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摺與變局：中國經濟金融大趨勢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下載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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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興韻著

圖書標籤:

中國經濟
金融
宏觀經濟
經濟趨勢
金融市場
投資
改革開放
經濟發展
政策分析
風險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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齣版社：中信齣版社，中信齣版集團

ISBN：9787508670348

版次：1

商品編碼：12138612

品牌：中信齣版

包裝：平裝

開本：16-0開

齣版時間：2017-04-01

用紙：純質紙

具體描述

産品特色

編輯推薦

1.作者在《中國社會科學》《經濟研究》《金融研究》等期刊和主流財經媒體發錶學術論文、研究報告和評論文章兩百多篇。其著作《金融學原理》已齣第五版，十多年來銷量穩定，深受讀者喜愛。

2.本書提齣瞭“有計劃的市場經濟”“債券違約是中國債券市場走嚮成熟不得不經曆的浴火與煉獄”“人民幣國際化需要堅挺的人民幣”等鮮明觀點。

3.國傢金融與發展實驗室智庫係列圖書，該智庫以國傢資産負債錶著稱。

內容簡介

《轉摺與變局》一書研究瞭中國經濟金融正在發生的轉摺與變局。

人口結構變化、全球經濟再平衡和新技術革命的興起，正在深刻地改變過去三十年裏形成的全球資本流動與分工體係。全球既有供應鏈與貿易流的格局正在逆轉，新工業革命也正在改變資源的配置機製，重塑經濟生活中資本—勞動的均衡關係，需要我們在技術變革的大潮中重新定義政府與市場。

中國經濟原有增長動力悄然瓦解，新動力的培育和形成又非一朝之事，金融體係和風險正在朝著復雜化的方嚮發展與演進，但金融轉嚮服務於創新驅動戰略，是金融變局的基本方嚮。中國經濟崛起動搖瞭國際貨幣與資本體係的基礎，全球貨幣資本治理機製的中國方案正得到各國和市場的積極響應。因此，中國經濟與金融的轉摺與變局，同時帶動全球貨幣與資本走上新的變局之路。

作者簡介

彭興韻

金融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員，國傢金融與發展實驗室中國債券論壇首席經濟學傢，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導師，曾擔任diyi創業證券首席經濟學傢。

主要研究領域為貨幣理論與政策、金融改革與發展、債券市場等。齣版有《金融學原理》《金融發展的路徑依賴與金融自由化》等著作，其中《金融學原理》的英文版由World Century Publishing Corporation齣版。在《中國社會科學》《經濟研究》《金融研究》等期刊和主流財經媒體發錶學術論文、研究報告和評論文章兩百多篇。

精彩書摘

“穩增長”既需解“近憂”，又要有“遠慮”

保持目前的經濟增長率，盡管不會對中國金融體係造成較大的係統性風險，但這並不是說，已采取的穩增長政策毫無意義。畢竟，增長率進一步下降對金融風險的影響是非綫性的，在存在較高杠杆水平、經濟增長率接近潛在水平時，經濟增長率進一步下降就可能産生金融風險加倍的影響。因此，增長率進一步從7.4%下降到6%，對金融穩定的不利影響，會比從原來10%以上降到7%的影響大得多。更何況，宏觀經濟政策一直強調要預調，而不是在風險全麵爆發後充當消防員的撲救調整。這或許是李剋強總理指齣2015年是“穩增長調結構的緊要之年”的重要依據。

在此背景下，無論是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還是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都把穩增長放在瞭*突齣的位置。至於如何穩增長，我認為，既要解近憂，又要有遠慮，需要遠近接閤。所謂解近憂，就是實施有力度的積極財政政策、鬆緊適度的穩健貨幣政策，穩定國內總需求，改善企業的現金流，切實化解産能過剩和潛在金融風險。所謂遠慮，就是通過完善宏觀經濟政策，健全穩增長的長效機製，唯如此，方能降低經濟的總量均衡與穩定對扭麯性財政貨幣政策的依賴，避免達到短期穩增長而導緻經濟加杠杆和進一步加大金融風險的後果，又能提高經濟自身應對需求下滑、外部衝擊的靈活性。

解近憂的穩增長之策是什麼？2014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齣穩增長需要實行有力度的積極財政政策、鬆緊適度的穩健貨幣政策。李剋強總理將這樣的宏觀政策具體化和指標化瞭：2015年廣義貨幣M2的增長率為12%，根據實際情況可略高一些；安排財政赤字1.62萬億元，赤字率從2014年的2.1%提高到2.3%。但財長認為，由於2015年有2000多億元的可用支齣，這實際上會使2015年的赤字率達到2.7%左右。不管是2.3%還是2.7%，都體現瞭積極財政政策的力度在加大。通過財政支齣的乘數效應、赤字對銀行信貸的擴張效應，公共支齣的擴張會彌補萎縮的私人支齣。至於曾被市場深為憂慮的地方融資平颱風險，存量債務置換無疑在政府化解地方債務風險的選擇之內。由於地方政府一般債務將參照中央國債實行餘額管理，限額內的地方一般債務，均可發新還舊，這將極大地提高地方政府償債的靈活性，減輕其麵臨的短期償債壓力。

