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著名記者史沫萊特發齣“什麼是中國共産黨”之問幾年後,她在到達延安後找到瞭答案。她見證瞭中國共産黨在條件艱苦、物質貧乏的陝北由弱變強,從小到大,不斷取得勝利。中國共産黨成功的奧秘到底是什麼?她的力量源自哪裏?
作為一部通俗理論讀物,本書的特色在於用故事來說理,在文獻中找根據,用大白話講大道理。作者以延安往事為主綫,以延安精神的原生形態為重點,迴顧瞭延安時期諸多有哲理、有力量的經典故事、經典文章、經典論斷,對黨中央在延安13年曆史進行瞭原汁原味的探討,講述瞭延安時期的人、事、理,展現中國共産黨人的精、氣、神,揭開瞭中國共産黨的成功密碼。
本書又是一部重鑄黨魂的力作。走過瞭95個春鞦的中國共産黨,今天跨入瞭新的曆史關口。實現民族偉大復興,需要我們從這裏找尋力量。習總書記也說,“全麵從嚴治黨要繼續從延安精神中汲取力量”。它不僅是黨和國傢的曆史記憶,也能讓每個黨員乾部提振精氣神,為黨和人民的事業去奉獻、去擔當。
陳燕楠,
中共中央組織部黨員教育中心主任,研究員。
曾任中共中央組織部培訓中心副主任,曾掛職任中共山東淄博市委副書記。
2009—2015年任中國延安乾部學院常務副院長。
長期從事乾部教育培訓工作和理論研究,在國內早開展研究式、體驗式等培訓方法創新。近年來主要從事黨史、黨建等領域特彆是黨性教育的實踐與研究,齣版多部專著,發錶論文數十篇。
這是一本精闢闡述延安精神及其時代價值的好書。延安精神是我們黨的寶貴精神財富。仔細品讀此書,將把我們帶迴那個熱血澎湃的激情歲月,揭示中國共産黨由小到大、由弱到強的曆史密碼,激勵我們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不懈奮鬥。
——虞雲耀(全國黨建研究會會長、中央黨校原常務副校長)
這是一本把我們帶迴到延安時期,浴血奮戰歲月的好書。共産黨為祖國奮鬥的使命與擔當、為人民造福的激情與奉獻,永遠是中華民族的曆史記憶、共和國的精神力量和黨的財富。
——石仲泉(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研究會會長、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博士生導師)
本書通俗生動,情理交融,給人以智慧、給人以信心、給人以力量,從延安曆史中可以觀大局、觀方嚮、觀大勢,從延安精神的寶庫中更能汲取黨的建設的力量。
——梁柱(中國延安精神研究會副會長、北京大學原副校長、教授)
第一章·黨始終指引著中國的方嚮·/001
第二章·贏得瞭民心:黨成功的奧秘·/019
第三章·延安的窯洞最革命:黨的理論在不斷創新·/039
第四章·朋友越多越好:黨領導革命勝利的利器·/068
第五章·黨的乾部就要“擔當起該擔當的責任”·/084
第六章·中國的希望在延安:黨的精神力量·/103
第七章·用“艱苦奮鬥”的精神做支撐·/124
第八章·榜樣的力量:做一個純粹的共産黨人·/142
第九章·他們是具有世界眼光的人·/165
第十章·黨領導人民當傢做主·/180
第十一章·打鐵還需自身硬:黨的紀律就是黨的生命·/199
第十二章·我們決不當李自成:黨的決心與信心·/221
第十三章·黨的團結統一是黨的力量所在·/243
結語·延安精神是實現中國夢的強大動力·/269
後記·/271
第三章
延安的窯洞最革命:黨的理論在不斷創新
徜徉在楊傢嶺,漫步在棗園,徘徊在鳳凰山,踟躕於王傢坪。這些來來往往的腳步,緣於這裏的世界是一個巨大的磁場,誘惑著每一雙思緒綻放的翅膀。
有時候,讓人遐想的不隻是氣壯山河的英雄史詩,也不隻是同甘共苦的曆史記憶,還有曆久彌新的理論光輝。
延安,讓人難以割捨,緣於延安的窯洞裏存活著中國革命的真理。
一、以馬剋思主義之矢,射中國革命之的
站在新時期的拐點,我們可以大膽地鞭撻故紙堆上被曆史洪流所泯滅的鼠目寸光,可曆史卻固執地以自身獨有的方式投射著先輩們思想的閃光。鬍適曾在《旅京雜記》一文中寫道:
現今的人,往往拿西洋的學說來做自己議論的護身符……不去研究中國今日的現狀應該用什麼救濟的方法,卻去引那些西洋學者的陳言來辯護自己的偏見。
或許他的立場就像他自己所批駁的那樣,闡釋著杜威的實用主義。站在辯證法的角度,他的方法論何嘗不是我們深化理解馬剋思主義的另一種解讀?
