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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安思危》作者任志刚为香港金融管理局首任总裁，有香港第1位“中央银行家”之称；
任志刚曾经在1983年参与制定港币与美元挂钩的关联汇率制度，先后经历过1987年香港股灾（恒生指数曾大跌40%）、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1998年香港金融保卫战（香港政府介入市场打击炒家）、2008年雷曼倒闭触发环球金融海啸等关乎香港金融业存亡之大事。
《居安思危》由他亲笔呈现多项关键事件的来龙去脉，内地首发！剖析香港20年金融大事记及其个人心路历程。
书中收集过百张历史图片，其中包括从未曝光的私人珍藏，弥足珍贵。
多名政商巨擘:陈元、唐英年、李国宝、刘明康、林行止等一致推荐！
海报：
内容简介
陈元、唐英年、李国宝、林行止、刘明康、王冬胜、沈联涛政商要员携手推荐！香港金管局前总裁任志刚，回首化解幕幕金融危局的人与事，也以全新视点审视联系汇率（港元与美元挂钩）及财经、金融政策，以及前瞻中国内地与香港地区以至环球的金融形势；配以从未曝光的历史图片，弥足珍贵。
香港自20世纪70年代经济起飞，逐步发展成为国际金融中心。而有香港第1位“中央银行家”之称的任志刚，在20世纪80年代初起长期参与香港的货币与金融事务，并在1993年起成为香港金融管理局首任总裁，直至2009年退休。
任先生曾经在1983年参与制定联系汇率制度，其后的财经、金融工作生涯，先后经历过1987年香港股灾（恒生指数曾大跌40%）、亚洲金融风暴、香港政府介入市场打击炒家、雷曼倒闭触发环球金融海啸等大事。从1999年9月到2009年9月，他每周都在金融管理局网站撰写名为《观点》的专栏，当中既有经济理论的剖释，财经、金融政策的解读，也有对往事的回忆、对故人夏鼎基及郭伯伟爵士的怀想。
退休后，任先生撷取上述文章的精华结集成书，并同时撰写新文章，以全新视点审视当年制定财经、金融政策如联系汇率的得失，以及前瞻香港、内地以至环球的金融形势。
《居安思危》还配以珍贵的历史图片，部分更是从未曝光的作者私人珍藏，弥足珍贵。对关心中国内地与香港地区以至全球货币、金融、经济动向的读者来说，本书绝不能错过。
作者简介
任志刚，（大紫荆勋章[GBM]， 金紫荊星章[GBS]， 司令勋章[CBE]， 太平绅士[JP]）任志刚先生是香港金融管理局首任总裁。他于1993年协助成立该局，并执掌达16年半。于2009年9月退休后，任先生先后获得多项任命。他现时是中国人民银行属下中国金融学会执行副会长和香港中文大学全球经济及金融研究所杰出研究员。此外，他亦是瑞士联合银行及德昌电机控股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任先生也是多间主要金融及学术机构的咨询委员会成员。
任先生服务香港的公职生涯超过38年，一直在货币和金融事务的领域上担当重要角色，功绩表现卓越。他于1983年协助制定联系汇率制度，成功培植该制度长达26年。他主动推出多项具策略及前瞻性的改革措施，捍卫及强化联系汇率制度，令该制度在1997年主权回归的敏感时期保持稳定，更安然渡过了1997年~1998年的亚洲金融风暴，以及2008年~2009年的环球金融海啸。在1998年8月，他更出谋献策，协助港府打击炒家操控市场，在香港股票市场采取入市行动，成功挽救香港的货币和金融体系免于陷入崩溃。此外，任先生更积极引入多项策略性改革措施，以确保香港金融的稳定和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他一直跟中国人民银行保持紧密合作，致力推动在香港建立人民币离岸市场，是人民币迈向国际化的一项重要战略性措施。
任先生于2009年获特区政府颁授大紫荆勋章最高荣誉，以表扬他对香港的贡献。过去多年，任先生也先后获得多间私营机构，包括国际媒体，颁授杰出中央银行家荣誉奖项。此外，他也获得香港及海外多所大学颁授荣誉博士及教授学位。
目录
推荐序自序
第一章 立足香港
1-1联系汇率
联系汇率的诞生
香港货币基础的发展
苦口良药
一年后的七招
优化联系汇率制度运作的措施
港元的未来
1-2金管局
为金管局寻根
细谈金管局的工作
央行的独立及问责
金管局购置办事处
外币与国际金融中心
减少外汇交易结算风险
新香港钞票
1-3外汇基金
香港的外汇储备是否足够？
外汇储备及财政赤字
外汇基金与财政储备的新分帐安排
外汇基金的风险管理
《外汇基金条例》与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外汇储备多与少
1-4银行监管
银行业监理
撤销利率管制
最后贷款人
香港的存款保障计划
监管跨国银行
监管当局与金融中介
应变计划
过度规管
银行是否“与别不同”
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
银行业的竞争
七成按揭上限的源起
金融稳定与楼市泡沫
楼巿变动
后记
第二章 心系中国
2-1 人民币
香港的人民币存款
人民币业务
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
人民币业务新的里程碑
从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去看香港人民币业务
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人民币汇率的一篮子参考货币
2-2 两地合作
香港与内地的经济融合
与银监会签订谅解备忘录
与内地金融基建联网
香港作为内地资金融通的平台
与时俱进
一个国家、两种金融制度
连接内地与香港金融市场的好处和方法
内地与香港金融市场的关系
内地个人直接对外证券投资试点
中国的金融发展：香港的角色
内地与香港两地货币金融合作的背后
后记
第三章 放眼环球
3-1 次贷风暴
次级按揭贷款
美国次级按揭问题
