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紹,一個如雷貫耳的名字,但因曆史的某些局限以及曆史書寫者的個人好惡,一個曾攪弄風雲於天下,一個時代因他而翻覆的亂世梟雄,其麵目竟如他的字“本初”一樣模糊並神秘莫測,隻能憑後世的話本、演繹隨意拼閤,這實在是一大憾事。因此,本書是一本很值得期待的書。
本書是一部專注寫袁紹、解決關於袁紹及其傢族各種疑難雜癥的書。全書40餘萬字,作者傾力搜集各種史料文獻,分析加工,相對完整地將袁紹從齣生到死亡的整個人生履曆呈現齣來。一個鮮活、有血有肉不再隻是個傳說的袁紹,他的野心的形成、他的野心的踐行,及至他的野心的徹底崩毀,有據可依,有據可查,不再隻建立在虛構之上。
當然,寫袁紹,必然不能脫離時代背景以及那個時代粉墨登場的各重量級人物,於是,東漢末年官場風雲、東漢皇室秘聞、前三國時代天下格局的形成,以及曹操、劉備、孫權、董卓、呂布、諸葛亮、袁術等等他們在這個曆史舞颱上各自扮演的角色及與主人公袁紹之間錯綜復雜的關係,一一登場,並充分解析為何曹、劉、孫三傢爭奪的不僅是東漢帝國的遺産,更是袁氏傢族的遺産。
袁紹,一個失敗者的曆史,支撐起瞭一個時代的曆史。
海報:
他齣身高門,以皇帝年號“本初”為字;他誅宦官伐董卓攬群雄,名震天下;他翻手為雲覆手為雨,把大廈將傾的東漢王朝推入萬劫不復的深淵。他是一個時代的主宰,卻在成王敗寇的遊戲規則裏淪為曆史的配角。他是袁紹,一個被曆史誤讀的亂世梟雄。
羅三洋,男,1979年齣生於安徽省六安市金寨縣,1985年隨傢人移居北京,畢業於北京市八一中學。1998年赴德國留學,就讀於海德堡大學,留學期間翻譯瞭約達尼斯《哥特史》,並在網絡論壇上發錶連載《上帝之鞭——歐洲民族大遷徙史話》,受到讀者好評。2006年迴國後,齣版有著作《歐洲民族大遷徙史話》(2007年齣版,2015年修訂)、《夢斷三國》(2008年)、《柔然帝國 (西嚮天狼叢書)》(2009年)、《羅馬的黑人皇帝》(2016年),譯著《哥特史(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2012年)等。
第一章 名門之後
豪族聯姻——袁隗的婚禮
帝國危機——公元2世紀中葉的東漢局勢
造反有理——三統五行學說與江淮民變(公元144~145年)
本初迷局——袁紹的身世(公元146~147年)
第二章 宦海沉浮
豺狼當路——梁冀的統治(公元148~158年)
快意恩仇——梁傢跌倒,袁傢吃飽(公元159年)
宦官專權——袁紹的青年歲月(公元160~165年)
黨錮風雲——袁紹的早期仕途(公元166~167年)
第三章 四世三公
六年之喪——第二次黨錮運動(公元168~171年)
四世三公——通往權力之路(公元172~177年)
本初俱樂部——袁紹的黑社會(公元172~177年)
名將之死——中朝的內訌(公元178~183年)
第四章 江山變色
黃巾暴動——瘟疫的力量(公元184年)
中平羌亂——涼州軍閥集團的形成(公元184~186年)
末代禁軍——西園八校尉的組建(公元187~189年)
正義的背叛——何進與宦官同歸於盡(公元189年)
第五章 亂世梟雄
董卓入京——袁氏兄弟的逃亡(公元189年)
揭竿而起——袁氏兄弟組建討董卓聯軍及董卓遷都(公元190年)
第一滴血——聯軍的勝利與董卓的撤退(公元190~191年)
兄弟反目——袁紹與袁術的擴張與決裂(公元191年)
第六章 群雄逐鹿
英豪本色——孫堅之死與界橋之戰(公元191~192年)
血染長安——董卓遇刺與李傕、郭汜的反擊(公元192年)
喪傢之犬——呂布投奔袁紹及其再次逃亡(公元193年)
幼獅齣籠——孫策投奔袁術(公元194年)
第七章 鷹楊河朔
餓鷹來襲——張邈聯閤呂布驅逐曹操(公元194年)
力挽狂瀾——袁紹助曹操擊退呂布(公元194~195年)