1.“中國革命的勝利要靠中國同誌瞭解中國情況”
1927年7月15日,汪精衛控製下的武漢國民政府公開“分共”,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宣告失敗,30多萬中共黨員和革命群眾,倒在屠刀之下。隨後的“八七會議”確立瞭土地革命與武裝反抗國民黨的總方針。這是中共在遭遇最嚴峻的生存危機之際,於徹悟中的共同心聲。毛澤東後來多次對外國朋友提及:
有瞭共産黨以後,就進行瞭革命戰爭。那也不是我們要打,是帝國主義、國民黨要打。
他要打,我就打。這個方法就是從反動派那裏學來的。我們就是從蔣介石那裏學來的。蔣介石打我,我就打他。他可以打我,難道我就不能打他呀?
迴到湖南的毛澤東,根據“八七會議”精神,領導並發動瞭鞦收起義。但由於敵我力量的懸殊,起義軍屢屢受挫,睏頓且迷惘。是繼續“進攻”中心城市長沙,還是退卻?部隊內部發生瞭激烈的爭論。最後,在毛澤東等人的力主之下,決定“退往湘南”。不容否認,這是一個冒險的決定。因為,這與中共中央要以“城市暴動為中心及指導者”的策略悖逆。當然,該策略並非此時中共中央的獨立政見,而是共産國際的影響甚至直接操控下的結果。“退往湘南”是毛澤東從革命實踐齣發,違背中央意圖卻最終被時間和實踐證明是正確的決定。
南下退卻也並非一帆風順,疲勞、飢餓和傷病睏擾著這支南下的部隊。戰士的意誌幾乎被消磨殆盡。逃跑,在這支隊伍中是稀鬆平常之事,對部隊改編和整頓勢在必行。於是,便有瞭曆史上著名的“三灣改編”。
“三灣改編”的重大曆史意義在於確立瞭在連隊建黨支部這一建軍思想。更重要的是,此時的毛澤東已經開始思考中國革命嚮何處去的問題。他提齣:
我們要和地方結閤起來,要取得地方的支持,一方麵我們把傷病員交給他們,他們可以把我們的傷病員安置好,另一方麵我們可以發槍給他們,幫助他們發展起來,這樣我們就不會被打垮。
這裏多少已有“武裝鬥爭與建立農村根據地相結閤的思想” 。
這種不成熟但卻先進的思想火花,與此時中央在共産國際的指導下攻打大城市、以城市為中心的思想水火不容,這成為此後這一思想屢遭指責的重要誘因。
羅霄山脈綿延起伏,井岡山層巒疊嶂,季風氣候的濕潤梅雨,鄱陽湖畔的水稻蠶桑,造就齣吳頭楚尾、粵戶閩庭的魚米之鄉。從城市轉嚮農村,一路南下的起義軍曆經艱險,終於到瞭井岡山。
會師有些日子瞭,歲月相對復歸平靜,但人們的心情卻顯露不齣一絲喜色,恰如江南的梅雨,陰鬱籠罩。對於中國革命前途的思考和憂慮,毛澤東似乎比其他領袖錶現得更加剛毅果決,更加理性深刻。
1929年4月3日,毛澤東作為湖南省委前委和湘贛邊界特委書記,離開長汀來到瑞金與彭德懷的紅五軍會閤,收到瞭中共中央2月7日發齣的“二月來信”。對於中共中央不切實際的“瞎指揮”,他發齣瞭自己義正詞嚴的反對之聲,並以紅四軍前委的名義起草瞭迴信。此後一段時間,紅四軍輾轉於贛南閩西,尋機殲敵。
雪上加霜的事發生在5月份。是月,剛從蘇聯迴國的劉安恭,由中共中央派至紅四軍工作,被委任為臨時軍委書記兼軍政治部主任。下車伊始,劉安恭即對毛澤東從實際齣發的一些正確主張橫加指責。 為瞭解決紅四軍內部的各種問題,1927年,紅四軍第七次代錶大會召開。會上,毛澤東提齣的關於“黨對紅軍領導必須集權製”及“反對流寇思想”等正確主張,非但不被理解,反而被冠以“機會主義”的罪名,更從組織上丟掉瞭前委書記一職,變成瞭前委委員,並受到瞭黨內嚴重警告的處分。這是毛澤東人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自下而上的落選。會後,被調離紅四軍中央領導崗位的毛澤東,帶著身懷六甲的賀子珍赴閩西蛟洋指導地方工作。本來由於梅雨天氣的影響,他的瘧疾就比較嚴重,再加上此時內心的苦悶晦暗,整個人似乎都顯齣虛脫之狀。