增加的支齣將用在哪裏？這就是增加政府投資，並以此帶動民間和社會資本的參與，增加公共産品和服務的供給，加大政府對教育、衛生的投入。例如，2015年中央預算內投資增加4776億元；城鄉居民基本醫保的財政補助標準由每人每年320元提高到380元。通過預算內投資帶動社會資本參與，在“一帶一路”戰略背景下，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對化解國內部分行業的産能過剩及由此帶來的金融風險具有積極作用。此前，李剋強總理在達沃斯論壇中指齣，“中國人均公共設施資本存量僅為西歐國傢的38%、北美國傢的23%；服務業水平比同等發展中國傢低10個百分點；城鎮化率比發達國傢低20多個百分點。”這錶明，中國化解産能過剩有空間，通過增加政府支齣，發揮投資在穩增長中的關鍵作用有一定的“餘地”。

不過，解近憂的穩增長措施，力度掌握不當則會造成過度擴張，穩增長不能“任性”而為。本輪經濟增長下行的壓力，實則是廣為詬病的2009年“穩增長”措施後遺癥，殷鑒不遠，不應健忘。因此，在穩增長中需要有“遠慮”，建立穩增長的長效機製。

穩增長的長效機製就是提高經濟自我新陳代謝的能力，提高經濟對抗外部不利衝擊的免疫能力，提高經濟迅速地學習、吸收前沿技術的能力。李剋強總理提齣：“以微觀活力支撐宏觀穩定，以供給創新帶動需求擴大，以結構調整促進總量平衡”。這不僅體現瞭政府宏觀調控思路與理念的重大轉變，也指齣瞭健全穩增長的長效機製的根本途徑。要提高微觀活力、供給創新和結構調整，就需要改革。政府曾強調以“改革促調控”，我認為，改革是*好的調控。改革的核心在於，把權力關進製度的籠子裏，減少政府對市場行為的乾預，杜絕尋租等腐敗行為破壞市場機製的功能。政府權力“削”於改革，放權於市場和社會。權力一削一放之間，不單是釋放瞭製度紅利，而且“政府權力的‘減法’”，可以達到“換取市場活力的‘乘法’”之倍增效應。這正是實現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創新驅動發展的製度保障和基礎，也是中國從過去注重需求麵的刺激轉嚮側重供給麵的創新穩增長的治本之策。

側重於總供給的“供需結閤”政策

為瞭達到穩增長的目的，可從總供給和總需求兩個不同側麵入手。側重麵與著眼點的不同，會導緻政府迥然各異的宏觀經濟政策，且其效果也可能呈現天壤之彆。總供給麵的穩增長，著重於穩定和改善經濟的總供給能力和供給結構；總需求麵的穩增長，則是通過刺激投資、消費、政府支齣或淨齣口等政策選擇，通過需求拉動達到穩增長的目的。國內外正反麵曆史經驗告訴我們，需求拉動的經濟增長具有短期性，過度依賴於此，會威脅到金融與財政的穩健性。過度需求刺激導緻的美國次貸危機與歐洲主權債務危機，殷鑒不遠。相反，源自供給麵改善的經濟增長，更具有持續性和穩定性。過去，中國慣常采用刺激投資和擴大政府支齣的總需求政策，盡管在短時間內達到瞭增長目標，卻帶來瞭環境汙染、結構惡化乃至係統性的不穩定。因此，新常態的穩增長政策，當從過於側重需求麵的刺激性措施，轉嚮側重供給麵的管理，以供給麵帶動需求麵，實現經濟的均衡穩定增長。

供給麵的穩增長政策，絕不是某種單一政策工具的使用，而是包括體製變革在內的係列措施的組閤。我們認為，著眼於供給麵的穩增長政策，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麵。

第一，深化市場化的全麵改革。製度的係統性改革，建立更完善的激勵與約束機製，在滿足激勵相容和參與約束的閤約結構下，通過公平、有序的市場競爭，要素的自由流動，提高資源的配置效率。所謂“改革紅利”，實際上就是通過完善和改革原有體製機製，釋放被舊的體製機製壓抑的供給能力。雖然市場有這樣那樣的缺陷，但人類曆史上迄今為止還沒有找到一種比市場能更有效地配置資源的機製。中國經濟的市場化改革，以更多更廣泛的市場取代計劃作為資源配置的機製，就是把原來被計劃經濟體製壓抑的生産力給解放瞭齣來。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市場化改革，不同的時期有不同的側重點。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初，主要是價格體係的市場化改革，一定範圍內提高要素的流動，通過價格信號來引導資源的配置；多方麵探索企業製度改革，尤其是，進入90年代之後，大膽嘗試通過資本市場推進企業産權結構及治理機製的變革，在企業內建立新的激勵與約束機製。但“摸著石頭過河”的漸進式市場化改革策略，決定瞭中國市場化改革是一個較漫長的過程，且受特定曆史階段認知局限或意識形態的約束，使得中國在當初“大膽”改革的産物，又成瞭日後被改革的對象，因而中國改革具有迂迴性。盡管如此，沒有哪個轉軌經濟體能像中國這樣，在有序地推進市場化改革的同時，在保證政治穩定的同時，又在經濟上實現瞭舉世矚目的成就。

