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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在他的童年和青年时代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磨练,但这种生活教会了他很多东西,并且锻造出了他坚忍不拔的性格。
———玛·朱可夫
朱可夫是在军事上击败纳粹德国的各国将帅之中对联合国贡献大的人。
——艾森豪威尔
卡尔波夫的《朱可夫传》是俄罗斯历史著作中有价值和可靠的作品,本书的出版对伟大的卫国战争时期的历史研究来说,无疑是一件盛事。
——维·格·古里科夫
内容简介
俄罗斯著名作家弗拉基米尔·卡尔波夫的《朱可夫传》是俄罗斯历史著作中有价值、重要的作品之一。本书的出版,对伟大的卫国战争时期的历史研究来说,无疑是一件盛事。
弗拉基米尔·卡尔波夫历时11年时间收集并研究国内外关于朱可夫的档案文件和材料,作者采用了很多新发现的史料,比如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收藏的朱可夫私人信件,向读者展示卫国战争中的主要军事行动,重现那些更鲜为人知的前线斗争,讲述了朱可夫的戎马一生。
作者没有避而不谈这位伟大的统帅在失宠那些年月所经受的磨难。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及许多他曾认为是战友的人都把他当作对手、敌人。朱可夫的悲剧可谓是国家的悲剧,这个国家摧毁了法西斯主义,却不能战胜原始的人的天性:嫉妒、恐惧。然而,朱可夫的伟大没有黯然失色,失宠也没有将他的荣誉一笔勾销,更没有夺走人民对他的爱戴。
作为朱可夫的同时代人,弗拉基米尔·卡尔波夫曾亲身经历过这些历史事件,因此,也对这些事件做出了自我判断。在由大量文献、事实、人物及其行为构成的扑朔迷离的历史长廊里,为读者了解这段历史做一个指点迷津的“向导”。
作者简介
弗拉基米尔·卡尔波夫(1922—2010),俄罗斯著名军事历史学家,军事科学院院士,时事评论家及社会活动家,苏联作家协会首任主席,曾担任《新世界》杂志主编。获“苏联英雄”荣誉称号,卫国战争英雄奖章,十月革命奖章,苏联人民奖章,苏联国家奖金。
著有多部关于卫国战争的小说,以高度的艺术性和对文献的深刻研究著称。《大元帅斯大林》一书荣获2006年度俄罗斯“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历史文学奖。
目录
第一章 战前的生活与工作
军旅生涯的开端1
哈勒欣河3
比萨拉比亚和波罗的海沿岸8
会议和模拟演习10
战争计划13
“巴巴罗萨”计划20
远见卓识22
第二章 伟大的卫国战争
危险之夜25
初期的战斗35
战争初期的敌方41
在莫斯科45
斯摩棱斯克战役55
1941年7月—8月的德国58
与斯大林的冲突64
西南方面军最后的战斗70
叶利尼亚战役74
列宁格勒保卫战77
1941年8月—9月的德国90
莫斯科保卫战92
1941年12月的德国118
反攻122
最高统帅部和朱可夫的失策128
南方的转折130
伏尔加河大会战134
“火星”战役144
库尔斯克突出部146
向第聂伯河前进155
朱可夫给科涅夫的礼物163
普罗斯库罗夫—切尔诺维策战役170
巴格拉季昂战役177
特殊任务184
军事艺术的瑰宝191
在通往胜利的道路上198
攻克柏林208
最高指挥部的命令224
第三章 朱可夫的黑暗时代
和平的开始233
朱可夫元帅领导的最后之战235
和艾森豪威尔的会面240
工作的日常244
胜利大阅兵245
