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繁榮 [Mass Flourishing: How Grassroots Innovation Created Jobs, Challenge, and Change]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下載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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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埃德濛·費爾普斯（Edmund Phelps）著，餘江譯

圖書標籤:

創新
經濟學
增長
就業
技術
社會變革
大眾繁榮
創業
草根創新
未來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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齣版社：中信齣版社，中信齣版集團

ISBN：9787508641669

版次：1

商品編碼：11299290

品牌：中信齣版

包裝：精裝

外文名稱：Mass Flourishing: How Grassroots Innovation Created Jobs, Challenge, and Change

開本：16開

齣版時間：2013-09

具體描述

編輯推薦

　　★ 中國經濟為什麼增長乏力？其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在哪裏？脆弱的創新體製、焦躁的民眾情緒、激進的投資策略讓中國的經濟增長漸漸失去瞭增長的動力。這本書是當下中國最緊缺的一本書，它找到瞭中國經濟的癥結所在。
　　★ 《大繁榮》提齣瞭民富纔能國強，公眾的創新纔能帶來國傢的繁榮，這正是當前中國社會發展的方嚮。
　　★ 《大繁榮》解決瞭當前中國經濟的熱點話題：社會如何繁榮？經濟如何增長？就業如何實現？首次提齣瞭國民經濟增長的原動力，記住，這種原動力不是科技，也不是發明。
　　★諾貝爾經濟學奬得主、經濟增長全球著名研究專傢集數十年的研究成果傾力打造。此書將作為2013年最重要的經濟讀物在全球上市。
　　★ 世界銀行原副行長林毅夫教授、新華都商學院執行院長何誌毅教授、北大光華管理學院教授王建國教授、美聯儲前主席保羅·沃爾剋、哈佛大學教授勞倫斯·薩默斯共同推薦。
　　
　　海報：
　　

內容簡介

　　諾貝爾經濟學奬得主、就業與增長理論全球學者

　　數十年磨一劍，中英文同步齣版

　　經濟如何增長？經濟繁榮又來自何處？繁榮的源泉在今天為什麼受到威脅？

　　在《大繁榮》中，諾貝爾經濟學奬得主埃德濛·費爾普斯根據畢生的思考對此提齣瞭革命性的觀點。為什麼經濟繁榮能於19世紀20年代到20世紀60年代在某些國傢爆發？它不但生産瞭規模空前的物質財富，還帶來瞭人們的興盛生活--越來越多的人獲得瞭有意義的職業、自我實現和個人成長。

　　費爾普斯指齣，這種興盛的源泉是現代價值觀，例如，參與創造、探索和迎接挑戰的願望。這樣的價值觀點燃瞭實現廣泛的自主創新所必需的草根經濟活力。大多數創新並是是亨利·福特類型的孤獨的夢想傢所帶來的，而是由韆百萬普通人共同推動，他們有自由的權利去構思、開發和推廣新産品與新工藝，或對現狀進行改進。正是這種大眾參與的創新帶來瞭庶民的繁榮興盛--物質條件的改善加上廣義的“美好生活”。

　　作為經濟問題研究專傢，創業創新教育的見證者、參與者，費爾普斯認為，將開啓從貿易商嚮創新者、從商業經濟嚮現代經濟的轉軌，最早的行動可能會很快展開。這一轉軌可能要經曆一兩代人的時間，但他認為沒有什麼必然理由能阻止完成這個旅程。

　　作為一本兼具現實意義和思想深度的作品，《大繁榮》對任何關心經濟增長源泉和社會發展未來的讀者都是必讀之選。

作者簡介

　　埃德濛德·費爾普斯，2006年諾貝爾經濟學奬獲得者，就業與增長理論奠基人，“現代宏觀經濟學締造者”和“影響經濟學進程最重要的人物”之一，2014政府友誼奬獲得者。費爾普斯教授最重要的貢獻在於經濟增長理論，他繼羅伯特·索洛之後，對經濟增長的動態化路徑進行瞭分析，提齣瞭著名的“經濟增長黃金律”，從而正式確立瞭經濟增長理論。

　　費爾普斯對經濟和創業熱潮也並不陌生，他曾多次訪華，對經濟的發展有廣泛的瞭解，擔任新華都商學院院長期間，他親自見證並參與創業創新教育的發展。2014年9月，鑒於他對創業教育的支持和其創新理論的重要影響，被授予政府友誼奬。在“2005諾貝爾奬獲得者北京論壇”上，他通過模型分析得齣結論稱：“目前的發展模式，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是閤理的，但也是復雜的。”費爾普斯的理論在上世紀首先被運用在美國和西方其他一些發達國傢的經濟政策製定中。在今天全新的全球經濟背景下，費爾普斯的經濟理論也會對發展傢的經濟發展提供理論支持。尤其對於今天的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因為經濟也必須應對失業率、通貨膨脹和提高投資效率等問題。

　　費爾普斯認為，的機製促進瞭公眾創造問題並解決問題的能力，極大地提高瞭生産力。這種機製讓絕大多數人參與進來，並促進瞭社會全麵發展。觀察錶明，公眾正從事越來越有趣味和具有挑戰性及高迴報率的工作。參與解決或挖掘新問題的人越多，或其參與程度越高時，經濟發展的水平就越高。的情況符閤於此，由此得齣關於經濟發展前景的肯定推斷。他認為，要繼續保持生産率和工資水平的快速增長，就必須加速自主創新，因為不再能指望西方國傢代替自己完成創新任務。此外，如果經濟要完成從中等收入嚮領先水平的轉軌，也必須找到開發必要的經濟活力的手段。

　　費爾普斯齣生於美國伊利諾伊州，1959年獲美國耶魯大學博士學位，現任閩江學院新華都商學院院長。

精彩書評

　　★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如果包含《大繁榮》一書的內容，可以成為一部更偉大的作品。

　　——羅伯特·希勒（Robert J. Shiller）

　　★在《大繁榮》一書中，埃德濛·費爾普斯教授深入探討瞭自工業革命以後現代經濟增長齣現以來，先後領跑世界經濟增長和創新的英國和美國的創新動力源泉和激發這種動力的製度環境，提齣瞭許多不同於當前學術界普遍接受的見解，很值得我們在思考未來變革問題時深思和參考。

　　——林毅夫北京大學國傢發展研究院教授、世界銀行前高級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傢

　　★《大繁榮》一書是費爾普斯教授大智慧的結晶，在這本書中，我們讀到瞭他經濟學的思考，讀到瞭他的曆史厚重感、哲學思辨性、社會責任心和對人類社會發展的深刻分析。

　　——何誌毅新華都商學院理事長，北京大學教授、《北大商業評論》執行主編

　　★雖然這本書講述的是西方經濟發展曆史，但它對今天的讀者很有現實意義。經過三十多年經濟高速增長，創新驅動發展已經成為共識。但是，創新是源於少數人的、精英的、從上而下的推動，還是一個基於大眾的、草根的、自下而上的進程？我們更容易相信是前者，而這本書呈現的曆史卻是後者。這是一本改變我們思維的書。

　　—— 錢穎一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

　　★讀懂瞭《大繁榮》，不僅讀懂瞭西方經濟文化和經濟製度，而且讀懂瞭西方經濟史；不僅讀懂瞭資本主義，而且讀懂瞭社會主義和社團主義。書中深刻的分析和海量的文獻讓我有“讀君一本書，勝讀百本書”的收獲。

　　——王建國北京大學教授

　　★作為現代宏觀經濟學研究框架的重要奠基者之一，費爾普斯教授發錶瞭一係列影響廣泛的研究成果，而這些不同領域的成果，程度不同地與一條研究主綫相關，那就是將人考慮到經濟模型中，關注人的信念和預期對市場的影響。他的這本新著雖然著眼於當前的經濟走勢，但是關注的依然是人，他認為保持經濟的活力必須要有大量深入到草根階層的自主創新，一個民族的繁榮取決於創新活動的廣度和深度，這是他對於美國經濟如何走嚮復蘇的迴答，對於當前經濟如何升級轉型同樣有參考藉鑒價值。

　　——巴曙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銀行業協會首席經濟學傢

　　★如果你發現今天的經濟議題過於狹窄，無法應對我們麵臨的巨大挑戰，那就應該好好看看這部重要作品。隻有埃德濛·費爾普斯纔知道把大蕭條的原因歸結為美好生活概念的遺失。作為半個世紀的經濟學思想傢，費爾普斯瞭他的時代。本書可能是他深度、膽也最重要的作品。

　　——勞倫斯·薩默斯哈佛大學前校長、美國前財政部長

　　★沒幾個學者有這樣的能力，把“美好生活”的概念納入哲學和經濟學的理論框架中，這正是埃德濛·費爾普斯在對“現代經濟”的傑齣分析中所做到的事情。美國的創新、挑戰、夢想和成長能力，曾一度是現代經濟的典範。但費爾普斯警告說，這種模式必須進行變革和重整，纔能再現其潛力。

　　——保羅·沃爾剋美聯儲前主席

推薦序一
推薦序二
推薦序三
中文版序
前言
概論現代經濟的誕生

第一部分活力與體驗

第一章現代經濟體的活力之源
創新、活力與增長
曆史上齣現的現代經濟體的內部運動
社會製度

第二章沒有止境的經濟增長
物質收益的豐饒之角
並非完美的玫瑰園

第三章精神之火：現代經濟如何影響世界
另一個世界：工作和職業的改造
從藝術和文學中反映齣來的現代體驗
小結

第四章經濟社會是如何形成的
經濟製度：自由、財産和金融
政治製度：代議製民主
經濟文化：差異和改變
缺失的拼圖：人口和城市

第一部分小結

第二部分鮮花與荊棘

第五章社會主義的誘惑
現代社會中的不滿
社會主義的理想
理想的社會主義有可能建成嗎？
社會主義奇怪的一麵
對社會主義的恐懼

第六章
第三條道路
對現代經濟的社團主義控訴
20世紀早期的社團主義
社團主義在“二戰”後的演化
新社團主義
社團主義的陰暗麵

第七章新社會主義與新社團主義經濟
社會主義--主張和實際錶現
社團主義--主張和實際錶現
創新的貧乏

第八章各國的滿意度
工作滿意度的國彆差異
國彆差異的製度原因
國彆差異的文化原因

第三部分衰敗與重生

第九章衰敗的裏程碑
經濟衰退的早期數據
政策措施和其他反饋
輻射作用：包容性、不平等問題和工作滿意度

第十章經濟為什麼會衰落
衰落之源第二次轉型

第十一章美好生活：亞裏士多德和現代的定義
美好生活的人文主義概念
亞裏士多德心目中的美好生活
實用主義者的美好生活
活力主義者眼中的美好生活
對“美好經濟”的啓示

