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涉藏关系史（1914～1950）：以英帝国外交史为中心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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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阿拉斯泰尔·兰姆（Alastair Lamb） 著，梁俊艳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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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印关系
• 涉藏问题
• 英帝国外交
• 现代中国史
• 藏族历史
• 边界争端
• 西藏
• 外交史
• 历史学
• 20世纪史

出版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ISBN：9787520116282

版次：1

商品编码：12283844

包装：精装

丛书名： 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7-11-01

页数：700

字数：825000

正文语种：中文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一部关注中英关系、中印关系的大部头著作，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英国是所谓“西藏问题”的始作俑者，在中国近代史上制造“西藏独立”的活动中扮演了急先锋的角色。本书通过分析英帝国的外交政策，从中英关系的角度考察“西藏问题”，为读者提供了英国政府看待“西藏问题”的历史渊源和视角，也为我们了解当今英国对藏政策提供了依据。本书对中印边界冲突等敏感问题的研究，对于我们理解今天的中印边界问题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作者简介

[英]阿拉斯泰尔·兰姆（Alastair Lamb），1930年1月9日出生于中国哈尔滨，英国藏学家。他曾在中国香港、美国和加拿大接受教育，在英国剑桥大学获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兰姆的父亲蓝来讷爵士（Sir Lionel Henry Lamb，1900－1992）1922年来华，1928年任英国驻哈尔滨代理副领事，并先后在英国驻华领事机构担任参事、公使等职，见证了这一时期中英关系的发展演变。他对兰姆的学术兴趣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兰姆的研究方向：英属印度与中亚关系史，尤其对西藏感兴趣；1947年后中印边界争端的演变；阿富汗近现代史；印巴克什米尔问题；等等。
梁俊艳，女，1978年出生于新疆。2006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获得博士学位，同年进入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工作，2011年被评为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藏族近现代史，英国与中国西藏关系史等。2011年出版学术专著《英国与中国西藏（1774—1904）》（兰州大学出版社）等，发表论文四十余篇，翻译学术论著论文五百余万字；参加《西藏通史》当代卷、清代卷的撰写，承担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特别项目多项。
张云，男，1960年生，陕西周至县人，历史学博士。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人选，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民族问题评审组专家，中国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协会理事、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理事、中国少数民族史学会理事等。兼任陕西师范大学、四川大学、西藏大学等校客座教授。担任国家财政专项拨款课题8卷本《西藏通史》执行总主编，《西藏通史》远古卷、吐蕃卷、元代卷、当代卷4分卷合作主编，《中国藏学》汉文版执行主编。

目录

译者导论／1
　　一　兰姆的生平及学术生涯／1
　　二　本书的主要内容／4
　　三　本书的价值与意义／8
　　四　本书的不足之处／10
中文版的作者序言／1
致　谢／1
第一章　引言：1914年情势分析／1
第二章　从麦克马洪到台克满，1914～1917／31
第三章　台克满，昌都和绒坝岔，1917～1919／58
第四章　东部西藏与英中谈判，1919～1920／90
第五章　甘肃及贝尔使团出访拉萨、为西藏提供武器，1919～1922／116
第六章　政务官贝利在锡金，1921～1928／153
第七章　威尔使团与东部西藏危机，1928～1933／192
第八章　十三世达赖喇嘛与九世班禅喇嘛之死及中国重返拉萨，1933～1937／243
第九章　古德使团第一次使藏与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发现，1936～1945／289
第十章　战争，1940～1945年／320
第十一章　边界问题，1914～1947年：从拉达克到锡金／374
第十二章　边界问题：麦克马洪线和阿萨姆喜马拉雅，1914～1936／428
第十三章　边界问题：东北边境特区的设立起源，1936～1945／467
第十四章　英属印度帝国的最后岁月，1945～1947年，旧西藏的终结／506
参考文献／565
索　引／623

