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伟大历史学家、年鉴学派灵魂人物布罗代尔,写给大众的简明文明通史,一部堪称经典的史学著作。中译本根据法文版,补译、审校、修订出版。★本书是由当代*有名的一位史学家以一
★本书写作方法独特:全书各个部分自成一体,而又有着有机的联系;融古与今于一体,既考察过去,又论及不远的将来。
★本书论述深刻:全书*部分关于文明与文化问题的理论论述深刻而独特,予人以启迪。书中各章虽比较简约,但其内涵比许多长篇巨作还要丰富。
★布罗代尔给人的印象是总爱关注小的问题,尽管他具有常人不及的宏观视野。本书则向人展现了另一面。气势恢弘,波澜壮阔。因此,此书在法国仍在重印,英文、意大利文、德文、中文译本均受到了好评。
★本书既是一部面向青年学生的教科书,更是一部堪称经典的学术著作,饱含深厚的人文关怀和强烈的现实关切,文明社会中的每个成员都应该读一读它。
序 布罗代尔教授历史
本书是1963 年首次出版的一部教科书——更确切地说,是一部教科书的中心部分。此教科书是专为法国中学结业班的使用而构思和撰写的,我们今天也必须照这个样子去阅读。但是,阅读的时候既不要持先验态度,也不要有所保留,恰恰相反,因为这不是一部应时的作品。人们当然会在这里认出费尔南·布罗代尔,然而是在这部教程的背后。说得严重一点,这是费尔南·布罗代尔的教程,他是在有些特殊的情况下撰写的,也因为布罗代尔那种不顾一切的风格而遭到抵制。也就是说,这部作品不是为史学界同仁而写,也不是为广大读者而写,在那个时期他还不为他们所知,同时他对读者大众也不大关心。他这部作品是为完全确定的读者——16—18 岁的男女中学生——而写的。1983 年,他在致意大利《晚邮报》(Corriere della Sera)的一封短笺中称他们为“ 这些成年人”,这里同样再把它提出来。他说他打算触及,而用不着增加他们老师所讲的内容。这部著作旨在说明和示范讲解在所有人文科学中要求*严格、*新颖、*稀奇的历史学,可以教授和怎样教授。它的一项基本原则是:要使成为教育对象的男女学生对此产生兴趣,就必须使他们在理解历史的同时,直面他们即将在其中生活的世界。事实上,在他看来,历史学通过发问和迂回到过去,是可以回应人们的好奇心、狐疑,并回答今天提出的种种问题的。
今天重读这部作品,将更好地理解出版者为什么在10 年间恳求为另一批读者大众“ 改编”这部作品,费尔南·布罗代尔从未真正说不,但总是一再推迟进行这一工作。对每一部著作,他的写作逻辑都不容许做详细修改,而总是要求人们从零开始。他向所有接近他的人不断地重复讲述这一点:历史应该由身为“ 语言大师”的历史学家好好来写;为了写好它,就绝不能准许修改,而要始终坚持不懈地从头至尾地反复重写,直到同时找到*准确*简洁的思想表达方式,直到文如“ 泉涌”为止。
因此,今天*好按原文重新推荐此书,至多去掉插图、文献和阅读注释。此外,自相矛盾的是,即使费尔南·布罗代尔原未承担部分责任,但他后来在将近四分之一的世纪里还是承担了责任。它的*早的读者已年过四旬,*早使用过它的教师中*年轻的也已年届五旬。然而就像对《地中海史》 一样,从1966 年起,西班牙和意大利就率先做出了榜样。西班牙整本翻译了这部书,给[ 马德里、泰克诺斯(Tecnos)]大学的学生使用,意大利出版了该书袖珍本,以后又按时重版发行[ 都灵,埃诺第(Einaudi),PBE]。这种情况说明,在书籍的流传中,会出现使今天走在统一道路上的欧洲人吃惊的种种有意义的差别:实际上,除了大学课程和课程划分有些相似之外,没有什么比我们中学教育的内容被分隔得更厉害的了。冒着曲解术语的危险,让我们再补充一句,即使在法国,毫无疑问,这部书也没有达到它会有也应当有的发行量:到底有多少次教师会议曾决定(就像1964 年在我刚刚获得教师职位的巴黎北部的省公立中学,我亲身经历的有点令人吃惊的情况一样),对学生来说因此书过于艰深,必须给学生另选择一部更易读的课本,而将此书留作“ 教师用书”(livre du maître)呢?在学校出版社大量发行教科书的时期,要确保免于遭受出版方面的无谓失败!但是我情愿相信,此书哪怕能找到它所力求得到的读者大众的一半,并且真正用作“ 教师用书”,帮助教师以费尔南·布罗代尔期望的精神来教授这门新的困难教程—他曾经大力推动,以使人们接受它—那么费尔南·布罗代尔也只能满足一半。*后,它今天是否既找到了读者,又赢得了历经许多人苛评的地位呢?至少有三个原因促使人们相信他:我试图在下文一一陈述之。
