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的地理基础：当代地缘政治思想的发展、特色及国际政治意义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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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汉文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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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政治
• 地缘政治
• 地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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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学
• 地缘战略
• 当代国际政治
• 思想史
• 区域研究
• 战略地理

出版社： 时事出版社

ISBN：9787802329706

版次：1

商品编码：11958314

包装：平装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6-06-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402

字数：341000

正文语种：中文

内容简介

　　作为国际政治和战略研究中的一门显学，地缘政治是个古老的话题。早在古希腊希罗多德那个时候，将地理知识应用于政治、外交和军事领域就成为历史上诸多战略大家的特殊喜好。特别是自1899年瑞典政治学家鲁道夫·契伦将“地理”与“政治”两个词汇相融合从而开创性地提出“地缘政治”概念以来，地缘政治研究以其独特的视角、综合性的研究方法及远为宏大、直观的叙事方式，在现代西方学术思想、特别是国际政治与战略研究领域中独树一帜。尤其在拉采尔、马汉、麦金德、豪斯霍弗等学界巨擘的不懈推动下，以“空间有机体”、“生存空间”、“海权”、“心脏地带”、“世界岛”等概念为代表，许多极具特色的地缘政治概念、结论和推理，早已为世人耳熟能详，对20世纪很多民族、国家思维模式的形成和历史记忆的塑造产生了重要持久的影响。地缘政治对现代世界历史进程的关键性意义还并非仅仅停留在学术和社会意识领域。作为“科学与艺术”的结合，地缘政治一向为现代诸多国务活动家和战略学者所器重，在部分历史时段甚至成为特定国家对外战略实践的理论依据和“行动指南”，推动或催生出20世纪上半叶诸多国际政治大事件、大趋势的显现和升级。

作者简介

　　葛汉文，1976年出生，博士，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战略与安全研究所副教授，主要从事战略理论、地缘政治和国家战略的教学与研究。近年来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课题1项，参与国家、军队级课题研究9项，出版专著2部、主编1部、参著5部，在《中国军事科学》《世界经济与政治》《国际政治研究》《欧洲研究》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40余篇。

精彩书评

　　★地理因素对人类活动的影响，并不仅仅建立在那些我们现在认定的、“应该是”的那些“现实”之上，而是建立在我们对这些现实的认识和想象的基础上……每个世纪都有着属于它的地理视角，我们对地理现实的认识是本着实践目的，由我们先验的历史记忆所塑造的。
　　——哈尔福德·麦金德

目录

第一章全球大国的地缘政治思想 / 00
第一节美国（上）：意识形态的地缘政治 / 00
第二节美国（下）：打击对手、维系霸权 / 0
第三节苏联：突破遏制封锁线 / 0
第四节俄罗斯：欧亚主义与心脏地带 / 0
第二章地区强国的地缘政治思想 / 0
第一节德国：退向未来 / 0
第二节法国：批判视角下的学理审视 /
第三节意大利：重返现实主义 /
第四节日本（上）：步向毁灭之路 /
第五节日本（下）：新时代与旧思路 /
第六节印度：大国雄心与地理考量 /
第七节巴西：安全与发展 /
第三章新兴国家的地缘政治思想 /
第一节乌克兰：分裂国家的地缘政治 /
第二节土耳其：重现历史辉煌 /
第三节澳大利亚：“中等强国”的困惑 /
第四节越南：基于地理的战略恐慌 /
第五节捷克：小国的生存之道 /
第四章新思路、新精神 /
第一节领土与资本：马克思主义地缘政治学 /
第二节质疑经典、颠覆传统：批判地缘政治学 /
第三节冷战后地缘政治理论研究的进展、问题与启示 /
参考文献 /