美国的次贷危机
美国次贷的发展
投资者须充分了解所投资的产品
“字母汤”
金融挽救方案
雷曼兄弟相关投资产品的投诉
量化宽松
金融保护主义
中央银行就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安排
3-2 应对风险
香港货币及金融体系
货币及金融体系的改革
金融市场全球化的风险
全球金融风险
金融市场与“非典”
金融稳定的四项契机
金融创新
从金融危机中汲取教训
发展宏观的审慎监管模式
后记
第四章 政策理论
自由巿场
自由巿场与政府干预
政府在金融系统的参与
“金融基本法”
再探“金融基本法”
管理巿场预期
行政手段与宏观经济政策的传导机制
金融“科学发展观”（一）
金融“科学发展观”（二）
金融“科学发展观”（三）
两个方案
格雷欣法则
帕累托最优化理论
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
开放金融体系：理论分析、风险及一些解决方法
深层次的矛盾
后记
第五章 怀人忆旧
怀念夏鼎基
郭伯伟爵士
格林斯潘与美联储
再访“同乐园”
香港二十载金融事
我的“回乡”录
八月梦魇
从1983年金融危机所汲取的教训
谈“千年虫”
再见
后记
附录
《信报》林行止政经短评：政府妙手乾坤 汇丰壮士断臂
香港货币体制的未来（节录）
三中全会后如何与金融市场打交道（节录）
粉岭别墅
前言/序言
撰写此书的序言时，我曾想起多年前一名资深记者访问我关于当时一些备受关注的金融问题时的情景。我回应她的开场白是：“妳明显没有做好功课！”我想她当时一定感到尴尬和为难。不论她是否仍然对此事耿耿于怀，但我希望为我的礼，对她和其它曾经采访过我的记者致歉，希望不算太迟！纯粹因缘际遇，我很年轻便有机会出任金融官员，在1982 年成为首名华人出任当时港英政府布政司署金融事务科的首长级官员，难免有点年少气盛。当年，撒切尔夫人与邓小平先生就香港的未来展开磋商，引发了历时数年一连串严重的金融银行业危机，直至20 世纪80 年代末期才平息，而管理香港金融事务的重点，也自此由危机处理转为防患未然。能够参与处理金融危机，及后又对货币及金融体系主动提出一系列长治久安的改革措施，以应付香港回归祖国的过渡及日后的不明朗因素，稳定香港的货币及金融体系，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实在令我感到雀跃，有点飘飘然，而之前提及的访问情景正是在这时出现的。当时一名高级政府官员，一位我的良师益友，曾经多次提醒我丘吉尔先生那番至理名言，但我未能实时参透个中道理。为筹备出版此书，我重阅以前出任金管局总裁时所撰写的每周《观点》文章，又再发现字里行间充斥着一份傲气，令我缅怀过去的同时，也不禁有点懊悔和内疚。所以，对于本书中有关香港货币及金融问题的观点的说教口吻，希望大家体谅和多多包涵。
至理名言是永恒的，丘吉尔先生于1949 年对讨论货币及汇率问题的忠告，至今似乎仍然经久不衰。事实上，随着金融的变革创新，现代金融已变得日渐复杂，因此如要对金融事宜发表权威性评论，也越来越具挑战性。但论在日常及公开响应有关货币及金融的提问时，我从来没有考虑是否在展露“肤浅的小聪明”或“不实的大智慧”问题。当年，我作为负责香港货币及金融体系的政府官员，是有责任解释各项政策及管理市场预期，并认真看待自己的工作。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正经历国际金融动荡不安的时刻，中央银行机构向市场发出清晰信息并保持沟通，对于维持政策公信力及可信性与体系稳定尤为重要。
我相信有两个平台能让我有效达到这个目的。第一个是虚拟网络平台。自1999 年起，我自发开始在金管局网页发表每周《观点》文章，希望尝试向公众解释有关货币及金融课题。虽然这些观点未必人人认同，但庆幸仍有不少传媒关注，在本地多份主要报纸获广泛正面报道，有些报纸甚至直接转载以飨读者。回顾那段日子，我很感谢一众传媒朋友多年来对本人在这方面作尝试的宝贵支持。能够利用当时崭新的信息科技，广泛和直接地向公众传达信息，实在是上佳良机，并可借此协助政策有效执行。相信我应该是香港地区首名政府官员利用网络平台，跟市民大众沟通，也很高兴及后其它政府官员纷纷仿效。这些文章大多是我利用空余时间撰写的，不算大费周章，但一写便十年，直到2009 年9 月退休为止。最近，有些传媒朋友提议，由于不少文章所讨论的课题至今仍息息相关，且具有历史意义，希望我把文章整理一下，加入新思维，再辑录成书。我认为也很值得，因此便促成了此书的诞生。而我的座右铭一向是“居安思危”，所以本书便以此为名。
第二个平台是“志刚广场”，这是传媒朋友的戏言，就是指位于国际金融中心二期东面地下大堂。当年，在全球金融动荡之际，传媒对于金融消息需求殷切，一清早便会要求政府官员于开市前，就前一晚欧美金融市场的最新发展对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影响发表观点。我犹记得，只要前一晚有重大财金事件发生，早上七点半左右便有大批记者及摄录人员聚集金管局大堂守候，要求上班的金管局官员，就有关事件发表意见。事有凑巧，我通常在家吃早餐时，都会检视前一晚的市场大事发展，并在每天上班途中思考有关发展对香港可能构成的影响。为了尊重传媒朋友的敬业和专业精神，我通常都会来者不拒，尽量响应，做出精简发言。这些分析一般会直播，并整天在电子媒体报道。我相信此举也可以有效影响市场情绪，为有效制定及执行政策创造机会。
我的办公室位于国际金融中心二期88 楼东北翼，面积比很多人所想象得小，而因所在楼层太高，窗外尽是云雾，从我的工作枱看出去可以欣赏到维港两岸美景的机会不多。诚然，相比我的办公室，我更为怀念早上七点半左右在“志刚广场”与记者朋友们见面的时光。可是，我已到了适当的退休年龄，是应该退下来的时候了！幸好，我的退休生活十分充实，而我还是惯常关注“货币与汇率的问题”和其它金融相关课题，毕竟，这是我的兴趣。偶尔，我会从学术角度参与讨论，虽再阐述政府政策的义务，但很多时候仍不经意地展露了自己“肤浅的小聪明”一面，忽略了丘吉尔的忠告。我可不是老骥伏枥，只是希望为香港，我的家尽点绵力，继续为香港的货币及金融事宜提点意见。但很明显，我需要谨言慎行，以免对金融市场造成影响，或为有关当局构成不便。
