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推薦
《文本與曆史:藏傳佛教曆史敘事的形成和漢藏佛學研究的建構》帶你進入漢藏佛學研究的密碼。作者以紮實的學術功底和嚴謹的學術研究方法,從藏文文獻入手,探討藏傳佛教文本的形成與藏傳佛教曆史的建構之間的緊密關係,是深入瞭解藏傳佛教的重要學術著作。
內容簡介
《文本與曆史:藏傳佛教曆史敘事的形成和漢藏佛學研究的建構》以對藏文文獻的介紹和研究入手,通過對各種類型的藏傳佛教文獻分彆在不同時期的齣現、形成和發展的描述,來討論藏傳佛教之各種曆史敘事的內容,及其建構和變化的過程,從而說明藏傳佛教文本的形成與藏傳佛教曆史的建構之間的緊密關係。
同時從對源自西夏、元、明時代的漢譯藏傳密教文本的研究齣發,運用以通過多語種佛教文本的對勘和分析來構建曆史的學術方法,成功地構建瞭藏傳密教於西夏、元、明三代傳播的曆史,並為漢藏佛學研究這一新學科的建構建立瞭一個可以效仿的榜樣。
此外,本書還對國際藏學界於近二三十年來對藏文文獻和藏傳佛教曆史的研究及其成果,做瞭全麵的介紹和評論,可以為相關從事藏學研究的學者開展研究提供一個詳實的參考和明確的起點。
作者簡介
瀋衛榮,南京大學曆史係學士、碩士,德國波恩大學中亞語言文化學博士。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曆任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所教授。著有《一世達賴喇嘛根敦珠巴班藏波(1391—1474)的生平和曆史意義:格魯派和達賴喇嘛製度史研究》(德文)《西藏曆史和佛教的語文學研究》《尋找香格裏拉》《想象西藏:跨文化視野中的和尚、活佛、喇嘛和密教》等專著,主編有《西域曆史語言研究集刊》《西域曆史語言研究叢書》《漢藏佛學研究叢書》《多語種佛教古籍整理和研究叢書》等,以及譯文集《何謂密教?關於密教的定義、修習、符號和曆史的詮釋與爭論》《他空見與如來藏:覺囊派人物、教法、藝術和曆史研究》等多種。
侯浩然,1986 年齣生於山東。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學士,德國慕尼黑大學印藏學碩士。目前為德國萊比锡大學西藏學專業博士研究生。已發錶中、英文學術論文多篇。
目錄
前 言 001
第一章 藏文文獻與藏學研究:以《一世達賴喇嘛傳》為中心
一、尋找藏文文獻之路:從拉蔔楞、薩迦到TBRC 027
二、藏文文字的創立與藏族圖書文化 030
三、藏文佛教文獻:藏文大藏經和上師全集 034
四、多元和創造性的藏文文獻傳統 039
五、藏文曆史文獻:不知道自己的傢譜就像黑森林中的猴子 043
六、藏文文獻的分類 049
七、總說藏文傳記文獻 053
八、《一世達賴喇嘛傳——希有珠鏈》 060
九、《一世達賴喇嘛傳——希有十二宏化》 066
十、《噶當教法史》所見一世達賴喇嘛傳 074
十一、藏文傳記與西藏曆史研究 077
第二章 藏傳佛教文本的形成及其曆史敘事傳統的創建
一、 前弘期藏傳佛教:以《拔協》《丹噶目錄》和《瑜伽怛特羅》為中心 084
(一) 《拔協》等文獻所記“妙法之初傳”以及sPang kong phyag brgya pa文本之爭 084
(二)《十善法》《丹噶目錄》與西藏法律製度的建立 089
(三)文成公主的形象創造與漢藏文明交流 097
(四)西藏文明與其他文明的關係 100
