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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世纪50年代是新中国奠定经济和政治基础的十年。
★周恩来在50年代担任开国总理，这十年间他带领人民做了什么？
★周恩来被历史学家誉为“当代良相”，这一代良相是如何炼成的？
★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研究员熊华源、廖心文披露了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还原了一个真实的周恩来。
★双封设计，特种纸印刷，高端大气，值得珍藏。
内容简介
20世纪50年代是艰难的十年，开国总理周恩来在这十年间，与中国人民一起，在摸索中前进。本书以详实信息和简洁明快的文字，真实形象地再现了周恩来：
★周到严密筹建新中国首届“内阁”
★果敢坚定参与抗美援朝决策
★精心擘画第1幅经济建设蓝图
★风度翩翩初登世界舞台参加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等
★高超地处理和解决异常棘手的中缅边界问题等一幅幅历史画面，全面地展现了周恩来总理在50年代的思想和业绩。
作者简介
熊华源 廖心文 ★二人均为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研究员；★从事周恩来研究超过30年；
★积累了系统、翔实和丰富的第一手素材与资料；
★曾参与《周恩来传》《周恩来年谱》以及《毛泽东传》《毛泽东年谱》等著作的写作；
★撰写了许多有独立见解、有开创性的研究和宣传文章，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
精彩书评
周恩来在大的国际活动方面，比我强，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矛盾。——毛泽东
与周恩来相比，我们简直就是野蛮人。
—— 联合国前秘书长 哈马舍尔德
中国如果没有毛泽东就可能不会燃起革命之火；如果没有周恩来，就会烧成灰烬。
——美国前总统 尼克松
许多党外人士说，我们是认识周恩来才认识中国共产党的，相信周恩来才相信中国共产党的。
——两弹元勋 钱学森
周恩来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胸怀宽阔，不计恩怨，广交朋友，用人唯贤，关心体贴，无微不至，为中国共产党团结了一大批人。
——著名地质学家 李四光
周恩来总理是中国人民心目中的第1位完人。
——著名作家 冰心
目录
目 录1950—1954年 “他这个人，历来是管家的”
毛泽东说：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主要人员配备，现在尚不能确定，但“周恩来是一定要参加的，其性质是内阁总理”。
朱德说：“咱们的周恩来快来了。他是个管家的。……他这个人，历来是管家的，是个好管家。”
组建“新内阁”，周恩来做了大量平衡工作
在外交谈判方面，周恩来更内行
点将刘伯承，创建新中国第一所军校
主持国防会议，决定出兵抗美援朝
勾画经济建设蓝图，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
周恩来治水，其功不在禹下
在民族政策上，主张合不主张分
1954—1959年 他使外交成为艺术，被赞为“最能干的外交家”
亚非会议后，一位路透社记者报道：“大家都承认周恩来才智至高无上地主宰着会议。代表们承认和平攻势像用这样逐步推进的艺术以及非凡的天赋施展出来，是从未有过的。代表们惊叹：他是以怎样的洞悉力能够察觉并道出大家心窝里想说的话啊！”
参加日内瓦会议，缓和国际紧张局势
在亚非会议即将陷入僵局的时刻，周恩来挺身而出
借助万隆会议，开启中非友好关系
出访东南亚，周恩来受到最热烈的欢迎
五十年的时间很短暂，中日关系应该往前看
承诺掷地有声：愿与缅甸解决好边界问题
中印边界谈判：与尼赫鲁的较量
1955—1958年 在冒进与反冒进之间，他艰难选择
冒进冒头后，周恩来会同刘少奇等提出：“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倾向。”
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批评反冒进后，仍然意犹未尽，主张再召开一次范围更大一些的会议解决反冒进问题。
周恩来、陈云再次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检讨。毛泽东宣布：反冒进的问题解决了。
周恩来和陈云通过各种会议呼吁防止冒进
毛泽东公开指责反冒进，周恩来再难提出异议
