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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雪夜归正逢时:我是刘心武》是当代著名作家刘心武先生用了近二十年时间写成的自传性质的作品,几易稿本,本次出版前,作者才正式定稿。《风雪夜归正逢时:我是刘心武》涉及的不仅是作者个人及其家族的经历,更有一个时代的风雨云烟,作者以见惯白云苍狗之后的淡然,书写了共和国以来的世事苍茫。大量收入了大量珍贵的照片,老照片、新照片,展现了不可多得的人事记忆。书中彩插为刘心武先生自己创作的绘画作品,可令在阅读之余玩赏。
内容简介
《风雪夜归正逢时:我是刘心武》是著名作家刘心武先生用了近二十年时间写成的自传性作品,一部极为难得的文学佳构。本次出版前,作者才正式定稿。自新时期以来,刘心武先生以自己的创作和学术研究,参与并推动着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与文明迈进,从而也成了这个时代的风云人物。三十年斗转星移,而作者思想不息,时发其新。在这部作品中,他以非常平静的心态,饱满的情感,纯净的文字,坦陈自己的人生经历:童年生活、家族记忆、亲人呵护、求学经历、人际交往、文学创作、红学研究,乃至由此引起的各种诡诞风波。虽然俱是个人的经历,但天地万物、时代的风云、社会的变迁、人世的百态,尽在笔端,往事并不如云烟。
作者简介
刘心武,1942年出生于中国四川省成都市。曾当过中学教师、出版社编辑、《人民文学》杂志社主编。1977年发表短篇小说《班主任》被认为是“伤痕文学”的发轫作。长篇小说《钟鼓楼》获得第二届茅盾文学奖。长篇小说《四牌楼》获第二届上海优秀长篇小说奖。1993年出版《刘心武文集》8卷。2005年起陆续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录制播出《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红楼梦〉八十回后真故事》系列节目共计61集,并推出同名著作,2011年出版《刘心武续红楼梦》,引发国内新的《红楼梦》热。除小说与《红楼梦》研究外,还从事建筑评论和随笔写作。
目录
是的,这就是我 (自序)
我是个最平常不过的人
祖父、父亲和我--挣不脱的生命链环
炸出一个我
父亲脊背上的痱子
能够善良
免费午餐
远去了,母亲放飞的手
美丽的藩篱 41 神圣的沉静
归来时,已万家灯火矣
楸树花
我的元记忆
童年:火的记忆
小颗颗
硬木棍
隆福寺的回忆
哄堂大笑中的启示
白石的乳汁
恐怖
羞涩
“鸡啄米”
有《第四十一》吗?
从“豆腐块”开始
我给小哥当哑奴
闲为仙人扫落花
姐弟读书乐
瓜菜代·小球藻
风雪夜归正逢时
走出贝勒府
我的平民朋友
惜别老罗
五十自戒
我爱夜凝珠
关于《班主任》的回忆
讲那照片的故事
1978年春:为爱情恢复位置
珍藏激动
何处在涌泉?
守候吉日
从1985年那一晚说起
永失我车
我的心理保健操
好一趟六合拳
那边多美呀!
抚摸北京--刘心武与北京
红故事
精彩书摘
风雪夜归正逢时
“丫就是一中学教员!呸!啐他一口绿痰!”
