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南京国民政府与德国(主要是指纳粹德国) 的关系是民国外交史上重要的一页,就其合作规模及范围而言,战前的中德关系实可与战后的中美关系相比较,只不过由于当时国际政治等诸多原因及后来的战争关系,中德间的这种友好往来基本处于较为秘密的状态而鲜为人知。《民国时期中德关系研究:蒋介石与希特勒》将揭示这一时期的中德关系。
马振犊,男,1961年生,南京人,中国共产党党员,现任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副馆长,研究员。著有《血染辉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国民党特务活动史》(九州出版社2008年版)等。
戚如高,男,1964年生,南京人,中国共产党党员,1986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现任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室主任、《民国档案》杂志副主编,研究员。著有《国共和谈秘梓》(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张澜与中国民主同盟》(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等。
日本占领南京后,急于沟通南北两大战场,使其占领区连成一片,于是发动了旨在打通津浦线南北两端的作战。1938年4月,在鲁南重镇台儿庄,我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将军指挥所部,击溃日本精锐部队的进攻并成功地围歼了孤军深入我内线的日军一万余人,造成了轰动一时的“台儿庄大捷”,这是抗战以来我军在正面战场上取得的最大一次胜利。
法肯豪森在前线指挥部协助了我军作战指挥工作,他主张采取诱敌深入方法加以聚歼,他将此战役与1914年德军在塔恩堡战役中围歼俄军的经验相提并论,宣称:“这是我们给敌军致命一击的最后战机。”此役给予日军以迎头痛击,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意志,并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军民的抗日卫国决心,受到了国内外正义舆论的热烈欢呼。
“台儿庄战役结束后,各国驻华武官纷纷前往战地参观,当时史迪威为美国驻华武官,他会见了法肯豪森,与他讨论了战果”。美国女作家巴巴拉·塔奇曼(Barbara W. Tuchman)在她的《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一书中这样记载:“德国首席军事顾问法尔肯豪森将军因中国军队没按他的计划行动,气得狠命揪自己的头发。他说:‘我告诉委员长要向前推进,要发动进攻,要乘胜前进,可是,他们什么行动也没有采取,日军很快就会把8到10个师的部队调到徐州前线,到那时就来不及了。’白崇禧同史迪威和德国顾问们一道分析了这场战斗,白崇禧对进攻的经验不感兴趣,仍念念不忘靠拖垮日军取胜的理论。”“这位了解日军个性颇深的德国顾问对史迪威预料,日军将会卷土重来进攻徐州,果然不出所料,徐州不久即陷于敌手,日军转而进攻河南。”
法肯豪森在台儿庄“很可能施展了他们对中国人战略的最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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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南京国民政府与德国(主要是指纳粹德国)的关系是民国外交史上重要的一页,就其合作规模及范围而言,战前的中德关系实可与战后的中美关系相比较,只不过由于当时国际政治等诸多原因及后来的战争关系,中德间的这种友好往来基本处于较为秘密的状态而鲜为人知。
南京国民政府自1927年建立起,直至1941年对德断交以后数年之内,与德国前期魏玛共和国及后来的纳粹政权第三帝国政府之间都保持了友好的关系,尤其在1933年纳粹党上台以后,中华民国政府与第三帝国之间出于各自不同的需要,曾保持了十分密切的政治、军事、经济关系。从希特勒、蒋介石直至双方所属军政大员之间都有密切友好的私人交往,德国通过其驻华军事经济顾问及德国政府在华代表,沟通了中德间军事、经济贸易的密切合作。德国政府在国民政府“攘外”与“安内”的军事建设以及军工、交通、教育等方面发挥了极大的影响,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帮助;而中国则以大量的战略原料供应德方,在其重建经济及重整军备方面,给予了实质性的支持。中德双方在这种合作中都得到了巨大的收益。
