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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在上海史研究方面，熊月之等学者就曾指出，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研究不均衡的问题。尽管法租界在上海近代发展历史上有着重要地位，但在学术领域，上海法租界的专门史研究并不深入。有学者表示，受限于语言以及资料获取的难度，学界对上海法租界的研究无论从广度和深度，都在上海公共租界之下。上海保留下来的法文档案和资料很多，但上海精通法文的人实在太少，而通法文又从事上海史研究的人几乎“凤毛麟角。本书的出版，将填补国内相关领域的空白，标志着法租界史与上海城市史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内容简介
上海法租界史研究自第一辑创刊以来，得到学界肯定，并受到不少学者关注和支持。本书为第二辑，主要收录了和上海法租界有关的专题论文、史料和口述等。研究主题包括法文报刊、道路开发、交通管制、电影院分布、学校教育等。有些史料为首次披露，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本书还收录了追忆倪静兰老师的文章。倪老师翻译的《上海法租界史》是上海史研究的经典之作，她的翻译水平历来得到学者们的肯定和赞扬。但是，长期以来，倪老师的个人生活非常低调。本书收录了马军和罗苏文两位学者的回忆文章，追思了倪老师的学术生涯和日常生活。作者简介
马军，1969年11月生，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为上海史、中华民国史、中外近现代军事史、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社科院历史所所史。主要成果有：《上海通史?当代文化》（合著，1999年）、《从上海市长到“台湾省主席”——吴国桢口述回忆（1946—1953年）》（合译，1999年）、《泰西新史揽要》（点校，2002年）、《1948年：上海舞潮案》（著作，2005年）、《中国近代科学家徐建寅传略》（编著，2005年）、《近代中国高校校歌选》（编纂，2006年）、《国民党政权在沪粮政的演变及后果（1945年8月至1949年5月）》（著作，2006年）、《夜来临——吴国桢见证的国共争斗》（合译，2009年）、《舞厅?市政——上海百年娱乐生活的一页》（著作，2010年）。目录
目录探寻倪静兰女士的轨迹(代序)马军
专题论文
研究上海法租界史不可或缺的史料宝库——《法文上海日报》（1927—1945）赵怡
上海租界电影院空间分布的演变过程及原因探析（1919—1943）赵伟清
上海法租界交通管理情况概述（1908—1943）——以治理有轨电车交通事故为中心谭欣欣
法租界会审公廨、警务处与薛华立路的开发（1900—1939）蒋杰
从中法国立通惠工商学校到私立中法高工——上海法租界内一所校园的风雨弦歌王细荣
两次淞沪抗战中的震旦大学与难民救助任轶
上海法租界广播审查制度述论（1923—1943）郑潇
中美学界关于两次“四明公所事件”之研究综述杨涛羽
口述历史
我在中法学堂的学习经历琐记董鸿毅
上海法租界公董局中法学堂董鸿毅口述曹炽康整理
新史料
有关“法电”罢工的翻译资料（一）佚名译劲草整理
上海《法租界纳税华人会会员录》陆烨整理
上海首次轨道交通规划史料编译王争宵编译岳钦韬校
书评·会讯
延续与创新:法文史料视阈下的上海法租界研究——“法租界与上海城市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李玉铭
书评:《上海租界与兰心大戏院——东西艺术融合交汇的剧场空间》刘喆
学林往事
倪静兰老师的晚年罗苏文
读史杂记
“洋泾浜”“洋泾滨”还是“杨泾浜”？邵贻正
