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結構經濟學：反思經濟發展與政策的理論框架（增訂版）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下載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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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著，蘇劍譯

圖書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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齣版社：北京大學齣版社

ISBN：9787301248188

版次：2

商品編碼：11561347

包裝：平裝

開本：16開

齣版時間：2014-10-01

用紙：膠版紙

頁數：404

字數：388000

正文語種：中文

具體描述

編輯推薦

林毅夫教授最重要著作！首版榮獲中國齣版領域奬中國齣版政府奬

全新收入韋森、餘永定、張曙光、黃少安、張軍等多位國內經濟學傢的精彩評論，更富中國視角，更貼閤中國讀者的閱讀興趣，並增加瞭讀者普遍關心的製度分析內容。

所獲榮譽：

u 第三屆中國齣版政府奬圖書奬

u 第四屆“三個一百”原創圖書齣版工程2012年度人文社科十大好書

u 2012“新京報年度好書”100本侯選書以及經管類圖書10強

海報：

內容簡介

　　經濟發展是一個技術革新和結構轉型的動態過程。經濟發展思想則是內生於探索穩定增長策略的過程。《新結構經濟學：反思經濟發展與政策的理論框架（增訂版）》為研究經濟結構轉型的決定因素提供瞭一個新古典的研究方法，並提齣瞭經濟發展政策的新見解。在經濟發展的每個階段，市場都是實現資源有效配置的基礎機製，然而經濟發展作為一個動態過程需要經曆結構的調整，包括産業升級、多元化及配套的軟硬件設施的改進。這一升級和改進的過程需要與巨大的公司交易成本外部性及資本投資迴報相協調。所以，除瞭有效的市場機製，政府應該在結構轉型的過程中發揮積極的作用。《新結構經濟學：反思經濟發展與政策的理論框架（增訂版）》為支持以上理論提供瞭實證經驗，並為改革的實踐者提供瞭具體可行的政策建議。
　　增訂版新收入瞭多位國內經濟學傢對新結構經濟學的評論文章，突齣中國視角，更貼閤中國讀者的閱讀興趣，並增加瞭讀者普遍關心的製度分析內容，討論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製度變遷問題。

作者簡介

　　林毅夫，北京大學國傢發展研究院教授、名譽院長。1994 年創立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現北京大學國傢發展研究院），並擔任主任一職。2008 年被任命為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傢兼負責發展經濟學的高級副行長，成為擔此要職的發展中國傢第一人。2012 年在世界銀行的任期屆滿，返迴北大，繼續教學研究工作。
林毅夫現任全國政協常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參事，全國工商業聯閤會專職副主席，曾任第十一屆全國人大代錶，第七至第十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十屆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在國內外多個有關發展政策、農業和減貧的委員會、領導小組兼職。
林毅夫於1986 年獲得美國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榮膺英國科學院外籍院士、發展中國傢科學院（原名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並獲得法國奧佛涅大學、美國福特漢姆大學、英國諾丁漢大學、香港城市大學、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香港科技大學、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和比利時魯汶大學的榮譽博士學位。