中德间的此种合作,有出自政治上的基本因素。其一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对于纳粹组织及铁腕独裁统治方式的极端推崇与效仿;其二是当时中德双方都处于摆脱困境重建国家的相似地位,在思想及心理上产生了共鸣。虽然两国的具体环境及发展基础并不相同,而且,纳粹党人从其法西斯主义“种族理论”出发,对中国这个远东弱国的歧视心理并未消除,德国政府内部在对华态度上也存在较大分歧。但是希特勒出于对华战略原料输入及其全球策略之考虑,在1941年以前,德方的对华友好与合作方针始终处于主导的地位。
中日战争爆发后,德国政府从其自身利益出发,不愿看到中日两国火并而对其全球霸业产生不利的影响,他们希望日本侵华得利即止,最好能联合中国共同反苏反共,配合德方的全球战略,因而就有了1938年陶德曼“调停”中日战争之举。
“调停工作”失败以后,德国被迫在中日之间进行了一次艰难的选择。最后,希特勒从其世界战略需要出发,在日方的压力及要挟之下,终于选择了日本而抛弃了中国。1938年7月,德国政府召回了驻华军事顾问团。1941年7月1日,中德断交,德国正式承认汪伪政权。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国民政府对德宣战。然而由于客观地理等因素,中德两国并没有直接交战,更因国民政府与纳粹政权之间并没有什么大宿怨,故而双方在断交宣战之后依旧保持了一定的秘密接触,国民政府对留华德侨之遣送与安置都给予了照顾,而德国与汪伪政权之间的合作也并不愉快。重庆与柏林之间实际上保持了一种“面不和心和”的关系。
令人意外的是,蒋介石在二战后期竟然通过在美国的宋子文和在德国做暗中联系人的齐焌渠道,向德国内部克兰、托马思等反希特勒势力提供了经济支持,资助他们推翻纳粹政权的活动,希望亲华派上台以恢复中德关系。虽未成功,但却成为中德关系史上重要的一页。
战争结束后,纳粹政权灭亡,中国政府显要人物对于一些有“交情”的流亡在华的前纳粹分子,给予了一些庇护,而德方战前与中国合作过的人物,如法肯豪森、克兰等人与中方上层人物都一直保持着友好的信使往来,这种关系甚至一直持续到国民党人退居台湾之后。
但中国在拿到英美的支持后就不需要德国军火了,同时希特勒已经严重倒向了日本,就没情面可以给了。断交。
评分 评分好书可以看看。
评分德意志民族是优秀民族,把犹太,斯拉夫等民族视为劣等民族;又说犹太人是劣等民族中最危险的,必须灭绝。希特勒还许诺纳粹党上台后立即废止凡尔赛和约,重整军备,收复失土,建立一个德意志民族的日耳曼大帝国即第三帝国(公元962年—1806年的神圣罗马帝国为第一帝国;1871年—1918年的德意志帝国为第二帝国)。就这点而言是第三帝国的兴盛原因之一,希特勒《我的奋斗》这本书从思想上感染了大多数德国热血青年,使他们踊跃参军,从一定意义上来讲的确使整个德国团结在了一起,为今后的战争提供了强有力的武器。从另一方面而言,当初德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没有经过资产阶级革命的洗礼,因而政治上保留了大量封建残余势从而间接导致了希特勒在推行对外扩张政策时的如此顺利。
评分揭示这一时期的中德关系
评分 评分国党在二战期间本就和德国有很多渊源,蒋也是和阿道夫有很多的内幕与交流,更有很多的生意往来和援助,值得细细考量。以下仅为凑字数见谅: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的中国正处于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开端时期,风雷滚滚,烟云迷幻。或许正因为如此,历史的真实面目常常被遮蔽在众多的野史和戏说之后。本书提供了关于这一段历史的真实而深入的叙述。作者从对大量珍贵史料的钩沉与梳理入手,以生动的文字、抽丝剥茧般的层层推理,严密论证,拨开迷雾,抹去偏见,还原慈禧太后、光绪皇帝等人的真实面貌,揭开戊戌维新时期翁同穌罢官、两方政变密谋、风起云涌的革命运动以及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发生的许多历史谜团,如“围园杀后” 、“倒孙(中山)风潮”、章太炎“背叛”、汤化龙“伪装革命”等事件的真相,描述了活跃在这一历史时期的许多爱国、维新、革命志士的面貌与事迹。1937年抗战爆发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近代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时期,《抗战与战后中国》主要阐述抗战时期国民党的对内、对外政策和战后中国的政治、军事局势。它以1937年的淞沪、南京之战为重点,考察中国军队对日本侵略者的奋力抵抗与不幸失败,同时以更多篇幅阐明国民党人与日本的“秘密谈判”。作者曾遍访海内外各相关档案馆,仔细收集和研读日本政府和国民党人带到台湾的解密档案,终于澄清疑点,将这些最为隐秘难知的史实揭示于光天化日之下,得出公正结论,参与谈判的当事人的内心动机也均从而显现。作者艰辛访求而终于获得的珍稀史料,以及对史料分析体现出来的清明的史识,可以帮助读者客观地认识那段历史。这是抗战史研究的一项重要突破,也是《抗战与战后中国》最为闪光之处。作者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典型人物陈光甫的解剖也可以帮助读者理解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原因。