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中的知识、欲望与权力 中国崛起的西方叙事 [Knowledge Desire And Power In Western Representations Of China's Rise Global Politics]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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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 潘成鑫 著，张旗 译

图书标签:

• 国际政治
• 中国崛起
• 西方叙事
• 知识社会学
• 权力关系
• 文化研究
• 全球政治
• 意识形态
• 中国形象
• 国际关系

出版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ISBN：9787509786833

版次：1

商品编码：11941507

包装：平装

外文名称：Knowledge Desire And Power In Western Representations Of China's Rise Global Politics

开本：32开

出版时间：2016-06-01

用纸：

内容简介

　　为什么中国向世界所做的“和平崛起”的承诺至今不能让西方消除对中国威胁的恐惧？为什么曾经坚信中国是一个机遇并应接触中国的主张现在在西方失去了市场？为什么讲述“中国故事”首先需要了解西方对中国崛起的叙事？如果您关心这些问题，那么《国际政治中的知识、欲望与权力 中国崛起的西方叙事》将会给您提供令人耳目一新的解析。

作者简介

潘成鑫，毕业于北京大学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澳大利亚迪肯大学国际关系学高级讲师、阿尔弗雷德·迪肯公民与全球化研究所研究员。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外交、中美关系、中澳关系、西方中国学研究及批判性国际关系理论。曾任世界知识出版社《国际关系学名著系列》的编委，先后在墨尔本大学、香港科技大学、澳门大学、北京大学任访问学者，2015年秋应邀到外交学院讲学，2016年获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的Endeavour Research Fellowship。
张旗，北京大学博士。2012～2016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获北京大学法学（国际政治）博士学位，被评为北京大学和北京市优秀毕业生。2012年获山东大学法学（国际政治）硕士学位，所撰写的硕士论文被评为山东大学和山东省优秀硕士学位论文。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国外交和全球治理。

目录

前　言
第一章　引论：西方对中国崛起叙事中的知识、欲望与权力
中国崛起文献的涌现
中国观察很少观察自身
为什么要观察中国观察
知识、欲望和权力：一种解构和建构分析框架
本书概要及简短反思
第二章　威胁与机遇：一副双焦镜
中国崛起的西方解释范式
什么是范式？
“中国威胁论”范式
基于能力的“中国威胁论”话语
基于意图的“中国威胁论”话语
“中国机遇论”范式
“十亿顾客”：经济机遇论
中国的民主化：政治和道义机遇
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全球一体化的机遇
“我们都是熊猫对冲者”：双焦镜的纠结
第三章　恐惧和幻想：西方自我与他者想象中的新殖民欲望
中国观察实为现代西方的一种自我想象
畏惧中国：西方/美国殖民欲望中的“中国威胁论”范式
“中国威胁论”反映的是西方自我想象
“中国威胁论”范式中的西方自身建构
建构他者的“中国威胁论”
作为西方和美国自我幻想的“中国机遇论”范式
“机遇论”范式对中国的他者化
作为西方自我想象的“中国机遇论”
第四章　“中国威胁论”与恐惧政治经济学
权力/知识与恐惧政治学
“中国威胁论”与美国的恐惧政治经济学
美国军事凯恩斯主义和军工复合体中的“中国综合征”
美国“中国威胁论”群体中的权力知识互动
第五章　“中国威胁论”：自我实现的预言
构想一个敌人的代价是什么？
“中国威胁论”范式及遏制政策的社会建构
作为社会建构的“中国威胁”：相互回应的一例
民族主义和强权政治思维：大众和知识分子对西方遏制的回应
美国的遏制与中国的外交回应
作为自我实现预言的“中国威胁论”
第六章　“中国机遇论”：虚假的承诺和错误的前提
中国机遇：一个正面的自我实现的预言？
“中国机遇论”范式的错误前提
“中国机遇论”的虚假承诺
超越对自我与他者的绝对性建构
单边转变还是相互回应？
一种特殊的关系？
追求中国的归附：不可能实现的使命
第七章　幻灭的国际政治
“还击”：西方对华战略的强硬转变
幻想中国与西方的幻灭
从幻灭到恐惧：范式转换与对华政策调整
从希望到幻灭：作为“中国幻想”的“中国机遇论”
第八章　中国观察：走向反思和对话
中国知识和自我反思
中国知识与对话
参考文献
索　引

