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於2024-11-23
民國時代文人與狂士,不論桀驁不屈還是抱殘守缺,都一直張揚著獨立的個性,始終追求著特行的解放與自由。孫鬱長時間地在濁黃的紙捲中翻閱,不時進行平靜思考,終於對“在民國”的風流人物有瞭新的認識。透過“狂士們”、“夜梟聲”、“同人們”、“在路上”、“未名社舊影”、“《語絲》內外”、“古道西風”、“月下詩魂”、“新舊之變”、“故都寒士”等話題,陳獨秀、章太炎、錢玄同、魯迅、周作人、鬍適、劉半農等人的身影和心神,不再神秘。對於我們這個時代而言,前人們都是卓越不凡的,但,他們也是一個一個腳印走過來的。
孫鬱,本名孫毅,現為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院長。曾做過知青、文化館館員、記者。80年代末在魯迅博物館研究室工作;90年代初調到《北京日報》文藝部做副刊編輯達十年之久;2002年到魯迅博物館主持工作至今,現為北京魯迅博物館館長。20世紀70年代開始文學創作,80年代起轉入文學批評和研究,長期從事魯迅和現當代文學研究。《魯迅研究月刊》主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副主編。主要著作有《魯迅與周作人》、《魯迅與鬍適》、《魯迅與陳獨秀》、《周作人和他的苦雨齋》、《張中行傳》等。
狂士們
夜梟聲
同人們
在路上
未名社舊影
《語絲》內外
古道西風
月下詩魂
新舊之變
故都寒士
在政治的邊緣
後記
故都寒士
一
張中行辭世時97歲,算是高齡者。他晚年講起過去的生活,難忘的竟是鄉下的土炕和烤白薯。中國的鄉村社會可留念的東西不多,對他而言,僅是某種生活方式而已。但那種生活方式給他帶來的淳樸和智慧,又是書齋裏的文人所沒有的。土的和洋的,在他那裏交織得很好。算起來,他是晚清的人,早期生活還在舊王朝的影子裏。對於鄉下人來說,時光和時代是沒有什麼關係的。
《流年碎影》講起他的齣身背景,有這樣一段話:
我是清朝光緒三十四年戊申十二月十六日醜時(午夜後一時至三時)生人,摺閤公曆就移後一年,成為1909年1月7日。其時光緒皇帝和那位狠毒糊塗的那拉氏老太太都已經見瞭上帝(他們都是戊申十月死的),所以墜地之後,名義是光緒皇帝載湉的子民,實際是宣統皇帝溥儀(戊申十一月即位)的子民。
由於他齣生在鄉下,早期記憶就多瞭一種鄉土的氣息。他一生沒有擺脫這些鄉土裏質樸的東西。關於傢鄉的環境,他有很好的記錄。在描繪那些歲時、人文的時候,他的心是很平靜的,既非歌詠也非厭棄,而是透著哲人的冷峻。比如鄉野間的人神雜居,關帝廟和土地廟的存在,都是鄉土社會恒常的東西。舊時代的鄉下,孩子記憶裏的美麗都是那些東西,張先生涉獵這些時也沒有特彆的貢獻在那裏。隻是他描述過往的生活時,那種態度是平和的。在迴憶錄裏,像“五四”那代人一樣,照例少不瞭對歲時、節氣、民風的關照。他對婚喪、戲劇、節日、信仰的勾畫,差不多是舊小說常見的。比如對楊柳青繪畫的感受,完全是天然的,靠著直覺判斷問題,與魯迅當年的體味很是接近:
臘月十五小學放假之後,年前的準備隻是集日到鎮上買年畫和鞭炮。逢五逢十是集日,年畫市在鎮中心路南關帝廟(通稱老爺廟)的兩層殿裏,賣鞭炮的集中在鎮東南角的牲口市。臘月三十俗稱窮漢子市,隻是近午之前的匆匆一會兒,所以趕集買物,主要在二十和二十五兩個上午。傢裏給錢不多,要算計,買如意的,量不大而全麵。年畫都是楊柳青産的,大多是連生貴子、喜慶有餘之類,我不喜歡。我喜歡看風景畫和故事畫,因為可以引起並容納遐思。這類畫張幅較大,還有四條一組,價錢比較高,所以每年至多買一兩件。
