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曾纪鑫“历史的在场性”写作成果
考究历史现场、相关遗址
还原事实,揭示真相
让人物复活,彰显弹性与张力
内容简介
本书叙写、读解的十一位历史人物,有被后世誉为“智绝”的诸葛亮,创作世界首部茶书的陆羽,“集大成而绪千百年绝传之学”的朱熹,七下西洋的郑和,编撰《本草纲目》的李时珍,“睁眼看世界的人”林则徐,面临时代巨变作出“另类抉择”的萨镇冰,不惜生命高风亮节的瞿秋白,还有“半截子英雄”李自成以及作者笔下少有的女性人物——肩负和亲使命的王昭君、文成公主。他们都是当时的英杰,其成就往往就是一座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的山峰。
作者除大量阅读、考证外,还前往这些历史人物的故居、墓葬、纪念馆以及相关遗址,考究故迹,还原事实,揭示真相,感悟历史,以点带面,探寻价值,阐释意义……这种“历史的在场性”写作,使得作者笔下的人物,极富弹性与张力。
作者简介
曾纪鑫,国家一级作家,《厦门文艺》主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厦门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发表各类体裁作品数百篇,出版专著二十多部,多次获国家、省市级奖励,著作进入全国热书排行榜。其作品被报刊、图书广为选载、连载,部分作品入选面向21世纪课程《大学语文》教材,被全国媒体广泛关注、评论。享有实力派作家、学者型作家之称。
代表作有文化历史散文《千秋家国梦》《历史的刀锋》《千古大变局》,长篇小说《楚庄纪事》《风流的驼哥》,长篇历史人物传记《大明雄风:俞大猷传》等。
精彩书评
曾纪鑫是中国早期写作文化历史散文的作家之一,他是一位有现实关怀和历史责任感的作家。他的文化历史散文偏重于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现代认识与评价,不仅具有丰富的历史知识,更富有当代作家的人文情怀,是中国近年来散文写作重要的收获。
——谢泳(著名学者,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
曾纪鑫的文化历史散文显示出丰富的历史知识、开放的文化思想、敏锐的人文触角、纵横捭阖的叙述技巧以及流畅有力的语言风格,大视野、文化味和历史感构成了他的文化历史散文的独特性。
——林兴宅(著名文艺理论家,象征论文艺学倡导者)
曾纪鑫的文化历史散文风格刚健硬朗,是“学、行、思”的统一,是史笔、诗情与哲思的会通,达到了“人性、民族性与现代性”的融合,是非同凡响的跨文体写作,是新千年中国文化历史散文的重要收获。
——李钧(著名文学评论家,曲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目录
王昭君:边塞秋风
面对艰难而痛苦的抉择,昭君深明大义,以其个性的丧失、个体的压抑为代价,弥平了华夏、匈奴之间的对抗与冲突,弥合了两个民族曾经有过的伤痕。
诸葛亮:走出古隆中
诸葛亮虽然走出了古隆中,但终其一生,也未能走出“隆中意识”,他自从走出隆中后便一次也没回过隆中。
文成公主:高原壮歌
能回而不回,思归而不归,文成公主的内心,便在这没有止境的思念与决绝、牵挂与抛舍的两极间,做着无以解脱的痛苦撕扯,直到三十年后身染恶疾,抱病而逝,被藏族人民尊为绿度母。
陆羽:茶韵仙骨
陆羽仿佛为茶而生,他的清贫生活、习儒诵经、东奔西走、辗转磨难、艰辛坷坎……一切的一切,都为了一个字:茶!