第十二章美好與正義
現代經濟中的正義
多重人性中的正義
看似正義的解放體製
小結
結語現代經濟社會的重建之路
大事記現代主義與現代性
參考文獻

精彩書摘

　　第九章衰敗的裏程碑
　　與19~20世紀大多數時期成就輝煌的現代經濟相比，今天的美國經濟産生瞭巨大差距，這從經濟錶現的幾個核心維度（工作滿意度、失業率和相對生産率）上能清楚地反映齣來。數據顯示，早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這三方麵都齣現惡化，隻有工作滿意度在最近的互聯網繁榮期有過短暫的迴升。其他西方國傢也或早或晚齣現瞭類似的惡化趨勢：德國始於20世紀80年代，意大利和法國則從20世紀90年代後期開始。由於美國經濟也逐漸顯現齣增長乏力，這些嚴重缺乏自主創新的國傢便再也不能通過搭便車的方式維持繁榮。
　　美國經濟的長期惡化一開始顯得很神秘。從20世紀60年代後期到80年代後期，由於大量女性和年輕人加入勞動力大軍，失業率有所上升，工資有所下降。但人口結構對生産率增長的衝擊顯然是暫時現象，經濟的持續惡化錶明其構造闆塊正在發生變化——一種係統的、本質的變化。
　　經濟衰退的早期數據
　　雖然直到20世紀70年代早期美國生産率增長的嚴重減速纔充分顯露齣來，但實際上這種趨勢早在若乾年前就已齣現，隻是被繁榮的就業市場掩蓋瞭。1962年鞦天，約翰·肯尼迪在總統競選中提齣瞭“讓美國再度前進”的口號。諷刺的是，現有數據錶明，明顯的生産率減速正是在1964年左右開始顯現，之後一直斷斷續續地惡化，直至20世紀70年代中期。1993年之前，美國的生産率增速都非常低，進入互聯網繁榮時期後有顯著迴升，此後又迴到20世紀70年代的蝸牛速度。
　　剖析生産率減速有助於我們看清真相。生産率有兩種類型，人們較熟悉的一種是産值與工作量的關係，被稱為勞動生産率。勞動生産率的增速如圖9–1所示。在1972年之前的幾十年，美國勞動生産率的增速都維持在每年2.33%的均值附近，但1972年之後，均值下降到1.57%。有一段時間，人們以為從20世紀70年代早期到80年代早期的工作小時數的迅速增加導緻勞動報酬遞減。然而伴隨著勞動生産率增長的減速，資本平均産齣的增速下降得更快，這就很難歸咎於勞動投入的增加。我們還可以把這兩個要素的生産率進行綜閤，觀察全要素生産率或多要素生産率的增速變化（這個概念在第七章已介紹過，相當於單位資本和勞動的組閤産齣）。全要素生産率的增速參見圖9–2：1972年之前約為2.26%，此後約為1.17%。全要素生産率的減速比勞動生産率的減速更嚴重。如圖9–1和圖9–2所示，在互聯網繁榮時期生産率齣現瞭加速，趨勢逆轉，但泡沫破滅之後，增長率下降的情況更為嚴重。
　　1973年，當生産率增速下降已非常明顯（並將繼續惡化）時，失業率開始大幅上升，從1968~1969年多數月份3.4%的低榖，提升到1975年5月9.0%的高點。1972~1981年平均失業率為6.6%，而此前20年的平均值僅為4.6%，1900~1929年和平年份的平均值為4.95%。1973年後的城市騷亂尤其嚴重，石油價格在1973年和1979年的急劇提高更是火上澆油，不過這種效應是暫時的（特彆是經過通貨膨脹調整後）。在1973年之後的30年裏，平均失業率為6.3%，其中1982~1991年為7.0%、1992~2001年為5.4%、2002~2011年為6.5%。歐洲國傢在此期間也齣現瞭類似的失業率上升。在所有西方國傢，生産率增長減速帶來的嚴重失業問題已成為整個時代的標誌。
　　生産率增速放緩和失業率提高之間是因果關係嗎？對不同類型經濟體（某些依然基本保持現代性質，某些已不再是現代經濟）約20年的觀察錶明，生産率增長減速與失業存在係統性的聯係。經閤組織職業研究的結果顯示：英國的失業率一開始比美國還低，但在20世紀80年代早期已超過美國，法國的失業率也在80年代超過美國，德國則於90年代中期超過美國。與之相對應的是，生産率增速下滑幅度較大的依次是德國、法國、英國、美國。因此，生産率增長減速會規律性地帶來更多失業，鬍恩（Hoon）和我在1997年的一篇論文中首次闡釋瞭這個現象。其實很多記者對此早就心知肚明，他們甚至開始用“增長”作為高就業的同義詞，直到2010~2011年的“無就業復蘇”纔打破瞭這種約定俗成。值得注意的是，盡管歐洲增速放緩的原因與美國不同，但增長率同失業率的直接聯係依然很緊密。當然，美國在20世紀30年代齣現過生産率迅速增長但就業不振的現象，即“大蕭條”時期。經濟學傢提醒過我們，創新活躍會造成某些摩擦性失業。不過，大規模失業似乎難以歸咎於快速的生産率增長，應該是其他貨幣和非貨幣因素推高瞭失業率。如果當時沒有生産率的快速增長，沒有人修建跨越全國的電纜，美國的失業情況可能更嚴重。
　　就業與創新率之間有三種機製聯係。第一種是直接作用，企業如果感到來自競爭對手的新産品和新工藝的威脅降低，常常會提高價格、減少雇員數量。
　　第二種是企業的雇傭人數和自身創新前景的關係。如果企業認為自己的生産率增速會放緩，那麼對新增雇員的産值期望就會降低，此時，生産率下降的作用就和利率上升一樣，將導緻企業減少雇傭人數。
　　第三種機製通過工資和財富的關係發揮作用。最簡化的理論模型是，某個經濟體的産齣完全是由勞動創造，不存在任何物質資本，這個社會的資本都被企業用來把新員工培訓成技術熟練的員工，正如鬍恩和我的論文中假設的那樣。此時，勞動生産率的提升會增加勞動力需求，提高雇主願意支付的工資，從而提高就業率和工資水平。在長期一成不變的情況下，如果技術突然得到改進，人均産齣突然增加，那麼會齣現什麼結果？工資可能上漲，就業率會在一段時間內提高，但增幅究竟多大呢？工資與財富（傢庭的財産價值）的相對比值對就業具有重要影響。隨著生産率水平和收入水平的提高，每年的儲蓄也會相應增加，財富會不斷增長。傢庭財富的增加會導緻勞動供給下降，因為員工所要求的工資會提高，從而壓低就業量，推高工資水平。然而，隻要財富增速還沒趕上工資增速，財富的增幅就不足以使就業量絕對下降。如果生産率和工資的增速持續提高，財富的增長將永遠趕不上工資的提高。在這個階段，財富雖然也在增加，但相對於工資卻在減少。隻有當工資財富比足夠高之後，財富的增速纔能最終趕上工資，這個階段纔能宣告結束。
　　所以，美國和其他國傢的生産率增速下降會對就業和失業産生兩種不良影響。首先，生産率增速下降時，儲蓄並不會停止增長，因此財富增長在初期不會減速。其結果是工資財富比在1968年達到“二戰”後的新高（0.38）後，20世紀70年代齣現下跌，1980年降至0.32，1990年為0.29。很多人對工資水平不滿，要求更好的待遇，否則就更換工作甚至不再工作。財富工資比的膨脹也促使消費與收入的比例提高：消費占國內産齣的比例從1970年的62%提高到2001年的69%（見圖10–2a和圖10–2b）。其次，預期利潤率增速降低使經營性資産（包括員工和顧客）的價值隨之降低，股票價格在1968年狂跌，企業業績不佳導緻預期更加悲觀，股價直到1974年纔恢復平穩，由此也導緻就業率下降。消費品行業的員工發現，他們在雇主心目中和經營性資産一樣貶值瞭，他們不得不接受實際工資的降低，因為隻有這樣纔能保留原有的崗位。然而，許多員工考慮到實際傢庭財富仍在增加或者沒有顯著減少，因此不願意接受降低實際工資的現狀。與此類似，資本品行業的員工也發現其産齣的市場價值下跌，如果要保住飯碗，隻能降低實際工資。在相對財富減少時，通常會齣現某種程度的逐步復蘇，但工資和就業水平要想從這一結構性調整中完全復蘇是沒什麼指望的。美國企業的股票價格最終在1992年恢復到瞭1968年的水平，但是到1992年需要用於生産增量資本的勞動機會卻增加瞭，也就是說，用於資本品生産的勞動的機會成本更大瞭，而且員工們在1992年的傢庭財富遠遠多於1968年，企業需要支付更高的工資纔能把他們留住。
　　這些是否意味著“儲蓄是件壞事”？當然不是。儲蓄行為是支持投資和創新項目的必需品，現有的資本存量和來之不易的知識積纍都是儲蓄的“豐功偉績”。然而，財富也會降低人們的儲蓄和工作意願，從而增加新投資等創新活動的難度。通常來說，儲蓄帶來的生産率增長可以使産齣的增幅超越儲蓄帶來的財富增量。但是當創新陷入枯竭時，儲蓄能帶來的生産率增幅越來越小，經濟活動的産齣就會低於儲蓄帶來的財富增量。因此，衰退和相關問題的根源是全要素生産率持續而普遍的增長減速，而這種減速隻能歸咎於自主創新的萎縮，因為草根創新（而非科技成果）是19世紀30年代到20世紀60年代美國創新的主要源泉。
　　創新減弱的另一個影響是創新帶來的包容性影響的逆轉。當某個地區開始繁榮時，邊緣位置的工人和資産能獲得最大收益，甚至從零收益轉嚮正收益。與之類似，衰退給社會邊緣群體造成的傷害最大（按比例衡量），而非強勢群體或富裕群體。這種現象將成為下文的重要話題。
　　總之，各種投資活動（對新設備、新員工等）及其支持的創新是維持高就業和勞動生産率增長的核心動力。創新萎縮是1972年之後失業率上升和工資水平下降的主要原因。
　　政策措施和其他反饋
　　增長率下降和失業增加的政策反應（及其失敗）是後續的重大曆史事件。到20世紀80年代，生産率增速仍然低迷，看不到任何重現快速發展的跡象。産業界人士不再指望生産率能像以前那樣，今天的員工也不指望成為將來的超級雇員。經濟學傢和政治傢知道，要實現全要素生産率的持續提高、抑製下跌，需要愚公移山般的努力，但沒人知道究竟該移動哪座大山。不過，他們可以采取一些能夠緩解問題的措施：抑製失業率的不斷上升，嚮受打擊更嚴重的弱勢群體提供幫助。
　　1981年，熱衷於供給經濟學藥方的新任美國總統羅納德·裏根希望普遍下調所得稅稅率，以此增強人們參與勞動、通過努力工作獲得更高收入的動力，從而增加就業。他還建議對企業的投資費用進行稅收抵扣，廠房設備的投資增加雖然不能提高全要素生産率，但有助於提高單位勞動力的産齣。不過，當時的美國國會對財政責任的要求並沒有21世紀前10年那麼寬鬆，肯尼迪當年的減稅法案是在他遇刺後纔在充滿哀悼情緒的國會會議上通過。非常相似的是，裏根也是在遭受槍擊事件後，其減稅法案纔最終通過。但政府同時也填補瞭一些逃稅漏洞，希望盡可能彌補稅率降低造成的稅收收入損失，實現所謂的稅收中性。但隨著裏根減稅政策的推齣，美國的失業率進一步提高，1982年達到10.4%的頂峰，直到1989年年底纔迴落至5.4%。
　　1989年，對供給經濟學（曾稱其為“巫術經濟學”）心存疑慮的新任美國總統老布什卻希望維持財政赤字。然而在1990年，民主黨人拒絕削減政府支齣，國會錶決通過瞭20世紀90年代的增稅法案，由總統簽字生效。這導緻美國失業率在當年年中開始提高，1992年達到7.5%，1994年迴落到6.1%。當比爾·剋林頓在1993年入主白宮時，美國政府的想法又改變瞭。剋林頓的顧問們認為，財政盈餘在未來數年內能夠創造的就業機會將多於其破壞的就業機會。不管怎樣，20世紀90年代後期齣現瞭互聯網革命和互聯網泡沫。當2001年失業率再度飆升時，新當選的小布什總統再度求助於供給經濟學理論，在2002年推齣瞭所得稅削減法案，隨後在2003年發動瞭伊拉剋戰爭並擴大福利，最後還齣颱瞭鼓吹房地産泡沫的政策措施。然而這一繁榮未能長期持續，失業率飆升到更高的水平。另外在這段時期，嬰兒潮時期齣生的大量人口開始參與經濟活動，這使就業人數占總人口的比例從20世紀70年代的58%~60%提高到80年代的60%~63%，再提高到90年代的近64%，這也錶明美國的勞動力市場製度依然非常有效。
　　顯然，即使在公共債務水平較低的初期，凱恩斯主義的刺激消費政策和供給經濟學的刺激勞動供給政策都未能逆轉生産率下降和失業率上升的趨勢。這並不是說所有政策都毫無價值，而是強調這些行動隻能帶來暫時的緩解，而沒有可持續的效果，而且即使能取得收益，也不足以彌補成本。
　　輻射作用：包容性、不平等問題和工作滿意度
　　20世紀70年代末，美國又齣現瞭另一種退步，而且持續惡化到90年代早期：經濟包容性的下降。這裏的“包容性”通常是指弱勢群體的相對失業率和相對工資等指標。長期觀察得到的一個常識是，弱勢群體的失業率大約是其他群體的2倍，其相對失業率的上升在這個時期並不明顯，然而，低端勞動力與中等水平勞動力的工資收入差距逐漸拉大，差距的幅度可以用“10-50比率”反映：收入排名最低的10%的工人的工資與收入排名在50%的工人的工資（中位數工資水平）的比例。結果錶明，低收入群體的經濟狀況嚴重惡化。20世紀40年代，低收入者相對於中位數收入者的狀況有明顯改善，經濟增長産生瞭顯著的包容作用。但低收入者工資水平提高的美好時代於20世紀最後25年宣告終結，全職工作的低收入者在70年代與中位數收入者的收入差距擴大瞭9%，到80年代又擴大瞭10%， 90年代依然以同樣的速度滑落，直到1995年纔穩定下來。其結果是，低收入者的相對工資到90年代中期約比1975年的水平下降瞭20%。
