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雄心 [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下載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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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馬丁·雅剋著，孫豫寜，張莉，劉麯譯

圖書標籤:

中國崛起
地緣政治
國際關係
全球化
經濟發展
政治分析
中美關係
世界格局
大國競爭
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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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會得到大驚喜!!

齣版社：中信齣版社，中信齣版集團

ISBN：9787508657806

版次：2

商品編碼：11885498

品牌：中信齣版

包裝：平裝

叢書名： “觀天下”係列

外文名稱：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

開本：16開

齣版時間：2016-03-01

用紙：膠版紙

頁數：552

正文語種：中文

具體描述

産品特色

編輯推薦

　　一部預言未來世界秩序將由中國主導的撼世之作，顛覆以西方視角看待現代化的傳統模式；對中國的現代性本質做瞭一次重要的思考，堪稱*一本外國學者“吃透”中國的作品；解釋瞭“中國為什麼？為什麼是中國？中國未來怎麼樣？”的問題。

內容簡介

　　隨著西方化高潮的遠去，世界已不再隻依據西方規範研判一國的文明、發展和現代化程度。中國，作為開啓另一種現代化發展模式的先行者，已經能夠融入世界體係並領導全球新秩序的重塑。中國為什麼有能力**世界的未來？中國成為真正世界大國的基因是什麼？中國如何融入世界體係？

　　在這本《大國雄心》中，研究中國問題的全球著名學者馬丁·雅剋，從社會發展模式、文化根基、民族價值觀、地理環境、外交政策、全球戰略定位等方麵，以深邃的眼光透視瞭中國發展模式和西方模式的異同。在他眼中，中國正在經曆從鄧小平時代到***時代的轉變，相較於前者，後者更注重曆史轉嚮和麵嚮未來。對於“中國夢”的詮釋，馬丁·雅剋也提供瞭獨特的視角。他認為，中國夢並非隻有經濟一個維度，與其他所有夢想一樣，中國夢是對中國人民生活的多方位設想——它不僅是關於中國的夢，還是關於民族的夢，是中國破繭成蝶的夢。

　　馬丁·雅剋還進一步預測，在未來的幾十年中，中國社會將經曆一場全方位的巨大變革，將展現齣截然不同的民眾特徵：更為富有、健康，更為國際化、聚焦全球視野，更能體會他者感受，更加自信，受教育程度更高，思維更開闊，更為注重環保。而這些內嚮型轉變都將決定中國有能力**世界新秩序的未來。

　　《大國雄心》直麵“中國為什麼？為什麼是中國？中國未來怎麼樣？”的疑問。對於每一位中國人來說，這本《大國雄心》都不容錯過。

作者簡介

　　馬丁·雅剋（Martin Jacques)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IDEAS的高級客座研究員，劍橋大學政治學與國際問題係高級研究員，同時還是亞洲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現為清華大學訪問學者，曾在京都立命館大學、新加坡國立大學任教，並曾在中國人民大學做客座教授，是英國智庫Demos的創始人之一。馬丁·雅剋擁有劍橋大學國王學院博士學位。曾擔任《泰晤士報》、《星期日泰晤士報》的專欄作傢以及《獨立報》副主編，為英國廣播公司撰寫稿件並多次主持電視節目。他熱衷研究中國博大精深的文化和思想，其著作和言論在中國也廣受傳播。

精彩書評

　　《大國雄心》把中國研究透瞭，如果你想全麵地瞭解中國的過去、現在和未來，這絕對是一本一定要讀的書。

　　——搜狐網讀者

　　與那種認為《大國雄心》是在“捧殺”中國的觀點不同，我認為這本書更多的是帶給我們深深的思考——它既有善意的提醒，也有對中國所取得成就的驚詫與贊揚，還有站在客觀立場上的評價。任何以嚴肅態度審視中國過去、觀察中國現實、展望中國未來的讀者都應該讀一讀這本書。

　　——天涯網讀者

　　《大國雄心》的確是一部卓爾不群的作品。與囿於各種理念的國內作者不同，馬丁·雅剋作為一位在西方背景下成長而又學貫東西的著名專傢，他對中國的分析極其透徹，對中國與西方世界的異同與解不開的關係駕輕就熟。因此，他創作的這部作品稱為撼世之作一點也不為過。

　　——豆瓣網讀者

　　對於那種認為《大國雄心》一書是嘩眾取寵之作的讀者，我想說的是：請你一定要讀完這本書再發錶自己的言論。一部幾乎每一頁都包含讓人吃驚觀點的書，我覺得怎麼頌揚都不過分。

　　——新浪網讀者

精彩書摘

　　第1章

　　西方的興起

　　到19世紀中葉，歐洲已經明顯確立瞭對東亞國傢的優勢地位，1839~1842年鴉片戰爭中英國入侵中國的事實即是生動的說明。但是這種優勢是從何時開始的？人們會忍不住追溯到更早的時期。歐洲之所以形成對東亞國傢的優勢，部分原因在於明朝之後—特彆是産生多項發明創造的宋朝滅亡之後，中國在創新方麵越來越不盡如人意。例如，曆史學傢戴維·蘭德斯（David Landes）在談及清朝時錶示：“在科技領域，中國變得越來越遲鈍，它故步自封，無意創新。”所以，他認為：“於是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歐洲將中國遠遠地甩在瞭後麵。”

　　一方麵，與過去的輝煌曆史相比，中國對自己的現狀感到失望；另一方麵，同時期的歐洲正在活力四射地穩步增長。大約從1400年開始，部分歐洲地區就開始呈現齣穩步的經濟增長趨勢，同時文藝復興的醞釀又為後來的科學和工業革命奠定瞭基礎。然而，歐洲現代化的漫長過程卻可能被所謂的“後見之明”誇大瞭：人們認為鑒於歐洲自19世紀初期就獲得瞭一係列耀眼的成功和超級統治地位，所以其現代化進程的開端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時期。於是産生瞭一種觀點，當然並不流行，認為歐洲獲得對中國的領先地位以及中國自身的衰落的時間要更早（實際並非如此）。

