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羅政治神學 下載 mobi epub pdf 電子書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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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1.作者陶伯斯在西方政治哲學界名氣不小，陶伯斯與卡爾·施米特的接觸與交往，在當時的學界早已中所周知。陶伯斯承認，自己的一生如果“真學到瞭什麼東西，那都是從施米特那兒學到的。”
2.《保羅政治神學》闡釋的問題可概括為：“終末”或“彌賽亞”觀念與政治神學的關係，嚴格來講，應該是“施米特的政治神學與保羅”。
3. 《保羅政治神學》並非是陶伯斯寫的一本書，而是他臨逝前幾個星期在海德堡的福音學會研究坊的四次學術報告（1987年2月23-27日）。本書在學術報告的基礎上，增添瞭“陶伯斯談施米特”和“陶伯斯與施米特書信往來”兩個附錄。

內容簡介

陶伯斯在西方政治哲學界名氣不小，但他一生僅寫過一本小書，即1947年他在瑞士蘇黎世大學完成的博士論文《歐洲終末論》。這本24歲的年輕人完成的論文（僅62頁）當然不會給陶伯斯帶來什麼學界聲譽，直到他去世過後，人們纔意識到這本書的確有點名堂。
《保羅政治神學》並非是陶伯斯寫的一本書，而是他臨逝前幾個星期在海德堡的福音學會研究坊的四次學術報告（1987年2月23-27日）。本書在學術報告的基礎上，增添瞭“陶伯斯談施米特”和“陶伯斯與施米特書信往來”兩個附錄。
《保羅政治神學》這個書名讓人以為陶伯斯是在全麵闡釋保羅書信，其實，這個講題闡釋的僅僅是一個與施米特的“政治神學”概念相關的問題：“終末”或“彌賽亞”觀念與政治神學的關係。

作者簡介

作者 陶伯斯（Jacob Taubes，1923-1987）齣生於猶太教傢庭，曾在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和普林斯頓大學研習宗教學，於1947年在瑞士蘇黎世大學完成的博士論文《歐洲終末論》(Abendländische Eschatologie)。
陶伯斯是西方非常具有影響力的宗教學傢、哲學傢，其代錶作包括《歐洲終末論》和《保羅政治神學》。陶伯斯影響瞭許多當代思想傢，如阿岡本、馬歇爾·伯曼等。
譯者 吳增定，男，1971年8月齣生，1999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哲學係，獲哲學博士學位，同年留北京大學哲學係任教，現為北京大學哲學係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領域為現代德國哲學（包括尼采哲學、鬍塞爾和海德格爾的現象學）、早期現代哲學和政治哲學。迄今為止，已齣版四部專著：《尼采與柏拉圖主義》（2005，上海人民齣版社）、《斯賓諾莎的理性啓濛》（2011，上海人民齣版社）、《利維坦的道德睏境——早期現代政治哲學的問題與脈絡》（2011，北京三聯書店）和《〈敵基督者〉講稿》（2012，北京三聯書店）；此外，齣版譯著數部，發錶論文十幾篇。

目錄

中譯本說明(劉小楓) / 1

德文版編者前言 / 1

引言 / 1
第一部分《羅馬書》講解 / 19
一、《羅馬書》的收信人 / 19
二、法：律法與稱義 / 34
三、受揀選與被拋棄 / 44
四、聖靈：對救贖史的逾越和這個世界的剋服 / 63

第二部分 《羅馬書》的影響 / 91
一、這個世界的陌生人：馬剋安及其後果 / 91
二、絕對者和決斷的奮銳黨人：施米特與巴特 / 101
三、作為世界政治的虛無主義以及審美的彌賽亞主義：本雅明與阿多諾 / 115
四、齣聖經宗教記：尼采與弗洛伊德 / 127

附記：陶伯斯—施米特的故事 / 159

德文版編者後記 / 173
引言 / 173
一、《羅馬書》講解：一個新的共同誓約的正當化與塑造 / 175
二、《羅馬書》的影響：保羅與現代 / 196
三、政治神學 / 207

德文版編者注 / 215

附錄一
根特 編 陶伯斯談施米特(王蕾譯，湯沛豐、溫玉偉校) / 219
編者按 / 221
施米特：反革命的末日預言傢 / 223
陶伯斯緻莫勒的信 / 242
關於施米特的一次爭論 / 248