前言/序言

译者导论

一　兰姆的生平及学术生涯
阿拉斯泰尔·兰姆博士（Dr.Alastair Lamb），1930年1月9日出生于中国哈尔滨。他先后在中国香港、美国和加拿大接受教育，后在英国剑桥大学获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并获得剑桥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的高级奖学金（Senior Rouse Ball Scholar）。兰姆在剑桥大学的博士学位论文题为《18世纪晚期至1904年荣赫鹏远征期间的英国与西藏关系研究》。
兰姆的父亲蓝来讷爵士（Sir Lionel Henry Lamb）1922年来华，1928年任驻哈尔滨代理副领事，并先后在英国驻华领事机构担任参事、公使等职，见证了这一时期中英关系的发展演变。父亲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给兰姆“无数的建议与宝贵的信息，尤其是涉及英国和中国的人物”，用兰姆的话来说，“他对20世纪20年代四川盘根错节的政局的了解，对我尤为重要”。因此，家庭特别是父亲的因素对兰姆的学术兴趣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1956～1989年，兰姆曾在新加坡、马来西亚（马来亚大学历史高级讲师）、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高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加纳（加纳大学历史系主任、教授）、英国和巴基斯坦（曾为已故巴总统Z.A.布托当过一年多顾问，并多次长期在巴基斯坦访问、研究）担任大学历史学讲师、教授，长期从事历史研究工作。1992年、2006年再度重返巴基斯坦进行访问。
他对自己的研究兴趣概括为以下几方面内容：
（1）英属印度同中亚的关系，尤其对西藏感兴趣。
（2）对一些考古学和人类学主题感兴趣，包括伊斯兰教传入之前的马来亚半岛历史，西非、北非的古代传统纺织业及纺织技术。
（3）1947年后中印边境争端的演变。
（4）阿富汗近现代史。
（5）印度与巴基斯坦间的克什米尔问题，包括克什米尔自然和历史两方面。
1.兰姆在西藏历史方面的研究
兰姆最大的学术贡献莫过于对英属印度与中国西藏关系史的研究。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围绕着1766～1904年的英印与中国西藏关系史展开，并逐渐拓展、下延至民国期间。
在有关英属印度与中国西藏关系史研究领域，兰姆先后出版了《英国与中国中亚，通往拉萨之路（1767～1905）》（Britain and Chinese Central Asia:the Road to Lhasa 1767 to 1905，修改版本在1986年出版，题为《英属印度与西藏，1766～1910》，British India and Tibet 1766-1910）、《麦克马洪线：1904～1914年间印度、中国与西藏关系史研究》（2卷本，伦敦，1966，The McMahon Line.A study in the relations between India，China and Tibet 1904 to 1914，2 vols，London，1966）、《中印涉藏关系史（1914～1950）》（赫廷福特伯利，1989，Tibet，China & India 1914-1950，a history of Imperial Diplomacy，Hertingfordbury，1989）及《1774～1777年波格尔、汉密尔顿不丹与西藏之旅》（赫廷福特伯利，2002，Bhutan and Tibet.Travels of Bogle and Hamilton 1774-1777，Hertingfordbury，2002）等学术著作。
兰姆对清代中期至民国期间英属印度与中国西藏关系史进行了条分缕析的深入研究，他利用英国外交部、印度事务部等原始档案资料，耐心细致地梳理了这段历史，并提出鞭辟入里的见解，成为这一时期英国与中国西藏关系史研究领域的知名专家，他的著作也成为该领域不可多得的权威专著。
2.兰姆在中印边界方面的研究