(五)佛教文本的翻譯和藏人身份認同的建構 103
(六)瑜伽怛特羅文本的傳入與西藏的建築和葬儀傳統的形成 106
(七)佛苯二教之“葬儀之爭”與《中陰聞解脫》文本的形成 120
二、 “黑暗期”的創造:以敦煌藏傳密教文本、瑜伽母怛特羅和戒律文本為中心 125
(一)朗達瑪與藏傳佛教的“黑暗期” 126
(二)印度佛教的“黑暗期”與《吉祥遍至口閤本續》 130
(三)敦煌藏密文本的研究和寜瑪派於“黑暗期”的發展 133
(四)寜瑪派對於“黑暗期”曆史敘事傳統的建構 139
(五)觀音崇拜與“黑暗期”之藏傳佛教於民間的發展 143
(六)藏傳密教以“交閤和度脫”為中心的教法和儀軌文本 146
(七) 藏傳佛教的“大瑜伽”和戒律文本以及“拉隆白吉多傑刺殺朗達瑪”的曆史敘事傳統的建立 150
(八)西藏曆史書寫傳統的佛教化 156
三、尋找印度:後弘期藏傳佛教的新、舊密續派之爭 160
(一)西藏曆史書寫傳統中的分期與“黑暗期”概念的形成 160
(二) “東部戒律傳承”和“新譯密續派”:後弘期起始時間的爭論 164
(三)西藏的“黑暗期”和歐洲中世紀的“黑暗時代” 168
(四) 新舊密續派之爭及《藏文大藏經》《寜瑪十萬續》和“伏藏”文本的形成 171
四、總結 185
第三章 敦煌古藏文佛教文獻、《寜瑪十萬續》《藏文大藏經》及目錄文本、聞法錄文本、塔波寺文書和《禪定目炬》研究
一、 舊譯密續(snga ’gyur rnying ma)與新譯密續(phyi ’gyur gsar ma) 189
二、《寜瑪十萬續》(rNying ma rgyud ’bum) 193
三、《藏文大藏經》的産生以及佛經目錄的製作 202
四、《聞法錄》文本的研究 210
五、敦煌古藏文佛教文獻研究 214
六、對塔波文書的研究 227
七、對《禪定目炬》的研究 232
第四章 文本對勘與曆史建構:藏傳佛教於西域和中原傳播曆史研究
一、引言:元末宮廷秘戲的解讀與語文學的睏境 241
二、研究元代中國藏傳佛教史的藏、漢文文獻分析 246
三、語文學(Philology):文本對勘與曆史建構 253
四、 《大乘要道密集》與西夏、元、明三代藏傳佛教傳播史研究 257
五、黑水城齣土文獻與西夏、元代藏傳佛教史研究 266
六、吐魯番齣土畏兀兒文佛教文獻 271
七、拜寺溝方塔齣土文獻與西夏藏傳佛教史 283
八、中國國傢圖書館藏漢譯藏傳密教文獻 288
九、羅振玉《演揲兒法殘捲三種》 300
十、《吉祥喜金剛集輪甘露泉》和《如來頂髻尊勝佛母現證儀》 312
十一、藏傳密教於西域和中原傳播曆史的重構 318
第五章 《大乘要道密集》與西夏、元、明三代藏傳密教史研究
一、《大乘要道密集》最初的發現 325
二、關於《大乘要道密集》之成書年代的討論 328
三、《大乘要道密集》研究簡史 335
四、《大乘要道密集》的主要內容 342
五、《大乘要道密集》與黑水城齣土藏傳密教文獻 399
六、《大乘要道密集》與明代漢譯藏傳密教文獻 404
七、《大乘要道密集》與濛古文、畏兀兒文譯藏傳密教文獻 408
參考書目 416
後 記 467
前言/序言
前 言
瀋衛榮
一
傅斯年先生曾經說過“史料即史學”,主張“凡一種學問能擴張它研究的材料便進步,不能的便退步”。所以,曆史學傢首先要學會的本領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對於研究西藏曆史,特彆是藏傳佛教史和漢藏佛教史來說,傅先生的這個主張無疑是韆真萬確的。迄今為止,研究西藏和藏傳佛教曆史的每一次重大突破和進步都是與大量新資料的發現相伴隨的。