前言/序言

中文版前言
像陌生人之间的相遇，一本新书和它尚未谋面的读者见面，多少要有一些缘分；而一本原本来自异国他乡的书要和中国读者结缘，则更要跨过许多障碍。本书的中文版能够面世，应该归功于很多师长、同人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编辑，是他们的鼓励、帮助和辛劳促成了这一难得的机缘。
这本书所关注的是西方眼中的中国形象。对于这一话题，想必大部分中国读者并不陌生。自近代中国开始睁眼看世界，到今天中国在世界上的崛起，中国人非常希望了解世界是如何看中国的。常言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大概从国外尤其是西方人的眼中，也许可以洞察中国的真相，帮助中国人更清醒地认识自己的国家。果真如此吗？西方人睁眼看中国了吗？不能否认，不少西方学者和观察家可谓中国通，在中国研究方面造诣精深，不乏真知灼见。然而，同样不可否认，至少在国际关系学领域，西方很多学者和观察家对中国特别是对“崛起”的中国的论断却每每徘徊在“威胁”和“机遇”之间。为什么在他们看来，中国要么是“威胁”，要么是“机遇”（或者是“威胁”加“机遇”）？这些观察中国的范式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告诉我们真正的中国？这本书从这些问题出发，对当代西方（尤其是美国）有关中国崛起的叙事进行了解构和剖析。
本书认为，这些看似关于中国的西方叙事，其实根本上并不是在解说中国，而是西方构建自我的一种需要和体现。所谓“中国威胁”或“中国机遇”，其言外之意是对于西方的威胁或机遇。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中国都被视为一个“他者”，用于区别乃至反衬西方对自我的想象和塑造。中国作为“威胁”的叙事背后所体现的是，西方是现存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和安全提供者。中国作为（经济或政治）“机遇”的话语背后所透露的是西方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超前性”和“优越性”，因此它有机会和能力去影响中国的发展进程，最终会将中国融入世界，使其变得更像“我们”。这些有关中国的话语和叙事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研究中长盛不衰，不是因为它们准确描述了中国的现状，而是它们更能告诉西方一个西方人所普遍愿意认同的自我。对中国的“客观”描述其实是西方的一种自传。
这就是为什么在很多西方人的眼中，中国在近代以来都被视为“威胁”或“机遇”，从“黄祸”、邪恶的“傅满洲博士”到“红色威胁”，从西方传教士眼中的“希望之地”到西方商人趋之若鹜的“中国市场”，不一而足。这些“中国”话语使西方能够把握中国的确定性，知道中国是什么、不是什么。但是可以看出，这些确定“知识”的获得，与近代以来巨变中的中国并没有太大关系，而是源于西方以现代理性主体自居时追求确定性的欲望。对于现代理性认知主体来说，世界是可知的、存在可循的客观规律。然而，当面对中国这样一个庞大复杂、捉摸不定的“他者”时，西方这种追求确定性的欲望却难以得到真正满足。但是如果承认中国真的不可预测，那么西方也就不成其为现代理性认知主体了。为了维护西方关于现代自我的认同和想象，其渴望确定性的满足就不得不依赖美国哲学家杜威所说的“情感替代品”，比如信任、恐惧或幻想。通过这些欲望和情感（而非科学理性），我们周围世界的确定性重新变得可知。可是在所谓的自我和他者——比如西方和中国——之间，往往缺乏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确定性，而是由恐惧和幻想填补未知的空白：通过恐惧，中国可以被确定为“威胁”，而通过幻想，中国则被定格为“机遇”。这些关于中国的所谓客观知识，与其说是分别来自国际关系中的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理论，不如说是西方追求确定性的欲望在中国的折射。甚至可以说，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本身也是西方学者追求国际关系中的确定性的体现（比如米尔斯海默的大国政治的悲剧和福山的历史终结论）。
明代思想家王阳明曾说：“子欲观花，则以花为善，以草为恶。如欲用草时，复以草为善矣。”中国是什么并不取决于中国自身，而是随着西方观察者的心态好恶而变化。当然，并不是只有西方才是这样，我们所有人观察外界事物，都难免以自身已有的知识、阅历和价值观为准绳。我们对新的、不熟悉的事物的理解，往往建立在我们对身边已知事物的理解之上，举一反三，推己及人。这本身无可厚非，但是，关键在于我们很少能够清醒自觉地认识到这种理解的局限。在西方的中国观察家中，这种自我反思精神尤其匮乏。这就是为什么当大家都在忙于“观察中国”的时候，我们应该同时观察中国观察者。因为正是他们的主流话语在左右很多人对中国的理解和建构，并进而影响西方对华政策的制定。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与西方（包括美国）的关系并非仅仅是由双方决策者、双方的内部体制、文化以及外在的国际格局所决定的。西方关于中国崛起的叙事本身就是中西关系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本书认为，“中国威胁论”话语的危险在于：通过把中国作为威胁，它所倡导的对华政策就更容易把中国推向一个威胁的对立面，因此它可能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而“中国机遇论”的研究范式则归根到底是一种虚幻的期望，它的最终幻灭将和西方对中国的恐惧殊途同归。当前西方对中国的所谓“两面下注”政策，正是这两种中国研究范式在西方对华政策实践上的反映。因此，当中国人在批判西方的“中国威胁论”时，同时应该认识到它和“中国机遇论”其实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如果中国希望西方能够对自己加深理解、减少偏见，那么仅仅靠增加交往和交流、提升中国的软实力是远远不够的。如果西方在对自身的塑造和认同方面保持不变、没有反思的话，那么其对中国的认识也将很难超越“威胁”和“机遇”的范式。中国虽然在经济上崛起了，但是中国的崛起没有突破西方主流话语对其的构建和再现。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揭示在中国发展与西方尤其是与美国的关系时，其挑战不仅仅是利益和政策层面上的，更重要的是话语层面上的。通过研究西方关于中国崛起的话语，而不是像很多学者那样“直接”研究中国对外关系本身，本书希望能够引起读者对话语在国际关系中重要作用的重视和思考。
在此书中文版出版之际，我想向曾经鼓励、帮助和支持过我的所有老师、同事、同学、朋友及家人表示感谢。限于篇幅，很遗憾这里我不能一一提名致谢，但特别需要感谢的首先是本书译者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张旗博士，他不辞辛苦，反复推敲，用准确精练的译文表达出了本书的英文原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编辑高明秀女士从一开始就对此书表示了极大的兴趣和支持，如果没有她的推动、策划和在每个环节上的耐心细致的工作，这本书将不会同读者见面。美国文博大学政治学教授、东亚项目主任于滨老师在百忙之中慷慨为本书作序，他对美国中国学的独到见地一直令我受益匪浅，他对本书的推介和偏爱也令我备受鼓励。此外，北京大学袁明教授、王缉思教授、贾庆国教授、李安山教授，南京大学朱锋教授和现在北大执教的当年北大同窗范士明、于铁军和王联教授，以及我所在澳大利亚迪肯大学的学院负责人和同事Brenda Cherednichenko 、Matthew Clarke、David Walker、Fethi Mansouri、Baogang He等都在原书出版后给予了我极大的鼓励和帮助，在此一并致谢。我想感谢的还有我在澳洲的家人和在中国的亲友。最后，我谨以此书缅怀我的父母。毋庸置疑，没有他们，就没有我，当然也就没有这本书。这是又一种际遇。