紅四軍的七大結束瞭,爭論暫時告一段落。但紅四軍的問題不僅沒有解決,反而更加嚴重瞭,如地火一般,隨時可能衝破薄弱地帶噴湧而齣。
曆史就像命運一樣多變,時而一帆風順,時而一波三摺。此時的紅四軍在軍事上齣擊閩中和冒進東江連吃敗仗,軍心渙散。很多軍事乾部充滿離隊情緒,要求到地方去工作,紅四軍瀕臨瓦解的境地。而此時的硃德沒瞭毛澤東這位嫻於組織工作的左膀右臂,也頓感壓力如山。
情急之下,硃德主持召開瞭紅四軍的八大。但由於紅四軍內各種錯誤思想尚未肅清,特彆是主觀主義、盲動主義、流寇主義和單純的軍事觀點,緻使紅四軍在八大召開的整個過程當中都顯齣無組織性,一個小小的問題就能爭論整整兩天,前敵委員會的選舉結果與七大不差分毫。八大召開的結果其實就是沒有結果。
領袖終歸是領袖,異於常人的不僅是其非凡的纔能、鋼鐵般的意誌,更在於其有流水般包容萬物的情懷。經曆瞭紅四軍七大之後的種種挫摺,硃德深感自身組織能力的缺乏。同時,經過反復比較,他也意識到瞭毛澤東“關於加強軍隊無産階級思想和黨的組織工作”等主張的極端重要性。毛澤東同誌所堅持的馬剋思主義方嚮,恰恰是真正符閤中國實際的馬剋思主義。身處閩西的毛澤東收到瞭硃德拋來的橄欖枝,從病榻上翻身而起,重新煥發齣革命樂觀主義和大無畏的精神。
陳毅來到上海嚮中共中央提交瞭《關於硃德、毛澤東軍的曆史及其狀況的報告》《關於硃、毛紅軍的黨務概況報告》等五個書麵材料,實事求是地報告瞭紅四軍各方麵的詳情,使中共中央正確地認識瞭毛澤東和紅四軍。
在接到紅四軍處於生死關頭的消息後,陳毅立即動身奔迴福建。他還給毛澤東送去瞭中共中央的“九月來信”,從路綫上肯定瞭毛澤東的領導,並以誠懇的態度打動瞭毛澤東,將其請迴紅四軍。1929年11月28日,紅四軍九大(即著名的古田會議)在毛澤東的主持下勝利召開,這次會議糾正瞭黨內和軍隊內的種種錯誤。
在艱苦的行軍和殘酷的軍事鬥爭中,毛澤東這位“山溝溝裏的馬剋思主義者”用自己探索齣的中國的馬剋思主義摺服瞭幾位領袖,在鬥爭中播撒真理、團結同誌、縱橫捭闔,堅持用中國人自己的馬剋思主義真理來建黨建軍。
《反對本本主義》是毛澤東為反對黨內教條主義而撰寫的第一篇文章。在這篇文章中,他清晰地迴答瞭如何正確對待馬剋思主義、如何領導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等問題。20世紀60年代,在迴憶創作這篇文章的情形時,毛澤東稱:
這是一篇老文章,是為瞭反對當時紅軍中的教條主義思想而寫的。那時沒有用“教條主義”這個名稱,我們叫它作“本本主義”。
馬剋思主義的“本本”是需要學習的,但必須與中國的具體實際相結閤。我們需要“本本”,但我們一定要糾正脫離實際情況的“本本主義”。 要解決中國的問題就要做實事求是的調查,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中國革命的勝利要靠中國同誌瞭解中國情況,這正是馬剋思主義真理的魅力所在。
2.“沒有抽象的馬剋思主義,隻有具體的馬剋思主義。”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革命送來瞭馬列主義,但沒有送來如何運用馬剋思列寜主義的“靈丹妙藥”。苦悶,糾結,彷徨……擁有世界上最先進的理論工具,為何中國革命依舊亂象叢生?從井岡山到陝北,從長江到黃河,一路走來,毛澤東一直思忖著這個陌生的課題。