本书和许多其他的书一样有它的历史背景;为了评价它的意义,必须把它重新置于它所处的背景中去:(20 世纪)50 年代末的背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重建工作和现代化的巨大努力在这个时期使法国社会的一些基本结构成了问题,人们不适应是显而易见的,至少在有教养和对外开放的“ 精英”眼中是这样。政治的实际情况,还有教育体制的实际情况,从小学到大学,都承受着空前的压力。它必须接受出生率激增的孩子进行更长学习期限的学习这一现实,必须从在战前出生率异常低的年份出生的人当中招收数量更多的教师。前者必须学习,后者必须以不同方式教授彻底更新的各门课程。数量和质量双重进步的同一要求——实际上是真正的决裂——有益于培养其他国家干部,尤以工程师和医生为首。改革以“ 统治就是预见”这句格言的名义提到日程上来。但是改革使舆论界、用户和专家分裂开来。一些改革成功了:数学教育、医学研究;另一些改革全部或部分地失败了,其中就有历史学领域的教育改革。
历史学课程改革原则在第四共和国终结之前便已决定:改革始于1957 年,在中学六年级进行,1962 年开学期间,改革达到了中学结业班。改革的原则非常简单。1945 年以来施行的旧的划分将历史学划成连续的几段,从美索不达米亚(两河流域)和埃及开始,而把所谓“ 当代”(contemporaine)时期留给*后两个班级:1789—1851 年为前一班级,1851—1939 年为结业班级。始于1957 年7 月19 日的新的划分,把历史学教育提前了一年,并将内部的划分下移(1789—1871 年为前二班级,1871—1945 年为前一班级),以便留给结业班级“ 当代主要文明”的研究学习。以这个临时的题目,下文将要谈到的7 月25 日官方公报详细地按六个“ 世界”(西方、苏联、伊斯兰世界、远东、东南亚、黑非洲)讲述史学内容,前边还有一个序言,旨在讲明其“ 设想和意义”:它“ 首先必须确定文明的概念,但是在阐明概念时,它要强调指出赋予预想的研究学习的形式,每一个列举出的整体均包括三个基本成分:基础、发展的基本因素、文明实际的特殊方面”。
这个前言对费尔南·布罗代尔来说,在此时是一种补偿,而非真正的胜利。他被迫离开教师资格考试审查委员会主席的职位,这一职位使他能够体验到势在必行的“ 考试改革”可能遇到的重重困难,他其实是被亨利·隆尚邦(Henri Longchambon)请来撰写法国科学研究报告中有关社会科学的部分,这个报告是为正在制订的五年计划准备的。但是布罗代尔提交的建立经济、社会与政治科学小型实验学院的规划,遭到处在原位的文学院和法学院(Lettres et Droit)的反对,它们受到竞争的威胁。1957 年6 月,提交给政府的*后报告作为“ 长期改革”方案还保留着它(“ 不要过于相信它”,鉴于“ 处在原位的所有机构,基于担惊受怕或‘ 通情达理’而表现出麻木不仁或系统的抵制”),它在“ 结构的适应”范围内尚有可能。在“ 法国社会科学:总结,规划”题目下,人们可以读到它的原文,这显然是费尔南·布罗代尔本人撰写的,此文刊载于1958 年《经济、社会和文明年鉴》(Annales E. S.C. )*分册。
然而这*次失败,由于时任高等教育部主任加斯东·贝尔热(Gaston Berger)的创意,带来了两个后果。人文科学院(或社会科学院,因为1958 年的条款依次使用两个说法)在巴黎创建了,这是一个围绕图书馆和公共服务部门(“ 尤其是机械化处理中心和绘制地图术实验室”)的“ 集中研究”场所。而那项中学结业班级(实为中等教育第二阶段)课程的改革,应当能够为大学和当代世界准备学生,应该通过文明概念向他们阐明历史学能够从专心阅读“ 相邻社会科学——地理学、人口统计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中汲取的一切。这是一门真正有内容的世界性课程。
但是将事件从历史教学中撤出,或至少把事件降低到次要地位,即使只有一年,这种改革也显得过于突然,无法被原封不动地接受,并当即遭到了抵制。两年以后,必须撰写一部教材。在1959 年6 月的新作中,第二部分“ 当代世界文明”的叙述中把远东和东南亚归结为一个单独的世界,名之为“ 印度洋和太平洋”世界,并增加了一个关于“ 当前重大问题”的结论。尤其是,它将1914—1945 年这段时期重新写入了中学结业班级的教程中,占用整个*学期,故而改变了学年的平衡。战斗还没有输,但是也没有赢,因为必须对在教材的使用、教学的方式和指示、题目的选定等等方面遇到的所有抵制做出说明。我们可从许多例子当中列举一个:在风起云涌的非殖民化浪潮中,甚至当新独立国家勇敢地力图书写其历史之际,1965 年8 月10 日的一道法令就无条件地除去了“ 非洲世界”这一章。