　　由於工資差距是從70年代後期（增長率下降幾年之後）開始顯著增大，我們很自然地就會懷疑生産率增長減速是工資差距拉大的原因。兩者之間的因果關係目前還存在疑問。本書用很多篇幅指齣，創新活動可以推高對資本品的價值評估，從而把生産率、工資水平和就業率推嚮更高的軌道，另外還可以直接創造就業機會，因為産品開發、推廣和評價往往都是勞動密集型的工作。然而這裏要討論的是低收入者相對於中等收入者的工資水平，答案可能與高技術産業體係的齣現有關，因為通信技術提高瞭大多數商業創新對技能的要求。史蒂夫·喬布斯必須對相關技術有所瞭解，纔能判斷哪些新産品是可行的。新齣現的高技術體係對負責其運轉的員工也提齣瞭更高的技能要求。簡而言之，快速創新是問題的根源。然而生産率增速放緩的數據錶明，從整體經濟來看，創新率從20世紀60年代中期開始下降，隻在1996~2007年稍有迴升。假如創新活動恢復到當年的高水平，那會造成怎樣的就業悲劇！因此，更符閤實際的假設是，參與和采用創新的企業往往可以降低其生産成本，當創新停滯時，其價格也不再下降，這會給弱勢群體和大多數工人群體造成較大的損失。
　　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美國政府就積極采取措施，試圖扭轉或控製差距的擴大。約翰·羅爾斯的《正義論》（A Theory of Justice）具有預言性地齣現在70年代初，他認為經濟正義的概念要求政府用補貼或者其他手段進行乾預，盡可能提高最低工資率。幾年之後，眾議院的威爾伯·米爾斯（Wilbur Mills）領頭並通過瞭1975年的《所得稅抵扣法案》。該法案規定某個年度的低收入者將獲得未來的稅收抵扣，700美元可能變成1 000美元。這個措施恰逢其時，因為最低收入者的工資從70年代後期開始下滑，並延續到90年代早期。1985年的裏根減稅法案對該法案進行瞭修正，比之前更加照顧有未成年子女的工作傢庭，其性質由此變得更類似於兒童撫養補貼，而非工作補貼。但不管怎樣，這方麵的年度支齣從未接近國內生産總值的1%。
　　這些縮小收入差距的措施的主要目的並不是增加收入從而鼓勵人們通過繼續工作改善自己的生活——斯密所說的“自助”，而是嚮低收入者提供經濟幫助，不管他們是否參加工作。來自稅收抵扣的微薄收入遠遠比不上低收入者從其他補貼項目中獲得的好處，包括食品券、醫療補助計劃、低收入者住房項目、未成年子女的母親補助、殘疾人福利以及其他較小的項目。與低收入者所能得到的工資相比，從這些項目中獲得的收入加起來更可觀。經閤組織的數據顯示，美國的“社會性轉移支付”在國內生産總值中的比重從1960年的7.26%提高到1970年的10.21%，並於70年代飆升到15.03%，幾乎與英國的水平相當，然後在80年代進一步提高到21.36%，遠遠超過英國。隨著生産率增長減速的延續，社會福利依然呈現擴大趨勢。美國人口調查局的數據錶明，獲得某種形式的政府福利的傢庭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重從1983年的29%，直綫提高到2011年的48%。當低端勞動力的工資收入增長停滯時，非工作性質的收入大幅增加：
　　最底層的10%的群體在1990年的收入僅為150億美元，人均約1 200美元，而整體經濟中的勞動力的平均收入在當年約為2.5萬美元……這點兒收入（1 200美元）怎麼維持生計呢？在很大程度上，這是因為大規模的福利支齣，尤其是（但不限於）在崗員工和潛在員工有資格獲得的福利……當年，針對在職員工的各項福利，如醫療補助計劃、食品券、住房福利和補充收入保障計劃的總公共支齣高達1 500億美元。從現有的補助項目中獲得的收入，遠遠超過最底層的10%的群體的工資收入。我們這裏有一個對其依賴度的測算：他們的工資收入在全部收入（現金和實物收入）中隻占一小部分。然而，取消福利製度並不會增強他們的獨立性……他們還是會依賴，隻不過依賴對象會轉移到親屬和慈善機構。
　　這樣一來，工作被嚴重貶值。願意從事全職工作乃至任何一種工作的低收入者越來越少。
　　政策製定者在最近幾十年采取瞭另一種應對措施，即對收入最低的40%的群體（幾乎是總人口的一半）接近於取消稅收。選擇工作的人（多數是工資較高的人）麵臨的稅率也幾乎低於西方其他國傢：非常名不副實的所得稅、零住房稅收以及零聯邦增值稅等。於是，美國政府為收入較低的一半人口負擔瞭巨額的財政赤字，使人們的稅後工資、財富和消費基本上保持在相對收入沒有下降的水平。然而，這些政策對於鼓勵低收入者重新融入社會、增強他們因為貢獻而獲得收入的自立精神毫無裨益。以前，美國收入較低的那一半人口雖然不能為政府提供稅收，也不能影響政府，但至少還有自己的事業和工作，但如今他們沒有自己的事業，對政府事務有瞭發言權卻依然不負擔任何成本。
　　麵對各種問題，政府采取的所有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都隻有錶麵作用，美國經濟已經發生瞭根本性改變。此外，即使稅收抵扣、社會福利支齣和減稅能夠持續有效地把失業和工資差距縮小到以前的水平，還是會有問題。如果創新萎縮繼續拖纍經濟發展，經濟生活的滿意度也很可能下降。從本質上講，政策措施無法解決經濟生活的結構問題和體驗的退步。
　　此外還有關於工作滿意度的損失和工作安全問題。在增長率增速放緩時，工作滿意度的確齣現瞭顯著下降。從理論上說，20世紀70年代早期以來，新産品和新工藝的創新速度大為減慢，尤其是本土的草根創新帶來的新産品和新工藝，我們可以推論，在産業界從事工作的收益將很快下降，因此，工作滿意度趨勢的數據可用於檢測經濟發展形勢的嚴重惡化。結果並不令人感到意外，在涉及工作滿意度問題的多次傢庭調查中，雖然某些調查顯示70年代早期以來工作滿意度並沒有下降，但總體而言，工作滿意度呈顯著下降趨勢。例如，蓋洛普谘詢公司的一份調查問捲中有一個問題：“你是否很享受工作，把工作推到一邊時感覺很難熬？”對這個問題做肯定答復者在1955年占51%，1988年為33%，2001年隻有23%。吉孚富凱羅普顧問公司曾提齣這樣一個問題：“工作是不是最重要的事情，休閑的目的是給工作充電還是純粹娛樂？”迴答工作最重要的比例在1975年為48%，1985年為46%，1995年為37%，2000年隻有34%。最後，蓋洛普谘詢公司在調查中問道：“對你從事的工作或崗位是否滿意？”迴答“滿意”的人的比例在1966年平均為86%， 1973年為77%，1984年為70%，1995年為73%，到2001年僅為70%。
　　布蘭弗羅和奧斯瓦爾德對美國綜閤社會調查中工作滿意度數據的分析也得到瞭類似的結果:這一時期齣現瞭“幅度較小但係統性的”下降趨勢。作為工作滿意度研究方麵的權威經濟學傢，他們還指齣這個結果，因為在最近幾十年中，工作的物質條件實際上在不斷改善。另外，男性和女性在這個趨勢方麵的差異並不明顯。
　　或許有人會問，工作滿意度的下降趨勢是錶明工作士氣齣現瞭問題，還是說由於生産率增速下降和失業率上升導緻員工和雇主的地位發生變化？畢竟，美國的失業率曾經在1982年11~12月達到10.8%的高點，那正是對抗通貨膨脹過程中最艱難的時期。然而，即便我們把研究範圍縮小到失業率較低、與20世紀70年代早期的水平相近的年份（但這樣的年景也越來越罕見），仍然可以看到工作滿意度的顯著下降。
　　工作滿意度下降的現象並不限於美國。源自內部的自主創新曾經是西歐國傢工作滿意度的重要源泉，但這種創新在20世紀40年代齣現停滯，到50年代已徹底消失，隻是依靠從海外（主要是美國）引進的新産品和新工藝彌補這個缺陷，從50年代後期到70年代後期，引進一直占主流地位，給勞動者提供瞭一定的工作滿意度。然而，隨著美國的生産率在70年代的減速，到80年代，歐洲國傢能引進的海外創意大量減少，那裏的工作滿意度和就業數量開始顯著下降。從理論上我們可以推斷，歐洲國傢的工作滿意度會在80年代略有下降，下降幅度不大是因為其基點原本就不高。事實上，從世界價值觀調查在80年代搜集的早期數據可以看齣，英國的工作滿意度在1980~1991年嚴重下滑，1991~2001年也齣現瞭類似情況，意大利在1980~1991年下滑，德國當時的下滑幅度較小。最後，歐洲國傢自身的生産率增長也必然減速，意大利和法國的生産率增長分彆從1997年、1998年開始急劇減速。法國的工作滿意度雖然在1991~2001年略有上升，但21世紀前10年再度下降，德國則是從1984年開始就陸續減速。
　　許多人認為，工作滿意度的下降標誌著工作穩定度的下降。不僅專注於安全保障的人可能會這樣想，就連一些涉獵範圍更廣的人也是如此，例如，一些傢庭調查專傢就提齣：工作穩定度是工作滿意度的一部分。但按照他們的邏輯，如果你能從自己的工作中感受到巨大的滿足感，但某些東西使你擔心失去這份工作，你就會說對這份工作不滿意，但說你對自己的經濟狀況感到擔憂豈不是更準確？至少有一個調查引導受訪者把工作穩定度納入工作滿意度，並將其列為工作滿意度三要素或四要素之一。那麼，在工作滿意度和工作穩定度之間是否存在統計相關性呢？如果把各種乾擾因素清除，的確能看到這樣的相關性，但相關性並不一定代錶兩者具有因果關係。工作滿意度低和工作穩定度低可能隻是經濟中有大量低收入崗位存在的特徵。工作穩定度也不是工作滿意度的充分條件：例如匈牙利人的工作穩定度很高，但工作滿意度極低。不管怎樣，生産率增長減速時期的曆史數據並不錶明工作穩定度齣現瞭顯著的下降趨勢。蓋洛普谘詢公司的傢庭調查報告顯示，美國的在崗員工對工作穩定度錶示“完全滿意”的比例從1989年（調查初年）的45%提高到2002年和2006年的55%（這些信息來自美國的工作滿意度數據匯編，沒有更早的年份）。美國綜閤社會調查的報告指齣：感覺“完全不可能”或“不太可能”在未來12個月內失業的人口比例明顯下降，從1977~1978年的91%（最早的數據）到1990~1991年和1994~1996年的89.5%；感覺“非常容易”或者“比較容易”找到報酬相當的另一份工作的人口比例從1977~1978年的59%提高到1990~1991年的60%， 1994~1996年又下滑到57%。這些數據錶明，經濟活力下降並沒有增強不安全感。
　　因此，沒有什麼實際證據能夠證明經濟活力的喪失會導緻工作不安全感增加。隨著生産率增速放緩，人們會推論齣熊彼特主義的“就業破壞”與“就業創造”現象同時減少，而實際數據也證實瞭這個推測。據估計，1989年有8%的工作崗位被破壞，這個數字1992~2002年下降到7%，2002~2007年降至6%。這個結論看似不可思議，但實際情況確實如此。工作的不穩定度在經濟衰退時期通常會升高，然而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前10年工作的長期穩定都發生在某次衰退之後。即使經濟衰退加劇瞭失業問題，在經濟復蘇甚至平穩期，工作崗位也不太容易被破壞，因為危機及其破壞已經過去。活力喪失、解雇浪潮等破壞雖然在經濟復蘇期未能逆轉，但在可預見的未來也不會輕易再爆發。
　　生産率增長減速時期的一個新現象是始於20世紀90年代從製造業嚮服務業和金融業的結構性轉變。美國的重工業（耐用品製造業）就業人數在90年代初期和末期均為1 150萬人，非耐用品製造業的就業人數則從720萬人下降到2000年的670萬人。由於製造業屬於勞動密集型産業，其員工大多是沒有接受過大學教育的勞動力，因此其他部門的增長無法創造足夠多的新勞動力需求，也就無法彌補原需求的減少。就業的完全恢復要求總産值有更大幅度的增加。産值的增長不足以完全實現就業水平的恢復，這在今天被稱為“無就業復蘇”。製造業下滑在21世紀前10年加劇，當然部分源於從中國的進口增加。不過在一段時期內，建築業的繁榮很快彌補並超越瞭製造業的就業損失。在國內儲蓄不變的情況下，從購買美國的國內産品轉嚮購買從中國進口的産品，增加瞭用於國內投資（建築業）的資源總量。在儲蓄減少和投資持續繁榮的情況下，外貿赤字必然擴大，齣口越來越少，從中國的進口越來越多。
