共两党的圈子中都已过时，但其背后的主体思想仍然存有影响。的确，30年代主导思想界的潮流便是极力寻找一种新的政治哲学，而这种政治哲学将能把中国的传统与西方的革新这两件看似冲突的事物调和起来。正如本杰明·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敏锐地指出的那样：“具有明显现代特征的中国人与整个文化遗产之间的关系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保守/激进的问题。”陈伯达的情况正是如此。尽管他在政治上是一个“激进分子”，但他对历史怀有浓厚的兴趣，对文化也十分关注，这说明他在某些方面又是“保守的”。陈伯达并没有泛泛地号召破坏中国的传统文化，他想通过强调传统文化中较为“科学的”方面，使之更加适应现代社会，从而将其大部分内容保留下来，传给子孙后代。[　　　正如马丁·伯纳尔（Martin Bernal）已指出的，国粹意识的因素在中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多种派别思想家的思想里继续存在，包括政治立场相反的胡适和郭沫若。比他们年轻一些的陈伯达似乎也应被包括在这个群体内。请参阅Bernal，“Liu shih-p�餰i and National Essence,” in Charlotte Furth, ed., The Limits of Change: Essays on Conservative Alternatives in Republican China (Cambridge, Mass., 1976), p.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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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35年，陈伯达已迈向一种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阐释。通过在中国丰富的历史文献中寻找辩证唯物主义的因素，这种新阐释将建立起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社会的相容性。同时，通过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活生生地”运用于中国革命的进程之中，这种新阐释将推进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这种解释将令右翼批评家无从置喙，因为它正好反驳了他们所声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本质上不适用于中国社会，而其中国信徒却不顾国情非要教条地套用。此外，这种解释还将对中国所有非马克思主义者的民族主义情感产生很大的吸引力，因为它坚持发展一种无论历史渊源还是当前形式都真正植根于中国的、新的哲学系统。然而，左派势力却很难接受这样的诠释。许多左派相信，任何调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历史的尝试都将削弱马克思主义对传统“封建”社会的尖锐批判。他们警告：任何通过使其适应中国国情来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尝试都将扭曲其不论时空的普遍适用性。18不过，陈伯达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解释将会比左派的解释更加符合新的国共抗日统一战线的需要。
陈伯达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看法也与毛泽东的看法更为一致。1935年，面对“左”倾的留苏学生的强烈反对，毛泽东开启了他夺取中共最高权力的进程。在随后的几年里，沿着国粹的路线，陈伯达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变得日益明晰，而他的思想也逐渐为毛泽东所用。1935年秋，陈伯达正处在他人生的转折点上。在为抗日统一战线奋力斗争的过程中，一位31岁的、讲课结结巴巴的大学教授即将成为中共最具影响力的发言人。正是在这一斗争背景下，陈伯达详细阐述了他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解，从而在中国共产党的队伍中树立起冉冉上升的青年理论家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