波茨坦会议248
教训253
敖德萨军区指挥员259
乌拉尔军区总司令262
斯大林令游戏规则复杂化266
斯大林之死268
逮捕贝利亚271
和艾森豪威尔的最后一次会面274
寻找新战略278
为赫鲁晓夫而战282
赫鲁晓夫处理朱可夫元帅287
与世隔绝的生活293
最后的日子296
精彩书摘
第一章 战前的生活与工作
军旅生涯的开端
无论这在今天听来是多么的令人惊奇,但在这位未来的将军受洗时父母就为他取名叶戈里①,他们完全没有把这个名字与教堂日历记载的常胜将军格奥尔吉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遇刺,此事件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这不仅颠覆了皇族的命运,同时也改变了这个叫叶戈尔·朱可夫的乡村青年的人生轨迹。
我们的讲述就从这里开始。此时的格奥尔吉尚未穿上戎装,却在人生中第一次遭遇了战争的冲击。
伴随着战争的爆发,爱国情绪空前高涨,它比任何一种思潮更快地得到激昂,特别是对热血青年来说,战争意味着功勋、荣誉和英雄气概。
朱可夫已在毛皮作坊工作了7年,他从一名学徒成长为一名能工巧匠,每月有10个卢布的报酬。正如他自己的回忆所述:“作坊主十分信任我,他经常派我去银行取钱、存钱。他说我是一个听话的工人,经常带我去他的商店。除了毛皮作坊的工作外,他还交给我包装和发货的工作。比起在作坊的劳作,我更喜欢在商店工作,在作坊里只有师傅们的谩骂声,而在商店里完全是另一种情形……”
他喜欢上了这份工作,似乎,这样的朱可夫会成为一个成功的商人,而不是伟大的统帅。然而令年轻人热血沸腾的战争爆发了,战争给了青年脱颖而出的机会。格奥尔吉的同龄人,17岁的男孩亚历山大·皮利希建议朱可夫奔赴前线。而更加理智的格奥尔吉决定先征求对他来说最有威信的人——费多尔·伊凡诺维奇师傅的意见。师傅说:“我理解亚历山大的想法,他父亲十分富有,他有条件去战斗。而你,傻瓜,你为什么而战呢?难道是为了你饥饿到浮肿的妈妈吗?你变成一个残废回来,就不会有任何人需要你了。”
就这样,一个老匠人给这位未来的统帅上了关于社会是如何看待战争的第一课。
朱可夫没有去前线,可见他同军事的第一次接触并没有使他走上军旅生涯。他的商业前途仍居上风。他那倒霉的朋友毅然决然地上了战场,并于两个月后受重伤被送了回来。
1915年8月7日,在卢卡加省的小亚罗斯拉韦茨市,格奥尔吉穿上军装应征入伍。由此朱可夫向那个众所周知的元帅权杖迈出了第一步。
无须详细描述他在战场上的战斗,朱可夫凭借他的勇敢和智慧很快被提升为军士,并两次获得十字勋章。
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朱可夫同康斯坦丁·西蒙诺夫有过一次谈话,他这样总结自己军旅生涯的开端:
“可以说在那个年代我还没有足够的政治觉悟。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当时都在士兵中提出了振奋人心的口号,各种思想交汇。当然士兵心中也有同样的困惑——往哪里去?在那个年代,在青春岁月,人是可能偏离正确道路的,这一点儿也不奇怪。如果我没有成为士兵,而是成为军官;如果我从准尉学校毕业,又在战斗中表现突出,就可能会得到另外的官衔,而当时革命已经爆发,谁又知道我会怎么样呢?在各种现实情况的影响下,我会走向何方?会处于何种境地呢?可能会移民到某个地方度过一生?当然,一年半载后,我已经有了觉悟,确立了自己的道路,明确了该走向何方,明确了为什么而战。但如果在最初我成为一名军官,我的命运又会是另外一种情形。谁又知道我会怎么样呢?当时又有多少像我一样的人被命运摧残呢?”