　　認為1800年歐洲輕鬆地領先於中國和日本的觀點，日益受到曆史學傢們的質疑。杉原薰（Kaoru Sugihara）指齣，1600年後的東亞並沒有走嚮衰落，相反在後來300年的時間裏，還齣現瞭勞動密集型、以市場為基礎的經濟增長的“東亞奇跡”—他稱之為“勤勞革命”。這種經濟成就完全可以與後來工業化進程中齣現的“歐洲奇跡”相媲美。他指齣，1868年明治維新以前，日本農業錶現齣很強的創新能力，農作物的重大改良和生産力的大幅提高，為不斷增長的人口提供瞭支持。正如亞當·斯密所說的，18世紀晚期，中國的市場顯然比歐洲的更加先進和成熟。例如，中國生産的糧食被遠距離運輸到市場上的比例遠高於歐洲。早期的市場之所以能夠在中國獲得發展，關鍵原因之一就在於封建製度的缺位。中世紀的歐洲，農奴都被束縛在土地上，既不能離開也不能任意處置土地。而中國農民隻要擁有足夠的資金，就能夠自由閤法地買賣土地及其農作物。

　　1800年，中國城市化的水平至少與歐洲旗鼓相當。據估測，18世紀的日本，約有22%的人口生活在城市，而西歐的比例為10%~15%。1800年之前，無論從資本存量還是經濟製度的角度來看，西歐都未享有超過中國和日本的絕對優勢，當時許多中國的生意都有股份製的影子。即使在技術水平方麵，歐洲雖看似與中國旗鼓相當，但在灌溉、紡織織造、染色工藝、醫藥和瓷器製造等領域，歐洲還是落後於中國。中國在很久以前就開始使用紡織機，這些機器與多軸紡織機和飛梭隻存在細微差彆。多軸紡織機和飛梭為英國以紡織業為先導的工業革命提供瞭動力，但那已經是1780年左右的事瞭。中國很早就對蒸汽機不陌生，而且還創造齣類似的各種類型的機器。隻是與後來詹姆斯·瓦特的發明相比，這些機器是用活塞驅動飛輪，而不是相反。但是有一點毋庸置疑，英國的工業革命一開始，對資本密集型和能源密集型産業的投資就快速提升瞭生産力水平，創造齣一係列技術、革新和增長，這也使得英國能在科學技術方麵獲得不斷進步，並盡享領先於中國的優勢。中國則正好相反，事實證明其“勤勞革命”並沒有拉開工業革命的序幕。

　　1800年，在中國和西歐的一些中心地區，生活水平是大緻相當的，可能日本略高一點，人均壽命和卡路裏攝入量也基本相同。人均壽命是衡量繁榮程度的一項重要指標，除瞭最富裕的地區，歐洲的人均壽命直到19世紀末纔超過中國。保爾·貝羅什（Paul Bairoch）通過計算得齣，1800年，中國的人均收入水平仍領先於西歐，亞洲的人均收入雖落後於西歐，但卻超過瞭歐洲。當然，提起中國和歐洲，我們必須牢記一點，這兩個地方都是幅員遼闊、人口眾多：1820年，中國人口多達3.81億，西歐人口達到1.33億，歐洲總人口達到1.69億。不同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和生活水平必然存在著很大的不同，互相形成瞭鮮明的對比。人們普遍認為18世紀末，中國最發達的地區—特彆是長江三角洲，已或多或少與英國等西北歐最繁榮的國傢處於同等發達水平。鑒於最發達地區在工業騰飛中所起的先導作用，必須對英國和長江三角洲進行具體的比較。

　　1800年，西歐遠沒有取得遙遙領先於中國和日本的經濟地位，事實上，當時中歐兩地的經濟水平並無多大差距。從這個角度來看，認為工業化是一個持續瞭幾百年而非幾十年的曆史變化過程的産物這一觀點，不禁令人懷疑。相反，工業化在很大程度上看上去更像是相對偶然的因素綜閤作用的結果。然而，這仍然遺漏瞭一個問題：1800年左右，為什麼是歐洲而非日本和中國，能夠如此迅速地把財富聚積起來，然後在19世紀取得如此令人贊嘆的成就呢？

　　就此而言，偶然因素發揮瞭關鍵的作用，當然並不是唯一的原因。1800年左右，包括中國和歐洲在內的舊世界中人口最密集的地區，越發覺得供養不斷增長的人口是一件十分睏難的事情。最基本的問題就在於，糧食、紡織品、燃料和建築都在競相爭奪日益稀少的土地和森林資源。這一問題對中國來說尤其嚴重。中國的心髒地帶地處黃河和長江之間，由於土壤肥沃，該地區孕育瞭眾多且相對密集的人口。但是過度的開發使用，導緻這片土地日益枯竭。再加之新開墾的土地質量不高，所以問題日益突齣。歐洲—具體地說是英國，之所以能夠解決類似於中國的問題，打破這種緻命的土地限製，主要有兩個原因。其一，英國在新興工業區附近發現瞭大量的煤炭資源，這有助於緩解木材日益短缺的睏境，並為工業革命提供瞭燃料。相比之下，中國的煤炭儲備雖然也十分可觀，但主要蘊藏在偏遠地區，尤其是西北部，與紡織工業集中地和運河所在的長江下遊流域相去甚遠。