兰姆在中印边界争端研究领域亦作出了卓越贡献。他依据史料比较客观地分析了中印边界争端，这在西方学术界是前所未有的。20世纪60～70年代初，他先后发表一系列论著：《印藏边境》（The Indo-Tibetan Border，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History，6，May 1960）、《中印边境：边界争端的根源》（The China-India Border：The Origin of the Disputed Boundaries，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4）、《麦克马洪线》（2卷本）（The McMahon Line，2 vols.，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66）、《英印帝国边界研究》（Studying the Frontiers of the British Indian Empire，Royal Central Asian Journal，53，Oct.1966）、《喜马拉雅山战争》（War in the Himalayas，Modern Asian Studies，5［1971］，McMillan)、《中印在拉达克的边界》（The Sino-Indian Border in Ladakh ，Columbia：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75）等。
3.其他研究领域
除中印边界争端外，兰姆对于印巴克什米尔危机也格外关注。他在1966年著《1947～1966年间的克什米尔危机》（Crisis in Kashmir 1947-66，London，1966）、《亚洲边界问题研究：一个持续存在的问题》（Asian Frontiers.Studies in a continuing problem，London，1968）、《一份充满争议的遗产：克什米尔》（Kashmir.A Disputed Legacy，Hertinfordbury & Karachi，1991）、《不完整的分割：克什米尔争端的起源，1947～1948年》，（Incomplete Partition.The Genesis of the Kashmir Dispute 1947-1948，Hertingfordbury & Karachi，1997）等一系列著作均对克什米尔问题的起源等问题作了深入分析和研究，令他亦成为一位克什米尔问题专家。
正如他本人所言，他对东南亚其他国家的人类学、考古学和历史学也有着浓厚兴趣。他所著《在吉打州中部的巴株巴辖沾地武吉的挖掘与重建报告》（吉隆坡，1960，同时在新加坡出版，书名为《巴株巴辖沾地武吉》，Report of the Excav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Chandi Bukit Batu Pahat，Central Kedah, Kuala Lumpur 1960［also published in Singapore，1960，as Chandi Bukit Batu Pahat］），《马来北部地区和泰国南部地区的早期印度教徒与佛教徒定居点论文集》（吉隆坡，1961，Miscellaneous Papers on Early Hindu and Buddhist Settlement in Northern Malay and Southern Thailand，Kuala Lumpur，1961），《从满清藩属到古老的顺化：自17世纪至法国征服前夕的英国—越南外交史》（伦敦，1973，The Mandarin Road to Old Hue.Narratives of Anglo-Vietnamese diplomacy from the 17th century to the eve of the French conquest，London，1973）。他甚至对非洲的纺织业感兴趣。他与夫人威尼斯·兰姆合著的《喀麦隆的传统纺织业》（Au Cameroun-Weaving Tissage，英格兰赫特福德郡，1981）和《塞拉利昂的纺织业》（Sierra Leone Weaving，英格兰赫特福德郡，1984）都是这方面研究的代表性著作。
二　本书的主要内容
本书由致谢、十四章正文、参考书目和索引四部分组成，下面简要介绍十四章的主要内容。
第一章引言：1914年情势分析，回顾了1914年前的西藏历史及英国与西藏的关系史，并分析了1914年的形势，重点涉及西姆拉会议和麦克马洪线的相关内容。兰姆客观地指出西姆拉条约是无效的，他引用英属印度政府致贝尔的信函来表明英国对此问题的看法：“中国政府代表没有在西姆拉条约上签字，俄国政府也不承认西姆拉条约，因此，从目前来看，该条约是无效的。”此外，对于亨利·麦克马洪爵士和夏扎私下互换的公文，兰姆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1914年3月24日和25日交换的公文是否具有任何条约具备的法律效力？很可能没有。”