当然,在军旅之初,朱可夫完全想不到,正是他,格奥尔吉·朱可夫,在对战德国时会取得辉煌的胜利。
内战结束后,朱可夫已经从骑兵连长逐级升任至军长。他麾下的部队以其严明的纪律性和过硬的军人素质闻名全军。
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的将军之路是从哈勒欣河开始的。
哈勒欣河
当全世界的注意力都集中到此时正在欧洲发生的事件时,日本在中国已经占领了东北,到达蒙古边境。1939年5月,日本部队侵犯了蒙古国边境并开始向哈勒欣河推进。这是一次极其恶意的挑衅,大炮、飞机都出现在日军部队中。基于1936年同蒙古签订的互助条约,苏联部队进入蒙古,并同蒙古军队共同作战,把侵略者赶出蒙中边界。
6月,日军开始了更大规模的作战行动,企图占领哈勒欣河西岸的登陆场,在此地为接下来的扩张行动设防固守,即在这里设防筑垒以掩饰他们新修的战略性铁路——日军企图利用它向苏联的外贝加尔边界推进。
为备战此次战役,日军投入了38000名士兵和军官、310门火炮、135辆坦克、225架飞机。一切准备好后,日军开始逼近苏蒙军队,到达哈勒欣河右岸。
经历了5月份到6月份作战的失败后,有一次斯大林当着铁木辛哥和时任白俄罗斯中央委员会书记波诺马连科的面同伏罗希洛夫讨论这个问题。他问伏罗希洛夫:“是谁在哈勒欣河指挥部队?”“旅长费克连科。”“费克连科是谁?他是什么人?”斯大林问。伏罗希洛夫说他并不了解费克连科这个人。斯大林不满意地说:“这算什么,人民在哀号,你却不知道是谁在哀号,谁在指挥部队?应该另派一个人到那里扭转现状,这个人要擅长主动出击作战。不仅能够扭转局势,同时还能痛打日本人。”于是铁木辛哥说:“我有一个候选人,骑兵军军长朱可夫。”“朱可夫?”斯大林说,“我好像听过这个名字。”伏罗希洛夫提醒他:“就是那个朱可夫,他在1937年给您和我寄过一封关于有人不公正地追究他的党责的电报。”波诺马连科也确信对于解决目前的问题,朱可夫是一个很好的人选。此时朱可夫是白俄罗斯军区副司令,正在军区进行野外作业。
朱可夫接到通知:明天必须到达莫斯科。朱可夫给苏塞科打了电话,那时苏塞科是白俄罗斯军区军事委员会委员。朱可夫想这次召唤的原因。朱可夫问:“你知道为什么叫我去莫斯科吗?”他回道:“不知道。我只知道一件事:早上你一定要出现在伏罗希洛夫的接待室,总之是有什么事吧。”朱可夫来到莫斯科后,接到了飞往哈勒欣河的命令,于是第二天就出发了。起初的命令是这样的:“分析形势、报告已采取的措施、报告自己的方案。”到达后朱可夫分析了形势,报告了已采取的措施并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就在同一天朱可夫连续收到两封密电:第一封——同意他的结论和方案。第二封——代替费克连科任驻扎在蒙古的特别军军长。
抵达司令部后,朱可夫决定:在坚守哈勒欣河东岸登陆场的同时,准备进行反突击。为奇袭日军,部队在纵深集结。这个决定似乎没错,但实际情况却出人意料:这些行动产生了不利后果。由于苏军主要力量都在纵深处,在登陆场和登陆场附近的兵力较少。日军秘密集结的部队突然在7月3日渡过了哈勒欣河,占领了巴音查干山地,并在此设防固守。
关于这些事件,朱可夫说:“处境艰难。库利克要求把对岸我们登陆场中幸存的炮兵部队撤走,他说炮兵会被消灭。我对他说:‘如果这样,那我们把登陆场的士兵都撤走吧。没有炮兵部队我是不会把步兵留在那里的。炮兵是防御的后盾,步兵独自在那里也将不复存在,不是吗?’总之我没有服从,拒绝执行这个命令……当时在河岸附近我们没有任何步兵、炮兵来阻止日军渡河。能及时赶到的只能是行军中的坦克旅和装甲旅。没有步兵支持,坦克和装甲部队独立进攻是有悖于军事理论的……”
朱可夫承诺,他会为有悖军事理论,在这种特别情况下进行作战负全权责任。朱可夫调遣行军中的雅科夫列夫的坦克旅和装甲旅进攻已经渡河的日军部队,阻止他们挖掘坑壕和构筑防御工事。雅科夫列夫的坦克旅在草原直行60—70公里后进入战场。
朱可夫说:“坦克旅阵容强大,大约有200辆,展开队形后就开始进攻,我们损失了过半的人员和车辆,尤其负责支援进攻的装甲旅损失惨重。坦克就在我们面前燃烧。在一个地段有36辆坦克展开队形,其中的24辆很快就烧着了。但是我们也打垮了日军的一个师。”