附錄二
陶伯斯與施米特往來書信(溫玉偉譯) / 265

精彩書摘

德文版編者前言

1987年1月4日，魯道夫(Enno Rudolph)發齣邀請，商量在海德堡的福音學會研究所(FEST)舉辦一次學術報告。當時擬定的報告人是柏林自由大學的陶伯斯教授，他被請求“在研究所就《羅馬書》做一次為期四天的講座”。這個約定是怎麼發生的呢？魯道夫一開始邀請陶伯斯於1986年鞦到福音學會研究所做一次哲學報告。陶伯斯的報告題目是“最後期限：穿越時間的啓示錄時間經驗”。對於陶伯斯來說，這個問題在1986年鞦仍然是一個寬泛的哲學問題，但到瞭1987年2月底卻變成瞭一個生存的睏境。當陶伯斯來到這裏舉行講座時，他正處在癌癥晚期。他的健康狀況非常糟糕，以至於一直到活動結束，我們仍然不清楚他能否按照原定的計劃做完報告。講座被安排在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和星期五，而星期四(順便說一句，那一天剛好是他的生日)一整天，陶伯斯大多時候在加護病房中度過。
或許有人問，陶伯斯在一月份的時候就已經很清楚自己的身體狀況，為什麼不取消這個約定呢？要理解這一點，我們就必須知道，陶伯斯並非把他的保羅研究看成是一個學術義務的規定，而是理解成對他精神不安的核心的總結。在這些前提下，很清楚的是，他身體狀況極端脆弱的事實，本來使他連參加一次普通的活動都變得不可能，但現在卻恰恰成為一種關於身體和靈魂的最後期限；這一最後期限不僅使得他要說的東西成為可能，而且為它提供瞭一個預定的框架。
所以就很容易理解，陶伯斯為什麼連站一會兒的力氣都沒有，卻能夠懷著最高強度的精神給我們做報告。他的報告一周做瞭四次，每次都是三小時，報告的內容是他對《羅馬書》的解讀和語境復原。最後期限的壓力和遺囑式的處境，使他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力量完成最後的目標。因此，我們首先要感謝那些邀請他履行這次承諾並且支持他實現這一計劃的人：感謝魯道夫負責聯係福音學會研究所，感謝阿剋森費爾德(Edith Picht-Axenfeld)持久的興趣和動聽的構想，最後要感謝舒伯特(Klaus von Schubert)，我們的主辦人，感謝他友好、慷慨、公開地舉辦瞭一次極不尋常的活動，並且感謝在一周裏傾聽並且參與討論的受邀者。庫爾曼(Thomas Kuhlman)保存瞭必要的書籍和錄音記錄。蒂森(Rudi Thyssen)陪伴陶伯斯的行程，並且照顧他。我們同樣非常感謝瓦普涅夫斯基(Monika Wapnewski)，他在星期天下午的“聖經課程”上，讓陶伯斯有機會嚮一小群柏林的聽眾講述他的提綱。
在海德堡的“保羅”周即將結束時，陶伯斯嚮我們承諾，他會認真保管講座的文字，並且期待它的齣版。他毫不懷疑，他的這份精神遺囑具有核心的價值和高度的嚴肅性。現在，經過六年多的拖延之後，我們仍然實現瞭他的齣版願望。拖延的原因有很多。首先，文本的完成有一些睏難；講座不僅必須有人謄寫和編輯，而且還在許多朋友和知情者中間流傳，他們的專業意見、增補和校正都必須被加工到文本之中。其次，編者們也有一些顧慮，他們想要確保這一點：在造成一個口頭文本不利於陶伯斯的接受這一危險之前，陶伯斯最重要的書麵著作能夠被齣版。第三，陶伯斯的一些私人朋友對此持保留態度，他們認為必須保護他不受這些文字的損害：他們指的是他對待書麵文字的謹慎態度，以及他對將文字公開齣版的重大疑慮。
最後，我們希望感謝所有幫助我們完成對陶伯斯的承諾的人。阿古斯(Aharon Agus)、巴拉施(Moshe Barasch)、鮑威爾(Jochannan E. Bauer)、古德曼－陶(Evelyne Goodmann�睺hau)、佩恩斯(Shlomo Pines)、謝剋德(Shaul Shaked)、施特魯穆薩(Guy G. Stroumsa，耶路撒冷)、坎茨剋(Hubert Cancik，圖賓根)和西奧蘭(Emile Cioran，巴黎)，他們都參與瞭手稿的加工。受福音學會研究所資助的格尼爾斯(Andrea Gnirs)負責謄寫。沒有對編輯小組的積極支持，全部任務不可能輕易完成。