　　最後但同樣關鍵的一點是，在生産率減速時期，就業波動越來越大。我們已經介紹瞭失業率上升的趨勢，但還有其他經濟錶現維度，包括離職及其帶來的混亂感。這個時期，在30多年內就發生瞭5次衰退：1975年（月度失業率達到9.0%），1982年（10.8%），1992年（7.8%），2002~2003年（6.3%），以及2008~2009年的大衰退（10.1%）。因此客觀地說，1972年之後的經濟變得更易受到衰退的影響。我們可以用騎自行車來做個類比：在不得不低速前進時，騎行者往往更容易偏離路綫。創新的削弱可能是生産率和就業減速的原因。最近的一篇論文指齣，企業考慮放棄某項創新項目，擔心新産品遭遇失敗，首先是害怕新産品會使自己的産品被市場淘汰，另外也很擔心市場需求會因下一次衰退而變弱。
　　2008~2009年的嚴重衰退是一個特例，這不是因為其下降幅度最大，而是因為這隻是長期衰退的序幕，美國經濟直到現在纔勉強擺脫。相比之下，1933~1937年從“大蕭條”中的復蘇創造瞭復蘇速度的紀錄。低榖也往往代錶著矯枉過正，而非基本麵的因素，低榖之後通常會齣現高速復蘇。然而，前文提到的多次衰退之後的復蘇期都非常規地延長瞭。再以騎自行車為例，我們的解釋是，快速增長的經濟對抗衰退的能力更強，就像快速前進的騎行者迴到正軌的速度也更快。在1949年的衰退中，當美國經濟迴到過去的快速增長軌道時，失業率在達到7.9%的峰值（一年前為3.7%）後一年內又迴落到4.2%。但在1975年的衰退中，在達到9.0%的峰值（一年前為5.1%）後，花瞭3年時間纔迴落到6.0%。由此我們可以推斷，與1950~1972年的黃金時代相比，1972年之後美國經濟的復蘇步伐要慢得多。即使在1920~1941年的高增長期，美國經濟也幾乎不受衰退的衝擊或長期處於波動狀態，隻是在20世紀20年代後期的投資過剩之後遭遇瞭沉重的打擊，而政策的失誤又加劇瞭衰退。
　　如今，人們已普遍認識到引發2008~2009年嚴重危機的一係列錯誤行動：政府試圖擴大住房所有權的政策，房價會不斷上漲（至少有時間賣掉）的幼稚判斷造成的魯莽行為，抵押貸款發放者的欺詐行為，大銀行通過大量藉款提高資本杠杆率然後把抵押貸款做成資産包賣給海外銀行（打包和分銷）的做法等。
　　然而，我們所分析的這一時期的多次衰退（包括1975年和2008~2009年的衰退）卻顯示，許多傢庭靠大幅減少儲蓄維持收入水平，整個國傢通過嚮海外大量藉款維持財富規模，政府通過大量藉款和各種刺激投資、産齣和就業的措施維持其財政收入，而這些做法最終被事實證明是不可持續的，其效果令人失望。總體來說，人們頑固地否認生産率下滑時代已經到來，拒絕對未來可以承受的國內消費水平進行冷靜判斷。這必然導緻一個病態的社會，政治領袖在選民麵前不敢講齣真相。大減速之後並不必然會陷入這種狀態。從理論上講，生産率增長減速會使社會陷入狂躁狀態，不可避免地導緻過度投機的假設難以成立，因為它更有可能使整個社會跌入衰落和癱瘓的深淵。但不管怎樣，很重要的一點是，我們必須弄清楚這種減速的原因並積極尋求最好的解決辦法。
　　第十章經濟為什麼會衰落
　　在某個講述美國衰落的故事中，“二戰”後的幾十年曾經是黃金時代。聯邦政府為勞工階層提供社會保障（如養老保險和殘疾保險），各州政府則提供失業補貼。這些保障瞭員工和消費者的安全，並防止人們的儲蓄受銀行倒閉的牽連，保護其投資免遭欺詐。各類大型企業給員工提供事實上的終身崗位，使他們自願保持忠誠。工會為反對裁員和爭取工齡權利而鬥爭。除廣泛的經濟保障外，失業率較低且平穩，經濟增長勢頭強勁。
　　接下來，故事中的黃金時代結束瞭。企業脫掉瞭可貴的父愛主義外衣，成為高效的管理資本主義的典型：把股東利益置於員工利益之上，為推高股票價格不擇手段。業績不佳的經理人成為公司並購和私人股權收購的獵物，隻有大幅裁員纔能保住剩下的崗位。被這種新精神俘獲的政府通過削減稅收激勵企業，如果政府收入減少，則會削減社會項目支齣。工會被私營企業排擠。結果是，失業率上升，員工安全感降低，企業感覺不確定性增強，投資人找不到有吸引力的投資項目。
　　這個為獲得效率而犧牲穩定性的故事的寓意是，重返“二戰”後的社團主義道路對美國是有利的。某些認同該故事的人對其含義有不同的解讀，認為黃金時代建立的各種保障項目隻有在美國經濟運轉良好時纔是可持續的：
　　在左翼陣營，一直以來的看法是……20世紀中期的模式是可持續的，貪婪的私人股權“禿鷲”可以被控製，當歐洲成為廢墟、半個地球推崇馬剋思列寜主義占領時，仍然能在美國有效運轉的體製到瞭全球化時代同樣能發揮作用。
　　然而大多數經濟學傢認為，即便重建瞭社團主義—共産主義模式，也不能擺脫各種外部和內部因素造成的工資水平停滯狀況，這些因素包括國際競爭、國內人口結構、就業的社會福利繳費等，更不用說創新萎縮瞭。
　　這種民粹主義的敘述存在根本缺陷。首先，“二戰”後那段時間並不是真正的黃金時代，其增長率遠不及兩次世界大戰的間歇期，失業率和勞動就業率與20世紀20年代乃至更早期相比也並不突齣。50年代的工作場所的雜亂無序也成為社會學傢戴維·裏斯曼（David Riesman）的《孤獨的人群》（The Lonely Crowd）一書的主題。其次，雖然全球化造成瞭間接破壞，但任何嚴肅的分析都能發現這些成本背後的顯著收益：世界市場的比重擴大（從80年代到90年代錶現得越來越明顯）對美國的創新隻有促進作用；中國提供的低利率的資金對創新也具有激勵作用，或者說，假如美國的經濟政策沒有把這種激勵導嚮投機者和次級抵押貸款藉款人的住房投資，本來是可以用以激勵創新的。最後，雖然通過提高效率增加利潤的動力會破壞某些工作崗位，或者迫使工會放棄某些權力，但削減職位有助於繼續保留剩餘職位，從工會控製下釋放的新自由隻會有利於創造新的工作崗位。美國産業界“二戰”後的社團主義精神保證瞭創新活力、創造瞭工作機會的觀點缺乏確鑿的實證根據。新保守主義重新確立瞭在産業界的地位、恢復瞭所有者的控製，導緻企業界喪失瞭經濟活力和就業創造能力的觀點同樣站不住腳。
　　在關於美國衰落的另一個故事中，曆史更久遠但內容不同的黃金時代開始的時間要早幾十年，並一直持續到20世紀60年代。自由企業從公眾和政府那裏獲得瞭強有力的支持，對應的監管措施很少且易於實施。美國的大多數稅率處於較低水平，大學入學率是全球最高的，醫療産業和教育産業不時有新的私立醫院和私立大學加入，它們能看到盈利的前景。即使像杜邦和IBM（國際商業機器公司）這樣的大企業也頗具創新力。隨著社會偏見的減弱，少數族裔開始闖進專業領域和産業界。另外，經濟增長率處於高水平，除30年代以外的失業率也較低。那是一個創業的時代。
　　這個故事接下來說，黃金時代已經過去。大量齣現的監管規範對投資機會的限製越來越多，功能失常的公立學校和傢庭環境剝奪瞭大批民眾獲得最新科技知識的機會。據說，很難找到能勝任辦公室工作的人，公司雇用的大學畢業生隻能打雜跑腿。對儲蓄和投資的稅收政策更加苛刻，小企業也不得不尋求有限責任的保護。企業繳納公司稅後隻能留下65%的營業收入，再扣除15%的紅利和資本收益，隻剩下55%。另外，增長率下降，失業率上升。
　　保守主義者的推論是，如果迴到教科書中的標準資本主義，美國就可以恢復活力：經濟中需要的監管越少越好、越簡單越好；企業稅率應大幅降低，以刺激就業和增長。某些青睞資本主義的觀察傢質疑美國當前的社會環境還能否做到這一點：
　　大多數共和黨候選人稱，我們所需要的似乎隻是放鬆監管、降低稅率……然而這些措施本身並不能幫助……40%齣自單親傢庭或失去社區支持的人獲得他們所需要的競爭技能……以便成為高素質的勞動力……奧巴馬可能不得不選擇其他政策。
　　不過，經濟學傢或許會說，即使社會製度和“社區支持”能提供必要的技能，也還需要剋服製約工資提高的市場因素，尤其是影響創新的因素。
　　上述推論的根本錯誤在於，盡管低稅收和高競爭可能是實現高就業與高效率的必要條件，但這樣的經濟治理規則並不是高就業率和高工作滿意度所需要的經濟活力的充分條件。前文已經討論過這一觀點：削減政府支齣、減少工資稅和雇主的工資支齣會增加私人儲蓄和私人財富，最終抵消工資收入提高的效應。由於這種作用，改革最終不會帶來就業水平的提升。
　　第三個故事版本說，由於“二戰”後幾十年裏不再重視企業和個人的責任，在弱勢群體和傢庭中形成瞭一種功能失常的文化，從而加劇瞭社會問題，威脅到這個社會支持自由企業甚至維持自身的能力。這種觀點不屬於“左”、右任何一派。我在《有益的工作》（Rewarding Work）一書中支持對企業提供分級補貼，以鼓勵它們雇用低技能工人。這種做法可以增加就業、提高工資，迅速提升社會包容度。今天，許多人贊成改善教育、撫養子女和社區支持等方麵的措施，旨在大幅減少下一代弱勢群體的數量。但有一點很明確，即改善弱勢群體待遇的補貼和提高其素質的投資都不足以使其就業率和參與率迴到衰退之前的20世紀60年代的水平。原因在於，迴歸過去的自立、教育、撫養習慣和其他社會規範並不能大幅提高整體經濟的活力，也就無法降低總體的失業率並實現快速的生産率和工資增長。
　　本書對於現代經濟的觀點不同於以上各種流行說法。我們關注的是現代經濟中核心機製的退化，這種退化必然導緻經濟活力顯著下降，隨之降低經濟包容性。我們並不把問題歸咎於企業麵臨的人力資本退化（比如學校教育年限減少）或者稅率的小幅提高，而是通過證據指齣，今天的少數現代資本主義經濟體的活力被製度—文化體係中的某些缺陷削弱瞭，政治上的不恰當應對措施則使情況進一步惡化。
　　我們並不要求更多的政府支齣和監管，也不是更廣泛地推行自由主義，或者對教育和就業進行更多的乾預（先不管其中的具體措施有多麼受歡迎）。我們強烈呼籲，應該從社會價值觀和製度兩方麵清除製約經濟活力的障礙，以真正復興現代資本主義。
　　衰落之源
　　到底是哪些缺陷導緻美國現代資本主義經濟活力被顯著削弱，從而失去自主創新的願望和能力？進步時代充滿瞭對美國資本主義的批評，其中的一些批評催生瞭有效的行動，例如對壟斷現象的反製。當時的反對理由是基於靜態的資源配置：壟斷力量可以限製産量，提高相對於成本的價格，獲取壟斷利潤。如果是所謂的“自然”壟斷行業，由單一企業進行生産能獲得最高的經濟效率，就將其改組為接受價格控製的公共事業機構。進步時代還把批評指嚮原始的自由主義教條，比如不應該給予工資補貼、利息收入不應該徵稅等。然而在當前的曆史條件下，我們試圖尋找的缺陷是製約創新能力的因素，這也是本書的主題。
　　大企業、共同基金和銀行的結構性缺陷
　　美國産業界和金融界的老手們早在20世紀30年代就發現瞭嚴重的缺陷。某些缺陷已經擴散，過去能夠提高生産效率的一些企業組織辦法，如今都需要從創新的立場齣發重現檢視。
　　傑齣的商業史學傢艾爾弗雷德·錢德勒用“管理革命”這個鼓舞人心的說法描述“專業管理”的崛起，它們可以把“多重産品綫”納入由中高層經理人組成的層級管理體係。
　　到20世紀中葉，這些企業雇用數百甚至數韆名中高層經理人監督幾十甚至幾百個經營單位，員工總數達到數萬甚至數十萬……世界曆史上很少有一種組織能在如此短的時間內發展到如此重要和普及的程度。
　　這種新型管理方法得到瞭廣泛贊譽，它能找到最節約成本的生産方法，從而提高經濟效率。這種新型管理方法本身就是傑齣的創新，它改變瞭全世界的經營實踐。此外，新興企業的規模之大，使其可以依靠自有資金開展小型企業難以承擔的創新項目。然而不利於創新的因素也隨之齣現：在傳統的小型企業裏，即使是最底層的員工，隻要他們有新奇或與眾不同的想法，就有機會傳遞到較為高層（就算不是最高層）的管理者那裏。因此，企業員工會更留意自己靈光一閃的瞬間，從而更容易獲得創意。但是在管理層級極其復雜的大企業裏，員工看不到這樣的前景。
　　有人或許會問，為什麼企業所有者不進行乾預以控製公司規模、改善內部溝通？原因在於，大企業（包括那些成功進軍甚至開創某個産業先河的大企業在內）都容易有所有大型層級組織共有的內部交易的弊病。即便公司的首席執政官本身就是最大的股東兼董事長，情況也是如此。有關微軟公司的報道就是典型案例。
　　在我任職初期，我們工作組的繪圖專傢發明瞭一種在屏幕上顯示文字的方法，名為超清晰顯示技術……電子書已經采用瞭這種技術，而且該技術幾乎對任何帶屏幕的儀器都有價值，因此稱得上是微軟擁有的潛力工具。可是這種技術讓微軟公司的其他工作群組感受到瞭威脅和不快。視窗群組的工程師們虛僞地宣稱，這種技術在展示某些色彩時會齣現故障，辦公軟件産品部門的負責人則說這種技術讓他頭疼，便攜設備部門的副總裁更直接，聲稱隻要我把這個項目和程序員轉移到他手下，他就會支持和采用該技術。最終的結果是，盡管這一技術獲得瞭廣泛贊譽和內部推廣，並申請瞭專利，卻花瞭整整10年時間纔在視窗操作係統中推齣完整的實用版本。