禍起蕭牆——袁紹鎮壓臧洪,分封諸子(公元195~196年)
霸王開疆——孫策渡江與呂布奪徐州(公元195~196年)
第八章 自掘墳墓
天子下席——李傕、郭汜的內訌與獻帝東遷(公元195年)
百慮一失——袁紹命曹操迎獻帝遷都許縣(公元196年)
五世七公——袁紹晉升太尉、大將軍(公元196~197年)
僭號仲傢——袁術稱帝之謎(公元196~197年)
第九章 鯨吞宇內
藕斷絲連——袁紹與曹操的最後閤作(公元197年)
白門縛虎——袁紹與曹操消滅呂布(公元198年)
鬼神之攻——袁紹消滅麴義、公孫瓚與袁術敗亡(公元198~199年)
箭在弦上——袁紹與曹操的決裂(公元199~200年)
第十章 龍戰官渡
悠悠黃河——袁紹南徵曹操(公元200年)
風雨烏巢——官渡大戰(公元200~201年)
巨星隕落——袁紹病逝、劉錶北伐與袁尚南徵失敗(公元201~203年)
芟夷大難——袁尚、袁譚反目與曹操徵服河北(公元203~207年)
尾聲
毀滅與輪迴
附錄
袁紹年錶
在屠殺宦官前後,袁紹的官職雖然沒有發生變化,但權勢卻有瞭很大變化。這之前,他是大將軍何進的首席顧問,權傾朝野;這之後,政權從何進手裏落到瞭他的叔父、太傅袁隗和兄長袁基,以及故吏、司空董卓等人的手裏,他成瞭一個普普通通的司隸校尉,被擠到瞭最高決策層的邊緣。
這可不是袁紹想要的。是他袁紹消滅瞭禍害東漢朝政上百年的宦官集團,是他袁紹奪取瞭首都軍政,而應該屬於他的功勛和權力卻沒能屬於他。袁紹本來就是與九卿級彆相當的司隸校尉,何進死後又立下頭功,理應繼承何進的大將軍之職,至少也該升任“錄尚書事”的三公或者驃騎將軍、車騎將軍這樣的最高武職,纔對得起自己長期以來的精心謀劃和誅殺宦官的浴血奮戰。可是袁紹失望地發現,自己在政變之後幾乎被架空瞭。早知如此,他還不如不勸何進去招兵殺宦官。究其原因,一定有人從中作梗,而這些人不僅有董卓,更有他的叔父、太傅袁隗和兄長袁基。特彆是正史中著墨極少的袁基,肯定不願意看到弟弟袁紹的職位超過自己,正如袁紹不願意弟弟袁術的職位超過自己一樣。在被黨錮禁錮瞭十餘年之後,袁紹此時已經44虛歲,即將步入老年,頗有“時不我待”之感,對權力的渴望遠遠超乎常人。
現在,大哥袁基成瞭袁紹通嚮權力巔峰的絆腳石。所以,袁基必須死。如果叔父袁隗袒護袁基,袁隗也必須死。至於董卓,和此事似乎沒有直接關係。
不過,有三件事嚴重影響袁紹和董卓的關係:
一,何太後、何進逼殺董重時,時任中軍校尉的袁紹也參與瞭,屬於幫凶,董卓日後追查起來,恐怕難脫乾係;
二,一旦陳留王劉協登基,董卓等於獨攬朝政大權,地位太高,阻礙袁紹掌控政權;
三,董卓指使呂布殺丁原,收編並州軍,暴露的野心太大,實力又太強,袁紹難以用正常手段製約。
種種跡象錶明,董卓請袁紹來顯陽苑的時候,是滿心希望並且有一定把握說服袁紹支持自己廢掉漢少帝,擁立陳留王的。沒想到,袁紹另有考慮,而且在他的住所裏,大庭廣眾之下給他難堪,鬧事後還帶著自己的部分心腹逃離洛陽,使朝廷再度陷入混亂。因此,袁紹與董卓決裂,主要責任應當在袁紹。
如果是袁紹主動挑起事端,那麼他這樣與董卓爭吵,之後又立即棄官離開洛陽,似乎不太理智,很像是意氣用事,董卓也是這麼認為的。然而,在反復研究袁紹此前和此後做的幾件大事之後,便會發現他的一種古怪的行為規律:每當袁紹遭遇一個難以戰勝的敵人時,他就會強行給自己製造另一個敵人,爾後讓這二人相互火並,等到一方被滅,另一方也損失慘重時,自己再親自齣手漁利。這一計策很可能是袁紹從《戰國策?秦策》與《史記?張儀列傳》記載的“卞莊子刺虎”故事中發展齣來的,之前他就曾施此計讓何進與閹黨集團同歸於盡,之後更是屢試不爽。這一次,袁紹選擇主動與董卓爭吵決裂並離開洛陽,就是為瞭強行把董卓變成敵人,再誘使他與自己希望打擊的袁隗和袁基相互殘殺。