朱可夫于8月20日前秘密组建了一支进攻队伍,这支部队的任务就是包围并消灭日军部队。他将主力部队集结在两翼,8月20日5点45分,在猛烈的炮火攻击,特别是高空轰炸后,主力部队转入进攻。空中投入150架轰炸机,并有近100架歼击机为其掩护。航空兵的打击非常猛烈而且准确,日军士气低落,在一个半小时内未能回击,甚至连炮兵射击也没有组织起来。
在进攻的第3天,日军占领帕列茨高地,苏军进攻遇阻。按上级的命令,施特恩作为集团军司令需要为朱可夫所指挥的军队集群提供一切必备的保障。如果战事蔓延到其他地区发展成战争,苏联集团军就会直接归属方面军。
施特恩到达后建议先停止实施隐蔽行动,在两到三天内积蓄进攻的力量,然后再继续对日军实施包围。朱可夫对他说道:“战争就是战争,在战争中不可能没有损失,而且损失可能非常巨大,尤其是迎击像日本人这样残酷、顽强的敌人时。如果我们因为形势复杂、有所损失就拖延两到三天再执行预定计划,那么结果只能是两个:或者是我们没有完成计划,或者是伴随着巨大的延误和巨大的损失完成计划。由于我们犹豫不决引起的损失,会比我们现在就采取行动产生的损失多10倍。”
然后,朱可夫质问施特恩:“你是在下命令还是在提意见?如果是命令,就写一份书面命令。但我提醒你,我将向莫斯科对这份书面命令提出抗议,因为我对这个命令持有异议。”施特恩回答说这不是命令,而是建议,不会形成书面文件。朱可夫说:“既然这样,那我拒绝你的建议。上级把部队交给我,是我在这里指挥,而你的职责是支援我,保障我的后方。我希望你不要做超越职责范围的事。”这是一次严肃、紧张、不太愉快的谈话,施特恩拂袖而去。然后两个小时后他又回来了,似乎这段时间他征求了某个人的意见,他对朱可夫说:“好吧,你是对的。我收回自己的建议。”
在整个过程中,日本人只有一次用坦克与苏军对战。苏军得到情报,日军的坦克旅将抵达前线。得到情报后,苏军在霍莫汉—布尔德—欧堡地区布置了炮兵部队,这是唯一一条可以通行坦克的道路的中心地带。苏军的炮兵对日军坦克旅进行了猛烈的打击。在这场战斗中苏军烧毁、击溃近100辆坦克。后来在侦察情报中获悉,日军只有一辆坦克完整无损。战斗在继续,炮兵给朱可夫打电话:“您看见了吗?司令同志,日军的坦克在燃烧。”朱可夫回复:“看见了,看见了。”一辆、两辆……所有的炮兵指挥员都给朱可夫打了电话,所有人都想向朱可夫夸耀是他们烧了这些坦克。
8月26日,被苏军合围的日军集中力量从侧面突围,苏军将其粉碎。日军整个第6集团军都在苏军的包围圈中。8月30日前包围圈中的日军被完全消灭、俘虏。
9月16日,军事行动停止,日军司令部向苏联政府请求休战。在哈勒欣河战役中日军有近61000人被击毙、负伤及俘虏;损失660架飞机和大量其他武器及军事装备。苏蒙部队有18500人被击毙、负伤,损失207架飞机。
哈勒欣河集团军战役规模不大,但政治影响巨大。它警醒了日军司令部。这场战役后,日军很快对德国同盟军的施压做出反应。德国盟军希望日本和德国同时与苏联开战。日本首相近卫文向德国大使奥特坦承:“苏联红军在哈勒欣河战役中展现出来的装备、武器和机械化水平,日本还需要两年时间才能达到。”只有德军占领莫斯科,日军才同意开战支援德国。这给了苏军从远东向西方战线调遣更多兵力的机会。
对于朱可夫来说,这是他第一次亲自指挥和经历的大规模集团军战役。毋庸置疑,对于初踏入作战之路的统帅来说,这具有重要的意义:他对自己的能力更有信心,并且建立了声望,这是高级将领必备的素质。
这场胜利使朱可夫不仅在国内,在世界军事界也声名远播。此外,哈勒欣河战役的胜利及与之相关的一切经历,都丰富了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的作战经验,拓展了他的政治思维。他开始密切关注众多国家间的国际关系、大政方针,这是他以前在工作中从未做过的。这场胜利在那个年代还有一个重要的影响——朱可夫展示了自己的天赋和能力,并博得了斯大林的欣赏。这在当时意义非凡,大概正是因为如此,那几年他才没有陷入同其他许多高级将领一样被镇压的境地。其实,在朱可夫赴蒙参战前他已经被列入拘捕计划,是哈勒欣河战役拯救了他。朱可夫得胜后他的拘捕令被撤销。
朱可夫曾回忆说:“在1937和1938年间一直有人在搜集有关我的资料,想必这些资料已经足够,并已放入正在某地奔走的某个人的公文包里。总的来说,我的结局会和那时许多人一样。就在我已经做好一切准备时,突然奉命奔赴哈勒欣河。能去那里我很高兴,就算现在回想起这件事我也很高兴。不只是因为我指挥了一场至今仍令我非常满意的战役,还因为我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自己无罪,回击了过去那些年累积起来的所有针对我的诽谤和控告,这些诽谤和控告有些我知道,有些只能猜测。”