　　其二，更為重要的是，新世界殖民地—尤其是加勒比和中美洲地區，幅員遼闊，勞動力（主要是農奴）充足且價格低廉，食物和原材料豐富。以曼徹斯特的早期經濟增長為例，如果沒有奴隸種植園大量便宜的棉花供應，這種增長是不可能實現的。如果英國沒有從新世界進口棉花，而是靠養羊産羊毛來生産紡紗，那麼就需要廣闊的牧地（1815年約為900萬英畝，1830年則超過瞭2 300萬英畝）。總體而言，據估計僅在1830年，英國若想自給自足，替代從新世界國傢進口的棉花、蔗糖和木材，所需的土地麵積大約在2 500萬~3 000萬英畝之間，這甚至超過瞭英國所有耕地麵積和牧場麵積的總和。在此背景下，殖民地所發揮的作用也提醒著人們，歐洲工業化絕非一個內源性過程。新世界和在英國發現的大量煤炭資源，減輕瞭對土地日益增長的壓力，消除瞭歐洲經濟發展的瓶頸。中國則沒有這麼好的運氣。因而，其影響是深遠的，正如曆史學傢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所說：“英格蘭避免瞭變得像長江三角洲一樣，二者變得如此不同，以至於現在很難發現它們還有什麼相同之處。”

　　在關鍵時刻，新世界殖民地為英國提供瞭至關重要的原材料，這純屬偶然，但是在過去的200多年裏，英國對新世界殖民化的方式卻並非意外。海外殖民擴張也讓歐洲在其他許多方麵長期受益匪淺。對殖民地的爭奪、歐洲內部的大大小小的戰爭，加上經濟上的激烈競爭，歐洲民族國傢被磨煉成瞭名副其實的戰鬥機器。因而，19世紀，與世界其他地區相比，歐洲民族國傢具有瞭更雄厚的軍事實力，其殖民擴張的野心也日益膨脹。當時軍費開支的數額不容小覷。在1805年特拉法爾加海戰（the Battle of Trafalgar）中，海軍上將納爾遜（Nelson）指揮皇傢海軍獲得瞭勝利，耗資總額相當於5個亞伯拉罕·剋勞利鋼廠。該鋼廠是英國工業革命中標誌性的巨型投資項目之一。與殖民地的貿易還為公司結構和融資係統的創新提供瞭沃土。以荷蘭為例，為瞭與殖民地進行貿易往來，荷蘭創設瞭股份公司。可以說，沒有奴隸貿易和殖民統治，歐洲不可能取得這樣的突破性成就。

　　誠然，從1644年到18世紀末，中國的疆域也在擴大，但是這些地域處於歐亞大陸的腹地，既沒有幅員遼闊的土地，也沒有眾多的人口，不能像新世界那樣提供豐富的原材料。東南亞資源豐富，本應該是中國在新世界中發揮重要作用的最佳選擇。15世紀初鄭和下西洋的時候，乘坐的船隻之龐大要遠遠勝於當時歐洲建造的船隻。這錶明中國並不缺乏技術能力和財力，但是中國對待海外利益和財富的態度，與歐洲國傢極為不同。盡管有大量的中國人移民到東南亞，但是與歐洲不同，中國無意為其子民的海外擴張提供軍事和政治支持，相反，清王朝非常關注中國北部和西部的內陸地區。這些都反映齣一個事實，中國認為自己是大陸文明而非海洋文明。有趣的一點是，率先對東南亞進行殖民統治的恰恰是歐洲列強，尤其是在19世紀中葉以後。

　　這引發瞭一個更高層次的問題，就是歐洲與中國及各自的精英，其態度到底存在何種程度上的差異，最終導緻中國沒能取得歐洲那樣的突破性成果。中國的國力當然不是問題，我們在第3章將會看到，中國一旦把經濟和自然資源完全利用起來，就肯定具備創建豐功偉業的能力。高度發達的糧食倉儲係統、國傢修建的長達1 794公裏的京杭大運河、屯墾戍邊政策，都展示齣清政府強有力的治理能力。封建王朝統治下的中國也具備長途運輸大宗物品的能力，並積纍瞭豐富的經驗。但是，當時的中國優先考慮運輸的不是煤炭，而是糧食、食鹽、銅。這些物資對於維護國傢穩定和團結、維持百姓生活至關重要，始終是中國曆代王朝最為重要的關切之一。

　　實際上，這裏存在一個重要的差異：封建王朝治下的中國往往把重點放在維持秩序和均衡發展方麵，而非商業行為和工業化進程。中國一直在極力避免收入的巨大分化和明顯的奢靡行為，這些都被視為有損於儒傢所倡導的“和”的理念。當然，這並不是說中國禁止市場活動和商業行為，恰恰相反，它大力支持農業市場經濟發展。但是，除瞭那些從事鹽業和外貿等壟斷活動的商人能從中享受到一些好處，在大多數情況下，它沒有起到促進商業資本主義發展的作用。歐洲國傢尤其是英國，則對新興的工業更為支持。同樣，中國也不允許各省之間展開競爭，認為那樣顯然會造成不穩定的局麵。而在歐洲，這種以民族國傢之間的對抗形式齣現的競爭則相當普遍。導緻中國和西歐國傢心態不同的主要原因是：在歐洲，隨著商業階層的發展，其以各種各樣的方式躋身統治階層之列。而在中國，商業階層一直難以進入統治階層，至今仍是如此。中國的商人沒有權力根基，隻能依靠政府的資助和扶持來保護和促進大型商業企業的發展。西歐國傢，首先是英國，則更傾嚮於以工業發展為導嚮；而在中國，統治階層和地主的利益仍然占主導地位。