精彩书摘

　　国际政治的地理基础
　　第一章全球大国的地缘
　　政治思想作为国际政治体系当中具有全球性影响的大国、强国，美、俄（苏联）两国一向都是决定国际政治格局演进乃至世界历史走向的关键性变量。早自20世纪初开始，在两国作为强势力量兴起和发展的过程中，地缘政治的思维角度从来都是两国政治—知识精英认识国际政治格局演进、思考本国全球地位、筹划国家对外战略的主要方法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伴随着两极格局的产生、巩固及瓦解，地缘政治在两国对外战略的制定与实践过程中均发挥了极为关键的作用，集中反映出不同历史时期里两国政治—知识精英对于全球空间的认识与想象。总的来看，美、俄（苏）两国地缘政治的理论与实践在精神上存在一定的共通之处：它们均对强调“国家竞争”与“空间争夺”的经典地缘政治理论方法情有独钟，均将本国权势在空间上的增减视为争取全球性影响、确保国家地位、维护国家利益的主要指标，均特别强调欧亚大陆对于国际政治格局演进及本国生存安全的关键性意义。与此同时，基于不同的历史道路、政治传统和社会文化，美、俄（苏）两国地缘政治思想亦有其迥异的历史渊源、独特的演进路径和表述手法，呈现出不同的政治、文化与审美倾向和各自鲜明的理论特色。
　　第一节美国（上）：意识形态的地缘政治〖1〗一、美国地缘政治思想的根源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主流学术界对于“地缘政治”的概念与逻辑持有一种几乎发自本能的冷漠态度。尽管在19世纪末期，美国学者、海军少将阿尔弗雷德·马汉（AlfredT�盡ahan）通过对“海权”及其历史意义的杰出阐述，极大地影响了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J�盡ackinder）、卡尔·豪斯霍弗（KarlHaushofer）等现代地缘政治理论主要奠基者的思想，为地缘政治研究的发展做出了至为突出的贡献，有关马汉地缘政治思想的评述，可参见周桂银、葛汉文：《传统地缘政治理论的当代价值及其局限》，载《中国军事科学》2006年第3期，第60—61页。但自20世纪初美国国内帝国主义扩张思想退潮、对外政策重返孤立保守之后，马汉的思想在旧大陆吸引了越来越多追随者的同时，在美国国内却几乎无人问津。尽管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当以豪斯霍弗为主要代认的“德国地缘政治学”（Geopolitik）影响力席卷旧大陆并在世界范围内引发关注之际，包括汉斯·魏格特（HansWeigert）、尼古拉斯·斯皮克曼（NicolasSpykman）、欧文·拉铁摩尔（OwenLatimore）等人在内的部分美国地理学家和政治学者，企图借此将现代地缘政治思想引入美国，以打破很多美国民众对于世界形势蒙昧无知的状态；但即便如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地缘政治研究在美国主流学术界那里依然没有得到相应的礼遇。
　　这种局面的出现，一方面是美国自立国以来长期奉行的孤立主义传统使然。由于所处地理位置的相对隔绝与大致富足的生活，加之受华盛顿告别演说阐述的孤立主义思想的长期影响，很多美国人对于世界其他地区发生的事态既不愿意理睬，也不关心。英国当代杰出的地缘政治学者杰弗里·帕克（GeoffreyParker）颇有洞察力地指出，即使是在20世纪上半叶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之际，“哪怕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美国人，他们的世界地理知识也一般相当肤浅而陈旧”。[英]杰弗里·帕克著：《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李亦鸣等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109页。有感于美国普通民众对于世界形势的冷漠与无知，美国当时著名的地理学家魏格特不禁哀叹，“我们简直天生就与世界地理无缘”。帕克著：《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109页。与此同时，长期主导美国国际政治思想的理想主义传统，对于强调巩固加强国家权势与空间、信奉权力角逐、带有明显物质决定论倾向的现代地缘政治理论，在本能上就持排斥态度。“德国地缘政治学”最积极的批评者、美国地理学家埃德蒙·沃尔什（EdmundWalsh）就曾严肃指出：“（地缘政治）是一种粗俗的实利主义，……它是欧洲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以来所出现的世俗化进程的逻辑顶峰。这种理论强调‘物质的自主性和第一性’，现在通过神化国家的做法被表达了出来”。帕克著：《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117页。与他的看法相类似，美国大多数的地理学家都一再强调，正是地缘政治这种明显蕴含沙文主义与强权政治色彩的思想理论将世界引入到了20世纪上半叶那种战争频发、生灵涂炭的悲惨境地当中。