朱熹:理学的拓展与困境
朱熹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也是一个具有抽象意义的符号,更是一个由许许多多的侧面与层次,包括正面与背影所构成的复杂综合体。
郑和:七下西洋的悖论
大海虽然充满了风浪、颠簸与险恶,但也给了他权力、自信与荣光,他深切地感到,海洋才是他建功立业、自由挥洒的广阔天地。
李时珍:医中之圣
若从三十五岁那年挥毫写下“本草纲目”四个大字算起,这部医书,整整耗去了他二十七年时间。后半辈子光阴,二十七年心血,就这样变成了一个个浸透纸背的密密麻麻的墨迹。
李自成:英雄的出路与末路
作为一个当初唯求生存的下岗驿卒,李自成根本就没有想到有朝一日会成为各路农民起义军的领袖。
林则徐:睁眼向洋看世界
林则徐对西方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相当艰难而痛苦的转变过程,由“通时务”变为“通夷务”,从严禁鸦片过渡为奖励通商,最后发展为“师夷长技以制夷”。
萨镇冰:时代风云中的抉择
萨镇冰是一个拎得起、放得下的人,他没有机心,视名利如敝履;他清心寡欲,鳏居了大半辈子;他生活简朴,不为自己与家人谋取私利……同时,他完全称得上一名具有血性与良知的军人。
瞿秋白:真实的灵魂
前面已是绝壁,路已尽,灯将灭,他无法再生,可在回望来路时,尽管“枉费了一生心力在我所不感兴趣的政治上”,不是那么尽如人意,与完美更是相距遥远,可他不觉得可惜,不觉得后悔
精彩书摘
朱熹:理学的拓展与困境
一
说实话,我以前一直不喜欢甚至有点讨厌朱熹。
这种不喜欢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他的形象,在我心中,总是那么一副引经据典、教化他人、迂腐古板、枯燥乏味的模样;二是他的虚假伪善、言行不一,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另外一套。朱熹无时无刻不在强调“革尽人欲,尽复天理”,可据同僚揭发,他不仅引诱两名尼姑为妾,还使得一名寡妇怀孕。朱熹无法抵赖,只好向皇帝谢罪,自我贬抑一番,说自己是“草茅贱士,章句腐儒”,只知“伪学之传”,不识“明时之用”,这才得以过关;三者,便是经由朱熹等人由儒学改造而成的理学,对整个民族的桎梏与戕害。“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礼教,束缚了中华民族的创造与个性,无数女子的美丽青春与宝贵生命,在“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摧残下,如鲜花般凄然飘落、凋零委地,理学所倡导的伦理道德实则只有幼辈道德、家庭道德与国民道德,而无长辈道德、社会道德与政府道德,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追根溯源,这种认识与心态的形成,我以为在很大程度上与20世纪70年代初我的中学时期有关。那时候,正赶上轰轰烈烈的“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运动,朱熹作为“孔子第二”的儒家领袖、反动道学家,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批判,其声讨之猛、攻击之烈,几乎无所不用其极;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可能达到了空前绝后的地步;其创伤之巨、影响之深,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比拟……一颗年轻的心,接触的全是从历史深处翻拣而出的关于朱熹的破烂玩意儿、反面渲染及不良影响,对他产生恶感,也就不足为奇了。