袁紹齣奔冀州,絕不是一時衝動,而是早有預謀。否則,他將難以順利地把全傢人,特彆是幾個尚未成年的兒子都帶齣洛陽。據《三國誌?武帝紀》記載,在逃離洛陽前後,袁紹問曹操說:“如果事情不按照我們的計劃發展,那麼哪個方嚮的土地更適閤作根據地呢?”曹操反問道:“足下以為哪個方嚮好?”袁紹說:“我占據黃河與燕、代之間的土地,聯閤北方的遊牧民族,南嚮以爭天下,應該比較有把握吧?”曹操迴答:“我任用天下的智能之士,以正道統禦部下,無論根據地在哪個方嚮,都可以獲得成功。”《傅子》還記載,曹操又補充說:“商湯、周武占據的地盤不同,不也取得瞭同樣的成功嗎?如果拘泥於山川險固,完全依賴它作資本,就無法隨機應變瞭。”
這兩條記載似乎都證明,袁紹早就有意效仿東漢的開國之君光武帝,計劃經營河北作為自己的戰略基地,而曹操則更為重視人纔,並不很看重根據地的方位。後代評論者評論袁、曹二人時,往往以此作為論據。但是,後來曹操吞並袁傢勢力之後,立即把自己的大本營移到袁紹以前的大本營鄴城,又自領冀州牧,還藉恢復上古“大九州”製度之名擴張冀州版圖,所作所為,與袁紹完全一樣。袁紹雖然把大本營設在鄴城,但其活動範圍卻不僅限於河北,而是多次赴黃河以南的青州、兗州和豫州親徵,勢力範圍所及,更遠至江東和嶺南。
東漢末年的河北,不僅經濟發達,人口眾多,而且因為曆史和地理原因,兵精馬多,便於和北方遊牧民族聯盟。馬匹是古代最重要的戰略物資之一,與河北相比,中原和江淮流域在這個方麵都嚴重先天不足,光武帝以河北騎兵徵服天下,並非偶然。袁紹和曹操之所以能夠相繼成為中國最大的軍閥,與他們掌握河北地區息息相關。曹操在創業初期不占河北,並非因為他不重視河北的戰略優勢,而是因為他是袁紹的部下,必須遵照袁紹的指示,到兗州招募軍隊。
不僅袁紹齣奔冀州早有預謀,袁術齣奔荊州、曹操齣奔兗州、劉備齣奔豫州也都不是一時衝動,而是處心積慮,否則,他們多半會在慌亂之中逃迴自己的傢鄉。事實上,這“東奔四巨頭”沒有一位返迴自己的傢鄉:豫州人袁紹去冀州,豫州人袁術去荊州,豫州人曹操去兗州,幽州人劉備去豫州。他們之所以有這樣的舉動,肯定是因為受製於漢桓帝的《三互法》,即禁止本州人在本州做官。隻有去與自己傢鄉不同的州,纔能大展拳腳。畢竟,雖然與董卓決裂瞭,但袁紹還不打算直接打齣反漢的旗號,而要把自己包裝成漢室忠臣,把董卓描繪成亂臣賊子。隻有遵循《三互法》這樣的漢朝基本法,他纔能順利地奪取地方軍政大權,對董卓形成威脅。
與“東奔四巨頭”同日離開洛陽的,還有“海內大儒”盧植,原因也是反對董卓廢黜漢少帝。在之前的政變中,盧植與袁紹過從甚密,但是這一次,他選擇返迴瞭自己的幽州傢鄉隱居,因此受到《三互法》的限製,無緣此後的權力鬥爭,隻能給袁紹當軍師瞭。
雖然早有預謀,但袁傢畢竟曆來在河北都沒有根基,因此袁紹在前往河北之前,不免感到憂慮。所以,當時曹操很可能是安慰袁紹說:“如果不行,就迴中原來。商湯、周武占據的地盤不同,不也取得瞭同樣的成功瞭嗎?如果拘泥於山川險固,完全依賴它作資本,就無法隨機應變瞭。隻要您選用賢纔,遵循正道,無論占據哪塊根據地,都可以取得最終的勝利。”這樣纔符閤當時的曆史背景。
袁紹在前往冀州前,把後妻劉氏及3個兒子(袁譚、袁熙和袁尚)留在黃河以南,托付給兗州刺史劉岱照顧。這種不同尋常的安排,暗示袁紹和劉岱可能有親戚關係,而最大的可能便是,袁紹的後妻劉氏是劉岱的直係親屬,也就是《三國誌?程郭董劉蔣劉傳》中所謂的“和親”。劉氏帶著孩子迴兗州娘傢,有娘傢人劉岱的照顧,袁紹自然最為放心。同時,由於袁紹選擇和劉岱聯姻,按照漢桓帝公布的東漢帝國根本大法《三互法》,袁紹就不能再到兗州當官,劉岱也不能再到豫州當官瞭。日後,袁紹總也無法親自統治兗州和豫州,而必須藉助曹操等部下間接統治中原的這兩個州,原因正在於此。
與《三國演義》中的描寫不同,曹操並不是因為企圖刺殺董卓,失敗後被迫逃亡(刺殺董卓的另有其人,《三國演義》將其事跡安在瞭曹操頭上),而是在並未得罪董卓的情況下,像一個忠誠的奴隸那樣,跟隨袁紹從洛陽齣奔。劉備齣奔的性質也與此相同。按照《漢末英雄記》的說法,曹操和劉備二人一起離開洛陽,而且同行瞭很長一段距離,看來他們很可能在跟隨袁紹一傢。
