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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約翰·基根著，林華譯

圖書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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齣版社：中信齣版社，中信齣版集團

ISBN：9787508651637

版次：1

商品編碼：11729458

品牌：中信齣版

包裝：精裝

開本：32開

齣版時間：2015-07-01

用紙：膠版紙

頁數：440

正文語種：中文

具體描述

編輯推薦

　　1、“我們時代最卓越、最博學的戰爭曆史學傢”約翰·基根，醞釀40年的野心之作，集大視野、大格局和人類關懷於一身，寫給文明世界每個人的戰爭史經典巨作。

　　2、以截然不同的視角，重新解釋戰爭，以及人類社會的命運。戰爭不是政治的延續，而是植根於人性的文化現象。“一切文明都（部分地）植根於其戰爭締造。”軍隊和戰爭改變瞭政治和文化的本質，甚至主導瞭文化的形態。

　　3、謀篇布局獨具巧思，不是以編年體形式單綫羅列曆史上的戰爭事例，而是從石、肉、貼、火四個主題多維度解讀人類曆史上的戰爭。既有軍事、戰略角度的精妙分析，又能跨越人類學、生物進化論、演化心理學等多元領域，解讀不一樣的戰爭與文明。

　　4、專業經典，作者是戰後英語世界頭號軍事史專業，著有二十多部暢銷作品。《戰爭史》榮獲1993年首屆達夫·庫珀奬，《泰晤士報》《紐約時報》《時代》周刊等主流媒體年度**選書。

　　5、全新譯本，20周年典藏紀念版。聯閤國高級翻譯林華擔綱翻譯重任，譯文流暢易讀。20周年典藏紀念版，新增精美彩插，給讀者提供完美的閱讀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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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從人類起源到人類進入現代世界，戰爭從未間斷。每一場戰爭的背後，都隱藏著人類文明的欲望。國傢經過徵服、內戰或獨立而建造；偉大人物一般都是從事暴力或者熟知暴力用途的人；即使普通人津津樂道的俠客、騎士、武士文化，也可以追溯到原始部落的尚武精神。戰爭不是文明進程中不和諧的變奏麯，原始部落的野蠻儀式、馬背民族的世紀徵服、古希臘的重步兵方陣，以及近代火藥武器的發明，這些都是根植於人性的文化現象。

作者簡介

　　約翰·基根（John Keegan，1934—2012），享譽全球的戰爭史學者，戰後英語世界頭號軍事史專業，被評為“我們時代最卓越、最博學的戰爭曆史學傢！”

　　1934年生於倫敦，長期執教於英國桑赫斯特皇傢軍事學傢，之後擔任《每日電訊報》防務主編。他是英國皇傢曆史學會和皇傢文學學會成員，大英帝國勛章（OBE）獲得者，憑藉在“軍事史領域的傑齣貢獻”，被授予塞繆爾·艾略特·莫裏森奬（Samuel Eliot Prize）。1994年諾曼底登陸50周年紀念日，他受比爾·剋林頓邀請參觀白宮；世紀之交，英國女王授予他韆禧年百名榮譽人物勛章。

　　基根專注於戰爭史研究，著有二十多部作品，讀者對他的每一部作品的期待，不下於哈利·波特迷對J.K.羅琳新書的期待。《戰鬥的麵目》和《戰爭史》是基根的經典代錶著作。《戰鬥的麵目》齣版於1976年，使他一舉成名，成為桑赫斯特學院最引人關注的天纔作傢。《戰爭史》耗費基根40年心血，這部集大成之作獲得1993年首屆達夫·庫珀奬（Duff Cooper Prize），被評為《星期日泰晤士報》年度圖書，至今仍然雄踞在英美等國暢銷榜的前列。

精彩書評

　　《戰爭史》是我讀過的最有宏大視角和人文關懷的戰爭著作。

　　——何帆（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

　　戰爭是驅動人類曆史最重要的力量之一。約翰·基根的這部《戰爭史》，在短短400頁裏，為我們展現瞭一幅戰爭的“大曆史”，以期我們銘記人類曆史的血腥和殘酷。一部無與倫比的作品。

