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钱穆先生全集，在台湾经由钱宾四先生全集编辑委员会整理编辑而成，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一九九八年以「钱宾四先生全集」为题出版。作为海峡两岸出版交流中心筹划引进的重要项目，这次出版，对原版本进行了重排新校，订正文中体例、格式、标号、文字等方面存在的疏误。至于钱穆先生全集的内容以及钱寅四先生全集编辑委员会的注解说明等，新校本保留原貌。目录
序上卷
一 中国文化与中国青年
二 中国文化与中国军人
三 建国三路线
四 东西政治精神之基本歧异
五 东西文化学社绿起
六 东西人生观之对照
战后新世界
世界文化之明日与新中国
新时代与新学术
中国民主精神
齐鲁学报创刊号发列词
中国固有哲学与革命哲学
中西文化接触之回顾与前瞻
中国思想界的出路
从两个世界说到两种文化
如何建立人文科学
新原才
病与艾
过渡与开创
现状与趋势
……
下卷
精彩书摘
惜乎今之大学教育，则违此目的尚远。姑举今日一般大学青年之意志与趋向，印其所想望与希求于大学者而言。今日大学青年之想望与希求于大学者，约而言之，不外两端。一曰职业，一曰智识。求职业者，如应考工、农、商、矿各学院者皆是。外此则大率为求智识者。职业与智识，其事非不相通，求职业必待于修习相当之智识。然投考工农学院之青年，其第一目的在谋职业，而关于工农本身之智识属其次，故曰其意在求职业。其他学科与职业颇无显着直接之关系，如投考文学院修习历史与哲学，此固不与职业直接相关，特彼辈以为苟具相当智识，则职业自可相因而获，牵连而致。故其事虽相通，而不害谓此辈之意在求智识。职业与智识，亦为人生中一事，然殊包不尽人生，抑且非人牛之普遍与根本者，且亦非人生之紧要与精采处。何以言之？自昔以来，职业与智识，即为人生所追求，然其间自有分岐。平民与贫者，其志多在谋职业，而贵族与富人，则其志多在获取智识。自富有者视之，职业似不如智识之重要；而在贫乏者之心目中，则智识亦每不如职业之可贵。故此二者，易地互观，皆不见有普遍之重要性，而实有一共通相似之点，印纵此二者之所趋，则必日陷于狭窄之境，此即今日之所谓专门化。
何以求职业必趋于专门化？缘人事日向分工，必专精一技，乃可期于熟练而达于最高之效率。故志求职业，则为外界条件所限，自必趋于专门。见异思迁，必遭失败，此事尽人易晓，不烦多论。
何以求智识者亦必趋于专门化？是则稍当申说。夫求知者必悬两境以为趋赴。一曰在我则为无所不知，二则在人则为一无所知，而后可以尽其求知之能事。否则在己郎多所不知，而在外又尽人共知，此则不足以为我有知。然人生有涯而知也无涯，今既专为智识而求智识，则首先必当划一范围，在此范围内者务求其无所不知，而在此范围之外者，既已不预我事，虽一无所知，固无害其于我之为有知。而此范围，就理想言之，又必求其在先尚不为人知者，而后在我之无所不知，又在人为一无所知，庶可以充足表示其我有知之能事。否则尽人共知者，何得独曰我有知。故知求智识亦必趋于专门化，而此专门化者又当时时在变动中，实则其事固与求职业者蹊径相似，意态亦相肖。
故职业在求能，而智识在求知，而「知」与「能」之能事，则必在求知人之所不知而求能人之所不能，夫而后其知能之意义乃显，其知能之价值乃高。故其求知与能之路向与目标，先则求其专，继则求其新、求其异，求其能出奇而制胜。
……
前言/序言
用户评价