1955—1959年 心系香港、台湾，他为祖国统一开路
播种
他没有等到收回香港的那一天，但他的足迹却早已留在那块美丽的土地上。
周恩来争取过来的第一位国民党高级将领，曾经是有名的“剿共”司令，也是蒋介石的五虎将之一 ——卫立煌。
从50年代开始，周恩来已经在考虑香港问题
和平统一祖国，“我们这一代要播好种”
在周恩来的关怀下，一批又一批的战犯被特赦
1951—1960年 他自己是知识分子，也尊重知识分子
周恩来提出的“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科学技术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方面有决定性的因素”，这两个著名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全面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制定知识分子政策和科学技术政策的根本依据，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加强知识分子、科学技术工作的指导思想。
中国的知识分子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
与老舍的友谊由来已久 / 294
那些家书，传递着他不轻易流露的深情
后记
精彩书摘
勾画经济建设蓝图，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
20世纪50年代初始，我国国民经济在重重困难中朝着预期目标迅速地恢复着。为了抓住有利时机开展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1951年2月中旬，以毛泽东为首的新中国开国元勋们，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出了“3年准备，10年计划经济建设”的重大决策，责成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简称中财委）开始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
为了编制好“一五”计划，周恩来提议并在这年2月成立了一个6人领导小组加强领导，成员是：周恩来、陈云（副总理兼中财委主任）、薄一波（中财委副主任）、李富春（中财委副主任）、聂荣臻（代总参谋长）和宋劭文（中财委计划局局长）。
自1951年7月以来，朝鲜战场战争形势出现新的转机，朝中人民军队经过浴血奋战，就像铁板钉钉似的把战线牢固地稳定在“三八线”上，出现了朝鲜战争一时不可能结束但也不可能逆转的相持局势。对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又在1952年5月走出了一着实行“边打、边稳、边建”战略方针的妙棋。
这样，周恩来、陈云领导中财委加紧研究制订“一五”计划方案。到1952年6月，中财委汇总各大区和各工业部门上报的经济建设指标，为渴望早日告别贫困落后的中国人民，勾画出了中国有史以来开展有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第一幅宏伟建设蓝图——《1953年至1957年计划轮廓（草案）》。
据参加“一五”计划编制的宋劭文介绍：
在这个草案中，对我国钢铁、机械、煤炭、石油、电力、化学、电器制造、轻纺、航空、坦克、汽车、造船等工业，提出了具体建设指标和要求，对重大水利、铁路、桥梁建设也做出总体规划。通过“一五”计划，拟扩（改）建与新建若干个重工业区，即以钢铁和机器制造工业为中心的鞍山、武汉、包头3个区域，以石油化工、有色金属和机器制造工业为中心的兰州区域，以动力设备、重型机械制造工业为中心的哈尔滨、沈阳、齐齐哈尔、西安区域，以化学工业为中心的吉林区域，以煤炭和采矿设备制造为中心的抚顺、大同区域，以及以机器制造为中心的洛阳、成都区域，以初步形成我国工业建设的新框架与大致合理的布局。
由于我国还没有制订和实施“五年计划”的经验，因此有必要就我国“一五”计划的制订和实施问题，征求已经领导一个大国胜利进行了30多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苏联政府的意见，学习他们的经验，同时还需要同苏联政府商定援助我国经济建设的具体项目。
在这种情况下，日理万机的周恩来将自己近期的工作安排，写信告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和陈云等。他写道：
在7月份，我拟将工作重心放在研究五年计划、外交工作方面，其他工作尽量推开。所拟分工计划如下：