迴憶舊時的生活,他絲毫沒有誇大幼時記憶的地方。寫童心時亦多奇異的幻想。在他的筆下,幾乎沒有八股和正宗的文化的遺痕,教化的語調是看不到的。我注意到他對神秘事物的瞭望,有許多含趣的地方。比如對鬼狐世界的遐想,對動物和花鳥世界的凝視,都帶著詩意的成分。他那麼喜歡《聊齋誌異》,談狐說鬼之間,纔有大的快慰的。那神態呈現齣自由的性靈,也是鄉土社會與潦倒文人的筆墨間碰撞齣的智慧的召喚。講到農村的節令、族屬、鄉裏,冷冷的筆法也含有脈脈的情愫。他不太耽於花鳥草蟲的描寫。雖然喜歡,卻更願意瞭望沉重的世界,那裏纔有本真吧。談到鄉下人的生活,主要強調瞭其中的苦難。中國的農民實在艱難,幾乎沒有多少平靜的日子。天災,人禍,連年的飢餓等等,都在他筆下閃動著。當他細緻地再現那些不堪迴首的往事時,我們幾乎都能感受到他散發齣的令人窒息的氣息。《流年碎影》裏的生活,苦多於樂,災盛於福,是慘烈的。那些被詩人和畫傢們美化瞭的村寨,在他的視野裏被悲涼之霧罩住瞭。
德國作傢黑塞在小說裏寫過諸多苦難的襲擾,在殘疾和病態裏,人的掙紮和求索,帶有悲涼的色彩。可在那悲涼的背後,卻有亮亮的光澤在,那是不安的心在搖動,給人以大的欣慰。我看張中行的書時,也嗅齣瞭苦而鹹的味道,朦朧的渴望是夾雜其間的。但他沒有德國人那麼悠然,中國的鄉間不會有溫潤的琴聲和走嚮上帝的祥和。鄉村社會的大苦,練就瞭人掙紮的毅力,誰不珍惜這樣的毅力呢?所以一麵沉痛著,一麵求索著,就那麼苦楚地前行著。他常講起叔本華的哲學。那個悲觀主義的思想者的思緒,竟在空無的土地上和中國的沉寂裏凝成瞭一首詩。
農民的勞作,在天底下是最不易的。但更讓人傷感的是人的命運的無常。鄉土社會的單純裏也有殘酷的東西,他後來講瞭很多。印象是《故園人影》裏,勾勒瞭幾個可憐的好人,在那樣貧窮和封閉的環境裏,一切美好的都不易生長。許多人就那麼快地凋零瞭。於是感嘆道:人生,長也罷,短也罷,幸也罷,不幸也罷,總的說,終歸是太難瞭。這難的原因,是人的欲望,沒有多少達成的齣口。大傢都在可憐的網裏無奈地存活著。飢餓、災荒、兵亂,沒有誰能夠阻止。村民的阿Q相多少還是有些。所以,張中行從鄉下走齣,其實也是尋夢,希望從外麵的世界找到什麼。但農民的樸素和真摯,還是濃濃地傳給瞭他。晚年講到故土的時候,他還不斷稱贊道:鄉下的簡樸、無僞的生存方式,是閤乎天意的。大可不必鋪張浪費。要說故鄉給他帶來瞭什麼,這算是一點吧。
我有時在他的文字裏,就感受到瞭一股強烈的泥土和流水的氣息。不論後來的學識怎樣地增長著,林間小路的清香和青紗帳裏的風聲,還是深嵌在那流轉不已的美文中。中國的讀書人,大凡從鄉野裏走齣的,都有一點泥土的氣味的。孫犁如此,趙樹理如此,張中行亦如此。在講著那麼深的學問的時候,還能從他那裏隱約地領略到剝啄聲和野草的幽香,實在是太有意思瞭。
二
時間是1925年,他到瞭通縣師範學校讀書。這一改變命運的選擇,在他日後的迴憶裏一直有非同尋常的分量。通縣在北京東郊,離帝京隻幾裏之遙。新的教育之風也恰是在此時傳入過去。《流年碎影》詳細地介紹瞭那時所學的課程和校內情況,史料的價值很大。我對北京現代教育的脈絡的瞭解,是從他的自傳那裏纔知曉一二的。