其实,我年轻时所认识的朱熹,只是他那漫长人生中的一个侧面而已。朱熹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也是一个具有抽象意义的符号,更是一个由许许多多的侧面与层次,包括正面与背影所构成的复杂综合体。所谓正负相生、正反相依、真伪相伴,只有具备多重视角、多种维度,才有可能见到一个丰富的、立体的、完整的朱熹。
然而,早年形成的观点、产生的情感、打下的烙印是那样深刻,需长时间地弥合与校正,才有可能走向客观、真实与全面。
有段时间,我曾有缘对朱熹的学说与思想进行一番了解与研究,然后,我不得不发出一声“博大精深”的浩然长叹。除读书之多、著书之多、书中所涉问题之多无人企及外,我敢说,朱熹还是中国古代唯一有别于传统思维模式,将抽象与思辨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并构建了庞大知识结构与认识体系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从理性上认识、折服是一回事,而感情的认可与接纳却又是另一码事。只要想到朱熹,我眼前浮现着的,总是一副脸皮紧绷、俨乎其然的腐儒形象。直到2003年7月游览武夷山时,读到朱熹描写武夷山九曲溪的长诗《九曲棹歌》,这才发现他那有别于古板刻薄、不苟言笑的另一侧面。
朱熹在武夷山生活、著述、讲学长达四十多年,与武夷山有着难以割舍的深厚情缘。著名历史学家蔡尚思曾题写道:“东周出孔丘,南宋有朱熹;中国古文化,泰山与武夷。”武夷山之于朱熹,正如泰山之于孔子,既是他们的生命之源,也是他们学说的发祥之地;泰山、武夷山是两座自然的巍峨山峰,孔子、朱熹则是中国古文化的两座巍峨山峰。长期浸润在秀丽的山水之中,朱熹也会时不时地从他所构筑的理学天地中挣脱而出,将“非礼勿视”那一套东西抛诸脑后,恢复本真的天性与率性。站在长达二十华里的九曲溪畔,面对一碧如染的溪面,耳听潺潺流淌的水声,体味九曲十八弯的回环韵致,朱熹的生命也贯注了一股少有的灵动,而随风飘来的悠悠山歌更是拨动着他的心弦,创作激情与沸腾的血液在胸间一同鼓荡,清新隽永、轻盈跳跃的诗句不禁脱口而出:“武夷山上有仙灵,山下寒流曲曲清。欲识个中奇绝处,棹歌闲听两三声。一曲溪边上钓船,幔亭峰影蘸晴川。虹桥一断无消息,万壑千岩锁翠烟……”吟罢一曲吟二曲,曲曲写来,极尽山转水曲之奇妙,一直吟完九曲,朱熹才意犹未尽地收煞。
呵呵,这位朱老夫子,原来也有性情中人的时刻啊!
其实,朱熹还有两首广为流传的短诗,一为《观书有感》,一名《春日》,却被我有意无意间遮掩在记忆的深处了。关闭的闸门洞开,熟记的诗句不禁奔涌而出——
《观书有感》: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春日》:胜日寻芳泗水滨,天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语言平易,形象生动,色彩绚丽,清新活泼,情景交融……其中哪有半点酸腐的味道与学究的影子?仿佛突有所悟,原来,这就是映照朱熹另一侧面的一块镜子呢!
武夷山归来,当我再次打量、审视朱熹时,他的全身竟然多少透着点令人喜爱的率性与活泼,面容露出了几抹微笑,目光有了几分慈善,雪白的胡须不再是威严的象征,也有了飘逸与潇洒的味道……
往日的成见逐渐远去,平和的心态、冷静的叙述与客观的评价似乎触手可及,我感觉着可以写写朱熹了。
瞿秋白:真实的灵魂
当死亡真正降临时,瞿秋白还是感到了一种本能的对人生的依恋与执着。
