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2024-11-28
★ 阿尔贝·加缪是20世纪伟大的作家和思想家,1957年加缪因“热情而冷静地阐明了当代向人类良知提出的种种问题”而获诺贝尔文学奖;
★ 加缪作品围绕着人类存在的重大问题展开——自由、责任和义务。他直面惨淡人生的勇气,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大无畏精神,使得他在二战后不仅在法国,而且在欧洲成为全世界他那一代人的代言人,亦成为后代人的精神导师;
★ 《阿尔贝·加缪:自由人生》是一部加缪的浓缩本,探讨了“荒谬的起源”、“二元对立”、“人道主义道路”等一系列话题,从中可以读出加缪的生活,也可以悟到加缪的思想,还能生动加缪的作品,更能还原当时的战争环境……这所有的因素都是影响着加缪存在的活动因子,每一个因子都是一个故事,多个因子便是一幅脉络图,每一个侧面都是一个加缪,多个侧面便是一个立体的加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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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加缪,人们很容易联想起“作家”和《局外人》、“荒诞”“绝望”“战争”“诺贝尔”等一系列与之关联的标签让他成为一座时代的丰碑。在人类文学史上,加缪首次尝试用白描的手法去刻画战争中以及贫困中的孤独个体,以平凡小人物的视角去临摹世界,看世事变迁、看花开花谢,可挣扎却只是一场闹剧,一场荒诞。在加缪的笔墨下,人们用荒诞的逻辑去强化荒诞的理性,结果只能是对理性的愈加偏离,而更加讽刺的是,能纠正这种偏离的恰恰就只有理性,一种人道主义的理性观,这也是加缪的世界观。
加缪在他的小说、戏剧、随笔和论著中深刻地揭示出人在异己世界中的孤独、个人与自身的日益异化、罪恶和死亡的不可避免,但他在揭示荒诞的同时却并不绝望也不颓丧,他主张要在荒诞中奋起反抗,在绝望中坚持真理和正义,他为世人指出了一条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以外的人道主义道路。
100年前,阿尔贝·加缪降生在阿尔及尔附近的一个贫穷家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某一天他将对整整一代人的人生体验产生深刻的影响。在马丁·梅耶看来,阿尔贝·加缪是20世纪伟大的作家之一,他的《阿尔贝·加缪:自由人生》将加缪的作品贯穿起来加以阐释,也将这些名作与加缪一些不那么知名的文本建立起交叉关系,阐明了主人公一生当中的很多背景性因素。已经熟悉加缪的人,从这里可以看到处于宏大的相互关联中的加缪;那些刚刚开始认识加缪的人,则可以从广泛的视角去认识他。在其诞生百年纪念日,人们发现加缪仍是这个时代的伟大人物!
马丁·梅耶,1951年生于苏黎世,大学就读于哲学、文学和历史专业。1974年起担任《新苏黎世日报》的副刊编辑,1992年起任副刊主编。近年来,他在Hanser出版了《日记和晚年的痛苦:关于托马斯·曼》(1999年)和《皮拉内西的未来:关于文学和艺术的随笔》(2009年)。
董璐博士(译者),国际关系学院文化与传播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持多项科研项目,发表论文20余万字,专业著作有《传媒并购新论》《传播学核心理论与概念》《媒体营销》等;英文、德文译著有《传播的历史》《生活中的传播》《沉默的螺旋》《商品美学批判》《何为道德》《家庭中世代间的照顾》等;并著有短篇小说集《谁在幸福地生活》。