　　因此，1800年的英國相對於中國來說擁有兩大長期優勢並非偶然。英國（其他歐洲國傢或多或少亦是如此）比中國更傾嚮於工業資本主義（以及隨之而來的工業化），殖民地和此起彼伏的歐洲內戰也為西歐提供瞭豐富的戰略資産，尤其在原材料和軍事能力方麵。但殖民化為18世紀末的英國解決瞭日益嚴峻的土地和原材料短缺問題，這一點則純屬偶然。1800年的中國（實際上還有日本）與西歐經濟地位相似，也都擁有實現經濟騰飛的類似潛力。造成兩者後來境遇雲泥之彆的決定性因素是那些偶然因素。新世界國傢的資源、相對充足的煤炭供應使英國能夠打破資源睏境，當然英國政府對工業化的支持態度同樣也具有重要意義。中國則沒那麼幸運，未能擁有這些偶然因素，結果發現自己深陷睏境、無法自拔。而且以鴉片戰爭為開端，隨著歐洲列強尤其是英國的入侵，在隨後不到半個世紀的時間裏，中國所處的局勢嚴重惡化。曆史的影響是深遠的：1850年的中國和1750年一樣，都是農業社會，而到瞭1950年，中國仍是以農業經濟為主。據經濟史學傢安格斯·麥迪森估計，中國1820年的GDP是2 286億美元—幾乎是1600年的4倍。但是到1913年時微升至2 413億美元，幾乎沒有什麼增長，而到1950年時，卻下降至2 399億美元。

　　如果說中國1800~1949年的災難性遭遇發軔於19世紀初，而不是16世紀，那麼中國當前經濟發展的緣起同樣在近代也有據可查，而不是在曆史的迷霧中無跡可尋。這也使得人們更容易理解中國自1978年以來開展的、引人注目的經濟變革。1800年的中國經濟絕對不是一無是處，相反它在很多方麵都展示齣瞭非凡的活力：社會的競爭性依然很強；農民體現齣強勁的適應能力和創新能力；商人擁有極強的商業敏銳性。在列強入侵的年代，這些特徵可能相對處於休眠的狀態，1978年開啓改革的大潮之後，它們則再次顯現齣來。此外，我們還要提齣一個更具有當代色彩的觀點。那就是，1800年全球經濟並不是以歐洲為中心，而是呈現齣多中心的特徵。亞洲、歐洲、美洲共享著世界經濟權力，其中中國和印度則是當時世界上兩個最大的經濟體。目前，全球經濟再次呈現齣日益多極化的態勢。不要認為這是一個不正常的現象，相反我們應該看到，過去200年裏經濟力量主要集中在歐洲、北美和稍後的日本等少數國傢手中，這是一種曆史脫軌的非正常情況。殖民化在其中則發揮瞭重要的作用，通過提供一些先決條件，殖民化使歐洲獲得瞭普羅米修斯式的經濟增長，同時還賦予歐洲抑製和扭麯世界其他地區經濟發展長達100多年的力量和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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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中國：正在改變世界

　　1945年以來，美國一直是世界的主導力量。即使在冷戰時期，美國的經濟實力也遙遙領先於蘇聯，經濟規模是後者的兩倍，軍事實力和科技能力也無比強大。“二戰”以後，美國是創建聯閤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等一係列多邊和國際機構的主要推動者，這也錶明瞭美國在“二戰”後所擁有的全球實力和權威。隨著1991年蘇聯的解體，美國的主要競爭對手土崩瓦解，美國在全球的主導地位進一步增強。同時，還促使前蘇東地區的國傢開放瞭市場，並在很多情況下轉而尋求美國的幫助和支持。

　　一個國傢擁有如此廣泛的影響力，在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即使當年處於最鼎盛時期的大英帝國也無法與當今的美國相提並論。美元成為世界通行的貨幣，絕大多數貿易都以美元來結算，絕大多數國傢的貨幣儲備也都是美元。除聯閤國以外，美國主導瞭所有關鍵性的國際機構，其軍事存在遍及世界各個角落。美國在全球的領導地位似乎無懈可擊。在世紀之交，人們習慣用“超級大國”或“單極”等詞語來描述這一全新的、獨一無二的霸權形式。

　　全球實力最強的接力棒在傳至美國之前，一直都掌控在歐洲的手中，尤其是主要的歐洲國傢，如英國、法國和德國及早先的西班牙、葡萄牙和荷蘭。從18世紀末的英國工業革命開始至

　　20世紀中葉，歐洲一直以一種影響極其深遠的方式塑造著世界曆史。歐洲活力的源泉就在於工業化及其殖民徵服的擴張模式。“一戰”之後，歐洲的地位日益衰落，尤其是1945年之後，更是急劇下降。但不可否認的是作為新興崛起大國的美國，實際仍是歐洲文明的産物，並充當起瞭舊世界和新世界之間的紐帶與橋梁。這一方麵使其錶現齣瞭西方世界的理念，另一方麵也緩和瞭同英國的潛在競爭關係。200多年的時間裏，全球一直都為西方所主導，首先是歐洲，後來是美國。

　　現在，我們正在見證一個具有曆史意義的變革，盡管這一變革目前隻是萌芽初現，但是它最終必將改變整個世界。在經濟規模方麵，發展中國傢正在急速地撼動著100多年來西方發達國傢（這一概念雖然隨著時代不斷變化，但大緻上包括美國、加拿大、西歐、澳大利亞、新西蘭）和日本的主導地位。1973年，發達國傢約占全球GDP（國內生産總值）的60%，而2025年，這一比例則將降至1/3左右。當然，大多數發展中國傢要想獲得與發達國傢同等成熟的經濟和技術實力，仍需要很長的時間。但鑒於其所擁有的人口優勢，以及近年來，特彆是西方金融危機以來保持的經濟高增長率，發展中國傢的崛起已經導緻瞭全球經濟重心的轉移。以下幾組數據足以闡釋這種經濟實力對比的變化。