　　——唐世平，復旦大學特聘教授，著名國際關係學者

　　約翰·基根的文字頗具可讀性，同一時代的軍事史學者無人能齣其右。《戰爭史》廣徵博引，是迄今為止最值得稱道的一部作品。

　　——邁剋爾·霍華德，耶魯大學教授、與約翰·基根並稱英語世界頭號軍事史專業

　　我們時代最傑齣的軍事史學傢，為我們展開一幅引人入勝的戰爭曆史圖景，……這是一部曠世佳作。

　　——尼爾·弗格森，哈佛大學教授、著名曆史學傢

　　約翰·基根從曆史學、心理學、冶金學、遺傳學、後勤學、考古學、戰略和戰術等多個角度入手，考察戰爭的各個層麵。無論是古巴比倫帝國，抑或索姆河會戰，他都能如數傢珍，娓娓道來……並且提齣新穎的觀點。《戰爭史》這部著作令人驚嘆，無與倫比。

　　——奈傑爾·尼剋爾森，《每日電訊報》

　　1993年我接觸到這本書，它是我讀過的很好的一本書……刻畫瞭數韆年曆史長河中戰火紛飛的恢弘圖景。

　　——保羅·約翰遜，《星期日泰晤士報》年度圖書

　　一部傑作，……即使再過一百年，它依然將是同類書中的佼佼者，經典性絲毫不會遜色。

　　——《紐約客》

精彩書摘

　　日本武士

　　基本上與馬穆魯剋在火藥麵前摺戟沉沙同時，世界另一端的另一個軍事化社會通過直接挑戰威脅它的環境確保瞭自己的生存。16世紀，日本的佩刀階級遇到瞭火器的挑戰；它想齣瞭辦法，把火器逐齣日本，因而得以繼續維持它在社會中的統治地位達250年之久。西方世界在16世紀曾和日本有過短暫的接觸，但後來，西方世界實現瞭商業化、擴大瞭海上航行、建立起各種工業、經曆瞭政治革命，而日本的武士卻把他們的國傢與外部世界完全隔絕，消滅瞭外來宗教和技術在日本的影響，進一步加強瞭他們長達1 000年的生活傳統和統治方式。日本的閉關鎖國並非絕無僅有，19世紀的中國也有這樣的強烈趨嚮，但日本達成的結果是獨一無二的。然而，無論其結果是多麼獨特，它都證明瞭作戰的決定性因素不一定是政治的考慮。正好相反，如果高度重視維護某種文化形式，就有可能抵擋住強烈的誘惑，拒絕為打勝仗而選擇取巧的技術手法，尤其是當勝利意味著珍視的傳統價值觀將遭到推翻的時候。

　　日本武士大緻可以算是日本的封建騎士階級。他們的興起有賴日本孤懸海外，與世隔絕，島內又有山脈相隔。日本榖地的部族領導人（近似奧斯曼的安納托利亞“山榖貴族”）宣布忠於天皇；天皇古老的宗裔深受尊敬，但天皇的權力純粹隻是名義上的。公元7世紀，一個部族酋長藤原鐮足仿照中國的唐朝建立瞭中央政府，自那以後，政府一直掌握在某一個傢族手裏。最初執政的是藤原自己的傢族，後來執政權轉到在競爭中壓倒瞭藤原傢的其他傢族手中。其他傢族之所以能和藤原傢族競爭並最終奪取執政權，是因為他們有徵稅的權力。從中國傳來的佛教當時是日本的國教，享受著一項莫名其妙的優惠：佛教的寺廟免除稅賦。很快，寺廟周邊的世俗貴族也爭取到瞭類似的權利；他們不但不用繳稅，還嚮當地的農民直接徵稅。靠著徵稅獲得的財富，不同的貴族傢族在不同的時代在天皇的宮廷內行使實權，挾天子以令諸侯。到瞭12世紀，當時掌權的貴族說服瞭尚是個孩子的天皇賜予他“徵夷大將軍”的稱號。首任徵夷大將軍源賴朝膺此稱號時，已經建立瞭一種新的政府形式，叫“幕府”。自那以後，幕府就一直行使著中央政府的權力，直到19世紀的明治維新打敗瞭幕府和榖地的權貴，把實權收迴到宮廷手中，盡管天皇仍然可能不是真正的掌權者。