再谈《局外人》
默尔索——别名局外人——尽管没能从理性的角度证明他所意识到的这个道理,但是却将它与自己的人生态度联系在一起。我们早已知道,《西西弗的神话》和《局外人》是一体两面的;进一步而言,在《西西弗的神话》这篇哲学论文中,以荒谬艺术作品的形式所表现的思想,在《局外人》这部小说中得到了证明。尽管在哲学论文中最终没有涉及相应的范畴,但是这位局外人却以最大程度的漠不关心回馈世界和存在,根据加缪的看法,《局外人》展现了令人感伤的被放大了的神奇西西弗:即默尔索是生活在现代的、同样接受偶然性的西西弗的后裔和弟子。
小说中的场景完全没有神话色彩。默尔索是位没有雄心壮志的年轻人,在阿尔及尔的海运公司工作。他的业余时间是在海滩、电影院或咖啡馆里度过的。在《幸福的死亡》中尚有戏剧化的成分—对富裕残疾人的谋杀、对于上等生活的渴望、对于情欲致命般的饥渴和最后夺取生命的疾病,而在这里都被抹平了,并且浓缩到本质。《幸福的死亡》中的主人公梅尔索这个名字,在法语中会令人联想起大海或跳跃或突变,而在《局外人》主人公的名字为默尔索:这个突变的隐喻与“死亡”的变位联系在一起,在这里对于死去和死亡的共鸣是无法被忽视的。
死去和死亡是《局外人》的关键主题。它尤其是这个由两部分组成的故事中第一部分的基础,正如我们所熟知的,在小说的一开始就告知了默尔索母亲去世的消息。这个儿子言简意赅地介绍了这个情况。他向他的老板请假,以便能够去参加葬礼,而且通过说“这不是我的错”来向老板表示歉意。在这里常有关于责任和合理性的谈论,这也大多是一种进行否定的模式。小说中所隐含的讽刺在于一种摇摆性,即对于在这里所发生的一切是否在良心上是问心无愧的。默尔索与他的前任梅尔索不同,他既不违逆自己的天性,也不违抗社会道德规范:他全盘接收它们,而不是将它们分解。在前往马伦戈的汽车上,在逝者床前的守灵,与养老院看门人一起抽香烟,在炎炎烈日下开往墓地的灵车,炎热和仪式,所有这一切都是循序渐进地展开的,并且叙述者“我”用简短的语句对此进行了评论:“一切都没什么变化。”
葬礼之前、之中和之后都没有表现出应有的伤心和悲痛,有关这一点是他在很迟之后才意识到的,也就是当他因杀害阿拉伯人而被审判,并且被认定是没有同情心的凶手的时候。在紧接着葬礼的那个周末,默尔索开始与一位以前在公司做秘书的女孩恋爱。他和她在海滩上嬉闹玩耍,之后两个人一起去看了费南代尔演的电影,并且在电影院里,玛丽对母亲去世的消息感到有些错愕—默尔索告诉读者:“我本应该跟她说,这不是我的错,但是我没有这么说,因为我想到,我已经跟我的老板这么说了。这不意味着什么。不管怎么说人难免会有一点内疚的。”
“Cela ne signifiait rien”—对于这个儿子而言,这件事情没有带来任何改变。默尔索讲述了他的工作,之后是遇到了邻居—一个自称是仓库管理员、实际是靠妓女生活的皮条客。这个人很快将他带到了一场冒险当中。他们打算周末一起去阿尔及尔附近的海边度假屋过周末。与此同时,这位新朋友告诉默尔索,他被一群阿拉伯人跟踪,他们想要为他曾经欺负的一个女孩报仇。当默尔索的老板告诉他将要在巴黎设一个职位的时候,后者的反应是漠不关心的。
这对他来说无所谓,他回答说,并且对自己说:基本上他对生活是满意的,因而看不到有什么理由去改变生活。