对五年计划，当着重于综合工作，俾能向中央提出全盘意见并准备交涉材料。
对旅大问题当准备一新约草案。
对朝鲜停战谈判及反细菌斗争，除过问日常工作外，当令章汉夫接替这两项工作……
外交使节会议已开过一月，现他们在各地参观，待他们在月中回来，我当参加总结，并向中央汇报。
政务会议，当由陈（云）、董（必武）、郭（沫若）、黄（炎培）轮流主持并将议程准备好，即使周、陈不在，仍能按期开会。
……
维汉同志已商好自7月12日起休假，政务院日常工作只能由齐燕铭处理。这是有若干困难的。如能于7月下旬与邓小平同志商好，先发表他为政务院副总理，并于8月份来京主持一个时期（政务院工作），这是最理想的办法。三反、五反已过，未了事项请子文、一波同志分别主持。量刑之事，将由景范同志主办。
中央一级总党委第一书记，我可不再挂名，提议即以安（子文）为第一书记，杨（尚昆）为第二书记，肖华为第三书记。
上述事项请主席批准，并予传阅。
七八月间，骄阳似火，酷暑难熬。8月11日，周恩来主持制订的《中国经济状况五年建设的任务（草案）》终于完稿。同时，他还起草了《关于三年来中国主要情况及今后五年建设方针的报告提纲》。这两个文件分析了国内政治、经济、军事等基本情况，提出了五年建设的基本任务、指导方针和主要经济指标。
8月13日下午，周恩来同匆忙从重庆赶到北京就任副总理的邓小平谈话，向他交代了政务院的工作。随后，他在第148次政务会议上郑重宣布：“在我奉毛泽东主席之命赴苏联访问期间，由邓小平代理总理职务。”
8月15日，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乘坐3架中苏航空公司的飞机飞离北京，由东向西，途经苏联伊尔库茨克、新西伯利亚等地，向友好邻邦苏联的首都莫斯科飞去。
8月17日，周恩来一行抵达目的地。代表团阵容庞大，共65人，包括了各部门、各行业主要负责人。首席代表为周恩来，代表为陈云、李富春、张闻天（驻苏大使）、粟裕（副总参谋长）；代表团其他主要成员还有重工业部部长王鹤寿、燃料工业部部长陈郁、中财委计划局局长宋劭文、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海军副司令员罗舜初、炮兵副司令员邱创成、一机部副部长汪道涵、邮电部副部长王诤、外交部政治秘书师哲、东欧司司长徐以新和亚洲司司长陈家康。
这次出访活动，是新中国继毛泽东、周恩来1949年年底到1950年年初访问苏联之后的第二次重大国际活动，是中苏两国经济、军事、科技等方面进行全面合作的一次最重要谈判，为新中国即将到来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创造了良好条件。
在机场，周恩来受到苏联党政领导人莫洛托夫、米高扬、布尔加宁、维辛斯基等的热烈欢迎，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兴奋地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推翻外国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之后的三年时间中，由于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正确领导，由于全国人民的努力，又由于苏联政府和人民的热情援助，曾不断地克服国内外的种种困难，业已在国家建设的各方面获得了重大成就……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这次来莫斯科，是为了继续加强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并商谈各种有关问题。中苏两大国的友好合作的继续发展，必然对于中苏两国人民的和平建设事业，都将有更重大的贡献。
到莫斯科后，周恩来把代表团成员集中起来，将准备提交苏联政府讨论的有关文件和材料，又逐段、逐句地重新讨论修改了一遍。宋劭文在《周总理和第一个五年计划》一文中谈到上述情况时，感慨地说：
审阅当中，发现林业采伐、造林和木材蓄积量计划数字核对不上，总理当即在电话中严厉地批评了代表团成员中负责计划工作的同志。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第二天周总理来到中国政府代表团团员下榻的宾馆，与大家共进午餐。餐厅服务员给总理送来一瓶白兰地酒。周总理亲自斟满两杯，站起身走到一天前批评过的那位同志面前，递给他一杯，并微笑着说：“昨天我批评了你，以后要细心一些嘛！不要把这么重要的数字搞错！来，我敬你一杯酒，祝你今后工作得更好。”就这样，经周总理简单自然的一席话，一杯酒，一下子就缓和了一天前那件不愉快的事情造成的紧张沉闷的气氛。大家深为总理严谨的工作作风和高超的领导艺术所折服。