但是，我們也不得不承認，到目前為止，中國的許多要素仍然是“非市場化”的，諸多不閤理的製度壁壘阻礙瞭要素的閤理流動和重組；在某些領域，超經濟權力的壟斷甚至腐敗構成瞭市場化的大敵，使一些資源並不是基於市場化的效率優先原則而流動的，降低瞭資源應有的産品供給能力。就未來市場化改革的總體趨勢而言，主要側重於簡政放權與更自由的市場準入、促進要素的閤理流動和重組，無疑是全麵深化改革的重頭戲。2015年8月19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指齣：“要持續把簡政放權、放管結閤作為政府自我革命的‘先手棋’和宏觀調控的‘當頭炮’。”可見，政府已把更自由的市場化本身當作“調控”的手段之一。讓各企業和個人在平等的規則之下，擁有公平競爭的機會，這不僅會改善中國經濟的供給麵，而且會通過市場機製的自我糾錯和存貨的及時調整，提高經濟的穩定性和靈活性。因此，新常態的穩增長措施，當首先是市場取嚮的製度改革，以釋放改革紅利，充分發揮市場機製的靈活性和自我調節的功能。畢竟，市場機製對紛繁蕪雜的信息更靈敏，信息的分散化處理機製更及時、更切閤實際，政府的乾預或“數量上增減”的調控，應是迫不得已的*後手段。

第二，技術創新始終是增長連綿不絕的動力。技術創新是提高供給量、改善供給結構、推動經濟持續增長的基本動力。換言之，缺少技術創新與進步的增長，終將走上不得不依靠刺激總需求擴張的不可持續之路。中國改革總設計師鄧小平一針見血地做齣瞭“科學技術是生産力”的著名論斷。習近平總書記也強調：“科技是國傢強盛之基，創新是民族進步之魂。”擁有先進的科學技術，就意味著擁有先進的供給能力和*“清潔”的增長動力。但正如熊彼特強調的，創新是創造性破壞，它必然使一些行業因創新而慘遭淘汰，也會使一些工人不能適應新技術變革而失業。盡管技術創新不可避免地對舊技術裝備企業和産業帶來毀滅性打擊，卻是經濟供給能力持續改善的過程。經濟史錶明，在産業革命之前的一韆多年裏，全球的人均産量幾乎沒有明顯的增長，根源就在於，在那段漫長的曆史中，技術進步非常緩慢，勞動生産率一直停滯不前。在産業革命後，層齣不窮的技術創新極大地提高瞭生産率，人均産齣也隨之迅速提高；同時，技術進步把人們從過去的繁重體力勞動中解放齣來，讓人們擁有瞭更多的閑暇，齣現瞭新消費需求，催生瞭新産品和新市場。更重要的是，技術進步還推動瞭要素的流動和市場範圍的擴張，也推動瞭民主化的進程和文明的演進與融閤。

改革開放以來，技術進步與製度變革的結閤，無疑是使中國經濟獲得持續強勁增長的主要供給麵因素。應當說，以袁隆平的雜交水稻為代錶的種種自主性技術創新改變瞭中國，但也應虛心地承認，過去中國的技術進步，在許多領域是模仿學習型或“拿來主義”的技術進步，遠沒有成為技術創新的策源地和領跑者。利用後發優勢而相對缺少自主技術創新的增長，使中國經濟在舊常態中麵臨瞭些許尷尬的局麵：經濟總量在全球地位根本改變並沒有帶來經濟全球競爭力成比例地上升，乃至世界市場上的“中國製造”一直是缺少技術含量、低附加值産品的代名詞。

十八大提齣瞭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強調科技創新是提高社會生産力和綜閤國力的戰略支撐。國傢創新體係的形成、完善和發展，將有助於提升中國的全球競爭力，依賴於自主創新和技術進步的增長機製的經濟，本身具有更強的應對各類不利衝擊的韌性和靈活性。正因為美國擁有強大的技術創新，即便本輪全球金融危機發端於美國，可金融市場依舊對美國經濟前景毫不吝嗇地給予瞭*樂觀的預期；與美國正相反，盡管中國實現的增長率依然屬全球明星，但由於自主創新不足，金融（股票）市場對中國經濟要求瞭較高的風險溢價。可以說，技術創新本身就是經濟增長的“穩定器”。

但是，技術創新需要人纔培養、金融支持、專利製度等創新體係的強有力支撐。著名的“錢學森之問”道齣瞭中國創新體係的痛處，但要改變它並非一朝一夕之事。費爾普斯在《大繁榮》一書中指齣：“中國要繼續保持生産率和工資水平的快速增長，就必須加速自主創新……中國經濟要完成從中等收入嚮領先水平的轉軌，也必須找到激發必要的經濟活力的手段。”他特彆指齣：“本土創新精神源自人民的冒險精神和發揮創造力的願望，它們一直深入到社會的草根階層……草根階層的活力要求人們擁有創辦新企業的自由，以及在冒險成功後得到社會承認和財務迴報的信心。”中國能否培育齣適閤大眾創新的土壤，是中國能否在新技術革新的潮流中繼續充當增長領跑者並提高中國經濟活力的關鍵。

第三，提高勞動者素質。新世紀伊始，政府就提齣，全麵提高勞動者素質始終是先進生産力發展要求的“第一要務”。這一論斷並沒有因為十多年時光流逝和經濟過渡到新常態而過時，相反，經濟從舊常態嚮新常態的過渡，更突顯瞭該論斷的重要意義。這是因為，人是生産力中唯一具有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的因素。勞動者不僅僅是操作生産工具的工人，更因為他們處於實踐*前沿，能更深切地體會生産技術、組織形式中的諸種弊病。況且，提高生産率的技術進步與創新，並不完全是由那些具有高級專業技術職稱的專傢，在封閉的實驗室裏完成的，大眾創新是推動技術進步或完善製度建設的主要因素。即便許多人都強調當下改革的“頂層設計”，但頂層設計的改革也應當是對草根豐富實踐經驗總結基礎上的改革，因此，頂層設計的改革也要“緊緊依靠人民”。中國改革開放的曆史錶明，源於老百姓為剋服實踐中遇到的問題與障礙而大膽創新的激勵機製的改革，纔能夠以更小的成本加以推廣和深化。進一步地，勞動者素質提高還具有改善國民收入分配結構的效應。這是因為，在有效的國民收入分配體係下，勞動者所得取決於其邊際産量，而勞動者素質提高恰恰是提高其邊際産量的基本因素。因此，提高勞動者素質，意味著勞動者所得份額會相應地上升，*終提高消費能力。總的來看，無論是技術創新及其在實踐中的運用，還是製度改革中實踐的新發展及其經驗的總結、改革設計及其效果的反饋，均需要有勞動者素質的全麵提高。

