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辛亥革命 下载 mobi epub pdf 电子书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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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基于作者在复旦大学历史系任教时开设辛亥革命史课程所撰的讲义整理。本书写作手法颇具新意，以人物传与事件史相结合的特殊体裁，集中叙述了孙中山思想发展与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发展之间的互动，展示了孙中山及其革命同道在辛亥风云中的风姿，生动形象，极富画面感。今年适逢孙中山诞辰150周年，因此本书的出版亦具有较高的社会意义。

作者简介

　　 沈渭滨（1937-2015），上海市七宝镇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师承魏建猷、陈旭麓，以审慎思辨、敢于创新的作史风格见长。在辛亥革命、太平天国、鸦片战争等领域有精深研究，在中国近代军事史、民族资产阶级研究上有开创之功，在会党史、区域文化史与社会史、人物研究与地方史志等方面亦卓有成就。从事中国近代史、晚清史教学与研究工作。著有专著《孙中山与辛亥革命》、《晚清女主——细说慈禧》、《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导读》、《困厄中的近代化》、《道光十九年——从禁烟到战争》等十余种。发表论文200余篇。

目录

序言 杨国强001
导论001
一 立志与求索001
（一）　青少年时期001
（二）　萌生反清之志006
（三）　政治觉醒时代014
（四）　立党开会025
（五）　上书李鸿章032

二 行其所志042
（一）　檀香山兴中会042
（二）　上海同志宋耀如049
（三）　民主革命派诞生056
（四）　义师先声062
乙未广州起义的筹备062
起义的流产及其原因069

三 流亡革命家074
（一）　成立横滨兴中会分会074
（二）　考察欧洲社会078
（三）　与康梁谈合作救国086
孙康合作的由来089
孙康谈判与破裂093
（四）　筹划惠州发难102
（五）　与李鸿章谋两广独立108
（六）　半途而废的惠州起义115

四 新世纪的新力量122
（一）　民族工业与资产阶级122
近代民族工业的产生与初步发展122
中国资产阶级的形成127
（二）　近代知识分子群体131
群体形成的过程131
群体觉醒的轨迹142

五 东京掀起革命潮149
（一）　留学方向东移149
（二）　留日学生的团体结合152
（三）　拒俄运动160
（四）　也逐欧风唱共和172

六 国内民主思潮勃兴184
（一）　上海：思潮传播中心184
（二）　中国教育会与爱国学社197
（三）　章太炎、邹容的著作204
（四）　“苏报案”212

七 “联络学界，开导华侨”218
（一）　把视线转向留学生218
（二）　兴中会与海外华侨227
（三）　兴中会根植何土？243

八 聚集志士，合成大团250
（一）　留欧学生加盟250
（二）　革命小团体纷起257
华兴会258
科学补习所260
光复会262
（三）　在日志士联合275

九 中国同盟会284
（一）　组织结构284
（二）　宗旨与主义296
（三）　革命方略314
（四）　“三民主义”与中华文化的近代转型319
中华文化面临历史性转折320
近代志士仁人推进中华文化近代转型的探索323
为什么说它是第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325

十 两条战线337
（一）　论战：打出“三民主义”的旗帜337
论战的由来337
论战的趋势及其性质344
（二）　起义：转战粤桂滇城镇354
屡扑屡起的边疆革命354
风行一时的暗杀活动366
辛亥革命时期的会党374
十一 兄弟阋于墙385
（一）　细故引出“窝里斗”385
（二）　接踵而至的分裂活动391
共进会另立“一统”391
光复会重建“山头”394
中部总会“独立行动”399
（三）　总部领导的措置408

十二 “有志竟成”411
（一）　武昌首义与上海光复411
（二）　“不在疆场之上，而在樽俎之间”430
（三）　筹建临时政府的僵局442
（四）　回国后在上海的活动447
（五）　“新纪元的曙光”462