在可见的将来，货币及金融领域上出现重大的结构性转变的可能性是高的，会为各方对金融有兴趣的人士提供宝贵的机会。基于不同理由，全球各地对宏观金融政策和各种金融服务的理想提供方式，仍有异常庞大的讨论空间和做出实际行动的需要，影响深远，为政策制定者带来新的挑战。对投资者而言，倘若他们能识别这些新趋势，并能管理相关风险，投资获利，得心应手的机会将大大提高；对在金融界就业的人士，如果能够掌握新的金融时势，适应资金融通新方式、新金融文化，步步高升将指日可待。基于中国是决定这些趋势的其中一项关键元素，加上中国逐渐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对金融服务的庞大需求，以及香港作为中国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地位，除了香港之外，我想不到有另一个更好的地方来实现这些机会。
在短短不足二十年间，已先后爆发了两次相当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金融发展正处于交叉点。金融发展的方向，以往很少像目前这般不明朗。金融活动的主要目的是为经济服务，但于过去二十年实在未有好好发挥应有作用。尽管全球经济实现可观增长，但在个别地区或者在国际层面上屡次出现金融危机，实在对不少国家造成困扰，甚至损害它们的经济利益。显然，国际货币及金融体系需要进行改革，以更有效地为经济服务。
我意在此详细分析爆发两次严重国际性金融危机的原因，在这课题上已有很多权威的著作。我会推荐大家参阅沈联涛先生于2009 年出版的名为《从亚洲到全球的金融危机》一书，分析非常精辟和独到。我只想提出一个观点。在很多不同的评论当中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金融危机往往是由于采取轻率的宏观经济政策和金融体制积弱所致。前者使经济不能持续发展及失衡，而后者则涉及未有妥善管理各项主要风险。事实上，亚洲金融危机的出现，正是亚洲经济体都沉醉于金融全球化中获得的国际资金，结果变得过分依赖外资，产生大量外债以支持经济蓬勃发展，形成庞大的经常账户赤字及资产价格上涨的局面。区内经济体通过高利率吸引及保留外资，以维持货币汇率稳定，但当出现可避免的资金流出时，投资者对当地货币及金融体系的信心便完全崩溃。因此，为避免金融危机，公认的良方是采取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并建立稳固的金融体系。但由于2007 年出现的金融海啸席卷全球，影响深远，暴露了这个所谓“良方”，在金融全球化的情况下，并不足以带来可持续的金融稳定。
为达至及维持全球金融体制的稳定，我认为全球各国需要加大力度携手解决两项首要基本问题。第一项是“全球化与国家利益的困局”。沈联涛先生在书中已具体地解释此困局：
全球化使全球形成一个综合的市场网络。在这一个市场中，众多的货币及财政政策、规管与监督制度，将一些国家及地区分割开来，形成不合时宜、缺乏效率，且不善生产的情况。基于本土政治原因，每个政府只顾及自身的国家利益，未必一定顾及外围因素或对全球其它地方的影响。国家越强盛，外围因素的影响越大。由于没有人将市场视为一个整体，也人追踪市场、机构及产品之间的互动及联系，当流动资金、杠杆效应、贪婪与恐惧这些因素聚集在一起时，便引发起一场完美的金融风暴。
问题是此困局能否在推动全球金融持续稳定的前提下得以解决。国际金融监管多边组织正研究制定多项稳定金融的措施，但我并未发现当中有特别针对解决此困局的方法。这也许是因为这些多边组织的个别成员均有着同一任务，就是为自己国家谋求利益，而这种态度在银行监管方面的国际合作至为明显。举例说，就一些监管国际活跃的银行工作而言，各主要的银行监管机构，都参与一些国际监管的安排，以协调及交换这些被监管银行的信息。有不少这些监管者均以维护本身国家金融体系的态度，以其国家的利益为依归来行事。又举例说，在宏观经济政策层面而言，美国高级官员每每在响应有关量化宽松及退市等安排，对外围市场产生的负面影响时，一贯重申当地政策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捍卫本身国家的利益。
因此，我对通过国际金融多边组织解决此困局并不感到乐观，特别是基于管治安排及政治原因，如投票权的分布及委任高级管理层的安排等，有关组织难以为走出这个困局做出需要的改变。这是令人遗憾的。主要大国的决策者在推行当地政策时，会继续漠视对外围因素的影响。仍记得在出任金管局总裁期间，我在一个国际会议上向一名美国高级官员提出全球化对金融稳定的忧虑。他回应：“如你想晋身职棒大联盟，你最好先习惯一流高手的投球。”所以，我相信应该还有一段长时间，以及再次出现另一个会损害主要大国国家利益的金融危机时，才会有一个符合全球利益及意义深远的改革。推行改革的另一阻力，是大国利益主义，即一个大国能够在海外强加自己本土法律法规，来处理个别国际活跃的银行，因注册地与经营地的监管机构不同的监管安排而偶然引起的争议。换言之，即将注册地的法律和法规强加于经营地，此举有可能会削弱经营地的金融体系的健全与稳定，经营地的监管机构通常也难以抗拒或拒绝合作，原因很简单，大国的货币是国际资金流通的主要交易媒介，以该货币计值的交易最终会在该大国结算，使得该大国对国际金融事务发挥重大影响。
结果是这些经营地奈地接受了主要大国的政策及金融惯例，最终产生不利本土的影响，而可能会变得越来越不热衷于金融全球化。事实上，各个地区的有关当局均有责任评估参与金融全球化的风险。近年的经验教训，尽管金融全球化的好处明显在于让当地的集资者可享有多元化的国际资金来源，以及为当地投资者提供多元化的国际投资机会，但要管理好有关的货币及金融风险，便变得日益困难。在缺乏健全的国际机制来监控国际游资的情况下，那些中型开放式的经济体往往成为高危一族：虽然它们的金融市场的深度足以吸引国际投资者参与，但因规模相对小且容易受摆布或操控，结果只可自寻出路来自保。那些正在参与推行全球化的国家，在实行金融改革及自由化举措时，都有考虑建立合适的保护措施，以抵抗货币及金融不稳定。事实上，现时国际的讨论已再次提及适当的国际资金流动控制及密切监察的好处，而资本项目的完全自由兑换已不再被视为最理想的模范。另外，捍卫当地金融体系免受外围金融震荡的冲击已成为不少国家的首要任务，意味着银行监管机构可能做出重大举措，要求外资银行的分行成立子公司，确保当地资金可支持当地活动。