　　出于上述原因，即使是在二战爆发前后美国地缘政治研究较为活跃的时期，美国学者的主要努力也在于批评现代地缘政治理论中蕴含的强权色彩与决定论倾向，特别是致力于揭露“德国地缘政治学”的危险性及对世界和平的威胁。与之相对应，无论是魏格特提倡的“人道的地缘政治学”还是沃尔什主张的重视人类能动实践因素的“精神地缘政治学”，美国地缘政治学者大多主张采取一种更为宽广的“全球视角”和“人文精神”，审视美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历史文化关系，以求谋划出一种建立在“持久和平”、“自由正义”基础上的“世界新秩序”。从这个意义上说，二战前后美国地缘政治研究在精神格调上更倾向于法国地理政治学派甚于“德国地缘政治学”。对法国地理政治学派与德国地缘政治学的介绍，可参见葛汉文：《批判与继承：二战后法国的地缘政治思想》，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2期，第40—54页；葛汉文：《“退回未来”：冷战后德国地缘政治思想刍议》，载《欧洲研究》2011年第4期，第119—139页。在这种情绪支配下，一些美国学者从政治现实主义出发、探讨世界权势分布的地缘政治论述（例如斯皮克曼对麦金德思想的修正及维持世界强国间实力均衡的表述）在美国一经出现，便引发诸多学者的口诛笔伐，甚至被斥之为“堕落的德国式的世界思想，……与豪斯霍弗的普鲁士黩武精神哲学毫无二致”。帕克著：《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121页。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及其恶果，更是加剧了普通美国民众对于地缘政治的厌恶情绪。早在战争进行之时，豪斯霍弗及其慕尼黑地缘政治研究所的同僚就被美国学者视为躲藏在希特勒幕后的、可恶的战争教唆者。1941年，美国著名专栏作家弗里德里克·桑德恩（FrederickSondern）就曾用生动和夸张的笔触将慕尼黑地缘政治研究所描述成为希特勒统治世界阴谋的主要智囊机构：“这是个由一千余名隐姓埋名的科学家、技术人员和间谍组成的机构，从一开始就指引着希特勒的行动”。KlausDodds，Geopolitics：AVeryShortIntroduction，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Inc�保�2007，pp��23-24��1946年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报告也断言：“地缘政治学是一种致力于征服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并进而统治世界的计划，并非仅仅是一个学术理论，希特勒仅仅是一个象征和煽动暴民的代言人，而豪斯霍弗则是希特勒知识内容的主旨”。WolfgangNatter，“GeopoliticsinGermany，1919-1945：KarlHaushoferandtheZeitschriftfürGeopolitik，”inJohnAgnew，KatharyneMitchell，andGearóid�凾uathail，eds�保珹CompaniontoPoliticalGeography，Malden：BlackwellPublishersLtd，2003，p��187�币恍┨┒芳兜拿拦�学者也从不掩饰他们对地缘政治的憎恶之情：著名地理学家理查德·哈特向（RichardHartshorne）将地缘政治痛斥为一种被纳粹主义所玷污，与屠杀、种族主义、空间扩张与占领政策相联系的“知识毒药”。KlausDodds，Geopolitics：AVeryShortIntroduction，p��22�痹谇看蟮摹⒁槐叩沟纳缁嵊呗垩沽ο拢�“地缘政治”一词在战后美国迅速声名涂地，相关学术研究随之销声匿迹。20世纪六十年代初，当美国学者拉迪斯·克里斯托福（LadisKristof）试图重新启用“地缘政治”一词用以分析国际政治形势时，就遭到了其同事众口一辞的严厉谴责。1961年美国地理学家刘易斯·亚历山大（LewisAlexander）写道，“地理学家现在已经完全将地缘政治排除出研究日程。仅仅在论及学科历史时，‘地缘政治’一词才会在注脚中出现”。LewisAlexaner，“TheNewGeopolitics：ACritique，”TheJournalofConflictResolution，Vol��5，No��4，1961，p��409�背鲇谡庵衷�因，战争结束后三十余年时间里，没有一本冠以“地缘政治”名称的著作在美国得以出版，直至1977年约翰·格雷（JohnGray）《核时代的地缘政治》一书的发行方打破了这一局面。GeoffSloan，“ClassicalGeopoliticalTheory，DoesitstillMatter?”JournalofGlobalCompetitiveness，Vol��13，No��1，2005，p��103��
　　二、“自由世界”对抗“极权世界”：意识形态的地缘政治
　　尽管地缘政治研究在二战结束后受到了美国学术界的长期冷遇，在极端仇视社会主义的精神氛围当中，“巩固战后民主国家不被颠覆”、“防范共产主义全球扩张阴谋”等具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政治词藻成为冷战时期美国对外政策和国家战略的基本表述方式；但也有部分美国学者坚称，主导冷战期间美国对外政策制订的，实际上仍然是一种地缘政治的思维模式。美国当代学者约翰·阿格钮（JohnAgnew）认为，冷战时期美国对外战略虽然在文本表述上似乎与地缘政治概念无关，但实际上，一种具有强烈语言—文化色彩的地缘政治思维模式依然强烈影响着冷战期间（特别是冷战初期）美国决策层和知识精英对本国、其他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认识和理解。这种思维模式在精神逻辑上与经典地缘政治理论一脉相通，同时也体现出自身的鲜明特点，集中反映出二战结束之后，美国政治精英与普通民众是如何将特定的地理物质因素与政治生态、社会精神氛围相结合，从而塑造对于“自我—他者”、“安全—危险”、“利益—危害”等一系列问题的总体理解的。这种思维模式实际上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地缘政治”（ideologicalgeopolitics）。JohnAgnew，Geopolitics：Re�瞯isioningWorldPolitics，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1998，p��105��
　　第一章全球大国的地缘政治思想
　　0国际政治的地理基础
