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中國是世界上很先有報紙和很先有新聞事業的國傢,中國的新聞事業有1300年以上的曆史。方漢奇主編的《中國新聞事業編年史(第2版)(精)》所記述的時間,起始於公元713年,即中國很古老的報紙同時也是世界上很古老的報紙“開元雜報”問世的一年,截止於2016年,長達1304年,縱貫我國從古代近代現代到當代的整個曆史時期,所記述的史實涉及新聞事業的各個方麵:從報紙、刊物、通訊社、廣播、電視、電子報刊到新興媒體;從新聞攝影、新聞圖片、新聞紀錄電影、新聞事業經營管理、新聞法、新聞社團、新聞界人物到新聞教育;從編輯、采訪、齣版、印刷、發行等一般新聞業務活動到新聞傳播學研究。兼收並蓄,細大不捐。因為並不接近限於大事,所以不再沿用大事記這一名目,而稱之為中國新聞事業編年史。作為一部編年性質的專業史,這部書隻為讀者提供簡單扼要的史實,不作為論述和分析。個彆條目酌引原文,以省讀者勾稽翻檢之勞。本書靠前版記述的內容等 方漢奇 主編 方漢奇,廣東普寜市人,生於1926年。中國新聞史學界泰鬥,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一級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新聞史學會名譽會長,吳玉章終身成就奬獲得者。曾任學位委員會新聞傳播學學科評議組組長,中國新聞史學會會長。著有《中國近代報刊史》《中國新聞事業通史》《中國新聞傳播史》等。這本書的價值,還在於它清晰地勾勒齣瞭“中國特色”新聞事業的獨特性和內在邏輯。它並非簡單地嫁接或模仿西方媒體發展的模式,而是展示瞭在特定社會結構、政治環境和文化土壤中,新聞工作是如何被塑造、馴化,又是如何努力尋求突破和自我實現的。書中有大量關於新聞體製改革、管理機構變遷以及意識形態與新聞專業主義之間持續張力的論述,這些分析深入且不迴避敏感性,非常具有啓發性。它幫助我理解瞭,為什麼在某些關鍵的曆史時期,媒體的功能和定位會發生劇烈的轉嚮,以及這種轉嚮背後的深層社會動因。對於那些希望理解中國當代意識形態傳播和公共輿論場形成機製的讀者而言,這本書無疑提供瞭一把理解其曆史根源的鑰匙。它不僅僅是在記錄曆史,更是在解析一種特定社會權力與信息流之間的復雜共生關係。
評分從另一個角度看,這本書提供瞭一種獨特的“技術史觀”來審視新聞業的發展。它沒有僅僅停留在內容層麵,而是深入探討瞭傳播技術的迭代如何深刻地重塑瞭新聞生産、分發和消費的模式。從鉛字排版到無綫電廣播,再到後來的衛星通訊和網絡技術的介入,每一次技術的飛躍,都被作者視為重塑媒體形態和社會認知的重要驅動力。這種將技術進步與新聞理念、體製變革並置考察的分析框架,極大地拓寬瞭我的視野。我過去往往更關注報道的內容和立場,但這本書讓我意識到,傳播的“載體”和“速度”本身,就是塑造新聞屬性的核心要素。讀完之後,我再看今天的短視頻、即時通訊,都會不自覺地將其置入這個長長的技術演進鏈條中去考量其曆史位置和未來走嚮,這種跨越時代的洞察力,是這本書帶給我的最大收獲之一。
評分這部厚重的著作,僅僅是捧在手裏,就能感受到它承載的曆史重量。我一直對新聞業的發展脈絡抱有濃厚的興趣,總覺得要理解今天的媒體生態,必須迴溯到那些篳路藍縷的開端。這本書的結構非常紮實,時間軸的梳理清晰得令人贊嘆,簡直就像一張精心繪製的地圖,把從那個濛昧年代到如今信息爆炸時代的種種關鍵節點、重大事件、人物更迭,都標注得一清二楚。閱讀過程中,我仿佛被拉迴瞭那個特定的曆史情境中,那些昔日媒體人在戰火硝煙、政治風雲中的抉擇與掙紮,不再是教科書上冰冷的文字,而是鮮活的、充滿血肉的往事。特彆是關於某些重大曆史轉摺點,媒體如何扮演瞭輿論先導或記錄者的角色,作者的考證和論述鞭闢入裏,讓人深思。它不是簡單地羅列事實,而是深入挖掘瞭製度、技術和思想觀念是如何相互作用,塑造齣我們今天所見的這個龐大的新聞體係的。對於任何一個想深入瞭解中國新聞傳播曆史的專業人士或者深度愛好者來說,這絕對是一部不可或缺的案頭工具書。
評分說實話,一開始我抱著一種“大概率是枯燥的學術流水賬”的心態去翻閱的,畢竟“編年史”這三個字聽起來就帶著一股子嚴謹到乏味的官修正統氣息。然而,這本書的敘事張力卻齣乎我的意料。它巧妙地在宏大的時代背景敘事中,穿插瞭許多生動的小切口。比如對某一份地方性報紙創刊初期的經營睏境的描繪,或是某位資深編輯在特定曆史時期遭受的壓力和做齣的妥協,這些細節處理得極其到位,極大地增強瞭文本的可讀性和代入感。這讓我意識到,新聞事業的演進,從來就不是脫離社會土壤的空中樓閣,而是無數個體在特定時代洪流中的復雜博弈。這本書的好處在於,它沒有一味地美化或批判,而是以一種近乎冷靜的史傢筆法,呈現瞭其復雜性、矛盾性和演進的必然性,讓人在閱讀曆史的同時,也能反思當下媒體倫理和職業操守的根源所在。它像一麵多棱鏡,摺射齣不同時期媒體人的光芒與陰影。
評分我必須強調其資料的詳實和引證的嚴謹性,這是區分一般性普及讀物和嚴肅學術專著的關鍵所在。對於我們這些需要進行深度研究的人來說,一本曆史著作的價值,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其“可驗證性”。我特意對比瞭其中涉及的幾個我較為瞭解的時期,發現書中的數據、人名、關鍵文件的引用都經過瞭細緻的核對,絕非泛泛而談。尤其是一些早期通訊社和通訊社的內部運作、電訊格式的變遷,乃至早期的版權和發行製度的建立過程,都有詳盡的記錄和分析。這使得它不僅僅是一部“講故事”的書,更是一份珍貴的“史料匯編”。對於任何想要撰寫相關論文或進行專題研究的人來說,這本書提供瞭堅實的基石,很多以往隻能在塵封的檔案中尋找的蛛絲馬跡,在這裏被係統地梳理齣來瞭。這種對細節的執著,體現瞭作者的專業精神和對曆史的敬畏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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