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2024-11-23
研治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的核心材料。
记叙“刚毅坚卓”精神的朴实文字。
一代学人治校治学治生的全景记录。
释字精确,标点严谨,体例完备。
附有《人名索引》并《人名字号别称对照表》,便读便查。
装帧精美,彩插丰富,收藏赠送,两得其宜。
西南联合大学1938年正式建校,1946年7月31日停办,在抗日战争时期教学、研究不辍,保存了重要的学术资源,培养了大批未来的学术骨干。对这一过程,郑天挺先生参与始终,始以教授膺聘,自1940年起担任总务长,主持教务、校务等工作。此期间郑先生坚持记日记习惯,其日记起1938年1月1日,讫1946年7月14日,中阙1941年5月至12月、1943年3月22日至4月10日、1945年11月4日至12月31日。其起讫时间,几与西南联合大学相始终。其中1941年5月至12月是记了不慎遗失了,其馀缺失的是未曾记的。
郑先生在西南联合大学担任总务长及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副主任等要职。总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各种工作、人事的纷繁错杂,其中矛盾棼丝难理之状况,可想而知。如经费的申请与分配、宿舍的建设与管理、岗位的设置与变动、教工的安顿与调动、学生的招收与教育……诸端,均须一一过问,而郑先生于此时,展现了为教育事业奉献的无私热忱和超人才能,使得事事得宜。西南联合大学的成绩彪炳史册,在这中间,郑先生的管理工作功不可没。日记作为郑先生记录事务,梳理思路的重要工具,不出意料地该载了大量有关校务的事件和处理措施,故称作西南联合大学的校史级材料,殆非过誉。
郑先生朋友众多,并一直住集体宿舍,且位处“枢机”,接待、拜访,几乎是每日的“必修课”。除了公务酬对之外,郑先生的交际绝大多数属于学人交往,如与梅贻琦、蒋梦麟、陈寅恪、冯友兰、汤用彤、傅斯年、潘光旦、董作宾、陈雪屏、罗常培、钱穆、姚从吾、叶企孙、贺麟、雷海宗、罗庸、潘家洵、章廷谦、闻一多、毛准、林徽因、金岳霖、向达、唐兰、魏建功、吴大猷、周炳琳、曾昭抡、查良钊、张奚若、邵循正、吴宓、吴文藻、朱自清、吴晗、梁漱溟、李方桂、陈省身、邓广铭、游国恩、张政烺……不胜枚举。在何日,于何处,谈何问题……言及某事、某君、某书;以及1946年为北大复员事提前到北京,与北京教育界、文化界的交往,如余嘉锡、陈垣、沈兼士、俞平伯、启功、溥雪斋、周祖谟、黄公渚、黄君坦……无不缕述清晰,今日治近代学术史、教育史、文化史者,于郑先生日记中可得无数之线索也。
郑先生关心民生疾苦,对当时的社会有深入观察,在日记中记载了许多体现当时生活的信息。关于物价、薪资、补贴等的记载,变化的情况,细密详明,直是经济史研究的第一手材料;又如日机空袭,教授、学生“跑警报”等记载,包含时间、地点、方式、人物等诸多要素,更是抗日战争史研究的珍贵素材。作为西南联大八年的生活记录,其中对当时学者的清贫与坚守,叙说至真,令人读之,赞叹不已。
概言之,《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跨度大,涉及广,记载周详,行文严谨,是研究西南联大校史、近代学术史、教育史、文化史、社会史、经济史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集中体现了一代学人在艰苦卓绝的条件下顽强治学的精神风貌。
书末附《人名索引》与《人名字号别称对照表》,便于检索查阅。
郑天挺(1899—1981),又名郑庆甡,字毅生,福建长乐人,生于北京。1924年起,任教于北京大学。抗日战争爆发,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总务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南开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副校长。郑天挺在中国古代史,特别是明清史领域卓有建树,主持北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南开大学等校工作数十年,培养了大批文史人才,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教育家。
“郑副所长不为文则已,为文则为他人所不能及。”
——傅斯年语
“毅生(郑先生)、莘田在北平持守得力,天禀实好,亦吾所念。”
——熊十力致汤用彤、罗庸书
“斯人不出,如苍生何!”