潘成鑫
2016年1月于澳大利亚吉朗市迪肯大学
序言　西方“中国叙事”的迷失
于滨
于滨，美国文博大学（Wittenberg University）政治学教授，上海美国学会资深研究员。
一　西方看中国：幻觉与错觉
西方的“中国威胁论”为何久盛不衰，且愈演愈烈？西方对华观念为何总是在噩梦与幻梦之间摇摆？为何西方对华的幻想与幻觉中除了梦寐以求的市场和挥之不去的黄祸以外鲜有对华的平视、平等和平常心态？为何西方的“中国威胁论”与“中国垮台论”永远作为一个硬币的两面而共存共处？
澳大利亚迪肯大学(Deakin University)潘成鑫教授在其近著《国际政治中的知识、欲望和权力——中国崛起的西方叙事》（Knowledge, Desire and Power in Global Politics: Western Representations of China’s Rise, UK: Edward Elgar, 2012年第一版，2015年再版，简称《中国叙事》）一书中，对西方这种类似精神分裂型的对华观念，进行了深刻、系统和独特的解析。
潘教授的基本论点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对中国崛起的种种表述，与其说是对真正的中国的客观描述，不如说是基于西方自身社会话语中的所谓“自传性”（autobiographical nature）。西方集体潜意识，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欲望”(desire)，它无时无刻不在支配西方意识和观念对理性和知识的追求。具体说，就是“欲望助长了获取知识和生成知识的渴望，而后者又反过来为欲望提供合理性，助力于欲望的实现”。最终，“知识丧失其貌似的纯真，显露出与权力的纽带关系”。由于中国在西方认知中的不确定性，导致了在西方的“中国叙事”中，常常出现中国“威胁” 和中国“机遇” 这两种南辕北辙观念(threat & opportunities)的共生状态。如果说前者是对崛起的中国的无知而导致的神经性的恐惧而由衷地企盼其消失或崩溃，后者则代表不可求的却又无法遏制的物质欲求。不论二者之间有何差异，其共性均是以西式棱镜来折射（而非透视）在西方看来是另类的中国。
《中国叙事》一书对西方的理论和理念不是一味地拒绝或简单地批判，而是从西人的思维方式、从多个视角和层次加以剥离和考证。虽然此书属政治学类，却涉及哲学、历史、文化、人类学、科学学、经济学、国际关系学等众多学科，集经典和前沿著述之大成；且条理清晰，逻辑严密，环环紧扣。两年前第一次读《中国叙事》的英文版时，感觉有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的风格。这里需要补充的是，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其实是对西方学界中的强势的学术种族主义(academic racism)悲情式的抗议和无奈的咏叹调之混合体，对于西方学界的傲慢与偏见，萨义德的手段是彻底毁之而后快。相比之下，《中国叙事》则是以西式“工具”，对其进行CT式扫描或外科手术式的解析；它以西人熟悉的思维结构和表述方式，把（西方）读者引入一个他们自认为理性、科学并占有道德制高点但实际却是非理性非科学欠道德的“混沌”之地，迫使西人直视其理性中之非理性成分(irrationality of rationality)。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叙事》比《东方主义》更胜一筹。
当今中国的主流媒体仍在述说中国没有也很可能不会有中国的“亨廷顿”，由此认为中国学者中无法产生论述中国崛起和与之相对应的国际战略的巨著，至少现在还未出现具有原创力的“大师”。《中国叙事》的出版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启：海内外的中国学者已经对西方国际关系的理论范式（请注意，不是对个别理论而是整个范式或体系）提出质疑和挑战，他们头上也许没有亨廷顿或基辛格等人的耀眼光环，他们的成果也许一时还不会在西方学界引发“东方主义”式的轰动效应，由中国人讲述的中国叙事乃至世界叙事的历程肯定会远远长于中国崛起的过程，也许这个过程永远不会终结；然而坚冰已破，风帆已扬，面对西方理论范式的书山学海，潘成鑫教授已经向顶峰和彼岸迈出了坚实的一步，这值得中国同行和主流媒体的认同和支持。
二　西方《中国叙事》的“世界”版
其实，关于中国没有“亨廷顿”的说法本身，还可以衍生出众多的话题。一个一直困扰美国国际关系学界的问题是：二战后国际关系理论突飞猛进，各种理论层出不穷，但又与美国的对外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关联不大，或风马牛不相及。也就在1993年哈佛政治学泰斗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点的同年，斯坦福大学政治系知名教授亚历山大·乔治(Alexander George)出版了一部《填补鸿沟》(Bridging the Gap)的专著，力图把国际关系的理论研究与美国外交的实践相结合，却难有回天之力。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和国际战略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在拓展：自由派有福山“历史终结论”的大旗，现实派也开发出乐观的“单极稳定论” (unipolar stability)和悲观的“文明冲突论”，与自由派的“民主和平论”的延伸“历史终结论”遥相呼应。与此同时，所谓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也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异军突起，扩展迅速。
美国的国际关系学蒸蒸日上，对国际时局的了解、判断和把握却屡屡失误，对外政策中频频诉诸武力，以致美国现实派大师基辛格在“9·11”数月前出版的《美国还需要外交吗？》一书中认为，美国除了军事政策以外，已无外交而言；即便有，美国的外交也高度意识形态化，并兼有强烈的传教风格，且往往是最后通牒式的发令，甚至到了“顺我者”不昌（如对待后共产主义的俄罗斯和融入西方主导下的国际体制的中国），“逆我者”(美国不中意的所有非西方政权)必亡的境地。“9·11”以来，美国对外穷兵黩武，伊斯兰世界乱象丛生，杀戮无度，难民如潮；恐怖分子越打越多，越战越强，不仅拥有固定的国土和政权，而且将恐怖和打击目标扩展至欧洲、北非和中亚多地。不仅如此，西方现实主义者早已画上句号的“西方内战”(western civil war)狼烟再起，战略空间受到严重挤压的俄罗斯在乌克兰/克里米亚、叙利亚、土耳其等一系列问题上与西方不惜背水一战。对于世界唯一尚无战事的亚太地区，美国也以军力制衡崛起的中国，唯恐亚太不乱。
进入21世纪，国际社会面对一个怪象：一方面，西方国际关系和国际战略理论高度发达，大师级人物（亨廷顿、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约瑟夫·柰、福山等）层出不穷；另一方面，国际的乱象与西方热衷的所谓“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的理念却渐行渐远，西方“赢得战争，输掉和平”的幽灵欲在世界范围重现，甚至教皇佛朗西斯都宣布世界已经步入第三次大战(‘a piecemeal’ World War Ⅲ)。