新教程临近使用时,各种保留意见就公开地表达出来。没有叙述事件的支持,考试之际没有具体可证实的知识来支持,如何教授历史?第二学位的负责人自问,他们无疑有理由意识到,对于在另一种学校、在有争议的社会科学尚无地位的许多大学中培养的教师,这个教程行将带来彻底决裂。是否要在“ 事实”与“ 喋喋不休的长篇大论”或“ 抽象”之间做出一种选择?新课本或重新修订的旧课本的作者们毫不犹豫地公开表明他们的困惑,即使不是怀疑的话。让我们重读一下曾为几代法国高等师范学校文科预备班学生的*著作的一部*有名的教科书(阿蒂埃,1962 年)的前言吧:“ 即使这门课程的趣味不容置疑,即使对第二学位在学的学生来说,当今世界的这种学习研究具有诱惑力和好处,人们也不能不承认使用这个教程有重重困难。许多技术字眼必然要涉及,必须使之简单易懂……”在推出了“ 专家”即大学教员或博士论文准备者(这些有名的新章节就是交给他们的)之后,前言继续写道:“ 这组专家致力于把该书讲得简单明了,这是我们大家所期望的。他们只想勾画出大的线条,理解它们和使人理解……从288 页起,当涉及比简单叙述事实更艰难的文明史时,有着厚重特点的‘ 销售说明书’使课文清楚完整。它可以充当概要,无疑极为简洁,但对于想一眼就识得课程框架的急切的学生来说是足够了……”在卷末,“ 更合乎教学原理的*后一部分,试图回答投考者合情合理的焦虑不安”。
请原谅我这有点冗长的引文,我在那些意味深长的词语下面加了着重号:它并非要指责什么人,亦非要恢复什么旧派、新派摩尼教徒之争(le bataille manicheenne des Anciens et des Modernes)。但是没有什么更能表明这些争讼的赌注,以及“ 这门的确引人入胜但又雄心勃勃的课程”所激起的忧虑担心了。费尔南·布罗代尔亲身投入到这本教科书的撰写工作之中,他对即将遇到的种种反对不抱过分的幻想,并且他选择承担了困难的部分。他将中心部分,即*有争议、*容易遭人评头论足的部分,即关于“ 伟大文明”的部分,留给了自己。卷首几页是“ 导言 历史与现代”,其中“ 教育学逻辑”必然使人们“ 宁愿阅读课程*部分以后的内容”(1914 年至今的历史)……“ 当涉及伟大文明的棘手的学习研究时”,他毫不犹豫地重申这种当今世界整体阅读的深刻统一性。这部教程从问世之际就不是一部普普通通的课本。这是一部引起斗争的书,而且这是一场*棘手、进行起来*令人不快的斗争:反对行会习惯的斗争,因为不能强加于人,必须说服人,而为了说服人,就必须不断地从头开始,还必须反复地讲述。种种错误,甚至*丑恶的无知,在各个时代都存在。今天和过去一样,既不能归咎于学生,也不能归咎于课程,更不能归咎于课本。困难——“ 困难”一词在*前面十行中出现了两次,但明显地与上面引文中的含义不同——既不能否认,又不能缩小,要面对困难进行探讨。
当然,人们可能认为费尔南·布罗代尔徒劳地处在一个他无法控制的地位上,他只能失败,因为他面对的学校体制毫无生气。当时学生人数迅速膨胀,学习期限延长,学生普遍进入至少第二学位*阶段的学习,学校体制在1968 年以前,就已开始陷入危机。同样,人们认为,他全力以赴进行斗争的战场并不在这里,而在研究战线,用勒费弗尔(Lefebvre)的话来说,是在“ 尖端历史学”上,他要发挥当时崭新的这个*神奇的斗争工具,正全面发展的高等实践研究院第六分部,努力使“ 尖端历史学”富有生气,集中人才,而不是唯我独尊。费尔南·布罗代尔全力以赴的战场或许还在大学战线,这种高等教育继续拒绝他参加学位的授予。发起各种研究,从与社会科学的结合中赋予历史学一种焕然一新的面目,把那些*有本事的人分配给大学,从而既确保教学内容的更新,又确保所教授学科领域的扩大,以另一种精神来培养未来的教师:这本来应该是理性的道路,是对时代和缓慢的变革所下的不同赌注。但是,费尔南·布罗代尔不爱循规蹈矩。重读一下1985 年10 月20 日他在夏托瓦隆(Châteauvallon)公开演讲的*后几句话就足以确信了:“ 我喜爱的人对我说:‘ 不要像平常那样胡言乱语。’你们认为我听从他们的忠告了吗?”[《费尔南·布罗代尔的一堂历史课,1985 年10 月于夏托瓦隆》,巴黎,阿尔托- 弗拉马里昂(Arthaud-Flammarion),第224 页]俏皮话在他身上始终意味着是说反话的讽刺方式,这在他看来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在教书时(教历史,像教所有其他课程一样),重要的是深信,要经常地重申,改革不可能面面俱到。要想有达到目的的可能性,改革就不能局限于一个阶段——初等学校、第二学位的*或第二阶段、大学,改革必须是全方位的。
布罗代尔的名作,厚厚一大本,慢慢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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