阿雷達·阿斯曼
1993年3月24日於海德堡

前言/序言

中譯本說明
劉小楓
陶伯斯(Jacob Taubes， 1923-1987)在西方政治哲學界名氣不小，但他一生僅寫過一本小書，即1947年他在瑞士蘇黎世大學完成的博士論文《歐洲終末論》(Abendländische Eschatologie)。這本24歲的年輕人完成的論文(僅62頁)當然不會給陶伯斯帶來什麼學界聲譽，直到他去世過後，人們纔意識到這本書的確有點名堂(1991年重印時編者增加瞭一個附錄，2007年第三版增加瞭編者後記，有意文[1997]、法文[2009]、英文[2009]、西班牙文[2010]譯本)。博士畢業後，陶伯斯再沒寫過專著。他去世後由學生輯錄的文集《從敬拜到文化：曆史理性批判的磚石》(VomKultzur Kultur. Bausteinezueiner Kritik der historischen Vernunft. Gesammelte Aufsätzezur Religions — und Geistesgeschichte， München 1996)，篇幅也不大。《保羅政治神學》並非是陶伯斯寫的一本書，而是他臨逝前幾個星期在海德堡的福音學會研究坊的四次學術報告(1987年2月23-27日)——作報告時，陶伯斯手上連講稿都沒有……
《保羅政治神學》這個書名讓人以為陶伯斯是在全麵闡釋保羅書信，其實，這個講題闡釋的僅僅是一個與施米特的“政治神學”概念相關的問題：“終末”或“彌賽亞”觀念與政治神學的關係。陶伯斯在“引言”中說，他解讀保羅的《羅馬書》與新約神學研究無關，而是與施米特相關，他所講的內容源於他自己與施米特一起閱讀《羅馬書》9至13章——當時他剛50歲齣頭，施米特則已經90高齡。因此，這本書的書名嚴格來講應該是“施米特的政治神學與保羅”。陶伯斯承認，自己的一生如果“真學到瞭什麼東西，那都是從施米特那兒學到的。”倘若如此，他學到的東西是什麼呢？
陶伯斯還強調，他是作為猶太人而非作為哲學教授閱讀《羅馬書》——保羅既是猶太人又是基督徒，這與陶伯斯的生存位置頗為相似。陶伯斯齣生在維也納，他父親是有學養的拉比，猶太教社群的高級祭司。13歲那年(1936)，陶伯斯隨父親遷居蘇黎世，在拉比中學畢業後，陶伯斯就讀巴塞爾大學哲學係(輔修史學)，卻喜歡與住在巴塞爾的兩位20世紀的神學泰鬥——新教的巴特和天主教的巴爾塔薩——接觸。他的博士論題“歐洲終末論”屬於哲學係思想史專業，而非神學係的教義史專業。在蘇黎世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後，陶伯斯遠渡重洋來到美國(1949)，在紐約的猶太神學院(Jewish Theological Seminary)任宗教哲學助教，同時也聽施特勞斯、蒂利希、阿倫特等流亡美國的猶太裔學者講課。兩年後，在以色列耶路撒冷大學任教的著名猶太教思想史傢索勒姆(Gershom Scholem)給陶伯斯提供瞭一個宗教哲學講師的教職，但陶伯斯在耶路撒冷僅待瞭兩年，因與索勒姆在學問上談不攏，他又申請洛剋菲勒奬學金迴到美國，在哈佛大學做瞭三年訪問學者(1953-1956)，然後受聘為哥倫比亞大學宗教史與宗教哲學教授。陶伯斯早年在蘇黎世念博士時就自稱“激進左派”，在美國時，他與同樣是猶太裔的“法蘭剋福學派”成員(比如馬爾庫塞、阿多爾諾)混得很熟——十年後(1966)，陶伯斯受聘為柏林自由大學的猶太學和解釋學教授——同時兼任巴黎的“人文之傢”(Maison des Sciences de l’Homme)的教授，直到去世。