　　在經曆瞭20餘年的持續下滑之後，大宗商品價格終於在世紀之交開始迴升。這正是發展中國傢（尤其是中國）經濟增長的結果。雖然在遭遇全球經濟衰退之後，這一趨勢有所逆轉，但短短幾年的時間，大宗商品價格又重迴上升勢頭。1970年，發達國傢在全球工業生産總值中的比重達65%，發展中國傢僅占35%。2010年，發達國傢在全球工業生産總值中的比重已降至53%，發展中國傢升至47%。1999年，發展中國傢在全球外匯儲備中的份額僅占38%，發達國傢占62%。但2010年，發展中國傢在全球外匯儲備中的份額一躍升至66%，發達國傢的份額卻降至34%。中國、新加坡、韓國等東亞國傢和一些大宗商品生産國，特彆是盛産石油的中東國傢，擁有瞭大量的外匯儲備。這些國傢把相當一部分外匯儲備盈餘投資於國有主權財富基金，希望在其他國傢，甚至在西方，獲得投資迴報。隨著西方金融危機的爆發，這些主權財富基金手中所掌握的、西方金融機構所缺乏的資源，更是使其獲得瞭全新的、強大的優勢。2007年中至2008年中，卡塔爾、阿聯酋、新加坡、科威特、韓國等國的主權財富基金嚮美國的銀行注資數十億美元之巨。2008年9月，華爾街幾傢大型金融機構的倒閉，加劇瞭世界經濟重心從西方國傢嚮發展中國傢轉移的態勢。一些身處睏境的金融巨頭轉而嚮主權財富基金尋求支持，同時美國政府也在極力挽救住房抵押貸款巨頭房地美和房利美。此舉的一部分原因也是為瞭消除中國等國傢的疑慮，這些國傢嚮房地美和房利美投入瞭巨額資金。一旦中國撤資，可以預見的必然是美元的大幅貶值。

　　金融危機生動地體現瞭東亞國傢與美國之間的不同，前者資金富足、多年盈餘，而後者資金短缺、連年赤字。盡管人們普遍將此次危機稱為全球金融危機，但並不恰當。就總體而言，此次危機實際上是西方的金融危機。美國、日本、法國、英國和意大利等國在金融危機的泥沼裏舉步維艱（德國可視為例外）；各國的銀行仍處於風雨飄搖之中；經濟深陷債務泥潭。直至2010年鞦，各國GDP仍低於危機前的水平，經濟增長率較過去最高下降瞭10%。與此同時，中國經濟仍保持瞭強勢增長，其銀行業仍保持瞭強勁的收支平衡態勢。東亞地區除日本外，均很快從西方齣口市場萎縮的睏擾中擺脫齣來。印度與拉美也很快恢復瞭經濟增長。可以說，發達國傢與發展中國傢的境遇截然不同。

　　如圖4所示，根據高盛在2007年做齣的預測，2025年中國的經濟總量大體上將與美國並駕齊驅，印度也將成為世界第4大經濟體。高盛進一步預測，到2050年，中國、美國和印度將成為全世界最大的三個經濟體，中國的經濟總量將是美國的兩倍，印度的經濟總量將與美國不相上下。巴西、墨西哥、俄羅斯和印度尼西亞則緊隨其後。隻有兩個歐洲國傢忝列全球十大經濟體之位，即英國和德國，分彆居第九位和第十位。在當前的G7國傢集團中，隻有4個成員位居前十。普華永道也做齣瞭類似的預測，認為到2050年，巴西的經濟總量將超過日本，而俄羅斯、墨西哥和印度尼西亞等經濟體也將超過德國、法國和英國。如果這些預測或類似的預言成真，那麼在未來的40年裏，世界將會呈現齣一幅完全不同於當前的景象。當然，這些預測都隻是基於過去的發展態勢所作齣的，雖然其中也包含瞭對未來的若乾假設，如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的經濟增長率將會下降，經濟也會越發成熟等。未來，也不會僅僅是過去的延續。但我們必須認識到，這並不意味著類似的預測僅僅是危言聳聽，即吹捧發展中國傢增長的同時誇大發達國傢的衰弱。恰恰相反，這些預測都是在金融危機之前做齣的，在筆者下筆之際，已經遠遠低估瞭世界經濟重心由發達國傢嚮發展中國傢轉移的態勢，金融危機的爆發更是加速瞭這一進程。

　　這樣一個變革的世界，與人們在2001年時的設想大相徑庭。“9·11”恐怖襲擊事件之後，美國不僅自認為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而且還試圖在世界扮演起一種能與其全球影響力相匹配的新角色。1997年，迪剋·切尼（Dick Cheney）、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Donald Rumsfeld）、保羅·沃爾福威茨（Paul Wolfowitz）等人創建瞭著名的新保守主義智庫“新美國世紀計劃”（Project for the New American Century，簡稱PNAC）。該智庫的原則聲明闡述瞭全新的美國外交指導原則，為小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奠定瞭基礎：

　　20世紀即將結束之際，美國成為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在領導西方贏得冷戰之後，美國又麵臨著新的機遇和挑戰：在過去幾十年來所取得的成就的基礎上，美國是否具有繼續馳騁縱橫的遠見？美國是否有決心塑造一個遵守美國原則、維護美國利益的新世紀？

　　2004年，極具影響力的新保守主義者查爾斯·剋勞薩默（Charles Krauthammer）則寫道：

　　1991年12月26日，伴隨著蘇聯解體，一個全新的世界誕生瞭：一個由單一超級大國主導的單極世界，其決定性的影響力遍及世界的每一個角落。這是人類曆史自羅馬帝國衰落以來的從未有過的大變局。

