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十八大之后,进一步深化改革已经形成共识,但是下一步改革的目标是什么?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具体路径如何?将关系到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这也是全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都十分关注的问题。      
内容简介
     2010年中央编译出版社为了总结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展望我国未来的发展前景,特邀请了中外专家17人,就中国未来30年这个话题进行了笔谈,并于2011年初出版《中国未来30年》一书,出版后受到国内外广泛关注,除了出版英文版以外,日本、韩国等国多家出版社购买了版权,国内许多省市列为干部必读书目。 中国的改革开放,可谓是披荆斩棘,波澜壮阔,也是道路坎坷,暗涌不断。虽然在充满怀疑的眼光中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但面对未来,仍然有不少质疑的声音,这也许是大家为什么如此关注中国未来的原因。
  在彷徨之中,十八大的胜利召开,达成了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共识,但改革的道路到底怎么走?政治体制如何改革?经济体制如何进一步改革?改革的路径到底如何?都是摆在这一届政府和全国人民面前的一道道难题。为此,中央编译局科研处选录了国内外20位著名专家学者的论述,从政治、经济、文化、法制等方面对中国未来的改革出谋划策,出版了这本《改革共识与众位未来》,或许能够为大家提供一个思考的角度,为未来的改革发展提供一种可能的思路。这些学者有吴敬琏、俞可平、高尚全、樊纲、李稻葵,美国前驻华大使芮效俭、新加坡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郑永年等,都是国内外一流的学者,他们的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相信也一定能对社会各界具有参考价值。
 
     作者简介
     吴敬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改革》、《比较》、《洪范评论》杂志主编;复旦大学著名校友、香港浸会大学、香港大学荣誉社会科学博士。1984~1992年,连续五次获得中国“孙冶方经济科学奖”。2003年获得国际管理学会(IAM)“杰出成就奖”;2005年荣获首届“中国经济学奖杰出贡献奖”。
  俞可平,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德国杜伊斯堡大学名誉博士,哲学和政治学双学科博士生导师。 现任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中央编译局全球治理与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凯风政治发展研究所所长,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经典作家基本观点研究”课题首席专家,“中国地方政府改革创新研究与奖励计划”总负责人。
  芮效俭(J. Stapleton Roy),美国外交家,1991年至1995年间任美国驻华大使。现任基辛格咨询公司(Kissinger Associates, Inc.)的副主席和霍普金斯-南京咨询委员会(Hopkins-Nanjing Advisory Council)的副主席。
  孙立平,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2006年被《南风窗》评为“为了公共利益年度人物奖”。
  李稻葵,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Freeman经济学讲席教授, 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原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金融系主任,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CCWE)主任。
  郑永年,博士,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国际中国研究杂志》(China:An International Journal)共同主编,罗特里奇出版社(Routledge)“中国政策丛书”(China Policy Series)主编和世界科技书局(World Scientific)“当代中国研究丛书”(Series on Contemporary China)共同主编。其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主要兴趣或研究领域为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东亚国际和地区安全;中国的外交政策;全球化、国家转型和社会正义;技术变革与政治转型;社会运动与民主化;比较中央地方关系;中国政治。     
目录
   王长江:深化改革要有“壮士断腕”的勇气
赵 晓:下一步改革关键词:全领域新改革
高尚全:强调“中国模式”可能误导改革
孙立平:也谈改革共识
吴敬琏: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
樊纲:还要多少年才能抵达河对岸
李稻葵: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经济改革
俞可平:增量民主与政治改革
芮效俭:代际更替、经济发展和中国的政治改革
迟福林:改革的新形势与顶层设计
陈家刚:政治体制改革迫切需要顶层设计
郑永年:中国政治改革的理想路径
王贵秀:冲破极左阻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沈宝祥:弊端与良方:论政治体制改革的迫切性
李步云:法的人本主义
郭道晖:中国法治发展:虽有缺憾但奋力向前
江  平:中国法治面临的困境与突破
徐昕:司法改革:渐进中积累量变
竹立家:意识形态如何引领结构性改革方向——关于中国社会的现代性思考
贝淡宁:儒教与政治文化      
精彩书摘
     深化改革要有“壮士断腕”的勇气
  王长江
  王长江,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党建教研部主任,中央党校世界政党比较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世界各类政党运行机制的比较和中国共产党建设问题的研究,主要致力于把政党比较研究拓展到党的建设领域,并在该领域主持开创了世界政党比较研究学科。
  改革正在进入攻坚阶段。一方面,改革开放事业取得的巨大成就有目共睹;另一方面,改革已经触及越来越多深层次的问题,处在不进则退的关键时刻。充分认识改革的艰巨性、复杂性,强化使命感,义不容辞地担当起历史责任,以巨大的、“壮士断腕”的政治勇气推进改革,越来越成为时代向执政党提出的新要求。
  怎样看待今天的改革?