藏學研究之所以能夠於今日在全世界範圍內蓬勃地開展起來,其中最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我們擁有幾乎取之不竭、用之不盡的藏文文獻。藏學是研究藏族曆史、語言、宗教、社會和文化的一門多學科和跨學科的學問,而豐富的藏文文獻為藏學研究的各個分支學科,乃至各個專門的學術領域的研究都提供瞭極其豐富的資料。隨著藏學研究的不斷深入,越來越多的藏文文獻被發現和利用,我們對藏文文獻之豐富及其價值的理解也越來越深切。從根本上說,藏學研究就是對藏文文本的研究,不管你從哪個學科、哪個領域入手來研究藏學,你所做的研究工作的最重要的內容都應該是對藏文文獻,或者說是對各種不同的藏文文本的研究。
20世紀初敦煌古藏文文獻(包括塔波寺文獻)的發現和隨後百餘年來國際學界對它們的整理和研究,為國際藏學研究的發展和進步帶來瞭巨大的推動,學界對11世紀以前西藏古代宗教文化和古代社會之曆史的重構,其最根本的基礎就是對敦煌古藏文文獻的研究。而近年來我們對黑水城齣土漢、藏、西夏文佛教文獻的重新發現和研究,以及與此同時我們陸續發現和收集到的其他大量源齣於西夏、元、明三代的漢文藏傳佛教文獻,成為我們揭露和重構藏傳佛教自11世紀至15世紀於西域、中原傳播之曆史的最根本的第一手資料,沒有這些文獻的發現和對它們的解讀、研究,這段曆史一定至今湮沒無聞。
可以說,藏學研究的主體是文本研究,其主流則是曆史研究。不管是研究西藏的政治、經濟、軍事、環境,還是研究西藏的宗教、社會、文化、藝術等等,其主要的學術旨趣都不外乎盡可能地重構和再現它們豐富而多彩的曆史。從這個角度講,藏學研究最核心的內容即是通過對文本的研究來重構曆史。是故,對藏文文本的整理和研究與對西藏曆史的重構和研究同生共長,相輔相成。對藏文文本的開拓和研究越廣泛、越深入,對西藏曆史的再現和重構也就越豐富、越明瞭;同樣,隨著西藏曆史研究的不斷深入和精細,我們就需要不斷地開拓和利用新的文本,並對它們做齣正確的解讀和深入的研究。
藏文文本不但數量汗牛充棟,而且種類韆差萬彆,它們既層齣不窮,取之不竭,又高不可攀,深不可測,這大概就是藏學研究為何既色彩斑斕,又魅力無窮的最首要的原因。迄今為止,國內外藏學界都對藏文文獻、文本的收集、整理和研究投入瞭巨大的努力,取得瞭非常豐碩的成果。大量藏文文獻重新得到瞭整理和齣版,許多以前不為人知的,或者稀見的藏文文本被陸續發現和刊布,重見瞭天日。今日藏學研究者手中所能掌握的文本資料已經變得前所未有的豐富,而由美國學者Gene E. Smith先生於十五年前創立的“藏傳佛教資料中心”(Tibetan Buddhist Resource Center)網站(www. tbrc. org),更為藏傳佛教文本於世界範圍內的利用和研究提供瞭極大的便利,它對整個世界的藏學研究帶來瞭非常徹底的具有革命性的改變。
近幾十年來,國際藏學界對藏文文獻/文本的研究進入瞭一個全新的時代,對敦煌古藏文文獻的研究繼續牢牢地吸引住瞭世界各地不少優秀西藏學傢的注意力,他們從以往對敦煌古藏文世俗文獻的專注中轉移齣來,開始重點研究其中的佛教文獻,取得瞭豐碩的成果,行將對藏傳佛教的曆史,特彆是藏傳密教和處於前後弘期之間的所謂“黑暗時期”藏傳佛教之發展的曆史重新改寫。而世人對藏文大藏經形成史的研究也越來越深入,從其翻譯、編集、刊印的過程,到其內容、分類,以及各種版本間或梵藏、藏漢文本間的異同等,都有瞭越來越廣泛和精細的研究。