试问，如此辉煌的理论与西方治下的乱世有何连带关系？众多的大师级战略家们对西方理论界与严酷的现实之间巨大的反差有何评说？也许这就是西方对崛起的中国的“叙事”的国际版“世界叙事”吧。如果这一推论成立的话，对非西方世界“不确定性”的恐惧，尤其是美国在冷战结束以后由于缺少外在敌人而导致的认同危机，建构了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原动力。亨廷顿以后，美国现实主义理论范式中又繁衍出所谓“进攻型现实主义”(offensive realism)，完全摒弃了古典现实主义中审时度势、慎用武力的内核，将国与国之间的所有交往视为你死我活的惨局。
悲观的西方现实主义要消灭臆想中的对手，并以武力征服“不确定”的世界；乐观的西方自由主义则把广袤的非西方世界视为西式民主政治体制和西方资本势力的“机遇”，即所谓“华盛顿共识”。其目标和手段都是以西方标准的各种“自由”——如言论自由（尤其是对社交媒体在非西方国家中的无限制的自由）、宗教自由（以此支持车臣爆乱、“疆独”、“藏独”等各种极端宗教势力）、贸易自由（从19世纪向中国输出鸦片，到21世纪的TPP中更强调西方大公司对违反知识产权的诉讼自由）、移民自由（不等于西方要接受来自非西方地区的难民）——使非西方世界个体化、碎片化，使之无力应对西方资本的流动和意识的传播。
西方自由主义与西方现实主义之间的差别其实只是工具性的，二者均无意与现存的世界共存和妥协。在这一点上，它们与西方政治和国际关系理论的各种流派一样，都具有宗教原教旨主义强烈的排他性，都是在按照自身逻辑和理念寻求理论与实践的最高纯洁度（或极端性）。19世纪以来，西方的自由主义、理想主义、现实主义、资本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苏联代表的“正统的”西方共产主义、视男性为万恶之源的女权主义，以及视一切人工痕迹为大逆不道的环保主义等，尽管它们也许在理论上水火不容，实践中不共戴天，但都要把一个拥有各种层次和色彩的“混沌”世界和复杂的国际事务划为黑白分明、善恶对垒的两极体制，并按照自身的价值观念改造和征服对方或整个世界。在21世纪的“文明冲突”时代，西方各种主义的极端性，也塑造了同样排他性、不妥协、极端恐怖的非西方的对手——“伊斯兰国”。
在这一点上，西方国际关系大师们似满腹经纶，在个体上似有条有理，整体上则谬误千里，且害人害己。如今反体制的势力席卷西方各国（如美国的特朗普、桑德斯，法国的马琳·勒庞），右翼如日中天（在奥地利、荷兰、瑞典、波兰、匈牙利、乌克兰，当然还有自认为最西化的日本）。西方的“愤怒”和“迷失”的一代，会将充满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世界引向何处？人们没有任何理由感到乐观。
三　窥见中国版的“中国叙事”和“世界叙事”
如今西方的“世界叙事”已成恶果，而西方仍徘徊在《中国叙事》的噩梦与美梦之间而不能醒悟。为何中国不但可以在纷乱的世界中独善其身，而且日益崛起？原因之一是中国不仅坚持了独立、自主和主权，而且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政策层面告别了西方意识形态的极端成分，对各类“舶来品”采取兼容并取、以我为主的更开放、更务实的发展战略，同时避免了共和国前30年中全局性的震荡或失误。
尽管这一过程有种种不尽人意之处，但它为占世界人口1/5的巨大群体所带来的，却是鸦片战争以来最为持久的安定和繁荣。中国有理由为自身的成就感到自豪，更要对现存的问题和挑战保持清醒头脑，以更自信、更积极、更务实、更包容的姿态，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国际化和中国化之间寻找自我并造福世界。
对于国门内外的中国学者来说，目标不仅是要以“原创性的中国理论和中国话语清晰地解读中国”，也不必回避以中国的话语和理论解读世界的使命，即中国的崛起肯定是一劳永逸地终止了西方（包括日本之类的“荣誉白人”）对中国的统治；但崛起的中国并不需要也不会寻求终止西方本身(The rise of China ended the Western domination of China, but China’s rise does not need, and will not seek,to end the West itself)。与包括西方在内的世界共存共荣不仅是基于中国的利益，更是“和而不同”这样的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自然延伸（迄今为止，中国人仍不理解为何强大的西方不能像他们一样，在中华文明的鼎盛时期恋眷故土而不进行殖民扩张）。
一个非西方、非基督教、非西式民主制度、非结盟的、世俗的和独立自主的中国，已经在由西方主导的国际体制中稳步崛起。一个崛起的中国可以与一个包括西方在内的多样化的国际社会共存，而西方仍然跳不出其理论大师挖掘的“文明冲突”的陷阱。在人类拥有超强毁灭对方和自身的能力的时代，此类“文明冲突”论其实是不文明非文明和反文明势力之间的冲突(clash of the uncivilized)。
西方的浅薄和悲剧就在于此。对西方“大师”们的顶礼膜拜亦适可而止。
***
直至完成为《中国叙事》写序，笔者还从未与潘教授晤面。这在资讯和交通极为发达的21世纪，几乎是不可原谅的。多年来只限于笔谈，但已获益匪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者走出国门，已是常态。然而海外相当多从事政治和国际关系学的中国学者更多的是在“帮助”西方研究中国，不管是出于兴趣，发挥特长，迫于生计，还是另有所图。潘成鑫教授是笔者所知极少数的海外学人中，不仅对西方政治理论和政治文化进行深入和扎实的研究，而且能够在更高的层次上审视、研判以致超越西方范式。
如果这篇序文能为潘君的下一部力著抛砖引玉，笔者将不胜欣慰。
前　　言
二十一世纪头十年里，被媒体报道最多的事件，不是全球金融危机，不是经年累月的伊拉克战争，甚至也不是“9·11”恐怖袭击，而是中国的崛起。这是“全球语言监测”（Global Language Monitor）2011年发布的研究成果，这一关于全球媒体报道趋势的研究考察了75000份纸质和电子媒体资源。如果在国际学术圈有个类似的调查，那么，关于中国崛起的研究也应该位于最受关注的议题之列。冷战时期曾经有一家美国出版公司十五年内没有出版一本关于中国的书，看起来这样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既然相关的研究已经如此之多了，似乎没有必要再写一本类似话题的书了。现有的评论、书籍和文章肯定已经覆盖足够广泛的研究视角了。
尽管或者说正是由于相关文献已经汗牛充栋，我深感很有必要加入这一研究大军。不过，与许多其他研究不同，我的研究旨趣并不在于回答中国是否正在崛起，也不在于回答中国的崛起意味着什么。这并不是因为我认为这些问题不重要或者已经得到了解答，而是因为我认为，评估中国崛起的意义离不开我们如何给中国崛起赋予内涵。这听起来或许有点同义反复的味道，不过，它提醒人们注意中国观察者自身——给中国崛起赋予意义的主体。它将关注的焦点放在我们对中国崛起的认知和表述上，这正是本书主要关注的问题。
有些人可能这么想。不过，本书的这一研究路径并不是为了在这个熙熙攘攘的研究领域找到一条狡黠的捷径并提出哗众取宠的观点，从而逃避脚踏实地地对待种种有关中国的复杂的“真实世界”问题，也不是为了故意激发争议或者面对这一充满生机的研究领域而无病呻吟。在我看来，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撰写本书都是必要之举。在理论层面，本书摒弃了流行的事实和表述二分法的预设。与实证主义相反，本书认为，我们不可能绕过认知和表述而直接触及真正的中国。我们眼中的“中国”不可能摆脱形形色色相关话语和表述的影响。在那些声称研究中国崛起的著作看来，中国崛起似乎是一个显而易见、经验上可观察的实实在在的现象，而实际上，这些著作总是与表述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这些研究随之很可能也成为这些表述的一部分，后来的研究再透过这些表述来审视“中国”。从这个角度说，我聚焦于表述并非权宜之计，而是基于本体论和认识论意义上的必要性。
