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量反腐学 下载 mobi epub pdf 电子书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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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腐败是社会的恶性“肿瘤”，是人类共同的敌人。反腐败，既是工作，也是科学，用现代数学工具和手段，是反腐工作达到更加精准和有效的境界。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为研究腐败防治乃至腐败免疫提供了一种能进行定量分析的可能，“计量反腐学”学科因此而生。对腐败与反腐败，该书有定义、有原理、有架构，见第1~3章；有方法、有对策，见第4~11章；有愿景即学科建立的目的或意义，见第12章。作者创新性地对该学科体系、内容、研究方法、学科建设目的等进行了探讨，在综述国内外大数据时代反腐败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运用数学公式、物理原理等科学的分析工具，对腐败产生的原因以及惩治腐败、预防腐败、腐败免疫进行了定性和定量分析，给出了束缚公共权力的大数据笼子设计方案。它的出版对我国计量反腐思想的深入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和方法，对相关实务工作的开展具有较强的时代意义和一定的实践价值。

内容简介

　　作者创新性地对计量反腐学学科体系、内容、研究方法、学科建设目的等进行了探讨，在综述国内外大数据时代反腐败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用数学方法特别是用大数据手段研究腐败发生的原因、特点、趋势、规律，从而提出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科学有效机制，实现对腐败问题的标本兼治。

作者简介

　　李后强，博士、教授，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2013年任美国《财富》全球论坛咨询专家。在非线性系统学、区域经济学、企业管理、文化产业、科学哲学、政治学、政策学等方面有较多研究。

　　李贤彬，工学博士，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金融与财贸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领域包括：生物数学、非线性动力学、水文小波分析、金融创新与金融工程、腐败动力学等。