據劉德水考據,通縣師範是一所老學校。“1905年,清順天府在通州新城西門以裏,原敦化堂和法華庵兩個相鄰的廟宇的基礎上,創辦東路廳中學,培養師資人纔,設有師範班,這是通縣師範的前身與搖籃。當時,校捨殘破,學生不多。1909年改為東路廳師範學堂,設初師班和後師班,後師即完全師範,也稱中師。1914年,改為京兆第三中學,名義為中學,實為師範編製。1920年,順天西路廳師範由盧溝橋遷同州,與京兆三中閤並,仍名京兆師範學校。”一個從鄉下來的人,突然沐浴在新風之中,知道瞭曆史、科學、男女、都市等概念,思想的變化是可想而知的。除瞭學習文、史、地、數、理、化、生物、教育、法律、醫學、圖畫、音樂、體育、英語外,還第一次與魯迅、周作人、張資平、徐枕亞等人的文學作品相逢,而且也讀瞭一些外國人的小說,眼界大開。那時說不上什麼專業意識,業務的生活就是雜覽。古典的,外國的,大凡好的都細細體味。人最初瀏覽的快樂,日後是常常思念的。他在幾篇文章裏,多次提及瞭這些。
師範學校的一些老師也給他留下瞭很深的印象。他接觸瞭幾個有趣的老師,比如孫楷第、於賡虞,都是有學問的人。孫氏是搞史料的大傢,於氏則有文學的天賦。尤其是於賡虞,那些怪異的審美方式,對日後他的閱讀經驗是有一點作用的吧。老師有舊式的,也有新式的,我以為他是喜歡有趣的那一類的。師範學校的教育有新也有舊,如果他一開始讀私塾,受舊式教育,情調大概也會有遺老氣也未可知的。他是因為新的不好,纔嚮舊的文學求美,這於他是特彆的。像於賡虞那樣的新式人物,並未勾起他對新文學的神往,原因是過於枯澀,不好理解。他這樣迴憶道:
他是文學革命後寫長條豆腐乾狀的新詩的,詞語離不開地獄、黃塚、死神、魔鬼等,所以有人稱為魔鬼派詩人。可是名聲不很小,連《中國新文學大係》也給他一席地,說他有《晨曦之前》、《魔鬼的舞蹈》、《落花夢》等著作。他教課如何,已經都不記得,隻記得人偏於瘦,頭發很長,我當時想,詩人大概就是這樣,所謂披發長吟是也。而其所吟對我卻有反麵影響,是新詩過於晦澀,或說古怪,情動於中,想讀,或進一步想錶達,隻好躲開它,去親近舊詩。
於氏是他接觸的第一個搞新文學的老師,卻沒有什麼趣味留在自己的心裏,這在他是一個刺激也許是對的。新文學最初給他的是這樣的印象,真是奇怪的事情。我由此也理解瞭他到北大之後,沒有為新文學的熱潮所捲動的原因。在他思想深處,是有一種理性的力量的。他喜歡的是常識和平靜的東西。不過那時候他對文學和學術還談不上什麼高的見地,不過有朦朧的感受罷瞭,而他難忘的感受卻是男女之情。
張中行在17歲時由傢裏做主,和一位鄉下的女孩子結婚。彼此是談不上什麼感情的。但到瞭師範學校,新女性的齣現對他則是個大的誘惑,漸漸生齣愛慕之情。他曾這樣描述當時的情況:
因為其時是風氣半開,女性可以上學,男女卻不能同校,從學生到教師和員工,也是清一色的男性。這樣,我們這個校門之內,就成為標準的太平天國式的男館,就成為理有固然。通縣還有女師範,校址在鼓樓往東,我們間或走過門前,嚮裏望望,想到閨房和粉黛,總感到有不少神秘。星期日,女師範同學三三五五,也到街頭轉轉,於是我們就有瞭狹路相逢的機會。映入眼簾,怎麼辦?據我觀察,我們是裝做非故意看,他們是裝做並未看。印象呢,她們的,不知道,我們的,覺得柔婉,美,尤其鼕日,肩上披著紅色大毛圍巾,更好看。但我們有自知之明,其時上學的女性稀如星鳳,我們生遐想,可以,存奢望是萬萬不敢的。想不到政局的變化也帶來這方麵的變化,新齣現所謂(國民)黨員和黨部,有些人,性彆不同,可是同名為黨員,同齣入黨部,就有瞭接近的機會。得此機會的自然是少數;有機會,男本位,看準目標進攻,攻而取得的更是少數。但少不等於零,到我畢業時候,隻計已經明朗化的,我們男師範有兩個。如果同學在這方麵也可以攀比,這二位是離開通縣,有文君載厚車,我們絕大多數則是肩扛被捲,對影成二人,其淒慘不下於名落孫山瞭。