第二章从麦克马洪到台克满，1914～1917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背景下，以1914～1917年的西藏历史为主线，围绕英国同西藏、民国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展开论述。作者对朱尔典、卡罗、贝尔、顾维钧、尹昌衡、张毅等人的活动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叙述，并涉及日本、俄国在英藏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
第三章台克满，昌都和绒坝岔，1917～1919年，则以台克满在藏活动和《昌都协议》、《绒坝岔协议》的签订为中心，围绕路易斯·金、刘赞廷、陈遐龄、彭日升等重要人物的活动对这段西藏历史展开论述。涉及打箭炉及传教士在打箭炉的活动、康藏矛盾的渊源等，在对台克满在藏行动的描述中也揭露了英国政府的企图。兰姆通过分析台克满的纪行以及其他档案资料，一针见血地指出，“有一点十分清楚，即西藏人和中国人都没有要求台克满在这个时候大老远来到战场并帮助双方调停……调停的初衷仅仅是台克满的一厢情愿”，“台克满十分担心陈遐龄或其他任何中国官员先发制人，在没有英国参与的情况下直接达成某项中藏协议”。英国的居心不言自明。
第四章东部西藏与英中谈判，1919～1920年，围绕朱尔典、台克满、路易斯·金、施肇基、唐绍仪、陈箓、石青阳等人物之间的折冲樽俎，对英中谈判做了详细论述。值得注意的是，兰姆对以往未受重视的路易斯·金给予较高评价，他指出：“路易斯·金洞悉中国官员的心态，这在其《动荡的中国》一书中通过对其性格的描述可知，尤其对这一时期深层的历史而言，这本书信息量很大，比台克满所著《一位领事官员在东部西藏的旅行》更具有可读性。”同时，兰姆也对金抱有很深的同情和惋惜：“路易斯·金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人，也是一位敏锐的观察家；但在官僚体制中如何生存以及向上钻营的这场大角逐中，与他同时代的一些人相比（既包括在中国领事馆，也包括在印度文职机构的同僚），他宛如一个初出茅庐、不谙世事的孩子。”
第五章甘肃及贝尔使团出访拉萨、为西藏提供武器，1919～1922年，对于甘肃使团和贝尔使团出使拉萨、英国为西藏大量提供武器进行了深入全面的剖析。关于西藏的地位，兰姆认为：“允许西藏加入主权国家之列真的是个好主意吗？谁知道西藏政府会作出怎样具有危害性的举动？更理想的状态是，英属印度政府当然希望西藏的真正地位处于模糊状态。与此同时，英属印度政府还能直接同拉萨政府打交道，以便在边疆政策方面获取最符合自身的利益。”可谓道出了当时英属印度政府对西藏政策的真实想法。
第六章政务官贝利在锡金，1921～1928年，则重点论述了1921～1928年的西藏历史，以及政务官贝利在藏的活动。兰姆在本章对西藏的神权政治、政教合一制度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并论及以十三世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以及十三世达赖喇嘛和九世班禅之间的矛盾渊源及其走向与影响。兰姆认为九世班禅与十三世达赖喇嘛之间的矛盾为英国提供了所谓“调停”机会：“如果仅仅因为不可避免地邀请锡金政务官前来调停两位化身的矛盾，那么班禅喇嘛逃离西藏恰好为英国使团再次赴拉萨制造了一个机会。”
第七章威尔使团与东部西藏危机，1928～1933年，则围绕刘曼卿使藏、威尔使团使藏展开，并详细考察了1928～1933年大金寺和白利寺之间的争端与矛盾。兰姆在谈到十三世达赖喇嘛对东部西藏的统治时说道：“那些在东部西藏亲身体会过达赖统治的人发现，与任何中国人的统治相比，达赖的统治和压迫才是最沉重的。”他还探究了东部西藏危机的原因，《甘孜停战协议》的形成。他对以往史书着墨不多的格桑泽仁多所关注，还对英国积极介入东部西藏危机并为藏方提供军火等事实详加论述。
第八章十三世达赖喇嘛与九世班禅喇嘛之死及中国重返拉萨，1933～1937年，重点分析1933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及其对西藏政局的影响，威廉逊使团两次出使西藏试图“调停”达赖喇嘛与班禅喇嘛之间的矛盾，黄慕松使团来藏致祭，九世班禅返藏的努力及最终于1937年圆寂等一系列重大事件。