  我们今天面临的改革,无论是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都是过去任何时期、任何阶段所无法相比的。在改革起步阶段,可以把复杂问题放一放,先解决最迫切的问题,这完全符合改革的逻辑。毕竟改革本身不是目的,发展才是硬道理。经济发展首当其冲,是其他方面发展的前提。不过,当时那些绕过去的和放在一边的问题并不会因此而消失,这也是事实。今天,这些问题积累起来,摆在了我们面前,已经躲不开,也绕不过,改革的“攻坚战”即将开始。能不能正视这些问题,直接考验着执政党的能力。
  概括起来,今天我们面前的问题有三个特点。
  其一是纵深性。今天能够引起广泛关注的问题,往往都与更深层次的、带有根本性的问题相连接。以一段时间以来特别突出的政府强拆现象为例,强拆严重地损害了执政党和政府的形象,激化了党群矛盾,这种后果,应该是任何头脑正常的人都能预计得到的,但为什么强拆仍然此起彼伏、屡禁不止?并不是因为各地官员不懂得其中的利害,而是因为他们背后有政绩压力、地方土地财政也在充当推手。舆论曝光、撤职法办等手段固然能对政府强拆行为起到一定的遏制作用,但是,从根本上说,如果不把功夫下在完善干部考评体制、建立降低地方政府对土地依赖的公共财政体系上,强拆现象仍然难以根除。
  “跑部钱进”的现象也是一个典型例子。为了加强对中央各部门的“公关”,许多地方政府,甚至是县一级的政府,都在北京设立了自己的办事机构。这些办事处的功能,无非是一管接待本地领导;二管疏通与中央各部委的关系;三管遣返进京上访人员。“驻京办”广受公众诟病,形象甚是不佳。表面来看,中央出台相关规定,对设立办事处的行为加以约束和规范,拆了这些庙,让这些庙里的和尚无处安身,问题似乎就没有了。但事实如我们所见,这些措施治了标,却没有治本,“跑部钱进”现象死灰复燃的土壤依然存在。
  其二是复杂性。经济、政治、社会等各种问题相互纠缠,头绪繁杂。一个问题往往和其他若干个问题串接在一起,牵一发而动全身,很难在不涉及其他问题的情况下单独得到解决。例如前面讲到的各地驻京办泛滥的现象,同时与信访制度、财政制度及公费支出制度密切联系。在信访量指标像悬在地方官员头上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的时候,想让压访、截访的现象消失是不可能的。压访截访的需要,是地方办事处存在的一个重要理由。
  与之相应,我国现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不完善,也是驻京办存在的理由之一。在我国现行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中,专项支付所占比例过大,致使各部门手中掌握了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地方政府要获取各种专项资金,就不能不把大量精力花在“跑部”上。不从根本上改革这种公共财政的配置方式,就很难遏制办事处泛滥的势头。至于驻京办的花费堂而皇之地列入地方财政支出,存在大量漏洞,就更无需多作解释了。这几个方面,无论哪个方面的改革不深化,都无法防止由此产生的权力滥用和权力腐败。
  其三直指执政党自身。在所有这些问题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是党的问题。我们党是唯一的执政党,所有行使权力的行为,本质上都是执政党的行为。人们一方面认同改革开放以来在执政党领导下取得的成就,另一方面,也必然把权力行使中的各种失误和不科学,都同执政党相联系。事实上,党自身的改革创新也越来越成为整个改革向前推进的关键。例如,无论消极腐败现象,还是劳民伤财的“面子工程”、“政绩工程”,或是上面多次提到的政府强拆,都和干部人事制度有着直接的联系。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我们的干部体制是一个对上负责、对少数人负责的体制,而我们一直倡导的“对人民负责”的原则,在制度上并未得到体现,至少是体现得远远不够。
  这些年来,与经济发展相对应,大量社会矛盾堆积起来并表面化了,各种突发事件和群体性事件频仍。群体性冲突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规模上,都呈上升趋势。这些矛盾和问题产生的背后,固然有各种复杂的原因,但从根本上讲,还是因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对广大民众不断扩大和变化的利益诉求,我们在以新的理念、新的态度、新的方式和新的体制整合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巩固和发展党和群众密切联系方面,和实际要求存在着距离。
  可以说,今天的改革到了一个不进则退的关键阶段。承认这些深层次问题的存在,不是对改革的否定,更不是抹煞已经取得的改革成就,而是对改革的现状保持清醒的认识。
  深化改革的难度在哪里?