　　0意识形态的地缘政治理论坚信：二战结束后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动，美苏等两大权力中心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战前全球地缘政治空间的总体结构。战后初期，那些分别处在美苏两国控制或影响之下的地理区域，已经构成了两个具有巨大差异且相互敌对的地理空间，即“资本主义世界”（或所谓的“自由世界”）与“共产主义世界”（或所谓的“极权世界”）。主要在不同意识形态的强大作用下，这两大空间区域内部存在普遍的一致性，而彼此间在政治结构、经济活动、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却表现出恒久的巨大差异。正是这些差异决定了它们迥异的行为方式，最终导致它们之间的冲突对抗不可避免。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依据意识形态标准世界被划分为两大均质的、内部几无变化的地理区域，这两大地理区域间的经久敌对，构成了国际政治演进的动力与基本特征。通过这种方式，作为一种政治组织思想的意识形态被转化为具有自然特征的实际地理现象，全球的意识形态大争斗也因其具有了现实的、以控制地域范围大小为“胜利—失败”评判标准的物质量器，而变得直观、清晰、简明易判。
　　这种建立于意识形态基础之上的空间划分，主要来自美国政治和学术精英对于战后国际形势的认识与归纳。二战结束后，欧洲的衰落、美苏两强的快速兴起构成了这种观念形成的时代背景；西方主流社会对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长久的敌对心态为其提供了必要的心理基础；而苏联在战争中展示出的强大实力，加上它对欧亚大陆腹地广阔区域的严密控制，则构成了那个时期美国主流政治—知识精英眼中一种令人畏惧的地缘政治事实：“俄国的军队现在驻扎在汉堡郊外，距离西方海域的距离还不到远程大炮的射程。……俄国直接吞并了欧洲25万平方哩的地区，8个东欧国家和另外2个国家的一部分变成了它的卫星国”。[美]霍罗威茨著：《美国冷战时期的外交政策：从雅尔塔到越南》，上海市“五·七”干校六连翻译组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57页。而到了五十年代冷战最为激烈之时，从堪察加半岛到符拉迪沃斯托克、从易北河到中国南海，“苏联及其社会主义盟友在世界政治版图上涂染出一片巨大且醒目的红色墨迹，形成了一个占世界陆地面积三分之一的共产主义集团，它所蕴含的力量似乎比自13世纪蒙古西征以来的任何势力还要强大。”帕克著：《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141页。
　　面对苏联在权势与空间上的大扩张态势，早先“德国地缘政治学”最积极的批评者之一沃尔什则称，苏联意识形态的渗透与俄国在历史上的领土扩张具有相同的属性，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在20世纪初阐明的“非凡的假设”（即有关欧亚大陆“心脏地带”对于世界历史与国际权势格局影响的论述）早已揭示了这一现象的本质：“在二战结束之初那些年头里，麦金德的假设甚至比以前更符合国际政治现实”。[英]杰弗里·帕克著：《地缘政治学：过去、现在与未来》，刘从德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134页。在这种认识的主导下，早先现代地缘政治理论中的一些经典论断开始在一系列意识形态词汇的修饰下被复活：海陆权之间的二元划分与永恒对立，此时被转化成为两大意识形态的敌对与争夺；麦金德对于“心脏地带”所蕴含的世界权势意义的诠释，开始直接与克里姆林宫统辖下的庞大地理疆域相挂钩。与较早那些更侧重于自然地理因素而非人类精神实践因素的经典地缘政治思想模式不同，冷战时期美国的地缘政治思想已逐步转变为一个更多以意识形态而非地理概念进行表述的话语体系，成为一种相对模糊、但却蕴含异常鲜明的价值取向、具有强烈形而上意义的“地缘政治想象”（geopoliticalimagination）。JohnAgnew，Geopolitics：Re�瞯isioningWorldPolitics，p��5��
　　意识形态的地缘政治建立于两种假定基础之上：第一，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两大意识形态的对立不仅是战后国际政治格局的基本特征，也是战后世界地理空间的基本特征：这两种意识形态所控制的地理区域在社会、政治、经济等属性上迥然不同，分别构成了“自由世界”与“极权世界”；第二，由于其独特的内在逻辑，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具有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空间扩张的意图和倾向。为了阻遏这种空间扩张态势，“自由世界”必须在前者扩张的每一个关键点上进行围堵和针锋相对的斗争，确保自身的控制范围不被侵蚀，从而巩固其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葛汉文著：《历史视野下的西方地缘政治思想》，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120页。根据以上两点假定，意识形态的地缘政治在其意识形态词藻背后，实际上为冷战时期美国的对外战略提供了一种可供意会但却不大明言的逻辑指引，塑造和强化了美国主流社会对于世界空间和国际政治的认识与理解，直接推动了战后美国一系列对外政策的出台，为冷战的出现和激化奠定了相应的思想基础。