　　中世紀歐洲的很多貴族騎士不過是一群惡棍，但日本的大將軍、隨時伺機取而代之的其他軍事傢族的領導人，以及他們手下的武士（這個階層人數眾多，成員們堅持自己高於庶民的社會地位，他們特權的象徵是可以佩兩把刀）卻不一樣。日本武士無疑是勇猛善戰的戰士。這方麵的證明是，他們在抗擊入侵的濛古人的戰鬥中取得瞭決定性的勝利。1260年，濛古人嚮西挺進阿拉伯世界，嚮東則於1274年登上瞭日本群島。然而，1281年濛古人再次來犯時，一場颱風使他們的艦隊損失十之八九；濛古人鎩羽而去，再也沒有迴來。

　　格式對日本武士的生活至關重要，服裝、甲胄、武器、武藝、戰場上的行為等，都有一定的格式；在這方麵，他們與同時期法國和英國的騎士無甚不同。然而，他們的文化觀卻與歐洲人大相徑庭。日本人識字非常普及，武士的文學文化高度發達。居住在沒有實權的日本天皇宮廷中的大貴族孜孜以求的不是武功，而是文名，他們的行為又為武士樹立瞭榜樣。武士們都希望在劍道和作詩兩方麵均齣人頭地；武士信仰的佛教禪宗提倡靜思和詩意的宇宙觀；因此，封建時代日本最偉大的武士也是思想深邃、精神高遠、造詣非凡的人。

　　在日本的封建時代，對大將軍地位的爭奪造成瞭政治上的混亂，但這種混亂並未超齣可接受的界限。然而，到16世紀初，鬥爭失去瞭控製，威脅到瞭社會秩序；新貴推翻瞭過去的統治者，有些新貴其實就是匪徒；大將軍的權力變得和天皇一樣有名無實。後來，從1560年到1616年，相繼齣現瞭三位齣色的強人——織田信長、豐臣秀吉和德川傢康。他們以大將軍的名義鐵腕施政，重新恢復瞭秩序，有係統地全麵削弱瞭佛教寺廟、自立門戶的傢族首領和無法無天的遊民匪幫的力量。1614年，德川傢康的平亂行動以圍睏封鎖敵人最後的陣地——大阪的堡壘——而大功告成。之後，他下令拆毀日本全境所有非居住用的城堡。歐洲各國的國王花瞭幾十年的時間纔拆光瞭各處貴族的堡壘，而德川傢康的命令幾天後即執行完畢，由此可見他的權威。

　　高超的帶兵手段並非中央集權得以恢復的唯一原因。這三位強人對一種新式武器也都大力提倡。1542年，葡萄牙的航船把大炮和火器帶到瞭日本。織田信長對火藥的威力嘆為觀止，馬上給他的軍隊配備瞭火器，並立即蠲除瞭傳統作戰的開戰儀式。在那之前，日本人打仗開始時先由雙方的勇士齣麵叫陣，這種自古流傳下來的儀式幾乎全世界通用；對陣的兩軍派齣武將互相叫喊搦戰、自報名號、展示武器和甲胄。即使在火器發明之後，這種儀式仍然存留瞭下來，但織田信長把它完全去除瞭。他讓他的火槍手上韆人排列成陣，眾槍齊發，在1575年決定性的長筱閤戰中以火海戰術大敗敵人。41這與1548年的上田原之戰比起來是一個革命性的改變。在上田原戰役中，擁有火器的一方錯失瞭放槍的機會，因為開戰的儀式剛剛結束，對方就揮舞刀劍發起瞭衝鋒。

　　強人建立的統治本該使火器躍居主導地位，但實際情況恰恰相反。到17世紀末，火器的使用在日本幾乎絕跡，火器本身也難以尋覓。會製造火器或鑄造大炮的日本工匠屈指可數，大部分留下來的大炮都是1620年以前鑄造的。這種情況持續到19世紀中葉，直到佩裏司令的“黑船”1854年駛入東京灣，強橫地使日本人重新認識到火藥的威力。不過，在此之前的250年裏，日本人完全沒有用過火藥。這種自我剋製從最後一位強人德川傢康開始，他因平亂有功，最終升任大將軍。他是如何做到不準使用槍支的？他為什麼要這樣做？

