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2024-11-23
从乡村到上海,从北京到欧洲,一个穷苦青年何以成为一代艺术巨匠?
肩负重振中国美术的使命,在战火纷争中颠沛流离,徐悲鸿绘就了怎样的传奇人生?
众人皆知齐白石画虾、徐悲鸿画马,可面对一个简单的追问“徐悲鸿是谁?”恐怕脑海里的骏马已经脱缰而走,徒留一片空白。而在徐悲鸿的学生杨先让心中,徐悲鸿是永远也说不完的。
杨先让1948年考入国立北平艺专(也就是现在的中央美术学院),成为徐悲鸿的学生,在徐悲鸿生命最后的五年(1948—1953)得到他的教导。在本书中,杨先让以学生的视角讲述了徐悲鸿的一生:从徐悲鸿年少时随父习文学艺,独闯上海滩、北京,留学欧洲八年,回国后献身美术事业,到徐悲鸿的美术创作理念、美术教育思想,丰富而曲折的情感经历,他在特定历史时期的艺术追求与选择……
学生记忆里老校长的音容笑貌,来自徐悲鸿亲友学生的口述材料,大量的绘画作品与历史照片,展现了徐悲鸿在艺术家、丈夫、父亲、教师、校长等多重身份下丰富的内心世界和复杂的人生选择,还原了一个真实客观、丰富立体、有血有肉的徐悲鸿。
读完此书,没人会比你更懂徐悲鸿!
杨先让,1930年生于山东牟平养马岛,1939年随家人迁居朝鲜,1944年回国求学,1952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绘画系。曾任人民美术出版社编辑和创作员,文化部研究室研究员,文化部职称评定委员会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版画艺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民间美术学会副会长,中央美术学院民间美术系主任、教授。
曾获美国休斯敦大学亚洲艺术部文化奖、全美华人教育基金会终身艺术成就奖、中国文联第 11 届造型表演艺术成就奖等国内外大奖, 作品被英国大英博物馆、中国美术馆等机构和个人收藏。曾出版著作《黄河十四走》《中国乡土艺术》《与木刻刀结缘50年:我的木刻版画创作历程》《海外漫纪》《艺苑随笔》等。
杨先让写的悲鸿我看了三遍,一遍比一遍好。
——廖静文
文字写得细致真实,应是徐悲鸿传中的shou选。
——郁风、黄苗子
我不是徐悲鸿先生直接的学生,我是杭州艺专毕业的,但是悲鸿先生给我的教育和影响比我所有的老师都深刻动人,我敬他若师长。我有今天,和悲鸿先生的关怀提携是分不开的。
——李可染
1948 年,他患病初愈,由夫人廖静文抱着孩子陪同,在我们学校一角,坐着小板凳,对着某个军官送给他的一匹老马写生。我们站在他身后观摩,他对我们说:“人们喜欢我画的马,其实并不每张都好,所以我要多多写生。”……
——杨先让
缘?起
第一章?成功道路上的四个关键
????一、随父习文学艺(1901—1915)
????二、从上海滩到北京(1915??—1919)
????三、欧洲留学八年(1919?—1927)
????四、献身美术事业(1927—1953)
第二章?感恩报国
????一、教学与国画革新
????二、戴德图报
????三、一生爱才
????四、创作报国
????五、收藏与交流
第三章?独持卓见
第四章?情感世界
????一、蒋碧微
????二、孙多慈
????三、廖静文
第五章?孤鸿既去?静文留声
????一、无私捐献?重拾学业
????二、设馆纪念?著书立传
????三、亲力推广?后继有人
????四、夜夜幽梦?踽踽还乡
徐悲鸿年表
后?记
再版后记
重版后记
附?录?杨先让艺术简历
廖静文曾对我说过:“悲鸿是一位感情十分丰富的人,他爱国家、爱人民,爱艺术如生命,爱朋友、爱自己的学生,爱自己的妻子和儿女。”他是一位感情外露的人,不掩盖、不隐瞒、不虚伪,真切至极。因此他的感情世界,尤其对爱情方面的恩恩怨怨很透明。
徐悲鸿也不同于郭沫若,不同于徐志摩和郁达夫的情感纠葛。他真是应了自己名字的含义,像一只悲伤的鸿雁,东西奔波,刚得到了短暂的归宿与幸福又撒手人寰。
在感情世界里,相识相聚的情节,都是以悲剧告终。徐悲鸿的名字选择得实在不够恰当,无怪乎1934年戴季陶请吃饭,席间忽然问徐悲鸿:“你有这么一个理想的夫人蒋碧微女士,为什么取悲鸿这个名字呢?”徐悲鸿茫然,只好说取此名是在认识蒋碧微以前的事。可是纵观他的一生,悲鸿的名字对他又是那么贴切。