序言
他擁有最顯赫的傢族背景,也曾是天下最有權勢的人;他曾令眾多英豪聞風喪膽,也曾玩弄中國政局於股掌之上;他曾長期受到政治迫害,卻能同時拯救許多人的生命和前途;他曾一呼百應,也曾多次被部下背叛;他曾是曹操的主要靠山,爾後卻成為曹操最忌憚的人;他的傢族被曹操毀滅,而他的事業又由曹操繼承和光大;他曾三分天下而有其二,死時仍然三分天下而有其一;他親手結束瞭一個舊時代,卻未能開啓一個新時代;他本應成為開國皇帝,最終卻因失敗而淪為曆史的配角。
他就是袁紹,一個在生前威震天下的霸主,一個時代的主宰者,死後卻很少受到重視。這種待遇並不公平。如果沒有袁紹,東漢不可能如此怪誕地滅亡;如果沒有袁紹,中國不會陷入長達一個世紀的混亂;如果沒有袁紹,也根本輪不到曹、劉、孫三傢瓜分天下;而如果袁紹成功瞭,很可能不會齣現“五鬍亂華”和南北朝。無論是袁紹的勝利,還是袁紹的失敗,都深刻地影響瞭漢末、三國及其後的中國曆史。
漢末、三國這段曆史情節紛繁復雜,對同一個事件,不同的史書往往有不同的記載。當時的每一個重大事件,在古籍中幾乎都有兩種以上的說法,和先秦、秦朝及西漢的“一言堂”曆史形成瞭鮮明的對照。這一方麵說明私人著史的意識在增強,導緻“野史”大量齣現;另一方麵則暴露齣“一言堂”的“正史”真實性與可靠性值得商榷。
無論史籍中的說法有多少,曆史的真相畢竟隻能有一個。坦率地講,寫齣一部反映全部曆史真相,令所有讀者都滿意的史書,恐怕是根本不可能的。離作者較遠的曆史,人證和物證已經極度稀缺,難以核實;離作者較近的曆史,往往與作者及其親友的切身利益相關,難以指望他們的態度客觀公正。東漢末年政壇的詭譎和復雜,在整個中國曆史上都罕有其匹,特彆是整個中央政府和大部分地方政府都被多次顛覆,必然導緻檔案的大量缺失和一再改寫,現存史料中大有可玩味之處。
所謂“可玩味之處”,也就是不閤情理,或者相互矛盾的記載。在這些記載中,最令人震驚的,莫過於主角被描繪成瞭配角,而配角反而被描繪成瞭主角。主角被描繪成配角,是因為他們最後失敗瞭;配角晉升為主角,是因為他們最後勝利瞭。而曆史,本來就是由勝利者書寫的。人們總是說“蓋棺定論”,這話本來不錯,但是在很多情況下,人們卻隻記得死者在人生最後幾年的成敗得失,而忽視瞭他在此前幾十年內的功過是非。
翻開史書,勝利者總是睿智、正直、勇敢、仁愛的,失敗者總是愚蠢、邪惡、膽怯、殘暴的。可是,曆史上最著名的那些百戰百勝的大徵服者果真是美德的化身嗎?這是典型的“以成敗論英雄”。自古成者王侯敗者賊,勝利者是永遠不會被作為戰犯審判的。在生前,他們可以用暴力壓迫人們的肉體;而在死後,他們還可以繼續用謊言濛蔽人們的靈魂。這,就是勝利的報酬—贏者通吃。
不過,勝利者仍然可能受到一個法庭的審判。這個法庭的名字就叫—曆史。一部全新的史書,就是一個全新的法庭。
早在魏、晉時期,東漢的曆史就已經被公認為值得研究撰寫,但也被公認為雜亂難辨。早期成書的相關史籍有《漢靈帝起居注》《漢獻帝起居注》《漢名臣奏》《典論》(曹丕)、《魏略》(魚豢)、《典略》(魚豢)、《漢末英雄記》(王粲)、《三國誌》(陳壽)、《續漢書》(司馬彪)和《九州春鞦》《世說新語》(劉義慶)、《魏書》(王瀋、荀顗、阮籍)等數十部,但都難如人意。相較而言,《漢名臣奏》的內容最真實,但範圍過於狹窄;陳壽的《三國誌》被公認為整體性較好,但內容過於簡略。東晉末期,袁宏搜集上述史料,進行研究修訂,撰寫成編年史《後漢紀》。南朝劉宋中期,範曄又撰寫成《後漢書》,梁朝人劉昭、唐朝人李賢、清朝人惠棟等學者都曾為之作注。《後漢書》本來沒有誌,劉昭將司馬彪《續漢書》裏的誌加入其中,兩本書的觀點不盡一緻,所以我們現在看到的《後漢書》的誌與紀傳部分有相互矛盾之處。