但是与期望相反,生活发生了变化。加缪将第一部分的第六章提升为开合转承的合页,接下来的所有情节都突然像幽灵一般地出现了。那是个星期天,默尔索很疲惫地醒来,刺眼的日光如同一个耳光打在他的脸上。他和玛丽一起坐公共汽车到了海边。在那里几个朋友花了几个小时一起游泳、吃饭和睡觉。默尔索和他的两个伙伴第一次在海边散步走到沙滩的尽头,那里躺着两个阿拉伯人。他们和阿拉伯人发生了争执,并且打了起来,雷蒙—那位仓库保管员在这个过程中被刀子划伤了胳膊和嘴巴。在雷蒙看过医生之后,三个人再次去了海边。雷蒙身上藏了一把左轮手枪。他们再次遇到了阿拉伯人,其中一个在吹笛子。但是,在新的冲突到来之前,这两个对手躲到了岩石后面。时间继续流逝。最后,默尔索独自一人第三次来到了海边,朝遇到阿拉伯人的方向走去。天气炎热难耐,默尔索的脑子昏昏沉沉。他再一次遇到了阿拉伯人,当他向他们靠近的时候,一个阿拉伯人拿出了刀子。刀片反射着亮晃晃的光,眼睛开始流泪,于是他拔出雷蒙之前交给他的左轮手枪,开了枪。原文是这样描述这个场景的:“那把刀刃上射出的光剑,灼烧着我的睫毛,刺进了我的眼球。于是,我眼前的一切开始旋转,黏滞而灼热的风从海上吹来,我感觉到天空完全开裂了,以使火焰从中倾斜下来。我的每一根神经都绷得紧紧的,我的手握紧了那把左轮手枪。机头张开了,我感觉到光滑的手柄在我手中滑动,于是,随着一声坚硬而震耳欲聋的响声,一切都开始了,我甩掉了汗水和阳光。我清楚,我毁坏了这一天的平衡,打破了曾经让我感到幸福的海滩上不同寻常的宁静。接着我又向那个已经没有生命的身体开了四枪,子弹穿透了进去,便没有了踪影。这如同四次短暂的敲击,伴随着它们我重击着不幸的命运之门。”
经过多个阶段,这部戏剧走向了解脱的结局。大自然从旁发挥着作用,它动员着一切,迫使主人公扮演了凶手的角色—沙子突然呈现出红色,大海发出钢铁般灼热的亮光,太阳向沙滩上的行人倾泻着光芒。加缪在此之前几乎没有改变言简意赅的陈述方式,而在这里他完全出人意料地要求陈述者采用另一种语调:这显而易见地让人联想起《新约》中的《约翰启示录》用最强有力的管弦乐所表达的重大事件即将降临的征兆,它将要降临到默尔索身上。事实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当他在死刑室回忆时,他是这么看的,也是这么理解的。
这个比喻明显带有卡夫卡式隐喻的标记,这里也将枪击与敲响灾祸之门联系起来,显而易见这个比喻与卡夫卡1917年4月的《敲响庭院大门》中的比喻很相近,后者也同样地将意愿和偶然事件嫁接在一起。a同样一目了然的是形式上的安排,和卡夫卡所描写的一样,这位讲述者“我”也同样是在监狱里才想起了一切,并且令人惊讶的是到最后才了解这一切。因而在这里,一个形而上的担忧也参与进来了,并且随着《局外人》的发展而不断地消解。在这部小说的第二部分,凶手—或是杀人犯—被关进了监狱。在这里,他又继续用言简意赅的冷静语调汇报了。他与律师的谈话,接待了玛丽的唯一一次的探访,以及与调查法官争辩时具有理性色彩的谈话。默尔索认为他的事情很“简单”。司法机构会处理一切,这让他感到很舒服,并且与他的律师一样,他也认为,法律是“正义”的。预审法官富有同情心的表现使得被告人一开始甚至忘记了他到底做了些什么。“在往外走的时候,我差点向他伸出手,但是我还算及时地想到,我曾经杀了一个人。”
这一切因而充满了讽刺意味。人们通过审问而使被关押者处于劣势,而整个审问过程具有表演的固有特性,好像是一个虚幻的现实主导着一切。默尔索的辩护律师为默尔索带来了第一个危险的信号,因为他提醒这位儿子,他在他母亲的葬礼那天表现得“麻木不仁”。原文中的这个修饰语本身就是用引号标出的,并且这暗示着其实这种心理是严肃的法律所不允许的。而之后,调查法官显然是采用了更为强硬的姿态。在下一次谈话中,他问默尔索,为什么他向尸体开了四枪。默尔索的沉默使得调查法官打开抽屉拿出了银光闪闪的耶稣受难像。而当默尔索首次承认他不信上帝的时候,法官几乎失去了控制。对于他—调查法官而言,不信奉上帝的人生是没有意义的。他大喊道:“你想使我们的生活没有意义吗?”“我不希望是这样的,我把这一点告诉了他。”审问官用同样的形式结束这次和之后的审讯,这种程式甚至给默尔索带来了某种欢乐。即每次结尾都是这样的:“今天就到这里吧,反基督先生。”