这是2007 年我在互联网上看到的一则针对我的“帖子”。
我真的没有想到,奔70岁去的人,还能再次引发出轰动,这就是2005年至2008年,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里断续播出了四十四讲《刘心武揭秘〈红楼梦〉》。这是我一生中的第几次轰动?第一次,是1977年11月在《人民文学》杂志发表了短篇小说《班主任》,尽管事后的轰动程度出乎我自己意料,但我得承认,那效应正是我谋求的。我写出、投出《班主任》时,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在当时的社会情景下,那真是一次冒险,而幸运的是,只遭受到一些虚惊,总的来说,是“好风频借力,送我上青云”了。第二次,是1985年,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钟鼓楼》获得第二届茅盾文学奖,我又在《人民文学》上连续发表了纪实小说《5o19长镜头》和《公共汽车咏叹调》,前一篇至今仍让许多球迷难以忘怀,有人说那是中国大陆“足球文学”的开篇作之一;后一篇则被认为是较早捕捉到改革所引发的人民内部矛盾,而试图以相互体谅来化解社会风气的代表作。正当“春风得意马蹄疾”时,1987年我刚当上《人民文学》杂志主编,就爆发了“舌苔事件”,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以“本台刚刚收到的一条消息”宣布,我因此被停职检查。第二天国内几乎所有报纸都将这一条新闻放在头版,跟着,我在境外的“知名度”暴增,这样的轰动对于我自己和我的家人来说,那是名副其实的惊心动魄。有谁会羡慕这样的轰动呢?从此低调做人,再不轰动才好。可是,没想到花甲后竟又“无心插柳柳成行”,因《揭秘〈红楼梦〉》再次轰动。
我曾对不止一个传媒记者说过,我上《百家讲坛》是非常偶然的。但竟没有一家媒体把我相关的叙述刊登出来。这是为什么?不去探究也罢。现在我要借这篇文章把情况简略地描述一下。我研究《红楼梦》很久了,从1992年就开始发表相关文章,又陆续出了好几本书。2004 年,我应现代文学馆傅光明邀请,去那里讲了一次自己从秦可卿这个角色入手理解《红楼梦》的心得。其实傅光明那以前一直在组织关于《红楼梦》的讲座,业界的权威以及有影响的业余研究者,他几乎都一网打尽了,那时现代文学馆是跟《百家讲坛》合作,每次演讲电视台都同步录像,然后拿回去剪辑成一期节目,那些节目也都陆续播出,只是收视率比较低,有的据说几乎为零收视。傅光明耐心邀请我多次,都被我拒绝,直到2004 年秋天,我被他的韧性感化,去讲了。当时也不清楚那些录像师是哪儿的,心想多半是文学馆自己录下来当资料。后来才明白那就是《百家讲坛》的人士。《百家讲坛》把我的讲座和另外五个人的讲座剪辑成一组《红楼六人谈》,我的是两集。播出时我看了,只觉得编导下了工夫,弄得挺抓人的。没想到过些天编导来联系,希望我把那两集的内容扩大,讲详细些。他们的理由很简单,就是我那两集的收视率出乎意料地高。电视节目不讲收视率不行啊,观众是在自己家里看,稍觉枯燥,一定用遥控器点开。我想展开一下也好,我并不觉得自己的研究一定高明,但《红楼梦》作为中国古典文化的高峰,先引发出观众,特别是青年观众阅读它的兴趣,是我应尽的社会义务。我录制讲座时,以蔡元培“多歧为贵,不取苟同”为基本格调,以袁枚“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为贯穿姿态,为吸引人听,我设计了悬念,使用了现场交流口吻,每讲结束,必设一“扣子”,待下一讲再抖落“包袱”,这样做,引出了不小的收视热潮。后来有传媒称我录制节目时,常被编导打断,要求我设悬念、掀高潮云云,这完全是误传,我从未被编导打断过,所谓“《百家讲坛》是'魔鬼的床',你长把你锯短,你短把你拉长”,这体验我一点也没有,总之,编导们让我愿意怎么讲就怎么讲,从未进行过干涉。当然,他们在剪辑、嵌入解说词、配画、配音等方面,贡献出聪明才智,才使我的《揭秘》系列播出后,出现了自称是“柳丝”的“粉丝群”。
前些时一位美国来的朋友约我到建国饭店聚餐,餐后饮咖啡时,她说朱虹要来看她,听说我在,希望能见上一面。朱虹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英语文学部分的负责人,她基本上不搞英译中而擅长中译英,她先生柳鸣九则是法国文学专家,两口子都毕业于名牌大学,工作于名牌机构,到国外也是到名牌学府做访问学者,或与当地文化名流直接对话。我对他们都很崇敬。但在他们面前也总有些自觉形秽。我就对美国来的朋友推托说,替我问朱虹好吧,我还是要先走一步。谁知就在这时,朱虹已经翩然而至。她坐下来就说,是我《揭秘〈红楼梦〉》的“粉丝”,柳鸣九没有她那么痴迷,但也一再说“当今若从八十回后续《红楼梦》,非刘心武莫属”。又说,为了看每天中午十二点四十五开播的《百家讲坛》,她总是提前吃好午餐,后来发现中央电视台四频道有下午四点半的《百家讲坛》,就为自己安排相应的下午茶,边饮边看,“作为一种享受”。我听了受宠若惊。她可不是一般的“粉丝”啊。她又说特意为我带来了美国电影《时光》的光盘,里面的英国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由影星妮可·基德曼饰演。为什么推荐我看这部电影?她说伍尔芙的遁世正是“沉海”。莎士比亚《哈姆雷特》里塑造的奥菲利亚是“沉溪”。她觉得我根据古本线索分析出曹雪芹所构思的林黛玉的结局为“沉湖”,有一定道理,“古今中外,薄命女子多丧水域,或许其中有某些规律,也未可知!”交谈到这个份上,我不能不相信,朱虹女士对我的红学研究的鼓励是认真的,绝非客气。
正当我获得极大心理满足时,朱虹忽然淡淡地来了句:“你当年是北京师院毕业的吧?”