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苏关系处于鼎盛时期。中国坚决地投入到抗美援朝战争中，并取得辉煌胜利，消除了斯大林对中国走所谓“民族主义道路”的最后疑虑，他决定尽力给中国以经济和技术方面的援助。因此，斯大林对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的此次来访高度重视，在一个月时间里先后三次同周恩来、陈云、李富春、张闻天、粟裕会谈。
8月20日，周恩来在第一次会谈中简述了中国代表团将同苏联商谈的有关问题，接着介绍了毛泽东对朝鲜战局和国际形势的看法。斯大林静静地听着周恩来的介绍，并不时地投以信任的目光。
随后，斯大林发表意见，表示同意毛泽东对朝鲜战局与国际形势的分析和在停战谈判中所应采取的方针；还表示愿尽力在工业资源勘探、设计、工业设备、技术资料以及派中国留学生到苏联学习或实习等方面给中国以帮助。
最后，斯大林指定莫洛托夫、布尔加宁、米高扬、维辛斯基、库米金组成苏联政府代表团，同中国政府代表团商谈各项具体问题。
8月23日、28日，周恩来分别将《三年来中国国内主要情况及今后五年建设方针的报告提纲》、《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主要任务》、《中国国防军五年建设计划概要》等文件的俄译本送交苏联政府代表团和斯大林。
苏联党政领导人看完这些文件后，双方约定，9月3日，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同斯大林举行第二次会谈。
会谈中，周恩来介绍了中国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与“五反”运动、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军队整编等情况。接着，他着重介绍了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设想。主要内容是：（一）中国经济状况；（二）五年建设方针；（三）五年建设主要指标和主要项目；（四）长期建设的准备工作；（五）请苏联援助事项。
斯大林对周恩来的全面介绍给予了积极的反应。他面带微笑地说：中国三年恢复时期的工作，“给我们这里印象很好”。接着，他对中国“一五”时期的经济发展速度提出了中肯而宝贵的意见，指出：“你们五年计划中工业增长速度，每年为20％，是勉强的。”“要按照一定可以办到的（原则）来做计划，不留后备力量是不行的。必须要有后备力量，才能应付意外的困难和事变。”今后产值每增长1％，其增长的总量“总是比过去的大”。“我建议工业建设的增长速度，每年上涨可降到15％”，“留点后备力量总有好处”。
斯大林在问明中国政府只准备公布编制好的五年计划的方针，而不公布整个具体计划的情况后，说：“应该使人民知道，不能只提方向和方针。看来非公布不可，群众是愿意知道数字的。”
这时，对中国共产党表现出信任和尊重的斯大林进一步说明，五年计划究竟公布不公布，“这是你们的事，由你们自己决定”。同时，他明确表示，苏联政府愿意帮助中国制订“一五”计划，愿意为中国实现五年计划提供所需要的技术、设备、贷款等援助，并派专家到中国帮助建设。
斯大林的以上表示，为中国代表团在苏联开展工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参加日内瓦会议，缓和国际紧张局势
1953年7月朝鲜战争停战后，中国人民志愿军主动地陆续从朝鲜撤出军队，而美国军队仍然驻扎在那里，继续加剧远东的紧张局势。法国军队也还在印度支那进行侵略战争。但是，由于中朝两国政府和人民在争取全面解决朝鲜问题上的坚决斗争，由于印度支那人民抗法战争的进一步开展，迫使美国和法国政府不得不同意召开一次国际会议解决这两个地区问题。
新中国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开展，各项事业的蓬勃发展，综合国力的大大增强，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充分显示了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为维护世界特别是亚洲和平与安全的一支不容忽视的重要力量。可以说，没有它的参加，世界上特别是亚洲地区的重大问题，是不可能得到解决或很好解决的。正如1953年10月8日周恩来在一项声明中所宣告的那样：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法国、英国、美国、苏联和中国五大国，“对于解决和平与安全的重大问题，负有特别重要的责任”。