红军主力决定转移,秋白收拾好行李,准备和大家一起长征。据吴黎平在《忆秋白同志相处的日子及其他》一文中所叙,当瞿秋白突然得知自己将要继续留守苏区时,神色黯然,“心情有些激动,但没有吭气”。会后吴黎平邀请瞿秋白到他家吃饭,“秋白同志那天酒喝得特别多,奋激地说,你们走了,祝你们一路顺利。我们留下来的人,会努力工作的。我个人的命运,以后不知怎么样,但是可以向战友们保证,我一定要为革命奋斗到底。”红军主力撤出苏区后,国民党必将以十倍的疯狂进行报复,把一个重病在身的党的高级领导人留下意味着什么,大家心里都十分清楚。然而,党性原则极强的瞿秋白除了服从外,终究是什么也没说。但透过神色黯然、一声不吭、大量喝酒等神态举止,我们还是多多少少窥见到他那复杂的真实心态。秋白知道,他在“历史上犯过错误”,是路线斗争的牺牲品,心胸狭窄的当权派王明等人,是不会将一颗随时可能引爆的“炸弹”带在身边的。当然,他们防备了瞿秋白,却疏忽了当时也是重病缠身的毛泽东,一场“遵义会议”,就将一部中国革命现代史给全部改写了。
1935年初,国民党以十万多正规军的绝对优势兵力,还有空军的协助,向坚守苏区的少量红军发动大规模进攻。红军伤亡颇大,决定采取化整为零的方法分头突围。而此时,瞿秋白的肺病也愈加严重了。中共中央分局决定派出一个警卫排,护送瞿秋白从瑞金突围转移,取道香港赴上海就医,同行的还有何叔衡、邓子恢及身怀有孕的项英妻子张亮。
1935年2月11日,瞿秋白一行化装成商人及眷属离开江西瑞金,18日抵达中共福建省委所在地汤屋,并在那里住了两个晚上。瞿秋白直到临死前都没有想到,正是汤屋的逗留给他的人生埋下了隐患与祸根。为保证瞿秋白等人的生命安全,福建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万永诚又抽调了二百多名战士沿途护送。在汤屋,苏区中央政府妇女部长周月林也加入到这支队伍之中。他们昼伏夜行,安全地通过了敌人一层又一层严密封锁,于2月24日拂晓渡过汀江,来到福建省长汀县濯田区水口镇小迳村牛桩岭附近时,阴沉的天空突然下起了大雨。一连四天,他们攀山越岭,秘密行动,处于高度紧张状态,早已疲惫不堪。加之一路行来,并未遇到什么危险,也就放松了警惕,决定吃个饱饭,避避雨,休息调整一下,下午继续上路。没想到一时麻痹,酿成无法挽回的惨重后果。他们正在山上一户人家吃饭时,被地方武装保安团发现,立时遭到围攻。邓子恢突出重围,何叔衡壮烈牺牲,瞿秋白因身体虚弱、行动艰难不幸被俘。
瞿秋白与同时被捕的张亮、周月林按事先的化装及准备好的口供应对审讯。秋白说自己名叫林琪祥,三十六岁,江苏人,肄业于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曾在上海经营旧书店与古董生意,后又学过医术,在游历漳州时被红军俘虏,送到瑞金后在红军总卫生部任过医生、医助、文书及文化教员等职。而张亮则是一名被红军“绑票勒索”的香菇客商老婆,周月林为红军护士,她们俩自然都用了化名。
瞿秋白被俘不久,便被押解到上杭监狱。因从瞿秋白身上搜出黄金、港币等贵重物品,且随行人员大多携有驳壳枪,保安团怀疑所谓的林琪祥极有可能是一员共产党“要人”。然而,不论敌人如何严厉审讯、酷刑逼供,瞿秋白始终坚持最初口供,一口咬定自己就是林琪祥。因为事先有过可能被捕的心理准备,所以瞿秋白的年龄、外表、气质不仅与扮演的林琪祥这一角色十分吻合,其心态也相当从容,敌人几乎找不到任何破绽。于是,他们准备放人了,只要瞿秋白写信给上海的朋友证明身份,或是在当地寻觅铺保,以证明自己与共产党确实没有关系,就可以开释。
鲁迅、周建人、杨之华收到瞿秋白以林琪祥名义写来的信,得知秋白落入敌手,立时采取营救措施,找铺保,汇钱寄物。
然而,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4月10日,福建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万永诚遭敌袭击牺牲,其妻徐氏被俘,经不住敌人严刑拷打,供出了在濯田地区抓获的俘虏中,就有共产党的第二任领袖瞿秋白。因为瞿秋白一行在汤屋停留时,曾受到万永诚夫妇的热情接待,徐氏自然知道瞿秋白的行踪。