　　內部競爭在大公司裏很普遍，激勵創意的競爭是明智之舉，但是在競爭失去控製甚至帶有破壞性時，問題也就來瞭。微軟公司形成瞭一種有功能障礙的企業文化，大型既得利益集團可以獵捕那些新興團隊，衊視他人的努力，不公平地和他人爭奪資源，不斷排擠對手……微軟公司的未來堪憂。
　　首席執政官即使同時兼任董事長（甚至本身就是公司創始人），手握強權，類似的問題依然難以避免。很多創始人並不具備管理一個復雜組織所需要的纔華，或者不願意投入必要的時間。臉譜網（Facebook）富有遠見的創始人馬剋·紮剋伯格（Mark Zuckerberg）就很明智地招募瞭一位首席運營官謝麗爾·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不過隨著公司組織越來越復雜，就需要分權給中層經理人，麻煩也在不斷産生。各種問題雖不足以完全阻礙公司創新的步伐，但肯定會拖纍前進的速度。
　　對大公司而言，即便最優秀的領導人也難免管理不當，如果公司控製權掌握在創始人和控股股東以外的職業經理人手裏，情況可能更糟。在職業經理人階層齣現後不久，就有人指齣把大公司的治理交給這些人可能存在嚴重的缺陷，例如阿道夫·伯利（Adolf Berle）和加德納·米恩斯（Gardiner Means）在《現代公司與私有財産》（The Modern Corporation and Private Property，1932年）一書中的評論就是非常經典的批評。股票工具可以使公司的股權持有人迅速獲得資本收益，哪怕公司從事的項目在很多股東都已去世的遙遠未來纔能産生利潤，這種做齣長期承諾的妙招屢試不爽。然而，大公司經理人也由此産生瞭背叛股東利益的想法（當然未必都會付諸行動）：青睞那些會在他的預定任期內産生迴報的項目，而放棄時間跨度更大、前景更遠大的項目。為防止此類行為，給經理人製定薪酬標準的董事會明白，在股票價格上揚時可以給經理人提供奬勵，某些時候還可以在股票價格下挫時收取罰金。然而經理人（尤其是有年幼子女的經理人）會要求更高的固定工資，以彌補罰金損失。此外，這些做法還會迫使經理人迴避所有給自己帶來風險的投資項目，特彆是成本較高的長期項目。注重長期迴報的精神依然很難成氣候。有時，強勢的大股東可以幫助解決公司治理問題，而某些與經理人同樣短視的法人股東則會使問題雪上加霜。
　　近年來，大公司的短視行為隨著共同基金的興起愈演愈烈——這是路易斯·洛溫斯坦（Louis Lowenstein）及其兒子羅傑·洛溫斯坦（Roger Lowenstein）的研究課題。對衝基金的利潤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那些較為忠實的、不經常換手的投資人，因此會高度規避股票價格有大幅下挫風險的公司。共同基金會宣告其投資的公司下個季度的盈利目標，並給公司施加相應的壓力。於是，這些上市公司的經理人被迫把很多精力放在實現季度盈利目標上，而不是思考長期投資和創新戰略。
　　共同基金還造成瞭更多缺陷：它們進行極為廣泛的分散投資，使財富所有者喪失瞭利用自己獨有知識的動力，他們不再需要分析特定企業、産業和技術的情況，隻需要簡單地把財富委托給一傢或多傢基金即可。新古典經濟學傢保羅·薩繆爾森認為，用科學的資産組閤分散投資能帶來可觀的經濟收益，但實際上正如阿瑪爾·畢海德（Amar Bhidé）發錶於1993年的《股市流動性的隱含成本》（The Hidden Costs of Stock Market Liquidity）一文中指齣的那樣，這是現代資本主義的巨大退步。對我們目前的議題來說最重要的是，由於共同基金對各種類型的公司保持相對穩定的投資權重，這會使發現特殊機遇的公司幾乎看不到其股價的相應漲落，以至於錯失投資和創新良機。此外，人們把投資決策委托給專業機構，這也會削弱他們瞭解公司實際情況的動力。
　　最嚴重的是，現代經濟的各種缺陷集中錶現在大型投資銀行內部。金融市場的許多不完善之處目前已被修補，資産流動性大大增強。於是，大型投資銀行將其很大一部分資金（及金融業的大量專業人纔）用於貨幣和政府債券的投資，而不是用來評估各公司和産業、判斷新的發展方嚮的價值。此外，這些銀行的風險水平也大幅提高。很多過去一直采用閤夥製、由閤夥人承擔重大責任的銀行如今已改組成公司製，在股票市場上市，而股東們對它們的控製力卻很弱。在遇到麻煩時，股東將濛受損失，而不再是閤夥人身份的經理人卻無須對任何錯誤的投資決策承擔個人償付責任。從這個角度來講，它還稱不上“賭場銀行”（casino banking），因為賭場不存在這種道德風險。諷刺的是，銀行卻宣稱可以通過大數定律科學且精確地管理風險。
　　銀行的投機行為還加劇瞭整個經濟遭遇資産價格大幅波動和嚴重衝擊的風險。在利率較低時，銀行傾嚮於藉入短期資金、貸齣長期資金，因為在通常情況下長期利率的下降幅度沒那麼大，銀行輕輕鬆鬆就能從中獲利。雖然從概率上講這很有利，但也容易導緻“賭徒破産”的結局。如果短期利率意外迴升，引起長期利率提高，使其價格相應下跌（就像長期投機泡沫之後房屋價格下跌一樣），銀行將在藉款中遭受巨額損失。大多數資本主義國傢長期以來並沒有要求投資銀行必須靠長期藉款進行長期貸款，因此在債券到期之前，銀行還有挽迴損失的機會。這種無約束的金融投機的另一種社會效應是，迫使各國實施資本管製和其他民粹主義的限製措施，這有利於已經掌握資本的既得利益者，卻增加瞭新興企業的融資難度，並使它們擔心能否在下次危機來臨之前完成項目，總之不利於創新。當然，這並不是說應該全麵禁止個人、企業和銀行的任何投機行為。
　　在很多方麵，美國的商業銀行（為傢庭和企業提供儲蓄服務的銀行）受到瞭1933年的《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的限製。之前1929年的危機曾緻使美國1/5的商業銀行倒閉，前任檢察官費迪南德·皮科拉（Ferdinand Pecora）在國會舉證說，銀行在過度投機中推波助瀾。該法案禁止商業銀行從事證券發行承銷業務、為顧客買賣股票債券的經紀業務，以及通過自身賬戶買賣股票債券的自營業務。然而到1999年，該法案被取消。隨後幾年，花旗和摩根大通等銀行紛紛建立或收購投資銀行，通過大量短期藉款提升資本杠杆率。
　　人們所說的“惡性競爭”給銀行業和航空業造成瞭嚴重的問題，不過這個術語已不再流行。航空公司不斷開闢新業務，銀行不斷嚮外發放貸款，都是考慮到企業管理費用可以分攤到越來越多的航綫和資産上，從而提高利潤水平。可是，當所有航空公司都大肆擴張之時，它們之間的競爭會破壞彼此的盈利機會。2005~2006年之所以齣現瘋狂的“打包分銷”貸款浪潮，也是因為銀行考慮到如果不把新資産賣掉，損失就隻能自己承擔。但它們沒有考慮到競爭對手也在做同樣的打算，從而導緻整個産業過分膨脹。結果就是，這些産業不斷爆發的危機造成瞭就業和利潤的損失，也波及其他經濟部門。
　　銀行業違背瞭現代經濟的基本概念，它們投入巨額資産參與賭博，而沒有形成現代經濟良好運轉所必需的遠見和判斷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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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本書是討論西方國傢的議題：幾個國傢的經濟在19世紀取得驕人成就，但在20世紀卻未能繼續保持輝煌，西方由此變得虛弱和迷茫，不確定能否重現昔日的榮光。這固然是西方世界的曆史，但對中國同樣具有重要的啓示作用。
　　通過技術引進、投資和貿易，中國今天已成為中等收入國傢。很早以前，英國和美國也曾處於類似的階段。在18世紀，這兩個國傢試圖尋找更多的投資與貿易機會，進展甚微，但此後它們取得瞭前所未有的進步，商業經濟被改造為現代經濟——由創新者而非貿易商作為領頭人的經濟。英國經濟（包含經濟參與者和經濟製度）促成瞭生産率的“起飛”，開啓瞭為期一個多世紀的持續增長，並或多或少提高瞭各類勞動者的工資水平。最重要的是，一嚮以孤獨和重復為特徵的傳統工作被互動、新奇、充滿吸引力和挑戰性的現代工作取代。美國經濟在稍後也發生瞭同樣的轉變。
　　本書就是緻力於探討這一現象發生的過程。在生産率和工作迴報的爆發式增長背後，是大大小小的創新成果，這並非什麼秘密。許多評論傢認為，創新源於科技進步，尤其是科學認識的突破。但大多數創新其實並不需要新的科技成果，而是需要新的商業觀念。與其他國傢相比，英美兩國的創新成果是如此豐富且廣泛，影響到所有的産業和消費者，因此創新必然來自這兩個國傢特有的因素——跨越國境的科學界。本書認為，這種本土創新源自人民的冒險精神和發揮創造力的願望，它們一直深入到社會的草根階層，並且有相應的製度使這種願望得以實現，使人們能以這些冒險活動為生。英美兩國的經濟活力在創新活動的噴湧和新事物的流行中展露無遺。
　　草根階層的活力要求人們擁有創辦新企業的自由，以及在冒險成功後得到社會承認和財務迴報的信心，否則産業人士最看好的項目也無法吸引人們的創新努力。有時，鼓勵政府建立促進創新活動的製度以及給特殊的創新項目融資固然可以有所幫助，但沒有哪個國傢找到過能替代自由企業的煥發經濟活力的機製。
　　這些觀察不可避免地會促使中國讀者思考自己國傢的未來。中國要繼續保持生産率和工資水平的快速增長，就必須加速自主創新，因為不再能指望西方國傢代替自己完成創新任務。此外，如果中國經濟要完成從中等收入嚮領先水平的轉軌，也必須找到激發必要的經濟活力的手段。那麼為建設高活力經濟，中國應該做些什麼？當然，供選擇的道路可能不止一條。
　　中國或許能找到一條非常特彆的道路，而非簡單地照搬英美兩國的經驗。高度的活力也許並不要求滲透到草根階層，政府內外的精英人士也許足以催生實現理想的創新率所必需的活力。然而這種自上而下的方式還沒有成功過，而且難度肯定會更大，因為它拋棄瞭煥發經濟活力所需的最重要的資源：兩個腦袋比一個腦袋好使，100萬個有創造力的頭腦肯定強於50萬個或者25萬個。中國還可以通過改造國有部門推動創新，但這樣做同樣存在睏難，因為它不足以創造更多的新産品和新工藝。創新隻有在具備吸引力和盈利前景、能被社會采用時纔會發生。中國必須牢記歐洲曆史上的經驗，當社會主義者和社團主義者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影響大增甚至最終控製政權後，並沒有如他們設想的那樣帶來活躍的創新。
　　因此，中國人也可以慎重考慮藉鑒英美兩國走過的道路，深入瞭解這兩個國傢如何在19世紀煥發齣巨大的活力，又如何在後來喪失大部分活力。
　　我相信本書能在這些方麵有所助益。本書指齣，煥發高度活力的國傢都有相應的生活態度作為支撐。這些生活態度一部分來自現代社會初期齣現的人文主義價值觀，例如個人主義和活力主義；另一部分來自科學革命和啓濛運動時期形成的價值觀，例如在知識不完備和具有不確定性的世界生活。這些現代價值觀壓倒瞭中世紀盛行的更傳統的價值觀，例如看重團結和保護的觀念。後來，這些國傢在20世紀中期失去瞭很大一部分經濟活力，原因既非現代經濟或現代資本主義製度的缺陷（如容易導緻經濟波動），也不是現代價值觀被否定。經濟活力受到抑製的主要原因是傳統價值觀的復蘇。在歐洲，現代價值觀受到打擊，導緻資本主義製度被名為社團主義的中世紀式的製度和政策替代。
　　如果上述分析成立，中國要實現高度的經濟活力，就必須確立現代價值觀的主流地位，擺脫社團主義的影響。某些中國企業已經錶現齣創新能力，但也存在各種阻礙。有人說，中國人還遠不習慣從群體中脫穎而齣，以及在必要時獨抗潮流，例如很多大學畢業生希望獲得公務員類的穩定工作，而不願去産業界冒險。中國有漫長的企業傢曆史，富有創業進取的精神。但必須牢記，尋找機會的企業傢和創造機會的創新者並不是一迴事。
　　我確信，中國將開啓從貿易商嚮創新者、從商業經濟嚮現代經濟的轉軌，最早的行動可能會很快展開。這一轉軌可能要經曆一兩代人的時間，但我沒看齣有什麼必然理由能阻止中國完成這個旅程。
　　作為一個多年來為中國著迷並對中國人民充滿崇敬的人，我特彆感謝新華都商學院的同事和支持者，以及優秀的齣版商中信齣版社，是他們讓我能把自己的思想用中文傳遞給中國的廣大讀者。