以中国传统观念来看徐悲鸿,他真可谓清贫一辈子,福气远远不及同代名家,更不用说与张大千相比了。当然,人各有志,徐悲鸿追求的并非如此。在人生价值上,他们也无法相比,虽然他们都是好朋友。张大千在1948年来北平探望徐悲鸿,廖静文端上桌的依然是一大碗大白菜炖豆腐,吃得张大千满口称好。廖静文不止一次用遗憾至极的语气诉说,徐悲鸿离世前脚上穿的那双皮鞋是从北平小市上买来的,夏布长衫也是。廖静文还说过:“悲鸿死时,是睁着眼睛的,他是舍不得他的事业,放不下他的小儿女,更不忍心撇下自己心爱的妻子。”
徐悲鸿一生在教育事业上,在艺术创作上,在交友为人方面都是成功的,唯独在爱情婚姻的悲欢离合中,路程极其坎坷,又都是他的真爱与实情编织起来的悲剧,谁也不能埋怨谁。三位聪明睿智的女性,而且又都是善良美丽的佳人,结局却是悲哀的、凄凉的、遗憾终生的。悲鸿啊悲鸿,难道真是上苍在验证你的名字吗?
一年春天,我与廖静文师母在一起时,我说“你们都是悲剧式的人物”。她叹息地说:“恐怕我的悲哀比谁都重。”是的,因为她一直在孤独地为徐悲鸿活着。
徐悲鸿在事业和艺术创作中,虽然花费了惊人的劳动心血,但那是有成就补偿的,那是为人又为己、娱人也娱己的平衡效应。成功与胜利能够滋补体力与精神上的劳累付出,总体是愉快的,是兴奋的。然而徐悲鸿的一桩桩爱情际遇,却是真正无法弥补、心力交瘁、伤身伤神、凄惨分离,是没有圆满结局的绵绵忏情。
对徐悲鸿的爱情生涯,无须去指责谁是谁非。虽然有怨有悔,但都是真正的情爱。真正的情爱是无是非的。
既然留给了人间缕缕情话,被评说是难免的。这里我只想对三位女性作些客观分析,因为她们都是徐悲鸿感情世界整体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可以说,蒋碧微和孙多慈是与徐悲鸿在纠葛中伸展,而廖静文与徐悲鸿的相合则是天作之合。三位女性各具特色,蒋碧微属于享乐型的,孙多慈属于事业型的,那么廖静文应该是属于奉献型的了。三位又都具备着不同的、超乎一般人的风度。只可惜在他们之中,徐悲鸿走得最早。
徐悲鸿也是个普通的人,作为人的力量总是有限的,他已经多能了,但他不是万能者。他创作了一生,并非没有不足和遗憾。正如他桃李满天下、弟子百千,不等于个个是大师,人人是国宝、名家一样。
这里有力不从心处,有不足之处,有败笔,有瑕疵,不可能尽善尽美。尤其一些应酬之作,那些精力与技术达不到之作。不可能一切都在一个人身上完成,因此接力与继承才显得十分重要,众人的智慧创造才显得可贵。只有青出于蓝,后浪推前浪,万事方可发展壮大。
就拿徐悲鸿的马来说,他画了一辈子马,可是他清楚自己不可能张张精品,因而他不停地练习。1948年,他患病初愈,由夫人廖静文抱着孩子陪同,在我们学校一角,坐着小板凳,对着某个军官送给他的一匹老马写生。我们站在他身后观摩,他对我们说:“人们喜欢我画的马,其实并不每张都好,所以我要多多写生。”
徐悲鸿真是谦虚,但是他说得又是十分真切。艺术家不可能每幅画都满意,因此就要笔不离手地多练。
当我们有机会走进徐悲鸿纪念馆,浏览他的众多原作,敬佩之心油然而生。太不容易,他走过的路并不平坦。中国出了徐悲鸿,给中国和世界留下了一笔可观的艺术财富。
1949年后,徐悲鸿主动留在北平,他期望一个新政体的出现,他期待中国能真正富强。1953年,在他去世之前,原来社会上一些弊病得到清除,社会确实出现了安定向上的景象。徐悲鸿作为中国文化艺术代表团成员出国开会、访问,他感到一个新中国在世界上站了起来,他兴奋。他参加社会上各种会议。国歌是他提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代替并通过,我们当学生的为徐悲鸿高兴。他去山东水利工地,被人山人海的冲天干劲感动,他画速写,准备创作新时代的“愚公”。他画奔马相赠以鼓舞士气。他病倒了,愈后组织和带动教员一起作画。当看到教师创出了新作,他为之兴奋。本来用功了一辈子的他,此时怎么甘心落伍?他想先画酝酿已久的题材《风尘三侠》,又想画《鲁迅与瞿秋白》,为此他找鲁迅夫人许广平、弟弟周建人以及瞿秋白夫人杨之华了解情况。将稿子动手放大在画布上时,他还惦念着水利工地上的素材。