文献目录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人员译校《北华捷报》《字林西报》篇目汇编马军编
征稿启事
精彩书摘
“洋泾浜”“洋泾滨”还是“杨泾浜”？邵贻正
1845年的《上海土地章程》，先由上海道台宫慕久拟订，再请英方管事官译出，由宫慕久在道光二十五年十一月初一日（1845年11月29日）以官方告示形式加以公布。后来，1853年9月7日上海爆发小刀会起义，起义军攻占了上海衙门。上海初建的英国领事馆因1870年12月24日深夜的一场大火被烧毁。上海经历了这两次突发事件，导致大批珍贵资料被毁，《上海土地章程》中文原件亦告失传。长期以来，人们所能依据的只是刊载于1852年1月27日《北华捷报》（NorthChinaHerald）上的英译本及其中文回译。直到20世纪90年代，经中英学者通力合作，在英国国家档案馆发现一份抄本（档号PRO.F.O.233/96，pp.155）。原件共11面，每页直栏9行，以毛笔正楷抄写，无修改痕迹。此文本的最后一页有英文附注:TrueCopy,W.H.MedhurstInterpreter,ShanghaiCousulate，意为准确的抄本，为可信之物。1845年《上海土地章程》全文经《档案与史学》编辑部重新标点后发表，发表在该刊1995年第1期第3至6页上。上书:
查照条约，就上海地势民情，前经议定杨泾浜以北，李家厂以南地基租给英商建房居住，兹将所宜遵行者，由本道会同贵管事官酌议数条开列于后
……
20世纪70年代后，第一个从英国国家档案馆查阅并全文抄录1845年《上海土地章程》的学者是台湾的王尔敏。他将该章程全文录入他的论文《外国势力影响下之上海开关及其港埠都市之形成（1842—1942年）》（台湾《中华学报》第2卷第2期，1975年7月，第129—166页）。王尔敏的主要贡献是他发现《上海土地章程》的原始中文抄本并没有失传，而是完好地收藏于英国国家档案馆。在论文中，《上海土地章程》涉及的北界址，他按照抄本，正确地抄录为“李家厂”，从而纠正了民国时期学者从英文回译中文时产生的“李家庄”或“李家场”之误。但该论文中，也有一个易被人忽视的瑕疵，是他将《土地章程》的南界址“杨泾浜”错写成“杨泾滨”。查国内出版的汉译词典，“浜”的繁体字仍是“浜”，然王尔敏却误认为“浜”的繁体字是“滨”。
30多年后，他又推出了一本专著《五口通商变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虽然该书资料丰富、学术价值颇高，而且很有影响力，但遗憾的是，在第314页和311页上仍分别将“洋泾浜”写成了“洋泾滨”，将“泥城浜”写成了“泥城滨”笔者更注意的是，当初宫慕久在拟定《上海土地章程》时，所划定的南界址，在当时上海县地图上已明确标记为“洋泾浜”，其地理位置在今延安东路上。笔者上寻二百多年，直至明朝万历、崇祯年间，各时期的上海县地图亦均将该水道标为“洋泾浜”（例如康熙《松江府志》、崇祯《松江府志》、万历《上海县志》）。然而，宫道台却将南界址写成是“杨泾浜”而非“洋泾浜”。这是为什么呢？是不是宫道台犯了错，或者是找到了某种出典？
笔者由此猜测，可能在某个历史时期之前，这条流向黄浦江的水道，不称为“洋泾浜”，而称为“杨泾浜”。经向上追溯，笔者果然在陈威、顾清纂修的明正德年间《松江府志》（齐鲁书社1996年影印本）卷二页二十六上找到了“南杨泾北杨泾”的记载，比对其附近河流的记载，它和后来“洋泾浜”的位置是吻合的。
或许这就是宫慕久在《上海土地章程》中写下“杨泾浜”的原因，或许洋泾浜最早的称呼真是叫杨泾浜。当然，这还有待进一步的考证。
……
前言/序言
探寻倪静兰女士的轨迹(代序)马军
关于《上海法租界史》的翻译者倪静兰女士，已经有一些文章谈及了她的生平和事迹，例如章克生撰《深切悼念倪静兰同志》（《上海法租界史研究第1辑》）、罗苏文撰《倪静兰老师的晚年》（见本书后文）等。但她留给我们的形象，依然是线条的、隐约的。这位对上海法租界史研究做出过特殊贡献的学者、译者，引起我莫大的好奇。