與此同時,也有越來越多的研究者將他們的學術注意力投入到瞭對藏文大藏經以外的藏文佛教文獻,如《寜瑪十萬續》(rNying ma rgyud ’bum)、苯教大藏經和其他與苯教相關的文獻的研究上麵,異軍突起,取得瞭令人矚目的成績。從國際藏學的視角來看,藏學研究的主流不管是過去,還是今天,都是文本研究。用語文學的方法處理和研究藏文文本從來都是絕大部分藏學傢的看傢本領,用精細的文本研究來再現西藏文明之各個方麵的真實麵貌和曆史是迄今世界藏學研究所取得的最大的學術成就。
迄今為止,我們已經見到瞭多種專門對藏文文獻,特彆是其中的曆史類文獻進行綜閤性的介紹和研究的著作,其中最早的有俄羅斯學者A. I. Vostrikov所著的《西藏曆史文獻》一書, 分門彆類地介紹瞭藏文曆史類文獻,並對其各自的特點、價值和代錶作等做瞭扼要的說明;以後有美國學者Dan Martin著作的《藏文史書:藏文曆史著作目錄》一書,按其成書年代對每一本他認為是曆史類作品的藏文文本的內容、價值及其研究和整理齣版的現狀等一一做瞭簡單的介紹。 而迄今所見對整個藏文文獻做瞭最全麵和最權威的分類研究的綜述性著作,是一部題為《藏文文獻分類研究》的文集,它由世界各地,特彆是北美藏學之各路權威學者聯手撰寫,無疑是當下我們瞭解藏文文獻之全貌的最可靠、最好用的入門參考著作。 然而,類似這樣的作品至今依然不見於漢文藏學著作之中,我們對藏文文獻的瞭解和利用遠不如西方學者全麵和深入。可是,如果今天我們對西藏曆史的研究,依然隻能停留在對諸如《紅史》《青史》等幾部常見的藏文史學名著的引用上,那我們的研究就顯然已經大大地落後於今天國際藏學之普通學術水準瞭。有鑒於此,本書第一章《藏文文獻與藏學研究:以〈一世達賴喇嘛傳〉為中心》即以筆者(瀋衛榮)近三十年間接觸和認識藏文文獻的經曆和體會入手,對藏文文獻的基本情況、其形成和發展的曆史、分類、特點,以及它們與藏學研究的關係等做瞭相對全麵、又有重點的介紹。而本書第三章《敦煌古藏文佛教文獻、〈寜瑪十萬續〉〈藏文大藏經〉及目錄文本、聞法錄文本、塔波寺文書和〈禪定目炬〉研究》則對以敦煌古藏文文獻為主的早期藏文文獻和藏文大藏經以外的佛教類文本及其對它們的研究做瞭比較全麵的介紹,希望以此能夠彌補我們對藏文文獻及其對它們的整理和研究之現狀的瞭解的不足。
在接觸到敦煌古藏文文獻資料以前,我們對吐蕃史研究的根據多半隻是新舊《唐書》之“吐蕃傳”等漢文古籍中的相關資料,或再加上《拔協》《賢者喜宴》和《西藏王統記》等幾部後齣的藏文曆史著作中所保存的相對較早期的一些曆史資料;而對吐蕃王國之後的西藏曆史研究,則多半依賴《紅史》《青史》《漢藏史集》《新紅史》和《西藏王臣記》等幾部著名的藏文史學作品。顯然,這些文本不但遠不足以幫助我們再現那兩個時代西藏的豐富曆史麵目,而且,嚴格說來它們也都不是第一手的原始史料,而是經過藏族史傢之手,嚴格按照規定的體裁和佛教主義的曆史觀重新編排齣來的準曆史著作。職是之故,唯有敦煌齣土古藏文文獻,以及其他源齣於吐蕃時代的金石、簡牘等文獻資料,纔是我們研究吐蕃曆史可以依據的第一手的原始資料,隻有通過對它們的整理和研究,我們纔可能成功地重構吐蕃的曆史。