缘 起
徐悲鸿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有着重要影响。在创作、中国传统绘画的改革以及美术教育方面,均有卓越建树。
我是在他生命最后的五年(1948—1953)受到他的教导,后来又在他曾经执掌的中央美术学院执教三十余年。在这所中国艺术的高等学府中,很多方面能够看到他的影响。教与学、继承与革新都离不开老院长徐悲鸿的精神和主张。
徐悲鸿的学生众多,第一、二代的学生属于我的师长辈,他们中不少人写过研究和纪念徐悲鸿的文章。目前我师长辈的人,有的已陆续离世而去了,现在剩下我们这第三、四代的学生。如我等较年轻者也已至七旬,对徐悲鸿老院长再不写点什么,一切就晚了,何况近些年来心中对老院长不是没有想谈的话题。
本来20世纪60年代以前,徐悲鸿好像已盖棺定论了,因为他各方面成就显著,没有什么异议。可是到了80年代初,社会走向开放之时,在新一代青年学生中,泛起一股重新评价徐悲鸿的潮流。蒋碧微写的《我与徐悲鸿》,曾在台湾出版,1985年开始在《中国美术报》上连载。这对青年学生来说,好像找到了一个认识徐悲鸿很新鲜的层面似的。再加上西方现代艺术思想的冲击,青年一代头脑中产生了波动。就拿教学秩序一向平稳的中央美术学院来说,有的教员也茫然无所适从了。原有的一套教不下去,新的一套尚未建立,疑云四起,教与学之间出现了彷徨,出现了一种反思和重新比较的倾向。直至80年代中期,教学开始进入明朗程序,简单说,就是将被动局面转向主动,实施敢于面对西方现代艺术,取其优秀者兼容并包的方针。
上面谈到的教学一度动摇,其中包括否定徐悲鸿的教育和艺术方向。当时海外和国内少数美术理论家、画家,集中指责徐悲鸿在20年代没有从欧洲引进现代派艺术,而是将西方即将“落伍”的写实主义引进到了中国,使中国的美术步伐落后世界潮流半个世纪之久。徐悲鸿成了中国美术事业上的“历史罪人”。
遗憾的是,面对如此厚彼薄己的不公平现象,竟少有像样的文章出来从正面回击反驳。
时间是最好的冲刷剂。徐悲鸿的民族气节谁能抹掉?他的功绩谁能代替?他所倡导的美术教育经验,全国美术院校不是照样在执行吗?!
在此期间,使我最为感动的是廖静文。她单枪匹马不顾一切,为徐悲鸿建纪念馆奔走,同时写出了专著《徐悲鸿一生》并出版。这是为宣扬徐悲鸿的艺术和艺术主张,所表现出的最有力最坚强的态度。记得艾中信教授曾说过这样的话:“廖静文当年在徐院长去世时,即向文化部提出自己要去北京大学中文系进修。看来那时她就是为了以后写这本书而做了思想准备。太有心了,可佩。”
后来我知道她的儿子徐庆平在法国留学,毕业论文写的是徐悲鸿的艺术。他回国后与母亲一起,为他的父亲徐悲鸿及其艺术能弘扬国内外,默默地、艰难地工作着。
记得1993年在北京,一个晚上,廖静文师母和庆平徒步登六楼忽然来我家,并带来一包鲜荔枝,为了向我要两幅写意花卉,作为出国举办展览期间应酬之用,用她的话说:“只能求悲鸿的学生帮忙了,总不能拿悲鸿的画去送礼呀。”通过这件小事可以看出她的奔波辛苦和处世之无奈。
尤其我又得知她的小女儿芳芳,在美国也走上了宣传她父亲的艺术道路。这真是一幅十分感人的图画:廖静文和她与徐悲鸿生的一儿一女携手共事,那不止是为了个人和家族,更是为了中华民族的文艺事业在努力奋斗着。
我从美术教育阵线上退下来,几年来居住海外。在讲授中国近代和现代美术史时,必然讲到徐悲鸿本人和他的艺术,并且着墨颇多。这一过程中,我深深地体会到,徐悲鸿像一道门槛,不讲他就不可能迈过去,他确实是一座里程碑,是不可超越的一个存在,影响深远。
身处西方的艺术天地里,你不做比较是不可能的,这种文化艺术上的比较是时时的、处处的,是必然要去做知己知彼的思考。比较思考后,便会感到中国在文化艺术方面有它因祸得福的一面。难道西方艺术发展到今天的诸现代流派,必须成为世界定律,要每个国家的每个人都去遵守吗?这不禁令人怀疑。何况东西方的文化艺术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体系,都是人类文化艺术的宝藏。这么丰富多彩的世界,这么多的国家地区和民族文化艺术,其中有共性,但是相差相异是必然的,是可歌颂、值得肯定的,互相学习交流是必要的,可以各走各的路,何必去规整划一呢?