第九章古德使团第一次使藏与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发现，1936～1945年，围绕古德使团第一次来藏及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发现，对1936～1945年的西藏历史进行了叙述分析。
第十章战争，1940～1945年，则围绕着二战期间西藏独具的重要作用展开，对于英国、美国等国在中国西藏的政策予以重点考察，认为由于强大的美国逐渐介入西藏事务，英国对藏政策受到一定的影响。
第十一章边界问题，1914～1947年，从拉达克到锡金；第十二章边界问题：麦克马洪线和阿萨姆喜马拉雅，1914～1936年；第十三章边界问题：东北边境特区的设立起源，1936～1945年，则围绕拉达克、所谓的“麦克马洪线”及阿萨姆喜马拉雅等英藏边界问题，以及英国设立的东北边境特区展开，对于了解当今的中印边界争端的历史渊源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第十四章英属印度帝国的最后岁月，1945～1947年，旧西藏的终结，论述了英国政府统治印度最后阶段的对藏政策，作者重点探讨西藏“外交局”为了挽回颓势积极采取的“外交”行动以及英国政府对此的态度：“英国政府认为，他们已不必再对西藏问题承担任何责任，因为他们早已中断了和西藏的任何直接的地域性联系。英国的火炬现在已传递给印度政府。既然印度政府已明确表态，他们不准备为西藏提供任何直接军事援助，而那些剩余的布朗式轻机枪和迫击炮根本不够西藏坚持到胜利的那一天，西藏是一项注定要失败的事业。因此，英国政府下定决心，绝不能给西藏人发放西藏护照，致使棘手的香港问题与注定失败的西藏问题纠缠在一起。”
三　本书的价值与意义
1.学术价值
兰姆的这部《中印涉藏关系史（1914～1950）》，是一部极为严谨的学术著作。作者充分占有了大量史料，主要使用了伦敦（London）的两种档案文献，即保存在公共档案馆的外交部档案（the Foreign Ofiice records preserved in the Public Record Office）和保存在印度事务部图书馆的印度事务部与印度政府档案（the India Office and Government of India records in the India Office Library and Records）。印度事务部图书馆的重要档案资料，包括从英属印度政府发给伦敦英国外交部，再由外交部转寄给印度事务部的重要资料，或通过英国驻北京外交代表直接寄给印度的重要文献资料。英国外交部（British Foreign Office）档案几乎没有任何印度内部的资料，其大多数涉藏档案都保存在印度事务部档案中。本书使用的绝大多数为印度事务部的档案资料和英国外交部的档案资料。
除了使用档案资料，作者还尽可能引用了当时出版的所有相关著作。原书共计1161条注释（本书共1312条注释，其中还包括译者注151条）和684个参考书目，由此可见作者对史料的充分占有，以及立论基础的扎实。而作者深入的分析、缜密的考证，以及客观的叙述，亦可见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虽然作者无法使用汉文和藏文史料，但他仍尽量引用译成英文的汉文或藏文资料，或者中国学者、流亡国外的藏人，以及到过西藏和藏区的西方人用英文撰写的著作，试图多角度全方位考察各方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只从英国人角度分析问题的局限。
除了档案和二手资料外，作者还通过讨论的方式获取了大量信息。这些与作者讨论的人“都曾在本书覆盖的时间范围内积极制定涉藏政策或从事与西藏事务相关的工作”，如贝利中校（Lt.-Col.F.M.Bailey）和内维尔上校（Captain G.A.Nevill），二人均同作者谈论了很多有关自己在西藏的经历。
本书的学术价值当然不限于作者使用的大量原始资料并阅读大量相关研究著作等，最重要的是，作者通过对这些素材的消化和吸收，提出了颇为客观公正的观点，这是最让人钦佩的一点。在多为达赖集团辩解甚至摇旗呐喊的西方藏学界，兰姆先生的某些观点虽然也存在一些偏颇，但他仍敢于表达出诸多不同于西方主流观点的见解，这无疑是真正的学者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具体表现。例如，兰姆无情地揭露旧西藏政教合一制度：“在西藏，佛教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表面上看，佛教以所有形式竭力避免暴力，而实际上，西藏政治充满了暴力行径和野蛮残酷。僧人们可以肆无忌惮、横冲直撞，公然藐视法律秩序应有的力量。失去了权力的政客，完全不经正当程序便可以被控使用巫术，并被弄瞎双眼，打入地牢。如果后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专制暴君，甚至俄国专制暴君看到这一幕，都会不寒而栗。大量普通的西藏百姓遭受着农奴制的种种折磨，而沙皇早在1861年就废除了农奴制。”