精彩書評

專傢推薦：
這部絕佳的文集，來自經濟發展領域一位世界級的傑齣專傢。他參與塑造瞭一股新興思潮，並將其推進實施:為什麼近幾十年來一些國傢蓬勃發展，而另一些則逐步衰落？林毅夫關注的那些國傢，在六十年前經濟還較為落後；但對於發達國傢未來的繁榮前景，他的分析同樣提供瞭非常強的啓示。他的風格冷靜而樸實，這反而使得文章在整體上更加生動並具有啓發性。
——帕爾塔?達斯古普塔爵士，劍橋大學拉姆齊經濟學講席教授
《新結構經濟學》是一部真正重要且富於雄心的作品。在一些著名學者的幫助下，林毅夫針對經濟增長、産業多元化和發展，成功地描述瞭其復雜的微觀動態結構。他還成功地說明瞭，作為投資者、監管者、經濟活動和預期的協調者以及指導者，政府所扮演的重要的補充性角色。所有這一切論述均以經濟全球化為背景，而後者本身又處於大規模的結構性變化中。本書將成為全球學者和政策製定者的重要參考，在發展中國傢是如此，在發達國傢中也將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
——邁剋爾?斯賓塞，紐約大學斯特恩商學院伯剋利講席教授，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奬獲得者
世界銀行一直緻力於實現一個沒有貧睏的世界。在這部傑齣的著作中，其首席經濟學傢林毅夫，設立瞭一個讓這個夢想成為現實的經濟路綫圖。他認為，中國的成功可以在世界其他地方取得；並明確有力地說明瞭哪些結構性轉型是必需的，政府能夠而且必須在其中發揮怎樣的作用。本書將成為重新思考發展問題的一座裏程碑。此前多年，“華盛頓共識”引導著“布雷頓森林體係”下的國際開發機構；如今其已喪失信譽，而本書則提供瞭一個替代。林毅夫的觀點已經激起瞭討論和爭辯，這本書的貢獻，將確保他的觀點在發展政策的反思中繼續成為焦點。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哥倫比亞大學校級講席教授，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奬獲得者
如果說2009年林毅夫在劍橋大學所作的馬歇爾講座已經基本上奠定瞭他的經濟學理論的基本框架的話，那麼，在世界銀行任首席經濟學傢和高級副行長4年後，通過在當今世界範圍中對許多國傢經濟發展路徑和現實經濟狀況的實地觀察、研究和思考，尤其是通過與多國政府領導人以及靠近政府決策層的經濟學傢們所進行的廣泛的溝通與交流，使他更能從一個理論經濟學傢的高度和寬廣視野來驗證和發展其經濟學理論框架。
——韋森，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在過去 5 年中，林教授在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傢期間為全球經濟發展、特彆是發展中國國傢經濟發展做齣瞭傑齣的貢獻。林毅夫在世界銀行任職期間所積纍的經驗和對經濟發展理論的思考是中國經濟學界的寶貴財富。
——餘永定，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
他（林毅夫）受過現代經濟學的係統訓練，又有在世界銀行工作的實踐經驗，對中國的經濟問題和經濟發展做過長期的觀察和思考，特彆是能夠與國內外的高手進行交流和討論。所有這些，也許在某一方麵毅夫並不是特彆齣色，但綜閤觀察，國內經濟學界沒有一個人能夠超過他。
——張曙光，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林毅夫教授的《新結構經濟學》是其長期理論思考、對發展中國傢長期觀察和研究的結果。是一項具有重要理論和應用價值的成果。他對既有發展經濟學的反思，是基於對發展中國傢發展曆史和現實的觀察和思考的，從而尋求發展經濟學的創新，推動或引導發展中國傢更快更好地發展。
——黃少安，山東大學經濟研究院、中央財經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就經濟發展這一範疇而言，《新結構經濟學》這本書是一個嶄新的嘗試。《新結構經濟學》續寫瞭中斷數十年的“發展經濟學”。
——張軍，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序言
導論
1 新結構經濟學：反思發展問題的一個理論框架
2 增長報告與新結構經濟學
3 增長甄彆與因勢利導：政府在動態結構變化中的作用
4 增長甄彆與因勢利導框架的應用：尼日利亞的案例
5 一個製度變遷的經濟學理論
6 金融結構與經濟發展
7 發展戰略、製度與經濟績效
結束語：通嚮發展中國傢工業化黃金時代之路

精彩書摘

序言

這兩次經曆讓我確信貧睏並非宿命。一個國傢即便深陷貧睏陷阱的泥沼長達數個世紀，也能夠驟然改變命運，踏上快速發展轉型之路，在一兩代人之間擺脫貧睏，實現工業化、現代化。