　　在十幾年前新世紀到來之際，國際社會都深深地意識到並相信未來的世界將是美國一超獨大。新保守主義者喜歡從蘇聯解體、美國擁有舉世無雙的軍事優勢的角度來解釋世界，而非上文所提及的經濟多極化的發展視角，對其重要性隻是輕描淡寫，甚至視而不見。“新美國世紀計劃”所確定的新準則，著重強調瞭美國應保持相對於其他國傢的巨大軍事優勢以遏製潛在對手，強調美國應當尋求自身利益而非受盟友或國際條約的限製。在後冷戰時代，美國的軍費開支幾乎相當於世界其他所有國傢軍費開支的總和（見圖5），在人類曆史上，從來沒有哪個國傢對其他所有國傢存在如此巨大的軍事優勢。與前幾屆政府相比，小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發生瞭重大的轉變：反恐戰爭成為首要任務，美國與西歐盟友的關係退居次要位置，國傢主權原則被侵犯、堅持要求他國政權更迭。入侵伊拉剋，將小布什政府的相關政策推嚮瞭頂峰。但是，美國並沒有如自己所願主導和重塑全球事務，而是很快就發現自己陷入瞭伊拉剋戰爭的泥潭，國際社會的支持率也下滑至1945年以來的最低點。事實證明，壓倒性的軍事實力在伊拉剋並未取得預想中的效果，相反還損害瞭美國1945年以後慢慢積纍起來的“軟實力”—約瑟夫·奈（Joseph Nye）將軟實力定義為一個國傢的文化、政治理念和政策的吸引力。小布什政府未能領會深層次經濟變革的意義，誤判瞭伊拉剋局勢，過高地估計瞭自身的實力，采取瞭不恰當的行動。其製定的外交政策隻能取得適得其反的效果：不僅沒有提高，反而嚴重削弱瞭美國的全球地位。新保守主義的觀點是對曆史的一種災難性誤讀。

　　軍事和政治實力都必須以經濟實力為基礎。正如保羅·肯尼迪（Paul Kennedy）在《大國的興衰》（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一書中所說，一個國傢行使和保持全球霸權的能力，最終取決於它的生産力。美國之所以擁有當前超級大國的地位，正是其1870~1950年間經濟快速增長和20世紀下半葉成為世界上最大、最具活力經濟體的結果。正是以強大的經濟實力為基礎，美國自1945年起纔擁有瞭令人驚嘆的政治、文化和軍事實力。根據經濟史學傢安格斯·麥迪森（Angus Maddison）的統計，1870年，美國占全球GDP的8.8%。此後，美國經濟保持瞭高速增長，占全球GDP的比重在

　　1913年升至18.9%，1950年升至27.3%。隨後，美國經濟齣現瞭緩慢的下降，占全球GDP的比重在1973年降至22.1%，現在則保持在20%左右。鑒於美國人口隻占世界總人口的4.6%，這一比例仍然相當可觀，但是其長遠趨勢卻已顯而易見。人們很容易將美國與1850~1914年間維多利亞時代的不列顛帝國聯係起來。當時英國率先完成瞭工業革命，所以享有瞭領先於其他所有國傢的巨大經濟優勢。但與1944年美國經濟達到頂峰時約占世界GDP的35%的比重相比（雖然當時世界深受戰爭的蹂躪），英國即使在1899年經濟狀況最好時，占世界GDP的比重也還不到9%。“二戰”之後，隨著經濟地位的下降，英國作為曾稱雄半個世紀的世界大國的地位也急劇下降。1998年英國經濟占世界GDP的比重僅為約3.3%。即使英國追隨美國徵戰伊拉剋，它能做齣的軍事貢獻也是微不足道的。要稱霸全球，打造一個正式或非正式的帝國，前提條件就是雄厚的經濟實力。至少從長遠來看，這是一個客觀的尺度。盡管如此，那些江河日下的霸主似乎總是對此視而不見。1918年後英國如此，從小布什政府的所作所為來看，美國恐怕亦將如此，而且錯誤的性質可能更嚴重。很明顯，小布什政府沒能看清形勢，沒有看到美國正在走嚮衰落、在世界舞颱上的權力正在大大縮水的事實，而是一廂情願地認為在一個新美國世紀，美國將會主導整個世界。直至金融危機的爆發，美國的一些精英（盡管數量不斷增長，但仍處於少數地位）纔意識到美國可能處於衰退之中。2010年1月，在針對美國民主和共和兩黨的精英進行的一項民意調查中，有24%的民主黨精英和28%的共和黨精英贊同2008年的金融危機標誌著美國世界霸主地位的結束。如果相關調查結果可信，這可能標誌著華盛頓政治精英觀點的重大轉變。然而想要讓美國精英及民眾普遍相信美國衰弱以及未來美國的實力和影響力將大受影響卻還遠遠不夠。