这就戳到了我的痛处。不知道她和那位美国朋友是否看出我的尴尬。还好,朱虹并没有等待我的回答,又说起别的来。
有一利必有一弊。轰动会引来“粉丝”也会引来“愤丝”。讨厌我、抨击我的人士里,有的就“打蛇打七寸”,不跟我讨论观点,只追究我的“资格”,文章开头所引的那个“热帖”就是一例。
我“学历羞涩”。我1959年进入、1961年毕业于北京师范专科学校。尽管这所学校后来部分并入了北京师范学院(现首都师范大学),但我只念了两年专科就分配到北京十三中担任语文教师。至今我填写任何表格,上面若有“学历”一栏,都无法填入“大本”,只能老老实实地写明“大专”。
从北京师专毕业到北京十三中任教,吸粉笔末有十三年之久。之所以能写出《班主任》,当然与这十三年的生命体验有关。但我执笔写出和发表出《班主任》的时候,已经不在十三中了,我那时已经是北京人民出版社(现北京出版社)文艺编辑室的一名编辑。最近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一些报道提到1977年11 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刊登出《班主任》,还说“作者当时是中学教师”。《班主任》刊发后很轰动,那时候社会各阶层的许多人士都读过它,但后来许多人或兴趣转移或没有空闲很少甚至不再阅读文学作品,任凭我如何辛勤创作,持续发表作品,乃至于写出长篇小说获得茅盾文学奖,对不起,他们只对《班主任》有印象,因此遇到我不免就问:“你在哪个中学教书呀?”改革开放以后,大城市的中学,尤其是所谓重点中学,包括我曾任教的北京十三中,教师的受尊重程度和工作报酬都大幅提升,但总体而言,中学教师在社会文化格局里,仍属于比较下层的弱势群体,“他不就是一个中学教师吗?”听话听声,锣鼓听音,这样的话语还算客气的,像我文章开头的那一声恨骂,“丫”是北京土话“丫头养的”的简缩,含义是“非婚私生子”,“中学教员”被骂者视为“贱货”,他这样对我恶骂,似有深仇大恨,其实我真不知道究竟我于他有何妨碍?说要啐我“绿痰”,倒让我忍俊不禁了,能啐出“绿痰”,他得先让自己的肺脓烂到何种程度,才能够兑现啊?
师专学历,中学教员出身,这是我的“软肋”,鄙我厌我恨我嫉我的人士,总是哪里软往哪里出拳。
也有绝无恶意的说法,指出我和《百家讲坛》上的一些讲述者因为曾经当过或现在仍是中学教师,所以“嘴皮子能说”。中学教师面对的是少男少女,深入必须浅出,寓教于乐才能受到学生欢迎。而电视观众的平均文化水准正是“初中”,作为一档必须通俗化而且具备一定娱乐性的节目,《百家讲坛》找几位因教中学而练就的“能说会道”者充当讲述者,实属正常。
但在一些人意识里,不正常的是,“不就是教中学的嘛”,却因这一档节目而获得暴红的社会知名度,由节目整理出的著作热销,名利双收,是可忍孰不可忍?
