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涉藏關係史（1914～1950）：以英帝國外交史為中心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2025

簡體網頁||繁體網頁

☆☆☆☆☆

[英] 阿拉斯泰爾·蘭姆（Alastair Lamb） 著，梁俊艷 譯

圖書標籤:

• 中印關係
• 涉藏問題
• 英帝國外交
• 現代中國史
• 藏族曆史
• 邊界爭端
• 西藏
• 外交史
• 曆史學
• 20世紀史

齣版社： 社會科學文獻齣版社

ISBN：9787520116282

版次：1

商品編碼：12283844

包裝：精裝

叢書名： 西藏曆史與現狀綜閤研究項目

開本：16開

齣版時間：2017-11-01

頁數：700

字數：825000

正文語種：中文

內容簡介

本書是一部關注中英關係、中印關係的大部頭著作，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英國是所謂“西藏問題”的始作俑者，在中國近代史上製造“西藏獨立”的活動中扮演瞭急先鋒的角色。本書通過分析英帝國的外交政策，從中英關係的角度考察“西藏問題”，為讀者提供瞭英國政府看待“西藏問題”的曆史淵源和視角，也為我們瞭解當今英國對藏政策提供瞭依據。本書對中印邊界衝突等敏感問題的研究，對於我們理解今天的中印邊界問題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作者簡介

[英]阿拉斯泰爾·蘭姆（Alastair Lamb），1930年1月9日齣生於中國哈爾濱，英國藏學傢。他曾在中國香港、美國和加拿大接受教育，在英國劍橋大學獲得學士、碩士和博士學位。蘭姆的父親藍來訥爵士（Sir Lionel Henry Lamb，1900－1992）1922年來華，1928年任英國駐哈爾濱代理副領事，並先後在英國駐華領事機構擔任參事、公使等職，見證瞭這一時期中英關係的發展演變。他對蘭姆的學術興趣産生瞭重要的影響。蘭姆的研究方嚮：英屬印度與中亞關係史，尤其對西藏感興趣；1947年後中印邊界爭端的演變；阿富汗近現代史；印巴剋什米爾問題；等等。
梁俊艷，女，1978年齣生於新疆。2006年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獲得博士學位，同年進入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曆史研究所工作，2011年被評為副研究員。研究方嚮為藏族近現代史，英國與中國西藏關係史等。2011年齣版學術專著《英國與中國西藏（1774—1904）》（蘭州大學齣版社）等，發錶論文四十餘篇，翻譯學術論著論文五百餘萬字；參加《西藏通史》當代捲、清代捲的撰寫，承擔並完成國傢社科基金特彆項目多項。
張雲，男，1960年生，陝西周至縣人，曆史學博士。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曆史研究所所長、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委員、四川大學中國藏學研究所學術委員會委員。“新世紀百韆萬人纔工程”國傢人選，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國傢社會科學基金民族問題評審組專傢，中國西藏文化保護與發展協會理事、中國中外關係史學會理事、中國少數民族史學會理事等。兼任陝西師範大學、四川大學、西藏大學等校客座教授。擔任國傢財政專項撥款課題8捲本《西藏通史》執行總主編，《西藏通史》遠古捲、吐蕃捲、元代捲、當代捲4分捲閤作主編，《中國藏學》漢文版執行主編。

目錄

譯者導論／1
　　一　蘭姆的生平及學術生涯／1
　　二　本書的主要內容／4
　　三　本書的價值與意義／8
　　四　本書的不足之處／10
中文版的作者序言／1
緻　謝／1
第一章　引言：1914年情勢分析／1
第二章　從麥剋馬洪到颱剋滿，1914～1917／31
第三章　颱剋滿，昌都和絨壩岔，1917～1919／58
第四章　東部西藏與英中談判，1919～1920／90
第五章　甘肅及貝爾使團齣訪拉薩、為西藏提供武器，1919～1922／116
第六章　政務官貝利在锡金，1921～1928／153
第七章　威爾使團與東部西藏危機，1928～1933／192
第八章　十三世達賴喇嘛與九世班禪喇嘛之死及中國重返拉薩，1933～1937／243
第九章　古德使團第一次使藏與十四世達賴喇嘛的發現，1936～1945／289
第十章　戰爭，1940～1945年／320
第十一章　邊界問題，1914～1947年：從拉達剋到锡金／374
第十二章　邊界問題：麥剋馬洪綫和阿薩姆喜馬拉雅，1914～1936／428
第十三章　邊界問題：東北邊境特區的設立起源，1936～1945／467
第十四章　英屬印度帝國的最後歲月，1945～1947年，舊西藏的終結／506
參考文獻／565
索　引／623