目录

前言（1）

第一章导论（1）

第一节什么是腐败：定义及分类（3）

第二节什么是反腐败：内涵和要素（10）

第三节应运而生的计量反腐学（13）

第二章计量反腐国际国内研究进展（15）

第一节国外发展状况（15）

第二节国内研究扫描（29）

第三章计量反腐学构架（44）

第一节学科构建（44）

第二节基本原理（49）

第三节模型建构（57）

第四节应用领域（68）

第五节数据处理（71）

第四章反腐败基础计量方法（77）

第一节腐败与反腐败的相关分析（78）

第二节腐败现象研究的回归模型（86）

第三节腐败问题研究的时间序列模型（90）

第四节腐败因素的多重共线性（98）

第五节腐败成本分析（101）

第五章反腐败数理模型（110）

第一节腐败分子的表象与内核：莫比乌斯带（110）

第二节腐败行为动力学：传染病模型（112）

第三节异常行为分析：反演定律（116）

第四节腐败初期特征：离散分布（120）

第五节腐败能级分析：量子跃迁（120）

第六节腐败行为败露：自组织临界理论（122）

第七节腐败免疫机制：动态免疫（123）

第八节腐败行为判定：布尔代数（124）

第六章腐败扩散模型（127）

第一节利益输送的胡克模型（127）

第二节腐败的扩散限制凝聚模型（128）

第三节“一念之差”的蝴蝶效应（130）

第四节“数学显微镜”小波分析（130）

第五节腐败免疫的克莱因瓶（133）

第七章反腐败动力系统分析（136）

第一节“塌方式”腐败：迭代法（136）

第二节腐败与反腐败抗衡的极限环（137）

第三节腐败系统的混沌与分岔（137）

第四节雷费威（RFW）腐败动力学模型（140）

第五节腐败的分形结构（144）第六节腐败演变的KAM定理应用（147）

第八章大数据时代的反腐策略（150）

第一节大数据基本概念（151）

第二节大数据相关性分析（159）

第三节大数据主要方法（164）

第四节大数据反腐展望（166）

第五节腐败感知指数（170）

第九章腐败与反腐败博弈原理（175）

第一节信息不对称与博弈（175）

第二节协商博弈与反腐败（185）

第三节反腐败策略分析（193）

第十章审计反腐（202）

第一节国家审计与腐败治理（202）

第二节审计反腐的新动向（206）第三节科技强化审计反腐（211）

第十一章现金信息化与反腐败（214）

第一节腐败行为中的现金角色（214）

第二节腐败载体的大数据管理（223）

第三节人民币冠字号管理与反腐败（229）第四节物联网时代与反腐败（240）

第十二章反腐永远在路上（246）

第一节计量反腐学的未来图景（246）

第二节走向“不想腐”的最高境界（250）

参考文献（253）

后记（273）

精彩书摘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什么是腐败：定义及分类

　　一、腐败的定义

　　“腐败”最早出现在《汗书·食货志》一书中，本意为食物腐烂，“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后来“腐败”一词逐渐被世人应用于社会生活之中，被引申为人类思想和行为的败坏、堕落，直至被广泛用于政治领域，意指正式组织、机构和制度的混乱、黑暗。

　　《现代汉语词典》对“腐败”一词的解释如下：“1、腐烂，如事物变质；2、在精神领域，指思想意识变坏；3、在政治、社会生活领域，指制度、组织机构、措施等的混乱、黑暗。”这三层含义，都包含着事物由积极方面向消极方面的转变。

　　图1-1 腐败衍生过程

　　专栏1-2

　　关于腐败的多种定义

　　《牛津英语词典》中列出了腐败（corruption）的九种含义，其中用于政治生活的是指：“由贿赂或恩惠引出放弃公共义务，正直变质或被破坏。这种活动的采用和存在主要与公共机构等有关联”。

　　1979年12月17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执法人员行为守则》给出了对腐败的示范性定义：“公职人员以获取任意形式酬劳为目的，为了付酬者的利益，在其职权范围内采取或者不采取某种行动，无论违反职责规范与否”。

　　《联合国国际反腐手册》中指出，“腐败就是滥用国家权利谋取个人私利”。世界银行在其关于国家在当今世界里的作用的报告中也有类似的定义：腐败就是“滥用国家权力谋取私利”。亚洲开发银行将腐败定义为：“滥用公共或私人职位以谋取个人利益。”现代国际法中逐渐固定地把腐败宽泛解释成滥用职权谋取私利，而不限于贿赂公职人员。

　　20世纪下半叶以来，国内外学术界都非常重视对腐败问题的研究，提出了不同视角下关于“腐败”的各种定义。美国学者阿诺德·海登海默认为腐败是“运用公共权力来谋取私人利益的行为”。美国学者加里·柯普兰认为腐败是“不正当利用公职谋取私利”。著名学者亨廷顿认为，腐败是“国家公职人员为实现其私利而违反公共规范的行为，其基本形式是政治权力与财富的交换，即权钱交易”。克利特嘉德（Klitgaard）的腐败经典公式I = （MPA） + （D） – （A），即腐败等于公共行为垄断与自行裁量权的大小之和减去问责。桑多瓦尔（Sandoval）的腐败结构公式（C）=（AP）+ （I）–（PC），即腐败等于公权滥用与不受惩罚之和减去公民参与度。美国学者格莱泽认为，腐败是指“一个运转良好的政府体系丧失其功能甚至滥用其职能的朽化过程”。在《腐败与改革》一书中，格莱泽提出，腐败的三个核心要素是：“（1）在工资之外存在向政府官员的支付；（2）存在与这种支付相关的违反明文法律或潜在社会规范的行为；（3）上述行为给公众造成了损失或由于超工资支付引发的其他行为给公众造成了损失。”