早期記憶的這種痕跡,能如此真切地寫齣,就看齣他可愛的一麵。如果說幾年師範的生活讓他遇到瞭新的內容的話,則詩文之美和異性之美是最主要的。在詩文方麵,他讀瞭古典和周氏兄弟的作品,養成瞭一種自娛自樂的習慣。在男女之情方麵,他知道瞭自己的那種婚姻生活是有大問題的,沒有愛和美的存在。也就是從那時開始,他有瞭嚮新生活挺進的渴望。知識的意義,在他那裏怎麼估量也不算大。求知和娛情,從此成瞭他一生離不開的話題。
六年的師範生活,可說的很多。其中北伐的勝利,對他也是個大的影響。革命勝利,群情激昂,大傢都捲入精神的狂歡裏。他在環境的熱度裏,思想也一度是熱的,相信瞭三民主義,並和同學一起,集體加入瞭國民黨。不過,他隻是盲從,跟著彆人走,待到意識到黨派的東西與自己心性甚遠時,就自動地退將齣來。那一次的精神的熱,在他後來的描述裏,是有悔意的。他甚至自嘲那是一種無知,他同代的人中,是很少有過類似的反省的。
新的,並不一定是好的。許多年後憶及此事,他這樣嘆道。
三
1931年7月21日的《北京大學日刊》刊載瞭錄取的新生名單,在那裏我發現瞭他的名字。那是他與這所學校發生聯係的開始。在閱讀當年的《北京大學日刊》的時候,有趣地感受到瞭那時學校的氛圍。北大的特點和人際狀況從那些短篇的文字裏都流散齣一些。這是極為難得的資料,對比先生後來寫下的迴憶錄,似乎還是太簡單瞭。
他入學的時間是8月底和9月初。學校的布告(三)明確規定,新生於9月10日前報到,過期取消入學資格。那一年北京地區錄取74人,上海25人,南昌10人。這個數量不多。
原因是宿捨緊張,或是校力不足。在另一個布告裏,明確規定,新生住處緊張,自己解決宿捨。待新宿捨竣工後,再考慮入學居住。張中行在《沙灘的住》裏,寫到瞭租房的情形。他不久與楊沫同居,也是彼時的環境所緻。所以在他入學的時候,北大的情形與“五四”前後還是大為有彆瞭。
那時候學校呈現齣兩種趨勢。一是學生抗日的激情濃濃,救國的空氣彌散在四周。教室裏的人為窗外的事變所吸引。國政腐敗,導緻青年騷動,這是自然的瞭。校園裏各類抗敵協會和組織十分活躍,不知這些對他的影響如何,我們已無從知曉瞭。另一個是學員氣味的濃厚。所學的知識幾乎和當下的流行文化沒有關係。他所在的國文係,必修課有:“中國文字聲韻概要”,教員是瀋兼士和馬裕藻;“中國詩名著選”,教員是俞平伯;“中國文名著選”,教員是林損;“中國文學史概要”,教員是馮淑蘭。課時如下:黨義2小時,國語4小時,外國語6小時,普通心理學或邏輯2小時,科學概論或哲學概論2小時。應當說,課程不多,學生的自學空間是大的。次年之後,所學漸多,劉半農講“語音學”和“語音學試驗”,瀋兼士授“中國文字及訓詁”,商承祚開設“甲骨鍾鼎文字研究”,錢玄同則是“說文研究”和“中國聲韻沿革”,馬裕藻為“清儒韻學書研究”,魏建功乃“古音係研究”等。中日韓音韻及濛古、滿洲語的研究也在課堂上齣現,都是些很專業的學問。此外,周作人的近代散文的解析,鬍適的文學寫作的輔導,廢名的小說寫作研究,都是開闊視野的課。對張中行這樣纔23歲的青年來說,是有吸引力的。周作人和鬍適的課雖然新,但也帶有舊學的痕跡,可謂古風勁吹。請看他入學時那一期的《北大學生月刊》的目錄,就能知道彼時的學術風氣瞭。那一期的創作詩作者11人,隻有一人寫新詩,其餘均為五古、七律、詞之類。24篇文章裏,涉及現實問題的隻有6篇,其餘則是宋詞研究、音韻研究、民俗研究、哲學研究等。應當說,校園裏濃烈的學究氣,一下子就把年輕的他俘虜瞭。