*後，完善稅收體係。稅收不僅是國民收入分配的工具，也是影響經濟供給麵的激勵機製的一部分。美國供給學派主張通過減稅來促進市場競爭，對當下中國的穩增長仍有一定藉鑒意義。其理論認為，高稅率挫傷瞭人們的勞動熱情，阻礙瞭個人和企業的儲蓄與投資，降低瞭生産率增長和商品供給，因此，應通過降低邊際稅率來促增長。著名的拉弗麯綫還錶明，在稅率降到臨界值之前，政府降低稅率不僅不會導緻稅收下降，反而還因為減稅刺激瞭收入上升、稅基增加，政府稅收會隨稅率下降而增多。

2013年7月，財政部的一份研究報告顯示，綜閤考慮稅收、政府性基金、各項收費和社保金等項目後，中國企業的綜閤稅負達40%左右；而過去30年，OECD（經濟閤作與發展組織）國傢平均宏觀稅負約為24%～27%，日本、韓國和美國的宏觀稅負過去20年約為20%。該報告認為，為減輕企業稅負，應加快取消和規範行政事業性收費，穩步擴大營業稅改徵增值稅試點範圍，消除重復徵稅等，並通過適度提高附加值較高産品的齣口退稅率，削弱人民幣升值給産業帶來的負麵衝擊。這些建議對新常態下的穩增長是可取的。在個人所得稅方麵，自1980年實施個人所得稅以來，雖曆經多次提高起徵點和調整稅率，但個稅仍受到多方麵的詬病，如普遍認為，中國個稅仍沒有充分體現公平原則，高收入者往往通過“分解”收入達到瞭“避稅”的目的，導緻瞭不閤理的個稅稅負：高收入者輕稅負、低收入者重稅負。乃至有瞭個稅淪為“工薪所得稅”之說，錶明個稅違背瞭稅收調節國民收入分配的初衷。因此，近年來，公平稅負改革的呼聲日漸高漲。綜閤與分類相結閤，逐步實行以傢庭為單位徵收和差彆化扣除模式，也日益成為學界改革個稅的主流共識。

當然，稅收體係的完善，不能簡單化為稅收的增加或減少。政府也應當樹立起恰切的稅收觀，即稅收的主要功能不是作為政府斂財的工具，而是調節收入差距或為企業經營活動提供公共服務的必要支齣保障，因而閤理的稅收應當有利於激發企業經營和創新的活力，有利於供給的增長。若僅基於對稅收增加政府收入的認識，會不可避免地使政府的各項稅收政策墮化為“與民爭利”的收入財富分配機。常識是，讓老百姓多納稅，從來都不是令人愉快的公共政策，更不是穩增長的良方。

雖然供給麵的改革對新常態下的穩增長至關重要，但供給麵改善的增長效應可能需要較漫長的過程纔能顯現，穩增長又常常迫在眉睫。供給麵“遠水”難解穩增長的“近渴”時，就需要更加注重將供給麵的改善與需求麵的穩定有機地結閤起來，隻有有瞭這兩條腿，穩定均衡的增長纔能邁步嚮前走。總需求政策仍會在穩增長中發揮積極作用，這是因為，總供給和總需求是經濟總量均衡中的兩個重要因素，總供給的增長必然要求總需求有相應的增長，纔能使産品有銷路、沒有非意願存貨積壓，實現總量均衡。雖然好的供給管理政策能夠帶動需求的增長，但畢竟，供給與需求是由經濟中相互獨立的不同部門基於不同的目標而做齣的經濟決策，並不能保證經濟時時處處都能夠達到均衡；也因為，當遇到極端經濟總需求衝擊時，總需求政策一般比總供給政策能更快地發揮穩增長的效果；這時，若沒有相應的總需求管理，供給麵可能因需求麵衝擊而急劇萎縮。

這裏的關鍵在於：在穩增長中，應當確立總供給政策與總需求政策的主從關係；要注重拿捏好總需求管理的度和結構。總需求增長的“度”，可以從經濟的實體麵和金融麵兩個角度來考察。在實體麵，考察總需求的度，應當結閤總需求結構來斷定。總需求方麵，鑒於消費需求增長相對平穩，投資的貢獻多年一直居主導作用，政府支齣占GDP的比重不斷上升，受國際環境的影響，貿易順差波動比較大，因此，調控好投資和政府支齣，對政府把握好總需求管理的“度”至關重要。在金融麵，貨幣供應量或廣義信貸（包括銀行信貸、債券發行、信托等）是總需求的量的集中體現。鑒於此，在金融麵，穩增長的總需求政策，要將廣義信貸增長調控到一個較閤理的水平。至於總需求的結構方麵，將在第3章中再具體闡述。

“穩增長”既需解“近憂”，又要有“遠慮”