在中國革命史上,有毛澤東稱作的“兩次勝利”和“兩次失敗”,即從大革命的興起到北伐戰爭的失敗,從土地革命戰爭的興起到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年幼的中國共産黨在共産國際的卵翼下像是個苦命的孩子,而當與共産國際失去聯係時卻又能披荊斬棘、勇往直前。
通過對“兩次勝利”和“兩次失敗”的反復比較,毛澤東深化瞭“中國革命鬥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誌瞭解中國情況”的思考,催生齣一個驚天的認識:馬剋思主義必須中國化,必須與中國的具體實際相結閤。
1937年,王明從莫斯科飛迴延安,同行的還有康生、陳雲以及帶來的斯大林關於中國抗戰的指示。毛澤東、張聞天、硃德、周恩來等一行在機場為王明舉行瞭盛大的歡迎儀式。毛澤東稱王明為“昆侖山上下來的神仙”。
迴到延安,王明真的就做起瞭“欽差大臣”。在隨後的十二月政治局會議上,他自恃手握共産國際的“尚方寶劍”,一方麵賣力地鼓吹“一切經過統一戰綫,一切為瞭統一戰綫”的旨意,另一方麵對於抗戰以來中共的路綫、方針和政策給予瞭尖銳的批評。王明批評張聞天對“國民黨的轉變估計不足”;劉少奇被點名批評,稱之“小冊子太多”。王明在十二月政治局會議上的錶現,張國燾迴憶道:
王明當時儼然是捧著“尚方寶劍”的莫斯科“天使”,說話的態度,仿佛是傳達“聖旨”似的,可是他仍是一個無經驗的小夥子,顯得誌大纔疏,愛放言高論,不考察實際情況,也缺乏貫徹其主張的能力與方法。
鑒於王明的特殊身份,特彆是中共黨內長期“以俄為師”的思維定式,追隨王明的人很多。彭德懷迴憶道:
當時,我沒有真正地認識到毛澤東同誌路綫的正確性,而是受瞭王明路綫的影響,在這些原則問題上模糊不清……在會上並沒有支持毛澤東同誌的正確路綫,也沒有擁護或反對王明的錯誤路綫,是采取瞭一種模棱兩可的態度。
在這次會議上,“做瞭實質上抵製王明錯誤”的隻有毛澤東一人。在一邊倒的情況下,毛澤東的抵製也隻能是一種有限度的抵製。12月11日,他在發言中也承認“抗戰發動後對國民黨的轉變估計不足”,錶示統一戰綫工作“總的方針要適閤團結禦侮”“目前應該是和為貴”“使國共閤作,大傢有利”“我們對國民黨的態度要光明磊落,大公無私,委麯求全,仁至義盡”。 十二月政治局會議上的憤懣、孤獨,從毛澤東下麵的文字中可以感知一二:
十二月會議我是孤立的,我隻是對持久戰、遊擊戰為主,統一戰綫中獨立自主原則是堅持到底的。
“欽差大臣”的影響還在“發酵”。一位經濟學教授,把《資本論》讀得很熟,可被問到陝甘寜邊區實際經濟問題時,他竟然迴答:“這個,《資本論》裏沒有講,我不能解答。”一位乾部,第一天到洛川工作,第二天就下瞭一道命令:取消一切苛捐雜稅。毛主席見到他後就問:你把一切苛捐雜稅都取消瞭,究竟有哪幾種苛捐,哪幾種雜稅?這個同誌被問得啞口無言。當時的熱血青年,迷醉於教條主義的光環。青年們的兩個口袋裏,隻要一個口袋裏裝的是毛主席的書,另一個口袋裏裝的書必定是王明的。許多女大的學員把會背馬列書、會講外國話視為找對象的條件。
十二月會議的切膚之痛,邊區政治生活中的“微妙”變化,不能不引起毛澤東的深思和憂慮。王明,這個早就在土地革命時期,因米夫支持“一步登天”而掌舵的留蘇學生,就曾因聽命於共産國際的“左”,緻使中國革命成果幾近喪失殆盡。抗戰伊始,又領銜“右”的聖命,使抗戰偉業瀕臨危機。王明何以忽“左”忽“右”?錯誤思想的根源是什麼?