2.现实意义
本书是一部关注中英关系、中印关系的重要大部头著作，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英国是所谓“西藏问题”的始作俑者，英国在近代“西藏独立”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本书正是通过分析英帝国的外交政策，从中英关系的角度来考察“西藏问题”。本书为读者提供了英国政府看待西藏问题的历史渊源和视角，也为我们了解当今英国对藏政策提供了依据。
此外，印度作为英帝国政策的继承者，本书对中印边界冲突等敏感问题的研究对于我们理解今天的中印边界问题也同样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西方学界高度评价兰姆教授的这部著作。例如，藏学家麦凯（Alex Mckay）在一篇书评中评论道：“兰姆先生对英国外交备忘录作了大量详细的分析”，“想了解20世纪早期英国如何在西藏寻求外交霸权的详尽可靠描述及严谨分析，则必需求助于学者兰姆的相关研究著作”，“兰姆和梅尔文·戈尔斯坦都对20世纪上半期英属印度和中国争夺控制喜马拉雅山国期间的西藏历史作了具有重大价值的研究工作”。
四　本书的不足之处
本书有许多优点，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著者不能直接利用藏文和汉文材料，这就使其难免具有某些局限性。”其次，本书依旧秉持了西方学者的一些共同学术观点。诸如，作者将西藏地方与中国、印度放在同等的位置上；认为“民国期间西藏事实独立”，“中国侵略西藏”等错误观点，正如书中所言：“自18世纪早期，1912年，卫和藏第一次有效地脱离了中国的统治……从1950至1951年，中国人终止了这一阶段。1959年后，在中国人的统治下，古老的西藏文明残留遭到了摧毁，完全没有重建的希望”；“西藏事实独立这一阶段几乎同中华民国的诞生和覆灭共始终，而正是中华民国的诞生使西藏的事实独立成为可能”。
西方藏学界由于殖民时代的遗产和冷战时期形成的偏见等因素的影响，较为普遍地存在着脱离客观史实的不正确的认识。那些别有用心、纯粹为分裂中国阴谋服务，为达赖集团分裂活动张目的所谓“藏学家”们，如贝尔、黎吉生、范普拉赫等人，其观点之谬自不待言，即便像兰姆这样比较能够尊重客观史实的西方学者，也或多或少地受到整个风气的影响，未能完全公正地认识、看待西藏历史，特别是民国时期西藏是中国一部分的历史，这也说明澄清历史是非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正误纠谬还任重道远。兰姆本书的重要学术价值是不容忽视的，我们翻译它主要原因即在于此，与此同时，也应认识其不足之处，要有批判地学习借鉴。
梅尔文·戈尔斯坦（M.C.Goldstein）《喇嘛王国的覆灭》（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1951，The Demise of the Lamaist State），谭·戈伦夫（Tom Grunfeld）《现代西藏的诞生》（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Tibet）和阿拉斯泰尔·兰姆《中印涉藏关系史（1914～1950）》都是研究20世纪上半叶西藏地方历史的重要著作，因为有汉译本的缘故，前二者受到中国学术界的关注，而后者却鲜有所闻，较少关注。我们希望本书的翻译出版，能够将这部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著作介绍给中国学术界，特别是中国藏学界，为推进中国西藏近代史研究，以及中印关系、中英关系研究发挥积极作用。
译者保留了原书中的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英文原文，以方便读者查询。翻译中难免会存在遗漏、错误的地方，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梁俊艳
2011年10月13日