對敦煌古藏文文獻的研究已經持續瞭近一個世紀,然而對它們的研究方興未艾,還在不斷地走嚮深入。與此相應,今天我們對吐蕃王國,以及吐蕃王國滅亡以後一個多世紀內的西藏曆史有瞭完全不同於以往的理解。特彆值得指齣的是,隨著近年來對敦煌齣土古藏文佛教文獻的研究的不斷深入,我們對11世紀前佛教於吐蕃傳播的曆史,以及藏傳佛教傳統如何形成的曆史的理解有瞭翻天覆地的變化。本書第二章《藏傳佛教文本的形成及其曆史敘事傳統的創建》既對以敦煌古藏文文獻為主的早期藏文文獻及其對它們的研究做瞭全麵的介紹,同時也對因這些文本的發現和研究而對吐蕃王國史,以及早期藏傳佛教史研究所帶來的種種改變做瞭比較細緻的說明,並以此分析瞭藏傳佛教文本的形成與藏傳佛教曆史敘事的創建,和藏文文本的發現與西藏曆史研究的進步之間相輔相成的密切關係。同樣,對於吐蕃王朝之後的西藏中世紀曆史的研究,我們也必須廣泛地開拓和利用“王統記”(rgyal rabs)、“史冊”(deb ther)和“教法源流”(chos ’byung)等傳統藏文史書類作品以外的更加第一手的曆史資料,否則,我們就很難超越中世紀西藏史傢們的曆史視野,對這段曆史的瞭解也永遠隻能局限於他們已經為我們設計和勾勒好瞭的那些粗綫條的、帶有嚴重的佛教主義史觀的曆史框架之中。當西藏曆史跨入中世紀時,藏族的文本文化空前繁榮,藏文文獻之豐史進行全麵探索的好奇心和史料需要,但是,如何以我們有限的能力和精力,盡可能地找到我們所希望找到的文本,並從這些文本中讀解齣我們建構這段曆史所需要的真實、客觀的第一手的資料,這纔是擺在我們現代學者麵前的一大難題。富,各種各樣的文本之多,足以滿足今天的曆史學傢對這段西藏曆中世紀西藏先後齣現瞭數以韆計的藏傳佛教高僧,他們中的很多人有捲帙浩繁的全集(gsung ’bum)傳世,留下瞭難以計數的各種各樣的文本,它們自然都是後世史傢應該珍視和可以利用的第一手的曆史資料,但是,這些文本中的絕大多數都是純粹的佛教文本,即使是其中那些可以被歸屬於曆史類的文獻,其實際的內容也很少涉及佛教以外的世俗曆史,其文本本身則充斥瞭大量佛教名相,常常令現代史傢們望而卻步,無從著手,難以將它們轉化為他們所熟悉和需要的第一手的曆史資料來利用。例如,藏文文獻最突齣的特色之一就是曆代藏傳佛教僧人都酷愛立傳,留下瞭大量各種不同形式的人物傳記。這些傳記作品看起來最接近於漢文“高僧傳”類的曆史資料,但很難直接將它們轉化成為當代史傢撰寫這些人物或者時代曆史的有用素材。顯然,在能從它們當中找到切實有用的曆史資料之前,我們首先必須藉助語文學傢慢慢讀書的耐心,花大力氣去讀懂它們,並從其字裏行間去體會和領悟其言外之意。通常一部藏文高僧傳記都是模仿佛陀的十二宏化和本生故事的形式,來講述傳主如何通過聞思修走上成熟解脫的道路,然後利益眾生和教法的故事,故雖然傳主的生活年代、生平事跡韆差萬彆,但其傳記的敘事模式和寫作宗旨則韆篇一律。讀解和研究一部藏文高僧傳記,我們必須從這些程式化、標準化的宗教內容中深挖細究、抽絲剝繭,用心再現傳主生活於其中的那個廣闊的社會和宗教背景,提煉齣傳主有彆於他人的品行、作為和曆史功德。本書第一章《藏文文獻與藏學研究:以〈一世達賴喇嘛傳〉為中心》即通過對一世達賴喇嘛根敦珠的幾種藏文傳記的相對細緻的介紹,來舉例說明我們應當如何利用像高僧傳一類的藏文佛教文獻,並把它們轉化為研究西藏曆史的第一手資料。對一部看起來甚至有點像是抄襲瞭剋珠傑所造的著名的《宗喀巴大師傳》的《一世達賴喇嘛傳》,如果我們對它深究細挖,把隱藏在傳記中齣現的所有人物、事件和名相背後的背景徹底搞清楚,那麼它就完全可以成為揭示格魯派早期曆史、達賴喇嘛轉世製度形成史,乃至15世紀西藏政教曆史的最珍貴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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