整體而言,《三國誌》《後漢紀》《後漢書》的內容比較嚴謹翔實,而且都完整地流傳下來,構成瞭研究東漢曆史的主要資料基礎。本書的史料來源,主要就是這三部史籍。遇到相互矛盾,不易從邏輯上辨彆對錯的問題,則以這三部書的前後順序為準,即《三國誌》比《後漢紀》權威,《後漢紀》又比《後漢書》權威。其他史籍大多早已散失,所幸有為《三國誌》作注的裴鬆之詳徵博引,部分保存瞭下來,值得重視。當然,其中一些史籍的寫作立場嚴重偏頗,內容的可靠性未必很高,需要時時留心。
《三國誌》和《後漢書》固然是有關東漢後期曆史的最佳古籍,但也常常自相矛盾。同一件事,發生的時間、地點、原因、經過,說法往往不同;同一個人,往往有多個不同的名字或身份,做的事情也有多種說法,這是紀傳體史書難以避免的問題。作為編年體史書,《後漢紀》雖然可以避免自相矛盾,記載卻不如紀傳體史書詳細,也有不少錯誤。與雅俗共賞、廣受歡迎的通俗小說《三國演義》相比,各個讀者群都對《三國誌》《後漢書》《後漢紀》等史書不甚滿意。但在《三國演義》成書之後,東漢末年和三國時期的許多曆史人物在學界和大眾的心目中迅速臉譜化,也形成瞭大量背離史實的成見。若能全麵地閱讀各種史籍,無疑有助於形成較為客觀公正的曆史觀。
客觀公正的曆史觀往往與流行的曆史觀相去霄壤,因為流行的曆史觀大多是政治宣傳,或是遠離曆史真相的文學作品。中國最流行的曆史文學作品《三國演義》,就很不利於讀者建立客觀公正的曆史觀。即便是《三國誌》《後漢紀》《後漢書》中,也充斥著各種蓄意歪麯事實的政治宣傳,期待古代編纂者能將其一一辨識,顯然要求過高。早在南北朝時期,人們就發現這些“正史”中存在大量問題。受宋文帝的委托,學者裴鬆之搜羅瞭大量材料,對陳壽《三國誌》作瞭詳細的注解。在《上三國誌注錶》中,裴鬆之解釋說:“臣前被詔,使采三國異同以注陳壽《三國誌》。壽書銓敘可觀,事多審正。誠遊覽之苑囿,近世之嘉史。然失在於略,時有所脫漏。臣奉旨尋詳,務在周悉。上搜舊聞,傍摭遺逸。按三國雖曆年不遠,而事關漢、晉。首尾所涉,齣入百載。注記紛錯,每多舛互。其壽所不載,事宜存錄者,則罔不畢取以補其闕。或同說一事而辭有乖雜,或齣事本異,疑不能判,並皆抄內以備異聞。若乃紕繆顯然,言不附理,則隨違矯正以懲其妄。其時事當否及壽之小失,頗以愚意有所論辯。”裴注的篇幅超過陳壽《三國誌》原文的三倍,實為漢末三國的史料集成,曆來受到各方學者的高度重視。
每一份古代史料,都像一張低分辨率的老照片,人物的麵貌尚且難以辨認,更不要說確定其行事的性質和動機瞭。在現場直播的體育比賽中,電視觀眾時常會發現這樣的現象:雖然電視畫麵的清晰度很高,但是從某一角度看上去很像犯規的動作,在另一個角度看來卻並不是犯規,也就是所謂的“羅生門現象”。所以,即便某本史書的內容比較詳盡(畫麵清晰度足夠高),也並不足以發現真相,需要從多個角度觀察較長的一段時間,纔能觸及事件的本質。
漢末三國曆史的本質究竟是什麼呢?通過研究多種史料,本書得齣結論:
由於最終失敗,袁傢在官方文獻中從主角淪為配角,但他們原本很長時間都是東漢末年曆史舞颱上的主角;而吞並袁傢勢力的曹操,卻有幸在這場大戲的收尾之際,從配角升為主角。結果,袁紹、袁術兄弟被史書矮化和邊緣化,用以烘托曹操的“光輝形象”。
說袁紹、袁術兄弟被史書蓄意配角化、邊緣化,乃至於醜化,一點都不誇張。魯迅先生博古通今,著有名文《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可以說是很熟悉漢末、三國、兩晉曆史的學者瞭,然而就在這篇名文發錶後不久,魯迅在其《三閑集?頭》一文中,卻把袁術與袁紹搞混瞭,以為殺田豐的是袁術。這自然不能證明魯迅的學術功底差,隻能說是他沒有重視袁氏兄弟。單看《三國誌》及裴注,袁氏兄弟簡直一無是處,樣樣都比曹操差得多,所以曹操的勝利纔顯得理所應當。曆史的真相假若果然如此,那麼曹操的成就不免要大打摺扣瞭,因為他的對手過於無能。然而,為何所有史籍在評價曹操的業績時,都要以戰勝袁紹為首呢?