　　第一眼看到拉斯韋加斯時，我就意識到從沒有人把它的樣子畫齣來過。
　　——戴維·霍剋尼
　　19世紀到底發生瞭什麼，導緻某些國傢的民眾在人類曆史上首次實現工資的大幅提高、市場就業崗位的大量增加，以及工作滿意度的普遍提升？又是什麼原因導緻這其中的許多國傢在20世紀遠離瞭上述美好的場景？從目前來看，似乎所有國傢都在與之告彆。本書的目的就是探究這一罕見的繁榮是如何獲得，又是如何失去的。
　　我試圖在本書中展現一個看待國傢繁榮的新視角。繁榮的核心是生活的興盛：對事業的投入、迎接挑戰、自我實現和個人成長。獲得收入可以帶來興盛，但收入本身不屬於生活的興盛。人生的興盛來自新體驗：新環境、新問題、新觀察以及從中激發齣來並分享給他人的新創意。與之類似，國傢層麵的繁榮（大眾的興盛）源自民眾對創新過程的普遍參與。它涉及新工藝和新産品的構思、開發與普及，是深入草根階層的自主創新。由於錯誤的理解或其他目標的乾擾，這種創新活力可能被製度約束或削弱，而單靠製度是不能創造活力的。大範圍的創新活力隻能由正確的價值觀激發，並且不能被其他價值觀衝淡。
　　一個民族的繁榮取決於創新活動的廣度和深度，認識到這一點具有重要意義。那些不理解繁榮來自何方的國傢，所采取的行動可能會嚴重打擊它們的創新活力。從現有的資料來看，今天的美國取得的創新率和工作滿意度已遠不能與20世紀70年代之前的水平相比。社會成員有權利使其繁榮前景（約翰·羅爾斯稱其為“自我實現”）免遭踐踏。在20世紀，各國政府試圖讓失業者重新找到工作，以重現繁榮。如今的任務更為艱巨：讓那些有工作的人重新找迴繁榮。為此需要采取的立法和監管行動與刺激供給或需求無關，要采取正確的行動，需要正確理解經濟活力所依賴的機製和精神。這當然是各國政府有能力做到的，有的國傢從兩個世紀之前就開始為促進創新鋪平道路。以上就是我在醞釀本書時湧現的想法，我相信唯一的問題在於人們還遠未認識到而已。
　　後來我開始意識到另一類問題：對現代價值觀和現代生活的阻力。支持經濟繁榮的價值觀與妨礙和貶低繁榮的價值觀相互對立。過去的繁榮為此付齣瞭高昂的通行費。我考慮的問題是：最美好的生活應該是什麼樣的生活，隨之應該有什麼樣的社會和經濟。目前，美國齣現瞭一些實現傳統目標的呼籲，如加強社會保障、促進社會和諧以及為國傢利益啓動公共工程，這些對歐洲國傢來說再熟悉不過。有的價值觀曾引導許多歐洲國傢通過“社團主義的視角”用傳統的中世紀的觀點看待國傢的作用。今天也有人呼籲要更加重視社區和傢庭的價值。相反，很少有人意識到現代生活及其帶來的繁榮是多麼可貴。美國人和歐洲人已不再熟悉大眾的繁榮的感覺。在一個世紀前有過輝煌社會的國傢，如“咆哮的20年代”的法國，或者20世紀60年代早期的美國，都已經丟失瞭廣泛的繁榮的鮮活記憶。一個國傢的創新過程，包括那些亂七八糟的創作、瘋狂的發展和創新未能成功時的無奈終結，在今天越來越多地被視為痛苦，隻有那些暴發戶式的物質主義社會為瞭增加國民收入和國傢實力纔願意承受，西方國傢的當代人已不再接受。人們不再把創新過程理解為生活的興盛發達，即變革、挑戰以及對原創、發現和不落俗套的畢生追求。
　　本書是我對這些現象的迴應：我要高度贊美大眾的興盛是現代社會寶貴的人文主義財富，呼籲重樹失去的精神，呼籲大傢不要放棄激發現代社會普遍繁榮的現代價值觀。
　　首先我將迴顧西方國傢的繁榮曆程：經濟繁榮齣現在哪裏，如何實現，又如何在不同程度上被一個接一個的國傢所遺失。我們對於現狀的理解，有很多來自對過往碎片的拼接。此外，我還會對目前的情況進行跨國分析。
　　曆史敘述的核心是19世紀爆發的經濟繁榮，它點燃瞭人們的想象力，改造瞭工作與生活。英國和美國首先齣現這樣廣泛的興盛景象，人們的工作投入和挑戰性大大增強，然後是德國和法國。女性的逐步解放以及美國最終廢除奴隸製，進一步擴大瞭興盛的群體範圍。新工藝和新産品的發明是這種興盛活動的一部分，並成為同期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然而進入20世紀後，興盛的範圍逐漸縮小，增長相應減速。
　　在這一曆史敘述中，繁榮的曆史進程從19世紀20年代的英國到20世紀60年代的美國，是廣泛齣現的自主創新的結果：從國民經濟中原創的本土創意所發展齣來的新工藝和新産品。這些領跑國傢以某種方式形成瞭創新活力，即開展自主創新的欲望和能力，我稱之為“現代經濟”，其他國傢通過緊跟這些現代經濟的發展而獲益。此觀點不同於阿瑟·斯庇索夫（Arthur Spiethoff）和約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的經典理論，他們認為是科學傢和航海傢的發現帶來瞭創新機會，然後被企業傢們競相實現。而我認為現代經濟體不同於老式的商業經濟體，它是陽光下的新事物。
　　對現代經濟的理解必須從現代觀念開始：原生創意來自人們的創造性，依賴每個人所具有的與眾不同的知識、信息和想象。現代經濟由整個商業人群的新創意推動，大多數人都默默無聞，包括策劃者、企業傢、金融傢、銷售員以及敢於嘗鮮的終端客戶等。這種創造性和與之相伴的不確定性曾經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被早期的現代思想傢隱約地觀察到，包括弗蘭剋·奈特（Frank Knight）、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和弗裏德裏希·哈耶剋（Friedrich Hayek）等人。
　　本書有很多篇幅是關於創新過程及其帶來的興盛生活的人生體驗。創新給人帶來的好處是良好運轉的現代經濟的一種基本品，包括給人精神激勵、提齣待解決的問題、促進新觀察的産生等。我試圖描述在現代經濟中工作和生活所獲得的豐富體驗，在思考這一廣闊圖景時，我興奮地意識到此前還從未有人描述過對現代經濟的感受。
　　在描述經濟活力的現象時，我認識到無數人的經濟自由是一項核心要素，我們要感謝西方國傢的民主製度對這種自由的保護。此外還有各種支持製度，它們是應産業發展需要而産生的。然而，保持經濟的現代性所需的支持不僅僅是對閤法權利的肯定和執行，也不僅僅是各種商業和金融製度。我描述的經濟活力並不否認科技進步，但並不把繁榮與科技直接掛鈎。在我的敘述中，態度和信仰纔是現代經濟活力的源泉，主要是指保護和激發個性、想象力、理解力和自我實現的文化，它們促進瞭一個國傢的自主創新。
　　我認為，當一個國傢的經濟基本進入現代化以後，就不隻是生産現有的某些産品和服務，而更多地轉嚮構思和實踐新創意，試圖創造過去不能生産甚至從未想象到的其他産品和服務。當一個經濟體從現代化階段倒退時（如否定現代社會的製度和規範，被其他勢力束縛或阻止），社會中的創意流就會枯竭。不管一個經濟體的發展是走嚮現代還是走嚮傳統，其工作生活的結構都將發生深刻變化。
　　因此，這裏所描述的西方國傢曆史是由一個核心矛盾推動的。這一矛盾不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的鬥爭（例如，歐洲的私人所有權占比在幾十年前就提高到與美國相當的水平），也不是天主教與新教之間的鬥爭，而是現代價值觀與傳統價值觀或保守價值觀之間的鬥爭。西方國傢從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到啓濛時代，再到存在主義哲學的漫長文化演變史中，産生瞭各種新的價值觀，其中就包括提倡創新和探索、促進個人成長的現代價值觀。這些價值觀激發瞭英國和美國現代社會的崛起，在18世紀培育瞭現代民主製度，19世紀又催生瞭現代經濟，形成瞭最早的具有活力的經濟體。這一文化演變也把現代社會帶到瞭歐洲大陸，社會的現代化催生瞭民主製度。不過，這些國傢中新興的現代經濟帶來瞭社會動蕩，對傳統勢力構成瞭威脅。把社區和國傢利益置於個人之上、重視保護後進而非鼓勵先進的傳統價值觀在這些國傢非常強大，因此總體來說，現代經濟在大多數歐洲國傢並未取得太大進展。在現代經濟取得或可能取得深入進展時，往往會被政府機製強行取代（例如在兩次世界大戰的間歇期），或者被管製措施束縛（例如在“二戰”之後）。
　　許多學者曾暗示，他們從普遍接受的觀念中解放齣來時經曆瞭漫長的掙紮。我自己也必須越過模糊不清的描述和不切實際的理論形成的叢林，纔能深入探討現代經濟及其創造性和價值觀。熊彼特的經典理論認為創新是由外在因素所激發的，新熊彼特主義則認為鼓勵科研可以促進創新，這兩種觀點都預先假定現代社會可以離開現代經濟體而運轉（也難怪熊彼特會認為社會主義時代即將到來）。亞當·斯密則認為，人們的幸福隻來自消費和休閑，因此所有的職業活動都是為此目的服務，而非追求工作本身的體驗。凱恩斯的新古典福利主義認為，失敗和波動是需要解決的現代社會的主要缺陷，因為導緻波動的挑戰和冒險對人們來說沒有意義。其後齣現並在今天的商學院占主導地位的新–新古典學派則認為，商業活動隻是進行風險評估和成本控製，與人們的抱負、未知、探索和遠見無關。還有極端樂天派的觀點，他們認為一個國傢的製度不構成問題，因為社會演化會産生最需要的製度，每個國傢都有最適閤自己的文化。假如本書的推導更接近真相的話，那麼過去産生的所有這些觀念就都是錯誤和有害的。
　　本書用瞭很大篇幅，以崇敬的心態描述現代經濟給參與者提供的體驗，因為這正是現代社會的驚奇之處。這種贊美引發的問題是，現代經濟所支持的現代生活與其他生活方式相比有何優劣之處。在第十一章我將指齣，現代經濟的精華産物（人們生活的興盛繁榮）與關於美好生活的古代定義閤拍，而對於美好生活的概念，人們有太多不同的版本。我所理解的美好生活要求獲得心智的成長（這來自積極參與社會活動）和道德的成長（這來自創造和探索完全未知的領域）。現代經濟帶來的現代生活方式完美地詮釋瞭美好生活的概念，這是證明優秀的現代經濟的閤理性的重要一步——它可以支持人們的美好生活。
　　當然，為現代經濟的閤理性辯護就必須駁斥批評意見。即使現代經濟能夠為所有成員提供美好生活的前景，但如果在過程中引起瞭不公正，或者以不公平的手段實現目的，也不能被認為是具有正義性質的經濟。在現代經濟的發展方嚮齣現錯誤或造成炒作（如20世紀前10年積纍的房地産泡沫）時，弱勢群體乃至所有社會成員都將遭受打擊，從失去工作的員工到公司倒閉的企業主，到財富大幅縮水的傢庭。政府也可能沒有妥善處理現代經濟的利益分配（這是美好生活的第一要素），未能選擇對弱勢群體最有利的方式。當然這可能源於政府自身的問題，而非現代經濟的缺陷。
　　本書的最後一章將簡要勾畫現代經濟的概念，它能夠盡可能地為天賦和背景較為弱勢的群體提供美好生活。我將指齣，一個有效運轉的現代經濟體完全可以根據常見的經濟正義的概念進行治理，如關注最弱勢群體。如果所有人都渴望美好生活，那他們將願意承擔伴隨這種生活的波動風險。我還將指齣，在很多情況下，一個有效運轉的現代經濟要優於一個基於傳統價值觀的、有效運轉的傳統經濟。但如果某些社會成員還是堅持傳統價值觀，結果又如何呢？在這個入門性質的探索中，我們必須找一個止步的節點，但可以確定的是，在一個國傢中那些希望擁有傳統價值觀，希望有自己的經濟生活的人，應該有創建其個人生活的自由。而那些渴望美好生活的人也有在現代經濟中自由工作的權利，而不能被限製在傳統經濟中，被剝奪參與變革、挑戰、原創和發現的機會。
　　這看起來似乎有些不可思議，一個國傢應該支持甚至努力建設現代經濟，但這種經濟的未來是未知和不可知的，容易遭受重大失敗、波動和傷害，使身處其中的人們有漂浮甚至恐懼的感覺，但獲得新發現的滿足、迎接挑戰的興奮、走自己道路的自豪以及在過程中成長的愉悅（簡而言之，人們所追求的美好生活）必須付齣這些代價。
　　概論?現代經濟的誕生
　　在人類曆史上的大多數時期，社會經濟的參與者很少開展能擴展其經濟知識的活動，也就是如何生産和生産什麼的知識。即使在西歐的早期經濟體，打破過去的常規、收獲新知識和新經驗的創新活動也很罕見。古希臘和古羅馬的確有過一些創新成果，如水磨和鑄銅技術，但是對古代經濟（尤其是亞裏士多德時代之後的8個世紀的漫長時期）而言，創新的貧乏纔是觸目驚心的事實。文藝復興時期，人類在科學和藝術領域取得瞭重大突破，並給各國的君主們帶來瞭財富。但正如記錄日常生活的曆史學傢費爾南·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所說，當時的經濟知識進步仍不足以提高普通人的生産率和生活水平。循規蹈矩依然是這些經濟體的運行原則。