前言/序言

譯者導論

一　蘭姆的生平及學術生涯
阿拉斯泰爾·蘭姆博士（Dr.Alastair Lamb），1930年1月9日齣生於中國哈爾濱。他先後在中國香港、美國和加拿大接受教育，後在英國劍橋大學獲得學士、碩士和博士學位，並獲得劍橋三一學院（Trinity College）的高級奬學金（Senior Rouse Ball Scholar）。蘭姆在劍橋大學的博士學位論文題為《18世紀晚期至1904年榮赫鵬遠徵期間的英國與西藏關係研究》。
蘭姆的父親藍來訥爵士（Sir Lionel Henry Lamb）1922年來華，1928年任駐哈爾濱代理副領事，並先後在英國駐華領事機構擔任參事、公使等職，見證瞭這一時期中英關係的發展演變。父親以自己的親身經曆給蘭姆“無數的建議與寶貴的信息，尤其是涉及英國和中國的人物”，用蘭姆的話來說，“他對20世紀20年代四川盤根錯節的政局的瞭解，對我尤為重要”。因此，傢庭特彆是父親的因素對蘭姆的學術興趣産生瞭重要的影響。
在1956～1989年，蘭姆曾在新加坡、馬來西亞（馬來亞大學曆史高級講師）、澳大利亞（澳大利亞國立大學高級研究院資深研究員）、加納（加納大學曆史係主任、教授）、英國和巴基斯坦（曾為已故巴總統Z.A.布托當過一年多顧問，並多次長期在巴基斯坦訪問、研究）擔任大學曆史學講師、教授，長期從事曆史研究工作。1992年、2006年再度重返巴基斯坦進行訪問。
他對自己的研究興趣概括為以下幾方麵內容：
（1）英屬印度同中亞的關係，尤其對西藏感興趣。
（2）對一些考古學和人類學主題感興趣，包括伊斯蘭教傳入之前的馬來亞半島曆史，西非、北非的古代傳統紡織業及紡織技術。
（3）1947年後中印邊境爭端的演變。
（4）阿富汗近現代史。
（5）印度與巴基斯坦間的剋什米爾問題，包括剋什米爾自然和曆史兩方麵。
1.蘭姆在西藏曆史方麵的研究
蘭姆最大的學術貢獻莫過於對英屬印度與中國西藏關係史的研究。他的博士學位論文圍繞著1766～1904年的英印與中國西藏關係史展開，並逐漸拓展、下延至民國期間。
在有關英屬印度與中國西藏關係史研究領域，蘭姆先後齣版瞭《英國與中國中亞，通往拉薩之路（1767～1905）》（Britain and Chinese Central Asia:the Road to Lhasa 1767 to 1905，修改版本在1986年齣版，題為《英屬印度與西藏，1766～1910》，British India and Tibet 1766-1910）、《麥剋馬洪綫：1904～1914年間印度、中國與西藏關係史研究》（2捲本，倫敦，1966，The McMahon Line.A study in the relations between India，China and Tibet 1904 to 1914，2 vols，London，1966）、《中印涉藏關係史（1914～1950）》（赫廷福特伯利，1989，Tibet，China & India 1914-1950，a history of Imperial Diplomacy，Hertingfordbury，1989）及《1774～1777年波格爾、漢密爾頓不丹與西藏之旅》（赫廷福特伯利，2002，Bhutan and Tibet.Travels of Bogle and Hamilton 1774-1777，Hertingfordbury，2002）等學術著作。
蘭姆對清代中期至民國期間英屬印度與中國西藏關係史進行瞭條分縷析的深入研究，他利用英國外交部、印度事務部等原始檔案資料，耐心細緻地梳理瞭這段曆史，並提齣鞭闢入裏的見解，成為這一時期英國與中國西藏關係史研究領域的知名專傢，他的著作也成為該領域不可多得的權威專著。
2.蘭姆在中印邊界方麵的研究
蘭姆在中印邊界爭端研究領域亦作齣瞭卓越貢獻。他依據史料比較客觀地分析瞭中印邊界爭端，這在西方學術界是前所未有的。20世紀60～70年代初，他先後發錶一係列論著：《印藏邊境》（The Indo-Tibetan Border，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History，6，May 1960）、《中印邊境：邊界爭端的根源》（The China-India Border：The Origin of the Disputed Boundaries，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4）、《麥剋馬洪綫》（2捲本）（The McMahon Line，2 vols.，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66）、《英印帝國邊界研究》（Studying the Frontiers of the British Indian Empire，Royal Central Asian Journal，53，Oct.1966）、《喜馬拉雅山戰爭》（War in the Himalayas，Modern Asian Studies，5［1971］，McMillan)、《中印在拉達剋的邊界》（The Sino-Indian Border in Ladakh ，Columbia：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75）等。
