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中国传统绘画史纲:画脉文心两征录》是一部详尽、专门的文人绘画史,是作者十年研究、写作的结晶。“画脉”着眼于中国传统绘画的沿革演变,“文心”则侧重从画家创作心路进行细微的解析。如此,则一外一内,客观、主观,作者从两条并行不悖的线路,交互探寻中国绘画艺术的精髓。
读完这部绘画史,不仅明悉了中国传统绘画的发展脉络,更重要的是可以对画家作品面貌背后的形成因素了然于心。知晓倪瓒的心高命蹇,才能读懂他画作的潇洒、平淡;看到画家们各自笔墨中所浸渍的人生感受与信念追求,方能领悟王维的孤寂、徐渭的狂放、渐江的清刚……在《中国传统绘画史纲:画脉文心两征录》中既可以读到董其昌梳理传脉、建构新说的功绩,亦可以看到他称霸一方、博取名利的鄙俗;既可以看到唐寅气质的风流洒脱,又可以读到他坚守做人的底线与制艺的精谨……
作者简介
杜哲森,1943年生,原籍天津,1970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80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研究生班。留校任职于学报《美术研究》编辑部,兼史论系专业写作及画论教学,历任编审、教授。致力于美术史论研究,兼中国画创作。主要论著有《元代绘画史》,文人画专论及当代艺术评论等。绘画作品出版有《孩提梦》画集。
目录
引论
第一章 秦汉录迹与魏晋追踪
第一节 风华业已归追忆——秦汉绘画钩沉
第二节 还从旁系觅春踪——画像石、画像砖的艺术构成
第三节 正史展开之前的文心征信——士阶层略说
第四节 再论士之文化身份——魏晋风度的实质意义
第五节 在老庄及玄学的观照下——传统绘画的哲学渗透
第六节 痴黠各半说虎头——名士画家顾恺之
第七节 那山、那水、那情怀——宗炳与王微
第八节 丹青自此循章法——谢赫《古画品录》及六法
第二章 隋朝功过与盛唐气象
第一节 又见皇纲归一统——隋朝建立及文化举措
第二节 盛唐气象在绘画上的反映——唐代绘画的时代品格
第三节 艺技荣身也累身——阎立本
第四节 将军功记丹青谱——李思训与李昭道
第五节 天下能事毕于斯——吴道子其人其艺
第六节 意境还缘心境改——王维画风之演变
第七节 梳理丹青归专著——《历代名画记》的画学贡献
第三章 五代蓄势与两宋造极
第一节 乱世中的山林守望——荆浩与关仝
第二节 和风下的烟云供养——董源与巨然
第三节 富贵、野逸两争妍——花鸟画家黄筌与徐熙
第四节 尽揽人才入彀中——两宋画院的设置与业绩
第五节 输赢看取棋两盘——徽宗赵佶
第六节 唯有风流磨不尽——宗室绘画及驸马王诜
第七节 别有情怀寄丹青——士夫绘画与文同
第八节 世称宋画第一人——李公麟
第九节 河东河西老画师——郭熙
第十节 引领清风入画屏——花鸟画家易元吉与崔白
第十一节 一文一武两巨擘——李成与范宽
第十二节 听取蛙声一片——空前活跃的画理争鸣
第十三节 任是余晖也灿然——南宋院画及李唐与马远、夏硅
第四章 皇元一统与文心归向
第一节 见证天翻地覆时——元帝国的建立与文心归向
第二节 统领群伦自有人——赵孟頫
第三节 风雨过后萌新绿——元前期重要画家
第四节 精神家园的构建——元代绘画变革的驱动力
第五节 萧散宋法以书入画——元画出新的切入点
第六节 青山依旧水还流——群星璀璨的山水画坛
第七节 放眼青山多妩媚——蔚成大观的董巨传派
第八节 壁立冲霄第一峰一黄公望
第九节 抗简孤洁守道心——吴镇
第十节 聊将逸气写荒寒——倪瓒
第十一节 几进几退几筹谋——王蒙
第十二节 留得清气满乾坤——花鸟画的变革与推进
精彩书摘
刘裕挥兵平乱后称帝,立国宋,历史进入南北朝时期。南朝历宋、齐、梁、陈,北朝有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和北周,又经过一百六十多年的争战,最后杨坚建隋,天下复归一统。从汉亡到隋立,动乱岁月长达三百六十多年。在这一时期,士人的身份地位和人生理念都发生了明显变化。从春秋战国时期到秦汉时期,十阶层多以道自任,怀有“澄清天下之志”,是一个有信仰、重操守的知识群体.只是到了东汉后期,历经党钢之祸后,部分士人迫于局势产生了消极避世的心理,但即使这样,他们仍“身在江湖,心怀魏阙”,内心深处仍有着济世情怀。魏晋则不同,首先,经过长期的政治积累和势力消长,士阶层已经形成了颇具政治实力的强势集团,东汉的世家豪族已取得了可以与朝廷鼎峙并立的政治势力,具有了左右时局的能量,光武帝刘秀所以能使汉祚再度中兴,就是依靠强大的士族大姓的支持,认识到:“今天下散乱,兵革并兴,得士者昌,失士者亡,梦想贤士,共成功业,岂有二哉!”(晋袁宏《后汉纪·后汉光武皇帝纪卷第一》)这里所讲的士已不限于形单影只的“游士”,是由士族构成的宗亲大姓的强势集团。逮至魏晋时期,诸多政权的旋兴旋灭,便是皇亲族裔与世家豪门的联合运作的结果.如东晋政权就是司马睿倚仗瑯邪王氏豪门共同策划建立的,故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晋书·王敦传》)。也就是说,魏晋时代,士人作为门阀贵族,有着显赫的社会地位和优裕的生活条件,已经不再像以往那样需要借攀权附势、入仕求达,以求立功干禄的游说之土了。