　　二战后美国著名政治学者和遏制政策的主要理论筹划者乔治·凯南（GeorgeF�盞annan）在对苏联政策性质作出一系列判断之后，成为了这种意识形态地缘政治的主要代言者。在凯南眼中，苏联及其控制之下的地理区域是一个内部为残暴统治者治下的、封闭的、与西方社会迥然不同且对外界充满敌意的空间区域。出于“对世界事务的一种神经质的、传统的、本能的不安全感”，苏联在将自身标榜成一个“全新的、更为美好世界”的同时，总是倾向于将外部世界描绘成一个“罪恶的、敌视的、充满威胁的世界”，后者内部滋生着蔓延疾病的细菌，注定要被越来越多的内部骚动所破坏。在凯南看来，出于对资本主义制度“与生俱来的敌对仇视”，苏联所信奉的意识形态天然就具有一种“不可避免的”和“咄咄逼人的”空间扩张倾向，它所推行的是以社会主义为“遮羞布”、以扩张权势为目的的政策。二战结束后，苏联这种扩张主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危险、更狡诈”，它将“在一切认为适时和有希望的地方，努力扩大苏联的势力范围”，不仅东欧是其志在必得的权势范围，而且还妄图把扩张的触角伸向世界各个角落。因此，苏联与西方之间不存在任何共同利益，遏制与对抗是西方社会与苏联相处的最佳的、也是唯一的手段，美国的政策应当是在一系列连续的地理和政治地点“都以不可动摇的对抗力去和共产主义对峙”。GeorgeKannan，“TheSourcesofSovietConduct，”ForeignAffairs，Vol��25，No��4，1947，pp��574-575��
　　在战后初期的美国政府当中，这种将国际政治视为两大意识形态空间对抗，而将“极权世界”视为一种完全敌对、性质迥异且不断进行空间扩张的观念，已在美国对外政策辩论中大占上风。包括时任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GeorgeMarshall）、副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Acheson）等人在内，美国政府中相当多的决策参与者虽然并不认为社会主义的全面进攻已经迫在眉睫，但都坚信其存在超越自身安全需求的扩张主义倾向，坚信苏联将经由希腊对中东、西欧乃至世界上任何易受攻击的地区加大入侵威胁。1947年艾奇逊警告美国国会议员，社会主义的全球扩张方兴未艾，苏联人正以一种大胆的策略，试图进入三个大陆。如果希腊落入他们手中，土耳其、伊朗以及小亚细亚将会步其后尘。没有什么能阻挡他们经埃及进入非洲和通过意大利与法国侵入欧洲。随着英国全球权势的崩溃，现在唯有美国才能阻止他们咄咄逼人的步伐。转引自[美]孔华润（沃伦·I·科恩）著：《第四卷：苏联强权时期的美国（1945—1991）》，[美]孔华润（沃伦·I·科恩）主编：《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王琛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257页。
　　这种在意识形态基础上对战后世界空间所进行的划分，还特别典型地出现于美国总统杜鲁门1947年3月对国会的演说当中：“（资本主义世界的）特征是自由体制、代议政府、自由选举、保障个人言论与信仰自由，而且有免于政治压迫的自由。……（共产主义世界的）基础是少数人的意志强加于大多数人身上。它依恃的是恐怖和压制、控制着报章和电台，操控选举，并且压制人身自由。”[美]基辛格著：《大外交》，顾淑馨等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405页。在杜鲁门的讲话中，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世界”处于“危险”的意识形态统治之下，是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截然不同的地理空间。通过这种方式，杜鲁门事实上“高傲地将世界划分为自由阵营与极权阵营”，从而排除了事实上广泛存在、并在国际政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中间阵营。而全球空间也进而根据这种建立于意识形态之上的标准被分为两大均质的、对美国“友好”或“敌对”集团的地理区域。JohnAgnew，Geopolitics：Re�瞯isioningWorldPolitics，p��107��
　　这种风行于西方主流社会的观念，在美国国家政策文件中以更加生动鲜明的表述出现。1950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NSC68）指出，当前世界政治就是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空间争夺过程，“对美国安全最严重的威胁来自……苏埃维制度的本质”。转引自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66页。这份文件通过预设一个侵略成性的扩张主义苏联的方法，宣布“自由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压力下，只有设法阻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空间扩张”，“在实践上重申我们的基本价值，国内、国外皆然，我们方能保持自身的完整与正直，而这正是挫败社会主义的根本”。基辛格著：《大外交》，第415页。