　　這種停滯不前是因為經濟生活的參與者不想打破過去的經驗嗎？未必如此。研究發現，人類發揮想象力和創造力的曆史可以追溯到上韆代人之前。我們完全可以由此推想，古代經濟的參與者並不缺乏創造的願望，他們也為自己的生活發明和嘗試瞭各種新事物，但他們缺乏為社會開發和提供新工藝和新産品的能力，因為古代經濟尚未培育齣支持和鼓勵創新活動的製度和生活態度。
　　古代經濟取得的最高成就是各國內部的商業活動以及國傢間的貿易往來。14世紀的漢堡和15世紀的威尼斯是兩個聲名顯赫的城邦，沿著漢莎同盟擁有的商路、絲綢之路和越洋航綫，貿易被拓展到越來越遙遠的城市和港口。隨著新大陸殖民地在16世紀建立起來，國內外貿易活動進一步擴大。到18世紀，尤其是在英格蘭和蘇格蘭，大多數人都為“市場”而生産，而不是麵嚮自己的傢庭或所居住的城市。越來越多的國傢與遙遠的市場有大量的貨物往來。商業活動主要涉及分配和交換，但是對生産也産生瞭影響。
　　用那個時代還未齣現的一個術語來說，這就是資本主義經濟，更確切地說，是重商資本主義。擁有財富的人可以成為一名商人，投資購買貨車或船隻，把産品運到賣價更高的地區。1550~1800年，這一體製成為蘇格蘭人所說的商業社會的發動機。至少在蘇格蘭和英格蘭，有相當多的人毫無保留地贊美這樣的社會，當然也有人感覺它缺少點兒“勇武精神”。其實，商業時代的社會顯然不缺乏進攻性。商人們為原料和市場份額你爭我奪，各個國傢也競相建立殖民地，軍事衝突十分普遍。或許是因為沒有太多機會在思想上掀起挑戰，或者在業務上實現重大飛躍，勇武精神隻能在軍事冒險中找到宣泄口。
　　在商業經濟時代，商業生活的確展示齣瞭許多與中世紀所強調的習俗和規範不同的特點：發現和打入新市場，同時也被其他人發現和打入，這必然會不時地帶來瞭新的經濟知識。商業的擴展無疑會給國內生産商帶來新機遇，也會給外國競爭對手提供新機遇，從而帶來生産何種産品的新知識。這樣的成果可以是公開的知識，被生意圈內的人們共享，也可以是不易獲得的，仍然被某些人獨占的知識。或許在少數時候，嘗試以前沒有生産過的産品的衝動還會帶來生産工藝方麵的新知識。那麼在商業經濟時代，經濟知識的增幅到底有多大？
　　商業經濟時代的經濟知識
　　在這方麵，英格蘭經濟早期的某些數據碎片可以給我們一些啓示。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生産何種産品的經濟知識的增加可以促進生産率提高（也就是說，産齣相對於勞動投入的增長）。假如在商業經濟時代，經濟生活參與者所掌握的這類知識（不管是公開知識還是私人知識）有顯著增長，那麼産齣與勞動投入之比在商業時代開始時的1500年到結束時的1800年就會有所變化。如果我們沒能看到這一比例的大幅提高，就有理由懷疑商業經濟時代是否有經濟知識的顯著增長。實際證據如何呢？
　　根據一份可靠的資料來源——安格斯·麥迪森（Angus Maddison）在2006年的《世界經濟》（The World Economy）中估算的數據，英格蘭的人均産齣在1500~1800年完全沒有增加，人口總量及勞動力總量卻大幅增長，從14世紀的黑死病打擊中恢復過來。有可能是因為人口增長的“收益遞減”規律拖纍瞭人均産齣，從而掩蓋瞭知識增長給人均産齣帶來的提高。然而，格雷戈裏·剋拉剋（Gregory Clark）進行的10年期數據估算顯示，14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人均産齣（當時的人口還沒有因瘟疫而大幅減少）和17世紀40年代（當時的人口已幾乎恢復之前的峰值）的水平大緻相當。此外，有一些難得的微觀數據錶明，18世紀90年代的農業的人均産齣並不高於14世紀早期。另一項研究則認為，在這個時間跨度內人均産齣有1/3的增幅。總之，我們有把握認為，當時擁有的農業技術在將近5個世紀的時間裏並沒有太大改進。當然，這種逐一按産品類彆測算人均産齣的做法，忽略瞭勞動力轉移到價格或生産率更高的産業所帶來的人均總産齣的持續提高。在這方麵，工資能提供更多的信息。
　　工人的實際工資水平（以一籃子消費品衡量的平均工資）更能反映産品和工藝方麵的知識的增長。開發新工藝和新産品的創新項目可以創造工作機會，並最終提高工資水平，新工藝還會産生嚮上的拉動力。那麼商業經濟時代是否齣現瞭實際工資水平的顯著增長，並反映齣經濟知識的大幅增加呢？由於黑死病之後的人口復蘇，英國農業的實際工資水平與人均産量一樣在商業經濟時代前期（1500~1650年）齣現下降，在1650~1730年有所增長，但此後直至1800年，又失去瞭一半的增幅。整體的結果是，1800年的工資水平甚至低於1500年，與1300年相比僅高齣1/3。這樣的增幅是否足以證明英國的産品和工藝創新增加瞭經濟知識呢？
　　首先，實際工資的增長中很大一部分來自於進口消費品價格的下降，以及“糖、鬍椒、葡萄乾、茶葉、咖啡和煙草等新産品的齣現”（這是剋拉剋在2007年的書中記述的），因此1/3的實際工資增幅並不代錶英國的自主創新比航海傢和殖民者的發現所起的作用更大。
　　其次，1300年標誌著為期一個世紀的工資水平下降的終結。正如剋拉剋的書中所述，1800年的實際工資水平甚至低於1200年！摺中一點兒的說法是，英格蘭從中世紀到啓濛運動時期的實際工資水平幾乎原地踏步。
　　我們得齣的必然結論是，商業經濟即使在其巔峰時期（1500~1800年）所取得的經濟知識的增長也少得令人吃驚。隨著人口總量在18世紀快速增長並在19世紀的大部分時段進一步加速，人口數量每年都屢創新高，我們有理由推測，土地麵積的有限肯定會限製生産率的提高，抑製經濟知識增長的錶現。可是，盡管英國的人口快速增加，其經濟結構卻越來越偏重製造業、貿易和其他服務行業，這些活動所需的土地遠遠少於農業，因此人口增加對工資水平和人均産齣的影響越來越小。人口增加會阻止或嚴重製約生産率和工資提高、遮蔽經濟知識增加的影響的說法並沒有說服力。應該還有其他因素在製約工資水平和人均産齣的增長。
　　各國在商業經濟時代齣現瞭非常相似的經濟發展狀況，也提供瞭一個綫索，讓我們分析哪些因素發揮瞭推動作用、哪些沒有。我們今天知道，商業經濟時代有11個國傢（或後來成為國傢的地區）在人均産齣和工資水平上屬於同一級彆，包括奧地利、英國、比利時、丹麥、法國、德國、荷蘭、意大利、挪威、瑞典和瑞士。（即使在13世紀和14世紀早期，英國也不像人們想象的那樣落後於歐洲大陸。）到1800年，美國也加入瞭這個群體。我們可以認為，這些國傢大緻上是在按同樣的節奏前進，隻不過有各自的步伐：各國都在相同的趨勢綫附近有獨特的波動，如意大利在1500年領先、荷蘭在1600年到19世紀早期領跑。這個事實錶明，普遍的平緩進步趨勢是商業發展的結果，是全球性的因素，至少對這個群體的國傢來說有普遍影響，而非各國特有的因素在起作用。
　　在那些時代生活的人應該能預見到，一旦商業文明擴展到最大限度，雖然全球化程度被提高到新的水平，但各國經濟還是會重返過去的慣例。但結果錶明，商業經濟時代並沒有成為經濟發展的最終階段，至少對發達國傢來說是這樣。在某些商業社會，在繼續開拓國內外貿易的同時，經濟發展將很快開啓一個全新的篇章。對當時來說非常特殊的事情將發生，繼而改變整個世界。
　　經濟知識爆炸式增長的標誌
　　那些在1500~1800年（有些甚至從1200年起）沒有顯著改變的指標，在隨後短短數十年內齣現瞭驚人的變化。19世紀20~70年代，英國、美國、法國和德意誌相繼打破傳統路徑，這些國傢的人均産齣和實際工資水平的軌跡在世界曆史上顯著提高。
　　根據現在的測算，英國的人均産齣是從1815年（拿破侖戰爭結束時）開始持續提高，而且再也沒有齣現反復，尤其是在19世紀30~60年代顯著提升。美國的人均産齣於1820年前後開始進入持續增長期。法國和比利時是在19世紀30年代開始螺鏇式上升，德意誌和普魯士則是在隨後的50年代。這種不尋常的進步與第一位發現它的學者不可磨滅地聯係在一起，即美國經濟史學傢沃爾特·W·羅斯托（Walt W. Rostow），他把這種現象稱為“起飛”——進入持續經濟增長的軌道。
　　平均實際工資水平也隨之普遍提高。在英國，保留至今的數據顯示手工藝者的日工資在1820年前後開始持續提高，就在人均産齣起飛後不久。在美國，工資水平在19世紀30年代後期開始起飛。生産率提升的其他國傢也都齣現瞭實際工資水平的提高，本書第二章還將對此進行量化分析。工資水平的起飛是在20世紀30年代由齣生於波蘭的德國經濟史學傢於爾根·庫欽斯基（Jürgen Kuczynski）發現的，他是位馬剋思主義者，在經濟轉型中看到的隻有“勞動條件的惡化”與“日益加重的苦難”。然而他所找到的數據即使經過他本人的修正，也錶明他所研究的所有國傢（美國、英國、法國和德意誌）的實際工資水平到19世紀中期都進入瞭起飛階段。
　　這些國傢逐一産生帶動作用。隨著四個領頭國傢的人均産齣和工資水平加速提升，發展群體中的其他國傢僅僅通過保持與領先國傢的貿易、加速利用差距帶來的機會，就能提高自身的增長速度，簡單地說，就像尾隨巨鯨的魚群一樣，藉助領航者的水流前進。
　　現代經濟學曆史上這兩位伽利略式的人物（庫欽斯基和羅斯托）首先發現的起飛現象準確無誤地指齣西方國傢的超常發展始於19世紀。曆史學傢和經濟學傢當然會追問，齣現這一前所未有的現象的根源何在？經濟學傢通常是首先求助於傳統的經濟學理論。
　　許多傳統派彆的學者認為，原因是在19世紀的農場和工廠中資本存量（廠房設備）急劇增加。但是，資本形成難以解釋（哪怕是部分解釋）美國的人均産齣從19世紀中期到20世紀的增加。事實上，隻有1/7的産齣增長歸功於資本和土地投入的增加。18世紀的資本增加可能足以解釋生産率在當時斷斷續續的、有限的提高，但19世紀的資本積纍雖然加快，卻不足以推動生産率和工資的巨大增長。由於收益遞減，僅靠資本的持續增加根本不能支持人均産齣和實際工資水平的持續提高。
　　由於這一睏難，其他一些傳統派經濟學傢認為答案在於規模經濟：隨著勞動力分工的多樣化和資本的積纍，人均産齣（和資本平均産齣）將提高。可是，美國和英國在1820~1913年的生産率的增幅接近之前的3倍，很難歸結為勞動力和資本擴張所帶來的規模經濟效應。而且假如這種擴張能在當時創造奇跡，那麼17世紀40年代到18世紀90年代為什麼沒齣現類似的增長？為什麼實際上沒産生任何效果？此外，如果規模經濟能如此顯著地提升生産率和工資水平，為何沒能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産生類似的影響，反而是這些國傢的過剩人口移民到南北美洲去尋求更好的經濟發展機遇？進入20世紀後，這些已經起飛的經濟體要獲得新的規模經濟效應必然更睏難，支持新的規模經濟的勞動力增長和相應的資本增長減速瞭，但人均産齣和工資水平卻在20世紀的大部分時段依然保持增長，直到20世紀70年代早期。（盡管經曆瞭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但生産率在1925~1950年增長極快，在1950~1975年又再次增長。）
　　其他傳統派經濟學傢認為，在19世紀的大部分時段，各國內部和國傢之間的貿易持續擴張，人們擺脫瞭自給自足的狀態，新的運河與鐵路把各個市場聯係起來，這纔是增長的源泉。市場的擴大當然增加瞭經濟知識（生産什麼與如何生産），對起飛國傢和其他國傢都是如此。但我們已討論過，既然從中世紀的威尼斯和布魯基到18世紀的格拉斯哥和倫敦，所有的商業文明和貿易都未能促進人均産齣和工資水平的顯著提升，那就很難相信19世紀的國內外貿易擴張能那樣迅猛地提升生産率和工資水平。而且，即使國內外貿易對某些起飛國傢的確是重要的影響因素，它們卻很難支撐産齣和工資的看似無限的持續增長。全球化進程一旦全部完成，對外貿易作為增長的發動機就會失效。
　　雖然在人類社會似乎沒有什麼是絕對可靠的，但我們有理由認為，隻有經濟知識（有關生産什麼和如何生産的知識）的增加纔足以支撐起飛國傢的整體生産率和實際工資水平的急劇提升。正如戴爾德麗·麥剋洛斯基（Deirdre McCloskey）所言，“起主導作用的是纔智，而非節欲”，我們還可以補充說是纔智而非貿易促進增長。
　　隨著時代的進步，強調知識增長以及假定知識總是在增長的現代主義觀點逐漸壓倒瞭強調資本、規模經濟和國內外貿易的傳統觀點。不過，這些知識來自哪裏？究竟是哪些人的纔智在發揮作用？
　　尋找經濟知識的源泉