翻阅《钱穆先生全集》（繁体版）中的“文化与教育”卷，我感受到了一种源远流长的文化自信。钱穆先生的文字，没有华丽的辞藻，却有着直抵人心的力量。他以其独特的视角，解读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并阐述了教育在传承和发展这些价值中的重要作用。他对于“通才教育”的推崇，让我看到了不同于当下专业化分工的另一种教育可能性。他认为，真正的教育，应该培养出能够全面发展、融会贯通的人才，而非狭隘的“专才”。我尤其赞赏他对“历史情怀”的重视，他认为一个民族的文化，离不开对其历史的深刻理解和热爱。他通过讲述历史故事，分析历史事件，将枯燥的历史变得生动有趣，并强调了历史对于指导当下、启迪未来的重要意义。读他的书，仿佛在和一位饱经沧桑的长者对话，他娓娓道来的话语中，充满了智慧和对人生的洞见。这本书不仅仅是一部学术著作，更是一部关于如何成为一个完整、有思想的人的指南。
评分《钱穆先生全集》（繁体版）的“文化与教育”篇章，仿佛一次深刻的思想洗礼。钱穆先生以其渊博的学识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情，为我们勾勒了一幅理想教育的蓝图。他并非只停留在对传统文化的赞美，而是深刻地剖析了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以及如何在现代社会中传承与发展。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对“君子人格”的描绘，他认为教育的最终目标，是培养出具有高尚品德、博大胸怀的君子。这与当下许多功利性的教育目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对于“生活教育”的强调，也让我耳目一新。他认为教育并非仅仅发生在课堂之上，而是渗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家庭、社会，甚至是通过对自然景物的观察和感悟。他用许多富有诗意的语言，描述了中国传统文人的生活情趣和精神境界，让我不禁对那个时代的教育充满了向往。这本书不仅是学术的盛宴，更是一次精神的旅行，它引导我重新审视教育的价值，以及如何在纷繁复杂的现代生活中，保持一份对知识的敬畏和对人生的热爱。
评分最近手捧《钱穆先生全集》（繁体版），尤其是“文化与教育”这一卷，让我对“知识”的意义有了全新的体悟。钱穆先生的文字，不同于当下许多快餐式的知识输出，他娓娓道来，字字珠玑，不急不缓地引领读者进入一个更为深邃的精神世界。他对于中国文化“源头活水”的追溯，特别是对儒家思想在塑造民族精神方面的深远影响，进行了深刻的剖析。我一直对“教育”抱有一种模糊而美好的想象，认为它是知识的传递，技能的培养。但钱先生在这本书中，颠覆了我原有的认知。他强调教育的根本在于“做人”，在于培养健全的人格，在于唤醒个体内在的生命力，使其能够独立思考，明辨是非。他用许多生动的例子，阐释了何为真正的“德育”，以及如何在日常生活中，通过言传身教，将这些宝贵的品质传递给下一代。我尤其被他对“历史感”的培养所打动，他认为一个没有历史感的人，就像无根的浮萍，无法理解当下的处境，也无法规划未来。这让我开始反思，我们今天的教育，是否过于注重短期的功利性目标，而忽略了对学生人文素养和历史纵深的培养。
评分初翻开这套《钱穆先生全集》（繁体版），心头涌起的是一种久违的亲切感，仿佛与一位智者隔着时空对话。这套书的装帧古朴典雅，字里行间流淌着温润的墨香，无不透露出严谨而深厚的学术底蕴。我尤其钟情于其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梳理与阐释，钱先生以其卓越的洞察力，将那些看似零散的历史片段、哲学思想、文学艺术，编织成一张宏大的精神图谱。读他的文字，总能让人在繁复的世事中找到一条清晰的脉络，理解中华文明为何能绵延数千年而不绝。尤其在“文化与教育”这个专题下，钱先生对教育本质的探讨，对师道尊严的强调，对人格培养的重视，在当今这个信息爆炸、价值多元的时代，显得尤为珍贵。他并非空谈理论，而是引经据典，结合具体的历史人物和事件，深入浅出地分析教育在文化传承与发展中的关键作用。我曾在一个下午，沉浸在他关于“家庭教育”的篇章中，细细品味他对父母责任、子女教养的恳切叮咛，这让我重新审视了自己对下一代的教育理念，受益匪浅。这本书不仅仅是学术研究的宝库，更是一本能够触及心灵、启迪智慧的人生指南。