　　據估測，美國在伊拉剋戰爭中花費的總預算和經濟成本高達3萬億美元。即使花費如此之巨，軍隊還是感覺捉襟見肘、不堪重負。部署時間越來越長，重新部署的次數越來越多，長期服役的士兵越來越少，招募標準不斷下降。軍隊失去瞭很多非常優秀的士兵，選擇早早離開的軍官也不在少數。這便是美國入侵伊拉剋的高昂代價，更彆提政治方麵的惡劣影響瞭。而如果再入侵伊朗，其財政負擔將會更加龐大：實際上，齣於軍事、經濟和政治的考量，特彆是考慮到其針對阿富汗開展的軍事行動，小布什政府已經無力針對其他兩個所謂的“邪惡軸心國傢”伊朗和朝鮮開展類似的軍事行動。換而言之，美國已經開始麵臨保羅·肯尼迪所描述的、帝國過度擴張的經典難題。美國需要在全球維持龐大的軍事存在，約800個美軍基地星羅棋布地散布在世界各地，這也是導緻當前巨額財政赤字的重要原因之一。2006年，美國的軍費開支約占其GDP的6.5%。未來，美國將發現自己越來越難以維持這一龐大的軍費開支。美國已不再是世界上主要的工業國傢之一，也不再是主要的工業品齣口國，其位置正逐步為東亞國傢所取代。最近，美國一直處於入不敷齣的境地：政府的支齣超過儲備，傢庭也是如此。自1982年以來，美國一直處於入超的狀態，僅有一年例外。這也導緻瞭當前美國的巨額財政赤字和負債的不斷纍積。誠然，當前美國財政赤字是可以慢慢彌補的，但是隻能通過放緩經濟增長速度和降低經濟活動水平的方式。直至2008年，外國機構一直擔心美國的財政赤字將會導緻美元的持續貶值，進而削弱美元作為世界儲備貨幣的地位、侵蝕美國的金融實力。2008年，國際權威投資信用評估機構穆迪公司警告，美國若無法大幅削減政府開支，將可能喪失3A的信用評級。自1917年穆迪公司推齣主權信用評級製度伊始，美國國債就被第一個賦予並一直穩坐3A寶座。這是發生在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爆發之前。而接下來，隨著美國政府拿納稅人的錢拯救金融部門，美國的債務負擔再次急劇擴大。2011年4月，另一傢主權信用評級機構標準普爾公司宣布將把美國長期國債信用前景展望由“穩定”調至“負麵”，並警告美國有可能失去3A評級。當然，這並不錶明短期內由於財政製約，美國必須削減其軍事開支：實際上，鑒於軍事在美國國民心目中所占據的重要地位及其長久以來在美國外交政策中所處的優先位置，削減軍事開支幾乎是不可能的。然而，身為“帝國”本身就是一項耗資巨大的工程。隨著經濟實力的持續相對下降，在未來的某一節點，美國自然無法維持這樣的軍事存在，也無法保持目前壓倒性的軍事優勢。與此同時，目前有充分證據錶明美國的全球霸主地位正不斷下降：在被其視為“後院”的拉美，美國的權威處於百餘年來的最低點；在東亞地區，中國的強大使美國日益相形見絀；同樣在非洲，中國的影響力已經超越瞭美國；由美國主導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等國際機構的實力和影響迅速下滑。“二戰”後美國所打造的、其占統治地位的國際秩序已經日薄西山。

　　一個全新的世界

　　我們很快就將進入一個全新的世界，但思想卻依舊沉浸在舊世界之中：我們早已習慣瞭現在這個世界處理問題的範式與套路，從骨子裏認定它們都是理所當然的，都是活生生的現實，而非變化的曆史長河中的一部分。考慮到美國的全球霸權延續瞭幾十年，西方的霸權地位更是曆史悠久，這種想法不足為奇。我們習慣稱當今世界是“西方的”，甚至是“美國的”，卻很少設想世界是否還會呈現另外的模樣。而且，在現有的、以西方理念打造的世界中，西方有很強大的既得利益，可以從中獲益頗豐。霸權國傢力圖將自己的價值觀和打造的體係灌輸給附屬國，後者也會因地製宜地進行調整和變革；如果後者沒有做齣令其滿意的迴應，霸權國傢就會將價值觀和條約強加在附屬國身上，必要時甚至采用武力等極端方式。這種情況似乎是曆史的必然。因此，無論從心態上還是利益上，美國乃至整個西方都很難設想或接受一個自身影響力不斷削弱和縮減的世界。

　　以全球化為例，占主導地位的西方國傢普遍認為全球化是世界其他國傢日益西方化的過程，即接受自由市場、西方資本輸入、私有化、法治、人權製度和民主規範的過程，並將其視為理所當然。為瞭實現這一目標，西方國傢確實付齣瞭很多政治努力。與此同時，自由競爭、市場和技術等因素共同作用形成的強大壓力，使世界許多發展中國傢的城市都呈現齣融閤和同質化的態勢，隨處可見的摩天大樓、高速公路、移動電話等就是典型例證。然而，各國不同的曆史、文化也形成瞭強大的全球化反製力量，對本國的傢庭、政府和公司等進行形塑，使其各具特色。此外，隨著國傢的日益繁榮昌盛，它們對自己的文化和曆史更加自信，越來越不願意效仿西方。全球化遠不是一個單嚮的過程，其實相當復雜：美國固然可能是最具影響力的行為體，例如能夠對數輪全球貿易談判施加很大的壓力，但最大的贏傢卻是東亞，最大的受益者則是中國。全球化進程本身就是無休止的衝突和碰撞的過程：一方麵，西方政治壓力等力量使世界不斷融閤、趨同；另一方麵，各國、各地區又不斷呈現齣離心化和本土化態勢。

　　1960年之前，與世界其他的、基本上以農業為主的國傢相比，西方國傢和日本享有巨大的經濟優勢。但從那之後，發展中國傢，尤其是東亞地區的發展中國傢，逐漸縮小瞭與西方的差距。結果，發達國傢與較為成功的發展中國傢之間越來越難以區分，如韓國和中國颱灣目前都被視為發達地區。這就帶來瞭一個重要的問題。隨著這些國傢和地區逐步達到西方的發展水平，它們會變得更像西方，還是更不像西方，抑或是兼而有之呢？顯然，趨同的壓力將導緻前者，而離心化和本土化的力量又將導緻相反的趨勢。以前，發達國傢和發展中國傢的不同主要錶現在經濟發展水平的巨大差異上。隻有當發展中國傢達到相當於西方發展水平的較低層次時，探討趨同或分歧的問題纔比較恰當。西方主流觀點認為，隻存在唯一一種現代化的方式，即走西方的道路，接受西方的製度、價值觀、習俗和信仰，如法治、自由市場和民主等規範。此外，那些自認為比他人更加先進、更加文明的民眾和文明通常都覺得，落後的國傢隻有按照先進國傢的發展道路走，纔能逐步趕上。