从实践层面来看，在社会世界中，表述和话语无处不在，因此适当地对话语表述进行研究，并不是逃避现实，而是真正地触及真实世界。或许除了梦游和无意识的眨眼外，人类行为（更不用说社会行为了）不可能脱离认知和表述而独立开展。建构主义者说得好，言辞带有后果。不过，我们可以进一步补充说，所有的社会领域和人际关系都需经由思想和表述来调节和建构。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当然也不例外。在事关地区稳定、繁荣乃至世界和平的情况下，解析表述和话语在塑造中西关系中的作用和角色显得既迫切又具有现实意义。
有鉴于此，本书将论述的重点放在西方对中国崛起的表述上，特别聚焦于两种有影响力的范式：“中国威胁论”和“中国机遇论”。这两种范式通常被认为是对中国崛起的客观解读。尽管看起来针锋相对，但它们都是西方某种自我想象的折射，体现了西方在一个从来都变动不居的不确定世界中对确定性和身份定位的诉求。这种欲求虽说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社会世界中常常被证明是不切实际的。由于找不到定律式的持久确定性，对确定性的渴求就常常最终回归到两种欲望：恐惧和幻想。这是因为这两种欲望能够为寻求确定性而不得提供某种情感补偿。我将在书中提出，上述两种中国范式分别是这两种流行的情感补偿的话语载体。如此一来，它们并非客观的中国知识，而是与西方惯常的自我想象和权力实践密切相关。通过探析知识、欲望和权力的相互关系，本书旨在解构西方对中国崛起的当代叙事。尽管本研究对所谓“批判性中国观察”具有某种方法论借鉴意义，不过由于研究范围、本体论立场和篇幅所限，本书并非意在提出一种替代性的完备方法来更好地理解中国本身。唉，实际上“中国本身”并不存在，它只是我们根深蒂固的欲望和惯常想象的产物。
构想和撰写这本书是一项漫长且具有挑战性的工程，不过最终也令人兴奋且收获颇多。一路走来，我要感谢许多人的帮助，他们智识上和行动上的帮助使得这一研究成为可能且充满乐趣。很遗憾，我在这里不可能提到所有人的名字，因此，如果我无意中有所遗漏，谨致以诚挚的歉意。
尽管这本书与我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主题不尽相同，但是，其中的某些思想火花就是那时在堪培拉激发出来的。因此，我要感谢吉姆·乔治（Jim George）——一位榜样式的学者、一位启迪心灵的良师益友，感谢他孜孜不倦的指导、激发思想的谈话和深刻的点评。这本书的问世，要感谢他长期深入的智识帮助和严谨的治学态度。
我还要感谢西蒙·多尔比（Simon Dalby）、特莎·莫里斯·铃木（Tessa Morris-Suzuki）、斯蒂芬·罗叟（Stephen Rosow）、伊恩·威尔逊（Ian Wilson）和Yin Qian，他们富有洞见的建设性反馈和评论对于本书的早期研究来说不可或缺。能够认识罗兰·布兰克（Roland Bleiker）、肖恩·布斯林（Shaun Breslin）和李芝兰，我感到非常荣幸；能够和何包钢、杰弗里·斯托克斯（Geoffrey Stokes）及大卫·沃克（David Walker）一道密切工作，我也感到非常幸运。他们都是榜样式的学者、杰出的良师益友和慷慨的同事，他们常常是我寻求意见和指导的首选对象，在此我对他们表达深深的感激之情。同样，我非常荣幸在母校北京大学拥有众多卓越的老师和学者，尤其是袁明、王缉思、贾庆国、梁守德、朱锋、张小明、许振洲和已逝的刘甦朝等。他们的榜样力量和鼓励使我最终选择了学术道路。在北大我还从一些同事和朋友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比如赵学文、赵为民、杨康善、张黎明、孙战龙和孙华等。
在我的学术征程中，遇到了许多人，他们的见识、告诫、谈话、鼓励和慷慨使我感念至深，其中包括尼克·比斯利（Nick Bisley）、白永辉（Jean-Marc Blanchard）、摩根·布里格（Morgan Brigg）、安东尼·布鲁克（Anthony Bke）、普里亚·查科（Priya Chacko）、陈智宏（Gerald Chan）、史蒂芬·陈（Stephen Chan）、张志楷（Gordon Cheung）、马修·克拉克（Matthew Clarke）、戴维·福格（David Fouquet）、郭宝钢、约翰·哈特（John Hart）、卡尼什卡·贾亚苏利亚（Kanishka Jayasuriya）、戴敏·金斯伯里（Damien Kingsbury）、戴维·劳尔（David Lowe）、迈克尔·麦金莱（Michael McKinley）、费提·曼苏里（Fethi Mansouri）、迈克尔·夏皮罗（Michael Shapiro）、凯瑞·史密斯（Gary Smith）、罗兰·沃特（Roland Vogt）、罗伯·沃克（Rob Walker）、饶世藻（Souchou Yao）、由冀、于滨、张勇进和崔大伟（David Zweig）。我还要感谢在迪肯大学的众多同事，他们以各种可贵的方式助益于我的思考，且影响远不止于这本书。当然，本书如有什么缺点，我自己负全责。
马拉克·安索（Malak Ansour）、海蒂（Heidi）、迈克尔·哈奇森（Michael Hutchison）、金·黄（Kim Huynh）、戴维·肯尼迪（David Kennedy）、孔涛、卡特里娜·李扣（Katrina Lee-Koo）、陆唯坚（Weijian Lu）、安·马克内文（Anne McNevin）、杰米·摩西（Jeremy Moses）、倪小龙、本·韦林斯（Ben Wellings）和张广宇是我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时的好朋友。他们也让我想起北京大学的一些“老”同学、“老”朋友：范士明、贺照田、邵燕君、王联、于铁军、周有光等。尽管他们中的许多人现在已经分散各地，但是他们的宽厚、幽默感和友谊直到今天也是无法超越的。
有不少机构为本书的完成提供了资助，其中包括我所在大学的人文与教育学部、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前身是国际关系与政治学学院）、公民与全球化中心和阿尔弗雷德·迪肯研究中心，我对它们深表感谢。我曾作为访问学者分别在墨尔本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待过一段时间，我的研究得益于它们的慷慨好客和优越的研究资源。尤其需要指出的，我要感谢墨尔本大学的德里克·麦克杜格尔（Derek McDougall）和香港科技大学的沙伯力（Barry Sautman），感谢他们的支持和与他们颇有收获的交谈。刘明升、李硕和江斌使我在墨尔本的一年时光充满欢乐，我对此深表感激。
我的出版商爱德华·埃尔加（Edward Elgar）在墨尔本第一次见到我的研究计划后，就一直对我抱有坚定的信心。编辑亚历山德拉·康奈尔（Alexandra O’Connell）、詹妮弗·威尔科克斯（Jennifer Wilcox）和克洛伊·米歇尔（Chloe Mitchell）在本书编辑和出版的各个阶段都展现出十足的耐心并提供了帮助。安德鲁·瓦特（Andrew M. Watts）在编制索引中不可或缺。一位研究计划的匿名评阅人、两位手稿的匿名评判者和文字编辑员都提出了很多有益的建议，我感谢他们。
我特别要感谢雪梅的爱、理解和牺牲。我同样要感谢两个可爱的女儿艾米（Amy）和莉莉（Lily）。她们每天给我带来的爱和欢乐是我自豪和灵感的无尽源泉。我看着她们成长，和她们一起学习，觉得自己也在变成一个更为完整的人。我还要感谢身在中国的姐姐和哥哥们，他们知道他们在我心中的分量有多重。
尤其需要说明的是，我要把这本书献给我的父母，以作为对他们的纪念。当此自省之际，我的心头充满了拂之不去的痛苦失落感和悔恨感。尽管我知道无论做什么也不能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但是我希望本书至少可以算作一点表示；不过即便是这么一点表示都来得太晚了。直到最后，他们也许都不十分清楚他们最小的孩子这么多年漂泊他乡到底在做些什么。然而，他们通过一辈子的言传身教，告诉了我一个最重要的道理：如何做人。我并不奢望能够完全领会这个道理，但是我知道，它一直都在那里，我可以时时回味，从中寻求教诲、灵感、慰藉和弥足珍贵的回忆。