这种程式只是强调了从现在开始对于默尔索所产生的实实在在的后果,当然在小说的中心思想外壳中,两个世界正发生着碰撞。一边是社会和它的价值观及衡量体系,另一边是由于用完全不同的目光观察某人的行为而为他带来的困境:这个人对于外在标准有意识的执行远比不上这些标准对他施加的作用。因此他整整在牢房里待了11个月。开始他觉得很难熬,之后就逐渐适应了:在草垫上睡上16到18个小时,时常会有对女人的欲望,也悟出了非常重要的认识,即一日自由生活抵得上监狱里的一百年。自由是无与伦比的,它通过撤销痛苦而得以扩张。加缪通过对早期作品的引用而实现的文学上的“情境的联合增效”,从而使这个事件具有讽刺意味的一面非常突出:即默尔索在牢房里看到一小片报纸,上面报道了一个人在离家很久后回到家乡的故事。他的母亲和妹妹没有认出他,抢劫了他,并且杀了他。这部名为《误会》的戏剧强调了误解,并且通过默尔索对于这个由街头艺人讲述的故事的评论而得到了呼应。“我把这个故事读了足有上千遍。一方面这个故事令人难以置信;另一方面它太稀松平常了。无论如何我都觉得,那个旅人有点自作自受,一个人不应该玩这种愚蠢把戏。”
时间在天亮和天黑之间转换流逝。外面是圆滚滚的太阳,里面正在进行着审问:被告饶有兴趣地观察着他自己的遭遇,陪审团的人看上去就像坐在有轨电车中对面的长椅上,到场的记者带来了俱乐部的气氛。一些证人被传唤出庭,向法官描述默尔索令人震惊的冷漠行为:他将他的母亲丢在养老院,在葬礼前抽烟,在守灵的时候打瞌睡,并且之后和情人去电影院看费南代尔的电影。检察官胜利了,他指出被告这样表现是因为他有一颗罪犯的心。“所有的这一切都不是我有意这么做的。”只是这么一句话,而且被告人的话一直没有被在场的人听明白,因而人们在想到这个并无恶意的意外事件时,总是预先将被告人看作是凶手。他私下里对制度和制度的代理人所做的唯一的让步就是“我不再那么关心我的事情了”。在法律的框架下,偶然事件变成了原因,因而这个难以辩解的犯罪行为,特别是向尸体连开四枪,就变得一目了然了。法庭外面响起了卖冰淇淋的喇叭声。a在法庭上,检察官“以法兰西人民的名义”要求判处被告死刑。
一切就这样发生了。默尔索只是很短暂地考虑了一下,是否可能存在着什么逃跑的机会—“在最后一刻跳出这个冷酷无情的法律机器,一次荒唐的奔跑”。很快他就屈从于命运,因而所剩下的时限就成了他的反思空间。他想起了自己的父亲—这个他从未见过的人,因为父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死了,他又对法国大革命和恐怖统治中的断头台进行了深入思考,接着他期待黎明的到来,因为在这期间他的耳朵里充斥着几千个声音。他的律师请求减刑的努力被驳回了,最后的希望也因此破灭了。“但是每个人都知道,人生是没有活下去的价值的。”在这里又回到了荒谬—出现了一个以前从未提及的话题:默尔索想要向世界和社会表明他的态度,完全是出于本能,而没有任何意图或努力。到目前为止一直起铺衬作用的监狱牧师的来访,是这部小说的最后的重要部分。当牧师坚持让这个被判死刑的人对上帝表示悔过和忏悔的时候,他唯一一次愤怒不已,并大发其火。无论是存在的上帝,还是这位神父—默尔索正用激烈的态度对待着他—都不是他的父亲。默尔索抓住牧师教士袍的领子,想要驱逐后者所确信不移的事情。然后他说:“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是重要的,我清楚地知道,这是为什么。他也明白这些。在我正在展开的完全荒谬的人生中,从我的未来深处,一股黑暗的气息向我迎面吹来,经年不止,一直延续到尚未到来的岁月;在这股气息吹过的路上,一切人们试图强加给我的、我生活过的同样不真实的岁月都变得极其相似了。”