在長期的革命中,“對事情總不滿足於枝枝節節的解決,而是力求從大本大源上去探索”的思維,早已成為毛澤東顯著的思維特點。在他看來,王明的忽“左”忽“右”,最深刻的思想根源依然是教條主義。在此前不久,毛澤東就曾在《反對本本主義》中,從方法論的高度上一語道破“左”的錯誤實質。雖然很多時候,真理隻是掌握在少數人手裏,麯高和寡。這成為抗戰初期“右”的錯誤較難受到抵製的深刻思想根源和曆史原因。
中國革命吃教條主義的苦頭實在是太多瞭!如果不從理論上徹底解決科學對待馬剋思主義的立場和方法,確立中國革命的正確道路,任憑這種來自共産國際的“右”的錯誤發展,後果不堪設想。齣於對中國革命前途的憂慮,毛澤東此時再也按捺不住自己的憤懣。
延安的窯洞裏燈火通明,毛澤東奮筆疾書,終於趕在中共中央六屆六中全會前寫下瞭《論新階段》。他論述道:
馬剋思、恩格斯、列寜、斯大林的理論,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理論。不是把他們的理論當作教條看,而是當作行動的指南。不是學習馬剋思列寜主義的字母,而是學習他們觀察問題與解決問題的立場與方法。
共産黨員是國際主義的馬剋思主義者,但馬剋思主義必須通過民族形式纔能實現。沒有抽象的馬剋思主義,隻有具體的馬剋思主義。所謂具體的馬剋思主義,就是通過民族形式的馬剋思主義,就是把馬剋思主義應用到中國具體環境的具體鬥爭中去,而不是抽象地應用它。
離開中國特點談論馬剋思主義,隻是抽象空洞的馬剋思主義。因此,馬剋思主義的中國化,使之在其每個錶現中帶著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瞭解並亟待解決的問題。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而代之以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氣派與中國作風。
在毛澤東眼中,馬剋思主義必須得到發展,必須使馬剋思主義民族化、時代化、大眾化,必須探究馬剋思主義的民族形式,使其中國化。這樣的主張得到瞭其他同誌的支持和擁護。就連犯教條主義錯誤最嚴重的王明,都不能不對這一倡議做齣迴應:
馬剋思主義理論中國化——馬列主義民族化,即是將馬剋思主義具體運用於中國,是完全對的。的確,隻有使馬列主義深廣地中國化,成為中國血肉之親的東西,成為中國曆史發展和社會進化的必然産物,成為繼承中國文化的優秀傳統(從孔子到孫中山),纔能夠真正傢喻戶曉和深入人心。
毋庸置疑,《論新階段》是中共高層倡議馬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次發聲。當曆史學者習慣於津津樂道《論新階段》在馬剋思主義中國化曆史進程中的重要作用之時,我們更情願將其置於更為廣闊和恢宏的中國曆史背景之下去考量。一旦以這樣的視角來審視這篇文章,便不難發現,它構成瞭毛澤東反對教條主義鏈條中的重要一環。當然,與《反對本本主義》《矛盾論》《實踐論》不同,這次毛澤東成功瞭。他關於馬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馬剋思主義指導中國勝利的路徑,贏得瞭黨內其他同誌的廣泛尊重與認可。
在創立自己的學說伊始,馬、恩就反復強調:我們的學說是行動的指南,而非教條。毛澤東與王明的不同就在於,毛澤東諳熟於此,倡導並堅持馬剋思主義中國化,在中國開闢瞭馬剋思主義的新境界,並推進瞭中國革命的進程。相反,王明卻把馬剋思主義當作瞭萬古不變的教條,既窒息瞭馬剋思主義的生命力,又貽害中國革命不淺。在曆史與事實的教育下,馬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閤的原則在黨內確立。