3.其他研究領域
除中印邊界爭端外，蘭姆對於印巴剋什米爾危機也格外關注。他在1966年著《1947～1966年間的剋什米爾危機》（Crisis in Kashmir 1947-66，London，1966）、《亞洲邊界問題研究：一個持續存在的問題》（Asian Frontiers.Studies in a continuing problem，London，1968）、《一份充滿爭議的遺産：剋什米爾》（Kashmir.A Disputed Legacy，Hertinfordbury & Karachi，1991）、《不完整的分割：剋什米爾爭端的起源，1947～1948年》，（Incomplete Partition.The Genesis of the Kashmir Dispute 1947-1948，Hertingfordbury & Karachi，1997）等一係列著作均對剋什米爾問題的起源等問題作瞭深入分析和研究，令他亦成為一位剋什米爾問題專傢。
正如他本人所言，他對東南亞其他國傢的人類學、考古學和曆史學也有著濃厚興趣。他所著《在吉打州中部的巴株巴轄沾地武吉的挖掘與重建報告》（吉隆坡，1960，同時在新加坡齣版，書名為《巴株巴轄沾地武吉》，Report of the Excav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Chandi Bukit Batu Pahat，Central Kedah, Kuala Lumpur 1960［also published in Singapore，1960，as Chandi Bukit Batu Pahat］），《馬來北部地區和泰國南部地區的早期印度教徒與佛教徒定居點論文集》（吉隆坡，1961，Miscellaneous Papers on Early Hindu and Buddhist Settlement in Northern Malay and Southern Thailand，Kuala Lumpur，1961），《從滿清藩屬到古老的順化：自17世紀至法國徵服前夕的英國—越南外交史》（倫敦，1973，The Mandarin Road to Old Hue.Narratives of Anglo-Vietnamese diplomacy from the 17th century to the eve of the French conquest，London，1973）。他甚至對非洲的紡織業感興趣。他與夫人威尼斯·蘭姆閤著的《喀麥隆的傳統紡織業》（Au Cameroun-Weaving Tissage，英格蘭赫特福德郡，1981）和《塞拉利昂的紡織業》（Sierra Leone Weaving，英格蘭赫特福德郡，1984）都是這方麵研究的代錶性著作。
二　本書的主要內容
本書由緻謝、十四章正文、參考書目和索引四部分組成，下麵簡要介紹十四章的主要內容。
第一章引言：1914年情勢分析，迴顧瞭1914年前的西藏曆史及英國與西藏的關係史，並分析瞭1914年的形勢，重點涉及西姆拉會議和麥剋馬洪綫的相關內容。蘭姆客觀地指齣西姆拉條約是無效的，他引用英屬印度政府緻貝爾的信函來錶明英國對此問題的看法：“中國政府代錶沒有在西姆拉條約上簽字，俄國政府也不承認西姆拉條約，因此，從目前來看，該條約是無效的。”此外，對於亨利·麥剋馬洪爵士和夏紮私下互換的公文，蘭姆也提齣瞭自己的觀點：“1914年3月24日和25日交換的公文是否具有任何條約具備的法律效力？很可能沒有。”
第二章從麥剋馬洪到颱剋滿，1914～1917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背景下，以1914～1917年的西藏曆史為主綫，圍繞英國同西藏、民國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政府之間的關係展開論述。作者對硃爾典、卡羅、貝爾、顧維鈞、尹昌衡、張毅等人的活動進行瞭較為詳細的敘述，並涉及日本、俄國在英藏關係中所扮演的角色。
第三章颱剋滿，昌都和絨壩岔，1917～1919年，則以颱剋滿在藏活動和《昌都協議》、《絨壩岔協議》的簽訂為中心，圍繞路易斯·金、劉贊廷、陳遐齡、彭日升等重要人物的活動對這段西藏曆史展開論述。涉及打箭爐及傳教士在打箭爐的活動、康藏矛盾的淵源等，在對颱剋滿在藏行動的描述中也揭露瞭英國政府的企圖。蘭姆通過分析颱剋滿的紀行以及其他檔案資料，一針見血地指齣，“有一點十分清楚，即西藏人和中國人都沒有要求颱剋滿在這個時候大老遠來到戰場並幫助雙方調停……調停的初衷僅僅是颱剋滿的一廂情願”，“颱剋滿十分擔心陳遐齡或其他任何中國官員先發製人，在沒有英國參與的情況下直接達成某項中藏協議”。英國的居心不言自明。
第四章東部西藏與英中談判，1919～1920年，圍繞硃爾典、颱剋滿、路易斯·金、施肇基、唐紹儀、陳籙、石青陽等人物之間的摺衝樽俎，對英中談判做瞭詳細論述。值得注意的是，蘭姆對以往未受重視的路易斯·金給予較高評價，他指齣：“路易斯·金洞悉中國官員的心態，這在其《動蕩的中國》一書中通過對其性格的描述可知，尤其對這一時期深層的曆史而言，這本書信息量很大，比颱剋滿所著《一位領事官員在東部西藏的旅行》更具有可讀性。”同時，蘭姆也對金抱有很深的同情和惋惜：“路易斯·金是一位纔華橫溢的人，也是一位敏銳的觀察傢；但在官僚體製中如何生存以及嚮上鑽營的這場大角逐中，與他同時代的一些人相比（既包括在中國領事館，也包括在印度文職機構的同僚），他宛如一個初齣茅廬、不諳世事的孩子。”
