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解读《史记》就是正确解读中国历史,读懂《史记》从本书开始。
★“汉学诺贝尔”儒莲奖得主、京都学派史学泰斗宫崎市定研读《史记》六十年经验结晶,借大师之眼读懂《史记》。
★问世38年长销不坠,文库本加印20次,畅销10余万册,日本人靠它读懂《史记》。
★仅有的分体例全面解读《史记》的著作,本纪、世家、表、书、列传逐一解读,阅读《史记》的*入门书。
★清华大学教授何兆武、复旦大学教授钱文忠、南京大学教授张学锋联袂推荐。
司马迁撰写的《史记》是中国*部正史,它生动地描绘了古代中国的社会与人。《史记》诞生后,中国几乎没有能够*它的史书,评论《史记》几乎与评论中国的整个历史有着同等的价值。《史记》不仅在中国影响深远,它在日本也随着遣唐使传入后广为流传。经过六十年的钻研,宫崎市定从《史记》的成书到结构全面解读这部伟大的名著,著成这部*的《史记》入门经典。
在本书中,宫崎市定展现了他独特的《史记》解读法。他对于司马迁在体例上的变通赞赏有加,认为“体例的设立应当是为了记述的便利,如果因为体例的存在而受到束缚,无法从心所欲地下笔,那就是世界上*傻的事了。”对于《史记》的叙事手法,作者发现其中文学价值较高的篇目,都遵循着中国古代诗歌一般“起承转结”的结构,并且推测可能受到了古代戏剧形式“偶语”的影响。此外,本书中时常夹杂着作者对司马迁的简评,虽是只言片语,却生动风趣,尽显智慧。
在充分了解作者司马迁的人格与经历、《史记》的结构与风格之后,宫崎市定读出了《史记》中展现的真实的古代中国。那是一个如同古希腊、古罗马一般的古代市民社会。民众的主体,是居住在城郭里的自由民。他们每天早早地走出城门,在自家农田里辛勤劳作,日落时分回到城里休息。在这里,他们不再被一个词语或者几行文字所概括,他们是真正鲜活地存在过的人。
序章 日本古代史中的不可思议之事
第*章 七支刀研究的回顾
第二章 七支刀铭文研究分论
第三章 七支刀铭文的影响
第四章 七支刀铭文的源流——长文刀铭流行传播的轨迹
第五章 五世纪的东亚形势
后记
参考文献
文库本后记
译后记
宫崎市定(1901—1995),日本历史学家、汉学家,京都学派史学集大成者,公认的京都学派第二代领军人物。1922年进入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学习,师从内藤湖南、桑原骘藏等人专攻东洋史,1936年赴法留学。1944年任京大教授,先后任巴黎大学、哈佛大学、汉堡大学等客座教授。曾荣获有“汉学诺贝尔奖”之称的儒莲奖、日本学士院奖和文化功劳者奖章。在日本和国际汉学界,他的著述被广为阅读和引用,司马辽太郎、松本清张等都是他的书迷。代表作有《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科举》《东洋的近世》等。身后,《宫崎市定全集》共二十五卷出版,几乎包括汉学全部领域。从社会结构、政治体制、经济型态、文化性质、权力关系、政府组织各方面对汉文化的发展进行了深刻的研究。
哎呀,这样一来,七支刀(的谜团)也解决了。
——内藤隽辅(日本历史学家、冈山大学教授)
(宫崎市定对七支刀的解读)是千古不易的铁案。
——松本清张(日本著名作家、日本古代史学者)
宫崎市定……能将精密的个案实证研究与阔达雄浑的通史叙述紧密结合, 堪称稀有。
——岩波书店
将七支刀铭文中模糊不清的制作年代,由通常认为的西晋“泰始四年”,解读为南朝刘宋“泰始四年”,这是一个视野广阔、学养深厚的东洋史研究者独具的慧眼,五世纪东亚世界的脉动因此跃然纸上。
——张学锋(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宫崎市定如同名侦探柯南一样,以镜头带领着读者若惊若喜若疑若惧地目睹案件出现,随着大侦探一同着手搜集证据,闯过难关,经过深思熟虑而走向我们认为*合适的解决方向,直到*后答案从历史之谜的背后浮出。
——林晓光(浙江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从东晋到南朝
雄略天皇被比定为中国史书《宋书》中出现的倭王武,倭王武也是所谓倭五王中的最后一位。五王从最初的倭王讚到最后的倭王武,都与立国于江南的南朝刘宋之间保持着相对于前后时代更为密切的外交,这是非常特殊的现象。在中国所谓六朝时期,立国于江南者,从东晋开始数起经历宋、齐、梁、陈虽然共有五代,其间为何到了刘宋才与日本有了外交关系?解开了这个疑问,就能对当时东亚国际关系的演变大势有一个大致的理解。
两国间要建立外交关系,必须以两者间存在共同的利益要求作为前提,并且需要某种特别的契机来促进。那么,时值公元5世纪,日本的大和朝廷和中国以长江流域为中心的江南政权,分别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为了说明这个问题,首先从中国的形势说起比较方便,毕竟握有东亚主导权的就是中国。
我的七支刀研究诞生于一段奇妙的机缘。
每年的11月3日是我们东洋史研究会召开大会的日子。作为会长,我必须在固定的日期、固定的时刻致开幕词,二十年来年年如此,终于没有了可以说的内容。既然这样,仅仅宣布开幕后就退场似乎是一个好主意,但这其实也是行不通的。也许是作为庆祝日的活动,大家都有些精神松懈的缘故,早上所能聚集的人数很不乐观。人数过少对于发表者而言未免窘迫,所以干事方面拜托我尽可能把致辞拉长,从而争取些时间。