中文版的作者序言
阿拉斯泰尔·兰姆

50年前，我开始致力于研究18世纪中期至英属印度帝国终止的1947年间英国(主要是英属印度)与西藏关系的性质、历史及影响，本书是该课题的倒数第二部成果和我所著四卷丛书中的最后一部，该书主要使用了大量英国(以及英属印度)档案资料。令人遗憾的是，本书未能利用其他档案，尤其是中文和俄文档案，但我相信，这并不会影响她的根本价值。事实证明，我已收集了足够多的二手资料作为英文资料的补充。我认为，这些资料囊括了与本书相关的绝大多数主题，据此，我才能对与本书相关的重大事件的性质、前因后果作出令人满意的判断。
总之，我对自己关于英国对其北部边疆政策，亦即随后的英属印度帝国政策的详尽分析，感到颇为满意。多年来，我能较好地理解中国——无论是清帝国还是随后的中华民国——对其边疆地区所采取的政策。我希望本书(以及本书之前的三本著作)能对研究西藏过去两百年间在中国对外(英国等)关系中所处的地位有所裨益。
非常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即将出版梁俊艳博士翻译的本书中文版，希望我的其他三部相关著作(《英属印度与西藏，1766～1910》，两卷本的《麦克马洪线》)也能在中国如期翻译和出版。