新的、摩登的有沒有呢?那是自然的瞭。比如音樂賞析、美術寫生、體育比賽、文學創作,在校園的一角也是占有位置的。《北京大學日刊》的廣告裏就寫有各類文體活動的動態。這些想必對許多青年是有吸引力的,但對張中行的誘惑是有限的。因為那時他的年齡畢竟比中學考生要大幾歲,成熟的地方多些,是能夠坐穩闆凳,潛心於學術的。楊沫後來的迴憶錄似乎能證明他的特點。
幾年的課下來,他收獲自然很大,對老師的印象也是深的。眾人的差異和高低也看齣來瞭。鬍適清澈,周作人駁雜,錢玄同高古,劉半農有趣,瀋兼士平淡。學人的存在也是個風景,看和欣賞都有收獲。張中行一下子就被那些有學問的人吸引住瞭。學人的世界也是人世間的一個投影,高明的與平凡的都有,自然也讓人想起許多空幻和無奈。人在精神的殿堂裏也會有失落和痛楚,他後來也是一點點明白的。在講到馬裕藻的時候,他寫道:
馬先生早年東渡日本,聽過章太炎講國語言文字的課。在北大,我聽過他講“文字學音篇”,記得還有薄薄的一本講義,其內容想來就是由其業師那裏來的。馬先生口纔不怎麼樣,講課學生感到既不生動流利,又不條理清楚。比如也是章氏弟子的錢玄同,講課就正好相反,生動而條理清楚。他身為一係之主,在授業解惑方麵並沒有什麼建樹。有的人,如顧頡剛,口纔也不行,可是能寫。馬先生應該有能力寫,更有機會寫,可是沒見過他寫過什麼。我有時感到奇怪,比如說,他同紹興周氏兄弟過從甚密,何以就沒有受到一點感染?與周氏兄弟比,錢玄同也屬於多述而少作的一群,可是究竟還有一些零零碎碎的傳世,馬先生是連這一點也沒有。當然,辦學,多集些有知有識之士來為人師,也是一種事業。
他在文章裏,高度評價瞭周作人和錢玄同,描繪瞭許多有趣的老師。對那些水平一般的人也並不貶斥。學界的門檻雖高,一旦進去,也能感到高山與平原、小溪和湖泊。人的多樣與學識的高遠,在那裏是能夠體察到的。張中行是個識人的人,對學識與為人的看法都很獨到,評價也算忠厚。許多年後,當那一代人漸漸遠去的時候,他纔感到,自己當年經曆瞭一個神異的時代。北大的當年,精神的深和思想的大,後來竟沒有得到延續,在他是一個無奈和痛苦。晚年的時候,能和他一同分享這些的人,已經不多瞭。
四
20世紀30年代的北平,政治忽冷忽熱,學術氣依舊濃,隻是和主流意識形態的距離已很遠瞭。北大為核心的幾所大學沉浸在純粹的學問的環境裏。左翼的文化,在北平沒有大的勢力,一些逍遙派的旁觀者的學人成瞭校園裏的核心人物。張中行進北大時,讀書救國的主張在校園裏也時可看到,但為學術而學術的思潮也是暗中湧動的。那時京派學人的思想開始引起他的注意。不僅一些學術著述他漸有涉獵,那些雍容華貴的美文也給他諸多的啓示。從京派文人那裏,他知道瞭學識與人生境界的關係。這奠定瞭他一生的精神基礎。談張中行的一生,是不能不講他與京派文化的淵源的。
京派裏的許多人物,和他的關係都不淺。廢名、俞平伯、江紹原、魏建功都是他的老師也是朋友。那時京派文人講純粹的學識,注重性靈的錶達和趣味的書寫。張中行由此懂得瞭言誌的文學比載道的藝術更為重要。左翼文學的血氣和激烈之音,在他看來是速朽的存在,不必於此多用力氣。人不能離開根本的問題而求救於玄學和烏托邦的衝動。他甚至對魯迅那樣的作傢的錶現亦有懷疑,以為過於跟著風氣走,於生命是個大的損失。倒是周作人的衝淡,廢名的神異,俞平伯的平實,讓他頗為快慰,自己呢,也暗自覺得那是一條光明的路。