另一项有待解决的问题，是“金融中介机构的私营利益与提升金融效率及维持金融稳定的公众利益之间的冲突”。多年来，我在文章中多次强调金融是资金融通，即通过金融中介将投资者的资金，传导至集资者手上，以促进各种经济活动的发展。由于投资者的风险偏好与集资者的风险状况各有不同，因此金融中介机构便提供各种服务，通过“转型、转移及转让”来处理有关风险，以配对不同的风险偏好及状况。举例说，银行作为金融中介机构的主要群组，专门负责将风险转型。银行承担借款人的风险，并准许存款人承担银行自己须偿还到期存款的风险。银行及其它金融机构也协助集资者构建不同类别及不同风险程度的金融产品，如债券、股票及其它相关的衍生工具产品，以切合不同投资者的风险偏好，从而直接或间接向投资者转移集资者的风险。为加强不同金融产品对投资者的吸引力，金融中介机构也会成立二级市场，如交易所或场外交易，进行转让风险，为这些投资提供流动性。这些金融中介机构通过赚取净息差，并收取不同类别的收费及佣金，以及促进市场庄家活动的交易差价等，就支持上述经济发展所做出的努力赚取应得回报。
但在过去二十年，金融似乎产生了自己的生命，渐渐将金融中介机构的私利置于为经济服务的公利之上。在2007 年前，酝酿金融海啸的前夕，各金融机构均取得丰厚盈利，高级管理层获派发巨额花红，这其实表示对于推动经济发展起关键作用的金融中介机构的成本高昂，也即效益很低。与此同时，这些金融中介机构巧妙地通过所谓金融创新的方式，利用复杂的金融安排来设计一些结构性金融产品，表面上产生降低中介成本的假象。这些金融产品当时的确能为投资者带来可观回报，甚至为信誉受质疑的借款人提供获得廉价资金的途径，但这种反常规的现象当然是法持续的。虽然金融创新备受监管机构质疑，但在自由市场某程度的推波助澜下，加上金融中介机构对金融监管的范围及形式，所拥有的政治影响力更甚于当局，因而产生多种未明的金融创新风险，而这些风险大多充斥于发起金融创新的已发展市场，最后触发一场金融危机。在“审判日”来临时，相比已稳入大部分利润及花红的金融中介机构，遗憾的是，投资者及集资者要承担更大恶果。投资者损失惨重，而借款人再融资途径；换言之，金融中介成本急剧攀升，令经济陷入困境。实际上，爆发危机后暴涨的中介成本，是包含了在爆发危机之前金融中介机构早已赚得的超级利润和花红，就好像将中介成本来一个时空转移一样。
历史往往重演。声称为促进金融效率但实质为金融中介机构赚取短期利益而设的金融创新，最后必定引发金融危机。金融中介机构为实现利润及花红最大化的私营利益，与通过高效金融中介活动支持经济发展的公众利益之间的冲突，有必要妥善处理，才能够可持续地维持金融稳定。然而，综观全球各地金融体制的管治安排，却没有特别关注此冲突，更遑论制定处理冲突的策略。大众均接受金融中介机构需要领牌及接受监管，因为该等金融中介机构一般处理公众的资金，而很多公众却不懂保障自己的利益。事实上，规范金融市场及监察金融机构的首要政策目的是保障存款人及投资者。众所周知，中介金融机构须遵守不同的资本充足率规定，以作承担风险及填补可能引致的损失；并定有流动性规定，以确保到期时存款人的资金获得偿还；另外近期更推出了杠杆比率，以限制银行整体承担风险的程度。不过，除此之外，金融中介机构在从事业务时大多不受干预限制，它们的业务策略往往反映出极大的提升利润欲望，从而为股东带来回报及向员工支付薪酬，而并非做好服务客户的真正工作，纯粹只为提供服务而赚取报酬。遗憾的是，在主管金融中介机构的人士不断灌输这种激励机制下，也影响了个别人士的行为：在日常与客户的接触中及于获特准以市场庄家身份在金融市场中进行交易时，最重要的是从客户的持仓中赚取大额交易利润，而非就客户的仓盘执行最好的交易。这些事情屡见不鲜，近年金融界多宗事件反映，有人铤而走险，最终被指控行为不当及欺诈。
或许有需要改变金融业的文化风气，必须确保金融中介机构，在其业务授权受到保障的情况下，要以促进金融中介效率的公众利益为首要任务。中介机构必须知道他们获发牌照的目的是为经济服务，而非为促进自己的私人利益。形之手下的放任发展模式，在金融业是行不通的，个人的贪婪是抵触大众利益的。不过，即使各界对金融危机仍记忆犹新，历历在目，但我认为这场不得不进行的金融界“大革命”却并非指日可待。文化改革需要业界及有关当局的大力推动，但金权政治将令此举十分困难。虽然美国等国家已颁布新法例禁止银行进行自营交易，但金融中介机构的政治影响力，尤其是在美国这个“民主”国家，仍然非常巨大。在目前情况下，它们的贪婪应会继续主导金融业的发展。不过，个别金融中介机构如能够自行实行文化改革、真正履行其存在的宗旨和依照宗旨适当行事，并将客户的真正利益，即公众利益，置于其私营利益之上，尽管短期内可能会被削弱一点竞争力，但长远来说，它们才能在金融市场中存活下去。
在未来，中国于全球及地区货币及金融体系上的地位举足轻重，或许能够在目前急需改革的环球金融架构重塑过程中发挥影响力，并主导市场趋势。虽然时间未能准确预测，但中国日后可望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中国对实现金融全球化的决心明确，知道利多于弊。参与金融发展的各方，不论是决策者、监管机构、员工、投资者或集资者，将可从打造中国货币与金融发展、改革议程的内容及项目的先后次序等因素的连带影响中获益。
目前大家都将焦点放在人民币，因为人民币很可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的货币。此课题可从三个互相关联的角度进行分析，即区别人民币的兑换性安排、人民币汇率与利用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