——黄钰生、查良钊、杨振声、施嘉炀、冯友兰等人敦请郑先生任职留条
一九三八年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一九三九年
一月
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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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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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
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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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一九四○年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一九四一年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附:蜀道难(罗常培)
一九四二年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一九四三年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一九四四年
一月
二月
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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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一九四五年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一九四六年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人名索引
人名字号别称对照表
出版后记
(一九四一年四月)二十五日 阴历三月二十九日 晴 有云
七时起。八时入校治事。九时授课一堂。十时半归。午饭后小睡。三时半复入校治事。六时归。晚饭后至正义路购物,便道诣逵羽。十一时归,随寝。今日四时许,枚荪来,晤于办公室,谓清华大学因北大向教育部请款,部拟自清华基金拨五十万,甚感不平,以为北大用政治力量压迫清华。枚荪嘱余晤月涵时,善为解释此事。余未闻月涵谈及北大之请款,决无分润或剥夺清华基金之意,且孟邻师行时亦已向月涵明言之,何以今日又有此言哉?当请款之始,余谓请求补足经费,〔北大,年九十四万;清华,年一百二十万;南开,年二十四万;联大,年一百五十六万八千。〕现拨联大经费,实只三校原额之六成五,应各补足三成五。不若请求拨给美金设备费,以其既得实惠,且免他校误会,复可为将来复校时多求增加之地步。今请补尚未成,已来诽谤。作事抑何难也!
(一九四二年五月)九日 阴历三月二十五日 星期六 晴阴
八时起。九时入校治事。十一时半偕马仕俊回寓午饭,行至云大,忽闻警报声。时城外无一人,城内亦安谧,无预报,突然而作,秩序大乱,余仍至苏家村尹辅处。饥甚,薛德成飨以馒首一,冷嚼之。三时偕矛尘缓步回校。又见我机升起,乃坐田上,候其究竟。久之,解除号作,归新校舍。自十一时四十五分发警报,三时四十五分解除,凡四小时。此去年川归以来,第一次也。五时半归寓。六时半在泰然处晚饭。七时至新校舍南区,听邵心恒讲演语言与历史,大意谓历史之重要工具为文字,而文字则代表语言。读史遇国外文字,须求其语言来源,不可牵强附会,如《马可`孛罗游记》中之狮子,实虎也。盖马不通华语,皆赖西域人口译,语源不同,遂以虎为狮也。九时散,归。十时雪屏携诗条来,十二时乃散。一时就寝。闻今日仅侦察机三架入境,未达市空。
(一九四五年十月)七日 阴历九月初二日 星期日 晴 在南京
七时起。九时在大中华食包面而还。三时再偕子坚、雪屏上街购物,在建康商场为晏儿购织锦衣料一件,价千七百五十元。此两月前昆明阴丹士林布六寸之价也。最贵时每尺三千。六时在一品轩晚饭,三人共用五百五十元。饭后无聊,至茶馆听清唱,寂无一人。候至八时始开场,皆贫苦幼女,其声惨淡。九时归旅社。十时就寝。晚间忽觉伤风流清涕,或连日旅途劳顿而一日下飞机冒雨之故。