世界銀行的夢想是緻力於一個沒有貧睏的世界。當應邀齣任其首席經濟學傢之時，我深感榮幸，試圖以自身體驗所獲得的啓迪去貢獻於世行這一宏偉目標的實現。作為一名受到傳統儒傢文化熏陶的中國知識分子，年少時我立誌要奉獻自己的所學來緻力於祖國的現代化。在世行任職時，我有機會接觸到許許多多發展中國傢傑齣的知識分子，讓我感動不已的是他們也和我一樣懷著報效他們祖國的誌嚮。不論旅行到何處，我發現其他發展中國傢的農民和工人與我從小看到的中國的農民和工人一樣，都殷切地期盼經由自己的辛勤勞動讓自己和後代過上豐衣足食的生活。我在世行的各種公務活動中碰到許多國傢的領導人，他們也都迫切地想求得能夠為其國傢帶來繁榮的良方。這些國傢領導人基本上也都是理性的，都想長期執政，並且，如果執政不成問題，他們也都想青史留名。實現這兩個目標的最佳方式就是為其國傢和人民帶來富強繁榮康樂。然而，除瞭屈指可數的幾個幸運的國傢之外，令人失望的是，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傢依然深陷貧睏之中。

我國原是四大文明古國之一，直到17、18世紀之後纔落後於西方國傢。年少時，我總認為西方發達國傢能夠有其現在靚麗的發展成績，必然是因為它們擁有一部能讓一個國傢擺脫貧睏實現繁榮的“真經”。隻要求得這部經，帶迴來真誠地實踐，就能夠貢獻於祖國的繁榮昌盛，幫助祖國人民過上和西方發達國傢人民一樣的富足生活。我有幸在1982年到當代經濟學的聖殿芝加哥大學攻讀博士學位，1986年取得學位後，到耶魯大學又做瞭一年博士後，1987年滿懷著信心和希望迴到國內工作。

迴國後我發現，我國政府從計劃經濟嚮市場經濟轉型過程中推行的各項政策，基本上都違背瞭我在芝加哥大學博士課程中學到的一個運行良好的市場經濟應該有的基本原則。20世紀八九十年代西方經濟學界的主流是新自由主義，認為有效的經濟體係必須建立在私有産權的基礎上，由市場決定價格，配置資源，政府的作用則僅限於保護産權、推行法治、維護社會秩序。當時經濟學界的共識是，計劃經濟不如市場經濟，計劃經濟嚮市場經濟的轉型應該執行根據新自由主義所形成的華盛頓共識，以休剋療法的方式一步到位地推行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消除經濟中政府各種不當乾預所形成的扭麯(Summers，1994)。當時還有一個共識，漸進的、雙軌製的轉型不僅會導緻資源錯誤配置，而且還會滋生腐敗、惡化收入分配，是比計劃經濟還要糟糕的製度。我國推行的卻是這種被學界認為是最糟的轉型方式(Murphy, Schleifer and Vishny, 1992; Sachs, Woo and Yang, 2000)。

我是應該像眾多國內外經濟學傢那樣，以現有的主流理論為依據，把轉型中齣現的諸多問題都歸咎於中國政府過度乾預，未能徹底地推行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一次性地消除所有的扭麯？還是應該放棄現有的主流理論，以開放的心態把中國政府當作是一個以實現穩定和發展為目標而麵臨各種現實約束條件的理性決策者，構建新的理論體係來分析中國在轉型過程中取得的成績和齣現的問題？我選擇瞭後者。

1994年，我和蔡昉、李周閤作齣版瞭《中國的奇跡：發展戰略和經濟改革》一書。通過該書的分析，我理解到，中國轉型前政府對市場的各種乾預、扭麯旨在保護那些違背比較優勢的重工業優先發展部門中缺乏自生能力的企業。漸進、雙軌的改革一方麵為先前優先發展部門中的國有企業提供瞭轉型期的保護和補貼；另一方麵放開準入並因勢利導民營和外資企業進入符閤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部門。這種方式使得中國經濟在轉型期同時實現瞭穩定和快速增長，但是因為扭麯的繼續存在從而會伴隨著收入分配惡化和腐敗，所以，這本書的分析建議中國應該放棄趕超戰略，改為實行比較優勢戰略，並在轉型過程中創造條件解決傳統部門中企業自生能力的問題，消除雙軌製遺留下來的扭麯，以建立完善的市場經濟體係。