首先，人民币兑换性安排方面，所有经常项目已可全部兑换，而资本项目的兑换安排目前仍在改革当中。另外，也需厘清可兑换未必一定代表可自由兑换。可否认，我们对自由兑换的模式已经习以为常：即不需要回答任何问题，须任何批准，除了交易对手间的风险管理措施，否则不受任何限制，且有关活动不受有关当局监察。然而， 衡量过全约束的自由兑换对货币及金融稳定所带来的风险后，我认为，中国应争取人民币可兑换而非自由兑换。换言之， 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界定的所有
国际经常项目及资本项目所需， 人民币是可兑换的， 但要设立申请及审批机制、视乎情况施加合适条件及呈交资料以作监察，并行使保留权在条件未获达成的情况下取消兑换，以及对违反相关规则及规例做出适当的制裁。此机制似乎十分繁复，但我认为实行审慎的风险管理有其必要，因为可确保外汇市场上涉及人民币兑换的活动尽可能反映经济基本因素，而不会损害货币及金融稳定性。依赖在外汇市场自由兑换以准确地发现本地货币兑外币的价格并不安全可靠：因为超过95% 的外汇市场活动反映投机性，有时甚至是一些狙击性买卖，这些活动往往导致汇率大幅波动，损害货币及金融稳定，并不利于准确的价格发现，帮助纠正国际收支失衡的状况。
其次，人民币汇率政策方向明确。即使厘定汇率的机制改革仍在进行中，中国正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目的是维持汇率在合理均衡的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于2013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重要决定，要容许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由于中国经济发展有需要为人民币厘定汇率，以便经济资源得以于内需行业及出口行业之间适当分配，我有信心三中全会的重要决定将适用于外汇市场。换言之，可以利用汇率促进经济所需的结构性转变，将经济增长的动力由出口转为内需市场。这是我对于一个合理均衡水平的汇率所做的诠释。
在此背景下，预测人民币汇率中长线走势并非难事。第一，中国现实现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2% 左右的经常项目顺差。尽管数字较以前已大大减少，因受惠于自2005 年起实施的更具弹性的汇率制度后人民币大幅升值，经常项目持续出现顺差，仍是人民币汇率可能会进一步升值的主因之一。第二，资本项目里对外直接投资的部分也是长期出现顺差，虽然顺差的规模变化很大，但基于中国更高的增长潜
力，对外商来说，中国作为直接投资目的地相比全球其它地方更有吸引力，此部分的资本项目仍然会面对出现顺差的前景。第三，就对外金融投资而言，目前全球各地对中国这个将会是最大经济体的投资水平大大偏低。随着推出更大规模的资本项目可兑换，预计对外金融投资也会出现大量顺差。第四，当中国进一步实现全球化并与世界各地进行更紧密的贸易，内地的价格水平将逐步与全球各地接轨，人民币的实际有效汇率难免有升值的必要。实际有效汇率的升值可通过国内通胀率上升或名义汇率上升而实现，而中国对此的选择十分明显。第五，要维持通胀率于可接受水平，也需要极显着的正实际利率。由于各主要货币的名义利率均接近零（负实际利率），且在短期内也不会上调，人民币的利率仍有显着的溢价，进一步支持人民币升值的势头。
短期而言，内地有需要向市场发出人民币汇率并非单向升值这个明确信息，以左右市场氛围。我估计包括供求双方的整体外汇市场交投量，是顺差净额的大约10～20 倍，而这个信息会导致市场参与者的行为出现变化，例如结售汇的习惯，令人民币的汇率最近转弱。此外，发出这个信息及最近外汇储备增加但法从已公布的国际收支账户上做出解释，似乎反映内地有关部门在外汇市场上曾做出较大量的干预，令汇率短期转弱。
对于利用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我们应将之视为有利中国国家利益之举，以及反映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加的自然发展。预计资本项目及对外直接投资持续出现顺差（双顺差）、可避免的人民币升值趋势，以及庞大且仍不断上升的外汇储备（2014 年3 月底为3.948 万亿美元）等问题，对中国会构成重大挑战。汇率每上升1%，按国内货币计算，已代表相当于400 亿美元的估值损失。此外，为该等外汇储备物色合适的投资机会也甚困难，的确有需要管理汇率及外汇储备的信贷风险。这是涉及国家利益的问题，为解决此问题，可通过人民币国际化实践（此书收录了相关文章的节录部分），而人民币国际化至少可限制国家进一步囤积外汇储备，取而代之由私营部门累积以人民币计值的对外资产，例如向中国进口产品的海外进口商提供人民币贷款等。
鉴于中国对全球经济的重要性，中国固然有资格提出与贸易伙伴进行贸易及直接投资时，使用人民币就该等国际交易进行结算。先决条件是境外是否有足够流通的人民币：一方面我们见到境外人民币市场逐步形成，另一方面中国人民银行与外国央行之间成立双边掉期协议，以确保有足够的人民币流通，同时也避免了自由兑换人民币带来的风险。这个发展策略未必尽为我们所熟悉，应不大可能使人民币迅速跃升为国际交易的另一主要媒介，但在现时趋向混乱的全球金融环境中，不失为一个安全的方法。此外，随着人民币货币市场日渐成熟，加上中国金融市场迈向开放，以及能吸引外国投资者的各种金融工具的出现，人民币将慢慢成为财富储存的其中一个国际货币单位。
在本土层面，内地的货币及金融改革的议程将以2013年11月三中全会的决定为纲领，容许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此对利率进一步市场化有重要启示，而将小额零售存款利率市场化与推出存款保险计划挂钩，也是审慎管理风险的做法。