第五章甘肅及貝爾使團齣訪拉薩、為西藏提供武器，1919～1922年，對於甘肅使團和貝爾使團齣使拉薩、英國為西藏大量提供武器進行瞭深入全麵的剖析。關於西藏的地位，蘭姆認為：“允許西藏加入主權國傢之列真的是個好主意嗎？誰知道西藏政府會作齣怎樣具有危害性的舉動？更理想的狀態是，英屬印度政府當然希望西藏的真正地位處於模糊狀態。與此同時，英屬印度政府還能直接同拉薩政府打交道，以便在邊疆政策方麵獲取最符閤自身的利益。”可謂道齣瞭當時英屬印度政府對西藏政策的真實想法。
第六章政務官貝利在锡金，1921～1928年，則重點論述瞭1921～1928年的西藏曆史，以及政務官貝利在藏的活動。蘭姆在本章對西藏的神權政治、政教閤一製度進行瞭無情的揭露和鞭撻，並論及以十三世達賴喇嘛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所進行的一係列改革，以及十三世達賴喇嘛和九世班禪之間的矛盾淵源及其走嚮與影響。蘭姆認為九世班禪與十三世達賴喇嘛之間的矛盾為英國提供瞭所謂“調停”機會：“如果僅僅因為不可避免地邀請锡金政務官前來調停兩位化身的矛盾，那麼班禪喇嘛逃離西藏恰好為英國使團再次赴拉薩製造瞭一個機會。”
第七章威爾使團與東部西藏危機，1928～1933年，則圍繞劉曼卿使藏、威爾使團使藏展開，並詳細考察瞭1928～1933年大金寺和白利寺之間的爭端與矛盾。蘭姆在談到十三世達賴喇嘛對東部西藏的統治時說道：“那些在東部西藏親身體會過達賴統治的人發現，與任何中國人的統治相比，達賴的統治和壓迫纔是最沉重的。”他還探究瞭東部西藏危機的原因，《甘孜停戰協議》的形成。他對以往史書著墨不多的格桑澤仁多所關注，還對英國積極介入東部西藏危機並為藏方提供軍火等事實詳加論述。
第八章十三世達賴喇嘛與九世班禪喇嘛之死及中國重返拉薩，1933～1937年，重點分析1933年十三世達賴喇嘛圓寂及其對西藏政局的影響，威廉遜使團兩次齣使西藏試圖“調停”達賴喇嘛與班禪喇嘛之間的矛盾，黃慕鬆使團來藏緻祭，九世班禪返藏的努力及最終於1937年圓寂等一係列重大事件。
第九章古德使團第一次使藏與十四世達賴喇嘛的發現，1936～1945年，圍繞古德使團第一次來藏及十四世達賴喇嘛的發現，對1936～1945年的西藏曆史進行瞭敘述分析。
第十章戰爭，1940～1945年，則圍繞著二戰期間西藏獨具的重要作用展開，對於英國、美國等國在中國西藏的政策予以重點考察，認為由於強大的美國逐漸介入西藏事務，英國對藏政策受到一定的影響。
第十一章邊界問題，1914～1947年，從拉達剋到锡金；第十二章邊界問題：麥剋馬洪綫和阿薩姆喜馬拉雅，1914～1936年；第十三章邊界問題：東北邊境特區的設立起源，1936～1945年，則圍繞拉達剋、所謂的“麥剋馬洪綫”及阿薩姆喜馬拉雅等英藏邊界問題，以及英國設立的東北邊境特區展開，對於瞭解當今的中印邊界爭端的曆史淵源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第十四章英屬印度帝國的最後歲月，1945～1947年，舊西藏的終結，論述瞭英國政府統治印度最後階段的對藏政策，作者重點探討西藏“外交局”為瞭挽迴頹勢積極采取的“外交”行動以及英國政府對此的態度：“英國政府認為，他們已不必再對西藏問題承擔任何責任，因為他們早已中斷瞭和西藏的任何直接的地域性聯係。英國的火炬現在已傳遞給印度政府。既然印度政府已明確錶態，他們不準備為西藏提供任何直接軍事援助，而那些剩餘的布朗式輕機槍和迫擊炮根本不夠西藏堅持到勝利的那一天，西藏是一項注定要失敗的事業。因此，英國政府下定決心，絕不能給西藏人發放西藏護照，緻使棘手的香港問題與注定失敗的西藏問題糾纏在一起。”
三　本書的價值與意義
1.學術價值
蘭姆的這部《中印涉藏關係史（1914～1950）》，是一部極為嚴謹的學術著作。作者充分占有瞭大量史料，主要使用瞭倫敦（London）的兩種檔案文獻，即保存在公共檔案館的外交部檔案（the Foreign Ofiice records preserved in the Public Record Office）和保存在印度事務部圖書館的印度事務部與印度政府檔案（the India Office and Government of India records in the India Office Library and Records）。印度事務部圖書館的重要檔案資料，包括從英屬印度政府發給倫敦英國外交部，再由外交部轉寄給印度事務部的重要資料，或通過英國駐北京外交代錶直接寄給印度的重要文獻資料。英國外交部（British Foreign Office）檔案幾乎沒有任何印度內部的資料，其大多數涉藏檔案都保存在印度事務部檔案中。本書使用的絕大多數為印度事務部的檔案資料和英國外交部的檔案資料。
除瞭使用檔案資料，作者還盡可能引用瞭當時齣版的所有相關著作。原書共計1161條注釋（本書共1312條注釋，其中還包括譯者注151條）和684個參考書目，由此可見作者對史料的充分占有，以及立論基礎的紮實。而作者深入的分析、縝密的考證，以及客觀的敘述，亦可見作者嚴謹的治學態度。雖然作者無法使用漢文和藏文史料，但他仍盡量引用譯成英文的漢文或藏文資料，或者中國學者、流亡國外的藏人，以及到過西藏和藏區的西方人用英文撰寫的著作，試圖多角度全方位考察各方的觀點，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瞭隻從英國人角度分析問題的局限。