这通发作起到了心灵宣泄的作用。“当我将邪恶的愤怒全部大喊出来之后,清空了所有的希望,布满星座和星辰的夜空第一次向我坦陈了世界温柔的冷漠无情。”最后一句话以特别含蓄的方式间接提到被钉在十字架上受难的耶稣,以此作为对这部作品的完结,这句话就是:“为了使一切都有始有终,为了使我不觉得那么孤独,现在我只希望,在我被处决的那一天,会有很多人过来观看,他们用憎恨的叫喊迎接我。”但是这里没有完成救赎的故事。最终的验证要求,在这里成为牺牲者的凶手与社会共同体相互对立,因为他勾销了所有属于人类的道德标准,并且在生活中只做一名“旁观者”—不能忍受无意义和偶然主宰着人生。在这样的摩擦中产生了存在的荒谬性。存在追寻着意义,而意义不可能存在。
……
在这里已经明显地营造出《局外人》的氛围了。但是,加缪希望进一步发展小说,因而他使梅尔索开始第二部分的旅程。在布拉格,梅尔索看见了天主教教义中最阴郁的巴洛克风格,那里所描绘的上帝让他感到可怕。在维也纳,他遇见了一位向他示爱的妓女。最后,他途经热那亚回到了阿尔及尔,这才在无意当中第一次想起了扎格罗斯。“他断定遗忘是一种能力,是只有孩子、天才和纯洁无瑕的人才拥有的能力。他最终领悟到为了幸福他做到了清白,他满怀愉悦之情。”(请见GT,第88页)
加缪在第三章的开题是用现在时时态表现这种幸福的。这个故事的历史叙述结构因为现在时而被中断了,“当下”在表演和生活之间充当着神秘的媒介作用。光亮、太阳、温暖、自然定义着周围的氛围,而在阿尔及尔小山上的房子——那座“面向世界的房子”——则提供了展现轻松愉快的友谊和与三位年轻女性共同生活的舞台。梅尔索对于女性的赞美是对于“没有思想的美丽”的渴望,并且从中看到“某些神圣的东西”。遥远的天堂升华了死亡的孤独性,但它却不是帕斯卡所谈到的尘世间的孤独凄凉所带来的不安感。加缪自己在履行着他评论萨特的作品《恶心》时所指出的小说这种艺术形式应该做到的义务:小说就是某种哲学思想的具体体现。因而现在他对所发生的事情做出了相应的评论:“世界总在诉说着一件同样的事情,而在这个从一个星球向男一个星球不断传递着永久真理的基础上产生了自由,这使我们从自身中解脱出来,当然在另一个永恒真理的基础上,死亡与死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请见GT,第105页)
赢得了自由,因为人们接受了,尽管世界没有沉默不语,但是其反复倾诉却没有与“超脱”联系起来:自由只是让此时此刻的存在承载了死亡的重担,在这之上,死亡应该理解成是“幸福的”,因为死亡之后就是不存在。这个故事接下来的部分讲述得很快。梅尔索和一个叫吕西安娜的女孩结婚了,他并不爱她;然后,有一天他和面向世界的房子里的女性玩伴一起登上了希诺阿山。当凯瑟琳问他是否幸福的时候,梅尔索只是指向了风景。之后,他向她解释说,他所得到的唯一的东西就是幸福的意愿,这是“一种包罗万象的而且常常存在于当下的意识”。尼采在他的著作中反复将存在肯定为永恒的回归,这种观点正是此处的主导思想,并且被有形化到日常生活当中。从登山后生病开始,梅尔索就隐居到了海边一座孤零零的房子里。胸膜炎是“致命性疾病”,没有患者能够战胜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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