久违的真容:三张照片
作为一个对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史比较熟悉的人，我翻遍院所各种各样的纪念册，却始终找不到倪静兰的照片，甚至连一份简历也没有。后来我才知道，倪在1983年7月去世时，尽管劳苦功高，《上海法租界史》的中译本又出版在即，但她竟连个副译审（副高职称）的申请也未获得上级部门的允准。所以，既非离休干部，又非高级职称的她，自然就在各种人为设定的“线条”之外了。
此外，倪的丈夫吴乾兑先生亦在2008年去世，他俩又没有子女，两人的遗物早已无存，有的遗稿甚至流落民间，在网上被拍卖。
我还曾询问过若干当年和倪氏共事的老同人，是否保存有她的照片，但都没有得到肯定的答复。
我在上海市档案馆查阅到一张20世纪50年代末倪静兰为加入上海历史学会而填写的表格，上面只有最简单的信息，也没有照片。《上海历史学会会员登记表301—350》，C43—2—295，第10—11页，上海市档案馆藏。
百般无奈之中，我突然想到上海社会科学院档案室或许保存有倪的个人档案，其中应该有她的照片。不料按照现有规定，我这样一个一般的研究人员是无权查阅此类档案的，只能请所办公室主任金颖华先生代劳。金主任一出马，竟轻易地拍摄到了三张报名照，并很快传给了我。
打开电脑页面，我终于能够一睹久违的真容了。这三张照片，第一张青涩、腼腆，大概摄于初高中时代；第二张清秀、俊朗，应该是大学时代或者是工作之初；第三张则明显步入了中年，或许是超负荷的工作和疾病的折磨，已使她的笑容显露疲态……
我打开照片时，本所同人吴健熙先生恰在身边，他迅速起立，向倪的遗照深深鞠躬，口中还念念有词：“上海史老前辈，老前辈啊……”
“多面手”
倪静兰女士以《上海法租界史》的翻译者而闻名，但她的成绩当然远不止于这本书。历史所老一辈的翻译家、倪静兰的领导和同事章克生先生曾称赞她是一个“多面手”。据笔者查阅所史档案，自1957年末从上海外语学院调入历史研究所至“文革”前的9年间，她参加了所内许多重大的资料编纂、翻译和研究项目，例如《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非基督教运动（1923—1927）史料选辑》《美帝国主义侵华史专题资料选辑》《国棉二厂厂史》《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五卅运动资料汇编》《江南传教史》等。由于她是少有的法文专才，所以常在其中起到难以替代的作用。
20世纪70年代初起，她又应邀参加了上海外语学院主持的《法汉词典》编写项目。该项目组人员最多时达到63人，最少时也有24人，倪静兰是其中最重要的21名编者之一。这是一项繁重而仔细的任务，编者对于每一词条的释义、例证、用法等都得反复琢磨推敲，精益求精。为得到一个正确的释义，往往需要查阅大量的原版辞书。为了保证质量，从选词到定稿，前后有十几道工序。可以说，词典中每一个字甚至每一个符号，都凝聚着编者大量的劳动和心血。由于词典内容广博，正确度要求又高，故要完成、编写，需投入的人力物力特别多，耗时也特别长，直至1979年10月才由上海译文出版社正式出版，共收录6.2万个词条。（此前在1977年3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收录2.6万个词条的《袖珍法汉词典》）现在推算起来，也就是在倪静兰为这部中大型辞书尽心竭力之时，可怕、可恨、可误的癌魔找上了她……
用户评价