《东方巨龙的迷思：审视西方对中国崛起的多重叙事》 核心议题： 本书深入剖析了自二十世纪末以来，西方世界如何构建并传播关于中国崛起的一系列叙事。这些叙事并非单一、固定的认知模式，而是由知识生产、情感欲望以及权力运作等多重因素交织而成，共同塑造了西方理解和应对中国崛起的方式。通过考察西方精英、媒体、学术界及公众舆论的表述，本书揭示了在“中国威胁论”、“中国模式优越论”、“文明冲突论”等表象之下，隐藏着更为复杂和矛盾的心理动机与地缘政治考量。 导论：知识、欲望与权力——理解中国崛起的西方棱镜 在二十一世纪的全球图景中，中国崛起无疑是最为显著的地缘政治变迁之一。然而，西方世界对这一历史性转变的认知，并非建立在完全客观的观察之上，而是经过了一系列复杂的建构过程。本书旨在超越表面的新闻报道和政策声明，探究西方如何通过知识的生产、情感的投射以及权力的博弈，来理解、解释乃至应对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 “知识”在这里并非指纯粹的客观事实，而是指那些被西方主流话语所采纳、传播，并被视为“真理”的关于中国的认知框架。这些框架往往受到西方历史经验、文化价值观以及意识形态的影响，可能包含对中国政治体制的刻板印象，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片面解读，以及对中国文化特质的简化认知。例如，“集权主义”、“不透明”、“扩张主义”等标签，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知识体系在审视中国时的一种选择性聚焦。 “欲望”则触及了西方在面对中国崛起时产生的复杂情感。这其中既有对失去全球主导地位的焦虑与恐惧，也有对中国巨大市场和潜在合作的经济渴望。更有甚者，还可能包含一种对“他者”的猎奇心理，以及对自身文明优越感的捍卫。这些欲望往往驱动着西方媒体的报道倾向、学者的研究视角，甚至影响着政策制定者的决策。例如，对中国“威胁”的夸大，可能部分源于对自身经济衰退的掩饰，而对中国“模式”的质疑，也可能源于对自身民主困境的某种投射。 “权力”则是贯穿始终的关键维度。西方对中国崛起的叙事，并非仅仅是学术探讨或文化交流，它深刻地嵌入在当前全球权力格局的重塑之中。当中国挑战西方在政治、经济、科技等领域的既有优势时，西方构建关于中国的叙事，也成为其维护自身话语权和地缘政治利益的一种策略。这些叙事被用来合法化其对中国的遏制政策，动员国内民众，并试图在国际舞台上争取盟友。因此，理解西方对中国崛起的叙事，也必须考察其背后的权力结构和战略意图。 本书的分析将聚焦于中国崛起过程中，西方学界、媒体、智库和政府部门所呈现的主要话语模式。我们将考察“中国威胁论”的演变，探究其如何从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对抗，演化为当今基于地缘政治和经济竞争的论述；同时，我们也将审视“中国模式优越论”在西方内部的讨论，以及这种讨论如何折射出西方自身对发展道路的迷茫与反思。此外，诸如“文明冲突论”、“新冷战论”等更具概括性的框架，也将成为本书分析的对象。 通过梳理这些复杂的叙事，本书并非意图为中国崛起本身提供一个“真相”的版本，也并非是要对西方进行简单的道德批判。相反，本书的核心目标是揭示西方在构建关于中国崛起的认知时，所经历的知识生产的逻辑，所释放的情感驱动，以及所参与的权力角逐。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更深刻地理解西方对中国的认知是如何形成的，其背后蕴含的复杂性何在，以及这些认知将如何继续影响未来全球政治的走向。 第一章：叙事的形成——西方知识体系与中国经验的碰撞 本章深入探讨西方知识体系如何为理解中国崛起提供基础框架，以及这些框架在面对中国独特而快速的现代化进程时所产生的张力。我们将追溯西方对中国的早期认知，例如“东方主义”的遗产，以及其在近代对中国历史、文化和政治的建构。随后，我们将聚焦于冷战时期意识形态对抗对西方中国观的塑造，特别是“共产主义威胁”论如何影响了对中国政治体制的解读。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西方学者和观察家试图运用其既有的理论工具（如现代化理论、政治发展理论）来理解中国的转型。然而，中国经济的奇迹性增长、政治的稳定性以及社会文化的独特韧性，常常挑战着西方既有的理论范式。本章将分析西方学术界如何在此过程中，一方面尝试调整和丰富其理论，另一方面也可能因难以完全解释中国现象而产生理论困境，进而导致一些固化的认知偏差。 具体而言，我们将考察西方在以下几个方面的知识建构： 政治体制的解读： 西方主流政治学长期以来以西方自由民主为标杆，因此对中国的“一党制”和“集权主义”叙事尤为突出。本章将分析这种解读背后，是对西方政治范式的普遍化，还是对中国现实的刻意忽略？我们将审视“人权”、“民主”、“法治”等概念在西方语境下，如何成为审视中国政治的工具，以及这些工具的运用是否带有双重标准。 经济发展的路径依赖： 中国经济的崛起，尤其是在国家主导下的发展模式，让西方经济学界倍感困惑。本章将探讨西方对中国经济的“国家资本主义”、“掠夺性贸易”、“不公平竞争”等标签的形成过程。我们将分析这些标签是如何反映了西方对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的信仰，以及其对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挑战的恐惧。 文化与社会的理解： 西方对中国文化和社会的理解，常常受到刻板印象和历史误读的影响。例如，将中国文化视为“静态”、“保守”，或者将中国社会视为“同质化”、“缺乏个体性”。本章将考察这些认知是如何形成，又如何在西方媒体和大众文化中得到传播，并与中国现实的多元性和动态性产生何种脱节。 历史叙事的重塑： 中国的崛起，也迫使西方重新审视其对中国历史的叙述。本章将探讨西方历史学家和思想家，如何试图将中国的历史融入其全球史观，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对中国历史的简化、选择性引用或带有特定意图的解读。 总而言之，本章旨在揭示西方知识体系并非是理解中国崛起的“真空”工具，而是内嵌了其自身的历史、文化和意识形态坐标。这些坐标在与中国现实的互动中，形成了独特的认知框架，为后续关于中国崛起的各种叙事奠定了基础。 第二章：欲望的投射——焦虑、渴望与他者化 本章将聚焦于西方在面对中国崛起时所产生的复杂情感，以及这些情感如何驱动了其对中国的特定叙事。这种情感层面上的反应，往往比纯粹的理性分析更为深刻，也更能解释一些看似非理性的认知模式。 失落的焦虑与“衰落叙事”： 随着中国在全球舞台上的影响力日益增强，西方，特别是美国，感受到了其长期以来在全球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的绝对主导地位正在受到挑战。这种“失落感”催生了“西方衰落论”和“中国威胁论”的进一步演化。本章将分析“衰落叙事”如何将中国视为西方失去霸权的原因，以及这种叙事如何被用来动员国内民众，应对“外部挑战”。