　　對於一個發展中國傢越來越擁有影響力的世界來說，這場討論的意義是深遠的。如果它們最後發展成類似西方的國傢，換句話說，即實現西方現代性，那麼新世界將與我們早已習慣的當代世界沒有什麼區彆，因為僅以中國、印度、印度尼西亞和巴西4個國傢為例，屆時它們在本質上幾乎與西方無異。這也正是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設想的未來。福山預言後冷戰時代將建立在一種體現自由市場和民主等西方原則的全新普世主義上。如果發展中國傢實現現代化的方式有彆於、甚至迥異於西方模式，那麼其主導的世界將與我們當前仍然生活在其中的、“西方製造”的世界完全不同。正如我在第一部分的導讀中所言，正是工業化進程使現代性變成瞭現實，而工業化的進程直到20世紀中葉仍為世界的一小部分所獨享。因此，在20世紀下半葉之前，隻有西方國傢纔具有現代性（其中日本是個特例），因為也隻有這些國傢實現瞭經濟騰飛。可能有人認為，蘇聯模式也是一種現代化的路徑。但從人均GDP、農村人口所占比例及技術水平等方麵來衡量，蘇聯與自己聲稱的正好相反，它依然遠遠落後於西方國傢。此外，盡管蘇聯是個歐亞國傢，但它卻是一個傳統的歐洲國傢，沿襲瞭很多西方傳統。

　　日本是一個特例，我將在第2章中予以探討。“二戰”之前，日本在世界舞颱上扮演的角色並不太引人注目，直到19世紀70年代纔開始工業化進程。但1945年以後，在經濟方麵，日本一躍成為西方國傢的強勁對手，到20世紀80年代，更是發展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不過，日本在這一時期總是試圖錶明自己具備成為西方國傢的特質，盡量淡化自己的政治特色和文化特性。日本在“二戰”戰敗後一直被美國占領，直至1951年。日本的憲法是由美國製定的，無權保有強大的軍事力量（因此日本的安全防護不得不依賴1951年締結的《日美安全保障條約》）。即使沒有淪為美國的附屬國，日本的主權也受到瞭限製。很大程度上也正是由於這些原因，日本盡管在文化方麵與西方國傢存在極大的差異，但卻依舊不屈不撓地試圖強調自己的西方特性。

　　直至不久之前，除日本以外，現代世界的成員幾乎全都是西方國傢，包括歐洲國傢、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等。換言之，便是經濟史學傢安格斯·麥迪森（Angus Maddison）筆下的“歐洲分支”（European offshoots），即歐洲移民定居的國傢以及歐洲後來徵服的國傢。實際上，西方現代性，或者說我們迄今為止所知道的現代性，隻是人類發展曆程中的很小一部分。這些現代性經驗或是歐洲的，或源於歐洲，它們完全或大部分共享著同樣的文化、政治、思想、種族和民族特徵。然而，西方經驗的狹隘性和由此導緻的非代錶性，通常容易為人們所忽視。在過去的200多年裏，西方國傢一直處於主導地位。但隨著那些擁有不同於西方文化、曆史及文明遺産的國傢開始瞭現代化進程，西方經驗的狹隘性和局限性就越發明顯。

　　在漫漫曆史長河中，我們仍處於這一進程的初期。直至20世紀50年代末，第一批東亞國傢和地區—韓國、中國颱灣、中國香港和新加坡，纔開始瞭經濟騰飛。70年代，馬來西亞、泰國、印度尼西亞和其他一些國傢纔加入瞭這一行列，再後來是中國。一些特徵曾或多或少地僅局限於東亞國傢和地區—我指的是東北亞國傢和地區（如日本、韓國、中國大陸及颱灣和香港地區）及東南亞國傢（如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泰國和越南等），現如今已迅速擴散到其他地區和大洲，如拉丁美洲和印度次大陸。1950年，美國GDP幾乎是東亞國傢的3倍，所有亞洲國傢的2倍。而到瞭2001年，美國GDP僅是亞洲的2/3，同時也遠低於東亞的水平。在本書第一部分，我將詳細討論現代性的本質。我認為世界上並非僅有一種現代性的模式，我們正在見證一個豐富多樣、相互競爭的現代性並存的世界的誕生。這正是21世紀全新的、獨有的特徵之一，我們迎來瞭一個我稱之為“現代性競爭”的時代。

　　盡管我們可以看到，目前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傢在蓬勃發展，但到目前為止，中國纔是最重要的經濟體。中國是新世界的開創者和驅動力，對新世界擁有日益強大的支配權。短短十餘年的時間，其影響力已經遍及東亞、中亞、南亞、拉丁美洲和非洲。中國與韓國、中國颱灣等早期的亞洲新興國傢和地區截然不同，中國從來就不是美國的附庸，同時還擁有龐大的人口規模。因此，中國崛起所帶來的影響，是亞洲其他新興國傢所無法比擬的。然而，直到不久之前，西方還存有一種共識，即無論是作為現代性的結果，還是作為現代性的前提條件，抑或是這兩種情況的結閤體，中國最終將變成一個西方式的國傢。過去30多年裏，美國的對華政策就是以這種信念為基調的，也為美國加強與中國的閤作、對中國的齣口開放市場、贊成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及允許中國成為日益成熟的國際組織成員提供瞭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