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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光宗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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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ISBN：9787504670335

版次：1

商品编码：11858334

包装：平装

丛书名：二孩时代

开本：32开

出版时间：2016-01-01

用纸：轻型纸

页数：219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人口生态重建》提出的有关低生育陷阱、人口安全、适度生育和优化生育、未备先老、养护人口生态等一系列创新观点，非常有助于提升国人对人口问题的认识。

内容简介

　　本书系统回溯和深刻反思了中国人口生育政策的演变历史和改革2015年岁末，全面放开二孩是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领域的一件大事，意义深远，必将引起震动与反响。
　　著者是我国研究人口问题和老龄问题的专业学者，秉笔直书，激扬文字，纵横捭阖，高屋建瓴，怀着赤子之心和家国情怀系统回溯和深刻反思了中国人口生育政策的演变历史、改革进程和近忧远患，全面揭示了以一胎化和少子化为源头的新人口危机的种种表现和问题症结，从战略高度提出了有关低生育陷阱、欢迎“婴儿潮”、人口安全是国家安全基础、适度生育和优化生育、未备先老、空巢孤独死、不健康老龄化、文化养老、重建人口生态、人口问题观决定人口治理观等等一系列振聋发聩的创新观点，对于启蒙国人树立全新的家庭友好、发展友好的积极人口观和生育观大有裨益。
　　本书深入浅出，文笔流畅，视角独到，思想宏富，是一本关注社会生活、人口发展和国家未来，值得一读的普及性读物。

作者简介

　　穆光宗，著名人口学家，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人口问题、老龄问题和相关社会经济问题的研究，在人口学界和老年学界有重要影响。

精彩书摘

　　《人口生态重建》：
　　计划生育的三次转变回望建国以来的人口转变，可以说一波三折、难以尽言，主要是由计划生育的三次转变推动婚内生育率快速下降的结果。其负面影响则主要应归咎于1980年之后计划生育的第三次转变所推动的“不安全的后期人口转变”。
　　20世界60年代初到70年代初计划生育开始了第一次转变，从纯粹的家庭计划上升到倡导性国家计划，即国家倡导下的家庭生育计划（family birth planing）。“大跃进运动”需要大量劳动力。1958年1月28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指出“现在还是人少”，同时他认为当人民有文化了，就会自行“节育”。
　　1962年可视为计划生育第一次转变的“元年”。
　　大跃进运动因违背规律而惨败，结果造成粮食供应困难。根据人口学者估计，三年大饥荒期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大约在3300万～3500万之间。高层就试图通过控制人口来应对。1962年上半年，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扩大工作会议上谈到如何克服当前困难时认为，首要做的是压缩城镇人口，减少粮食供应。而从长远来看则要控制人口增长。1962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指出：“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农村提倡节制生育，适当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使生育问题由毫无计划的状态逐渐走向有计划的状态，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既定的政策。认真地长期地实行这一政策，有利于保护母亲和儿童的健康，有利于教养后代，有利于男女职工在生产、工作、学习中充分发挥自己的力量，也有利于我国民族的健康和繁荣。因此，提倡节制生育与计划生育，不仅符合广大群众的要求，而且符合有计划地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文件。彼时中国开始在城市地区宣传避孕节育，提倡计划生育，在理念上种下了“计划生育”的种子。同时，高生育压力下的城乡家庭开始寻求避孕节育的技术支持，但计划生育开展得并不正常、时断时续。
　　1963年2月，周恩来再次强调节制生育问题，表示一对夫妇生两个就够了。1963年至1964年期间，我国部分省市相继成立了计划生育机构，配备了专职工作人员，1964年年初国务院还成立了由国务院秘书长负责的计生委。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全国人口总数达到72300多万。1965年2月，国务院在实行“晚稀少”生育政策并取得明显成效的山东省文登县召开了现场经验交流会。1966年“文革”开始，国家倡导的计划生育被边缘化甚至中断。1968年8月，计划生育组织机构被撤销，有关计划生育工作由卫生部军管会业务组领导。1970年2月，周恩来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强调：“现在人口多，70年代人口要注意计划生育。”6月，他在接见卫生部军管会全体人员时又说：“不能把计划生育和爱国卫生运动放在一起。计划生育属于国家计划范围，不是卫生问题，而是计划问题。你连人口增加都计划不了，还搞什么国家计划！” 1971年至1980年开始了计划生育的第二次转变，从国家倡导过渡到政策指导加技术服务，但1980年前的计划生育基本上可以说是柔性计生。
　　……