……
好的,这是一份关于“朱可夫传(一世珍藏名人名传精品典藏)”之外的其他图书的详细简介,旨在不提及原书内容的前提下,提供一份内容丰富、具有吸引力的图书介绍。 --- 《帝国兴衰的幕后之手:拿破仑战争与欧洲秩序的重塑》 内容概要: 本书并非聚焦于某位单一的军事或政治人物的生平传记,而是深入剖析了从法国大革命后期到维也纳会议闭幕,长达近三十年的欧洲大陆风云变幻。它以宏大的叙事视角,将拿破仑·波拿巴的崛起、征伐、巅峰以及最终的覆灭,置于当时复杂的社会、政治和文化背景之中进行考察。 作者摒弃了传统传记中对个人英雄主义的过度渲染,转而强调了时代洪流、国家战略、财政运作以及社会思潮对战争走向的决定性影响。全书分为四个主要部分: 第一部分:革命的遗产与崛起的风暴(1796-1804) 本部分详尽梳理了法国大革命遗留下来的政治真空与军事潜力。重点分析了督政府时期的混乱与拿破仑通过埃及远征积累的政治资本。不同于将他视为天选之子的叙事,本书着重探讨了雾月政变如何成为一种必然,以及他如何利用共和制的残余力量,高效地重塑了法国的中央集权体系。其中对早期意大利战役和埃及战役的军事地理学分析尤为深入,揭示了拿破仑早期战略思想的形成过程。此外,对法国国内的法律改革(《拿破仑法典》的诞生及其社会影响)和对欧洲封建制度的冲击进行了细致的对比研究。 第二部分:大陆体系的建立与军事哲学的巅峰(1805-1810) 这是拿破仑帝国版图扩张最快的时期,本书详细描绘了奥斯特里茨的“三皇会战”的战术细节,并将其置于反法同盟的内部矛盾之中进行解读。作者特别关注了对英国的战略困境——“大陆封锁体系”的起源、执行的难度以及它对欧洲经济结构的扭曲作用。 本章引入了对“拿破仑战争机器”的系统性分析,包括其征兵制度、后勤补给(特别是对西班牙和德意志邦国的剥削程度),以及他如何将军事力量与政治联姻、民族主义的萌芽巧妙地结合起来。对于耶拿-奥尔施泰特战役后普鲁士的屈辱性改革,本书进行了跨越军事史和政治史的综合论述。 第三部分:扩张的极限与帝国的分裂(1811-1814) 本书认为,俄法战争(1812年)并非简单的军事失败,而是帝国过度扩张、地缘政治野心与自然环境残酷性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作者引用了大量俄国方面关于后勤、气候和游击战的史料,描绘了“焦土政策”的深远影响。 在随后的解放战争中,本书重点探讨了“第六次反法同盟”的复杂性——德意志民族意识的觉醒(如普鲁士的改革派与保皇派的角力)、奥地利的重新入局,以及英国在半岛战争中对牵制法军的战略价值。莱比锡“民族之战”的描述,不再是简单的军事部署对比,而是不同政治实体在共同目标下的脆弱联合。 第四部分:百日王朝与维也纳的遗产(1815及后续影响) 最后的篇章回顾了厄尔巴岛的短暂回归与滑铁卢的终结。本书强调了滑铁卢的决定性因素不仅在于战场上的战术失误,更在于拿破仑在“百日王朝”期间未能完全重建其政治合法性基础,以及反法同盟的坚定决心。 本书的高潮在于对维也纳会议的深度剖析。它不仅仅是战后领土的重新划分,更是欧洲传统君主制对法国大革命理念进行系统性“免疫接种”的过程。梅特涅的外交手腕、权力平衡理论的实践,以及“欧洲协调”体系的建立,都被视为拿破仑时代留下的最持久、最复杂的遗产。 本书的独特价值: 1. 跨学科视野: 本书融合了军事史、政治史、经济史和文化史的视角,避免了将复杂的历史简化为纯粹的军事行动记录。 2. 地缘政治的深度分析: 细致考察了欧洲大陆的地理障碍、资源分配(如糖、煤炭、谷物)如何影响军事决策和外交走向。 3. 对战后秩序的持续考察: 探讨了拿破仑时代播下的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种子,如何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持续地冲击维也纳体系(如1830年和1848年革命的前奏)。 适合读者: 历史爱好者、军事战略研究者、对欧洲近现代政治格局演变感兴趣的读者,以及任何希望理解“大革命”如何彻底重塑现代世界格局的人士。