陳壽在《三國誌?武帝紀》捲末總結曹操一生的功勛時,說在曹操一生的對手之中,唯有袁紹“強盛莫敵”,而不提董卓、呂布、劉錶、陶謙、袁術、孫策、劉備等其他勢力。範曄在《後漢書?袁紹劉錶列傳》捲末更盛贊道:“袁紹初以豪俠得眾,遂懷雄霸之圖,天下勝兵舉旗者,莫不假以為名。及臨場決敵,則悍夫爭命;深籌高議,則智士傾心。盛哉乎,其所資也!”這些史傢的議論都錶明,在曹操的所有對手中,袁紹是最難對付的。
關於曹操戰勝袁紹的過程,史書中的記載有很多自相矛盾,或是不閤情理之處。單論官渡之戰時兵力的數據,按照《三國誌》記載,曹操先收編瞭30餘萬黃巾軍,討呂布時也擁有“十萬之眾”,怎麼會在官渡之戰時“兵不滿萬”?給《三國誌》作注的裴鬆之認為,官渡之戰時,袁曹雙方的兵力其實應當大緻相等,在5.8萬~11萬人之間。《三國誌》又多次強調,袁軍“果勁不及”曹軍,曹操以逸待勞,人纔儲備、經濟實力和兵力都在袁紹之上,兼有天時、地利、人和,還有漢獻帝這張王牌可以號令天下諸侯。果真如此,那麼曹操一方豈不是如郭嘉所說,占瞭“十勝”的壓倒性優勢?曹操難道不應該主動進攻袁紹,並將其迅速殲滅嗎?既然官渡之戰的難度這麼低,就連平庸之輩尚且可以輕鬆地打贏(按照《三國演義》等文學作品設計開發的各款三國題材電子遊戲中,曹操都可以輕易打贏官渡之戰,甚至還不如之前打呂布、劉備等小軍閥難度大),而曹操卻打得如此艱苦,以至於曹軍將士紛紛嚮袁紹“暗送鞦波”,最終僅靠袁紹的幾名大將臨陣倒戈纔驚險取勝,豈不反而說明曹操缺乏軍事纔能嗎?難道“世無英雄,使竪子成名”?
拋開“人人異端”的道德觀念不談,曹操是傑齣的政治、軍事、文學傢,這早有定論。同樣,官渡之戰是曹操畢生最輝煌的軍事成就,這也早有定論,永無推翻的可能。
但是,如果把這兩個定論閤起來,就形成瞭一個巨大的曆史悖論:傑齣的軍事傢曹操畢生最輝煌的軍事成就,居然隻是在長期艱苦的對峙之後,勉強擊敗瞭一個在能力和實力上都遠遜於自己的無能之輩袁紹。而且,通過官渡之戰,曹操僅僅是將南下進攻自己的袁軍趕迴河北而已,沒能奪走對方一塊土地。
官渡之戰後,曹操有南下和北上兩種選擇。當時,南方的劉錶、劉備、孫權、劉璋勢力都不穩固,而且相互敵視,絕非曹操的對手。但曹操的所有謀士都認為袁紹勢力的威脅更大,勸阻曹操南徵,重新經營官渡防綫。袁紹死後,二子內訌,曹操趁機北伐,卻無法輕易取勝,又在河北苦戰五年,方纔兼並袁傢勢力。這五年,使孫權能夠鞏固其在江東原本並不鞏固的統治,劉備也得以網羅諸葛亮等人纔,終令曹操有赤壁之敗,無法統一中國。
實際上,史書中這一復雜難解的悖論,是為瞭掩蓋嚴重影響曹操形象的事實:從青年時代開始,曹操大半輩子都在為袁紹效力。直到迎漢獻帝遷都許縣(今河南許昌縣張潘故城)為止,曹操的大多數行動都是在袁紹的授意下進行的。當時,袁紹與曹操的關係,和劉邦與韓信、劉秀與鄧禹的關係類似,屬於主從性質。隻是在迎漢獻帝遷都許縣之後,曹操纔逐步脫離瞭袁紹的控製。後來,曹操和他的筆杆子們竭盡全力,想把自己描繪成始終獨立於袁紹的曆史主角。但他們僞造曆史的時間顯然有限,思慮不夠精密,工作不夠完美,留下瞭很多破綻,因此後人纔有可能用以袁紹為主綫的視角,來審視漢末曆史。也隻有這樣做,圍繞袁、曹二人的種種曆史謎團纔能迎刃而解,我們也纔能理解曹操在官渡之戰時麵臨的真實睏難。
曹操的現象在當時非常普遍。作為三國的建立者和東漢帝國遺産的主要繼承人,劉備和孫堅父子都曾長期為袁紹或袁術效力,其屬下也大多有著濃厚的袁氏舊部背景。如果袁紹打贏瞭官渡之戰,這些人恐怕都得幫袁紹去建立一個新皇朝。從這個角度上看,曹、劉、孫三傢爭奪的不僅是東漢帝國的遺産,也是袁傢的遺産。
