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郡邑之盛:明清江南治所城市研究》为国家社科后期资助项目。随着经济的高度发展,随着城市文化研究的勃兴,对明清时期江南城市/城镇的研究热潮也应运而至。海内外的学者多有涉及,比如樊树志、李伯重、包伟民、王家范、唐力行、范金民等著名学者老一辈学人,都有文章或专著来研究明清江南地区的城镇;又如施坚雅、伊懋可、松浦章等海外学者也多对此领域建树不少;再如台湾学者巫仁恕等的著作,也都是今年来对明清江南城市研究的力作。但这些著作的研究对象,大都集中在明清时期的苏州、杭州等一级城市,而对于中低级城市,由于研究资料的匮乏等客观难题,一直没有进展。这也是困扰学界十余年的一个课题。
《郡邑之盛:明清江南治所城市研究》作者黄敬斌,利用历史学、历史地理学和经济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深度挖掘史料的基础上,利用新方法,整体研究对明清时期江南治所城市做了研究,推进了学界的研究,填补了学术空白,具有学术价值和出版价值。
作者简介
黄敬斌,1975年1月出生于江西省兴国县,先后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学院、复旦大学历史系,获经济学硕士、历史学博士学位。曾任教于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2006年至今任教于复旦大学历史系。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江南城市与市镇史.著有专著《民生与家计:清代至民国时期江南居民的消费》(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在《复旦学报》、《近代史研究》、《文史哲》、《史林》、《史学月刊》、《城市史研究》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20余篇。
目录
序言:江南的早期城市化
绪论
上编 城墙与街区:江南治所城市的地理形态
第一章 “规划情结”与“城墙视角”——中国城市形态史研究中的规范认识
一、城市形态史研究中的“规划情结”
二、“城墙的束缚”抑或“城墙视角”的束缚
三、近年来国内城市形态史研究的进展
第二章 江南治所城市的地理形态
一、研究方法与资料的说明
二、江南的城市形态:个案分析
1.苏州府
2.松江府
3.太仓州
4.常州府
5.嘉兴府
6.湖州府
7.杭州府
三、结论:江南城市的“规划”与“有机生长”
1.江南城市的形态类型
2.有机生长型城市的形态特征
3.城市的规模与等级:基于建成区的考察
下编 明清至近代江南的城市经济与市场体系
第三章 生产与贸易——江南治所城市的经济职能
一、关于中国城市经济属性的讨论
二、江南治所城市的聚落起源
1.城堡之前:集镇或村庄?
2.江南城市起源略考
3.设治的模式:经济与行政的统合
三、江南城市的手工业与商业经济
1.城市:生产中心
2.城市:市场与贸易中心
第四章 近代江南的市场层级与城镇体系一一以嘉兴、湖州地区为中心的考察
一、江南城市与市镇的经济层级:宏观印象
二、近代嘉兴、湖州地区的城镇体系与经济面貌
1.嘉兴、湖州地区城镇体系的发展
2.城镇人口及商业规模
3.中心商品与中心服务的层级
三、嘉、湖经济区的“城市与地方体系层级”
l.嘉兴县
2.平湖县
3.吴兴县
4.长兴县
5.分析与综合
结语
附录江南城市历史地理的若干问题
引用文献目录
后记
精彩书摘
《郡邑之盛:明清江南治所城市研究》:
当然,一般而言,历史地理学者在这个问题上的表述要谨慎得多,而且无论在国内还是海外,反思性的研究和论述都已不少。其中,芮沃寿关于中国城市“宇宙论”的讨论尤其值得注意,尽管在文章的开篇,芮氏仍论称:“纵观中国城市建设的漫长历史,我们发现在城址选择和城市规划上,存在着一种古老而烦琐的象征主义,在世事的沧桑变迁中”,“始终不变地沿传下来。”但在具体论证之中,他实际上却证明,这种“象征主义”观念虽然一直流传,其影响力却未必普遍,即使在历代都城的建造之中,其影响也相当有限。例如,汉都长安就基本上反映不出这些象征主义观念,以《考工记》为代表的“都城的核心宇宙论”要晚到西汉末才被“拼凑”出来,它虽然对隋唐长安城的规划者“分明具有权威,然而这种权威却也有限”,“在需要作出抉择的时候,实用主义的考虑——方便、功能区划分、易于治安管理——就超过古制的规定”。某些都城(特别是宋代的两座都城)也许根本不具有太多的“规划”色彩,而更接近于“自然”形态。只是在蒙古人统治结束后的复古主义思潮里,明清北京城才被建造为最为接近“古典宇宙论”的形态。②