至于香港，重点应该是继续维持《基本法》所规定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香港的决策当局目前面对的严峻问题是如何提升香港作为中国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功能，为内地与全球各地之间的国际金融活动，在香港建立临界程度的规模，使香港可以早得先机，以免内地进一步金融开放后，与全球各地之间逐渐实现直接联系，使香港中介人的角色被边缘化。对香港来说，这显然不是香港一方可以决定的问题。可以说，更重要的，是国家领导人，包括货币及金融管理机构的首长，是否希望如此发挥香港的作用。国家在公布成立上海自由贸易区及与海外地区建立更多人民币境外清算中心等举措，虽可厚非，也曾多番安抚港人，但却间接削弱了香港的竞争优势。金融政治本来已十分复杂，更不用说在“一国两制”下的金融政治。或许是香港的政局发展正在蚕食领导人对香港的信心，致使他们避免过分依赖香港作为内地进行国际金融活动的地方。我当然希望不是这样，否则，便十分可惜。
与港人更息息相关的当然是港元的未来发展。疑港元将继续在香港流通，并为香港的法定货币，至少直至2047年为止，这是《基本法》的规定。但考虑到中国在全球经济及全球金融崛起的宏观形势，我们要明白这七百万人的特区货币的重要性，长远而言将会逐渐减退。论任何情况，货币的目的是提供交易媒介、财富储存及作为会计单位。对于一个高度依赖内地的小型经济体，长远而言，是有必要容许内地的货币也可以便利地在香港充当有关的货币职能。事实上，只要有关交易的买卖双方同意，在香港使用人民币并没有法律限制。在20 世纪80 年代，禁止外币在香港流通的法例已被废止，作为金融官员，我也曾为此四处奔波。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要知道要目前拥有13 亿人口、很快将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与全球各地之间的大部分国际金融活动，采纳只有七百万人使用的货币来进行，是天方夜谭的，我们要接受现实。事实上，要香港成为中国举足轻重的国际金融中心，先决条件是让交易双方在香港进行有关国际金融交易时，能选用他们认为理想的货币便捷地进行和交收。明显地，这一定是人民币、美元和欧元等主要货币。所以，我在金管局任内一直致力在香港建立多货币的金融基础设施，并就港元、人民币、美元及欧元的实时支付系统进行联网。
接着当然是香港汇率制度的敏感问题。我已就此课题充分阐述了我的见解，大家如有兴趣可以参考我在2012 年发表的题为《香港货币体制的未来》的文章，该文章有扼要节录于此书内。但我希望到现在大家会更明白，当时我提出此问题是绝对没有任何政治动机的。
最后，我希望大家喜欢这本书，特别感谢陈民杰先生协助出版，以及他多年来一直给予我忠实支持，也多谢所有为此书不吝赐序及提供宝贵意见的朋友。本书所有的版税收益，在扣除成本开支后，会全数捐赠香港新闻教育基金，作支持培训新闻从业员之用。本人对此书的所有缺失、错误及不恰当评论负上全责。
任志刚
2014年6月
用户评价
《居安思危》这本书，给我的感觉就像是夏日里的一阵凉风，虽然来得平静，却吹散了我心中不少的浮躁。我平时是一个比较随性的人，不太喜欢做长远的计划，觉得活在当下最重要。但这本书，让我开始反思这种“活在当下”是否真的就是最好的生活方式。作者并没有批判我的生活态度，而是通过一些非常接地气的例子，展示了“居安思危”在日常生活中的实际应用。他讲到了家庭理财，如何通过长期的规划，为孩子的未来做好准备，如何为养老生活积累财富，而不是等到需要的时候才去临时抱佛脚。他还提到了个人成长，鼓励读者在事业稳定的时候，不要停止学习新技能，不要固步自封，而是要为可能出现的职业转型期做好准备。这些例子都非常贴近我们的生活，让我觉得“居安思危”并非遥不可及的哲学理论，而是切实可行的生活智慧。书中关于“风险管理”的部分，我特别喜欢。作者并没有用那些枯燥的术语，而是用非常通俗易懂的语言，解释了如何识别风险，如何评估风险，以及如何采取适当的应对措施。他举了一个例子，说我们开车上路，都会系好安全带，这是一种基本的风险防范意识。但生活中，我们有多少时候，对于一些潜在的风险，却选择了视而不见？这本书让我开始审视自己生活中的“安全带”，有哪些是我已经做好的，又有哪些是我应该加强的。它不是一种恐吓，而是一种提醒，一种对生活负责任的态度。读完这本书，我感觉自己变得更加沉稳，不再像以前那样容易冲动，而是会多一份思考，多一份考量。
评分这本书的名字就叫做《居安思危》，拿到书的那一刻，我脑海里就回荡起这句话，一种既熟悉又带着些许不安的预感油然而生。我承认，一开始我对这本书的期待是比较低的，毕竟“居安思危”这个词太常见了，感觉像是陈词滥调，总担心会读到一些空洞的理论或者教条式的说教。然而，当我翻开第一页，便被一种强烈的节奏感和鲜活的案例深深吸引。作者并没有一开始就抛出什么大道理，而是通过几个生动的故事，将“居安思危”这个概念悄然植入。我记得其中一个故事，讲述了一个曾经辉煌的企业，如何因为对市场变化过于乐观，忽视了新兴竞争对手的崛起，最终一步步走向衰败。这个故事的细节描写非常到位，让我仿佛亲身经历了那个企业的兴衰起伏，感受到了那种从高峰跌落的失落和悔恨。作者在描述企业面临危机时的心态变化，那种自满、侥幸、再到绝望，都刻画得入木三分。我甚至能想象到，那些曾经意气风发的领导者，在会议室里争论不休，却没有人真正看到脚下的悬崖。这个案例让我开始反思，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是不是也常常因为暂时的安逸而放松了警惕，忽视了那些潜在的风险？作者似乎看穿了我的想法，在接下来的篇幅里，他开始深入探讨“思危”的具体表现和应对策略。我尤其喜欢他对于“风险意识”的解读，他没有将风险定义为那些戏剧性的灾难，而是强调了那些隐藏在日常细节中的微小隐患，比如员工的懈怠、流程的僵化、信息的闭塞等等。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问题，往往是导致最终大厦倾覆的罪魁祸首。这本书让我明白，“居安思危”并非杞人忧天，而是一种积极主动的生存智慧，是一种对未来负责任的态度。它要求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洞察未来的不确定性，并为此做好充分的准备。
