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抗戰剛結束,時在重慶的司徒喬意外地得到國民政府“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的一紙聘書,赴粵、桂、湘、鄂、豫五省,用畫筆記錄戰時受到破壞的各地情景。《劫後行》就是馮伊湄在與丈夫司徒喬一路同行的過程中,始於1946年1月22門,迄於同年6月3日,沿途所見、所聞和所感的實錄。作為附錄,《劫後行:一九四六年五省災情紀實》收入瞭馮氏1946年6月1日至7月14日的日記、相關剪報和司徒喬作於災區的寫生作品圖錄及款識;岡此,說《劫後行>是司徒夫婦的共同著作,未始不可。
內頁插圖
目錄
序
引言
凡例
粵
桂
湘
鄂
豫
附錄1:馮伊湄日記(1946年6月1日7月14日)
附錄2:五省災區之行日程錶
附錄3:司徒喬戰災畫知見錄
前言/序言
這是我存瞭20年讀到的份量最沉重的一部書稿!
抗戰剛結束,時在重慶的司徒喬意外地得到國民政府“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的一紙聘書,赴粵、桂、湘、鄂、豫五省,用畫筆記錄戰時受到破壞的各地情景。《劫後行》就是馮伊湄在與丈夫司徒喬一路同行的過程中,始於1946年1月22門,迄於同年6月3日,沿途所見、所聞和所感的實錄。作為附錄,該書收入瞭馮氏1946年6月1日至7月14日的日記、相關剪報和司徒喬作於災區的寫生作品圖錄及款識;岡此,說《劫後行>是司徒夫婦的共同著作,未始不可。
眾所周知,司徒喬是一位掌握嫻熟的寫實筆法和充滿創造激情的現代主義畫傢,馮伊湄是大學教授和文筆優美的文藝作傢;讀過這部書的讀者,絕對不會將其歸類為煽情的文藝讀物。在紀念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的時候,我更傾嚮j:將這部書看作中國人民經曆的苦難生活和辛酸心境的寫照——今天“以史為鑒”的明鏡。
戰爭是人禍之最。傢園破碎,田野荒蕪,餓殍遍野,失去兒女的老人和孤兒寡婦孤苦無依——日寇在中國犯下的罪行罄竹難書!另一種人禍,也是戰後掐緊平民百姓命運的魔爪:官商勾結,橫徵暴斂,軍警肆行無道,大小各路政客挖空心思竊取睏難財——社會秩序的混亂和人心的麻木,凸顯瞭國民政府令人觸目驚心的腐敗和行政管理能力的低下。——不錯,《劫後行》,也完全可以作為“劫中行”來讀。
司徒喬信奉基督教,馮伊湄則是無神論者。追求公平、正義,是他們共同的人生價值觀;基於愛和悲天憫人的人道主義情懷,使他們在苦難歲月中相濡以沫,用真實描繪“劫景”的方式,指控日本法西斯的罪行,同時也意味深長地揭示瞭國民政府在大陸全麵崩潰的序幕——有“因”必有“果”,人心嚮背,似乎已經為後者安排瞭萬劫不復的“劫數”。
閱讀司徒夫婦的作品,總是怦然心動。司徒喬抱病忘我丁作的精神境界,馮伊湄渴望將難童擁抱入懷而又無能為力的慈悲心懷……,令人肅然起敬,令人為之心碎。毫無疑問,他們的價值選擇及其具有強烈時代感和道德擔當的文風、畫筆,已經以鮮活生動的形式,展現瞭人之為人的“良心”和中國正直的現代知識分子的“良知”。——我想,或許正是這種“良心”和“良知”曆萬劫而不衰的精神感召力來自現實情境的迴應,促成這部書稿在塵封七十年後獲得進入國人視野的機會!
我還想指齣的是,國民政府“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CNRRA)是配閤“聯閤國善後救濟總署”(UNRRA)在中國開展救濟工作的官方機構,中方總署負責人蔣廷黻一開始就意識到與某些非政府組織如美國紅十字會、中國紅蔔字會和基督教組織密切聯係的重要性;司徒喬之所以在當時畫傢人纔濟濟的重慶被選擇擔當災區調查寫生工作,除瞭具備繪畫纔能,其基督信仰、國際人脈和流暢的英文交流能力,可能也是蔣廷黻考慮人選的主要因素。
由於慘烈的二戰,作為盟國的重要成員,中國在20世紀40年代已不由自主地置身於風雲譎變的國際背景中。中國繪畫在這個特殊的現代時空構架中可能、並且已經産生什麼價值功能、價值形態及其傳播和媒體轉述形式的變化,作為一位現代中國畫傢,司徒喬的“劫中行”成果及其通過馮伊湄的文字記錄講述的“故事”,相信能夠為我們瞭解中國現代美術曆史發展中一個長期被忽略的重要環節提供極為難得的機會。
感謝“司徒喬藝術基金會”和司徒雙博士,感謝《劫後行》的文獻整理者陳誌雲君!隨著類似的這種文獻整理和齣版工作的進展,距離我們很遙遠並且覆蓋歲月的塵灰的曆史屏幕,將會離我們越來越近和越清晰。
李偉銘
2015年12月30目於青崖書屋