认真探讨过中国城市形态,尤其是都城以外的大量地方治所城市形态的学者,也多意识到实证证据与传统观念之间的抵牾。多数学者已经意识到,在城郭的形状、街区的布局、重要建筑物的分布等方面,传统中国城市实际上具有多种形态,且存在明显的地域上的差别。如章生道指出,中国古代城址的外形有正方形、长方形、圆形、卵圆形、圆菱形及完全不规则形,方形城墙在华北和西北“比中国其它地方要普遍得多”j而在广大南方地区,“背离矩形的城墙较为常见”;复式城墙在“全国所有地区都可以见到”,而且其具体形式多达五种类型;就城门、街道体系、城内外土地利用等方面而言,也存在各种不同的形态。然而,这些细致的观察总的来说并不能让学者们放弃关于中国城市“规划性”的传统看法,章生道即坚持,“中国古代的城治外形通常呈正方形或长方形”,完全不顾这一论断运用到不同地区时可能产生的严重误解,此外,在谈到“城治形态”的其他问题时,他也一直坚持使用“规划”一词,将城市形态的各种不同特点均视为人为设计的结果,只有“城门外附郭的发展”乃是“一种有规则的例外”。
另一类型的反思起源于著名的“唐宋城市变革论”,最初由加藤繁在比较隋唐长安城与北宋开封城在地理空间、街区布局、市场特征等方面的差异时提出,后来由伊懋可、斯波义信、施坚雅等学者总结为“中世纪城市革命”学说。据施坚雅的总结,“中世纪城市革命”中涉及治所城市形态变化的主要因素为:放松了每县一市,市须设在县城的限制;坊、市分隔制度消灭,而代之以“自由得多的街道规划,可在城内或四郊各处进行买卖交易”;有的城市在迅速扩大,城外商业郊区蓬勃发展。这种观点并非针对城市形态的研究而发,它也不否认宋代以前的城市具有较严谨、方正的规划和整体封闭的特点,但至少对于宋代以后的城市,它认为“自由发展”的特点已经较为突出,“规划”色彩相应减弱。
……
前言/序言
城市古已有之,中国亦然。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教授赵冈研究中国城市发展史,把中国城市发展划分为三个大阶段。从城市兴起到宋朝是第一阶段;从宋朝到十九世纪中叶是第二阶段;他认为十九世纪中叶五口通商以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转入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即第三阶段,沿海各大商埠相继开辟,近代化工业逐渐兴起,再加上政治不安定,迫使人口向沿海商埠集中,涌现出一批新型城市。
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施坚雅研究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从人口密度、劳动分工、技术运用、商业化和地区内部贸易、地区间贸易、行政等方面,探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城市化,以及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城市化。
可见当代官方与民间既兴奋又诟病的城市化问题,早已有之,并非现今时代所特有,当然也并非始于十九世纪中叶。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所反映的北宋都城东京的繁华景象,就是当时城市化的浓缩写真。这一切,与宋朝的商业革命密切相关。
费正清与赖肖尔合著的《中国:传统与变革》说:宋朝经济的大发展,特别是商业方面的发展,或许可以恰当地称之为中国的“商业革命”。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说:除了文化上的成就,宋朝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这种对历史解读的方式,不仅令人耳目一新,而且言之有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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