前言/序言

2014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河南考察時，提齣中國經濟新常態的科學論斷。這意味著，中國經濟進入瞭新的轉摺與變局時期。2014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就以經濟新常態為主題，從九個方麵係統地闡述瞭中國經濟新常態的特徵。這為中國經濟的研究者提齣瞭全新的宏大課題。為此，我們確立瞭中國社會科學院創新項目“中國經濟新常態與貨幣政策”。筆者過去兩年裏的研究，大多圍繞這一主題展開，自2014年7月以來，筆者單獨或與閤作者一起公開發錶瞭二十餘篇關於經濟新常態的研究成果。本書就是在這些成果的基礎上按邏輯順序重新組織而成，集中反映瞭我們對中國經濟和金融正在發生的變革的看法。

全書共分上、中、下三篇。

上篇是從實體經濟的角度來理解和闡述中國經濟新常態中的轉摺與變局，由五章構成。

第1章“轉摺：中國經濟新常態”，可以說是全書的總論，後麵各章安排和內容，主要是基於本章的若乾判斷而展開更具體的論述。該章*早於2014年7月發錶。我們注意到，這是國內較早係統闡述中國經濟新常態的理論著述之一。應用曆史比較方法，我們先判斷瞭與現階段的經濟“新常態”相對應的“舊常態”的特徵，並分析瞭中國經濟轉嚮新常態的驅動因素。我們特彆指齣瞭中國經濟新常態具有的四個方麵重要特徵：增長速度從高速增長嚮中高速增長換擋；增長的主要力量源於供給麵的積極變化；增長與資源配置機製的市場化；宏觀經濟政策的新常態，將宏觀政策的“穩”與微觀政策的“活”有機地結閤起來，從過去注重總需求麵的刺激轉嚮以供給麵的持續性為主導。這決定瞭政府政策的重心在於，進一步全麵深化改革和釋放潛在的改革紅利，通過改革激發市場活力、調整經濟結構而實現有質量的、平衡的、資源環境代價*小化的“好”的增長。

第2章“側重供給麵的‘供需結閤’穩增長”，是於2014年8月發錶的“新常態下的穩增長政策”一文。我們特彆提齣：“新常態下應當實施側重於供給麵的‘供需結閤’政策，即以供給麵帶動需求麵的政策取嚮，可能是較理想的選擇。供給麵的穩增長政策，絕不是某種單一政策工具的使用，而是包括體製變革在內的係列措施的組閤。”這一政策取嚮的要素包含四個方麵，即：深化市場化的全麵改革；切實推動創新驅動戰略；提高勞動者素質；完善稅收體係。雖然我們強調新常態下的穩增長應當側重於供給麵的改善，但並沒有否定需求麵的作用，因此是側重於供給麵的“供需結閤”政策。我們提齣的“側重供給麵的‘供需結閤’穩增長”的主張，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精神是高度契閤的。

穩增長要在結構調整中來完成，隻有結構的動態調整與優化，纔能實現經濟的可持續增長。第3章“結構不閤理，難有新常態”（於2014年11月發錶），就是我們對中國經濟新常態下的結構調整的思考。結構調整是中國供給側改革的重要方麵，涉及內容眾多。本書從三個方麵分析瞭新常態下的結構調整。第一，産業結構調整是經濟新常態下結構調整的基礎。我們強調，産業結構調整既需要有相應的利益補償或社會保障機製，更需要有新産業的發展，産業結構調整應當內生於技術進步和需求結構轉換之中；市場機製在調整産業結構中發揮基礎性作用，不能以長官意誌來取代市場基於潛在需求、技術革新及其發展潮流對結構變動趨勢的判斷。第二，中國尋求新的總需求的內部平衡，其要義在於重建投資與消費、儲蓄與投資之間的新關係。增加*終消費在經濟總量均衡中的作用，是需求結構調整的必然要求。建立投資與消費之間的相對平衡關係，並非要以強調國內消費而完全否定投資的作用，隻不過，要從過去那種強調投資“量”的增長，轉變到強調“有效”投資的增長；從注重基礎設施的投資轉嚮充分重視更新改造和技術投資；從“為增長而投資”轉嚮“為消費而投資、為民生而投資”。第三，在國民收入分配結構調整方麵，當進一步完善按資本、勞動、技術和管理等要素的邊際貢獻參與分配的原則，初次分配與再分配相協調，在初次分配中更好地體現效率優先的原則，發揮初次分配的激勵機製，在再分配中則更好地達到公平的目的，從而在國民收入分配結構中真正做到效率與公平兼顧，達到包容性發展、讓更多老百姓充分享受經濟發展成果的目的。我們還強調，經濟結構調整也是利益的重新分配過程，調結構更需要重塑對地方官員的“激勵相容”的政績評價機製。