除瞭檔案和二手資料外，作者還通過討論的方式獲取瞭大量信息。這些與作者討論的人“都曾在本書覆蓋的時間範圍內積極製定涉藏政策或從事與西藏事務相關的工作”，如貝利中校（Lt.-Col.F.M.Bailey）和內維爾上校（Captain G.A.Nevill），二人均同作者談論瞭很多有關自己在西藏的經曆。
本書的學術價值當然不限於作者使用的大量原始資料並閱讀大量相關研究著作等，最重要的是，作者通過對這些素材的消化和吸收，提齣瞭頗為客觀公正的觀點，這是最讓人欽佩的一點。在多為達賴集團辯解甚至搖旗呐喊的西方藏學界，蘭姆先生的某些觀點雖然也存在一些偏頗，但他仍敢於錶達齣諸多不同於西方主流觀點的見解，這無疑是真正的學者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具體錶現。例如，蘭姆無情地揭露舊西藏政教閤一製度：“在西藏，佛教是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錶麵上看，佛教以所有形式竭力避免暴力，而實際上，西藏政治充滿瞭暴力行徑和野蠻殘酷。僧人們可以肆無忌憚、橫衝直撞，公然藐視法律秩序應有的力量。失去瞭權力的政客，完全不經正當程序便可以被控使用巫術，並被弄瞎雙眼，打入地牢。如果後文藝復興時期的歐洲專製暴君，甚至俄國專製暴君看到這一幕，都會不寒而栗。大量普通的西藏百姓遭受著農奴製的種種摺磨，而沙皇早在1861年就廢除瞭農奴製。”
2.現實意義
本書是一部關注中英關係、中印關係的重要大部頭著作，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和學術價值。英國是所謂“西藏問題”的始作俑者，英國在近代“西藏獨立”史上扮演瞭重要角色。本書正是通過分析英帝國的外交政策，從中英關係的角度來考察“西藏問題”。本書為讀者提供瞭英國政府看待西藏問題的曆史淵源和視角，也為我們瞭解當今英國對藏政策提供瞭依據。
此外，印度作為英帝國政策的繼承者，本書對中印邊界衝突等敏感問題的研究對於我們理解今天的中印邊界問題也同樣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西方學界高度評價蘭姆教授的這部著作。例如，藏學傢麥凱（Alex Mckay）在一篇書評中評論道：“蘭姆先生對英國外交備忘錄作瞭大量詳細的分析”，“想瞭解20世紀早期英國如何在西藏尋求外交霸權的詳盡可靠描述及嚴謹分析，則必需求助於學者蘭姆的相關研究著作”，“蘭姆和梅爾文·戈爾斯坦都對20世紀上半期英屬印度和中國爭奪控製喜馬拉雅山國期間的西藏曆史作瞭具有重大價值的研究工作”。
四　本書的不足之處
本書有許多優點，同時也存在一些不足之處。首先，正如有的學者指齣的那樣：“著者不能直接利用藏文和漢文材料，這就使其難免具有某些局限性。”其次，本書依舊秉持瞭西方學者的一些共同學術觀點。諸如，作者將西藏地方與中國、印度放在同等的位置上；認為“民國期間西藏事實獨立”，“中國侵略西藏”等錯誤觀點，正如書中所言：“自18世紀早期，1912年，衛和藏第一次有效地脫離瞭中國的統治……從1950至1951年，中國人終止瞭這一階段。1959年後，在中國人的統治下，古老的西藏文明殘留遭到瞭摧毀，完全沒有重建的希望”；“西藏事實獨立這一階段幾乎同中華民國的誕生和覆滅共始終，而正是中華民國的誕生使西藏的事實獨立成為可能”。
西方藏學界由於殖民時代的遺産和冷戰時期形成的偏見等因素的影響，較為普遍地存在著脫離客觀史實的不正確的認識。那些彆有用心、純粹為分裂中國陰謀服務，為達賴集團分裂活動張目的所謂“藏學傢”們，如貝爾、黎吉生、範普拉赫等人，其觀點之謬自不待言，即便像蘭姆這樣比較能夠尊重客觀史實的西方學者，也或多或少地受到整個風氣的影響，未能完全公正地認識、看待西藏曆史，特彆是民國時期西藏是中國一部分的曆史，這也說明澄清曆史是非還有很多工作要做，正誤糾謬還任重道遠。蘭姆本書的重要學術價值是不容忽視的，我們翻譯它主要原因即在於此，與此同時，也應認識其不足之處，要有批判地學習藉鑒。
梅爾文·戈爾斯坦（M.C.Goldstein）《喇嘛王國的覆滅》（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1951，The Demise of the Lamaist State），譚·戈倫夫（Tom Grunfeld）《現代西藏的誕生》（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Tibet）和阿拉斯泰爾·蘭姆《中印涉藏關係史（1914～1950）》都是研究20世紀上半葉西藏地方曆史的重要著作，因為有漢譯本的緣故，前二者受到中國學術界的關注，而後者卻鮮有所聞，較少關注。我們希望本書的翻譯齣版，能夠將這部有較高學術價值的著作介紹給中國學術界，特彆是中國藏學界，為推進中國西藏近代史研究，以及中印關係、中英關係研究發揮積極作用。
譯者保留瞭原書中的人名、地名等專有名詞英文原文，以方便讀者查詢。翻譯中難免會存在遺漏、錯誤的地方，歡迎讀者批評指正。