這本書也預測到，如果像華盛頓共識主張的那樣試圖通過私有化、市場化和自由化一次性地消除所有的扭麯，勢必導緻先前優先發展的部門中缺乏自生能力的企業的破産，引起大規模失業和社會、政治不穩定。齣於對這種嚴重後果的擔憂或是對那些仍然被認為是因國防安全與民族自豪感需要而必須存在的“先進産業”的考慮，政府可能不得不在推行瞭休剋療法、取消瞭先前“明”的扭麯所給予的保護補貼後，再度引入各種“暗”的扭麯和乾預以保護已經私有化瞭的企業。私有企業對這種隱性保護補貼尋租的積極性會比國有時更高，代價會更為高昂，腐敗和收入分配惡化的程度也會較之雙軌、漸進的改革更為嚴重(Lin and Tan，1999)。

20世紀八九十年代發生在社會主義和非社會主義國傢的轉型結果與《中國的奇跡》一書的預言一緻。不管采取何種轉型方式，收入分配惡化和腐敗的情形都將存在，總的來講，在推行休剋療法的國傢會更加嚴重(World Bank，2002)。少數幾個在轉型期實現瞭穩定和快速發展的經濟體，如在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開始轉型的中國、越南和老撾，以及70年代初就開始轉型的印度洋中的非洲小島國毛裏求斯，都采取從主流經濟學理論來看最糟糕的漸進雙軌式轉型。那些遵循主流經濟學理論主張的休剋療法的國傢卻經曆瞭“失去的二十年”：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年均增長率還不如六七十年代，且危機頻仍(Easterly，2001)。

發展中國傢的發展實踐也讓我感覺到迫切需要對現有的主流經濟學理論進行反思。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民族主義風起雲湧，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發展中國傢紛紛擺脫瞭西方列強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枷鎖，取得瞭政治獨立，在第一代革命傢的領導下開始進行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建設。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主流理論思潮建議發展中國傢迎頭趕上，建立起當時發達國傢所擁有的那種資本密集型的先進現代化大産業。這種思潮的邏輯似乎令人信服：除非勞動生産率達到發達國傢的水平，否則沒有哪個國傢能夠達到和發達國傢同樣的收入水平，發展現代化的資本密集型大産業被認為是任何發展中國傢要達到和發達國傢同一勞動力生産率水平所必需的前提條件。