　　这种意识形态的地缘政治实质上蕴含着严重的等级化倾向。在这种观念下，世界各空间区域要么被贴上了“自由”、“民主”和“文明”的标签，要么成为“专制”、“独裁”、“奴役”甚至“邪恶”的代名词。因此，这种观念的形成与强化过程，就是对社会主义的贬低与妖魔化的过程。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就曾用一种近乎启示录般的言辞对国际政治进行了如下描述：“正义的力量和邪恶力量在历史上很少像现在这样聚集一堂、全副武装、相互抗争。以自由反对奴役、以光明反对黑暗。”[美]保罗·肯尼迪著：《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陈景彪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366页。里根总统也特别鲜明地表达出这种思想倾向。在他看来，在“共产主义世界”中，“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暴政窒息了自由、阻止了人民意愿的表述，但自由和民主的行进终将会把这种暴政扫入历史的灰烬当中。……正义将重整旗鼓，并终将战胜邪恶。”转引自KlausDodds，“ColdWarGeopolitics，”inJohnAgnew，KatharyneMitchell，andGearóid�凾uathail，eds�保珹CompaniontoPoliticalGeography，p��207�闭�是此类夸张的、近似历史传奇般的言辞在很大程度上支配了冷战时期美国社会的公众意识，赋予了美国政策行为不容置疑的道德正当性。在这种语境下，美国谋取全球霸权之举被转化成一场类似摩尼教教义的“善恶之争”，一种光明与黑暗的决斗，而冷战则被描述成了一场归因于美国“顽强拼搏”、“自由民主最终战胜邪恶和专制制度”的现代地缘政治剧本。[美]克里斯托弗·莱恩著：《和平的幻想：1940年以来的美国大战略》，孙建中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8页。
　　在几乎整个冷战期间，这种意识形态的地缘政治在美国主流社会中的影响力不断上升，并最终发展到极致。随着冷战的深入，全球任何有人居住的地理区域，开始被认为不是隶属于资本主义世界，便是隶属于共产主义世界，而这两大属性迥异的地缘政治空间拥有明确的地理界限，它们分别处于其核心国家的影响控制之下，少有回旋空间，非此即彼，一种空间的扩展必是另一种空间的萎缩。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昔日地缘政治思想中“海上人与陆上人”的对抗场面，已被“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两大空间区域的对抗所取代，诸如“北约”对抗“华约”、“资本主义”对抗“共产主义”、西方对抗东方、“自由”对抗“极权”等等冷战术语均建立于这一思想模式之上。帕克指出，这种对世界空间的区域化理解成为“一种信奉的强化武器，它把那种完备的二元论贯穿于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以至于这个星球的每一寸土地”。帕克著：《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142—1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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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权力格局的深层脉络：地理与国际政治的辩证演进》 一、引言：地理之维——被忽视的宏观力量 长期以来，国际政治的舞台上，我们习惯于聚焦于国家战略、意识形态的博弈、经济实力的消长，以及领导人的决策。然而，在这些纷繁复杂、瞬息万变的表象之下，一股深层而持久的力量，犹如无形之手，塑造着国家的命运、地缘的边界，以及全球力量的分布——那就是地理。从古至今，山川湖海、气候条件、资源禀赋、交通枢纽，无不深刻地影响着文明的兴衰、帝国的扩张与衰落、国家的发展路径，以及国际冲突与合作的模式。 本书《世界权力格局的深层脉络：地理与国际政治的辩证演进》正是致力于拨开迷雾，深入探究地理因素在地缘政治运作中所扮演的根本性角色。我们并非简单罗列地理特征，而是试图揭示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政治决策、战略思维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本书将带领读者跨越时空的界限，从古老的文明发源地到当代的全球化进程，从区域冲突的根源到未来国际秩序的演变，重新审视地理作为一种核心的、不可或缺的分析维度。 二、理论基石：重塑地缘政治的思维范式 国际政治的分析离不开理论框架的支撑。本书在深入探讨地理与国际政治的互动时，将构建一套全新的理论视角，以此来理解和解释全球权力格局的形成与演变。 古典地缘政治的再审视与超越：马汉的海权论、麦金德的心脏地带理论、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理论，这些经典的地理政治思想为我们理解陆地与海洋的力量对比、核心区域的战略价值提供了宝贵的启示。本书将对这些理论进行历史性的梳理，分析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合理性与局限性。同时，我们将批判性地认识到，过度强调单一地理要素的决定性作用，容易陷入地理决定论的窠臼。因此，本书的核心目标在于，在继承古典理论精髓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性的发展，将其融入更广阔的社会、经济、技术和文化背景中进行考察。 “新地缘政治”的理论构建：面对21世纪信息技术革命、全球化深入发展、气候变化等新挑战，传统的地理概念正在被重新定义，地理的意义也在不断拓展。本书将提出“新地缘政治”的理论框架，强调地理的动态性、多层次性与复杂性。 动态地理学（Dynamic Geography）：地理不再是静态的地图，而是不断被改造、被赋能的。技术进步（如交通、通信、工程技术）正在改变地理的限制，例如，高铁缩短了陆地距离，互联网模糊了物理空间的界限，大规模水利工程改变了河流的流向。本书将分析这些技术如何重塑地缘政治的感知和实践。 多维地理学（Multi-dimensional Geography）：除了传统的物理地理，本书还将关注“虚拟地理”（信息流动的空间）、“经济地理”（资源分布、贸易路线、产业集群）、“文化地理”（文明的地理边界、文化认同的地理传播）等维度，探讨它们如何与政治力量交织在一起。 