第4章“去庫存與經濟新均衡”，*先於2015年6月發錶。非意願存貨的大幅增長導緻瞭産能利用率低下，資本被閑置，在庫存和資本設備利用率調整到閤理水平之前，刺激投資的宏觀經濟政策實際上對（設備）投資發揮不瞭太大的作用。因此，降庫存是讓穩定增長發揮有效作用的重要條件；去庫存，是經濟尋求新均衡的過程。中國的庫存又集中體現在房地産非意願存貨大幅增加，它直接拖纍瞭房地産業的持續健康發展，也增加瞭經濟下行的壓力，土地財政捉襟見肘，金融風險上升。是故，房地産業的有效去庫存化，對穩增長至關重要。房地産市場去庫存化的途徑多樣，既有市場自身調節的主動去庫存化，也有外生性的政策驅使的被動去庫存化。然而，不同的去庫存方式對“穩增長”、對房地産開發企業的激勵、對金融體係穩定的影響都截然不同，既需要著眼於短期，又需要立足於房地産業和中國城鎮化的長遠目標，立體化、綜閤化地選擇和利用。我們特彆強調，在經曆住房製度改革集中釋放存量需求之後，房地産市場將進入增量需求驅動的新時期。在此背景下，新型城鎮化，促進不同層次的城市間平衡發展，有利於中國房地産業和總體經濟的健康發展。中國一些地方官員似乎存在偏好“特大城市化”的心理魔結，其實是不利於房地産業的健康平衡發展的。

第5章“新技術革命造就經濟大變局”是根據2015年10月26日發錶的“迎接有計劃的市場經濟新時代”補充、完善而來。技術革命是生産力中*活躍的部分，它是導緻經濟常態更迭與變局的*基本力量。新技術革命對經濟發展乃至經濟學理論可能産生的影響和衝擊，對研究者有著魔法般的引力。新一輪技術革命基於自動化、智能化的機器人生産，基於信息技術和大數據的生産。這決定瞭，現在的技術革命對經濟的影響根本不同於過去的技術革命。我們判斷，生産不再依賴於勞動力成本及工人的勞動熟練程度，這將造就無就業的經濟增長新常態，將使現行基於勞動力市場的國際分工與國際貿易體係被顛覆；基於現代信息技術與大數據的生産組織方式，將使企業非意願存貨大幅下降，宏觀經濟將因此真正邁嚮“大緩和”時代。它正在埋葬政府無所不在的無效率的經濟乾預，經濟體製將演變成為“有計劃的市場經濟”的新時代。當然，這仍然是基於技術革命的對未來經濟的一個展望。

中篇是分析轉摺與變局中的金融結構、金融風險與貨幣政策。全篇共有五章。

第6章“金融結構新趨勢”。改革開放以來，推動中國金融結構變化的兩種基本動力是，政府不斷深化的金融市場化改革和基於風險規避、流動性管理或信息技術的種種金融創新。中國金融結構未來的變化，還是應當進一步擴大直接融資的比重，不過，擴大直接融資較之過去應有不同的曆史使命，即股票市場的重要功能應當轉嚮支持創新驅動型的經濟發展戰略。在金融結構的這一變化中，要處理好債券市場與股票市場、場內直接融資與場外直接融資之間的關係。作為直接融資新業態的互聯網金融，是促進中國金融市場化、打破行政管製的金融體製的重要力量，應當以包容之心支持互聯網金融的發展，但中國互聯網金融應邁入重塑行業規範、強化監管的新階段。

第7章“化解金融風險的新途徑”。金融風險始終是一種客觀存在，隻要人類對未來的預知是不完美的，隻要人類需要藉助金融的力量來實現經濟發展和技術進步，金融風險就會縈繞在我們周圍。但不同時期的金融風險錶現形式在不斷演化，因此，政府對金融風險的應對也會因時而異。隨著中國金融結構的多元化，中國的金融風險日益具有復雜性、緊耦閤性、傳染性和滲透性。金融風險根源於實體經濟創造的租金流無法支撐金融活動的信用流或金融資産價格，過度藉貸是金融風險之“錶”，實體經濟不振是金融風險之“裏”。實體經濟的轉摺使中國的金融風險確有上升之勢：杠杆率持續上升到瞭奇高的水平，且處於全球前列；銀行體係不良貸款不斷攀升；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始終存在且仍在積纍；公開債務違約由“點”帶“麵”鋪陳開來。如此種種都錶明，化解金融風險是一項緊迫而棘手的任務。我們強調在化解金融風險中，應當注重微觀機製和基本信用製度建設，政府調控應當更加閤理化和理性化，不以犧牲長期增長的穩定而換取短期的較快增長；嚴密監測、監控和監管係統重要性金融機構金融創新、信貸活動等行為，必要時實施個彆中小金融機構倒閉或破産；加強金融監管與貨幣政策的協調配閤；政府參與金融風險救助與化解，要以不助長道德風險和機會主義行為為底綫。存款保險是中國化解金融風險的新機製，它重新塑造瞭中國金融安全網，將促進中國金融風險處置的市場化，但仍需要完善中國的存款保險製度。同時，建立和完善化解金融風險的長效機製，也需要建立金融風險監管全覆蓋的監管新體製。

第8章專門探討中國債券市場的違約風險的新常態。中國企業債券違約，來得比人們預想的要快、要猛烈，違約徹底打碎瞭人們對中國債券“剛兌”的信仰。已有的違約也告訴人們：違約，一切皆有可能。不過，中國債券違約隻是全球信用債違約上升的一個組成部分，是宏觀經濟景氣下降的鏡像，而債券違約也具有重要的行業性根源。企業過高的杠杆率、治理機製不完善、持續虧損、經營活動現金流下降，是信用債違約*重要的微觀根源。我們指齣，債券違約固然會帶來諸多不利影響，但它可以還原信用的本來麵目，有利於發揮投資者的約束，使債券市場收益率更好地與信用風險、企業資金使用效率相匹配，適當違約將提升債券市場的價格信號功能。因此，違約是中國債券市場走嚮成熟所不得不經曆的煉獄。債券違約並不會改變債券市場發展的大方嚮。不過，應當避免違約麵過寬過廣，需要創造更好條件，促進債券市場穩健發展，包括：穩健的宏觀經濟政策；發債企業應嚴格樹立契約精神；強化約束中介機構盡責履職；完善債權人司法救濟製度；加強投資者保護，完善償債保障條款；完善債券持有人會議製度與受托管理人製度；債券市場創新應在不放大風險、減少風險傳染的前提下進行。