　　“如何做到”這個問題很容易迴答。德川傢康的前任豐臣秀吉在1587年解除瞭老百姓的武裝。他頒布法令，要求除武士之外的所有人把武器，無論是刀劍還是槍支，統統上交政府，宣布說要把收繳上來的武器熔化後鑄造一尊大型佛像。當然，此舉的實際目的是要恢復由政府控製的武士階級對武器的壟斷，以進一步鞏固日本的平定。在火藥時代，歐洲政府也頒布過類似的措施，不過用瞭幾十年的時間纔達到目標。日本的嚴刑峻法使政府得以令行禁止。

　　接下來，從1607年開始，德川傢康建立瞭製度，對火器和大炮的製造進行集中管理，並規定隻有政府纔有權購買火器。政府命令所有的鑄炮和製槍的工匠把工場遷到長濱城，4位主要的製槍商被授予武士爵位，以確保他們對佩刀階層的忠誠，還頒布法令，規定除非有槍械專員的批準，否則不準接受武器訂單。槍械專員則隻肯批準政府的訂單，而政府的購買又逐年減少；到1706年，長濱城在偶數年生産35把大火繩槍，奇數年生産250把小火繩槍。這些槍支主要用於閱兵遊行，要在約50萬人的武士階級中間分配，其作用顯然是微不足道的。槍支控製大竟全功。日本退齣瞭火藥時代。

　　但是為什麼要這樣做？這個問題就復雜多瞭。毫無疑問，槍炮是外國入侵的象徵。它們使人聯想到葡萄牙耶穌會傳教士傳播的基督教，這種聯想雖然不閤邏輯，但不可避免；傳教士被認為預示著基督教的大舉入侵——這種入侵不久前剛把菲律賓納入西班牙的掌控。德川傢康的繼任者德川秀忠嚴格執行他的曆屆前任頒布的對傳教士的鎮壓和驅逐令，但驅逐令頒發時為時已晚；在此之前，傳教士已經抵達日本並開展瞭一段時間的活動。1637年，日本的基督徒發起瞭島原叛亂，在作戰中使用瞭火藥，這更加重瞭大將軍府對基督教以及一切與之有關的事物的懷疑。德川幕府平息瞭叛亂，此後的200多年內，無人企圖挑戰過它的權威。它也完全關閉瞭日本，把一切外國人和外國的影響拒之門外。

　　促使日本閉關自守的另一個原因可能是它在外交政策中唯一的一次冒險。它於1592年入侵朝鮮，這顯然是它想侵略中國的野心膨脹的計劃的前奏，但到1598年，它對朝鮮的侵略以失敗告終。然而，還有一個原因比排斥外國事物更加重要，同時也是這種排斥的深層理由，那就是當權者認識到槍支會造成社會不穩定。平民或土匪拿瞭槍，可以推翻地位最崇高的貴族，火藥時代中每一個歐洲騎士對此都深有感受。塞萬提斯就藉堂·吉訶德之口譴責“一種讓卑鄙怯懦的手奪走勇敢騎士生命的發明”。

　　日本控製槍支的第三個理由是它真正可以做得到。歐洲的武士可能因火藥對他們生計職業的影響而痛心疾首，但歐洲的東南方邊界漫長開闊，經常遭到奧斯曼土耳其人大炮的猛攻；如果要想保證基督教的生存，歐洲人彆無他法，隻能使用大炮還擊。就在技術進步增加瞭大炮的機動性和火槍的可靠性的同時，宗教改革造成瞭基督教世界的分裂，基督教徒不能嚮彆的基督教徒開槍的禁忌因此消失於無形。日本則完全沒有這些因素的影響。遙遠的距離和日本人尚武的名聲保護瞭日本，使歐洲的航海者對它敬而遠之；中國沒有海軍，也沒有入侵日本的意願；沒有其他潛在的入侵者。在日本國內，雖然人民分為不同的階級和派彆，但在文化上他們是一個整體。因此，火藥對國傢安全來說並非必不可少，思想對立的各派也不用它作為取勝的手段。

　　對日本武士行為準則的強力維護也容不得使用火藥。德川幕府不僅是政治機構，而且是文化工具。文化曆史學傢G·B·桑瑟姆(G�盉�盨ansom)寫道：

　　它並不（把自己）限於徵集政府收入和維持秩序，（它）還著手管理人民的道德，製定齣瞭至為詳細的行為守則。恐怕有史以來還沒有哪個政府如此深入地乾預老百姓的個人生活，不僅控製著全國人民的行動，還控製著他們的思想。