〔付早点一○○元,晚饭一八五元,听唱二○○元,小刀一把三六○元,衣料一七五○元,臭虫药一○○元,书报一○○元,洗衣七○元,本日用二八六五元。〕
序
郑天挺先生晚年在《梅贻琦先生和西南联大》一文中曾这样描述西南联大,他说:“三校都是著名专家学者荟萃的地方。……经过长沙临大五个月共赴国难的考验和三千五百里步行入滇的艰苦卓绝锻炼,树立了联大的新气象,人人怀有牺牲个人、维持合作的思想。联大每一个,都是互相尊重,互相关怀,谁也不干涉谁,谁也不打谁的主意,……校内始终是团结的。”(《文化史料》第四辑,一九八三年)的确,联大当时在人事安排上,确实是互相尊重、维持合作的。以联大历史系为例,当时傅斯年即对北大教授姚从吾及郑先生说:“你们都不要作联大系主任,让别人作。”八年中也确实如此,历史系教授间始终团结一致,努力教学。
又如一九四○年初,梅贻琦让郑先生做总务长。郑先生不愿意,他的北大友人亦不赞成。后考虑到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合作局面,这些人又反过来敦劝郑先生就任总务长,以利团结。冯友兰、黄钰生、查良钊、杨振声、施嘉炀还专程上门,留“斯人不出,如苍生何”条而去;后又在周炳琳、傅斯年、蒋梦麟之劝说下,郑先生才正式就任联大总务长一职。且原约仅任半年,不意竟做到一九四六年三校复员。这就是郑先生上文所说的“牺牲个人、维持合作”的思想。
郑先生联大日记手稿基本齐全。他到昆明前两年,主要是承担教学、研究生培养及北大行政工作,日记记录了他在战时的教学、科研情况,也反映了他当时的办学思想及学术见解。一九四○年后,他除教学外又任联大行政职务,工作和会议繁多,记录内容涉及联大教学、规划、人事、行政、三校及对外关系等各个方面;又因他一直住集体宿舍,每日来访者甚多,故也记录不少当时教授们对学校、对政府及对时局的看法。因之对于研究及关心西南联大的人与事,多少有些参考价值。
日记本为自用备忘,并未考虑发表。早在十年前中华书局即建议将此部分日记出版,家属出于多种考虑,未作同意。近年研究西南联大历史与办学经验的学者日多,急于获得相关的第一手资料。而当年联大教师又多已作古,中华书局又再次催促,家属方同意,并将日记手稿交付中华书局编辑部。但这些记录出自七十年前,牵涉到的人和事及关系又多且复杂,故仍不乏顾虑。由于时代不同,环境不同,每人所处的位置不同,所以对事物的理解亦不可能是相同的。因此,希望读者能以历史的眼光看待日记中所记录的人物,以及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一些往事。我们相信,读者亦必会以“同情之理解,理解之同情”的态度来看待这部日记的。
本日记经中华书局俞国林先生,北大校史馆马建钧、郭建荣先生,学友封越健和孙卫国等先生的多方鼓励与热忱帮助,得以出版,万分感谢!尤其是俞先生所在的中华书局编辑部的团队敬业精神,更令人感动!
郑嗣仁
二○一七年九月八日
点校凡例
本书据郑天挺先生日记手稿点校。原稿今存一九三八年六册、一九三九年四册、一九四○年四册、一九四一年二册、一九四二年四册、一九四三年二册、一九四四年四册、一九四五年四册、一九四六年一册,总计三十一册。
日记起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讫一九四六年七月十四日,中阙一九四一年五月至十二月、一九四二年七月五日、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二日至四月十日、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四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其起讫时间,几与西南联合大学相始终,故定名为《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
日记稿纸除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至二月八日、一九四六年一月一日至七月十四日之外,皆郑先生据大纸手裁散页,写好后再装订成册者,故中间偶有错乱,已据时间顺序调整。
日记所阙一九四一年五月至十二月部分,为郑先生曾借与罗常培先生撰写《蜀道难》参考,一直存罗先生处。“文革”期间,罗先生日记并郑先生此部分日记,不幸同时被付之一炬,因此不存。而罗先生《蜀道难》亦按时日铺写,故将该文系于是年之下,作为必要之补充。
