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暉先生將東、西之間的“西藏問題”置於中國近代被西方列強殖民化的過程中詳加分析,指齣今天東西方之間有關“西藏問題”的觀點、立場差異實際上很大程度是根植與那一特定時期的利益糾葛與曆史情結。在這方麵,本書所收另兩篇論文《琉球與區域秩序的兩次巨變》、《跨體係社會與區域作為方法》為此提供瞭有利的佐證和更深刻的曆史背景。
汪暉,1959年10月生,江蘇揚州人。曾就學與揚州師範學院中文係、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1988年獲文學博士學位。現任職於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著作有:《反抗絕望——魯迅的精神結構與<呐喊><彷徨>研究》(1991)、《無地彷徨——“五四”及其迴聲》(1994)、《死火重溫》(2000)、《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2004)、《去政治化的政治》(2008)、《彆求新聲——汪暉訪談錄》(2008)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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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標題是第一部分內容,最感興趣的也是第一部分,好書值得推薦
評分收入這本書中的三篇文章,雖然處理的對象不同,但在我看來背後卻有一個一以貫之的理論關懷,用汪暉自己的話來說,就是"提齣一種不同於民族主義知識框架下的中國觀",一種新的闡釋現代中國的理論框架。這個工作其實在《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一書中就開始瞭,該書新版序言中,汪暉就指齣:"民族主義並不能夠囊括20世紀中國的一切。"汪暉明確地把西方民族主義作為他思考、對話和批判的對象,在他看來,源於西方的民族主義和民族國傢構成瞭20世紀主導性的知識譜係和國際體係,而傳統中國的朝貢體係和邊疆治理模式在它的擠壓、衝擊下節節敗退,現代中國的邊疆和民族危機就是在這一進程中産生的。問題的復雜性在於,為瞭剋服這些危機,現代中國試圖按照這一主導性的民族國傢體係來重新塑造自己,然而由於傳統中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帝國,曆史文化傳統極為多樣,在這一基礎上形成的"現代中國",並不能通過西方民族主義的知識譜係得到有效闡釋,我們必須尋找另外的、替代性的闡釋框架。這是汪暉理論思考的一個齣發點。
評分平裝已入,也已拜讀。精裝齣來瞭,買來收藏。汪暉先生將東、西之間的“西藏問題”置於中國近代被西方列強殖民化的過程中詳加分析,指齣今天東西方之間有關“西藏問題”的觀點、立場差異實際上很大程度是根植與那一特定時期的利益糾葛與曆史情結。在這方麵,本書所收另兩篇論文《琉球與區域秩序的兩次巨變》、《跨體係社會與區域作為方法》為此提供瞭有利的佐證和更深刻的曆史背景。 汪暉,1959年10月生,江蘇揚州人。曾就學與揚州師範學院中文係、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1988年獲文學博士學位。現任職於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著作有:《反抗絕望——魯迅的精神結構與<呐喊><彷徨>研究》(1991)、《無地彷徨——“五四”及其迴聲》(1994)、《死火重溫》(2000)、《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2004)、《去政治化的政治》(2008)、《彆求新聲——汪暉訪談錄》(2008)等。
評分值得一讀。
評分汪暉先生將東、西之間的“西藏問題”置於中國近代被西方列強殖民化的過程中詳加分析,指齣今天東西方之間有關“西藏問題”的觀點、立場差異實際上很大程度是根植與那一特定時期的利益糾葛與曆史情結。在這方麵,本書所收另兩篇論文《琉球與區域秩序的兩次巨變》、《跨體係社會與區域作為方法》為此提供瞭有利的佐證和更深刻的曆史背景。
評分好書好書好書好書好書好書好書
評分三聯書版的這套書,開本都不大,但作者都是思想界的大咖啊!這套書我快收全瞭。
評分中日第一個修好條約批準交換後一年,1874年,日本以1871年11月間遭遇颶風的琉球漁民和颱灣山地民的衝突(死54人)為由,發起對颱灣的攻擊。日本先是用琉球事務來跟清政府打交道,而後又試圖以此為跳闆對颱灣進行攻擊和擴張。在發動戰爭前,1873年5月,日本外務卿副島種臣抵達北京請求覲見,並遣副使柳原前光就此責問總理衙門大臣毛昶熙、董恂等,要求清政府處理、懲罰這些跟琉球漁民發生衝突的颱灣山地人。毛昶熙答雲:“‘蕃’民之殺琉民,既聞其事,害貴國人則未之聞,夫二島俱屬我土,屬土之人相殺,裁決固在於我。我恤琉人,自有措置,何預貴國事,而煩為過問?”顯然不承認日本對琉球的統治權。他同時又指齣:‘殺人者皆屬‘生藩’,故且置之化外,未便窮治。日本之‘蝦夷’(指北海道的愛斯基摩人——作者注),美國之‘紅藩’(指印第安人——作者注),皆不服王化,此亦萬國之所時有。”清代中國有多重的法律關係,比如說有大清律、濛古律,在西南有土司製度,在西藏有噶廈製度,在颱灣,生番和熟番是區彆對待的。這一獨特的王朝製度産生於所謂“從俗從宜”的治理策略和各個地區長期的政治一文化關係,並與王朝政治的“對外關係”相互連帶。1874年戰爭爆發後,總理衙門於5月11日照會日本外務省雲:“查颱灣一隅,僻處海島,其中生番人等,嚮未繩以法律,故未設郡縣;即《禮記》所雲‘不易其俗,不易其宜’之意,而地土實係中國所屬。中國邊界地方,似此生番種類者,他省亦有,均在版圖之內,中國亦聽其從俗從宜而已。”我們可隊諺越是一種沒有嚴格的內外分野但同時又包含著多重差異的製度形態和關係模式。這個多元性的法律政治製度仍然是一種統治和支配製度,在這一多元政治條件下,也産生過各種各樣的支配和戰爭,但就其多樣性和統一性的靈活關係而言,值得我們重新思考——不是將這一製度理想化,而是從一個曆史的視野反思現代政治製度在保持多樣性方麵的缺失,追問為什麼這樣的政治聯係的模式在民族主義時代難以為繼,為什麼民族主義的模式如此強烈地要求內部的統一性、單一性和清晰的內外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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