　　20世纪80、90年代以来，我国学者逐渐重视对腐败问题的研究，并将腐败作为公共行政的特定概念开展了大量的研究。王沪宁等较早地提出了腐败定义，他们将腐败简明地定义为“公共权力的非公共运用”。樊钢将腐败定义为“利用公权谋取私利”。黄百炼认为，任何腐败都是“对公共权力的滥用，都是个人私利之间的不正当交换和对公共利益的损害”。祝福恩、曹伟认为，腐败是指“掌握公共权力或公益职权的少数人，利用权力或职权谋取私人利益的行为”。楚文凯认为，“从广义上说，腐败是公共权力行使者利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并严重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从狭义上说，腐败是国家权力行使者利用国家权力谋取私利并严重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行为。

　　2006年，英国学者西尼尔（Senior）综合近30年来关于腐败的定义及研究的各种文献，提出了对腐败进行定义的五个基本要素：秘密进行的；向第三方提供好处或服务；决策者可以影响一定的行为；决策者或第三方获得某种利益；腐败行为代理人有一定权力。腐败产生的四个主要因素包括：权力垄断；宽泛的自由裁量权；决策透明度的缺失；缺乏对决策结果的问责。

　　学术界对腐败的常用度量方法包括：1、世界银行研究所（World Bank Institute）给出的全球治理指标（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2、透明国际组织发布的腐败感知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3、PRS集团发布的国家风险国际指南（International Country Risk Guide）。4、易卜拉欣穆罕默德基金会发布的易卜拉欣非洲治理指数（The Ibrahim Index of African Governance）。5、美国加州克莱蒙特大学校长克利特嘉德（Klitgaard）的腐败三因子方程：C （corruption）= M （monopoly） + D （discretionary power）–A （accountability）。

　　世界银行研究所（WBI）给出的全球治理指标（WGI），包括六个广泛性的治理状况指标。“第一、话语权与问责：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公民能在多大程度上参与选择政府，以及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新闻自由。第二、政局稳定与杜绝暴力：政府因为违宪或暴力手段（包括恐怖行为）而丧失稳定的可能性。第三、政府效率：公共服务的质量、政府服务的能力及其相对于政治压力的独立性，政策制定的质量。第四、监管质量：政府提供良好的政策和监管制度，有利于促进私营部门发展。第五、法治：社会成员对社会规则的信任和遵循程度，包括契约执行、财产权、警察和法庭的质量，以及发生犯罪和暴力的可能性。第六、腐败控制：利用公权谋取私利的程度，包括轻微和严重的腐败行为，以及精英和私人利益集团“俘获”国家的程度。“[《全球治理指标报告》显示部分国家的治理和反腐败工作取得进步，http：//web.worldbank. org/WBSITE/EXTERNAL/COUNTRIES/AFRICAEXT/EXTAFRSUMAFTPS/0，，print：Y~isCURL：Y~contentMDK：21814848~menuPK：2050038~pagePK：51246584~piPK：51241019~theSitePK：2049987，00.html。]

　　美国政治风险服务机构（The Political Risk Services Group）提供的《国家风险国际指南》（ICRG），对多达140个国家进行每月一次的高密度风险评估。该报告的政治风险评估，设定了12个变量，即“政府稳定性、社会经济环境、投资情况、内部矛盾、外部矛盾、腐败、军队干预政治、宗教关系紧张程度、法律和社会秩序、种族关系紧张程度、民主问责制、行政机构。”[《"一路一带"上的政商陷阱》，http：//www.lwinst.com/index.php？a=show&c;=index&catid;=29&id;=7842& m=content。]

　　易卜拉欣穆罕默德基金会发布的易卜拉欣非洲治理指数（TIIAG）满分为100分，从安全和法治、参与度和人权、可持续经济发展机遇和人类发展等四个方面，共包括14个二级指标、94个三级指标，对52个非洲国家的治理情况逐项进行量化打分和排名，其中包括贪腐内容。[“尼日利亚在2013易卜拉欣非洲治理指数中排名第41位”，http：//finance.ifeng.com/a/20131024/ 10927682_0.shtml。]