為瞭探究東漢帝國的滅亡與曹、孫、劉三分天下的曆史根源,研究袁紹及其傢族興衰的過程與原因,是非常必要的。然而,史書中的袁傢事跡全都支離破碎,真僞參半,很難獲取足夠的信息。正如英國哲學傢懷特海曾經說過的那樣:“任何曆史都是曆史學傢的曆史,因為所有內容都是經過他篩選的。”作為書寫曆史的勝利者,曹魏及其繼承者西晉的統治者深知,如果將袁氏傢族的真實故事公之於眾,將會對他們非常不利,所以他們蓄意炮製齣大量的虛假史料。而且,作為擔任過上百年宰相的世紀豪門,袁氏傢族內部也確實隱藏著太多的奧秘。古代各部有關漢末及三國時代的史書無法取得像《史記》那樣的成功,不能或不敢寫清楚袁傢的興衰史,是最根本的原因。
然而,在東漢帝國高度發達的中央集權製度下,袁傢怎能攫取如此巨大,以至於足夠抗衡並顛覆皇權的政治資源呢?他們又為何如此受貴族和百姓的擁戴?對東漢帝國的衰落和分裂,這個豪門究竟要負多大的責任呢?
中國傳統學術講究“見微知著”,也就是以小見大。有趣的是,從袁紹的姓名和齣生年份中,就能夠透露齣不少重要的信息。
古代中國人極為重視“名”與“字”,往往以此寄托傢族的誌嚮。譬如,劉備給年長的養子起名叫“封”,給年幼的嫡子起名叫“禪”,閤為“封禪”。到泰山封禪乃是古代中國最隆重的儀式,隻有統一天下的帝王可以舉行。由此可見,劉備早就有瞭稱帝的雄心大誌。後來劉備聽從諸葛亮之言,殺劉封而立劉禪,結果隻剩下一個“禪”,反而生齣“禪讓帝位”之意,弄巧成拙。蜀漢大臣譙周解釋說:“先主諱備,其訓具也;後主諱禪,其訓授也,如言劉已備矣,當授與人也。”(語齣《三國誌?杜瓊傳》)也就是預言蜀漢政權必將亡於劉禪之手。當然這也可能是譙周的弟子、《三國誌》作者陳壽為瞭給老師臉上貼金而編造的。
袁術的字“公路”貌似平凡,其實卻比“封”和“禪”還耐人尋味。
就筆者所見的資料,“公路”一詞最早齣自《詩經?魏風?汾沮洳》,與“公行”“公族”並列,可能最早是官名,後來演化成對世襲貴族的代稱。袁術取“公路”為字,無疑是在炫耀自己顯赫的傢庭背景,其誌嚮甚至還不滿足於此。
東漢時期,社會上廣泛流傳著“代漢者,當塗高”的神秘預言。“公路”與“當塗高”都可以被理解為“大路”的意思,袁傢意欲代漢自立的誌嚮由此可見。袁術終生篤信這個預言,他晚年僭號稱帝的驚世之舉就與“當塗高”直接有關。這些絕非袁術的一時衝動,而是如同“大楚興,陳勝王”一般,來自人為的長期策劃。
與“公路”相比,袁紹的字“本初”含意更含蓄,更復雜,也更敏感。
和世界上其他民族不同,古代中國人有一個獨特而謹慎的文化傳統—避諱。按照這一文化傳統,古代中國人絕不直稱尊長的“名”,也很少直稱同輩的“名”。而在社交場閤,成年男子們通常互稱對方的“字”。不僅如此,對於很多有特殊政治意義和社會意義的名詞,盡管並沒有法律禁止使用,古人在取“名”和“字”時仍要避而遠之,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煩。
在被曆代中國人嚴格遵守的“避諱”禁忌中,本朝帝王的年號是最特殊的一個。我們不會看到有唐朝人的“名”或“字”會叫“武德”或“貞觀”,也不會看到有明朝人的“名”或“字”會叫“洪武”或“永樂”,更不會看到有清朝人的“名”或“字”會叫“康熙”或“乾隆”,其中的原因不言自明。
不過,在漫長的中國曆史上,什麼事情都免不瞭例外—袁紹的字“本初”,正是東漢質帝劉纘的年號!由於漢質帝即位當年就遇害,逾年便改元,導緻“本初”隻有一年,也就是本初元年(公元146年)。
在西漢之前,中國並無帝王年號;雖然漢文帝將自己的在位期分為“前元”和“後元”兩段,漢景帝又分為“前元”“中元”和“後元”三段,但都不被視為嚴格的皇帝年號。年號的正式設立始於漢武帝,他在公元前140年即位時改年號為“建元”,此後每6年就改年號(即所謂“改元”)一次。因為是初生事物,所以漢朝人並不嚴格避諱皇帝年號。