　　政府對於管理佩刀階級的思想和行為特彆重視，教授使用武士刀的技藝是唯一符閤日本禮製教育的武器教範。德川傢族以及在他們之前的強人為瞭現實政治的原因的確使用過火藥，但他們一旦達到瞭奪權的目標，火藥和所有的火器就馬上遭到瞭唾棄。

　　對武士刀的崇拜有好幾個來源。它有佛教禪宗的培育，禪宗強調兩個最高的理想——忠和忍；並因武士階級的文化得到加強，“該文化對於生活和藝術的形式、儀式和優雅的錶現精雕細琢、孜孜以求”。日本的劍道，如同歐洲擊劍大師的劍術一樣，既是技術也是藝術，有一整套關於舉止和姿態的規則；它象徵著日本人對人生各方麵“格式”的重視。45它似乎體現瞭日本人關於順應自然和自然的力量的信念，因為肌肉的動作是“自然的”，而火藥的化學能量是非自然的。它毫無疑問地與日本人對傳統的尊重相吻閤，因為不僅劍道是傳統的技藝，就連最好的刀劍也經常是世代相傳的傳傢寶；劍有自己的名字，和傢族的姓氏一樣由父傳子，而姓氏本身就是佩刀階級纔能擁有的榮耀。

　　今天，這樣的日本刀已成為收藏傢的寶物。但它們並不單純是美麗的古董。一流的武士刀是有史以來鍛造齣的最佳神兵利器。關於反火藥運動，一位曆史學傢如是說：

　　日本有一部電影，裏麵一挺機關槍的槍管被15世紀的偉大名匠金本大師鍛造的武士刀劈為兩半。如果這看起來不太可能的話，要記住像金本這樣的工匠在鍛造時對刀鋒部分日復一日反復錘煉，鍛成的刀鋒含有接近400萬層的精鋼。

　　當然，要完全解除老百姓的武裝是做不到的，因為他們總是可以使用大鐮刀和連枷做武器。但日常生活用的工具打起仗來無法與武士刀這類專門的作戰武器一較高下。德川幕府確保武士對刀劍的壟斷，就保證瞭武士階層在日本社會頂端的地位。

　　德川的邏輯與剋勞塞維茨的邏輯並不一緻。雖然剋勞塞維茨顯然相信自己對戰爭性質的分析不涉及價值觀，但是他依然受到瞭當時歐洲人信念的影響，即人類本性願意參與“政治”或“政治活動”，政治根據其固有的性質是不斷發展的，確切地說是“不斷進步的”。天生保守、堅持原則、反對法國大革命的威靈頓勛爵對世事發展極為不滿，恰好為這一主張提供瞭反證。的確，剋勞塞維茨似乎把政治看作自成一體的活動，是理性的形式和情感的力量的交會處；在政治中，理智和感情發揮著決定性的作用，而文化——那承載瞭每一個社會共同的信仰、價值觀、團結、神話、禁忌、規則、習慣、傳統、言談舉止和思維方式、語言和藝術錶達的巨大載體——卻無足輕重。德川幕府的反應證明剋勞塞維茨大錯特錯，並充分錶明，在戰爭的眾多屬性中，文化自我延續的手段可能應該算上一個。

　　結語

　　我在本書的開頭曾發問：“何謂戰爭？”現在書寫完瞭，我希望能使讀者認識到，對這個問題沒有簡單的答案，戰爭也並非都屬同樣的性質。我還希望讀者會對人注定要打仗，世界事務歸根結底隻能用暴力解決這樣的思想産生懷疑。人類有文字記載的曆史基本上是一部戰爭史，因為我們所屬的國傢大多是經過徵服、內戰或獨立鬥爭而産生的。而且，有文字記載的曆史中的偉大人物一般都是從事暴力的人，許多本身就是戰士；即使沒有親身參加戰鬥，也明白暴力的用途，並為瞭實現自己的目的毫不猶豫地使用暴力。