你看他《負暄瑣話》裏描寫的人物,大多是京派的要員,有的後來很少被文學史提及。但那些人的音容笑貌、學識和文采,被寫得楚楚動人。幾乎沒有八股的痕跡,喧囂的成分亦少。這些人曾是青年張中行的精神眷戀對象,他在那些人與事裏,得到的慰藉一定不少的。不過這個圈子也有很大的毛病,就是搞小說創作的人不多,飛揚的創造氣較稀,人也殊乏幽默,青春的氣息有限。張中行後來在審美上的古典化傾嚮,以及對現代主義和非理性藝術的排斥,都能從這裏找到根據的。
京派學人是都有一些獨立性的,又低調地生存。不過他們也有兩個特點,一是有閑,二是有錢。相對富裕,是可以不顧及生存問題,專心於學問的。而那些學問也可以超齣利害的關係,身上還有諸多的情調在。在學問上大傢各有所長,文字也風格不同。張中行在北大得到最多的啓示,是這種京派的氛圍和不溫不火的人生狀態。北大的好處是還有一點遠離事功的天地,能夠去想時代之外的事情,不必急於做社會問題的解析,去指導現實社會。他的老師多是在一方麵有所專長,純然的學者。俗世的那些東西在他們那裏是看不到的。自然,在對世風的看法上,他們可能迂腐,弄齣笑話的也不是沒有,可在自己專業領域裏的精神,以及心不外騖的純淨感,是感動瞭青年張中行的。
最讓他佩服的是京派教員的文章。那些散淡清幽的文字和幽深的學問,對他都是一個洗禮。原來學術文章還可以成為美文,能散齣藝術的力量,這在他是一個驚喜。他的文章生涯也就是從這裏開始的。作文上取周作人的雜學與平淡,得廢名的深奧與古樸;氣象上襲鬍適的博雅與開闊,顧隨的儒風與清醇;還有熊十力的幽玄,錢玄同的明快,對他都有所熏陶,使他漸得要義。不過那些也是文風上的東西,在生活上他就沒有這些人那麼悠閑和高貴氣。其實京派學人是有洋派和中土派之分的,即西洋氣與東方氣之分。像硃光潛、林徽因、金嶽霖那個圈子,他就沒有機會接觸,或說在審美的方式上是有距離的。在哲學的層麵上,他傾嚮西哲的東西;而美感的錶達,卻是中土的。就像周作人在知識上是個世界人,而意象的呈現則是東方的一樣。他所欣賞的鬍適、劉半農等都有一點這樣的特點。你看徐誌摩、鬱達夫、巴金這樣的人,他之所以不太喜歡,或有所隔膜,乃是審美上非西方化的心理在起作用。由此嚮上推論,他對激進主義文學和浪漫詩學的怠慢,以及不喜歡革命的文學作品,都是由從此延伸齣的意識所決定的。
京派學人的領袖人物是周作人,對於其思想,張中行頗有興趣。後來他就是在老師周作人的影子裏亦步亦趨的。周氏反對革命的衝動,張中行也心以為然。周氏懷疑流行的文化,從邊緣的視角看事睹人,張中行也學會瞭類似的辦法。還有一個思路,彼此也很像,就是不相信社會運動能解決靈魂的問題,以為要靠科學和理性的沉思來辨彆是非,而且從人類的發展史看今天的變化,頭腦不為熱的東西所刺激。張中行後來常到周氏那裏請教,談的多是這類的話題。我們在彼此的文章裏,就能看見相近的題旨。所以,周作人身邊的朋友,大多也成瞭張中行後來的朋友。文章呢,也是一種流派的樣子,在血脈上是有繼承的關係的。其一是任意而談,無拘無束;其二是學問裏帶著詩意,文字溫潤有趣;其三是疑多於信,求知的靈動感四處閃爍,是有綿綿的情思的。幾十年後,當革命席捲一切的時候,我們幾乎已看不到這類文章瞭,新的八股代替瞭心性自由的錶達,文化一片蒼涼。在極度荒蕪的環境裏,張中行偶和友人談及文學與學術的現狀,連連搖頭,在心裏覺得,京派故人的文章好,現在的名流的文章差,那是沒有異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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