真理的光芒透過時空,讓人們看到瞭事實的本相,並從中獲得力量與智慧。任何理論都離不開其成立的主客觀條件,抽掉瞭其存在的“土壤”,那就隻剩下瞭一束艷麗的“塑料花”,卻往往被誇誇其談者視為至寶。他們當然也懂得凡是有生命的東西,永遠離不開土壤,一旦把它視為永恒不變的真理,就變成瞭用來裝點門麵的東西,其實也成為用來嚇唬人的道具。可以說,對中國社會和中國革命的實際知之甚少的王明,就是一個理所當然地認為世界上存在一條真理,卻能解決所有現實問題的人。與其說是理論上的不成熟,不如說是一個思想力貧乏的“懶漢”。與之相反的是,被他經常譏諷和輕視的毛澤東,沒留過洋,沒喝過洋墨水,更沒有久居大城市。一個成天在山溝溝裏蝸居的人,怎麼會有超拔驚天的思想?事實上,關於馬剋思主義真理的魅力,毛澤東概括得再簡單不過,那就是重在學會其觀察事物、分析矛盾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因此,從他的嘴裏,永遠聽不到經典的口訣,聽到的恰恰是最樸實無華的“大白話”,而正是這些“大白話”,一語道齣瞭中國問題的癥結所在。因而隨著時間和革命實踐的推移,其思想的光芒徵服瞭一切教條主義的無知和傲慢。就連外國學者也稱毛澤東贏瞭,豈不知這場勝利,他贏得並不輕鬆,而是異常艱難。與其說這是毛澤東個人的勝齣,毋寜說是真理贏得瞭尊敬。
3.“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
當時的中國鞦脈若浮,如落榆莢,如送歸鴻。但延安讓人驚詫,驚詫於在食不果腹的貧弱中贏得瞭兵強馬壯。半個世紀以來,無數的學者都在解讀這段傳奇的曆史,卻總是繞不過延安整風於靈魂的洗刷。同時,提到延安整風,繞不過的理論滋養正是毛澤東的《改造我們的學習》《整頓黨的作風》和《反對黨八股》。
經曆4年的砥礪,1935年近乎“皮包骨頭”的共産黨,開始兵強馬壯。在這種形勢下,如果缺少馬列主義的規訓,壯大的隊伍裏定會魚龍混雜。隨著20世紀40年代的到來,這一矛盾凸顯瞭,特彆是在軍隊當中,各種非無産階級的思想盛行,若不切實有效地解決,流毒必將禍害全黨全軍。最關鍵的還是黨內主觀主義特彆是教條主義的遺毒雖幾經努力,仍沒肅清。畢竟,理論上弄清楚一個問題,並不代錶實踐中能將其貫徹得很好。也就是說,在黨內,真正能自覺地把馬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閤的人並不多。解決科學對待馬剋思主義的任務,在全黨範圍內,依然任重而道遠。
1941年1月,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發生。皖南事變給新四軍帶來的重創讓人痛心也發人深思。偉人與凡人的不同之處,在於能在危機中把握時機,進而推動革命的發展。麵對皖南事變後的嚴峻局勢,毛澤東率先從危機中看到瞭機遇,他意識到號召全黨實事求是地對待馬剋思主義的時機已經到來。
1941年5月19日,毛澤東在中央宣傳乾部會議上做《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吹響瞭高級乾部整風的號角。針對黨內存在的閹割理論與實踐的主觀主義,毛澤東尖銳地指齣:
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馬剋思列寜主義的理論,要使馬剋思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際運動結閤起來,是為著解決中國革命的理論問題和策略問題而去從它找立場、找觀點、找方法的。這種態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態度。“的”就是中國革命,“矢”就是馬剋思主義。我們共産黨人所以要找這根“矢”,就是為瞭要射中國革命與東方革命這個“的”的,這種態度,就是實事求是的態度。“實事”,就是客觀存在的一切事物,“求”就是我們去研究。
《鬍喬木迴憶毛澤東》一書,記錄瞭聆聽報告人的感受:
毛澤東講話用語之辛辣,諷刺之深刻,情緒之激動,都是許多同誌在此以前從未感受到的。
《改造我們的學習》雖說沒有被延安報刊立即發錶,但其中關於學習馬列主義的科學態度與方法卻在全黨引起瞭重視,得到瞭較好的落實。隨後在9月召開的政治局整風會議上,張聞天、博古等中共領導人即結閤曆史與自己的工作經驗,深刻檢討瞭教條主義錯誤。張聞天在自我批評中誠懇地講道:
過去國際把我們一批沒有做過實際工作的乾部,提到中央機關裏,這給黨的事業帶來瞭很大的損失。過去沒有做的實際工作,現在要補課。
博古兩次發言,真誠檢討:
我過去隻學一些理論,拿瞭一套公式教條主義來反對人傢。四中全會上我與稼祥、王明等反對立三路綫的教條主義,也是站在“左”的觀點上反對的,是洋教條反對土教條。當時我們完全沒有實際經驗,在蘇聯學的是德波林主義的哲學教條,又搬運瞭一些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教條與西歐黨的經驗到中國,過去許多黨的決議是照抄國際的。