就我而言,“曾经沧海难为水”,去录制《百家讲坛》,有一搭没一搭的,我早在1977 年就出过名了,以前的书虽然都没有《揭秘》那么畅销,但种类多,累计的稿费版税也很不少,名呀利呀早双收了,这绝不是“得了便宜卖乖”,因《揭秘》闹出的风波很令我烦心,我始终躲着传媒,尽量少出镜,躲到一隅求个清净。但“树欲静而风不止”,是非总要惹上身来。别的且不论,我的低学历又被人拎出来鄙夷,确实心里不痛快。
“那么,1959年你考大学的时候,怎么就只考上了师专呢?”这是无恶意者常跟我提出的问题。很长时间里,我无法圆满地回答。因为,在北京六十五中上高中的时候,我的各科成绩一直不错。是高考时失误了吗?考完后,对过标准答案,挺自信的。是志愿填得不合理?很可能是这个原因吧。那时候,我们那一代青年人,到头来以服从国家分配为己任,只考上个师专,倒霉,但还是乖乖地去报到。
没想到去报到那天,在学校前楼的门厅里,遇到了六十五中同届不同班我签名的字体很漂亮,真的。演讲后为听众签名的一位同学,他也被师专录取,我跟他打招呼,他却爱答不理,满脸鄙夷不屑,我再试图跟他搭话,他从鼻子里哼出一声:“你也有今天?”然后大步离开我,仿佛逃避瘟疫。
我深受刺激。但事后细想,也不奇怪。就在两三个月前,大家准备高考的时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小喇叭》节目播出了广播剧《咕咚》,那剧本就是我编写的。在那以前,高二的时候,《读书》杂志刊出我一篇书评《谈〈第四十一〉》,到高三,我的短诗、小小说,常见于《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版面。那位同届不同班的同学,高考前见到我满脸艳羡、钦佩的谄笑,甚至说:“北京大学中文系不招你招谁啊?”但是,等到揭榜,他认为自己被师专录取毫不奇怪,而我竟沦落到跟他一起跑去报到,真是“今古奇观”,那是我的“现世报”,也是他的“精神胜利”-他终于从我也有那样的“今天”里,获得了一种原来失却的心理平衡。
记得收到师专录取通知书那天,我拿给母亲看,她说了句:“我总觉得我的孩子能上北大。”
我伤了母亲的心。然而最深的痛楚还是在我的身上。在六十五中时,我和同班的马国馨最要好,他被清华大学建筑系录取,他到清华报到后立即往师专给我寄了封信,希望继续保持联系,我把那封信撕了,直到30多年后,才再次跟他见面,那时候他已经是建筑大师、中国工程院院士,设计出了亚运会启用的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建筑群,而我那时不仅凭借小说获得名声,也从事建筑评论,在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的《我眼中的建筑与环境》一书里,我高度评价了他的作品。记得应邀参加一次建筑界的活动结束后,我约他和他的夫人-也是一位建筑师-到天伦王朝饭店大堂茶叙,他这样向他的夫人介绍我:“六十五中同班的,他那时候功课棒着啦!”我很感激他说出了这样一个事实,这其实也就意味着他并不认为我那时候就只配被师专录取。
上师专,教中学,这也许是我的宿命。我从少年时代就想当作家。“帝王将相,宁有种乎”,没上成北京大学或别的名校,难道我就不能自学成才吗?何况北京大学或别的名校的中文系也并不承担培养作家的任务。记得老早就看到过孙犁的说法,大意是写文学作品不一定需要高学历,具备初中文化水平就可以尝试。我激赏孙犁的中篇小说《铁木前传》,认同他的说法。是的,作家的养成主要靠社会这所大学校,作家最必需的素养是对人的理解,对生活的热爱,构思作品时有悟性,驾驭文字时有灵性,就可能成为不错的作家。我在“师专生”、“教中学”的压抑性环境中顽强努力,终于成为一个无论如何无法一笔抹杀的作家而自立于社会。我知道有的人无法承认我以作家而存在的事实,甚至恨不能将我撕成两半,但也确实感受到有不少人喜欢我的作品,包括我对《红楼梦》的揭秘,乃至喜欢我这个人本身。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但天地又有仁,它让“有志者事竟成”的故事一再上演。
1988年3月,香港《大公报》纪念复刊四十周年,邀请内地一些人士为参与纪念活动的嘉宾,受邀的有费孝通夫妇、钱伟长夫妇、吴冷西夫妇,另外是两位不带夫人的相对年轻许多的人士,其中年龄最小(45岁)的是我。吴冷西当时是中国新闻界的老领导、大权威,他的夫人肖岩,曾任北京师范专科学校校长,我上师专时,常坐在下面听她在台上作报告。此前我从未近距离地接触肖岩校长,更不曾设想能跟她平起平坐,寒暄对话。肖岩知道我写过《班主任》,获得过茅盾文学奖,并且是《人民文学》杂志的主编(我在1987 年初惹出的“舌苔事件”那时已经了结,我在1987年9月复职),把我当作一个“文坛新秀”十分尊重,但有一点是她未曾知道的,我主动告诉她:“肖校长,我是您的学生,是1961 年北京师专中文科的毕业生。”这让她吃了一惊。她微笑地望着我,迟疑了一下,说道:“啊呀,真是鸡窝里飞出了凤凰啊。”我听了感慨万千。怎么连肖岩校长也认为北京师专是个“鸡窝”?