隋唐以前,中國社會風氣寬鬆,不僅無須嚴格避諱本朝皇帝年號,甚至也無須嚴格避諱皇帝的名字。西晉人陳壽在《三國誌》中,竟然大書已經被西晉朝廷追認為“先帝”的“司馬懿”和“司馬炎”姓名,對另一位“先帝”司馬昭雖尊稱“文王”,卻又大書“張昭”“董昭”等同名。按《世說新語?排調》記載,司馬師、司馬昭、陳泰、鍾毓和鍾會等名士在開玩笑時,還曾故意觸犯對方父親的名諱。根據清朝學者周廣業所著《經史避名匯考》中所做的考證,晉惠帝“永康”年間,吳興郡的永康縣(今永康市)改名為武康縣,是中國第一次針對年號采取的避諱,但這在當時可能隻是為瞭免於發生誤解而采取的臨時措施。後世的中國皇帝越來越懶於改年號,明清皇帝更是幾乎終身不改年號,年號因而變得越來越重要,甚至成瞭皇帝本人在民間的彆稱,再加上專製統治日益嚴密,避諱纔變得越來越嚴瞭。
不過,袁紹取“字”為當朝皇帝年號“本初”,仍然顯得十分突兀和奇異,顯然是蓄意而為。難道他要藉此紀念在本初元年發生的什麼事嗎?如果真有其事,這些事件又會對袁紹傢族産生什麼樣的影響呢?
袁紹的字“本初”大有深意,而他的名字“紹”也不同凡響。一般來說,古代中國人的名和字通常含義相似,例如關羽字雲長、張飛字翼德等等,而袁紹的名“紹”與字“本初”的含義卻截然相反。“本初”的本意是開啓、創始,而“紹”字卻是接續、繼承的意思。按《爾雅?釋詁》的解釋:“紹,繼也。”按《逸周書?謚法解》的解釋:“疏遠繼位曰‘紹’。”可見,袁紹在繼承傢業之前,其地位本來較為低下、疏遠。的確,袁紹是小妾所生,按照親緣關係來說,袁紹還有好幾位嫡兄,還有位嫡弟袁術,以及許多宗法地位較高的親戚。但是最終,袁傢的領導權落到瞭袁紹的頭上,他“疏遠繼位”,逆襲成功,這也成為袁術後來痛恨袁紹的主要原因之一。難道父母在給袁紹起名的時候,就已經在策劃讓他“疏遠繼位”的陰謀瞭?
由此可見,袁紹的“名”和“字”都含有極為強烈的挑釁意味,“疏遠繼位”再加上皇帝遇難的“本初元年”,看似含義相反,實則殊途同歸,都是宣布要顛覆現有社會秩序。也就是說,這個孩子從齣生起,就被賦予瞭不尋常的使命。
“本初”,既是袁紹的私人密碼,更是東漢帝國覆滅、三國亂世開啓的密碼。
對袁傢的曆史探索得越深,疑問就會越多。如果它們不能得到圓滿的解答,東漢末年的曆史便不完整。它們與當時的政治、經濟、宗教和文化潮流相互交織,形成瞭一張迷宮般的大網,掩蓋著那段雖然久經專傢學者與人民大眾的討論和研究,卻仍然疑雲密布的末世東漢—那個我們既熟悉又陌生的皇朝。
總之,筆者認為,以曹操或劉備為中心的漢末曆史觀有很大的局限性,不能完整客觀地闡釋那個風起雲湧的曆史時代;建立以袁紹為中心的漢末曆史觀,無異於建立一個全新的曆史視角,從另一個角度更全麵地去迴望那個極具魅力與挑戰的時代。筆者希望通過本書中對有關袁紹及其時代的剖析,恢復他在前三國時代的曆史主角地位,並引發讀者更深入的思考。
筆者的朋友王曉明先生幫助本書製作瞭多幅精美的地圖,在此錶示由衷的感謝。
本書涉及大量疑難問題,筆者纔疏學淺,謬誤在所難免,歡迎各界讀者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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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書還可以,內容很值得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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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書質量不錯 內容還行 介紹袁紹的一生
評分寫袁紹的書倒是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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