1954年2月，苏联、美国、英国和法国四国外长在德国柏林召开会议，经过苏联的艰辛努力，终于达成一致协议：于1954年4月26日在日内瓦举行会议，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除苏联、中国、美国、英国和法国五大国参加会议的全过程外，同这两个问题有关的其他国家也分别参加会议讨论。
有鉴于日内瓦会议的重要性，毛泽东、周恩来非常重视。
为了开好这次会议，从2月底到3月，向来不打无准备之仗的周恩来，挤出相当的时间，开始了系统而认真的准备。他指导有关人员收集、熟悉、研究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的情况，阅读有关召开日内瓦会议文件，约李克农等商谈和确定中国代表团成员人选等问题，并组织模拟会议，搞翻译练兵。
同时，周恩来还主持拟定了关于出席日内瓦会议的方针、原则等问题的各项文件，研究了配合日内瓦会议的国际宣传问题。
3月2日，在毛泽东主持，有刘少奇、朱德、陈云出席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周恩来郑重地提出了《关于日内瓦会议的估计及其准备工作的初步意见》。《初步意见》指出：“关于召开日内瓦会议协议的达成，是苏联代表团在柏林四国外长会议上一项重大的成就。单就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日内瓦会议一事看来，它已使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工作前进了一步。”但是，“帝国主义侵略集团，特别是美国政府却故意低估日内瓦会议的作用，并预言日内瓦会议将同柏林会议在德、奥问题上一样得不到任何结果，但美、英、法三国之间在朝鲜问题上以及在许多国际事务上的意见并非完全一致，有时矛盾很大，他们的内部困难也很多”。
《初步意见》明确而坚定地说：鉴于以上情况，“我们应该采取积极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方针，并加强外交和国际活动”，打破美国政府的“封锁、禁运、扩军备战的政策，以促进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即使美国将用一切力量来破坏各种有利于和平事业的协议的达成，我们仍应尽一切努力务期达成某些协议，甚至是临时的或个别性的协议，以利打开经过大国协商解决国际争端的道路，“我们要力争不使日内瓦会议开得无结果而散”。
3月3日，中国政府复电苏联政府，中国接受苏联根据柏林会议协议发来的邀请，“同意派出全权代表参加日内瓦会议”。
4月24日，周恩来一行抵达日内瓦。周恩来一下飞机，人们的注意力立即集中到这位传奇式人物身上，大批记者蜂拥而至，争先恐后地抢拍照片。中国代表团成员的着装差不多一个样，队伍整齐威武，以至外国新闻媒介形容为“日内瓦来了一连中国军人”。“一个年轻的红色外交家率领了一批更年轻的红色外交家”，“他们穿的衣服都是一样的，连手提箱也都相似……”
这以后，周恩来成为西方新闻报道的中心人物。云集日内瓦的西方各国记者以复杂而极感兴趣的心情，拭目以待，冷眼旁观在国际事务中崭露头角的周恩来，将在这名人荟萃的世界舞台上如何表现。
日内瓦是享有“旅游者的圣地”之美称的世界名城，位于瑞士西南部。这里，冬无严寒，夏无酷暑，被湖山环绕，山清水秀，一年四季风光各异，充满了诗情画意。不但如此，它还是一座享有“医治国际政治创伤的医院”之称的国际城市。在这里经常召开各种国际会议，并设有许多国际组织的常设机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1919年，国际联盟在这里成立，并建造了著名的“万国宫”——国联大厦。日内瓦会议全体会议就将在国联大厦举行。
日内瓦会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次重要国际会议，也是新中国第一次走向世界舞台，经受复杂的多边外交斗争考验的国际会议。
周恩来走下飞机后，面对久经磨炼、身手不凡的各国记者，显示出了杰出外交家、政治家温文尔雅、落落大方的风度。他向人们挥手致意，并镇定沉着地在机场发表了热切期望日内瓦会议成功的声明：
日内瓦会议就要举行了。这个会议将要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亚洲这两个迫切的问题，如果能够获得解决，将有利于保障亚洲的和平，并进一步缓和国际的紧张局势。
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和国家都将密切地注视着日内瓦会议的进展，并热烈地期望着会议的成功。中国人民对于这个会议有着同样的期待。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抱着诚意来参加这个会议。我们相信，参加会议者的共同努力和对于巩固和平的共同愿望，将会提供解决上述亚洲迫切问题的可能。