主要参考文献468
初版后记486
重印后记488
增订后记489

前言/序言

序言
杨国强
《孙中山与辛亥革命》是沈渭滨先生积多年研究之后的一部力学深思之作。我得以先读，获益良多。
近代中国以古今中西之争亘贯百年新陈代谢。这个过程产生过许多出众的思想和议论。但据我私见，具有完备形态并能影响社会意识的理论则只有两个：一个是五四前八十年里的三民主义，一个是五四后三十年里的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当然超越了三民主义。然而同先于孙中山的人物和思潮相比，三民主义仍然有它耐读耐想的地方。
19世纪的中国人为救亡图改革，由民族主义凝积成一种强烈的国家观念。这种观念饱含着一腔爱国血诚，但在这种观念里，国家的四周又是看不到社会的，因此也常常使人感到国家观念本身的浮泛悬空。梁启超批评李鸿章“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其实，当维新变法时潮初起之时，活跃在潮头的人们中间也少有真能深知“国民”本义者。虽说他们手中拿着李鸿章那一代人所没有的民权和民智，但民权民智都是被救亡招来的，目的本在致国家于富强之境。它们的价值是由国家观念派生出来的。
孙中山也是一个为救亡而图改革者，同样具有强烈的国家观念。但他以民生立义，却又非常明白地表现了对于社会的关注与思考。由此产生的是一种比救亡更加深邃的思想内容。这种思想内容是19世纪的仁人志士们眼中和心中都没有的。方《民报》发刊之初，正是民族主义与民权主义在党人中行时的年头，但他却预言“二十世纪不得不为民生主义之擅扬时代也”。比照后来的历史，由国家观念和社会观念嬗递而引发的历史变迁正是20世纪中国的潮流之一。当然，在孙中山作预言的时候，更能够召唤人心的是武装革命。即使是他周围的那个群体里，也很少有人对此热心唱和。真正以社会思潮的形式体现国家观念与社会观念嬗递的，是十五年之后新文化运动中立论于改造社会的争鸣。它们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一种思想前潮。虽说后来的争鸣并不以民生主义发露的社会观念为源头，但就20世纪中国社会的思想代谢而言，孙中山毕竟在同一个问题上显示了最早的自觉和先觉。
自1911年以后，孙中山的名字就与辛亥革命连在一起，在八十多年岁月里成为几代人记叙、探究和反复咀嚼的一个题目。由此产生的众多著述曾各见风采地写出了不同的历史学家对孙中山的理解和认知。而孙中山也在后人的笔下获得了一种常新的意蕴。与既有的著述相比，后出的《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以叙事、说理、辨疑、讨论汇贯圆融见风格，并在许多地方都表现出富有个性的思考和见解。
历史人物是由时代造就出来的，他们的心路和行迹也只有在时代的衬映之下才会显得清晰。因此，刻画历史人物需要历史感。《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一书对此多有心悟，全书以孙中山的思想和活动为脉络，多方面地穿织了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的思潮起落、人才消长、群体聚散、物候代谢；并以众多的肖像和曲折的事态写出了革命与朝廷的矛盾、革命与改良的矛盾、革命团伙内部的矛盾。这个过程显出了与历史进化相关的大是大非，也显出了创造历史的人们各自身上的长处和短处。孙中山的形象和人格是与他的友朋、同志、论敌相比较而互见的，因此，孙中山的探索、追求、失败、成功，以至其才识情性，喜怒哀乐都见血见肉，形神兼备。
历史给人以知识，也给人以智慧。前者需要审断，后者需要思辨，而审断与思辨都是通过历史学家的劳动表现出来的。《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一书于叙事之中别出心裁，在记实的同时往往对成说作探求审断，表现了作者读史之际的认真思索。例如“行其所志”一章描述了从檀香山兴中会到香港兴中会的史事，并勘比两会章程，信而有征地提出了一些与其他历史学家不同的看法。“中国同盟会”一章则排比史实，对同盟会的组织结构作细密分析，然后指出：“许多研究者和辛亥革命史论著，在谈到同盟会组织体制时，往往只说成立大会时确定的执行、评议、司法三部，并以‘三权分立’学说作为分析的出发点，很少有人注意到最初确定的‘三权分立’经历着一个名存实亡到名实俱亡的变化过程。”与此类似的审断之见还有不少，它们都显示了作者执意求真的识力和努力，史事的叙述也因之而带上了鲜活的研究气息。与记实相比，对于历史的解释和说明常常更困难一些。这种困难在于：一方面，深藏于史实内里的因果、意义、联系只有通过解释和说明才能够显现出来，另一方面，解释和说明是主观的，而深藏于史实内里的东西却是客观的。两者之间的一致不能借助于直观，只能借助于思辨。《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一书于铺叙史事之中常以可观的篇幅作论，力求发摅义理，表现了作者对于历史思辨的自觉追求。例如“新世纪的新力量”一章对中国资产阶级的逐层分析，指出其中的各个部分在相当长的时间缺乏统一性。“‘联络学界，开导华侨’”一章写出了孙中山和留学生之间的历史感应。“两条战线”一章详论革命派与改良派之间的异同，等等。这些内容都已不止乎记实，而是表达了作者对那一段历史的体验和理解。比之叙事，这一类地方更见作史的个性和苦心。
除了审断思辨，《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一书给我以深刻印象的是沈渭滨先生治学的严肃谨慎。全书不少地方都不作一点游词地标出了作者目前不能给以回答的问题。把原来留在心里的问题写入章节之中本非撰作此书的必有之义。但问题本身也是研究的一种结果，它们与见解一起放在人们的眼前，展示了作者在这个题目下已经完成的部分和尚未完成的部分。学术总是与问题结缘的，学术又是天下之公器。因此，见解可以沟通读书人与作书人，问题也可以沟通读书人与作书人。
沈渭滨先生是我老师一辈的人，但以师门叙先后，他又是我众多的学兄之一。他喜欢热闹，也耐得住寂寞。我在他寓所曾看到过一副对联：“半世坎坷皆为字，一生惬意是文章”，其中一半写出了往事的叹喟，一半写出了人生的寄托，可谓甘苦皆备。学者各有气象，坎坷惬意都画出了一个人的情性。他以《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一书纪念陈旭麓教授，既说明了学生对于老师长久的怀念，也说明了老师留下的感召力长久地存在于人间。当此学问之道日见落寞之际，这种有志“薪尽火传”的精神无论如何总是令人起敬的。

1993年7月22日于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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