  下一阶段,随着深层次问题浮出水面,改革的难度会明显增加。改革从来非易事,需要不断克服困难、破除障碍。笔者以为,进一步推进改革,最主要的难点有三。
  首先是理论创新。在改革开放实践不断发展的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内容也在不断发展和充实。这些年来,理论工作者在概括理论体系上下了不少工夫,取得了显著的成果。现在的问题不在于理论本身,而在于发展了的理论与过去我们长期奉行的那套理论之间的关系。实事求是地说,新中国成立后,我们虽曾积极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但最终还是接受了前苏联的那套以指令性计划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理论。这套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今天我们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依据的理论,从逻辑起点到体系框架都有很大的区别。不能说前苏联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全是错的,但按照他们的解读,确实无法得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结论。相反,沿着这套理论的逻辑,我们还可能和市场经济背道而驰。这种理论上的两难困境,需要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通过对现有理论进行认真、全面、系统的梳理来解决。遗憾的是,迄今为止,系统地进行清理的力度远远不够,甚至对是否需要这样的清理也缺乏共识。结果是,两套有各自体系、逻辑的理论并存,给人们思想上带来了极大的困惑。一方面,由传统计划经济模式衍生而来的一些观点、观念、结论和思维方式依然发挥着作用,一些人还用它来充当评判今天改革正误得失的尺度,乃至这些年来不时出现对改革开放质疑的声音;另一方面,实践已经越过理论而迅速发展,与理论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这种理论和实践相矛盾的状况,使理论往往难以自圆其说,降低了理论的解释力。在广大党员和干部队伍中,为什么比较普遍地存在信仰危机?在我看来,虽然有教育力度不够的因素,但最主要的,还是理论自身存在的矛盾导致了理论说服力的下降。
  理论发展有自己的规律。理论创新必须遵循理论发展的规律来进行。实践表明,用运动式的“大兵团作战”来搞理论创新,或是通过组织系统把它作为任务分派到各个单位和部门,用工作创新代替理论创新,都难以满足理论创新的需求。近些年,国家把大量的资金投入社会科学,但效果如何,人们却评价不一。十分有必要对现有的理论创新机制进行研究。
  其次需要打破既得利益。从革命党转向执政党的角色,从领导计划经济转向领导市场经济,有一个从理念到理论、从方式方法到体制机制全方位改革的过程。在改革没有完成之前,旧的体制仍然在起作用。不合理的、与变化的时代要求逐渐不相适应的体制不仅低效,而且其不合理的权力配置还会导致不合理、不科学的利益格局,沉淀为既得利反过来操控改革,不是按照权力科学运行的要求、而是按照扩大自身权限的要求进行取舍,从而使改革变形。掌握着审批权的,不愿放弃审批权;掌握着用人权的,不愿放弃用人权;没有审批权的,千方百计制造审批权;什么也没有的,就去设置评判权等等。