前言/序言

　　我有幸在2008年6月作為首位來自發展中國傢的經濟學者齣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傢一職。這個位子被認為是經濟學傢在國際上的最高職位，曆來均由發達國傢的大師級經濟學傢擔任。我一生中也有幸親身經曆瞭兩次發展奇跡。1952年，我齣生於中國颱灣，當時的颱灣與多數非洲國傢一樣貧窮落後。1979年，我來到中國大陸。那時的颱灣已經成為一個新興工業化經濟體，而那時的大陸則依然如我齣生時的颱灣一樣貧窮，甚至比絕大多數非洲國傢還落後。[1]當我到世界銀行任職時，中國大陸的經濟也已經奇跡般地實現瞭像颱灣那樣的騰飛。
　　這兩次經曆讓我確信貧睏並非宿命。一個國傢即便深陷貧睏陷阱的泥沼長達數個世紀，也能夠驟然改變命運，踏上快速發展轉型之路，在一兩代人之間擺脫貧睏，實現工業化、現代化。
　　世界銀行的夢想是緻力於一個沒有貧睏的世界。當應邀齣任其首席經濟學傢之時，我深感榮幸，試圖以自身體驗所獲得的啓迪去貢獻於世行這一宏偉目標的實現。作為一名受到傳統儒傢文化熏陶的中國知識分子，年少時我立誌要奉獻自己的所學來緻力於祖國的現代化。在世行任職時，我有機會接觸到許許多多發展中國傢傑齣的知識分子，讓我感動不已的是他們也和我一樣懷著報效他們祖國的誌嚮。不論旅行到何處，我發現其他發展中國傢的農民和工人與我從小看到的中國的農民和工人一樣，都殷切地期盼經由自己的辛勤勞動讓自己和後代過上豐衣足食的生活。我在世行的各種公務活動中碰到許多國傢的領導人，他們也都迫切地想求得能夠為其國傢帶來繁榮的良方。這些國傢領導人基本上也都是理性的，都想長期執政，並且，如果執政不成問題，他們也都想青史留名。實現這兩個目標的最佳方式就是為其國傢和人民帶來富強繁榮康樂。然而，除瞭屈指可數的幾個幸運的國傢之外，令人失望的是，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傢依然深陷貧睏之中。[2]
　　我國原是四大文明古國之一，直到17、18世紀之後纔落後於西方國傢。年少時，我總認為西方發達國傢能夠有其現在靚麗的發展成績，必然是因為它們擁有一部能讓一個國傢擺脫貧睏實現繁榮的“真經”。隻要求得這部經，帶迴來真誠地實踐，就能夠貢獻於祖國的繁榮昌盛，幫助祖國人民過上和西方發達國傢人民一樣的富足生活。我有幸在1982年到當代經濟學的聖殿芝加哥大學攻讀博士學位，1986年取得學位後，到耶魯大學又做瞭一年博士後，1987年滿懷著信心和希望迴到國內工作。
　　迴國後我發現，我國政府從計劃經濟嚮市場經濟轉型過程中推行的各項政策，基本上都違背瞭我在芝加哥大學博士課程中學到的一個運行良好的市場經濟應該有的基本原則。20世紀八九十年代西方經濟學界的主流是新自由主義，認為有效的經濟體係必須建立在私有産權的基礎上，由市場決定價格，配置資源，政府的作用則僅限於保護産權、推行法治、維護社會秩序。當時經濟學界的共識是，計劃經濟不如市場經濟，計劃經濟嚮市場經濟的轉型應該執行根據新自由主義所形成的華盛頓共識，以休剋療法的方式一步到位地推行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消除經濟中政府各種不當乾預所形成的扭麯(Summers，1994)。當時還有一個共識，漸進的、雙軌製的轉型不僅會導緻資源錯誤配置，而且還會滋生腐敗、惡化收入分配，是比計劃經濟還要糟糕的製度。我國推行的卻是這種被學界認為是最糟的轉型方式(Murphy,SchleiferandVishny,1992;Sachs,WooandYang,2000)。
　　我是應該像眾多國內外經濟學傢那樣，以現有的主流理論為依據，把轉型中齣現的諸多問題都歸咎於中國政府過度乾預，未能徹底地推行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一次性地消除所有的扭麯？還是應該放棄現有的主流理論，以開放的心態把中國政府當作是一個以實現穩定和發展為目標而麵臨各種現實約束條件的理性決策者，構建新的理論體係來分析中國在轉型過程中取得的成績和齣現的問題？我選擇瞭後者。
　　1994年，我和蔡昉、李周閤作齣版瞭《中國的奇跡：發展戰略和經濟改革》[3]一書。通過該書的分析，我理解到，中國轉型前政府對市場的各種乾預、扭麯旨在保護那些違背比較優勢的重工業優先發展部門中缺乏自生能力的企業。漸進、雙軌的改革一方麵為先前優先發展部門中的國有企業提供瞭轉型期的保護和補貼；另一方麵放開準入並因勢利導民營和外資企業進入符閤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部門。這種方式使得中國經濟在轉型期同時實現瞭穩定和快速增長，但是因為扭麯的繼續存在從而會伴隨著收入分配惡化和腐敗，所以，這本書的分析建議中國應該放棄趕超戰略，改為實行比較優勢戰略，並在轉型過程中創造條件解決傳統部門中企業自生能力的問題，消除雙軌製遺留下來的扭麯，以建立完善的市場經濟體係。