当年指认瞿秋白的郑大鹏是一名被俘的苏区收发员,他虽然没有担任红军要职,但因工作关系认识瞿秋白。投降变节的郑大鹏于暗处证实,所谓的林琪祥确系共产党前任领袖瞿秋白。
于是,情势急转直下,瞿秋白作为要犯于1935年4月25日左右解送到设于长汀一中的国民党36师师部。以防意外,上杭方面派出一个连押送,36师派出部队中途接应。
瞿秋白刚被敌军抓获时,采取的态度是积极求生,期望等待。而身份一经暴露,秋白反而有了一种如释重负之感,他对审讯的敌人坦然一笑道:“既经指认,也就不用‘冒混’了,我就是瞿秋白。我在上杭的什么‘林琪祥’、‘上海人’之类的笔述口供,就算是作了一篇小说一样。”
瞿秋白心里比谁都更加清楚,身份确认后无非面临两种结局,非死即降,二者必居其一。降非所愿,那么只有待死一途了。当希望破灭,早已作好赴死准备且曾经多次徘徊在死亡边缘的瞿秋白,也就彻底打消了一切生还努力……
……
前言/序言
历史的在场与弹性
历史已成过去,它就在那儿“呆着”。正如仓央嘉措《见与不见》所言:“你见,或者不见我/我就在那里/不悲不喜……”(一说作者为扎西拉姆?多多)只有后人介入其中,“死”去的历史才会“复活”。这种介入,即所谓“历史的在场”。于是,逝去的历史,由静止而运动,由客观而主观,由零度而深度……就这样以一种无可比拟的鲜活与生动,呈现在我们眼前,变得具有一定的价值意义与感情色彩——经验或教训,美好或丑陋,亲切或厌恶……
当然,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种介入所呈现的弹性,虽然可伸可缩、可厚可薄、可宽可窄、可大可小、可多可少,但毕竟具有一定的限度,它所呈现的“空筐”并非无所不能、无所不装。能装哪些内容,可纳多少容量,完全受制于历史所提供的信息及其特性。当然,也与介入者活动的广度与深度密切相连,但决定因素仍在历史本身的“硬性”。
收入本书的十一篇文化历史散文,涉及十一位古代、近代、现代历史人物,虽创作于不同时期,但都是阅读与行走的收获,一种个体生命以其独特方式介入历史的产物。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我从小的心愿、志趣与理想。三十多年来,所接触、阅读、研究的历史人物及走过的地方多矣,但能够出现在我笔下的,毕竟少之又少。这种选择取舍,既有机缘,也与个人性格、爱好、学识相关,更多的则取决于“在场”时刻对历史人物的内心触动与感受。记得《小说林》杂志刊登《边塞秋风》与《高原壮歌》之时,主编何凯旋兄曾两次嘱我写下创作感言,并配个人照片在封三发表,其中的一则如是写道:
去了一趟位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南郊的昭君墓,觉得昭君和亲达致匈、汉之间的和解与和平,于国家、民族而言,功莫大焉;但对当事人来说,无疑是一场悲剧。由一柔弱女子承担仅凭军事、战争而无法达到的目的与效果,其艰难与悲苦可想而知。若从现代人的思维与视角,对昭君和亲这一史实的发展演变还其本来面目,对其个人性格、心理、命运,对相关遗迹的历史积淀等进行一番个性化的探究与描述,必能拓出一片新的创作天地。有感于此,遂成《边塞秋风》。
《边塞秋风》是这样,其他篇章也是如此。比如创作《高原壮歌》,自然得益于西藏之行,对那片离蓝天最近的、人类最后一块净土感慨多多,而触动最深的,还是文成公主。在山南藏王墓区松赞干布陵墓,墓顶有座古庙,里面供奉着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的塑像。文成公主前往吐蕃和亲,十年后夫君松赞干布离她而去,此后又在西藏生活了三十年。其实,文成公主有三次归返长安的机会,为了唐蕃之间的和平大业,她都主动放弃了,逝后与松赞干布葬于一处,与藏地的大山融为一体。作为一名弱女子,这该需要多强的意志与决心,多大的勇气与担当呵!其所作所为,不正是一曲在天地间回荡了千百年之久的高原壮歌吗?