  当前,既得利益对改革的阻挠和随意解读日益明显,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改革“三公消费”的状况便很能说明问题。关于“三公消费”的数额究竟有多大,从不同角度进行研究的学者有不同的统计。多者说有几千亿,少者说有几百亿。不管从什么口径进行统计,“三公消费”数目惊人,这是不争的事实。从理论上讲,无论以党的性质来衡量,还是按党的宗旨来要求,或是从执政成本上来考虑,“三公消费”都严重损害了执政党和政府的形象,“降解”着公众的信任度。关于“三公消费”的巨大危害性,以及对之进行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恐怕已经不存在认识上的障碍。然而,这方面改革的进展却一直不尽如人意。造成这种状况,固然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其中可以确认无误的一条,恐怕就是一些既得利益部门的消极、拖延。长期的“三公消费”,已经形成了复杂的利益链。只有打破这些链条,解决这个问题才有希望。
  最后需要摆脱意识形态羁绊。从已有的历史看,马克思主义政党取得执政地位的道路具有相当的特殊性,由此也就决定了行为方式和路径依赖的特殊性。但是,我们看到,在取得政权以后,无论政党的性质有多么不同,面临的问题却都惊人地相似。它们都要稳定社会,都要发展经济,都要千方百计协调社会各部分之间的利益关系,都要谋求提高执政党在民众中的支持度和公信力,都要既掌权、又想方设法防止权力的腐蚀,等等。因此,如果说处在获得政权过程中的政党,由于其行为方式存在巨大差异而很难进行比较借鉴,执政党之间则有更多的相互学习之处。遗憾的是,对于这一点,我们长期缺乏认识。对于外来的东西,特别是来自西方的东西,我们往往简单地拒之门外。这种封闭的心态,使得我们把自己孤立于世界之外,难以跟上时代变化的步伐。
  改革开放以来,这种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变。对于人类文明、包括西方文明的成果,我们已经能够比较客观地看待,并且从吸收借鉴中获益。然而,彻底改变这种心态,看来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作为一种根深蒂固地存在并长期影响我们党的观念,一遇合适的时机,往往会出现反复。特别是近些年,受国际大环境的影响,教条地强调意识形态而封闭自己的取向似有抬头之势。在国际领域,我们和一些国家的矛盾和摩擦有所增加。这种矛盾,本质上是国家利益之间的矛盾,是随着我国发展、国际地位上升、导致了利益格局变化而自然会出现的正常现象。把握住这一本质作为解决矛盾的基点,非常重要。如果简单地把这种矛盾冲突归结到意识形态斗争上,不但不利于我们在今天的国际社会中发挥作用,而且最可能产生的后果,就是拒绝交流,拒绝吸收别人的经验,再度把自己孤立起来。无论对于国家发展,还是对于执政党的开放形象,这种做法都不会带来任何好处。说到底,还是那种唯恐因借鉴别人而丧失了自我的封闭型意识形态在作祟。我们过去已经因为在意识形态上“画地为牢”吃过大亏。历史的教训,值得我们认真汲取。
  这些难点表明,下一阶段的改革,任重而道远,不由我们不产生一种强烈的危机意识。我们切不可以为,既然改革开放令经济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其他方面的改革、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就可以放慢步伐甚至原地踏步。我们不但应坚定不移地推进全面改革,而且还要有时不我待的紧迫感。
  以什么样的精神推动改革?