我们将考察媒体报道中对中国军事扩张、技术侵略、意识形态渗透的渲染，以及这些渲染背后所隐藏的对自身优势丧失的恐惧。 经济的诱惑与“中国机遇论”： 与焦虑并存的，是对中国巨大市场和经济增长潜力的强烈渴望。本章将分析“中国机遇论”如何在西方内部兴起，以及这种叙事如何与“中国威胁论”形成一种奇特的共生关系。一方面，西方企业和政府希望从中国经济增长中分一杯羹；另一方面，对中国经济的过度依赖也加剧了其对中国潜在控制力的担忧。我们将探讨西方媒体和商界如何描述中国消费者、中国投资，以及这种描述背后的经济利益驱动。 “他者化”的心理机制： 在理解和应对一个日益强大的“他者”时，人类普遍存在一种“他者化”的倾向，即将“他者”简化、标签化，并将其视为与自身截然不同的存在。本章将分析西方在构建中国叙事时，如何运用“他者化”的心理机制。例如，将中国描绘成一个“神秘”、“难以预测”的国家，或者将其视为一个“异质性”文明，从而在心理上与自身拉开距离。这种“他者化”不仅体现在对中国政治制度的批判，也可能渗透到对中国人民的刻板印象中。 文化优越感的捍卫： 面对一个在经济和技术上迅速追赶甚至超越自身的文明，西方可能产生一种文化上的不安全感。本章将探讨西方如何通过强调自身“普世价值”、“民主模式”、“创新文化”等来捍卫其文化优越感。同时，也将分析这种捍卫是否包含了对中国文化“独特性”的误读或矮化，以及如何将中国崛起视为对西方文化价值的挑战。 情感叙事的策略运用： 情感，尤其是恐惧和希望，是影响公众舆论和政策制定的强大驱动力。本章将分析西方媒体和政治精英如何策略性地运用情感叙事，来引导公众对中国崛起的看法。例如，通过制造“危机感”来推动国防开支，或者通过描绘“合作前景”来争取经济利益。 总而言之，本章认为，对中国崛起的认知，并非仅仅是理性的评估，而是深深地被西方的焦虑、渴望、恐惧以及维护自身认同的心理所塑造。这些情感投射，不仅影响了西方的内部讨论，也直接体现在其对中国的外部叙事之中。 第三章：权力与话语——地缘政治的博弈与叙事的重塑 本章将深入探讨权力在构建和传播关于中国崛起的西方叙事中所扮演的核心角色。我们将考察地缘政治的现实如何影响了西方对中国的认知，以及西方如何利用其掌握的话语权来维护其在全球的地位。 地缘政治的重塑与“中国威胁论”的演进： 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作为新兴大国的崛起，直接挑战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本章将分析，在新的地缘政治现实下，“中国威胁论”是如何从意识形态的对抗，演化为对中国军事扩张、经济掠夺、技术霸权等具体威胁的指控。我们将考察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在制定对华战略时，如何将对中国崛起“危险性”的认知作为政策依据。 话语权的争夺与“西方叙事”的巩固： 西方长期以来在国际舆论领域占据主导地位，拥有强大的媒体、学术和智库网络。本章将分析，西方如何利用其话语优势，来构建和巩固其关于中国崛起的叙事。这包括通过媒体的议程设置，学术研究的理论引导，以及智库的政策建议，来影响全球对中国的看法。我们将探讨西方机构在塑造“中国形象”时所采取的策略，以及其如何试图定义中国的行为和意图。 “民主对抗威权”的意识形态框架： 在当今世界，意识形态的较量依然存在。本章将分析西方如何将中国崛起置于“民主对抗威权”的意识形态框架之下。这种框架不仅强化了西方对自身制度的优越感，也为西方联合盟友，遏制中国提供了道义上的合法性。我们将考察，这种框架如何简化了中国复杂的政治现实，以及如何可能加剧国际社会的对立。 “文明冲突论”的复苏与西方自我认同： 随着中国实力和影响力的增长，一些西方思想家重新提出了“文明冲突论”，将中国崛起视为对西方文明的潜在挑战。本章将分析，这种论调如何与西方的历史经验、宗教文化以及民族主义情绪相结合，并成为其试图维护自身文化独特性和地缘政治优势的一种叙事策略。我们将探讨，这种论调是否反映了西方在面对一个强大“他者”时，对其自身文明优越感的深刻焦虑。 政策制定与叙事的互动： 西方对中国崛起的叙事，并非仅仅是空泛的理论，而是直接影响着其政策制定。本章将分析，当西方国家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或“系统性挑战”时，其所采取的贸易保护主义、技术封锁、军事围堵等政策，是如何建立在其对中国崛起“危险性”的认知基础之上。反过来，这些政策的实施，又会进一步强化和固化相关的叙事，形成一个自我强化的循环。 国际合作与叙事的模糊性： 尽管存在诸多对立叙事，但国际社会也存在合作的需要。本章将探讨，在某些领域，如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西方可能需要与中国进行合作，这又如何导致了对中国叙事的模糊化或选择性呈现？我们将分析，在特定合作框架下，西方如何可能暂时搁置或弱化其负面叙事，以实现其战略目标。 结论：超越叙事——构建理性与相互理解的中国观 本书通过对西方关于中国崛起的多重叙事进行深入剖析，揭示了在知识、欲望和权力交织的影响下，西方对中国的认知是如何被复杂地建构起来的。我们看到了，这些叙事并非是纯粹的客观反映，而是内嵌了西方自身的历史经验、文化价值观、情感投射以及地缘政治利益。 “中国威胁论”的盛行，固然反映了部分真实的地缘政治挑战，但也可能被焦虑和恐惧所放大，服务于维护西方既有地位的权力逻辑。“中国模式优越论”的讨论，则暴露出西方自身在发展道路上的迷茫，以及对非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某种好奇甚至期待。而“文明冲突论”的论调，则可能源于对自身文化优越感的捍卫，以及对“他者”的刻板化认知。 理解这些叙事的形成机制，并非是要为中国崛起辩护，也不是要对西方进行道德谴责。其根本目的在于，认识到人类认知过程的复杂性，以及叙事在塑造现实中的强大力量。当我们将西方对中国的叙事视为一个“文本”，去解读其背后的逻辑、动机和权力运作时，我们才能更清晰地看到，这些叙事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实际，又在多大程度上是西方自我投射和战略需求的产物。 在未来，随着中国在全球舞台上的角色持续演进，西方对中国的认知也将不断变化。然而，本书希望能够为读者提供一个 analytical framework，帮助我们批判性地审视和理解这些不断涌现的关于中国的叙事。我们应该警惕那些简单化、标签化、或带有明显意识形态偏见的论述，并努力去理解中国崛起的复杂性和多面性。 最终，理性与相互理解是构建健康国际关系的关键。对于西方而言，这需要超越固有的思维模式，以更加开放和包容的心态去审视中国；对于中国而言，则需要更加清晰地向世界阐释自身的发展理念和战略意图。唯有如此，我们才有可能在一个日益多元和互联互通的世界中，减少误解，增进信任，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构建一个更加和平与繁荣的未来。本书的研究，正是为了服务于这一更为宏大的目标——促进跨文化、跨国界的理性对话，以及更加成熟和 nuanced 的中国观的形成。