王昭君与文成公主,是我笔下众多历史人物中少有的两位女性,典型的巾帼英雄!
这些令我产生创作欲望的人物,都是当时的英杰,他们在某一领域、某些方面的成就,往往就是一座高峰。比如诸葛亮的“智绝”,在国人眼中,他简直就是智慧的化身,令人仰止;朱熹学说的“集大成”恢宏规模,朱子理学的博大精深、理性思辨,在古代中国无人匹及;陆羽创作的世界第一部茶书——《茶经》,涉及茶艺、茶道、茶事等方面,搭设了茶文化的基本构架,勾勒了茶文化的总体轮廓,标志着中国茶文化体系的正式形成;李时珍编撰的《本草纲目》一经问世,便成为中医学的一座“珠穆朗玛峰”;郑和七下西洋,无论是历时之久、规模之大,还是航程之远、所达地方之多,在当时都堪称世界之最;而林则徐在千百年来的“天下观”及清代闭关锁国的背景下,通过禁烟运动,对西方世界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与了解,被后世史家称为“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然而,通过阅读与走读,我发现,正是这些人物身上,因时代、环境、文化、制度、心理、认识等方面的限制,皆有着一种无法挣脱的“宿命”。诸葛亮的“隆中情结”,决定了他的人生格局与成就大小;朱熹的理学,在某种程度上忽略了其他诸子学说,道路只能是越走越窄;郑和下西洋无论航行多远,只能是明王朝威恩并重、扬威海外的虚荣性满足,永远也进入不了西方大航海时代的全球一体化时代;林则徐看到的西方不仅有限,而且有误,那种以“天朝”的盲目自信应对“英夷”的轻蔑不屑,以及实用主义的短视倾向,使得后人对西方的认识与学习大打折扣,难以深入形成体系;李自成作为农民起义领袖的代表,占领北京后无法转型,惨遭失败,中国古代的“半截子英雄”现象,在他身上体现得最为突出……历史人物的作用与意义,不得不受制于这些无法克服的局限。对此,我们可以将其视为历史人物本身所具有的有限“张力”。
尽管如此,我在这些所描写的历史人物身上,明显地感到了一种挣脱局限与束缚的努力。历史之河浩浩汤汤,个体生命浸入其中,渺小得简直可以忽略不计。然而,“人”字一撇一捺的相互支撑,构建了人的站立、不倒与伟大。引用一段雨果广为人知的名言:“比陆地更广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广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广阔的是人的胸怀。”可见人的胸怀、自由的心灵可以超越一切,这便是一种独特的至高无上的人格魅力。
自古“成者王侯败者寇”,但是民间的口碑,千百年来的潜在价值观,并不以成败得失衡量某一历史人物,他们看重的,是人格、品性与风范。也正是这一不以成败论英雄的价值史观,使得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在历经风雨、颠踬、挫折之后仍永葆活力,长盛不衰。
若从世俗的角度来看,瞿秋白无疑是一位失败者,被敌方抓获、关押、杀害。然而,他却是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与豪杰,只要他愿意,一个“降”字,就能苟活于世,就能获得新的荣华富贵,可他选择了死亡,含笑而逝。死既死矣,不惜误解与责难,还要留下一部袒露心灵,展示真实灵魂的思想自述《多余的话》。
人生在世,每时每刻,都处在一定的难以避免的抉择之中,小至吃喝拉撒,大至道德信仰。不同人物的选择,其意义与影响大不相同。小人物的选择微不足道,大人物的抉择举足轻重,影响乃至改变历史。萨镇冰的地位并非显赫,名气也不是很大,但其一生,不得不面临多次重大抉择。这种抉择对历史的影响不是那么明显,却有着一定的“示范”意义。他的选择在非此即彼的传统社会显得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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