是的。我从“鸡窝”里飞出。当然,我未必是凤凰。但能展翅飞翔、开阔视野,也就有幸接触到一些原来对我来说只存在于文学史和教科书的大作家:冰心、叶圣陶、茅盾、巴金、丁玲、艾青、艾芜、沙汀、萧军、孙犁、周立波、秦牧……当然,许多见面都是托赖中国作家协会那时候的一些安排,比如让我和丁玲一起接受外国记者采访、和艾青一起到某国大使馆赴宴……主动被邀请到家里做客的,则是吴祖光和新凤霞伉俪。
大约是在1980 年的某一天,我接到电话,是吴祖光打来的,邀请我去他家做客。我欣然前往。那回吴老还邀请了另一位中年作家。还有一位美国汉学家在座,他是专门研究中国评剧的,对新凤霞推崇备至。从那以后我就和吴老有了较密切的来往。我发现他和新凤霞是一对最喜欢自费请客吃饭的文化人。1955年4月3日他们曾在北京饭店请夏衍、潘汉年吃饭,饭局结束不久,潘汉年即由毛泽东主席亲自下令予以逮捕,成为一桩流传甚广的“巧事”。
我早在少年时代就心仪吴祖光。在北京六十五中上高中时,我每天从钱粮胡同的家里步行去学校,总要路过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近水楼台嘛,我也就往往“先得月”,屡屡购票观看新排剧目的首场演出,记得1956年北京人艺演出了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我看得上瘾,首场看了,后来又买票去看。那出戏演的是京剧男旦和豪门姨太太自由恋爱遭到迫害的故事,像我那么大的中学生一般是不爱看甚至看不懂的,但也许是受到父母兄姊喜爱京剧的熏陶,我却觉得那戏有滋有味。至今我还记得北京人艺当年演出的那些场景乃至细节。张瞳和杨薇分饰的男女主角,他们的一招一式固然记忆犹新,就连舒绣文、赵韫如扮演的戏迷小配角,我也闭眼如见。那时头晚看了演出,第二天到了学校,课余时间,我便会和同学们眉飞色舞地聊上一阵。《风雪夜归人》这出戏北京人艺直到1957年夏天反右运动初期,还在上演,我大概去看了第三次,看完聊兴更浓。
吴祖光一生结交甚广,我在他的人际网络中不占分量,他的经历事迹自有研究者描述,对他的评价更有通人发布,我本无资格置喙,但在和他的接触中,有些细琐的事情和只言片语,总牢牢地嵌在记忆里,也许略述一二,能丰富人们对吴先生的认知。
有一次他在他家楼下一家餐馆宴客,我去晚了,记得在座的有香港《明报》记者林翠芬,还有他弟弟吴祖强。闲聊中,我说少年时代读过他的剧本《少年游》,被感动,还记得剧里有一件贯穿性的道具-孔雀翎。他说那时候写剧本,一口气,几天就完成,也不用再改,《少年游》他自己也很看重,可惜上演不多。又说人们多半把他定位于剧作家,其实他自己觉得,他是个电影导演。我说当然啦,《梅兰芳的舞台艺术》嘛,还有程砚秋的《荒山泪》。我年纪小,只知道解放后吴先生导演过那样一些戏曲艺术片,林翠芬虽然来自香港,生得也晚,和我一样,并不清楚吴先生上世纪40年代,在香港是一位重要的文艺片导演,像《虾球传》《莫负青春》等贴近社会现实的影片,他导起来都得心应手。吴先生说解放后他从香港回到内地,分配到的单位是北京电影制片厂,职务就是导演,而且开头也并不把他视为适合拍摄戏曲艺术片的导演,给他的第一个任务,是拍摄表现天津搬运工人与资本家斗争的故事片《六号门》,他看了剧本,觉得是个好剧本,应该能够拍成一部出色的影片,但是他跟电影厂领导说,可惜他对这部戏所表现的生活和人物都不熟悉,那也不是短时间“下生活”就能解决问题的,总而言之,“不对路”,于是敬谢不敏。那时候,许多从旧社会过来的电影从业人员,都积极地“转型”,拿演员来说,像原来擅长演资产阶级太太的上官云珠,努力去转型演
了《南岛风云》里的共产党战士,以出演资产阶级“泼妇”而著名的舒绣文,则刻意去扮演了歌颂劳动模范的《女司机》,一些原来只熟悉小资产阶级生活的导演,则去导演了表现工农兵的影片。吴祖光怎么就不能转型呢?厂领导一再动员,吴先生也带摄制组去了天津,但开机不久,他还是打了退堂鼓。《六号门》最后由别的导演接手,最后拍成了一部很不错的影片。
一次在吴先生家书房,见到一样奇怪的东西,他告诉说是钉书器,怎么会有一尺长的钉书器啊?他家有什么东西需要用它来钉啊?原来,他家不远就是蓝岛商厦,他常去闲逛,有一天到了卖文具的地方,见到这玩意,他觉得真有趣,售货员认出他来,不知怎么地连哄带劝,最后竟说动他买下,他与吴祖光先生在一起,吴先生对1957年他竟牵连到我,感慨万端(1988)把那活像铡刀的东西扛在肩膀上回到家,把新凤霞吓了一跳。但吴先生并不后悔这次购物。“买东西不就图个高兴吗?”他笑着说,“你要不要?你使得着,我割爱!”我自然婉谢。那一回,更觉得吴老是个大儿童。