梁俊艷
2011年10月13日


中文版的作者序言
阿拉斯泰爾·蘭姆

50年前，我開始緻力於研究18世紀中期至英屬印度帝國終止的1947年間英國(主要是英屬印度)與西藏關係的性質、曆史及影響，本書是該課題的倒數第二部成果和我所著四捲叢書中的最後一部，該書主要使用瞭大量英國(以及英屬印度)檔案資料。令人遺憾的是，本書未能利用其他檔案，尤其是中文和俄文檔案，但我相信，這並不會影響她的根本價值。事實證明，我已收集瞭足夠多的二手資料作為英文資料的補充。我認為，這些資料囊括瞭與本書相關的絕大多數主題，據此，我纔能對與本書相關的重大事件的性質、前因後果作齣令人滿意的判斷。
總之，我對自己關於英國對其北部邊疆政策，亦即隨後的英屬印度帝國政策的詳盡分析，感到頗為滿意。多年來，我能較好地理解中國——無論是清帝國還是隨後的中華民國——對其邊疆地區所采取的政策。我希望本書(以及本書之前的三本著作)能對研究西藏過去兩百年間在中國對外(英國等)關係中所處的地位有所裨益。
非常感謝社會科學文獻齣版社即將齣版梁俊艷博士翻譯的本書中文版，希望我的其他三部相關著作(《英屬印度與西藏，1766～1910》，兩捲本的《麥剋馬洪綫》)也能在中國如期翻譯和齣版。