原稿自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一年部分,凡遇月则署“中华民国某年某月一日”或“某年某月一日”,次即仅作“某日”;并于日下隔日(亦有隔二日者)注阴历或星期,及天气情况。自一九四二年起,每日皆署“中华民国某年某月某日”,日下并注阴历与星期,及天气情况。为便于翻检,今于年下只系月,月下只系日;后所注阴历、星期等,不作统一。
日记内附有若干学术文章之底稿。凡正式刊发者,今仅存目,文末之跋语则予以保留,并出注说明刊载情况。
日记内附有若干剪报,或粘黏,或散置。凡郑先生未作批点或内容为重大事件而较易检索者,一般仅存其目而略其文。
日记内附有若干来信,或粘黏,或散置,皆附录于相关日期之末。凡未入日记册内之其他重要来信,选择数页置卷首,作插页,以供参考。
日记原为繁体字直写,今改作简体字横排。凡不关涉语义辨析及特殊用法者,皆改用通行简化字,一般不作类推简化。至于日记内所用当时之语词若加非、丘引、很毒、火食、雅片等暨音译之国名、地名、人名等,均未作改动。他若按案、两辆、然燃、假借、叶页、瘥差、作做、傍晚旁晚、彷徨旁徨、版本板本、加仑加伦等当时并用者,亦同此例。
日记原无断句标点,今施以新式标点。盖每日所记之人来我往、开会授课、去赴归还、吃饭睡寝等,所用语词不一,文字长短各异,今之断句标点,亦仅就便于阅读而已。
原稿内小字夹注,或双行,或单行,今统一作单行。
日记内人名字号,用字不一,多同音互作者。遵循“名从主人”原则,凡名、字、号本人有互作者,如立厂立庵、今甫金甫、枚荪梅荪等,俱从原稿;如无互作者,如慰堂(有作渭堂)、序经(有作序金)、觉明(有作觉民)等,则为改正,并出校说明。
日记天眉文字,或是对正文之补充、解释,或是详列当日之收支情况。凡属前者,以〔〕括注,插入正文相应位置;凡属后者,亦以〔〕括注,移入当日之末。
日记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内,每日文末偶附当日开支,其不足一元者记作“笔.二八”、“车.三○”,为便于阅读,于小数点之前补一“○”,作“笔○.二八”、“车○.三○”。
天眉所列收支,其物品如鸡蛋、馒首、梨、胰子等后缀之量词“个”或“块”,以及收支数额后之“元”字(一般仅第一项有,后大皆从略),或有或阙,为清眉目,俱为补足。
稿内阙文,或原有“□”,或空阙。凡原有者保留;无者据空阙字数补“□”,并出校说明。
原稿文字凡遇脱讹衍倒者,尽力改正,并出校说明。凡疑有讹误处,亦为揭橥。
日记称人多以字、号及别称,无字者以名,亦多名、字混用者。他若名同而姓异、名异而误同、此人之字适为他人之名、未详姓名字号用字而以同音字代替等诸多情况,颇滋淆乱,因附《人名索引》并《人名字号别称对照表》,以便读者使用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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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出淤泥而不染 ,采菊东篱下,是中国特有文化现象。因为反感官场之气,只能选择逃避,于是出现所谓清高文人之说。
评分附有《人名索引》并《人名字号别称对照表》,便读便查。
评分西南联合大学1938年正式建校,1946年7月31日停办,在抗日战争时期教学、研究不辍,保存了重要的学术资源,培养了大批未来的学术骨干。对这一过程,郑天挺先生参与始终,始以教授膺聘,自1940年起担任总务长,主持教务、校务等工作。此期间郑先生坚持记日记习惯,其日记起1938年1月1日,讫1946年7月14日,中阙1941年5月至12月、1943年3月22日至4月10日、1945年11月4日至12月31日。其起讫时间,几与西南联合大学相始终。其中1941年5月至12月是记了不慎遗失了,其馀缺失的是未曾记的
评分研治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的核心材料。
评分东西不错好书,非常喜欢跟完美,很喜欢,以后还会再来,助力京东
评分布衣暖,菜根香,诗书滋味长。
评分没什么好评价的,京东就为买个放心
评分词兴起于隋唐的燕乐,至两宋而达到高峰,随后延续于元明,人清后更是呈现繁盛的景象。词最初称为“曲子”或“曲子词”,其文字之词与歌唱之曲本是相互依存、浑然一体的。后来由于众多文人的介人,充分运用和展示了文辞内在的韵律之美,特别是淋漓盎致地发挥了文辞在平仄四声等方面的音乐属性,加之南宋之后官调的失傅,遂使原本为民间艺人歌唱的“曲子词”演化为一种专门讲究文辞平仄四声等声律的长短句参差组合的文学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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