但显赫的社会地位和尊贵的文化身份并未给十人的生存状况带来安逸。相反,无休止的战乱,尸横遍野的饥荒与瘟疫,令人窒息的日渐僵化虚伪的礼教钳制,以及官场上的残酷斗争,使士人深深地陷入了迷茫、焦虑和恐惧之中:“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生履薄冰,谁知我心焦。”(阮籍《咏怀诗》其六十三)“常恐天网罗,忧祸一旦并”(何晏《言志诗》)。尤其是在曹魏集团与司马氏集团的政治搏杀中,士人们更是成了两种势力的牺牲品。曹魏与司马氏都以捍卫礼教、倡导孝道为名,大肆剪除异己势力,不少士人死于曹操和司马氏手下,造成了“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完者”的悲惨局面。天下多故,时局动荡,本应是士人施展才智的机会,但在魏晋乱世,士人不但没有出现如春秋战国时期的从政热情,相反,士人们采取的是“集体大逃亡”,他们或谈玄,或论道,或游山玩水,或醉酒服药,有的更干脆归耕垅亩了。陶渊明的一篇《归去来辞》俨然成了生命的呼唤,招呼士人游子远远地离开那些吞噬人命不留痕迹的政治漩涡。
但士人们又无处可逃,恢恢罗网密布天地两间,士人言退并不容易,况且他们的身份地位又决定了士人本身就是这政治网络的组成部分,想挣脱羁绊只能会被视为异己,面临更大的危险。魏晋士人自己也明白这一点,所以能做的逃离只能是逃向老庄、逃向内心深处,在静观寂照、不争内圣过程中获得生命的自在与逍遥。一旦迈出了这一步,士人们便开始重新给自己定位,重新确定人生的活法与精神的归属。他们无论是谈玄论道,沉思冥想,还是投身大化,寄情山水,亦或酩酊求醉,恣肆任诞,方式不同,但目标一致,即都是挣脱牵绊,了断纠结,放飞自我,回归本真。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固然与魏晋时期的哲学思辨分不开,即在老庄思想的启导下,由自然宇宙观的宏观体验,推演出自然本体论,获得生命个体意义的审视与认知,也就是由外在的依附转变为内在的独立,由懵懂被动的归属转变为清醒主动的选择,理论界将这一转变称之为“文化的自觉”。这种“自觉”与其说是源于哲学的突破,不如说是迫于生存的压力而表现出的对现实的抗争更符合中华文明的史实,亦即所谓的“自觉”是在政治挤压下的一种生存的本能退守,是封建专制社会中,目睹并亲历了种种挫折与打击后,士阶层自行寻求的一种生存自卫和精神救赎,试图为存在寻找一个理由,为生命围起一道栏栅,更直白地讲,就是弄清活着的意义是什么,以及怎样活着。
玄学的兴起,清谈的盛行,名士们的风流倜傥及种种奇言异行,就是在寻找意义的过程中的具体表现。他们找到满意的答案了吗?没有,也不可能有。对人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这个人类的亘古之迷,就人类的智慧来讲还无法解开,每个时代的思考与追问,只能就当时的认知水平各自作出一些自以为是的解释,给凄惶的心灵找到一丝慰籍而已。魏晋也是如此。
魏晋玄学的学术成果是由原初的经验直观走向了理性思辨,将老子自己也说不清、道不明的恍惚不定、幽眇深邃的客观存在——自然之“道”,通过有与无、本与末、一与多、言与意的分析与推理,揭示出现象与本体的关系。将老子的“无中生有”转换为“以无为本”,亦即将老子的“无”生万物的宇宙创生论,转换为王弼的“无”与“有”的辩证共存的体用关系,无为本,有为末。
但无论是王弼的“崇本息末”的“贵无论”,还是与之持相反看法的裴頠的“贵有生说”;无论是嵇康和阮籍的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还是何晏与王弼有关圣人情与性的争辩,其核心意旨都是力图阐释主、客体的关系,存在的意义,以及由此推导出顺应自然、尊崇本性的人生诉求,为意志的舒展、情感的抒发寻找到理论上的依据,亦即为逼仄的人生开辟一片宽闲之地。这乃是哲学以及宗教得以产生和存在的意义所在。
……
前言/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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