《風雨行舟:近代中國社會危機與個體命運的交織》 引言:曆史的斷裂與時代的喧囂 本書並非聚焦於某一特定年份的災害記錄,而是以更宏闊的視角,審視近代中國社會在劇烈轉型期所麵臨的結構性睏境及其對個體生命産生的深遠影響。我們選擇的時間跨度,大緻涵蓋瞭二十世紀上半葉,這是一個充滿劇烈動蕩、思想激蕩與物質匱乏的時代。彼時,舊有的社會秩序正在瓦解,新的力量尚未完全建立,留下的巨大真空地帶,使得社會各階層的人們,無論身處城鄉,都不得不以迥異的姿態,與命運的洪流搏鬥。 本書的核心關切,在於探究在國傢權力結構失衡、經濟基礎動搖、以及外部衝擊(如戰爭、瘟疫等周期性危機)的復閤作用下,普通民眾如何維係生存,他們的精神世界如何構建和重塑,以及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日常”行為,如何共同構築起一個時代的側影。我們摒棄瞭宏大敘事的單一綫性解釋,轉而深入到社會肌理的褶皺之中,試圖捕捉那些被主流史學所忽略的、關於“掙紮”與“適應”的真實細節。 第一部分:土地的重負與鄉村的變遷 近代中國的社會結構,根基依然係於土地。然而,隨著帝國晚期的財政危機加劇和民國初年的軍閥割據,鄉村社會麵臨著前所未有的壓力。本部分著重剖析瞭以下幾個相互關聯的議題: 土地兼並的再加速與佃農群體的邊緣化: 軍閥和地方勢力為籌集軍費,往往采取超額徵稅或強行徵藉的方式,加速瞭小農的破産。我們通過對數個省份地方誌、契約文書的梳理,展示瞭佃農在“永佃權”逐漸被侵蝕過程中,所承受的日益沉重的地租和附加負擔。這不僅僅是經濟剝削,更是一種社會地位的塌陷。 鄉村的“去中心化”與社會保障體係的瓦解: 傳統宗族結構和地方士紳的維穩功能在政治動蕩中失效。鄉村的公共事務,如水利修繕、義倉儲存等,因缺乏穩定的財政來源而停擺。我們考察瞭在缺乏有效國傢乾預下,鄉村如何通過臨時性的互助組織或宗教信仰來彌補社會安全網的缺失,以及這種彌補的脆弱性。 氣候變異與人地關係的緊張: 近代中國頻繁遭遇的旱澇災害,其破壞力因鄉村自救能力的衰退而倍增。本書不側重於描述災情本身,而是分析災害如何成為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如何將經濟上的睏窘轉化為社會性的流離失所。對特定年份(非1946年)局部地區的乾旱記錄分析錶明,災害引發的逃荒潮,往往暴露瞭政府救濟體係的失靈與地方豪強對救濟資源的壟斷。 第二部分:城市化進程中的邊緣生存 與鄉村的衰敗相對應,沿海和內陸的特定城市成為吸納過剩勞動力的“熔爐”。然而,這些城市的發展是畸形和碎片化的。 工廠勞工的“流動性”與“固著性”: 城市中的産業工人,特彆是紡織、礦業等部門的勞動力,其生活狀態充滿瞭不確定性。我們考察瞭他們如何在季節性的停工、工廠主方的任意解雇以及惡劣的工作環境中掙紮求生。對比瞭不同行業工人的組織化程度,以及他們試圖通過罷工或非正式網絡來維護基本權益的努力。 城市貧民窟的形成與公共衛生危機: 快速湧入的人口使得城市基礎設施不堪重負。貧民窟的衛生條件成為常態化的危機源。本書通過城市醫院的病案記錄和地方政府的衛生報告,側麵描繪瞭傷寒、肺癆等傳染病在底層人群中的肆虐,以及富裕階層對這種“環境汙染”的恐懼與隔離策略。 知識分子的彷徨與介入: 城市也是新思想和新政治力量的交匯點。我們關注瞭受過新式教育的知識分子,他們在國傢民族危亡麵前的理想主義、幻滅與最終的選擇。他們的理論構建,往往是基於對底層苦難的觀察,但其策略的有效性與他們自身生存的壓力,構成瞭鮮明的反差。 第三部分:精神的韌性與文化的重塑 在物質極度匱乏的背景下,精神層麵的應對機製顯得尤為關鍵。 信仰的流變: 傳統的民間信仰(如地方神祇、祖先崇拜)在社會結構鬆動時,一方麵提供瞭心理慰藉,另一方麵也可能被用作強化地方權力的新工具。同時,新興的宗教和思潮的傳入,為一部分人提供瞭超越現實苦難的路徑。 日常生活的儀式化抵抗: 為瞭對抗無序和不確定性,人們往往更加依賴固定的生活儀式——無論是婚喪嫁娶的習俗,還是節日的慶祝。這些看似重復的行為,實則是個體在混亂中構建秩序感的努力。我們通過對口述史料中對“年節”記憶的分析,揭示瞭物質簡樸背後的文化堅持。 傢庭結構的適應性變形: 戰爭、飢荒和勞力外流迫使傢庭結構發生變化。孀居、童養、大傢庭的分散化與重組,都反映瞭生存壓力對傳統倫理的衝擊。女性在這一時期承擔瞭更為繁重的經濟與社會維係責任,她們的“韌性”成為傢庭存續的關鍵。 結語:曆史的深層結構 本書旨在揭示,近代中國的苦難並非孤立的災難事件所緻,而是長期以來社會結構性矛盾積纍的集中爆發。每一次危機,無論是天災還是人禍,都像一次對社會韌性的壓力測試,最終暴露瞭國傢治理的短闆與個體生存的艱辛。通過對這些交織的社會麵嚮的細緻考察,我們期望能更深刻地理解那個“行舟於風雨中”的時代,以及生活在其中的人們,所付齣的巨大代價。這是一種對曆史深層結構的探尋,而非對單一事件的側重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