代表团新闻宣传组随即广为散发了周恩来的中文和英文的书面简历。简历有1800字左右，从一开始便称：
周恩来（生于1898年），中国杰出的政治活动家、军事家和外交家，中国共产党杰出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毛泽东最亲密的战友之一。
4月26日，日内瓦会议在旧国联大厦开幕。出席会议的国家除中国、苏联、英国、法国、美国五个大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韩民国外，还有以“联合国军”名义派兵参加朝鲜战争的澳大利亚、加拿大、希腊、菲律宾、卢森堡、新西兰、泰国、土耳其、比利时、哥伦比亚、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和荷兰。会议一致推举由泰国外交部长旺·威泰耶康亲王、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和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依次轮流担任会议主席。
4月27日，日内瓦会议开始讨论朝鲜问题。南日外务相在发言中提出了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方案。方案确定：（一）“举行朝鲜国民议会的全朝鲜自由选举”；（二）“一切外国武装力量，在6个月内撤出朝鲜”；（三）“要创造条件以促使尽速完成以和平方式把朝鲜统一成为一个统一的、独立的、民主的国家的任务。”
美国依仗自己“金元帝国”、“世界霸主”的地位，伙同南朝鲜代表，从会议一开始，就采取了想方设法阻挠会议达成任何协议的立场。南朝鲜代表明确地提出，要按照南朝鲜的宪法，由联合国监督在全朝鲜进行选举。美国代表全力支持这一无理建议，并且强调要由联合国来实现朝鲜的统一。
显而易见，联合国在被美国操纵的情况下，这些建议实际上意味着南朝鲜吞并北朝鲜，美国将支配整个朝鲜。
4月28日，周恩来在全体会议上首次发言。他开宗明义地指出：“这个会议的目的应该是为了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巩固世界和平。”
接着，周恩来义正词严地驳斥了美国和南朝鲜代表的荒谬主张，表示坚决支持南日提出的恢复朝鲜统一的三项建议，郑重地指出：
根据昨天大韩民国代表的发言看来，李承晚政府是不喜欢这个办法的。他显然无视朝鲜人民的民族利益，企图证明似乎没有外国对朝鲜内政的干涉，朝鲜人民就不能解决自己的内政问题，其中包括举行全朝鲜的自由选举……他公然主张美国军队留驻朝鲜。仅仅这一情况就足以表明，所谓南朝鲜的统治是代表朝鲜人民利益的各种说法，它的价值究竟如何了……
朝鲜的和平统一，对于维护远东的和平和安全有着重大的意义。朝鲜的和平统一事业的顺利进行，有赖于关心维护远东和平的相应的国家愿意采取措施保证不妨碍朝鲜的和平发展，不容许外国干涉朝鲜的内政。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代表团首席代表南日外务相的建议，是完全公平合理的。我们希望会议的参加者郑重地考虑这一建议，使这一建议成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协议的基础。
经过几个回合的斗争，在以雄辩的事实给美国代表及其追随者以有力的驳斥后，为了推动会议的进展，5月22日，周恩来又在全体会议上发言：
据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建议在南日外务相4月27日的方案第一条之内补充以下一项：
“为了协助全朝鲜委员会根据全朝鲜选举法在排除外国干涉的自由条件下举行全朝鲜选举，成立中立国监察委员会，对全朝鲜选举进行监督。”
本着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真诚愿望，6月5日，南日在全体会议上作了关于希望与会各国能以朝鲜代表团4月27日的建议和中国代表团5月22日的补充建议为基础达成协议的发言。
紧接南日的发言，周恩来情真意切地说：虽然与会各国的分歧依然存在，但在“事实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共同基础是可以找到的”。因为在会上，“没有人反对朝鲜的和平应该得到巩固，并且大家认为，会议的目的是要达到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在从朝鲜定期撤出一切外国武装力量的问题上，也只有少数代表表示了不同意见。他进一步强调：“我们既然有了这些共同基础，我们更应该努力寻求具体解决问题的道路，而不应该让大韩民国代表的建议成为我们在寻求协议的途径上的一个障碍。”为此，中国代表团建议：与会各国“应该在已有的共同基础上，努力达成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协议”。