近代中国的百年期间,社会发生急遽而重大的变化,产生过许多哲人(思想家)和文士(作家)。他们纷纷探求救国、救亡之道,在不同程度上受西方先进思想影响,力图唤醒国人,振兴中华,走民主与富强之路。《哲人与文士》以处于时代潮流最前沿的重要人物及其思想为对象,立足于诸多罕见的珍贵史料,阐述在近代历史上发生过重大作用的国粹主义、无政府主义和三民主义等重要思潮,探求理论得失及其经验,同时评析龚自珍、林则徐、谭嗣同、梁启超、孙中山、章太炎、刘师培、鲁迅、陈去病、柳亚子、钱玄同、胡适等人的思想和创作成就,从不同侧面展开近代中国丰富、缤纷的历史画卷。南京临时政府昙花一现。北洋军阀统治中国,国民党人继续革命。作者利用在海内外精心访求所得的大量未刊函电、文献、档案、力图回答长期困扰史学界的关于这一历史时期的许多问题。如,南京临时政府的权力转移、孙中山企图“租让”满洲、蒋介石刺杀陶成章、北洋政府的对外关系、国共第一次合作,中山舰事件之谜、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形
评分德国可以在中国抗战的时候不顾日本反对,卖军火给蒋介石政府,看上的是中国的资源。德国军火商也想拓展在中国的生意。德国也可以在希特勒做出倒向日本的政策后承认汪精卫汉奸政权和“满洲国”,看上的还是日本战胜中国后能有效控制中国的资源和遏制苏联。中国用大批资源换买德国的军火,请德国顾问,看上的是德国的军火质量和其在一战后再无侵略中国的野心。蒋介石本人对权力的迷恋,对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崇拜也是一个因素。德国曾经是中国抗战初期唯一的外援来源,所以中国竭尽全力也要争取到德国的军火和物资,哪怕德国已经倾向日本和伪满,也只能忍气吞声。甚至整个中国的抗战方针,都参考了德国军事总顾问法肯豪森制定的对日作战方案。但中国在拿到英美的支持后就不需要德国军火了,同时希特勒已经严重倒向了日本,就没情面可以给了。断交。 蔣介石與希特勒,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兩大對立陣營的風雲人物,他們之間竟也曾有過十年之久的友好 觀係。這段鮮為人知的歷史內幕,因為兩人在戰後的截然相反的歸宿而被深深地藏入了歲月的「黑匣子」 。然而,半個世紀後,我們卻又從滿佈灰塵的歷史檔案中,為這一連串的疑問,找到解答:為什麼在江西 內戰中,國共雙方軍隊都在德國顧問指揮下作戰?為什麼作為日本盟國的德國軍官身影,會活耀在「八一 三」、「台而莊」抗日前線的中國軍隊指揮部裡?德國納粹黨及其「元首」希特勒怎樣看待中國? 如果您對這一段歷史感興趣,那麼,請翻開本書。作者马振犊,1961年10月生,江苏南京人,1983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历史系,同年进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工作。先后曾任史料编研部编辑、《民国档案》杂志社副主编、主编, 档案利用部主任等职。1998年12月被评为研究馆员。2001年9月被任命为二史馆副馆长。1997年后被评为“江苏省333新世纪科学技术带头人培养工程”培养对象;2001年被江苏省政府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2005年获国务院特殊津贴。兼任二史馆编审委员会主任、中国现代史学会理事、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会副会长、江苏省历史学会副会长、江苏省近现代史学会副会长等职。学术研究方面,在国内外发表有关民国档案与民国史的论文60余篇,独著合著出版史学专著、工具书12本,主编或参加了10本(套)的史料编辑,发表译文8篇,其中独著《惨胜——抗战正面战场大写意》、合著《蒋介石与希特勒——民国时期的中德关系》、主编《台前幕后——1949至1985年的国共关系》等学术专著出版后,在国内外史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受到广泛的好评,在网络上有许多报道与评论介绍。曾先后11次获得国家及省市级优秀社科成果奖。马振犊学术研究的主要方向是结合本职工作,依靠民国档案进行民国历史研究,已从事并取得成果的研究课题与研究方向为:民国档案的利用与鉴别;中国国民党史;中日战争的战略问题及中日关系;民国时期的中德关系;1949—1989年的国共关系;国民党特务组织活动史;有关林森、阎锡山、吴佩孚、戴笠、徐恩曾等民国人物研究等。
评分通过这本书了解到很多尘封的历史,也对国民党政府与德国纳粹政府的交流与合作的历史有个初步的认识,双方在各取所需的利益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的合作(当然因为与日本结盟的原因德国纳粹政府后来与国民党政府绝交),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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