2012年8月29日


致　　谢

大约35年前，我在剑桥大学（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开始了题为《18世纪晚期至1904年荣赫鹏远征期间的英国与西藏关系研究》的博士学位论文写作。这项研究结果便是1960年出版的《英国与中国中亚：1767～1905通往拉萨之路》（Britain and Chinese Central Asia：The Road to Lhasa 1767 to 1905，修改版本在1986年出版，题为《英属印度与西藏，1766～1910》，British India and Tibet 1766-1910）。紧接着，我在1966年出版了两卷本《麦克马洪线》（The McMahon Line），其时限为1904～1914年。
本书叙述的内容则一直延长到英国1947年离开印度，加上后记，时间延长到1950年。1950年最后一位同西藏地方政府打交道的英国官员黎吉生（H.E.Richardson）撤离了拉萨（Lhasa）。实际上，自1947年以来，黎吉生一直在担任独立后的印度政府驻藏代表，但他并不代表自查尔斯·贝尔（Sir Charles Bell）以来英国在西藏派驻代表时代的终结。本书即从查尔斯·贝尔谈起。此外，1950年标志着英中关系模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曾是中国境内列强之一的大英帝国，现在甚至得不到新生共产党政权对其主权国家地位的充分承认。多年来，英国驻华大使馆（British Embassy in China）在中国人眼中仅被视为一个“谈判机构”的办事处。
在本书中，我基本上保留了韦氏拼音系统（Wade-Giles system），即用罗马拼音拼写中文（我以前的著作亦如此），而没有使用现行的拼音系统，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现在改变拼写系统会令我们更难参照和引证从古至今的资料。其次，本书所使用的资料通常都使用韦氏拼音系统及与之类似的系统。尽管将现行拼音系统用在中国地名上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但若用在人名上，情况就会完全不同（尤其在只有拼音没有汉字的情况下）。因此，尽管这既不符合韦氏拼音，也不符合汉语拼音，我仍将传统的英文表达应用在一些中国地名上，如：北京（Peking）仍是北京（Peking），而未变成北平（Peiping）或北京（Beijing）。在藏文音译的过程中，我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既使用了英文资料中普遍使用的形式，也采用了最近的一些作者如黎吉生（H.E.Richardson）、哈尔（H.Harrer）、帕特森（G.N. Patterson）、仁青卓玛车仁（Rinchen Dolma Taring）和夏格巴（Tsepon W.D.Shakabpa）等所使用的形式（也不总是完全一致）。对于印度语，包括地名等，我有时会使用英国统治印度期间常见的方式（如，Himalayas写作Himalaya，Gangs写作Ganga，诸如此类）。
注释中所列的参考书目，除了档案和二手资料外，我还通过讨论的方式获取了大量信息。这些与我讨论的人都曾在本书覆盖的时间范围内积极从事过制定涉藏政策或与西藏事务相关的领域。在这里，我满怀感激之情，怀念已故的贝利中校（Lt.-Col.F.M.Bailey）和内维尔上校（Captain G.A.Nevill），他们同我谈论了很多有关自己在西藏的经历。
已故的古普塔（Karunakar Gupta）多年来一直鼓励我完成这部著作，实际上，我写至1914年便已放弃写作。他在英国最后20年的研究期间，为我提供了大量他曾在印度事务部图书馆和英国公共档案馆发掘出的资料复印件。最终，当我再次着手开始这项研究工作的时候，发现古普塔已为我的研究奠定了极有利的基础。无法亲自向他表达感激之情，我深感遗憾。
另一位同我自由畅谈其在英国与西藏关系历史研究的是已故的约翰·阿迪斯爵士（Sir John Addis）。我非常感谢他及时让我了解到他在哈佛期间发现的《艾奇逊条约集》（Aitchison’s Treaties）中有关西姆拉条约文本发表的奇怪历史。我还十分感谢中国的一位学者兼官员、资深藏学家柳陞祺先生，他将其在拉萨的生活经历告诉了我。
当我开始这项研究的时候，我已近20年没有接触这一领域，但我有幸得到拉吉库玛里·艾玛尔·考尔·贾斯比·辛格（Rajkumari Amar Kaur Jasbir Singh）慷慨无私、极具价值的帮助。没有她的鼓励，我很可能坚持不到最后；没有同她一起讨论其在印度事务部图书馆发现的档案（她对此有着独到见解），我毫无疑问不会了解这些档案的重要性。她还阅读了本书的打印稿，提出了很多极有价值的建议，有些建议我全部吸收，有些则没有。我得出的结论自然是我自己的研究心得，如有任何不妥之处，拉吉库玛里·艾玛尔·考尔·贾斯比·辛格对此不承担任何责任。她的两部著作都在本书几近完成之际出版，即《喜马拉雅三角》（Himalayan Triangle）与《1765～1950年西藏、锡金与不丹历史研究相关的印度事务部图书馆档案资料指南》（A Guide to Source Materials in the India Office Library and Records for the History of Tibet，Sikkim and Bhutan 1765-1950），对我的研究极为重要。
大体上，对于本书的目的，英国人眼中的西藏历史，在伦敦（London）主要有两种档案文献，保存在公共档案馆的外交部档案（the Foreign Ofiice records preserved in the Public Record Office）和保存在印度事务部图书馆的印度事务部与印度政府档案（the India Office and Government of India records in the India Office Library and Records）。印度事务部图书馆的重要档案资料，包括从英属印度政府发给伦敦英国外交部，再由外交部转寄给印度事务部的重要资料，或通过英国驻北京外交代表直接寄给印度的重要文献资料。英国外交部（British Foreign Office）档案几乎没有任何印度内部的资料，而大多数外交部涉藏档案都在印度事务部档案中。基于此及其他技术原因，尽管两种档案我均有所涉猎，但在印度事务部图书馆，只有极个别情况下，我才同时引用印度事务部和英国外交部的档案。
我在印度事务部图书馆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副主任马丁·莫伊尔（Martin Moir），我想借此表达我的感激之情。我还要感谢在东方与非洲研究部图书馆（Libraries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的工作人员，感谢查塔姆研究所（Chatham House），感谢皇家地理学会（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和剑桥大学（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为我提供的各种额外服务。我还要感谢拉杰什·布克塔利亚（Rajesh Borkhataria），他慷慨无私地帮助我掌握电子科技产品，本书才得以完成。
我的父亲蓝来讷爵士（Sir Lionel Lamb）在英国驻华使馆的工作经历的确非同寻常，他曾直接参与本书所涵盖的30年间的英中关系。父亲的经历是他给我的无数建议与宝贵信息的源泉，尤其涉及英国和中国的人物。他对20世纪20年代四川（Szechuan）盘根错节的政局的了解，对我尤为重要。然而，对于任何事件、人物的阐释或评价均由我作出，父亲不负任何责任。这些观点仅是我个人的一家之言。
我的所有著作都离不开我的妻子威尼斯（Venice）的支持，我欠她太多。她不仅通读全书打印稿，设计本书，在出版等其他方面提供宝贵意见，帮我做索引、画地图，而且还在本书写作的三年中坚持不懈地鼓励我。
本书中所复制和转录的印度事务部和公共档案馆的未出版的皇家版权档案文献，已经过英国皇家文书局管理员的许可，可以出版。

阿拉斯泰尔·兰姆
1989年3月于赫特福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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