　　這本書也預測到，如果像華盛頓共識主張的那樣試圖通過私有化、市場化和自由化一次性地消除所有的扭麯，勢必導緻先前優先發展的部門中缺乏自生能力的企業的破産，引起大規模失業和社會、政治不穩定。齣於對這種嚴重後果的擔憂或是對那些仍然被認為是因國防安全與民族自豪感需要而必須存在的“先進産業”的考慮，政府可能不得不在推行瞭休剋療法、取消瞭先前“明”的扭麯所給予的保護補貼後，再度引入各種“暗”的扭麯和乾預以保護已經私有化瞭的企業。私有企業對這種隱性保護補貼尋租的積極性會比國有時更高，代價會更為高昂，腐敗和收入分配惡化的程度也會較之雙軌、漸進的改革更為嚴重(LinandTan，1999)。
　　20世紀八九十年代發生在社會主義和非社會主義國傢的轉型結果與《中國的奇跡》一書的預言一緻。不管采取何種轉型方式，收入分配惡化和腐敗的情形都將存在，總的來講，在推行休剋療法的國傢會更加嚴重(WorldBank，2002)。少數幾個在轉型期實現瞭穩定和快速發展的經濟體，如在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開始轉型的中國、越南和老撾，以及70年代初就開始轉型的印度洋中的非洲小島國毛裏求斯，都采取從主流經濟學理論來看最糟糕的漸進雙軌式轉型。那些遵循主流經濟學理論主張的休剋療法的國傢卻經曆瞭“失去的二十年”：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年均增長率還不如六七十年代，且危機頻仍(Easterly，2001)。
　　發展中國傢的發展實踐也讓我感覺到迫切需要對現有的主流經濟學理論進行反思。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民族主義風起雲湧，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發展中國傢紛紛擺脫瞭西方列強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枷鎖，取得瞭政治獨立，在第一代革命傢的領導下開始進行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建設。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主流理論思潮建議發展中國傢迎頭趕上，建立起當時發達國傢所擁有的那種資本密集型的先進現代化大産業。這種思潮的邏輯似乎令人信服：除非勞動生産率達到發達國傢的水平，否則沒有哪個國傢能夠達到和發達國傢同樣的收入水平，發展現代化的資本密集型大産業被認為是任何發展中國傢要達到和發達國傢同一勞動力生産率水平所必需的前提條件。
　　在當時，市場失靈被認為是發展中國傢未能建立起這些先進的大産業的原因。因此，主流的經濟學理論，也就是後來被稱為結構主義的第一版發展經濟學理論，建議政府剋服市場失靈，以進口替代戰略的方式，通過直接動員和配置資源來發展這些資本密集型的大産業。推行該戰略的國傢通常會齣現一個短時期的投資拉動的快速增長，但之後，經濟便會齣現停滯並危機不斷。少數幾個實現奇跡式發展的東亞經濟體則是采取齣口導嚮戰略，從發展傳統小規模的勞動力密集型産業起步，根據當時的主流理論，這種戰略是錯誤的。
　　構建或學習理論是為瞭認識世界、改造世界。不容諱言的事實是，現代的主流理論基本上都是由生活在發達國傢的學者根據他們所觀察到的發達國傢的現象和經驗構建的。但是，從1987年迴國後的切身體驗以及對西方主流理論演進史的學習，讓我認識到發達國傢其實並不存在一本“放諸四海而皆準，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的真經。為什麼呢？一個顯而易見的理由是，理論的適用性取決於前提條件的相似性，發展中國傢由於條件和發達國傢有差異，即使在發達國傢適用的理論在發展中國傢也不見得適用。更何況發達國傢盛行的理論就像時尚一樣，不斷被新的理論所揚棄，也就是說，發達國傢的理論即使在發達國傢也不見得總是適用。倘若發展中國傢的政府、企業或個人根據發達國傢盛行的理論來作決策，經常會有“淮南為橘，淮北為枳”的遺憾。這個認識讓我幡然醒悟，為何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兩百多個發展中國傢為瞭追趕發達國傢，也和我國一樣都做瞭許許多多艱苦卓絕的努力，但是尚無根據發達國傢的主流理論製定政策而取得經濟發展成功的例子，少數幾個成功的發展中經濟體的政策在推行時從當時的主流理論來看則是錯誤的。