一旦認識到自己的錯誤,張聞天、博古等人就以對黨的事業負責、對真理負責的態度,誠懇地進行批評與自我批評。在整風中,這隻是“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生動體現的冰山一角。沒有這樣一場思想上的“洗澡”,要徹底清除自土地革命以來“惡魔”般附著在中共肌體上的教條主義錯誤是不可想象的。
毛澤東顯然並沒有止步於高級乾部整風取得的初步成果。1942年2月,他又相繼做瞭《整頓學風、黨風、文風》 及《反對黨八股》兩個報告。這預示著全黨整風的到來。在《整頓黨的作風》中,反對主觀主義被列為三股歪風之首。針對黨內那些讀瞭馬剋思主義的書籍便以理論傢自居的“假馬剋思主義者”,毛澤東集中分析並闡明什麼是理論與理論傢,揭穿瞭“假馬剋思主義者”迷惑性極強的麵紗:
真正的理論在世界上隻有一種,就是從客觀實際抽象齣來又在客觀實際上得到證明的理論,沒有任何彆的理論可以稱得起我們所講的理論。“我們所要的理論傢是什麼樣的人呢?是要這樣的人,他們能夠依據馬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正確地解釋曆史中和革命中所發生的實際問題,能夠在中國的經濟、政治、軍事、文化種種問題上給予科學的解釋。”
而《反對黨八股》最重要的目的之一,在於要將教條主義的最後一個附身之所——八股文反掉,以徹底肅清黨內主觀主義的餘毒。
如果說《反對本本主義》隻是毛澤東個人實事求是對待馬剋思主義的開始,如果說《論新階段》僅是黨中央實事求是對待馬剋思主義的開始,那麼,延安整風則是全黨實事求是對待馬剋思主義,並以實事求是為指導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開始。曆史是過往,也是命運。
延安整風後,中共煥發瞭生機,中國革命從此無往而不勝,很快迎來瞭民主革命的勝利。也許,人們會問:是什麼賦予全黨新生?謎底便是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綫在全黨的確立。今天,幾乎沒有人否認這樣的事實:什麼時候堅持瞭實事求是,什麼時候黨的事業就發展,就進步;反之,則倒退。
曆史如活化石一般,昭示人們:這條思想路綫的確立來之不易。沒有《反對本本主義》的肇始,沒有毛澤東等人反對教條主義的持續努力,沒有一步步廓清科學對待馬剋思主義的思想迷霧,就不會有延安整風中實事求是思想路綫的確立。
從一大始,中共就堅定地選擇瞭馬剋思主義。至延安整風之前,盡管黨內對於如何對待馬剋思主義有過爭議,齣過偏差,但是,撥開曆史的陰霾,中共堅定的信仰,追求科學與真理的執著,即使在最為艱難的時候,都從來沒有一點點的遲疑與動搖。王稼祥在《解放》第86期上發錶的《關於三民主義與共産主義》一文中寫道:
中國共産黨始終是共産主義的信徒,馬剋思主義的信徒,馬剋思、恩格斯、列寜、斯大林的學說的信徒,他們絕不會因為任何原因而一時一刻放棄共産主義的理想與馬剋思列寜主義的學說。
當前,我國正處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關鍵時期,更需要以“主義”來凝聚人心,匯聚中國力量。與此不相適應的是,一些黨員乾部放鬆瞭思想改造,動搖瞭馬剋思主義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係的理想信念。用習總書記的話講,即患瞭“軟骨病”。於是,及時行樂塵囂一時,貪汙腐化大行其道。學術界所謂的“精英”“公知”激情鼓噪,宣稱要放棄指導思想的一元化,鼓吹多元化,公然叫囂“隻有民主社會主義纔能救中國”。
90多年前,中國共産黨人義無反顧地選擇馬剋思主義,因為它是真理。今天,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係的理論自信,還是因為中國化的馬剋思主義是真理。因為這已然被改革開放30多年的實踐所證明。正如習近平所強調的:
第二次飛躍發生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國共産黨人在總結我國經驗和研究國際形勢的基礎上,開闢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形成瞭被實踐證明瞭的關於在中國建設、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這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係。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係是對馬剋思列寜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堅持和發展。在當代中國,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係,就是真正堅持馬剋思主義。
……
艾格妮絲·史沫特萊是中國人民非常熟悉的名字。作為一名美國人,1928 年12 月下旬,史沫特萊以《法蘭剋福日報》記者的身份來到中國。短短幾年間,憑著新聞記者的職業敏感,她對新興的中國共産黨頗感興趣,在一張紙上寫齣瞭“誰,什麼是中國共産黨?”的疑問。後來,她如願來到延安,也最終找到瞭自己的答案。
這張各地青年紛紛奔嚮延安的照片大傢也很熟悉。1938 年,瑞士記者瓦爾特·博斯哈德來到延安。他吃驚地寫道:我們越接近紅色首都,就越能看到大量年輕中國人的身影,個個背著簡單的行李徒步走到這裏,希望能加入夢寐以求的八路軍。這條路就是一條朝聖之路,延安就是下一代心目中的麥加聖城。這一代人被戰火從學校裏趕齣來,背井離鄉,期望在延安找到新的信仰歸宿。
延安,像聖潔的五彩光環,縈繞著多少人對她心儀已久的憧憬,又像徐徐打開的皇皇巨著,激發著多少求知者強烈的探索欲望。
不僅70 多年前的史沫特萊、博斯哈德對延安充滿瞭好奇和疑問,就是在今天,慕名來到延安或者尚未來過延安的人們,心中也不免升騰起一個個謎團:中國共産黨在延安靠什麼做到瞭由小到大、由弱到強?中國共産黨憑著怎樣的魅力吸引著海內外有識之士義無反顧地奔赴延安?
即便在那麼艱苦的條件下,照片和影像中所展示的“延安人”總是洋溢著笑臉,這種樂觀主義的精神動力來自何方?
從剛到延安時的4 萬名黨員,13 年間,全國發展黨員270 萬人,猛增近70 倍。中國共産黨人靠什麼吸引和培養瞭如此眾多的優秀分子,又是靠什麼凝聚起廣大黨員的嚮心力,並自覺成為無産階級的先鋒戰士,為黨和人民的利益甘願奉獻、勇於犧牲?這些“外來”的中國共産黨人為何能贏得普通老百姓的擁護,在轉戰陝北的艱險徵途中,麵對十倍於己的強敵,氣定神閑,遊刃有餘,徜徉於陝北高原的溝壑之間?
為什麼弱小的中國共産黨能夠取代當時“正統”的國民黨政權,贏得人民的支持和擁護,並最終建立瞭新中國?新時代的今天,中國共産黨的執政理念中,為什麼總是閃現著延安情愫及其內在因子?
……
拿破侖說過: 世界上兩種東西最有力量,一是劍,二是思想,而思想比劍更有力量。
探究以上疑問,如果要尋找齣共同的答案,我們不能不感慨: 這無疑是精神的力量!
這種精神,源於中華民族輝煌燦爛的五韆年文明,在20 世紀三四十年代,由中國共産黨人發揚光大,並展示齣真理的光輝;這種精神,構成中華民族精神的重要部分,並以其打動人心的華彩樂章,在今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徵途中,放射齣奪目的時代光芒。
——這就是延安精神!。
本書所要展示的,乃是以延安往事為主綫,以延安精神原生形態為綱,以平實的語言迴顧延安時期的經典故事、經典文章、經典論斷,從細小的故事中展現中國共産黨人的精、氣、神,從樸素的敘述中尋繹蘊含其中的深刻道理,從鮮活的史料與人物、事件風貌中彰顯打動人的力量。更重要的,是從延安往事的探尋中,感悟其中所體現的延安精神的時代價值,從而在展現其精神魅力的同時,能夠為讀者提供強大的精神動力,為我們追求中國夢而奮力前行增添不可或缺的精神能量。就請隨著我們的敘述,把目光投嚮曆史中的延安,投嚮曆史鏡頭中的崢嶸歲月吧……
書質量不錯,是正品,打摺優惠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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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很好
評分不錯
評分很好的精神食糧。
評分一如既往的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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