陶伯斯生前在政治哲學界的名氣其實與施米特相關——早在1955年，30歲剛齣頭的陶伯斯因編書的機緣給施米特寫瞭一封信，隨後，他收到施米特寄來的題贈的所有著述。主動與同納粹政權有過牽連的施米特聯係，這件事情難免會招惹非議，何況陶伯斯還是一個猶太人。然而，從陶伯斯的憶述中我們看到，當時他所在的哈佛悄悄讀施米特的年輕人其實不少——包括年輕的基辛格……陶伯斯在19歲時第一次讀到施米特的《政治的神學》，佩服得不行。不過，盡管施米特給陶伯斯寄瞭書，陶伯斯沒敢繼續與施米特保持聯係，甚至沒有迴信。直到20年後，已經在柏林任教的陶伯斯纔開始與施米特有個人接觸——施米特去世時，《法蘭剋福匯報》用瞭一整版篇幅刊登瞭三篇悼念文章，陶伯斯就是其中一篇文章的作者。可見，他與施米特的交往在當時的學界早已眾所周知。
20世紀70年代，作為柏林自由大學的教授，陶伯斯組織瞭一個小型研究坊，專門研究施米特提齣的“政治神學”問題，成果是以“宗教理論與政治神學”(Religionstheorie und Politische Theologie)為題的三捲本文集：捲一，《此世的王侯：施米特及其追隨者》(Der Fürstdieser Welt. Carl Schmitt und die Folgen, 1983)，捲二，《靈知與政治》(Gnosis und Politik, 1984)，捲三《神權政製》(Theokratie, 1987)——這是陶伯斯的教授生涯留下的唯一學術成果。
“終末”或“彌賽亞”是猶太教—基督教的根本觀念，在陶伯斯看來，這個觀念給歐洲文明打上瞭決定性的品格印記。換言之，歐洲文明是地道的猶太—基督教文明，古希臘—羅馬文明早就被猶太—基督教文明作為“異教”割除掉瞭。即便歐洲曆史上著名的反基督教者——從羅馬帝國時期的剋爾蘇斯到19世紀末的尼采，看似堅定地拒斥基督教，要迴到古希臘的世界觀，也仍然與猶太—基督教的根本觀念脫不瞭乾係。從而，要理解歐洲文明及其問題，必須深入理解猶太—基督教的決定性觀念：“終末”或“彌賽亞”。陶伯斯的博士論文已經把“終末”觀念與整個歐洲思想史聯係起來，從他的臨終學術報告《保羅政治神學》來看，他仍然關切的是“終末”或“彌賽亞”觀念與歐洲思想史的關係——尤其是與20世紀思想的關係。如果陶伯斯一生想的都是這個問題，那麼，當他承認自己的一生所學到的東西“都是從施米特那兒學到的”又是什麼意思呢？從陶伯斯的談話中可以看到，他已經把意思講得非常清楚：施米特讓他懂得，“終末”觀念支配瞭歐洲文明的政治生存感覺。換言之，年輕時的陶伯斯還僅僅是從哲學觀念上來看待“終末”觀念，施米特卻讓他恍悟到，“終末”觀念塑造的是歐洲人的政治生存方式。如今我們可以看到，新銳的阿甘本不過是在盡力擴展這個論題——如今可以稱之為施米特—陶伯斯論題。
陶伯斯屬於那種讀書多、問題想得深但筆耕不勤的學者，這類學者在學界並不少見。要從這類學者那裏學到東西，就得聽他講課或談話——《保羅政治神學》就是證明。
附錄中的“陶伯斯談施米特”和“陶伯斯與施米特書信往來”是我們增補的，原書中沒有這兩個附錄。除“施米特：反革命的末日預言傢”是刊於《法蘭剋福匯報》的悼文外，其餘都是陶伯斯生前未公開刊布的談話和書信——感謝徐戩博士提供相關文獻。需要提到的是，這裏迻譯的“陶伯斯與施米特書信往來”並非兩人之間的全部書信，晚近齣版的《施米特與陶伯斯書信往來》(Briefwechsel Carl Schmitt — Jacob Taubes， Thorsten Palzhoff/Martin Treml編， München 2012)纔堪稱完備。此外，《布魯門伯格與陶伯斯書信往來》(Hans Blumenberg — Jacob Taubes. Briefwechsel 1961-1981，Herbert Kopp-Oberstebrink/Martin Treml編，Berlin 2013)想必也是一筆思想史財富。

2015年8月
於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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