　　發展中國傢的知識分子如果死抱著發達國傢的主流理論，容易看到發展中國傢和發達國傢的差距而變成一個批評傢。發展中國傢的知識精英若想要對本國現代化的建設有所裨益，需要自己去認識發展中國傢齣現的各種現象背後的因果邏輯，建立起新的理論、概念，産生新的思想，並據此提齣不同於主流理論的政策建議。在《中國的奇跡》齣版以後我繼續沿著這個方嚮努力，2001年芝加哥大學經濟係設立瞭以我在芝大時的導師之一D.蓋爾·約翰遜教授命名的年度講座，請我去做首講，我藉此機會把過去十來年的研究做瞭一個總結，發錶瞭題為“發展戰略、自生能力和經濟收斂”的演講[4]，會後諾奬獲得者詹姆斯·赫剋曼在接受芝加哥大學的校報ChicagoMaroon采訪時稱，根據我的研究“過去15年齣現的新發展理論是無用的，……包括許多芝加哥大學的教授所做的研究是無用的”[5]。他所說的新發展理論是20世紀八九十年代非常盛行的“內生增長理論”，芝加哥大學的羅伯特·盧卡斯教授在這個領域的開創性研究是他在1995年獲得諾奬的原因之一。
　　2005年我又有幸獲得英國劍橋大學的邀請去做2007年的馬歇爾講座。英國劍橋大學是19世紀末到20世紀中葉國際經濟學界的聖殿，馬歇爾、庇古、凱恩斯、羅賓遜夫人、卡爾多等經濟學界耳熟能詳的大師雲集。馬歇爾本人是新古典經濟學派的創始人，是繼亞當·斯密之後的另一位集大成者。該校為紀念他的貢獻，從1946年開始每年邀請一位經濟學傢去做以他名字冠名的講座，邀請信提前兩年發齣，給主講者充分的時間做準備。我是第61位主講者，也是第2位登上這個講壇的發展中國傢經濟學傢。在我之前的60位主講者中有15位獲得瞭諾貝爾經濟學奬。由於諾貝爾經濟學奬是在1968年纔開始頒發的，獲奬者必須在世，因此，在我之前的主講者中有資格得到諾奬的應該超過15位。我利用這個機會梳理瞭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發展理論，並以《中國的奇跡》一書中提齣的經濟體製內生於發展戰略的理論框架為基礎構建瞭一個數理模型，用二戰以來發展中國傢的經驗數據對這個理論模型的各個推論做瞭經驗檢驗。演講的內容後來整理成書以《經濟發展與轉型：思潮、戰略與自生能力》為名由英國劍橋大學齣版社齣版。[6]這本書共有5位諾奬獲得者寫下推薦序，創下瞭劍橋大學齣版社的紀錄。其中貝剋爾寫道：“林毅夫的觀點雖然頗有爭議性，但卻非常具有啓發意義。”福格爾則說：“林毅夫不僅影響瞭中國政府和企業界的思想，而且影響瞭美國和西歐的經濟分析。”諾斯指齣：“林毅夫的馬歇爾講座集提供瞭一個絕好的機會，一方麵去理解過去幾十年中為世人所矚目的亞洲之崛起，另一方麵也對經濟學傢有關發展問題的標準化解釋投以懷疑的眼光。”斯賓塞評價：“這本書從很多方麵來說都是一本重要的著作。……他的分析以貿易理論和比較優勢為基礎，但是，將其轉化為自成體係的增長戰略和政策的動態分析則是一項重要的成就。”斯蒂格利茨則稱贊：“這是一本充滿智慧的、具有革命性意義的書，解釋瞭為何一些發展中國傢取得成功而其他國傢失敗。”
　　2008年6月我到世界銀行任職，在去世行之前我是以中國的經驗為切入點去反思主流的經濟發展和轉型的理論，世行的工作給瞭我一個更高、更廣闊的平颱去觀察和瞭解其他發展中、轉型中國傢的經驗，檢驗我根據熟悉的中國和東亞經驗所形成的理論體係的適用性。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傢直接主管的發展研究部有300多位受過良好訓練的經濟學傢，間接主管的經濟學傢則超過1000位。此外，還有許多機會和來自各個發展中國傢和發達國傢的優秀經濟學傢及政府領導人做麵對麵的直接交流。經過一年的碰撞切磋更堅定瞭我對過去二十多年來的研究在理論上的意義和在實踐上的價值的信心，因此，藉2009年6月我到世行工作一年時一個內部討論會的機會，把我的研究正式定名為新結構經濟學，作為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側重於政府作用的結構主義、20世紀80年代以來側重於市場作用的新自由主義之後的第三版發展經濟學。2011年3月耶魯大學經濟增長中心邀請我去做著名的庫茲涅茨年度講座，我藉此機會以“新結構經濟學：反思發展問題的一個理論框架”為題作瞭演講，嚮經濟學界正式宣告新結構經濟學的誕生。[7]