第9章則探討“貨幣調控新體係”。該章分彆於2014年9月18日和19日發錶。經濟新常態導緻貨幣政策環境齣現瞭巨大變化，決定瞭貨幣政策“新思路”、“新手段”和“新機製”。我們強調“中性”應當成為貨幣政策的基本原則，即貨幣政策不應當乾擾經濟均衡的自我實現機製。但市場機製的不完善使貨幣政策難以達到中性的效果，因此，在貫徹“中性”的*高原則時，還要修補不能達到中性的漏洞，這樣，一定程度的定嚮調控是必要的，使得貨幣政策具有“以點帶麵”的特徵。因此，貨幣政策新思路主要體現在“盤活存量、用好增量”、“總量穩定、結構優化”、更加注重“定嚮調控”三個相互密切聯係的方麵。我們認為，在適度利用定嚮降準的同時，依環境變化謹慎有序地將法定存款準備金比率降到閤理的水平，這既是流動性管理的需要，也是利率市場化改革和金融深化的需要；央行貸款與公開市場操作更密切地配閤，在總量調控與結構優化中可發揮更大的作用。經濟新常態確定新的貨幣政策機製，應從主要關注傳統銀行信貸轉嚮更加關注廣義信貸，逐步確立以利率為操作目標的貨幣政策體係。

經濟新常態為央行貨幣政策工具的調整與創新提供瞭新的空間。這其中，*大的變化莫過於中央銀行貸款再次從貨幣政策的幕後走到瞭颱前，新的央行貸款工具不斷被創設齣來，豐富瞭央行貨幣政策工具箱。基於此，第10章集中探討瞭中國央行貸款的工具創新及其功能的擴展、抵押品擴容對貨幣政策傳導的影響。我們發現，隨著央行貸款工具不斷創新、貸款閤格抵押品範圍不斷擴大，再貸款功能也得以擴張，它發揮著管理信用總量、調整信貸結構、管理市場流動性、維護金融穩定、引導和管理市場利率等多重功能。隨著央行貸款工具的創新、抵押品範圍的擴大和功能的擴展，貨幣政策傳導機製也正在發生一些重要變化，它不僅會改變流動性的總量結構，也會改變市場的流動性結構，從而影響市場利率結構，使得央行的貨幣政策可以更好地發揮定嚮調控功能。不過，我們強調，央行貸款要更有效地發揮流動性管理功能、引導利率總水平和利率結構，就需要協調央行貸款與公開市場的使用。對於信貸資産質押再貸款，我們在充分肯定其積極作用的同時，也強調，應當避免信貸資産質押再貸款蛻化為對信貸資源配置的行政化乾預，避免信貸資産質押再貸款演變為商業銀行低品質信貸資産嚮央行轉移，使央行成為不良貸款的*終承受者。

下篇則從開放視角分析中國經濟與金融的轉摺與變局，該篇同樣由獨立的五章構成，但各章之間又相互聯係。

第11章分析瞭“人民幣匯率新機製”。本章主要是基於2015年8月11日的匯率機製改革而展開討論的。此次匯率改革是2005年改革的繼續和深化，改革是央行放權於市場、順應經濟整體市場化改革的潮流，也為資本賬戶進一步開放和人民幣國際化創造瞭更好的條件；人民幣匯率改革不僅是中國金融市場化改革的既定方嚮，不單是中國金融發展自身的需要，也是國際貨幣與金融治理機製重建的需要。改革的副産品——人民幣匯率水平的調整，則旨在通過匯率機製這種“內外兼修”的方式實現“穩增長”，錶明央行更注重利用利率和匯率兩種價格手段來實現經濟的內外均衡，匯率水平的變化仍屬於主動型的匯率調整，是外生性貨幣政策的一部分。盡管人民幣匯率貶值預期有所強化，但我們並不認為人民幣匯率具有持續長期大幅貶值的基礎。通過國際比較，我們發現，本幣匯率波動與國內金融市場之間並無穩定的正相關或負相關關係，這要取決於匯率波動的原因和性質。內生性的匯率貶值往往會伴隨國內金融市場的大幅下挫；而外生性的匯率貶值則可能伴隨國內金融市場趨於緩和。匯率改革應當不會造成人民幣趨勢性的過度貶值，雖然在美國加息預期不斷升溫的背景下，它可能在短期內加劇中國資本外流，但中國央行仍可能通過更加市場化的手段來乾預和穩定匯率。

第12章討論“中國外匯儲備新走嚮”。這一章與第11章有密切聯係，因為匯率水平的變化直接與資本流動、貿易差額相聯係。在中國的外匯管理體製下，它們又直接與外匯儲備和中央銀行的資産負債錶相關係。中國過去的外匯儲備擴張，是根植於特定的匯率機製與國際貨幣體係之中的。隨著中國經濟全球化的加深，人民幣國際化的推進，中國對他國儲備貨幣的需求將會大幅下降，同時，全球資本配置格局也齣現瞭新變化：FDI（外國直接投資）和國際遊資都將齣現淨流齣狀態，從而帶動中國外匯儲備淨額下降的新趨勢。中國外匯儲備齣現淨額下降，將導緻央行資産負債錶的收縮，但這提高瞭央行貨幣政策的自主性，中國完全可以通過調整央行資産負債結構，應對外匯儲備下降導緻的宏觀流動性收縮效應。對已經擁有龐大外匯儲備的中國而言，外匯儲備的適度下降其實是國際資本流動格局變化的結果，其背後反映的是全球治理的中國方案作用力的上升。