　　20世紀頻繁而激烈的戰爭也造成瞭普通男女觀念的扭麯。在西歐、美國、俄羅斯和中國，戰爭影響到瞭大多數傢庭的兩三代，甚至三四代人。幾百萬兒子、丈夫、父親和兄弟應徵上戰場，卻再也沒有迴來。戰爭給全體人民留下瞭難以磨滅的心靈創傷，使他們熱切地希望自己的子孫後代不再經曆他們遭受過的苦難。然而，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很少有暴力發生，甚至殘酷或無情的錶現也不多見。維持世界運作的是閤作的精神，不是對抗。大多數人每天在生活中都力求閤群，盡力避免不和，減少分歧。睦鄰被視為平民最可貴的美德，善良是最受歡迎的個性。

　　必須認識到，隻有在自我剋製的嚴格限製內，睦鄰纔能夠發揚光大。我們心目中最宜居的文明社會是法治社會，即有警察管控的社會，而警察的工作是一種形式的強迫。我們接受警察，就等於默認人性有黑暗的一麵，必須用強力予以遏製。不受遏製的人要受到懲罰，用來施加懲罰的工具就是強力。然而，盡管人有暴力的潛質，他同時也能夠限製暴力的影響，哪怕沒有強力對暴力的遏製。本書開頭時對“原始”戰爭現象的研究充分證明瞭這一點。因為20世紀的戰爭都十分極端、十分殘酷，所以現代人很容易認為戰爭趨嚮極端是不可避免的。在現代戰爭中，

　　溫和有度或自我剋製的名聲不太好；人道主義停戰或調解被譏諷地看作對極端痛苦的暫時緩解或掩飾。然而，“原始人”的行為證明，人在作戰中有能力限製自己行為的性質及影響。原始人有各種各樣的辦法使他和他的敵人免於戰爭的最壞結果。一種辦法是豁免，即社會中的某些成員——婦孺老病——不參加戰鬥，也不受戰爭結果的影響。另一種辦法是習俗，特彆是有關選擇戰爭的時間、地點、季節和由頭的習俗。最重要的辦法是儀式性的程序，它確定瞭戰鬥本身的性質，並要求在完成瞭確定的程序後，交戰方承認得到瞭滿足，並轉而訴諸和解、仲裁和媾和。

　　前麵說過，韆萬不要把原始戰爭理想化。它有可能突然變得十分暴烈，把所有的豁免、習俗和程式都拋在一邊，使暴力迅速升級。即使交戰雙方遵守瞭各種限製，戰爭給戰敗方造成的物質影響也是令人傷心的。最重要的影響是逐漸迫使弱小的一方離開他們熟悉的傢園，到條件嚴酷的地方去。這樣的遷徙最終有可能破壞，甚至摧毀他們的文化，盡管文化方麵對作戰的限製通常起到瞭保護文化的作用。文化不能無限地自我維持，它很容易受到打擊，而對文化打擊最大的就是戰爭。

　　盡管如此，文化又是決定戰爭性質的首要因素，這方麵亞洲的戰爭史提供瞭明證。讓我們暫且稱其為東方戰爭，以與歐洲戰爭相區彆；它有其自身的特徵。最首要的特徵是避敵鋒銳、拖延等待和迂迴戰術。考慮到阿提拉、成吉思汗和泰摩蘭的軍隊作戰時錶現齣來的異乎尋常的凶猛無情，這些特徵似乎全不適用。然而，看他們的行動要結閤大背景。戰馬成為主要作戰工具的3 000年間，那種殘酷的戰爭在歐亞戰爭史上並非經常性的特點，而是間隔很久纔發生的異類情況。當然，在那3 000年中，馬背上的武士一直是一個威脅，但這個威脅一般是可以控製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通常采用的作戰方法。他的作戰方法最突齣的特點就是避敵鋒銳、拖延等待和迂迴戰術。馬背上的武士從來都是遠距離作戰，使用投射性武器，而不是鋒利的刀劍，遇到頑強抵抗時即撤軍後退，靠消耗敵人的力氣製勝，而不是硬碰硬地通過直接的較量打敗敵人。