系统性地理学（Systemic Geography）：将国家置于全球地理系统之中考察，理解不同地理区域之间的相互依赖与竞争，以及全球性地理挑战（如气候变化、海洋生态）对国际政治的影响。 地理与国家行为的互动模型：本书将构建地理因素与国家战略、国内政治、社会结构之间相互作用的模型。地理如何塑造国家的核心利益？地理如何影响国家的能力（军事、经济、外交）？地理又如何被国家战略所利用或克服？这些问题将贯穿理论的探讨。 三、历史回响：地理塑造文明与冲突的千年长卷 地理并非只存在于理论推演中，它早已深刻地刻画在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里。本书将穿越历史的长河，通过生动的案例研究，展现地理如何成为国家崛起、帝国兴衰、文明冲突与融合的根本性驱动力。 早期文明的地理摇篮：从尼罗河畔的古埃及，到两河流域的苏美尔，再到印度河谷和黄河文明，早期文明的诞生与繁荣，无不与适宜的地理环境（肥沃的土壤、充足的水源、有利的地形）息息相关。本书将分析这些地理特征如何孕育了定居农业，促成了人口的增长，并为早期政治组织的出现奠定了物质基础。 地理扩张与帝国时代的兴衰：古代帝国，如罗马帝国、蒙古帝国，其扩张的步伐与地理条件紧密相连。罗马帝国的扩张得益于地中海的连接作用和相对平坦的陆地。蒙古帝国的铁骑能够横扫欧亚大陆，则与广阔的草原地带提供了机动性和补给有关。反之，地理的阻碍（如崇山峻岭、浩瀚沙漠）也构成了帝国扩张的天然屏障，并最终可能成为帝国衰落的因素（如难以有效统治广阔的边疆）。 海上力量与大陆力量的世纪角逐：从地理大发现时代开始，海洋成为了连接世界的动脉，掌握海权的国家（如英国、美国）往往能够主导全球事务。本书将分析海洋地理（岛屿、海峡、深水港）如何支持海军的建设和全球贸易的展开。同时，本书也将考察那些占据大陆核心地带的国家（如俄罗斯、中国），它们如何利用其巨大的陆地纵深和资源禀赋，试图挑战海洋霸权的地位。 资源地理与国际冲突的根源：石油、矿产、淡水等关键资源的地理分布，一直是引发国际紧张关系和冲突的重要因素。本书将考察从殖民时代对资源的争夺，到当代围绕能源、水资源、稀土等战略性资源的博弈，地理上的资源不均如何导致地缘政治的紧张与不稳定。 四、当代脉动：地理在二十一世纪的变奏 进入21世纪，世界格局正经历深刻变革。地理因素的影响并未减弱，反而以新的形态出现在国际政治的舞台上。 国家地理与国家能力：一个国家的地理特征（国土面积、海岸线长度、邻国数量、地形多样性、自然资源）直接影响其国家能力。例如，内陆国在贸易和出口方面面临更大挑战，而拥有漫长海岸线的国家则更易发展海洋经济和海军力量。本书将分析不同类型国家的地理禀赋如何影响其在国际舞台上的竞争力和脆弱性。 区域地缘政治的地理密码：中东地区的石油富集、东南亚的战略海峡、东欧的陆权与海权交汇处、非洲的资源诅咒等，这些区域的地理特征都深刻地塑造了其独特的政治生态和地缘冲突模式。本书将通过深入的案例分析，揭示不同区域的地缘政治逻辑。 全球化进程中的地理重塑：全球化并非消除地理的意义，而是对其进行重塑。全球供应链的地理分布、跨国公司的战略布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地理位置，都呈现出新的地理逻辑。本书将探讨全球化如何通过贸易路线、交通枢纽、信息网络等方式，重新配置全球的权力中心和经济腹地。 气候变化与地理的“再地理化”：气候变化正在深刻改变着地球的物理环境，如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增多、生态系统变化。这些变化将直接影响国家的地理安全、资源供给、人口迁移，从而可能引发新的地缘政治挑战和冲突。本书将分析气候变化对国际政治的深远影响，以及地理因素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作用。 “地理智能”的战略意涵：在信息时代，掌握并利用地理信息，进行“地理智能”分析，已经成为国家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书将探讨导航技术、卫星遥感、地理信息系统（GIS）等如何在军事、经济、城市规划等领域发挥作用，并影响国际政治的格局。 五、未来展望：地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理解地理的基础，不仅是为了分析当前的国际政治，更是为了预见未来，并为构建一个更加稳定、繁荣的国际社会贡献智慧。 地理挑战下的合作新模式：面对气候变化、资源枯竭、跨国犯罪等全球性地理挑战，国际社会需要超越狭隘的国家利益，建立更加有效的全球治理机制。本书将探讨地理因素如何在促进或阻碍国际合作方面发挥作用。 “地理韧性”与国家安全：如何在地理劣势下提升国家的“地理韧性”，即增强应对外部地理压力的能力，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课题。本书将探讨如何通过技术创新、制度设计、国际合作来弥补地理的不足。 走向“地理公平”与可持续发展：认识到地理因素在国家发展不平衡中的作用，推动“地理公平”，促进不同地理区域的协调发展，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本书将呼吁关注那些因地理限制而陷入困境的国家和地区，并探讨如何利用地理知识为全球发展提供解决方案。 六、结语：以地理之眼，洞察世界之变 《世界权力格局的深层脉络：地理与国际政治的辩证演进》旨在为读者提供一个全新的分析视角，让大家能够跳出传统的国际政治叙事，深入理解地理作为一种根本性力量，如何塑造着国家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我们相信，只有深刻理解地理的逻辑，才能更准确地把握世界权力的运行规律，才能更好地应对未来的挑战，最终为构建一个更加和平、公正、可持续的世界贡献力量。本书希望能够启发读者，以一种更加宏大、更加深邃的眼光，去审视我们所处的这个充满地理烙印的世界。