本书以严谨的学术态度和引人入胜的叙事笔触,为读者提供了一幅宏大而精微的十九世纪初欧洲全景图。 --- 《远东的铁幕:冷战初期亚洲地缘政治的角力与建构(1945-1962)》 内容概要: 本书聚焦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亚洲地区从殖民体系瓦解到冷战格局基本定型的关键十五年。它将目光投向了东亚、东南亚和南亚这三大板块,详细阐述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如何利用本土的意识形态冲突,在地缘政治的棋盘上进行影响力的争夺、代理人战争的部署,以及新兴独立国家在寻求国家认同和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艰难抉择。 全书的叙事线索紧密围绕“真空的填补”与“意识形态的渗透”展开,强调了亚洲内部自身的历史脉络与外部干预力量的复杂互动。 第一部分:战后秩序的重建与亚洲的裂痕(1945-1949) 本部分从日本投降后的权力真空开始叙述。重点分析了美军对日本的占领政策(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角色与日本民主化的程度),以及中国战场的复杂性。不同于将焦点完全集中在国共两党的冲突上,本书详细考察了东南亚各国(如印尼、越南)在争取独立过程中,其民族主义运动如何迅速被卷入反殖民与反共产主义的两难境地。特别对法国在印度支那的困境以及美国对荷属东印度独立运动的微妙立场进行了深入的史料挖掘。 第二部分:冲突的爆发与意识形态的对垒(1950-1953) 朝鲜战争是本书的核心章节之一。作者摒弃了将朝鲜战争简单视为“冷战热战”的传统叙事,而是将其视为一个被外部力量深度影响的“内战”。详细分析了斯大林、毛泽东与金日成之间的决策互动,以及杜鲁门政府“遏制战略”在亚洲的首次大规模军事实践。本书特别关注了联合国军(特别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后勤挑战与战略调整,并分析了这场战争如何固化了东亚的政治版图,并加速了日本的重新武装与东南亚的军事化进程。 第三部分:边缘地带的较量与不结盟的兴起(1954-1959) 本部分着重考察了两次重要的地区性事件:日内瓦会议(1954年)对越南问题的初步划分,以及苏伊士运河危机对英法旧有殖民势力的彻底清算。作者认为,这些事件标志着亚洲和中东地区“第三世界”的集体觉醒。 本书对万隆会议(1955年)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认为它不仅是一次亚非国家间的团结展示,更是新兴国家试图在美苏阵营之外构建独立外交框架的首次重大尝试。对于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印度的尼赫鲁以及埃及的纳赛尔,本书剖析了他们在保持国家主权与获取外部援助之间的复杂平衡术。 第四部分:危机升级与区域军事化的加速(1960-1962) 本书的收尾聚焦于冷战在亚洲的局部升级。详细分析了老挝内战的复杂性,这一地区被视为“链式反应”理论下最脆弱的环节。同时,书中对中国与印度边境冲突的起因进行了审视,强调了地缘政治与历史遗留问题交织下的冲突爆发。 最后,本书以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对亚洲局势的间接影响作结,探讨了这场危机如何迫使亚洲各国重新评估其对两大阵营的依赖程度,并预示着后续越南冲突将进入一个更加血腥和漫长的阶段。 本书的特色与价值: 1. 视角广阔: 涵盖了从日本到印度的广阔地理范围,展现了亚洲内部的多元性,而非铁板一块的“东方阵营”。 2. 聚焦新兴精英: 深入探讨了非西方领导人在面对意识形态拉拢时的国家利益考量与内部政治博弈。 3. 材料的丰富性: 整合了来自美国国家档案馆、苏联解密文件(部分)以及印度、日本等国史料,提供了多角度的事件解读。 适合读者: 国际关系学者、冷战史研究人员、对亚洲现代史、地缘政治和独立运动史感兴趣的读者。本书旨在提供一个去西方中心化的视角,理解二战后亚洲是如何在旧的枷锁和新的对抗中,艰难地塑造自己的现代国家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