  “攻坚战”阶段的改革,固然要有战略思维,要精心设计、有序推进,但是在我看来,最为重要和不或可缺的,首先还是共产党人的责任感、使命感和担当精神,以及在此基础上凝聚的政治勇气。这是改革成功的先决条件。
  改革是要改变我们已经走习惯的路,是要另辟蹊径,杀出一条血路,干的是前人没有干过的事业,肯定有风险。搞市场经济有风险,搞民主政治同样有风险。笔者观察到,一些研究者益。这种既得利益又反过来操控改革,不是按照权力科学运行的要求、而是按照扩大自身权限的要求进行取舍,从而使改革变形。掌握着审批权的,不愿放弃审批权;掌握着用人权的,不愿放弃用人权;没有审批权的,千方百计制造审批权;什么也没有的,就去设置评判权等等。
  当前,既得利益对改革的阻挠和随意解读日益明显,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改革“三公消费”的状况便很能说明问题。关于“三公消费”的数额究竟有多大,从不同角度进行研究的学者有不同的统计。多者说有几千亿,少者说有几百亿。不管从什么口径进行统计,“三公消费”数目惊人,这是不争的事实。从理论上讲,无论以党的性质来衡量,还是按党的宗旨来要求,或是从执政成本上来考虑,“三公消费”都严重损害了执政党和政府的形象,“降解”着公众的信任度。关于“三公消费”的巨大危害性,以及对之进行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恐怕已经不存在认识上的障碍。然而,这方面改革的进展却一直不尽如人意。造成这种状况,固然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其中可以确认无误的一条,恐怕就是一些既得利益部门的消极、拖延。长期的“三公消费”,已经形成了复杂的利益链。只有打破这些链条,解决这个问题才有希望。
  最后需要摆脱意识形态羁绊。从已有的历史看,马克思主义政党取得执政地位的道路具有相当的特殊性,由此也就决定了行为方式和路径依赖的特殊性。但是,我们看到,在取得政权以后,无论政党的性质有多么不同,面临的问题却都惊人地相似。它们都要稳定社会,都要发展经济,都要千方百计协调社会各部分之间的利益关系,都要谋求提高执政党在民众中的支持度和公信力,都要既掌权、又想方设法防止权力的腐蚀,等等。因此,如果说处在获得政权过程中的政党,由于其行为方式存在巨大差异而很难进行比较借鉴,执政党之间则有更多的相互学习之处。遗憾的是,对于这一点,我们长期缺乏认识。对于外来的东西,特别是来自西方的东西,我们往往简单地拒之门外。这种封闭的心态,使得我们把自己孤立于世界之外,难以跟上时代变化的步伐。
  改革开放以来,这种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变。对于人类文明、包括西方文明的成果,我们已经能够比较客观地看待,并且从吸收借鉴中获益。然而,彻底改变这种心态,看来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作为一种根深蒂固地存在并长期影响我们党的观念,一遇合适的时机,往往会出现反复。特别是近些年,受国际大环境的影响,教条地强调意识形态而封闭自己的取向似有抬头之势。在国际领域,我们和一些国家的矛盾和摩擦有所增加。这种矛盾,本质上是国家利益之间的矛盾,是随着我国发展、国际地位上升、导致了利益格局变化而自然会出现的正常现象。把握住这一本质作为解决矛盾的基点,非常重要。如果简单地把这种矛盾冲突归结到意识形态斗争上,不但不利于我们在今天的国际社会中发挥作用,而且最可能产生的后果,就是拒绝交流,拒绝吸收别人的经验,再度把自己孤立起来。无论对于国家发展,还是对于执政党的开放形象,这种做法都不会带来任何好处。说到底,还是那种唯恐因借鉴别人而丧失了自我的封闭型意识形态在作祟。我们过去已经因为在意识形态上“画地为牢”吃过大亏。历史的教训,值得我们认真汲取。
  这些难点表明,下一阶段的改革,任重而道远,不由我们不产生一种强烈的危机意识。我们切不可以为,既然改革开放令经济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其他方面的改革、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就可以放慢步伐甚至原地踏步。我们不但应坚定不移地推进全面改革,而且还要有时不我待的紧迫感。
  以什么样的精神推动改革?