评分☆☆☆☆☆

这是一本让我受益匪浅的书。我一直觉得，要理解当今复杂的世界，必须找到一个能够贯穿始终的视角，而这本书恰好提供了这样一个视角。作者非常巧妙地将“地理”这一看似静态的概念，转化为一种动态的力量，解释了它如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国际关系的演变。我对书中关于“地理的战略价值”和“地理的非对称性”的分析尤为印象深刻。它让我明白，地理不仅仅是划分疆域的界限，更是国家之间力量对比、战略选择的关键变量。作者的论证逻辑非常清晰，而且善于运用具体的历史案例来佐证其观点，使得理论不再是空中楼阁。阅读过程中，我常常会停下来思考，为什么某些国家能够长期保持其战略优势，为什么某些地区的地缘冲突总是难以平息，而书中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总是能让我豁然开朗。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提供了一个扎实的分析工具，让我们能够更理性、更深入地理解国际政治的本质。

评分☆☆☆☆☆

这本书简直是一次穿越时空的学术之旅！我本来以为“地理基础”会是很干涩的理论堆砌，没想到作者却以一种极其生动的方式，将古老的地理 Determinism 理论与现代地缘政治的复杂博弈巧妙地融合在一起。阅读过程中，我仿佛看到了古代帝王如何因山川河流的阻隔而扩张或收缩疆域，又如何因为海洋的连接而开启贸易与战争。作者对不同学派地缘政治思想的梳理，从麦金德的心脏地带理论，到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论，再到我们熟悉的马汉的海权论，每一个理论的提出都紧密联系着当时的时代背景和技术条件，解释得丝丝入扣。最让我惊叹的是，作者并没有停留在理论层面，而是用大量的历史案例来佐证，从罗马帝国的扩张，到近代欧洲列强的殖民史，再到冷战时期的两极对峙，每一个案例都仿佛亲身经历一般，让我对国际政治的理解不再是空泛的概念，而是扎根于坚实的地理现实。这本书让我明白，无论技术如何发展，人类的命运始终与我们脚下的土地、我们身处的海洋紧密相连，地理的力量，即使在信息爆炸的今天，也从未减弱。

评分☆☆☆☆☆

我必须承认，在翻开这本书之前，我对“地缘政治”的理解停留在一种比较表面的认识上，认为它就是关于边界、资源和军事部署的讨论。然而，这本书完全颠覆了我的认知，它将我带入了一个更为宏大且深刻的视角。作者不仅仅是在讨论“地理”本身，更是在探讨“地理”如何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轨迹，以及国家间的权力关系。他通过对不同时期地缘政治思想流派的梳理，清晰地展示了这些思想是如何回应其所处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挑战的。尤其是关于“地缘政治的周期性”和“地理的不可逆性”的探讨，让我对国家间的长期战略竞争有了更深的理解。这本书让我认识到，地理环境并非一成不变，但其长期塑造的影响力却是如此深远，以至于我们今天的国际政治格局，仍然深深地烙印着古老的地理印记。阅读过程中，我不断地将书中的理论与现实世界中的地缘政治事件联系起来，发现那些曾经让我感到困惑的现象，现在都有了令人信服的解释。

评分☆☆☆☆☆

这本书的视角是如此独特，让我对国际政治的认知产生了一场革命。我一直以为国际政治就是国家之间的谈判、协议和冲突，是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的较量。但读完这本书，我才意识到，地理因素，尤其是“地理特征”和“地理格局”对于一个国家的崛起、衰落，乃至其外交政策的制定，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作者并非简单地罗列地理要素，而是深入分析了这些要素是如何塑造了不同国家的“战略思维”和“生存逻辑”。例如，对于岛国而言，海洋既是屏障也是通道，这塑造了其海军至上的战略，而对于内陆国，则面临着陆地扩张的诱惑与制约。书中对“地理鸿沟”和“战略纵深”的讨论尤其精彩，它解释了为何一些国家能在地缘政治的棋盘上占据优势，而另一些国家则步履维艰。作者的论述逻辑严密，层层递进，引人深思。它让我重新审视了那些看似偶然的地缘政治事件，找到了其背后深层次的地理根源。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分析框架，让我们能够更深刻、更理性地理解当前国际关系的种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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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精妙之处在于，它不仅仅是一本关于国际政治理论的书，更像是一份关于人类文明如何被地理塑造的史诗。作者以一种极具洞察力的笔触，将抽象的地理概念具象化，赋予了它们鲜活的生命力。我特别喜欢其中关于“地理的象征意义”和“地理的文化渗透”的章节。比如，高山、沙漠、海洋这些自然地理要素，是如何在不同文化中被赋予特定的象征意义，进而影响人们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观念。作者的论证过程，就像是在为我揭示一幅宏大的历史画卷，从古代文明的起源，到近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再到当今全球化时代的挑战，地理因素始终扮演着一个看不见的、却又无处不在的角色。这本书的语言风格也十分引人入胜，既有学术的严谨，又不失叙事的流畅。它让我不再将国际政治仅仅视为权力的游戏，而是看到了其中蕴含的深刻的地理逻辑和文化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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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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