　　在提齣新結構經濟學時，我倡議經濟學界的同行在研究發展和轉型問題時要重迴亞當·斯密，但不是迴到斯密在《國富論》中提齣的觀點，而是迴到斯密的研究方法，也就是《國富論》的全書名《對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所揭示的對所關心的問題、現象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上來。發展經濟學所關心的問題是如何幫助一個國傢實現快速的經濟發展。根據經濟史學傢麥迪森的研究，在18世紀之前即使是西歐那些發達國傢也要1400年的時間人均收入纔能翻一番，快速的經濟發展是在18世紀工業革命發生以後纔齣現的現象。[8]這種快速經濟發展的本質是勞動生産率和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斷提高，其原因則是技術的不斷創新和産業的不斷升級使得勞動的産齣和價值不斷增加，伴隨著生産規模、市場範圍、資本需求和風險的擴大，各種相應的硬件基礎設施和軟件製度環境也必須不斷完善以降低交易費用、減少風險。
　　新結構經濟學以企業自生能力為微觀分析基礎，以每一個時點給定的要素稟賦結構為切入點，提齣經濟發展是一個動態的結構變遷過程，需要依靠“有效的市場”來形成能夠反映要素稀缺性的價格體係以誘導企業按比較優勢來選擇産業、技術從而形成競爭優勢，也要有“有為的政府”來解決結構變遷過程中必然齣現的外部性問題和軟硬基礎設施完善的協調問題，一個國傢隻有同時用好市場和政府這兩隻手纔能實現快速、包容、可持續的增長。
　　新結構經濟學和傳統的結構主義的區彆在於結構主義認為不同發達程度國傢的結構差異是外生的，新結構經濟學則認為其是內生於要素稟賦結構的差異。新結構經濟學和一般新古典經濟學的差異在於一般新古典經濟學把發達國傢和發展中國傢的結構同質化，沒有區分發達國傢和發展中國傢産業和技術的差異。
　　前兩版的發展經濟學都以發達國傢為參照係，要發展中國傢去發展發達國傢擁有而自己缺乏的産業(結構主義的進口替代)或要發展中國傢去采用發達國傢能做好而自己做不好的各種製度安排(新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新結構經濟學則強調經濟發展要從發展中國傢有什麼(也就是要素稟賦)和能做好什麼(也就是比較優勢)著手。政府的作用則是為在市場競爭中能做好的産業消除增長瓶頸，幫助企業把這些産業做大做強。
　　[1]世界銀行的統計數字顯示，1979年中國大陸的人均國內生産總值(GDP)按現價計算為152美元，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國傢的平均數為573美元，中國尚不及其三分之一。
　　[2]在1950—2008年間，全世界有兩百多個發展中經濟體，隻有中國颱灣地區和韓國從低收入變為高收入；13個經濟體從中等收入變為高收入，其中有8個是西歐周邊原本和發達國傢差距就不大的歐洲國傢；28個經濟體人均收入和美國的差距縮小瞭10個百分點或更多，其中，不少是石油等資源輸齣國傢；另外，有18個經濟體人均收入和美國的差距不僅沒有縮小，反而擴大瞭10個百分點以上。上述數據說明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絕大多數的發展中國傢仍深陷低收入或中等收入陷阱(LinandRosenblatt,2012)。
　　[3]該書的中文版於1994年由上海人民齣版社和上海三聯書店齣版，英文版於1995年由香港中文大學齣版社齣版。另外還有日文、俄文、法文、韓文、越南文等版本。
　　[4]EconomicDevelopmentandCulturalChange，2003年第51捲第2期，第277—308頁。
　　[5]ChicagoMaroon，2001年5月15日，第5頁。
　　[6]中文版由北京大學齣版社在2008年齣版。
　　[7]論文和多位學者對此文的評論發錶於《世界銀行研究觀察》2011年第26捲第2期，見本書第1章。
　　[8]經濟史學傢喬治·剋拉剋甚至宣稱：“人類曆史中其實隻發生瞭一件事，即1800年前後開始的工業革命。隻有工業革命之前的世界和工業革命之後的世界之分，人類其他的曆史細節有意思，但不關鍵。”見陳誌武“量化曆史研究告訴你一個完全不同的曆史觀”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