  “攻坚战”阶段的改革,固然要有战略思维,要精心设计、有序推进,但是在我看来,最为重要和不或可缺的,首先还是共产党人的责任感、使命感和担当精神,以及在此基础上凝聚的政治勇气。这是改革成功的先决条件。
  改革是要改变我们已经走习惯的路,是要另辟蹊径,杀出一条血路,干的是前人没有干过的事业,肯定有风险。搞市场经济有风险,搞民主政治同样有风险。笔者观察到,一些研究者近在大谈民主的局限性,把发展民主可能会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和麻烦当作一个新发现,试图以此来证明,在今天的中国,搞不搞民主并不重要。其实,这并不是什么新发现。从一开始出现民主,人们就同时看到了民主可能带来的问题。例如,亚里士多德论证,古代雅典“多数人统治”的直接民主制葬送了雅典共和国;托克维尔提出了不加限定的民主可能导致“多数人的暴政”的著名论断;约翰·密尔认为,在民主社会中,主流舆论和价值话语有可能压制甚至淹没处于少数地位的人们的意见,从而导致“民主的暴虐”等等。这些论断,都非常精辟地指出了民主本身的缺陷和不足。所以,重要的不是承认不承认民主有缺陷、有风险,而是面对这种风险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是放弃民主,止步不前,甚至索性后退,还是顺应潮流,知难而进,破解难题,敢为人先,创造更加科学、更少缺陷的民主?这才是问题的要害。
  历史上也确实出现过因看到了民主的缺陷而对民主失望、放弃民主的人。比较极端的例子,就是德国学者罗伯特·米歇尔斯。米歇尔斯对政党政治的研究,观察深刻,分析精辟,见解独到,在政治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通过对英美政党的系统考察,他得出的结论是:任何组织,即使是以民主为目标的组织,最终都不可避免地要变成寡头政治。这就是著名的“寡头统治铁律”。不幸的是,米歇尔斯因此而看不到民主的前途,以至于后来投入了意大利法西斯的怀抱。米歇尔斯的立场,对于今天面对民主大潮的我们,恐怕没有任何效法的价值。
  承认风险,又不为风险吓住,就需要有政治勇气和担当精神。在这方面,作为我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杰出代表。20年前的南方谈话,今天读来仍然振聋发聩,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油然而生。固然,这首先是因为邓小平对当时一系列重大问题的阐述简明而深刻,但其中另一条同样重要的原因是,整个谈话体现出一种巨大的政治勇气和担当精神。这种勇气和精神贯通《谈话》始终,是支撑《谈话》的灵魂和主心骨。正是受这种勇气和精神的鼓舞,我国改革开放才又掀起高潮,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可以说,没有邓小平的政治勇气,就没有改革开放的今天。
  今天的改革,更需要我们有政治勇气。因为随着改革纵深发展,遇到的挑战、风险和考验都会比过去更严峻、更尖锐、更巨大。而且需要改的就是党自身,是我们党自己给自己动手术:规范自己的执政行为,限制自己的执政权力,割舍自己因执政获得的好处,健康、纯洁自己的队伍。我们不妨说,这需要那种“壮士断腕”的勇气。“断腕”,就肯定不像除去伤痂或指甲、头屑那么情愿、心情愉悦,也不像蜥蜴断尾或海参吐心那么简单、轻而易举,施一个“金蝉脱壳计”便度过危机,还可以照常生存。
  触及深层次问题的改革,是有很大风险的。有一种说法,叫做“不改革亡国,改革亡党”。“不改革亡国”的说法是对的,因为墨守成规的国家只会在激烈的全球竞争中被淘汰。但是,“改革亡党”的说法却是不对的,用这个说法来拒绝改革,则更是大谬不然。通过改革实现党的与时俱进,党会变得更加充满朝气、充满活力,岂有反倒亡了的道理?但是,如果改得不好,的确会带来消极影响,乃至危及生存。也正因为此,才需要我们下定决心,鼓起政治勇气来推进改革。改革是有风险,但不改革只能死路一条。
  当然,执政党的政治勇气和担当精神,也包括给改革者以更大的探索空间,让他们有机会大胆地试,大胆地闯。邓小平说过,我们党的好政策不是少数人坐在办公室里凭空杜撰出来的,而是人民群众和广大党员在自己的实践中经过不断探索、尝试总结出来的。我们只不过是在此基础上把这些经验加以提升,才有正确的政策。广大地方和基层的党组织处在改革开放的前沿,是党在新时期遇到的挑战和考验的直接承受者,因而有强烈的改革创新冲动。近年来地方和基层产生的许多创新成果,都体现了他们的这种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这些尝试,不仅仅是在解决他们自己遇到的具体问题,同时也是在为整个改革探路,应当予以保护和鼓励。保护改革者,努力降低改革者因探索而带来的风险,同样是政治勇气和担当精神的重要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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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星河流转:人类文明的深层脉络》  序章:追寻宇宙的节奏  自人类仰望星空的那一刻起,我们便开始叩问自身的 origin 与 destiny。