评分老实说，我拿到《居安思危》这本书的时候，并没有抱有多大的期望。我总觉得这类主题的书籍，不是空洞的说教，就是陈词滥调的重复。然而，这本书却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惊喜。作者的写作风格非常独特，他没有直接抛出“道理”，而是用一种娓娓道来的方式，将“居安思危”的理念渗透在字里行间。我印象最深的是书中关于“历史的教训”的论述。作者没有罗列大量的历史事件，而是精选了几个关键的案例，深入剖析了这些事件发生的原因，以及当时的人们是如何因为未能“居安思危”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分析了那些曾经辉煌的帝国，是如何因为内部的腐朽和外部的威胁而逐渐走向衰落，而当危险来临时，却因为长期的安逸而丧失了应对的能力。这种历史的深度和广度，让我对“居安思危”有了全新的认识。我开始明白，“思危”不仅仅是个人的责任，更是整个社会和文明发展的重要基石。书中关于“未雨绸缪”的论述，也让我受益匪浅。作者强调，真正的“居安思危”并非是在危机发生后才去想办法，而是在和平与发展时期，就应该积极地去预见和防范潜在的风险。他提到了许多关于国家发展、社会治理的例子，展示了那些能够长期繁荣的国家，是如何在发展的间隙，不断地进行反思和调整，从而避免了被历史的车轮碾压。这本书让我意识到，“居安思危”是一种智慧，一种洞察力，更是一种行动。它要求我们不仅要有远见，更要有魄力去付诸实践。
评分《居安思危》这本书，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了我内心深处一些被忽略的角落。我承认，我有时候会沉溺于眼前的成就，对未来的挑战显得有些轻描淡写。这本书，就像一剂及时的“清醒剂”，让我重新审视了“安逸”的另一面。作者并没有用那些宏大的叙事，而是从更加贴近个体生活的角度，来阐述“居安思危”的意义。他举了很多关于个人发展的例子，比如在职业生涯的上升期，应该如何继续学习，如何拓展人脉，而不是因为一时的成功而沾沾自喜。他还提到了关于家庭关系，如何在和谐的氛围中，也要警惕那些可能出现的沟通障碍和情感裂痕。这些生活化的细节，让我感到非常亲切，也更容易将书中的理念融入到自己的生活中。我尤其喜欢书中关于“逆向思维”的探讨。作者鼓励我们从负面出发，去思考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从而找到预防和应对的方法。他用一个非常生动的比喻，说我们应该像一位侦探，不断地去寻找线索，去发现那些隐藏的漏洞。这种思维方式，让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也让我能够更客观地审视自己的生活。这本书没有给我直接的答案，但它提供了一种思考的方式，一种解决问题的思路。它让我明白，“居安思危”并非是一种消极的防御，而是一种积极的准备，一种对未来负责任的态度。
评分翻开《居安思危》这本书，我以为会读到一些教条式的理论，但事实却截然不同。作者以一种极其生动、甚至带有几分故事性的方式，将“居安思危”的理念展现在我面前。他没有直接灌输大道理，而是通过一个个鲜活的案例，引导读者自己去体会其中的深意。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书中关于“盲点”的讨论。作者通过一些非常巧妙的比喻，揭示了我们在安逸状态下，是如何容易产生“认知盲点”，从而看不到那些潜在的风险。他讲了一个关于森林火灾的例子，说很多时候，火灾的发生并非是突然的，而是因为长期的忽视和对微小迹象的忽略，最终酿成了大祸。这种对细节的关注，让我反思自己生活中的很多方面，是否也存在着类似的“盲点”。书中关于“趋势预测”的部分，也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作者并没有提供具体的预测工具，而是强调了培养“趋势敏感度”的重要性。他鼓励我们多关注社会、经济、科技等各个领域的变化，从而能够更早地捕捉到未来的方向。这种宏观的视野，让我觉得非常宝贵。这本书让我明白，“居安思危”并非是杞人忧天，而是一种对未来的洞察和准备。它要求我们保持谦逊的态度，不断学习，不断反思，从而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保持自己的主动权。
评分《居安思危》这本书，给我带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阅读体验。它没有那种说教式的论调，也没有那种空洞的理论，而是用一种极其幽默、甚至带有几分警示的方式，将“居安思危”的理念渗透在字里行间。作者以一种非常独特的视角，揭示了我们在享受安逸时，是如何容易忽略那些潜在的风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书中关于“侥幸心理”的分析。他指出，很多时候，我们明知道存在风险，却因为抱着侥幸心理，而选择了视而不见，从而最终酿成了无法挽回的后果。他举了一个关于交通安全的例子，说很多人闯红灯，就是抱着“我不会那么倒霉”的心理，结果最终酿成了悲剧。这种对人性弱点的洞察，让我觉得非常有说服力。书中关于“危机应对”的策略，也让我受益匪浅。他强调，真正的“居安思危”并非是提前做好一切准备，而是在危机发生时，能够迅速做出正确的判断，并采取有效的行动。这种灵活应变的能力，让我觉得非常宝贵。这本书让我明白，“居安思危”是一种智慧，一种勇气，更是一种责任。它要求我们不仅要有预见性，更要有决断力，从而在复杂的世界中，保持自己的生存和发展。