评分这套《钱穆先生全集》（繁体版）的“文化与教育”卷，如同一盏明灯，照亮了我对教育的迷茫。我曾一度认为，教育就是让孩子掌握更多的知识和技能，以便在未来的社会竞争中获得优势。然而，钱穆先生的文字，让我看到了教育更为宏大而深刻的意义。他并非简单地罗列教育方法，而是从中华文化的根本出发，探讨教育如何才能真正培养出具有民族精神、独立人格的国民。他对于“通识”的强调，让我意识到，真正的教育，并非局限于某个狭窄的专业领域，而是要拓宽视野，融汇贯通，培养学生对整个世界的理解能力。我尤其欣赏他对“体悟”的重视，他认为知识的获得，不仅仅是通过书本的学习，更重要的是通过亲身的体验和思考，从而将知识内化为自己的智慧。这让我联想到当下许多应试教育的弊端，我们过于注重分数和排名，而忽略了学生内在的成长和心智的成熟。钱先生的观点，如同一股清流，涤荡了我心中对教育的浮躁与功利，让我重新思考教育的初心和使命。
评分繁体竖排、书内容非常好，喜爱！慢慢读！值得收藏的书！
评分钱穆先生全集著作趁活动和有券已经收集的差不多了。
评分二、钱穆中等教育思想述要
评分钱穆于1922年至1930年间在厦门集美学校、无锡三师、苏州中学等校执教九年，这是他学问厚积薄发的阶段，并终因一部《先秦诸子系年》得到顾颉刚的赏识。顾颉刚一句“君似不宜长在中学中教国文，宜去大学中教历史”改变了钱穆的人生轨迹，从此以后他开始在中国最负盛名的大学任教，这一年钱穆36岁[1]（pp．147～152）。
评分一、钱穆执教中学的经历
评分书本还不错，发货速度很好
评分大师的作品，拜读一下
评分1927年，钱穆转入苏州（江苏）省立中学，任全校国文课主任教席，教最高班兼任班主任。此时，由于国家处在动荡中，政府无暇顾及教育事业，经常拖欠教师薪资，一些老师便会为此抗议罢教，这样的老师通常都会受到学生的敬仰。钱穆不了解此状况，依然按时登上讲台。学生素来佩服钱穆的学问和为人，便有人告诉他事情本末，希望钱师也参加罢教。钱穆闻此大为诧异，认为学校欠薪是暂时的，而课业则是事关学生前途的大事，岂可任意停课。因此钱穆不仅没有罢教，反而劝告学生应安心读书[1]（pp．142～143）。
评分第一层次指的是对过去实际发生的事情的述说，第二层次则是指对这种述说背后起支配作用的观念进行反思和解释，后者有时也称或。我们可以分别称之为一阶科学史和二阶科学史。一阶的科学史和二阶的科学史是密切关联的。我们称之为“历范围、不同内容和不同到牛顿这段历史时期。这段时期，科学思想发生戏剧性的变革，为迎接新思想的到来所需要的细节上的改变，一环紧扣一环，每一环节都由一个伟大的人物来完成，整个科学的进展仿佛是早已安排好了的一幕戏剧的开演。这样的历史当然使思想史或观念史大有用武之地，可是这种情况在科学史上并不总是出现。到了18世纪，科学发展的线索就不那么分明了，科学史不再是在少数几个成熟学科中观念的变革史，而是许多新学科的诞生史。美国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家托马光学与静力学这五大学科属于古科学在科学革命时期的转变，更多地归因于人们以新的眼光去看旧现象，而较少得力于一系大地依赖实验，库恩称之为培根科学，因为培根曾在他的发展设计过兰图。库恩指出，数学传统的古典科学和实验传统的培根科学直到19世纪仍然是分离的、独立发展的，不能用一种发展模式来套全部的科学史。库恩的观点对我们认识思想史编史方法的局限性是有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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