从最初对日月星辰的朴素崇拜,到如今对宇宙大爆炸、黑洞、暗物质、暗能量等深邃概念的探索,人类文明的脚步从未停歇。然而,当我们试图理解宇宙的宏大叙事时,我们是否也遗忘了回溯自身文明的源头,审视那些塑造了我们思想、行为、价值观的深层脉络?《星河流转:人类文明的深层脉络》便是这样一次跨越时空,深入探究人类文明发展轨迹,挖掘其背后驱动力与内在逻辑的尝试。这本书不求提供一个现成的答案,而是希望通过梳理历史长河中的关键节点,呈现文明演进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引发读者对人类自身、对我们所处世界的深刻反思。  第一章:文明的曙光——从蒙昧到曙光  人类文明的起源,如同宇宙初开时的第一缕光,充满了未知与神秘。本章我们将追溯人类文明最初的萌芽,从旧石器时代分散采集狩猎的原始群体,到新石器时代农业的兴起,见证生产力进步如何催生了定居生活、社会分工和初步的社会组织。我们将探讨早期人类如何通过语言、工具、艺术来表达世界、传递经验,以及这些基础的创造如何为日后文明的繁荣奠定基石。从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文明、古埃及的尼罗河文明,到印度河谷文明和黄河文明,我们将聚焦那些在各自地理环境中孕育出的独特文明形态,分析它们在早期农业、水利工程、文字、宗教、法律等方面的开创性成就,理解这些早期文明如何应对自然挑战,如何在有限的资源中构建复杂的社会结构,并为后世留下宝贵的遗产。  第二章:思想的星火——精神世界的觉醒  当物质基础初步稳固,人类的目光便开始转向内心,哲思与信仰的火种在不同文明中悄然点燃。本章将深入探讨人类精神世界的早期探索,从古代哲学的滥觞,到宗教的形成与发展,分析它们如何为人类提供解释世界、指导行为的框架。我们将聚焦古希腊的理性思辨,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家如何通过逻辑与辩论,开启了西方哲学乃至科学思维的先河;探究古印度的婆罗门教与佛教,释迦牟尼的教诲如何以慈悲与解脱为核心,影响了亚洲大部分地区的精神世界;审视中国古代的儒家、道家、法家等思想流派,孔子的仁爱、老子的逍遥、韩非子的法治,如何在东方的大地上塑造了独特的社会伦理与政治思想。我们还将考察早期宗教仪式、神话传说如何反映人类对生命、死亡、宇宙的敬畏与追问,以及这些精神遗产如何深深地烙印在各个民族的文化基因之中。  第三章:帝国的洪流——权力、秩序与扩张  随着社会组织的复杂化和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强大的国家机器开始显现。本章将聚焦古代至中古时期各大帝国的兴衰历程,分析它们如何通过军事征服、政治整合、法律制度和经济体系来维系统治,并扩张其影响力。我们将考察波斯帝国、罗马帝国、秦汉帝国、拜占庭帝国、阿拉伯帝国、蒙古帝国等,分析它们的军事战略、行政管理、法律体系、税收制度和交通网络,理解它们如何在广袤的疆域内建立起相对稳定的秩序。同时,我们也将审视帝国扩张背后所付出的代价,以及它们在统一过程中对被征服民族文化、经济的影响,探究这些庞大帝国留下的经验与教训,以及它们如何成为后世国家构建的参照与反思。  第四章:交流的桥梁——丝路的回响与世界的连接  人类文明的发展并非孤立封闭,而是通过不断的交流与互动而得以丰富。本章将重点关注古代至中古时期,横跨亚欧大陆的物质与思想的交流通道,尤其是丝绸之路所扮演的关键角色。我们将描绘商人、旅行者、僧侣、学者们在漫长的旅途中,如何将丝绸、香料、陶瓷、技术、宗教、哲学、艺术等文明成果跨越地域、跨越文化进行传播。从罗马帝国的葡萄酒传入中国,到中国的造纸术、火药、指南针传向西方,再到佛教、伊斯兰教在不同文明区的传播,我们将展现文明碰撞与融合所带来的活力。本书还将探讨其他重要的交流方式,如海上贸易路线、宗教团体间的互访、战争带来的文化俘获等,理解这些“连接”如何打破了地域隔阂,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共同进步,也为我们认识当今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多样性提供了历史视角。  第五章:科学的黎明——理性之光照耀未知  中世纪后期以来,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科学精神开始复苏,并逐渐成长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本章将聚焦科学的早期发展,从阿拉伯世界的学术传承,到欧洲的文艺复兴和科学革命。我们将回顾伊斯兰黄金时代在数学、天文学、医学等领域的辉煌成就,以及它们如何成为连接古代知识与近代科学的桥梁。