这一过程中我终于领悟到,学会的开幕词可以不同于婚礼的祝词和学校活动的致辞。如果稍稍披露一些学问方面的逸事,对于听众来说也许多少能够有所裨益。
于是我就要考虑说什么,话题还是不与演讲者的发表内容交叉为好,这样既安全又不失礼貌。昭和五十四年(1979)的时候,我首次提及七支刀铭文的读法,以之前的想法为基础,大约花去了十分钟的时间。一旦在公众面前发表,自然就如同成为自己的研究课题,萦绕在脑海里。
到第二年大会的时候,又会出现许多需要修订的部分,于是就有了新的话题。
七支刀是日本古代史上无法避开的重要问题,同时也与东洋史有着密切的关联,所以我从很早开始就对此颇为关心。学问上的课题一旦集中到了一点,就会越挖越深。从那以来经过多次增补,到昭和五十六年(1981)年末大体得出结论,自信没有太多问题了,于是下决心把主体部分整理成一篇简短的论文。然而一旦着手,执笔过程中又不断有新的发现。这篇论文于昭和五十七年(1982)发表在《东方学》杂志的第六十四辑上。
众所周知,收藏在大和石上神宫的七支刀是一把历史悠久的宝刀,相传是神功皇后时代传来的。刀身正面有错金铭文三十四字,背面有二十七字,但都剥落严重。幸而百余年来经过前人的不懈努力,铭文的十之八九都得以解读,问题是剩下的部分,其中还包含着至关重要的文字。因此,为解读剩余文字而进行的最后努力至今仍在继续。
我的七支刀研究主要是文献学性质的研究,但这绝不意味着将考古学的、即物性的研究置之度外。
昭和五十五年(1980)十月,奈良县立橿原考古研究所附属博物馆为庆祝新馆开张,举办了“大和出土的国宝和重要文化遗产展”。听说七支刀也在公开陈展之列,我便欣喜地前往参观。但是我的期待落空了,七支刀被放置在竖长的玻璃柜中,照明产生了反光,视线很差,除去早已发表的字形外,并没有什么新的发现。
靠肉眼凝视所能完成的工作已经到达极限了。能够看到的都已经看到,今后只要不是猫眼、鼠眼之类,恐怕很难产生新的见解。尤其是昭和五十七年(1982)二月出动了NHK调查班,首次尝试了X光透视,但据说也没有获得任何新的发现。现在的问题在于,用什么样的方法将至今看到的内容充分利用起来。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必须承认问题已经转移到了文献学研究的领域。
就像填字游戏中预想到某个意思后在空格中填入文字,或者是猜数字游戏中从理论上补出缺少的数字一样,这里所说的文献学研究就是根据铭文本身的性质,利用汉文中的惯用文体等制约因素,反向推理出所需要的文字。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人们往往将研究的态度、方法分为三六九等,并带入对结论的评判之中,这样的倾向在日本尤其明显。过去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就是以这样的方法,武断地抹杀了古人和前人的成果,但一旦被问起自己有什么样的业绩,结果只能是哑口无言。
在我的学生时代,学界关于法隆寺重建非重建的争论正如火如荼地展开。非重建说一方大多是建筑史家和考古学家,他们主张自己的学说是建立在研究实物基础上的写实性研究,而不像主张重建说的喜田贞吉博士那样,只是出于文献学的空论。加上将日本国宝的年代尽可能断定得古老这一爱国心的驱使,从形势上来看,学界的舆论明显有利于非重建说,重建说甚至沦为了喜田贞吉博士个人的学说。
但是结果如何呢?五六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已经探明了比现在法隆寺更早建成的若草伽蓝的境内全貌,再也没有人质疑喜田博士的结论。我认为,在这场论战中整个日本学界可谓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学问就该从纯粹学问的角度去评判其成果正确与否,如果基于派系、形势、路线而主观臆断,那是对学问的亵渎。
法隆寺非重建说号称是写实性的,但实际上毫不写实,一旦展开真正写实的调查,他们的谬误自然就大白于天下。我们不应该从一开始就拘泥于写实性的还是文献性的,而是在统揽全局之后,再冷静地判断哪一方更为合理。
七支刀是制作于距今一千几百年前的古物,其保存状态绝不能说良好,所以有若干文字完全剥落而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可以说是理所当然的。无论采取怎样的手段,已经消失的东西就再也看不见了,但看不见不意味着要放弃研究。
研究中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起初看起来十分顺利,中间却在某一个点上碰壁。当无论如何都难以继续前进,只能不停地原地踏步的时候,只要改变原有的方向,动摇至今为止的常识,就一定能够找到全新的方法来把握前进的线索。这就是七支刀研究的现状,我想为此提供一种方案。
昭和五十八年(1983)六月
宫崎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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