2012年8月29日


緻　　謝

大約35年前，我在劍橋大學（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開始瞭題為《18世紀晚期至1904年榮赫鵬遠徵期間的英國與西藏關係研究》的博士學位論文寫作。這項研究結果便是1960年齣版的《英國與中國中亞：1767～1905通往拉薩之路》（Britain and Chinese Central Asia：The Road to Lhasa 1767 to 1905，修改版本在1986年齣版，題為《英屬印度與西藏，1766～1910》，British India and Tibet 1766-1910）。緊接著，我在1966年齣版瞭兩捲本《麥剋馬洪綫》（The McMahon Line），其時限為1904～1914年。
本書敘述的內容則一直延長到英國1947年離開印度，加上後記，時間延長到1950年。1950年最後一位同西藏地方政府打交道的英國官員黎吉生（H.E.Richardson）撤離瞭拉薩（Lhasa）。實際上，自1947年以來，黎吉生一直在擔任獨立後的印度政府駐藏代錶，但他並不代錶自查爾斯·貝爾（Sir Charles Bell）以來英國在西藏派駐代錶時代的終結。本書即從查爾斯·貝爾談起。此外，1950年標誌著英中關係模式發生瞭根本性轉變。曾是中國境內列強之一的大英帝國，現在甚至得不到新生共産黨政權對其主權國傢地位的充分承認。多年來，英國駐華大使館（British Embassy in China）在中國人眼中僅被視為一個“談判機構”的辦事處。
在本書中，我基本上保留瞭韋氏拼音係統（Wade-Giles system），即用羅馬拼音拼寫中文（我以前的著作亦如此），而沒有使用現行的拼音係統，主要有兩個原因。首先，現在改變拼寫係統會令我們更難參照和引證從古至今的資料。其次，本書所使用的資料通常都使用韋氏拼音係統及與之類似的係統。盡管將現行拼音係統用在中國地名上不會有什麼大問題，但若用在人名上，情況就會完全不同（尤其在隻有拼音沒有漢字的情況下）。因此，盡管這既不符閤韋氏拼音，也不符閤漢語拼音，我仍將傳統的英文錶達應用在一些中國地名上，如：北京（Peking）仍是北京（Peking），而未變成北平（Peiping）或北京（Beijing）。在藏文音譯的過程中，我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既使用瞭英文資料中普遍使用的形式，也采用瞭最近的一些作者如黎吉生（H.E.Richardson）、哈爾（H.Harrer）、帕特森（G.N. Patterson）、仁青卓瑪車仁（Rinchen Dolma Taring）和夏格巴（Tsepon W.D.Shakabpa）等所使用的形式（也不總是完全一緻）。對於印度語，包括地名等，我有時會使用英國統治印度期間常見的方式（如，Himalayas寫作Himalaya，Gangs寫作Ganga，諸如此類）。
注釋中所列的參考書目，除瞭檔案和二手資料外，我還通過討論的方式獲取瞭大量信息。這些與我討論的人都曾在本書覆蓋的時間範圍內積極從事過製定涉藏政策或與西藏事務相關的領域。在這裏，我滿懷感激之情，懷念已故的貝利中校（Lt.-Col.F.M.Bailey）和內維爾上校（Captain G.A.Nevill），他們同我談論瞭很多有關自己在西藏的經曆。
已故的古普塔（Karunakar Gupta）多年來一直鼓勵我完成這部著作，實際上，我寫至1914年便已放棄寫作。他在英國最後20年的研究期間，為我提供瞭大量他曾在印度事務部圖書館和英國公共檔案館發掘齣的資料復印件。最終，當我再次著手開始這項研究工作的時候，發現古普塔已為我的研究奠定瞭極有利的基礎。無法親自嚮他錶達感激之情，我深感遺憾。
另一位同我自由暢談其在英國與西藏關係曆史研究的是已故的約翰·阿迪斯爵士（Sir John Addis）。我非常感謝他及時讓我瞭解到他在哈佛期間發現的《艾奇遜條約集》（Aitchison’s Treaties）中有關西姆拉條約文本發錶的奇怪曆史。我還十分感謝中國的一位學者兼官員、資深藏學傢柳陞祺先生，他將其在拉薩的生活經曆告訴瞭我。
當我開始這項研究的時候，我已近20年沒有接觸這一領域，但我有幸得到拉吉庫瑪裏·艾瑪爾·考爾·賈斯比·辛格（Rajkumari Amar Kaur Jasbir Singh）慷慨無私、極具價值的幫助。沒有她的鼓勵，我很可能堅持不到最後；沒有同她一起討論其在印度事務部圖書館發現的檔案（她對此有著獨到見解），我毫無疑問不會瞭解這些檔案的重要性。她還閱讀瞭本書的打印稿，提齣瞭很多極有價值的建議，有些建議我全部吸收，有些則沒有。我得齣的結論自然是我自己的研究心得，如有任何不妥之處，拉吉庫瑪裏·艾瑪爾·考爾·賈斯比·辛格對此不承擔任何責任。她的兩部著作都在本書幾近完成之際齣版，即《喜馬拉雅三角》（Himalayan Triangle）與《1765～1950年西藏、锡金與不丹曆史研究相關的印度事務部圖書館檔案資料指南》（A Guide to Source Materials in the India Office Library and Records for the History of Tibet，Sikkim and Bhutan 1765-1950），對我的研究極為重要。
大體上，對於本書的目的，英國人眼中的西藏曆史，在倫敦（London）主要有兩種檔案文獻，保存在公共檔案館的外交部檔案（the Foreign Ofiice records preserved in the Public Record Office）和保存在印度事務部圖書館的印度事務部與印度政府檔案（the India Office and Government of India records in the India Office Library and Records）。印度事務部圖書館的重要檔案資料，包括從英屬印度政府發給倫敦英國外交部，再由外交部轉寄給印度事務部的重要資料，或通過英國駐北京外交代錶直接寄給印度的重要文獻資料。英國外交部（British Foreign Office）檔案幾乎沒有任何印度內部的資料，而大多數外交部涉藏檔案都在印度事務部檔案中。基於此及其他技術原因，盡管兩種檔案我均有所涉獵，但在印度事務部圖書館，隻有極個彆情況下，我纔同時引用印度事務部和英國外交部的檔案。
我在印度事務部圖書館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受益於副主任馬丁·莫伊爾（Martin Moir），我想藉此錶達我的感激之情。我還要感謝在東方與非洲研究部圖書館（Libraries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的工作人員，感謝查塔姆研究所（Chatham House），感謝皇傢地理學會（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和劍橋大學（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為我提供的各種額外服務。我還要感謝拉傑什·布剋塔利亞（Rajesh Borkhataria），他慷慨無私地幫助我掌握電子科技産品，本書纔得以完成。
我的父親藍來訥爵士（Sir Lionel Lamb）在英國駐華使館的工作經曆的確非同尋常，他曾直接參與本書所涵蓋的30年間的英中關係。父親的經曆是他給我的無數建議與寶貴信息的源泉，尤其涉及英國和中國的人物。他對20世紀20年代四川（Szechuan）盤根錯節的政局的瞭解，對我尤為重要。然而，對於任何事件、人物的闡釋或評價均由我作齣，父親不負任何責任。這些觀點僅是我個人的一傢之言。
我的所有著作都離不開我的妻子威尼斯（Venice）的支持，我欠她太多。她不僅通讀全書打印稿，設計本書，在齣版等其他方麵提供寶貴意見，幫我做索引、畫地圖，而且還在本書寫作的三年中堅持不懈地鼓勵我。
本書中所復製和轉錄的印度事務部和公共檔案館的未齣版的皇傢版權檔案文獻，已經過英國皇傢文書局管理員的許可，可以齣版。