评分读完《居安思危》，我感觉自己像是经历了一场思想的“洗礼”。在此之前，我总觉得“居安思危”是一种听起来很高大上，但却很难付诸实践的理念。然而，这本书，却用一种极其贴近生活的方式，让我看到了“居安思危”的实际价值。作者并没有用那些抽象的概念，而是通过一个个生动的故事，将“居安思危”的理念融入其中。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书中关于“ complacency”的分析。他指出，在取得一定成就后，人们很容易陷入自满的情绪，从而忽视了潜在的风险。他举了一个关于航海的例子，说很多船只的沉没，并非是因为遭遇了巨大的风暴，而是因为船员在平静的海面上放松了警惕，忽视了对船体的检查。这种对细节的关注，让我反思自己在生活和工作中，是否也存在类似的“盲点”。书中关于“学习和适应”的论述，也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他强调，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只有不断学习新知识，不断适应新环境，才能保持自己的竞争力。这种积极进取的态度，让我觉得“居安思危”并非是消极的防御，而是一种主动的进取。这本书让我明白，“居安思危”是一种智慧，一种态度，更是一种能力。它要求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不断反思，不断调整，从而在变化的世界中，保持自己的主动权。
评分《居安思危》这本书，在我阅读过的许多类似题材的书籍中，显得尤为与众不同。它没有那种振聋发聩的口号，也没有那种咄咄逼人的论调，而是像一位睿智的长者，用平静而充满力量的语言，引导读者进行深入的自我反思。我一直觉得，我们活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每天都可能发生我们意想不到的事情。但很多时候，我们因为习惯了眼前的稳定，而忽略了那些隐藏在暗处的风险。这本书，恰恰点醒了我。作者在书中，用了很多篇幅去阐述“危机意识”的培养。他强调，危机意识并非是天生的，而是可以通过后天的学习和训练来获得的。他提供了一些非常实用的方法，比如定期进行“情景推演”，模拟各种可能发生的负面情况，并思考应对策略。他还鼓励读者要保持好奇心，多向不同领域的人学习，以便能够从更广阔的视角去发现潜在的风险。我尤其欣赏作者在处理“过度担忧”和“缺乏警惕”之间平衡的智慧。他并没有让我们变得杞人忧天，而是让我们在享受安逸的同时，保持一份清醒的头脑，学会识别那些真正需要警惕的信号。书中关于“风险预警机制”的探讨，也让我印象深刻。他提到了很多组织和个人在应对危机时，是如何建立有效的预警系统，从而能够在危险来临之前，及时采取行动，将损失降到最低。读完这本书，我感觉自己不再像以前那样，被动地接受命运的安排，而是开始主动地去思考，去规划，去为自己的未来负责。
评分读完《居安思危》，我感觉自己的思维方式被悄然改变了。在此之前，我总觉得“思危”是一种沉重的负担，是提醒自己可能发生的坏事，听起来就让人不舒服。但这本书，却以一种非常独特的方式，让我重新认识了“思危”的价值。它不是让你整天惶惶不可终日，而是让你在安稳的环境中，学会一种更深层次的观察和思考。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书中关于“蝴蝶效应”的阐述，作者用一系列的图表和数据，展示了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件，如何会在连锁反应中引发巨大的后果。他列举了历史上的几次重大事故，从最初一个微小的疏忽，最终演变成无法挽回的悲剧。这些例子，虽然令人唏merg、但却非常有说服力。我开始意识到，我们生活在一个复杂 interconnected 的世界里，任何一点的微小变化，都可能在日后产生意想不到的影响。书中关于“系统性风险”的分析也让我茅塞顿开。我之前一直觉得风险是孤立的，但作者却揭示了风险之间的相互关联性，就像一张密织的网，一旦某个节点出现问题，可能会牵动整个网络的稳定。他用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将社会和经济系统比作一个精密的钟表，每个齿轮都至关重要，一个齿轮的松动，可能会导致整个钟表停摆。这让我开始重新审视自己所处的环境，不仅仅是关注眼前的得失，更要考虑到整个系统的运行状态。这本书没有直接给出“解决方案”，但它提供了一种思维框架，一种看待问题的角度。它鼓励我去思考“如果……会怎样？”，去预设各种可能性，并在此基础上做出更明智的决策。阅读这本书的过程，就像是在进行一场思维的“体操”，不断地拉伸和拓展我的认知边界。
评分《居安思危》这本书，给我带来的不仅仅是阅读的乐趣，更是一种深刻的启迪。我一直以为，“思危”是一种消极的应对，是为可能发生的坏事而担忧。但这本书，却让我看到了“思危”的积极意义。作者以一种非常睿智的视角，将“居安思危”阐释为一种积极的行动，一种对未来的掌控。他没有用那些枯燥的理论，而是通过一些充满智慧的洞察，揭示了“思危”在个人成长、事业发展、社会进步等各个层面的重要性。我尤其欣赏书中关于“风险意识的培养”的论述。他认为，风险意识并非天生，而是可以通过后天的学习和训练来培养。他提供了一些非常实用的方法，比如多角度思考问题，保持开放的心态，以及定期进行自我评估。这些方法，让我觉得“思危”不再是一种沉重的负担，而是一种可以掌握的技能。书中关于“未雨绸缪”的案例，也让我受益匪浅。他列举了一些在面对挑战时，那些能够成功应对的组织和个人，他们是如何在和平时期就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从而在危机来临时，能够从容应对。这本书让我明白，“居安思危”是一种智慧，一种力量，更是一种责任。它要求我们不仅要有远见，更要有行动，去为自己，为他人，为社会创造一个更安全、更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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