　　美国加州克莱蒙特大学校长罗伯特·克里特加尔德教授（Robert Klitgaard）的腐败经典公式：腐败（Corruption）＝垄断（Monopoly）+自由裁量权（Discretion）-责任（Accountability），即腐败等于公共行为垄断与自行裁量权的大小之和减去问责。

　　专栏1-3

　　关于透明国际

　　成立于1993年5月的“透明国际”，如今在全球设有超过100个分部，定位为“致力于监视和公布各地的企业和政治腐败的非政府组织”。

　　透明国际每年公布一次各国的 “贪污感知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一般缩写为CPI），也有译成“腐败印象指数”或“清廉指数”。从1995年起，透明国际开始发布“贪污感知指数”。后来，又陆续发布年度全球腐败报告、全球贪腐趋势指数。1999年，透明国际开始发布年度行贿指数，评估一国的跨国企业可能行贿的程度，并进行排名。

　　透明国际的反腐方式是开发一些统计工具，并与其他公民社会组织、企业和政府合作，不断改进这些工具。透明国际取得了一些成绩，它最大的成功是推动了反腐败话题的流行。

　　资料来源《不透明的“透明国际”组织的“腐败指数”排名》

　　二、腐败的分类

　　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对腐败的界定有所差异。

　　罗斯·艾克曼（Rose-Ackerman）等人区分了东方国家和西方国家对腐败定义的差异。他们从政治体制、历史与文化传统、选举制度上分析腐败定义，认为对腐败的接受程度不同导致对腐败定义的巨大差别。[ Susan Rose-Ackerman. Trust， Honesty and Corruption ：Reflections on the State. Building Process [J]. Archives of European Sociology， 2001， 42 （3）： 526-570.]比如在大部分东方国家，熟人社会中制度不规范的情况下，把业务交给熟人、亲戚朋友更为放心，“礼尚往来”为社会所广泛接受，而在西方国家，任人唯亲、包庇下属等行为都属于腐败。

　　杰恩（Jain）认为腐败是“政府官员为了个人利益滥用政府权力或出卖政府资产的行为”，他还区分了两种不同类型的腐败：一是政府资产的滥用，被界定为“行政腐败”；二是决策中权力滥用以改变经济中不同资产的回报率，被界定为“政治腐败”。他认为，在决策过程中政府官员拥有随意制定管制政策的权威，行为主体有意愿与能力滥用权力，政府官员拥有运用权力去“抽租”或“造租”的经济激励，是腐败行为的三个基本要素。[ Jain A K. Models of Corruption [M] //Jain A K. Economics of Corrupti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Norwel，l Massachusetts， 1998.]

　　阿贝德（Abed）与达乌迪（Davoodi）将转型经济时期的腐败分为两大类：一是国家捕获，主要是指公共部门或私人部门的个人、群体或企业，通过向政府官员提供报酬，来影响法律、规章、法令和公共政策的制定。二是行政性腐败，主要指通过向政府官员提供报酬的方式，为政府或非政府的参与者提供报酬，扭曲法律、法规和规章，以及公共政策的执行。[ Abed G T， DavoodiH R. Corruption， Structure Reforms，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Transition Economic [R]. InternationalMonetary Fund， IMF Paper， 2000.]在阿贝德与达乌迪研究的基础上，考夫曼（Kaufmann）提出除了上述两种腐败，还存在着第三种腐败，即影响，指企业在没有向政府官员提供报酬的情况下，利用企业自身所具有的在产权、规模、市场势力、与政府部门的关系等方面的优势，对法律、法令、规章和公共政策的制定施加影响。[ Kaufmann D. Governance and Corruption [R] //Vinod Thomas， et a.l The Quality ofGrowth. TheWorld Bank，Washington DC， 2000.]