这部关于上海法租界的史学著作，其深度和广度着实令人眼前一亮。尽管我尚未完全沉浸其中，但仅从其引人入胜的叙事风格和扎实的史料考证上，便可窥见作者在梳理这段复杂历史时的匠心独运。它不像某些地方志那样干巴巴地罗列事实，而是将历史人物的命运与时代脉络巧妙地编织在一起，读来仿佛置身于当年的霞飞路，耳边能听到马车的辘辘声和各种语言的交织。作者对于租界治理结构变迁的剖析，特别是对法方与华界互动模式的细腻描摹，展现了一种多维度的历史观，让人能够跳出传统的二元对立视角，去理解一个在殖民地与现代化夹缝中成长的特殊都市空间是如何形成的。尤其欣赏它在探讨法租界如何成为上海乃至中国近现代社会思潮、商业活动和文化碰撞前沿地带时的那种洞察力，那种将微观个案融入宏大历史背景的笔法，极具学术价值和可读性，让人迫不及待地想一探究竟那些隐藏在老照片背后的真实故事。
评分从装帧和文字的质感来看，这部书无疑是一部精品之作。更重要的是，作者在处理历史资料时表现出的那种严谨态度令人肃然起敬。我注意到一些引文的注释系统极为详尽，这表明了作者在田野调查和文献梳理上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它并非是对既有历史结论的简单重复，而是充满了对既定史观的审慎质疑与挑战。特别是对于法租界在整个远东外交博弈中的战略定位分析，作者提出了几个颇具启发性的新观点，这些观点迫使我重新审视租界作为一种政治工具的角色。整部书的结构清晰，论证逻辑严密，即便是初涉此领域的读者，也能被其清晰的脉络所引导，领略到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的全貌。这是一部值得反复品味、常读常新的地方史研究力作。
评分这部作品最让我感到震撼的是它在文化史和社会史交叉领域的探索深度。不同于以往只关注租界精英阶层或西方传教士的叙事，作者显然花了大工夫去挖掘那些“隐形人”——比如在租界边缘谋生的华人工匠、小商人以及底层劳动者的生存图景。通过对他们日常生活的细致爬梳，我们得以一窥法租界那光鲜亮丽的表象之下，是如何建立在一套复杂、甚至残酷的社会分层体系之上的。这种自下而上的历史视野，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上海近代化的理解，证明了历史的演进从来不是由少数人决定的，而是无数个体日常选择的累积。阅读这种深入基层的历史，带来的冲击力是更为持久和深刻的，它让我们看到了现代性的构建是如何渗透到最微小的生活肌理之中，并引发了关于身份认同和阶层流动的深刻思考。
评分这本书的叙事节奏把握得相当到位，既有宏观的历史推演，又不乏生动的细节描摹，读起来完全没有一般学术著作的晦涩感。我尤其欣赏作者在处理敏感历史节点时的那种克制而审慎的态度。比如，对于抗战时期法租界“孤岛”状态的描述，作者没有简单地渲染逃避或依附，而是深入挖掘了不同社会群体在极端压力下的生存策略和道德困境。这种对人性复杂性的尊重，使得历史不再是简单的黑白分明，而是充满了灰色地带的真实。当我翻阅到关于租界内文化娱乐产业兴衰的部分时，那种强烈的历史现场感几乎要将我拉入其中，感受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那股既迷人又危险的都市魅力。它不仅仅是在记录历史，更是在解读历史记忆如何被构建和选择性遗忘的过程，非常具有反思价值。
评分读完这部史学论著的开篇，我立刻被那种扑面而来的时代气息所吸引。作者似乎拥有一种魔力，能将那些尘封已久的档案和泛黄的报纸片段重新赋予生命力。我尤其关注到他对租界司法体系和公共卫生设施建设的着墨，这些看似枯燥的行政管理细节，在作者的笔下却成了理解租界如何通过“现代化”外衣实现有效控制的关键线索。这种精细入微的考察，远超出了对“租界风情画”的肤浅描绘。它更像是一部关于空间政治学的案例研究，探讨了在特殊法律框架下，权力是如何被分割、行使以及如何塑造了特定人群的行为模式。那种对法律条文背后社会心理的挖掘，使得阅读过程充满了智力上的挑战与满足感，让人不得不停下来思考，在那个“万国 G 汇聚”的舞台上，效率与公平的界限究竟是如何被不断试探和重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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