前言/序言

　　序一：生育政策的目标应该是自由生育
　　茅于轼
　　著名思想家、经济学家、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荣誉理事长
　　人口问题关系重大。人一方面是生产力，另一方面又是消费的主体。人和经济发展的关系非常紧密。人又会消耗资源，破坏环境，地球正在被人类的活动搞得面目全非。人又是家庭的基础，是一个人幸福的来源。正因为人口问题牵涉到的面非常广泛所以全世界研究人口的学者非常众多，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人口问题。但是在中国研究人口问题和在别的国家很不同。因为中国政府管着百姓的生育，妇女可以生小孩，或者不可以生，是由政府说了算的。所以在中国做一个人口学家，影响政府对人口问题的决策，实在是责任重大。本书作者穆光宗教授执教于北京大学，对人口问题的观察具有广泛的影响。他能够本着学术良心秉公直言，也是我愿意为这本书作序的原因。本书《人口生态重建》正是对刚刚公布的全面开放允许生第二个孩子的一个研究和评论。
　　中国在三十多年前开始了全球最严格的每个家庭只许生一个小孩的政策。尽管政策过于严厉，缺乏人道，但是我认为在当时大方向还是对的。三十年以后的今天，中国早已今非昔比，换了面貌，从全球人均GDP垫底的国家上升到中等偏高。人们由于收入提高，教育普及，对外信息交流，关于人权、家庭、生育等的看法完全不同于三十多年前。再固守着老的过时的政策显然极不适应。现在政府终于认识到生育政策需要改变，全面开放允许生二胎，虽然为时已晚但不失为一个重要的进步。
　　作者指出，过时的生育政策已经造成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小学生的绝对数减少了三分之一，而同期中人口却增加了40%多。先是小学校招不着生，不得不大量并校。接着中学也发生招生困难。现在大学也在抢生源。从前起劳动力年龄段的人数开始减少。中国迅速进入老龄化社会，面临未富先老的严重问题。作者对养老问题有更宽阔的视野，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所以他提出“有备而老”的新观点。如何在钱有限的条件下对养老有所准备，将是我国未来几十年的重大人口政策问题。
　　由于中国传统重男轻女，在限制生育的条件下，生育选择男性，使得出生时的性别比严重失调。在未来的十几二十年里将有三四千万成年男性终身找不着老婆。这样一个社会如何安定得了？作者对这个难题给予极大的关注。
　　作者还提出“失独家庭”的问题。所谓失独是指独生子女未达生育年龄就早亡，使得一个家庭没有了后代。由于中国几乎所有的青年人都是独生子女，他们如果不幸早亡，必定造成失独家庭。比如天津新港火灾导致数十名消防员牺牲。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年轻的独生子女，这就造成数十个家庭成为失独家庭。一个人不论在世时有多大的成就，如果没有后代，不能在世界上留下痕迹，永远是一个无法弥补的遗憾。
　　面对中国超低的妇女生育率，弥补的办法光是开放二胎是绝对不够的。所以作者在他的书中提出应该采取鼓励生育的政策。环顾世界各国，面对超低的生育率无例外地都采取了鼓励生育的政策，多半在经济上给予奖励。我国采取完全相反的政策，超生不但不奖励还要罚巨款。对公务员不但罚款还要开除公职。我国权势最高的七个政治局常委都不敢生第二个孩子。在中国不敢生二胎的另一个原因是小孩的养育费用太高。在北京极普通的托儿费每月要花三千元，和普通员工一个月的工资相当，这么高的托儿费怎么生得起二胎。我国有基础教育的免费政策，应该考虑将基础教育扩大到学前教育。
　　如果妇女的生育意愿和政府的政策相悖，她和她的孩子将付出极高昂的代价。先是到处躲藏，生活变得流离失所。其次孩子报不上户口，变成黑人。长大一点要上学时，因没有户口而不能上学。再大一点买什么票都要有身份证。因此不能坐火车汽车或飞机，不能办护照，不能买房买车，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里的一个非人民。这种荒唐的事在别的国家里无法想象。
　　作者对生育作为基本人权有更深刻的考虑。他说“平等赋权非独家庭生育权意义重大，这是家庭幸福、社会和谐、人口优化、民族复兴的需要。权利贫困是经济贫困和文明落后的根源”。最后这句话说得太精准了。权利的贫困是经济贫困和文明落后的根源。中国改革成功主要的原因就是公民权利的扩大，或者说是对自由妨碍的减少。农民可以流动进城自谋职业，人和人可以自由做买卖，物的使用不再受计划的支配，有自由选择的机会。整个社会活起来了。我们今天还要强调改革开放，是指自由还不够，在我国自由还是一个比较稀缺的资源。特别在生育方面仅仅开放二胎这点自由是远远不够的。
　　恢复人的生育权，每个人都有权自己决定是生或不生，实现自由生育，还有一个重大障碍，即全国计生干部将面临失业的问题。全国有几十万名专管计划生育的干部，他们管计生几十年了，做别的事不大会。一旦生育自由化了，他们将无所事事。如果事先不周到考虑他们的再就业，自由生育肯定会遭遇从中央到地方各级计生干部的强烈抵制。一个顺理成章的转变就是让他们管鼓励生育和优生优育。这是在人口学之外必须注意的一个政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