　　三、腐败的危害

　　腐败是公权私用，包括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权权交易等多种实现形式。在经济方面，它的危害包括：腐败程度与经济增长成反比；腐败降低私人投资；腐败抑制外国直接投资；腐败排挤企业离开正式部门、降低政府税收收入；腐败导致人才从创新领域错配到寻租领域；腐败将激励政府从生产性投资转向政府消费从而易于导致权力寻租；腐败会扭曲公共资源配置；腐败将降低政府支出的有效性；腐败将破坏诸如健康或教育等社会领域的政策产出；腐败对国家内部的社会与经济不平等具有显著的负效应影响等。

　　除此之外，腐败还有对公平、正义及民主、法治的负面影响。腐败将激励官员颁布或维持非有效规则以实现寻租与护租；腐败深入司法体系将削弱法律的权威性；腐败弱化人际信任的同时将降低民众对政府的信心；腐败威胁民主的核心价值，诸如责任义务、公平、透明，进而危害民主政治；腐败的天然排斥特征将具授权的集体决策机制排挤出中央民主规范，从而使“民主国家的腐败”演化成了“民主的腐败”；因腐败危害公共信任进而危害治理机制的合法性。如果腐败得不到有效治理将可能促进腐败环境的形成从而演化为“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进而叠加负面效应导致一个国家呈现严重的政治、公共及经济危机”。

　　第二节 什么是反腐败：内涵和要素

　　反腐败是针对腐败提出的。比如为了防止木材腐烂，可以在木材上涂油漆；如果是制度导致腐败，可以重新设计新的制度防止腐败的产生。

　　腐败是一种社会现象，广泛存在于古今中外，与之相对应，反腐败活动也就贯穿中外、通达古今。在封建社会也有腐败与反腐败的两方博弈。然而，封建社会的腐败所触犯的是君王的“家国”私利，反腐败是建立在私权受损的基础之上的。在当代民主法治国家，反腐败已经成为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的腐败现象开始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在现代民主法治条件下，腐败所滥用的是公权，反腐败主要指反对公务人员行为的堕落，反对制度、组织、机构的混乱，因此反腐败策略包括社会策略、法律策略、市场策略、政治策略等多种方式。

　　根据经济学的委托代理理论，腐败是因为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利益不一致，代理人利用委托人赋予的自由裁量权为自己谋取私利，这就是腐败的根源之所在。即腐败产生的核心因素在于自由裁量权、信息不对称、利益不一致，反腐工作的核心，就在于设计相关治理结构应对这三个核心因素。

　　传统的反腐败策略主要关注事后惩处，而对事前预防关注不多。近两年备受关注的网络反腐，是网民通过网络技术和数据信息，对官员的腐败行为进行检举，利用社会的舆论效应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对官员的行为进行监察和惩处，形成对执政行为的有力监督和对权力的约束，使得反腐工作能够更有效、更透明，进而达到有效地预防、遏制、惩戒腐败行为的目的。总体看来，网络反腐还局限于惩治腐败的层面。预防腐败与腐败免疫单靠网络的力量还略显单薄。[ 李后强、李贤彬：《大数据时代腐败防治机制创新研究》，《社会科学研究》，2015年第1期。]

　　由于移动互联网、社交网络、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的广泛运用，以及人类社会交往方式日益依赖现代科技，高新技术的社会透视功能日益强大，过去隐匿于幕后的腐败行为在大数据时代变得无处遁形。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腐败防治乃至腐败免疫需要创新体制机制。现代计量方法与技术、数理模型与预测、大数据和云计算，就为腐败治理提供了新理念与新手段。

　　图1-2 腐败防治三级层次

　　基于计量技术、数理模型与大数据的强大功能，在腐败防治的三个层次均能利用相关加以应对。惩治腐败，需要对腐败进行识别，可以运用大数据、聚类分析、结果与表象的反演理论来实现；预防腐败，需要对腐败路径和方式进行分析，可以运用大数据的预测功能 计量反腐学 下载 mobi epub pdf txt 电子书 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