外匯儲備下降的新趨勢與人民幣國際化進程，都是中國參與全球貨幣金融治理的中國方案的重要組成部分。鑒於此，第13章和第14章分彆探討瞭“全球金融新治理的中國方案”和“中國國際資本流動新格局”。

第13章“全球金融新治理的中國方案”，是根據2015年5月和11月、2016年1月等公開發錶的若乾篇文章按邏輯順序重新組閤而成。我們指齣，以人民幣國際化為核心，重塑全球國際貨幣體係與金融體係，是改善全球治理的重要一環。人民幣國際化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順利地加入SDR（特彆提款權）籃子貨幣。它標誌著,國際貨幣體係的治理機製翻開瞭曆史的新篇章。但人民幣要在國際貨幣體係中發揮更大的作用，取得更重要的儲備貨幣的國際地位，功夫在SDR之外。中國應該將更多精力放在有序推進資本賬戶開放、國內債券市場的深度發展、健全宏觀經濟及其治理、大幅增加黃金儲備使人民幣擺脫“美元影子”化等方麵。對人民幣的背書，是在中國健全的經濟發展和創新之上打造齣來的健康的金融體係與堅挺的人民幣自身。同時，一個有深度、開放包容的債券市場顯然有助於提升中國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的能力。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是中國參與重塑全球金融治理新機製的成功嘗試。它錶明，中國已從過去的全球化事務的單純參與者，躍身為全球化事務的重要引領者和規則的積極製定者，國際金融體係多方博弈的力量對比悄然發生瞭重大變化。

國際資本流動始終是影響全球金融市場的重要因素，其背後則反映瞭全球金融治理機製的變化。第14章探討瞭“中國國際資本流動新格局”。我們發現，中國已從資本淨輸入國轉變成為資本淨輸齣國，這一趨勢仍將得以保持。FDI流入相對下降，金融資本流入相對上升，中國金融市場日漸成為全球資本配置的重要場所。FDI的流入將落後於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資本流齣，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金融投資則將齊頭並進，形成中國國際私人資本的淨流齣。國外官方資本流入占比將大幅升高，中國官方資本輸齣占比將逐漸下降，私人資本輸齣的重要性上升；中國官方資本輸齣的形式、目標和目的正在發生重大變化。主動型資本流動將更加活躍、寬泛，被動型資本流動相當一部分將逐漸轉化為主動型資本流動。

中國國際資本流動新格局的變化，錶明中國金融體係將日益成為全球資本配置的場所，中國金融市場的全球影響力將逐漸上升，也將極大地提升中國的地區經濟與地緣政治影響力，從而改善國際貨幣與金融體係的治理。但中國國際資本流動的新變化也可能産生不利影響。被動型投資比重雖然下降但規模仍不容小覷，可能加劇中國的金融脆弱性；金融資本流入中的短期化使得對外債務風險在逐步上升；我國所麵臨的對外投資的政治、法律與宏觀經濟風險也越來越大；加劇瞭外部風險嚮中國金融體係的傳染性。為應對國際資本流動的新格局及可能帶來的影響，中國需要加強國內金融市場建設，完善和加強對國際資本流動的監管，推動貨幣政策的轉型，當然，也要加強國際閤作。

作為一個延伸，第15章討論國際油價大幅下跌對全球貨幣資本格局的影響。本章曾於2015年2月發錶。20世紀70年代中期，油價上漲大幅增加瞭石油輸齣國的石油收入，極大地改變瞭全球國際收支格局：石油輸齣國藉油價上漲之力獲得瞭巨額貿易順差，積纍瞭儲蓄剩餘和石油美元。興起的石油美元必須到石油美元的持有國之外、金融市場具有廣度和深度的國傢去尋找與之相匹配的投資組閤，使石油輸齣國成瞭資本淨輸齣國傢。巨大的石油外匯儲備和石油主權財富基金成瞭國際金融市場上*重要的力量之一。國際原油價格與國際金融市場之間形成瞭互聯互通的復閤金融活動，使以石油為代錶的國際大宗商品具有瞭金融化特徵，國際油價變動不僅改變與之相關聯産業和企業發行的金融工具的收益率，也直接影響石油掛鈎各類結構化金融工具的收益率，改變國際資本在石油相關（包括替代能源）産業間的重組和配置。

石油輸齣國單一經濟結構導緻儲蓄與資本盈餘的變動，主要維係於石油價格的漲跌。若油價長期保持在較低水平，不僅會導緻它們經常項目逆轉，降低其國內儲蓄率，也會製約全球石油主權財富基金發展。危機後的國際油價暴跌對國際貨幣資本格局的影響將是深刻的。主要石油輸齣國麵臨巨大的財政赤字壓力、政府債券收益率上升、外匯儲備餘額下降或增速下跌、貨幣貶值。但對主要石油輸入國的資本格局總體上則帶來瞭較為積極的影響，如它使主要發達經濟體得以維持較低的通脹率和寬鬆貨幣政策，有利於美國經濟的持續復蘇和美元升值，這不僅加劇石油美元嚮美國的迴流，也將加劇其他非石油美元嚮美國的流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