有回他从湖南访问回来,说起参观领袖故居的情况。在刘少奇故居,他触景生情,想起这位国家主席死得那么惨,坐在故居床上珠泪涟涟。有一起去参观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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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看呢,应该正板吧.没什么太大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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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才想到,当年我总是独自跑到地坛去,曾经给母亲出了一个怎样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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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去几座殿堂我无法进去,除去那座祭坛我不能上去而只能从各个角度张望它,地坛的每一棵树下我都去过,差不多它的每一米草地上都有过我的车轮印。无论是什么季节,什么天气,什么时间,我都在这园子里呆过。有时候呆一会儿就回家,有时候就呆到满地上都亮起月光。记不清都是在它的哪些角落里了。我一连几小时专心致志地想关于死的事,也以同样的耐心和方式想过我为什么要出生。这样想了好几年,最后事情终于弄明白了: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上帝在交给我们这件事实的时候,已经顺便保证了它的结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这样想过之后我安心多了,眼前的一切不再那么可怕。比如你起早熬夜准备考试的时候,忽然想起有一个长长的假期在前面等待你,你会不会觉得轻松一点?并且庆幸并且感激这样的安排?剩下的就是怎样活的问题了,这却不是在某一个瞬间就能完全想透的,不是一次性能够解决的事,怕是活多久就要想它多久了,就像是伴你终生的魔鬼或恋人。所以,十五年了,我还是总得到那古园里去,去它的老树下或荒草边或颓墙旁,去默坐,去呆想,去推开耳边的嘈杂理一理纷乱的思绪,去窥看自己的心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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漓江出版社2012年1月推出的几本刘心武的图书中,《风雪夜归正逢时:我是刘心武》正是这种自说自话的自传,文笔好像洗去铅华的北岛顾城:诗意有一些,淡淡的;北京味有一些,也是淡淡的。《献给命运的紫罗兰》是刘心武先生的散文随笔集,在多舛的命运中,刘先生一直坚持老黄牛般的奋斗精神,这让他苦思冥想的世界观能够自成体系,蔚为大观。他用紫罗兰似的礼物献给命运,可见对世界与前途的乐观。可惜我们的世界却是一个幽默的世界,嫉恶如仇的刘先生每每不屑与冷嘲热讽的批评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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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的质量很好,收藏了!最早看到meiya的文章,一篇《慢慢来,一切都来得及》瞬间让我安静下来。 那段时间正是工作和生活都面临问题的时期,各种纠结,无法安生下来。 如果不能把握这个机会,那就会怎样怎样;如果错过这个机会,那就会怎样怎样……各种纠结,无法做出抉择。 这本书,犹如夏天的一杯冰饮,瞬间让我安静下来了。 是呀,着急有什么用呢。错过这个机会又能怎样呢。就算来不及实现自己的梦想,那生活又会怎样呢? 人们的焦虑往往来源于“来不及”,总是害怕会来不及赚到足够钱的退休;总是害怕来不及还没周游世界就老了;总是害怕来不及实现梦想就被世俗生活打败了;总是害怕各种来不及…… 从焦虑中解脱出来,问自己:来不及又怎样?我还是会认真的生活,认真的工作,认真的爱身边的亲人和朋友。只要脚踏实地每一天,无论什么时候实现梦想的生活都是来得及的。或者永远不会实现,但毕竟是每天快乐充实地朝这个方向一步步努力的。 