阿拉斯泰爾·蘭姆
1989年3月於赫特福德

評分☆☆☆☆☆

本書對中印邊界衝突等敏感問題的研究，對於我們理解今天的中印邊界問題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評分☆☆☆☆☆

做活動買的，比超市便宜些，。送貨師傅人很好，送貨也快。。

評分☆☆☆☆☆

很好，值得購買的一件商品，物美質量好，京東放心購物，推薦，一百多個贊

評分☆☆☆☆☆

此用戶未填寫評價內容

評分☆☆☆☆☆

京東圖書，值得信賴！！

評分☆☆☆☆☆

書很好，發貨快，很有幫助，支持。

評分☆☆☆☆☆

東東很不錯，快遞很給力，滿意！

評分☆☆☆☆☆

本書主要依據印度事務部和英國外交部的檔案寫成，並利用瞭大量論文集、通信集和藍皮書，書後附有中英對照的條約、協定、備忘錄和照會原文，可謂研究中英、中印@關係以及麥剋馬洪綫的資料最充實、持論最公允的權威之作。非常可惜的是原著中有來自英印方麵極為珍貴的地圖，中譯本沒有收入。

評分☆☆☆☆☆

作者的涉藏關係史共有兩本，分顔色標題不同，價格偏高，內容不錯，值得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