　　大多數在羅斯托之後研究起飛現象的曆史學傢，從哲學層麵都不懷疑人的頭腦能産生新觀念和新知識能産生作用的可能性。進一步說，如果對社會有重要影響的未來知識不是預先注定、不可避免的，那麼社會的未來也具有不確定性。正如卡爾·波普爾在1957年的著作中所述，不確定的未來是無法預測的。那本書的主題是反對曆史決定論——其含義是未來是由曆史條件預先注定的。
　　然而，即使這些不贊成曆史決定論的曆史學傢，他們的經濟觀（包括對19世紀的經濟和起飛經濟的看法）也是基於18世紀的概念，即斯密、馬爾薩斯和大衛·李嘉圖所傳承的理論。在那種古典學說中，“市場經濟”總是處於均衡狀態，處於均衡狀態的經濟包含所有可能用於市場運轉的知識，如果世界上發現瞭一些新知識，市場經濟會立刻將其投入應用。按照這種觀點，一個國傢經濟內部不存在發現空間，不存在我們所說的自主創新、增進本土經濟知識的餘地，因為整個經濟已經包容瞭所有可能的知識。一個國傢隻有轉嚮經濟體係之外的國內外的政府機構（立法機構或王室）或私人性質的非營利組織，從它們的創意和發現中尋求新的經濟知識。由此得齣的結論是，19世紀齣現的生産率和工資水平的持續增長是某些新的外部因素（而非經濟生活內部的力量）在發揮作用。
　　這種經濟史觀在最後一代德國曆史學派經濟學傢的著作中錶現得尤其明顯。他們認為，一個國傢的所有物質進步都由科技力量推動：來自經濟活動之外的“科學傢和航海傢”的偉大發現。如果沒有這些神一樣的人物，就不會有任何物質進步或值得驚嘆的成就。當時還不滿30歲的傑齣的奧地利經濟學傢熊彼特給這個學派的模型加瞭一個新元素：需有企業傢把新的科技知識可以支持的新工藝和新産品開發齣來。熊彼特在1911年首次齣版於奧地利的影響深遠的著作中，對曆史學派的經典理論進行瞭闡述，其基本含義如下：
　　經濟活動中可知的內容都是已知的，因此在經濟生活內部不可能存在原創性，隻有經濟活動之外的發現纔能使新工藝或新産品的開發成為可能。創新的可能性被打開後很快會流傳齣來，但創新的真正實現或應用卻需要有足夠意願和能力的企業傢完成必要的工作：籌集資本、組織新興企業、開發潛在的新産品。簡而言之，把事情做成。這一過程可能十分艱苦，但是與對舊産品的市場預測一樣，企業傢可以預估新産品取得商業成功的概率（實現“創新”的概率）。隻要付齣足夠的努力，就不會誤判。一位企業傢決定接受某個項目，一位資深銀行傢決定支持某個項目，這種決策預先注定是正確的，甚至是不可思議的，盡管事後遇到的厄運可能招緻損失，好運會帶來意外之財。
　　就這樣，熊彼特提齣瞭一種關於創新的理論，基本未偏離古典經濟學。兩位各具特色的大師——熊彼特以他的科學主義、馬剋思以他的曆史決定論，深刻地影響瞭曆史學傢和公眾。在整個20世紀，經濟學仍未擺脫古典學說的框架。
　　但這種理論模式的睏境很快顯現。以德國學派的理論為基礎的曆史學傢們意識到，到經濟起飛階段，偉大的航海傢已沒有新的航路可以發現。曆史學傢於是隻能依靠“科學傢”，把經濟起飛歸功於科學發現的加速推進，特彆是1620~1800年的科技革命，其中包括啓濛時代（其定義大緻為1675~1800年）。當時的某些科技成就的確堪稱不朽傳奇：弗朗西斯·培根在1620年的著作《新工具》（Novo Organum）中建立瞭新邏輯體係，取代亞裏士多德的幾本邏輯學著作——閤稱《工具論》；威廉·哈維（William Harvey）在1628年對血液循環的精彩分析；安東·列文虎剋（Anton Leeuwenhoek）在1675年對微觀組織的研究；艾薩剋·牛頓在1687年齣版的力學著作；皮埃爾·西濛·拉普拉斯（Pierre Simon Laplace）在1785年前後的數學成果；歐亨尼奧·埃斯佩霍（Eugenio Espejo）在1795年對病原體的研究。那麼來自倫敦、劍橋和其他少數地方的精英科學傢得到的這些發現和後續研究是不是導緻持續增長的爆炸式經濟起飛的真正動力？
　　這個猜想會麵臨多方麵的質疑。假設啓濛時代以及之後的科技發現具有廣泛和深遠的影響，能在不到一個世紀的時間裏將起飛國傢的生産率和實際工資水平提高至接近原來的3倍，並且覆蓋大多數産業，而非少數幾個，然而，在此之前的科技發現卻幾乎對生産率沒有産生任何作用，這難免令人費解。首先，新的科技發現隻是對已有的龐大知識存量的補充，牛頓就堅持認為他和其他科學傢都“隻是站住巨人的肩上”。其次，新的科技發現在經濟領域未必有太多實際應用，科學傢的成就往往隻是很偶然地能帶來新産品和新工藝。還有，大多數創新（例如娛樂、時尚、旅遊等産業中的創新）與科技沒有太多直接關係。創新經常領先於研究，如蒸汽機的發明就先於熱力學的構建。曆史學傢喬爾·莫凱爾（Joel Mokyr）注意到，即使在企業傢們本來可以利用某些科學成果時，他們通常也衝在科學前麵，依靠預感和實驗嚮前推進。
　　熊彼特的科學主義理論把19世紀經濟知識的增長也歸功於科技進步，但如果用另一類型的證據檢驗，也將麵臨同樣的質疑。所有重要的科技新知識幾乎都可以不費代價地從學術刊物上獲得，因此被稱為“公共品”。那麼對不同國傢而言，能夠獲得的科技知識基本上是相同的。如果認為科技知識的進步是起飛國傢經濟知識大幅增長的主要原因，那就很難解釋所謂的“大分化”現象：各國的經濟知識在1820年還大緻相當，但在整個19世紀差距不斷擴大。因此，必須加入若乾特殊因素，纔能解釋英國為什麼一度領跑，然後是美國持續領先，然後是比利時和法國的進步，以及德國的後期追趕等現象。從科學主義的觀點很難解釋為何美國能相繼超越法國、比利時，最後取代英國的領先地位，因為當時的美國在科技領域處於落後地位，與其他國傢的地理距離也十分遙遠，最不容易接觸新的科技發現。更大的挑戰則是如何解釋荷蘭和意大利的落後，它們的科技很發達，卻長期徘徊在現代社會的大門口。（信奉熊彼特主義的曆史學傢可能會想，這兩個國傢是否缺乏企業傢精神和金融專業知識。但熊彼特的創新理論建立在企業傢的激情和金融傢的精明之上，他本人是不太可能懷疑缺少這些要素的。）
　　我們由此得齣的結論是，科技進步不可能是經濟知識在19世紀爆炸式增長的主要推動力。
　　有的曆史學傢把起飛歸功於啓濛時代齣現的應用科學的發明，其中最著名的當然是帶來第一次工業革命的重大技術突破。在英國包括1762年由理查德·阿剋萊特（Richard Arkwright）發明的水力紡紗機，1764年由蘭開夏郡的不起眼的紡織工人詹姆斯·哈格裏夫斯（James Hargreaves）發明的多錠紡織機，1769年由博爾頓·瓦特公司（Boulton & Watt）對蒸汽機的改進，18世紀80年代由科特·傑利科煉鐵廠（Cort & Jellicoe）發明的用生鐵冶煉熟鐵的工藝，1814年由喬治·斯蒂芬森（George Stephenson）發明的蒸汽機車。在美國，重大技術突破還包括1778年由約翰·菲奇（John Fitch）發明的蒸汽輪船等。不過，曆史學傢沒有理由把注意力隻放在這些重大創新上。如果把很多沒有記載的細微進步加起來，它們對産齣和工資的貢獻可能遠遠超過上述那些重大發明，是不可忽視的天量創新。我們可以理解，研究工業革命的曆史學傢之所以記錄那些重大發明，主要是為瞭更生動地講述當時連綿不斷的革新浪潮，它們從18世紀60年代開始在英國遍地開花。但我們能否真正把這些發明（實用技術的進步，而不僅是象牙塔中的理論成果）視為科技知識進步的推動力？它們是不是19世紀經濟知識爆炸式增長的原始動力？
　　對這種猜想的一個反駁是，包括那些重大發明在內，幾乎所有發明傢都不是科班齣身的學者，有些人甚至根本沒有受過良好的教育（瓦特例外，但他不能代錶大多數人）。阿剋萊特是假發工人齣身的企業傢，而非科學傢或工程師；哈格裏夫斯是蘭開夏郡的織布工人，齣身低微，似乎很難跟紡織機的發明傢掛鈎；偉大的斯蒂芬森甚至不識字；保羅·約翰遜曾觀察到，大多數發明傢都齣身貧寒，難以負擔受教育的費用，但隻要有創造性和聰明纔智就足夠瞭：
　　始於18世紀80年代（當時斯蒂芬森還是個孩子）的工業革命經常被描述為工人階級的苦難歲月，但實際上對那些一文不名卻極具商業頭腦和想象力的人來說，那個時代提供瞭前所未有的機遇，他們走到曆史前颱的速度之快令人驚訝。
　　毫無疑問，著名發明傢身上的這些特徵也適用於那些對工藝進行微小改進的、默默無聞的無數小發明傢。因此，如果曆史學傢指著那些偉大發明說“發明傢們就好比裝滿新的科技知識的容器，澆灌瞭19世紀的經濟沃土”，那實在是犯瞭可悲的錯誤。此外，科學主義理論無法解釋：科技發明的高潮為什麼會在19世紀早期興起，而不是在之前或者之後？為什麼這一爆發現象僅發生在少數高收入國傢，而非其他國傢？
　　有人可能想說，天纔的發明傢即使沒有受過良好的教育，但他們的辛勤工作所産生的創新也的確推動瞭科技知識的增長。然而，就像發明某種新飲料的酒吧服務員無法進一步進行化學研究一樣，這些發明傢其實並不能創造新的科技知識，因為他們缺乏這方麵的專業訓練。隻有當訓練有素的學者成功地弄清楚那些發明的工作原理時，社會的科技知識纔會真正增加。好比我們需要內行的音樂學研究者，纔能弄清巴赫的清唱麯為何能打動人心。然而，如果某一發明得到後續開發和應用，成為成功的創新，這肯定會帶來社會的經濟知識的增長，甚至連失敗也可以增加社會的經濟知識——告訴我們哪些道路是走不通的。
　　把技術發明視為經濟知識的源泉，意味著將增長的原因歸結為經濟活動之外的因素，這容易産生誤導。某些偶然的發現的確能産生影響，但隻是因為其發現者正處於恰當的時間和地點。某些因其引發的重大創新而名聲大噪的發明其實不是經濟進步的主要原因，這些進步不是靠經濟體係之外的霹靂偶然誘發，它們需要對市場和顧客的潛在需求有良好的感知。而這些感知都來自創新者在商業生活中積纍的經驗。詹姆斯·瓦特可能原本隻想成為一名工程師，是他的閤作夥伴馬修·博爾頓（Matthew Boulton）認識到，需要設計齣一種用途廣泛的蒸汽機。總之，發明與其背後的好奇心和創造性並不是什麼新東西，而激發、鼓勵和支持人們大規模參與發明的那些社會變革纔是曆史上的新事物，纔是經濟起飛的深層原因。
　　重大創新很少能移動經濟的大山。英國紡織業在18世紀的卓越創新帶來瞭人均産齣的巨大增長，但紡織工業在整體經濟中隻占很小一部分，隻能給英國經濟整體的人均産齣帶來很有限的增幅。1750~1800年，整個英國的人均産齣幾乎沒有增加。藉助同樣的推理，經濟史學傢羅伯特·福格爾（Robert Fogel）提齣瞭令同行大為震驚的猜想：即使沒有鐵路，美國也能取得同樣迅猛的經濟發展。工業革命的成果主要是一次性事件，而非係統性或程序性的變革，它們不足以解釋英國經濟的壯觀起飛和後來的追趕國傢的現象。莫凱爾曾寫道：“經典意義上的工業革命本身不足以啓動持續的經濟增長。”
　　我們得到的結論是，無論是激動人心的發現之旅，還是偉大的科學發現及其帶動的重大發明，都不可能是西歐和北美的起飛國傢在19世紀齣現生産率和工資水平迅速而持續攀升的原因。經濟知識在19世紀的爆炸式增長一定是某種全新的經濟形態齣現的結果：隻要這種經濟機製能維持有效運轉，就可以長期促進自主創新。隻有這樣的經濟組織形態纔有助於發揮本土的創造性並完成創新過程，最終將這些國傢推入持續而迅猛增長的軌道。如果說存在某種終極“發明”，那就是這種經濟組織形態的齣現，它依賴內部蘊含的創造性和直覺來不斷嘗試創新。它們就是人類曆史上第一批現代經濟，其巨大的經濟活力使它們成為現代史上的奇跡。
　　物理學研究推斷有暗物質和暗能量存在，但我們並不需要藉助生産率的數據變化推斷經濟活力是否存在。在經曆過起飛的各個國傢，除瞭前所未有的持續和顯然可持續的增長以外，還齣現瞭各種深刻的社會變革：勇於爭先的企業傢大量齣現，最終在數量上超過傳統商人；越來越多的人參與工藝和産品的改進並進行新的構思，越來越多的參與者的工作體驗發生急劇變化。從零售業到紡織業，再到流行音樂産業，社會中更多的人在積極參與新事物的構思、創造、評估和試驗，並從經驗中不斷學習。
　　通過這種途徑，現代經濟給社會帶來瞭斯密希望看到的那種“勇武精神”：從大眾中脫穎而齣並積極迎接挑戰。現代經濟還給具備不同天賦的普通人帶來瞭一種興盛的生活：熱愛工作、個人成長與自我實現的豐富體驗。即使那些纔智平平、僅能勉強得到一份工作的人也能獲得發揮纔智的體驗：抓住機遇，解決問題，構思新工藝和新産品。簡單地說，是經濟活力的火花點亮瞭現代生活。
　　過去和今天的現代經濟國傢所付齣的成本與收獲的迴報，它們崛起的先決條件和正當性，某些國傢如何脫離現代經濟，某些國傢的現代經濟如何衰退，這些正是本書要探討的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