评分☆☆☆☆☆

这本《国际政治中的知识、欲望与权力：中国崛起的西方叙事》光听名字就足以让人产生浓厚的兴趣。我一直在思考，当我们谈论“中国崛起”这个概念时，我们究竟在谈论什么？是事实本身，还是我们头脑中关于这个事实的投射？这本书似乎直击了这个核心问题，它并非简单地罗列中国崛起带来的地缘政治变化，而是深入挖掘了在这些变化背后，西方世界是如何构建关于中国崛起的故事的。我尤其好奇，书中会如何剖析“知识”在这一叙事构建中的作用。是指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媒体的报道方式？还是某种被普遍接受的“常识”？这些知识是如何被选择、被解读，最终形成一种特定的西方视角，进而影响国际社会对中国行为的理解和判断的？书中提到的“欲望”，又指向了什么？是西方国家对自身地位的担忧？是对中国崛起所带来的经济机遇的渴望？还是某种更深层次的、关于文化优越感或意识形态的投射？将“知识”与“欲望”并置，似乎暗示着一种权力运作，即通过知识的生产和传播，来满足和塑造某些特定的欲望，最终影响权力格局。我迫不及待地想看到作者是如何将这些抽象的概念，与具体的国际政治实践联系起来，描绘出中国崛起叙事的复杂图景。

评分☆☆☆☆☆

这本书的标题《国际政治中的知识、欲望与权力：中国崛起的西方叙事》给我带来了一种“拨开迷雾”的期待。我们常常听到关于中国崛起带来的挑战和机遇，但这些声音往往来自于不同的立场，其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逻辑和运作机制，却鲜少被深入剖析。我尤其对“欲望”这个词感到好奇。在国际政治的语境下，它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国家间的竞争、利益的博弈，但此处将其与“知识”和“权力”并列，似乎指向了更为复杂和微妙的心理动因。西方在面对中国崛起时，究竟怀揣着怎样的“欲望”？是对失去全球主导地位的恐惧？是对中国作为潜在竞争者的警惕？还是对自身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受到挑战的焦虑？这些“欲望”又是如何与“知识”的生产和传播相结合，最终形成一种有影响力的“西方叙事”的？我设想，书中可能会揭示出，并非所有关于中国的“知识”都是基于严谨的实证研究，有些可能源于先入为主的观念，有些则可能是有意识地服务于某种“欲望”的表达。而“权力”则贯穿始终，它既是叙事构建的动因，也是叙事传播的工具，更是叙事最终想要达成的目标。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提供一种分析的框架，帮助我更清晰地理解西方世界如何解读和定义“中国崛起”，以及这种解读如何反过来塑造国际政治的现实。

评分☆☆☆☆☆

这本书的题目《国际政治中的知识、欲望与权力：中国崛起的西方叙事》就像一把钥匙，似乎能够开启理解当前世界格局背后复杂逻辑的大门。我一直觉得，对任何一个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迅速崛起的国家，与其简单地评判其行为，不如深入探究围绕其崛起的叙事是如何被构建的。这本书似乎正是沿着这条路径前行。我非常期待书中能够详细阐述“知识”在西方叙事构建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哪些知识，以何种形式，被选择性地纳入，又以何种方式被重新解读？“欲望”的加入，更是让我想象到，在这些知识的背后，可能隐藏着西方社会深层次的心理需求和集体无意识。这可能包括对自身历史角色的执念，对既有国际秩序的维护，甚至是对某种意识形态优越感的坚持。而“权力”的存在，则暗示了这种叙事的构建并非纯粹的学术探讨，而是与国际政治中的实际力量对比和利益争夺紧密相连。我希望作者能够提供具体的分析案例，展示西方世界是如何通过对中国崛起的“知识”的生产和传播，来满足其“欲望”，并最终巩固或重塑其在国际政治中的“权力”地位。这对于我们理解中国崛起对全球秩序的深远影响，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评分☆☆☆☆☆

读到《国际政治中的知识、欲望与权力：中国崛起的西方叙事》这个书名，我的第一反应是，这一定是一本能够提供深刻洞察的书。我们身处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关于中国崛起的消息充斥着各个渠道，但往往良莠不齐，甚至充满着矛盾。这本书似乎承诺要提供一个更具系统性和批判性的视角，来审视这些信息背后的生成逻辑。我特别想知道，书中会对“知识”的生产和传播进行怎样的界定。是指由西方学术界、媒体、智库所提供的关于中国的信息吗？还是说，它也包括了西方公众对于中国的普遍认知和刻板印象？这些“知识”是如何被筛选、组织和解读的？书中提到的“欲望”，在我看来，可能是指西方世界在面对中国快速发展时，所产生的各种情感和心理反应，例如担忧、不安全感、羡慕、甚至是一种被取代的恐慌。而“权力”则可能是指，西方国家如何利用其在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的影响力，来塑造和传播一种有利于自身利益的“中国叙事”，从而影响其他国家对中国的看法和态度。这本书的价值，可能就在于它能够帮助我们识别出，哪些关于中国崛起的论述是真实的反映，哪些是带有特定“欲望”和“权力”驱动的建构。

评分☆☆☆☆☆

从我个人对国际关系的粗浅理解来看，任何一个国家在全球舞台上的崛起，都会不可避免地引发其他国家，尤其是现有主导力量的关注和审视。而“审视”这个词，往往带有主观的色彩，它不仅仅是对客观事实的观察，更包含着解读、评价，乃至预设。这本书的副标题“中国崛起的西方叙事”精准地抓住了这一关键点。它似乎在提醒我们，当我们接收到关于中国崛起的信息时，需要辨别这背后隐藏的视角和意图。我很好奇，书中会将具体哪些西方学者的著作、媒体的报道、智库的报告作为分析对象？这些材料又是如何相互印证、相互影响，最终形成一种相对统一的“西方叙事”的？“权力”在这里扮演了什么角色？是西方国家凭借其既有的文化、经济和军事实力，主动塑造和传播有利于自身的叙事，从而巩固其在全球话语权上的优势？还是说，即使是看似客观的学术研究，也可能在不经意间受到权力结构的影响，从而带有某种预设的偏见？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提供一些具体的案例分析，让我们看到这种“叙事”是如何被构建、被传播，以及最终如何影响国际政治的决策和走向。这对于理解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无疑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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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东快递很快，包装也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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