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个研究晚清社会思潮的爱好者而言,这套书提供的“语境”是极其珍贵的。它不仅仅记录了“做了什么”,更重要的是记录了“为什么这么做”以及“当时的人们是如何理解和讨论这些变革的”。我特别留意了那些涉及民间舆论和士绅阶层的反应的篇章。通过对地方志和部分私人日记的引用,可以看到新式军事、工业体系的引入,在传统社会结构中激起的涟漪和阻力。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与自下而上的社会接受度之间的张力,是理解同治中后期社会肌理的关键。它揭示了,即便是最坚定的改革者,也必须在保守与进步的夹缝中艰难前行,稍有不慎便可能招致地方的反弹或士人的非议,这种“看不见的战线”的描写,十分引人入胜。
评分阅读过程中,我发现作者(或编者)在处理不同派系观点时的平衡性做得相当到位。洋务派内部并非铁板一块,从李鸿章、曾国藩到张之洞,他们的策略侧重和地域利益都有微妙的差异,书中对这些思想碰撞的处理,避免了脸谱化,使得人物形象更加立体丰满。比如,对于某一特定时期在江南制造总局推行的新政,书中引用了不同官员对成本效益的不同评估,这种多维度的观察视角,让读者得以跳出单一的成功或失败论,去审视历史决策的复杂性。这种不偏不倚的史学态度,使得这份史料记录更具学术价值,也更能启发我们思考在面临重大时代转型时,精英阶层内部的博弈与共识是如何达成的。
评分坦白说,这套书的阅读体验是极具挑战性的,它要求读者具备一定的清代政治术语和官僚体系背景知识。晦涩的文言文叙述,加上大量特有的地名、官职和机构名称,使得初次接触的读者可能会感到吃力,需要时常停下来查阅注释或背景资料。这绝不是一本可以轻松翻阅的小说式历史读物,它更像是考古挖掘的图纸,需要极大的耐心和专注力去逐字逐句地辨析。但正是这种高门槛,保证了其史料的纯粹性和深度。每一次攻克一个复杂的段落,或是成功梳理出一桩复杂的督抚之间的交涉过程,都带来了一种智力上的巨大满足感。它强迫你慢下来,用一种更审慎、更接近史学家的眼光去看待那段跌宕起伏的历史进程。
评分我不得不说,初读这套书,最让我震撼的是其史料的广度和深度。不同于一般通史类的叙述,它似乎将我们带入了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决策圈的内部。那些奏折、谕旨、洋务官员的往来信函,被梳理得井井有条,仿佛能听见当时官员们在密室中激烈辩论的声音。这种近乎“现场直播”的记录方式,极大地增强了历史的真实感和现场感。我尤其关注其中关于技术引进和人才培养的细节记录,那份对“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迫切与挣扎,在字里行间跃然纸上。很多教科书上寥寥数语带过的内容,在这里被铺陈开来,细致到某个船厂的设备采购清单,某个海防方案的反复修改,这对于想深入理解洋务运动的内在逻辑和具体执行层面的挑战的人来说,简直是无价之宝。
评分这套书的装帧和设计着实让人眼前一亮。纸张的质感温润厚重,不是那种轻飘飘的现代印刷品能比拟的,翻阅时能感受到历史的重量感。字体排版古朴典雅,兼顾了阅读的舒适度与历史文献的庄重感。尤其欣赏的是,这套书的配图和地图都经过了精心的考证和重制,清晰度和还原度极高,使得阅读体验如同进行一次跨越时空的实地考察。对于热衷于晚清历史文献收藏的同好来说,光是摆在书架上,就是一种视觉上的享受和精神上的慰藉。装帧的细节处理,比如书脊的烫金字体和扉页的古典纹饰,都透露出一种对历史的敬畏之心,让人在捧读之前,就已经对即将展开的宏大叙事充满了期待。这不仅仅是几本书的简单集合,更像是一套精心制作的文物珍品,体现了出版方在文化传承上的用心良苦。
评分本书所辑多为原始资料,颇为珍贵,但编纂中有一些缺陷,如所有文件均无标题;对原文时而加以删节,使原文不全,给后人研究史实造成了困难;对各地官吏进呈的奏折,将原奏发出日期删去,一律改成军机处收到或奉旨发出的日期,造成时间上的模糊混乱;而各国照会等外交文书是研究当时中外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却以其文义难解,仅择部分附录,等等。尽管如此,书中资料多是当时的机密资料,有不少为《实录》、《圣训》所阙载,也从未公开发表过,皇帝在奏文中句旁的批语、批注、圈点、勒抹等也都保存原貌,这些对研究清统治者关于筹办夷务的见解主张以及一些历史事件的内幕等极有价值。《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清官修对外关系档案史料汇编,80卷,清文庆等奉敕编纂,咸丰六年(1856年)内府朱格抄本,半页10行,行25字。板框24.9cm×16.3cm。朱口,双朱鱼尾,四周双栏。书前有文庆等10人编竣奏表、凡例及目录。全书共80册,分装16函,每函外裹黄缎夹袱,再以锦带、牙别捆缚。