人生是一段旅程,没有一个终极的目标。与其焦虑于未来的不确定,不如踏踏实实认认真真地过每一天。 有那么多美好的愿望,每天朝这个方向努力,每前进一步都欣慰快乐,甚至远远超过得到它的快乐。多么美好呀! 想对自己说,想对身边的朋友说:慢慢来,一切都来得及。我本身就是一个比较容易急躁的人,可能是因为一开始读书就比别热大一岁,因为母亲不会样女儿,因为家里总是接二连三的出现重大事故,浪费了太多的青春。。。。 再加上 感情上最近喜欢了4年的男孩纸跟我说对我没意思,我们只是暧昧,是玩玩; 工作上公司业绩整体面临下滑,前景堪忧,工作压力大, 心情一度烦躁到了极点! 看了这本书,给人一种醍醐灌顶的镇静作用。 静下心来做好现在手边的工作, 静下心来想想自己渴望做什么,然后去努力争取,即使失败了也无所谓, 静下心来考虑下以后长远的工作、生活、婚姻规划, 也许未来不会按着我们自己所设想的去发展, 但是有个大致的方向,总比没有目标和计划来的好, 只要大方向不失,一切都会朝着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发展。 从前只知道要尽量的奔跑,努力向着自己的目标理想甚至遥远的梦想而前进,生怕时间不够用,拼命与时间赛跑,谁知最后落下筋疲力尽的自己,除了满身伤痕,一切都没有。《慢慢来,一切都来得及》告诉我,原来一切不算太晚,懂得思考,懂得享受才是王道。遇到任何苦难困难都有做好自我消化的准备,没有人会为你的人生买单,除了你自己。迷茫的心时常有之,经常进行自我排解方能继续那未来的梦。 最后觉得很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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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想买这次凑着优惠的机会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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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给丈母娘,丈母娘很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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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本好书,值得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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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回我摇车出了小院;想起一件什么事又返身回来,看见母亲仍站在原地,还是送我走时的姿势,望着我拐出小院去的那处墙角,对我的回来竟一时没有反应。待她再次送我出门的时候,她说:“出去活动活动,去地坛看看书,我说这挺好。”许多年以后我才渐渐听出,母亲这话实际上是自我安慰,是暗自的祷告,是给我的提示,是恳求与嘱咐。只是在她猝然去世之后,我才有余暇设想,当我不在家里的那些漫长的时间,她是怎样心神不定坐卧难宁,兼着痛苦与惊恐与一个母亲最低限度的祈求。现在我可以断定,以她的聪慧和坚忍,在那些空落的白天后的黑夜,在那不眠的黑夜后的白天,她思来想去最后准是对自己说:“反正我不能不让他出去,未来的日子是他自己的,如果他真的要在那园子里出了什么事,这苦难也只好我来承担。”在那段日子里——那是好几年长的一段日子,我想我一定使母亲作过了最坏的准备了,但她从来没有对我说过:“你为我想想”。事实上我也真的没为她想过。那时她的儿子,还太年轻,还来不及为母亲想,他被命运击昏了头,一心以为自己是世上最不幸的一个,不知道儿子的不幸在母亲那儿总是要加倍。她有一个长到二十岁上忽然截瘫了的儿子,这是她唯一的儿子;她情愿截瘫的是自己而不是儿子,可这事无法代替;她想,只要儿子能活下去哪怕自己去死呢也行,可她又确信一个人不能仅仅是活着,儿子得有一条路走向自己的幸福;而这条路呢,没有谁能保证她的儿子终于能找到。——这样一个母亲,注定是活得最苦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