会上，莫洛托夫综合会议开幕以来各国代表所提意见的共同点，提出了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基本原则与五点建议。
由于美国和南朝鲜代表设置重重障碍，极力加以阻挠，本次会议仍未取得进展。
尽管如此，但由于周恩来、南日和莫洛托夫的默契配合，和他们立场坚定、有理有据的发言，逼使论战对方只有招架之功，无还手之力，陷于被动、尴尬的处境之中。周恩来、南日和莫洛托夫在会上的表现，赢得了不少国家的代表和新闻舆论的好评与称赞。
尽力地走。”
前言/序言
周恩来生于19世纪末。这时的中国，遭受着列强欺凌、封建统治的双重压迫，民不聊生，国运衰微。从青少年时代开始，他就立志“为了中华之崛起”而发愤读书，树立起“有大志向的人，便想去救国，尽力社会”的远大志向，随后确立了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为创建人民军队、创建革命统一战线、创建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建立了不朽功勋。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先后担任政务院总理、国务院总理长达26年多，积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为使新中国屹立于世界先进国家的行列，他殚精竭虑，日理万机，担负起全面组织和实施社会主义各项建设事业的重大责任，在政治、经济、外交、国防、统战、科技、文化、教育、新闻、卫生、体育等各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做了大量基础性、开拓性工作，做出了具有奠基性意义的巨大历史贡献。
周恩来博大精深的外交思想、丰富多彩的外交实践、独具一格的外交艺术和光彩照人的外交风格，在国际社会为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赢得了崇高的声誉。
本书两位作者从事周恩来研究的时间均有30多年，积累了系统、翔实和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与素材，曾经参与《周恩来传》《周恩来年谱》以及《毛泽东传》《毛泽东年谱》等著作的写作，撰写了许多有独立见解、有开创性的研究和宣传文章，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
为了区别于有关周恩来的传记体图书，两位作者在“研究周恩来，学习周恩来”的思想指导下，选择了周恩来在20世纪5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一些片断，以独立成篇而又不失内在逻辑联系的形式，以尽可能多的信息量和简洁明快的文字，真实形象地再现了周恩来周到严密筹建新中国首届“内阁”、不负重托首次出访苏联、果敢坚定参与抗美援朝决策、精心擘画第一幅建设蓝图、风度翩翩初登世界舞台参加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勇往直前开展经济建设中的反冒进、严谨精细而又高超地处理和解决异常棘手的中缅边界问题、不辞辛劳为祖国统一开路播种、肝胆相照成为艺术家的知音等一幅幅历史画面，比较全面地展现了周恩来这位共和国开国总理在这一历史时期的思想和业绩。
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虽然离开我们已经快40年了，但是他卓著的功勋、崇高的品德、伟大的人格，至今仍然深深地铭记在中国各族人民心中，历久弥新。
用户评价
包装、快递以及书本身都不错。
评分内容丰富多彩，可读性强
评分多读书读好书多读好书
评分内容丰富多彩，可读性强
评分非常给力，服务态度非常好！点赞！
评分书的质量是很不错的，又买了4本，就看什么时候能读完了
评分毛泽东说：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主要人员配备，现在尚不能确定，但“周恩来是一定要参加的，其性质是内阁总理”。
评分学习了伟人的处事方法和思维方式
评分好书，史实非常详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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