历史上曾出现过你统一我、我统一你的悲剧,而在文化艺术领域里消灭践踏别国文艺的愚昧现象也存在过。因而更显出文化艺术多元化的可贵性,以及走自己的路、唱自己的调的重要性。
这里不存在民族主义的偏激。持这种坚定不移的信念,回过头来审视自己,才会发现中华民族的文化艺术多么令人骄傲,因为有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艺术,世界才得以更加绚丽多彩。我们没有必要妄自菲薄。
可能身在海外会产生一种空间,可以远距离地对本土文化进行思考。这种思考让我深深地体会到徐悲鸿之难得、重要。他当年也身处国外学习西方,做深入虎穴的艰苦努力,其目的是为了中华民族自己的文化艺术健康发展,这种崇高的精神永远值得尊重。我们中国出一个徐悲鸿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我们太应该去珍视他。因而又深感对徐悲鸿可写的方面太多太必要,应用实事求是的尺码去评说他、研究他。
虽痛惜自己知识的浅薄,情之所至只好跃跃欲试了。况且徐悲鸿老院长生前亲自教过我,我还得到过他的奖励和爱护。今天提笔写他,某些方面,也是为了纪念。徐悲鸿一生的业绩以及他那多彩的感情世界,都是明明了了毫无遮掩,可释可解。
所有这些,都应该在一个前提下被阐述,那就是徐悲鸿一生的成就和对中国美术事业的贡献。离开这个前提去单纯谈他某一个生活层面,必然显得毫无意义。
一代宗师徐悲鸿的出现,是时代的赋予。徐悲鸿是文艺界在近现代中国要奋强、要艰难地与世界争高低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一位有骨气的民族斗士。
这就是我要写老院长徐悲鸿的缘起和动机。
杨先让
后 记
有些事也真不可预测,从来也没有想过我会去写自己的老院长徐悲鸿。去年(1999)春天我作了一次“徐悲鸿的才情与际遇”的讲演,从此得到一个启发,之后花了整整一年时间,断断续续竟写完了十几万字。对我来说简直就是一种情感倾泻,像我的长篇专题发言。
我写的这本书,既不是传记也不是评论,更不是小说,我不知道它应该归属哪一类,但我相信它真实、客观。因为不管怎么说,我们与徐悲鸿之间已相隔了如此的长年月长时间、长距离长空间,因而我们有了再审视、再认识这位大师的良好条件。
……
2000年底,我在美国休斯敦写完了这本书,纽约《侨报》从2001年1月10日开始到2001年7月7日以《徐悲鸿艺术历程》为名,连载了整半年之久。郁风和苗子看了,于2001年11月20日来信说:“……文字写得细致真实,应是徐悲鸿传中的首选。”他们是徐悲鸿几十年的好友,并建议书名是否改个较活泼些的,如用:飞鸿爪印……这给我很大的鼓励。于是文化艺术出版社在2002年2月以《徐悲鸿》题名出版了,给我删了不少。就这样,我的老师冯法祀先生见了我说:“杨先让你立了大功了。徐悲鸿学生不少,而这本书由你写了出来,写得好!”2005年徐悲鸿110年诞辰纪念,《徐悲鸿》八集电视纪录片撰稿人傅宁军给我打越洋电话,说:“我手中拿的就是你的《徐悲鸿》一本书,它最真实。”后来廖静文馆长对我说:“你写的悲鸿我看了三遍,一遍比一遍好。”这都是我料想不到的。
在我有生之年,能对我的恩师徐悲鸿老院长尽一份心,将是莫大的欣慰和荣幸。……
杨先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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