评分但在另一方面看,如果完全照《庄子·天下篇》所持之态度,也不能产生杂家,《庄子·天下篇》所持之态度是道家的态度,道家对于有两点持之甚坚:(1)道术是“天地之纯”,纯有纯朴的意思,纯是最好最全的;因其不是从名言分别得来,故为无上智慧。各家学说,都由名言分别推衍而来;各家都是分裂纯一道术之罪人,他们不能相通,不能相合。道术之分裂为方术,如“朴散而为器”,如七窍凿而浑沌死。(2)因循无为,也是道家所坚持之一点。百家蜂起,杂说纷争,无论起因如何,已为既成事实;百家“往而不返”,“道术将为天下裂”,乃是当时之趋势。对于此种趋势,道家只好叹一声“悲夫”。后之学者不能“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他们也是爱莫能助。“劳神明而为一”,是道家所最不赞成的。既认为方术不能统一,又不想去统一它,则亦不能发生杂家;杂家是认为方术可以统一,而又想去统一它的。而且杂家也不能赞成道术越纯朴越好之说法;太纯朴了,固然可以“一”,但此“一”其实没有多大用处,故完全采用《天下篇》所持态度,亦不能发生杂家。韩非子的学说,及其提出统一思想之必要之一点,亦可与杂家以影响,上文已说。兹将杂家所承受于战国末期之“道术统一”说,及统一思想之主张者,列举数点如下:
评分第二,对于百家之学,“道术统一”说以为他们都见到总全道术之一偏一隅,这也是荀子和《天下篇》所共同主张的。
评分第四册
评分卷二十六 同治三年六月癸酉至丁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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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中华书局的历史典籍都是非常经典的。
评分进士,廷试第一,状元及第,授翰林院编修。乾隆五十年累官至河南巡抚,第二年擢湖广总督。嘉庆元年(1796年)赏轻车都尉世袭。病逝后,赠太子太保,赐祭葬。其墓在吴县木渎。《续资治通鉴》取材宏博,考证谨严,编排合理,总引资料达三百余种,纠正了以往宋史专著详北宋略南宋的偏颇,还增加了少数民族的资料。梁启超对该书评价极高,以为:“有毕《鉴》则各家续《鉴》皆可废也。”此书付刻未及半,毕沅生前仅初刻一○三卷,毕家因贪污遭籍没而止,书稿散佚,桐乡冯集梧买得全稿补刻成二百二十卷。《续资治通鉴》跟《资治通鉴》有不少出入,续通鉴大量引用旧史原文,叙事详而不芜;仅有取舍剪裁,而无类似温公的改写熔炼,亦无“毕沅曰”等各家史论。《续资治通鉴》作者虽挂名毕沅,然名家钱大昕、邵晋涵、章学诚、洪亮吉、黄仲则等均参预其事,此书实成于众人之手[1]。梁启超对该书评价极高,认为“有毕《鉴》则各家续《鉴》皆可废也”。 编者毕沅是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进士,官至兵部尚书、湖广总督。积二十馀年之力,四易其稿,以宋、辽、金、元四朝正史为经,以徐乾学《资治通鉴后编》为基础,参以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叶隆礼《契丹国志》及各家说部、文集约百数十种,记述详明,文字简要,上起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下迄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共四百一十一年,成书二百二十卷,展示了宋、辽、金、元四朝兴衰治乱的历史,其中北宋部分较为精确,元代部分较为简略。其书上接《资治通鉴》,下迄元代。 毕沅(1730—1797年),字湘衡,号秋帆,因从沈德潜学于灵岩山,自号灵岩山人。清经史学家,文学家。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进士,廷试第一,状元及第,授翰林院编修。乾隆五十年累官至河南巡抚,第二年擢湖广总督。嘉庆元年(1796年)赏轻车都尉世袭。病逝后,赠太子太保,赐祭葬。其墓在吴县木渎。《续资治通鉴》取材宏博,考证谨严,编排合理,总引资料达三百余种,纠正了以往宋史专著详北宋略南宋的偏颇,还增加了少数民族的资料。梁启超对该书评价极高,以为:“有毕《鉴》则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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