随后,我们将深入探讨哥白尼的日心说如何颠覆了地心说,伽利略的望远镜如何揭示了宇宙的奥秘,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如何统一了天体运动和地面物体运动的规律。我们还将审视笛卡尔的解析几何、培根的经验主义、以及早期化学、生物学的发展,理解这些突破性发现如何改变了人类的世界观,为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六章:启蒙的浪潮——理性、自由与变革  随着科学的蓬勃发展,人类社会的思想和政治也迎来了深刻的变革。本章将聚焦启蒙运动,分析理性主义如何在这一时期成为主流,以及它对政治、经济、社会观念产生的巨大影响。我们将审视洛克的自然权利、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等思想,理解它们如何为现代民主制度和人权观念奠定了理论基础。本书还将考察启蒙思想家们对教育、宗教、社会公平等问题的探讨,以及这些思想如何激发出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等一系列深刻的社会变革。我们将探讨启蒙运动的遗产及其对后世政治发展的影响,同时也反思启蒙运动在推行人权和自由过程中所遇到的挑战和局限。  第七章:工业的轰鸣——技术、社会与文明的重塑  十八世纪后期,一场由技术创新引发的工业革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变着人类社会的形态。本章将深入剖析工业革命的进程及其深远影响。我们将回顾蒸汽机的发明、工厂制度的确立、铁路和轮船的出现,如何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改变了传统的农业经济结构,催生了城市化进程。同时,我们也将关注工业革命对社会结构带来的冲击,如工人阶级的兴起、资本主义的发展、贫富差距的扩大、环境污染等问题。本書还将探讨不同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的差异,以及工业文明如何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国际关系,为我们理解当今技术飞速发展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提供历史参照。  第八章:意识形态的较量——理想、现实与未来的张力  进入近现代,各种思想意识形态的冲突与融合,深刻地塑造了世界的格局。本章将梳理各种重要意识形态的起源、发展和演变,如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等。我们将分析这些思想如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与政治变革、经济发展、社会运动相结合,产生出各种具体的政治实践和思想流派。本书还将关注二十世纪以来,意识形态的全球性斗争,以及它们如何在不同文明和国家中落地生根,并引发深刻的社会变革与冲突。我们将探究不同意识形态在追求理想社会的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以及它们如何不断地与现实妥协与调适,最终影响着我们对未来社会的构想。  第九章:全球化的涟漪——连接、冲突与共同的命运  随着全球交通和通讯技术的飞速发展,世界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本章将聚焦近现代以来全球化进程的深化,分析其背后驱动力、表现形式以及带来的复杂影响。我们将考察国际贸易、跨国公司、国际组织、信息技术革命如何打破了国家和地域的界限,促进了商品、资本、人员和信息的流动。本书也将审视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如文化同质化、经济不平等、环境问题、金融危机、地区冲突等,理解不同文化和国家在全球化浪潮中的互动与张力。我们将探讨如何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寻求可持续发展、维护文化多样性,以及人类如何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流行病等全球性挑战,共同塑造人类文明的未来。  终章:反思与前瞻——文明的下一程  在穿越了人类文明漫长的星河流转之后,我们回到当下,试图从中汲取经验,展望未来。本章将总结本书的核心观点,强调文明发展的连续性与非线性,以及人类在历史长河中不断探索、创造、适应的勇气与智慧。我们将反思文明进步中的机遇与挑战,审视技术发展、社会变革、环境压力等当前面临的紧迫问题。本书并非试图提供一个关于未来的预言,而是鼓励读者以更广阔的历史视野,更深刻的理性思考,去理解我们所处的时代,去审视我们所做的选择,并参与到塑造人类文明下一程的伟大实践中。我们相信,唯有深入理解过去,才能更好地把握现在,才能为构建一个更加公正、包容、可持续的未来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