　　正因如此，防守方一般可以在和馬背上武士居住的地區接壤的地方修建固定的防禦工事，以此阻止他們的來犯。他們一旦離開居住的草原，首先就難以維持大群的馬匹；如果再遇到像中國的長城和俄國的碉堡綫這類攔路的障礙，他們就可能會完全喪失戰鬥力。盡管如此，一些馬背上的武士最終還是成功地深入農耕地區，成為長期的統治者，特彆值得一提的是印度的莫臥兒人和奧斯曼土耳其人，還有在不同的曆史階段曾在阿拉伯土地上大權在握的馬穆魯剋。但是，我們已經看到，即使是成功的徵服者也未能發展齣創新性的治理藝術。他們仍然緊守著營帳、戰馬和弓箭的文化，即使住進瞭被他們打敗的帝國首都的豪華宮殿，還保留瞭遊牧民族酋長的生活方式。在遇到采用瞭新作戰技術的力量的挑戰時，他們文化上的僵化使他們無法有效地應付，最終隻有被淘汰一途。

　　但具有矛盾意味的是，東方戰爭的一個因素賦予瞭它強大的目的感，同時又對戰爭的行為進行瞭自我設限，這個因素後來纔傳到西方。這就是意識形態和思想的因素。遠在任何西方社會之前，中國人就已提齣瞭戰爭的理論。儒傢崇尚理性，他們的理想是社稷長存，江山永固，這促使他們尋求用法律和習俗來控製動武的衝動。但這個理想無法長期維持。內亂外患時時造成政權更迭，來自大草原的侵略經常是引起內亂的原因。盡管如此，中國人戰爭最持久的特點仍然是適度，目的是維護文化，不隨外來徵服者或內部革命一時的需要而改變。中國人最大的成就之一就是使來自大草原的侵略者實現瞭漢化，用中華文明的核心價值觀控製他們本性中的破壞傾嚮。

　　亞洲的另一個主要文明，伊斯蘭文明，在戰爭中也錶現齣瞭剋製。不過人們的印象卻恰好相反。伊斯蘭教被廣泛視為號召徵服的宗教，它最廣為人知的一條教義就是穆斯林有義務對異教徒發動聖戰。其實，穆斯林社會以外的人對伊斯蘭徵戰的曆史和聖戰教義的確切性質都有所誤解。伊斯蘭國傢對異族發動徵服戰的時代相對短暫，那個時代的結束不單單是因為伊斯蘭國傢的敵人學會瞭如何反抗，也因為伊斯蘭國傢內部就打仗是否閤乎道德發生瞭分歧。這樣的內部分歧造成穆斯林反對穆斯林，違背瞭穆斯林不得彼此作戰的教義。麵對這種情況，伊斯蘭國傢的最高權威采取的辦法是把作戰的職能交給專門為打仗的目的招募而來的武士，把他們變為附屬的專業階級；這樣就解脫瞭大多數人的作戰義務，使虔誠的穆斯林得以專注於關於聖戰的訓諭的“大”的方麵而不是“小”的方麵，這個“大”的方麵是“對自己心魔的戰爭”。伊斯蘭國傢主要是從大草原的騎馬民族中招募為自己打仗的戰士，那些人因壟斷瞭武器而奪取瞭權力，但他們拒絕調整自己的軍事文化去適應變化瞭的形勢，結果伊斯蘭國傢的戰爭最終變得幾乎和中華文明內部的戰爭一樣限製重重。在一個文化內部，作戰行為受到限製隻有好處。但一旦這個文化和另一個對東方傳統所規定的行為限製完全不予承認的文化發生碰撞的時候，它麵對敵人殘酷無情的戰術就絲毫沒有準備，亦毫無招架自保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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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導言

　　從戰場歸來後，等待著他們的是古闆的專業生涯；他們努力學習，爭取導師的好感，為以後的前程做準備。然而，我看得清清楚楚，他們當兵的那兩年給他們施瞭魔法，這魔法屬於與他們將要進入的那個世界迥然不同的另一個世界。它部分地來自他們的經曆，包括奇怪的地方、陌生的責任和刺激，甚至危險，也來自對指揮他們的職業軍官的接觸瞭解。我們做學生的都崇拜導師的學識和怪癖。而我的朋友們盡管離開瞭戰場，卻仍然對他們當時的上級指揮官欽佩備至，不過他們所欽佩的是完全不同的品質，是那些人的闖勁、銳氣、活力和對日常瑣碎的不屑一顧。他們經常提到那些軍官的名字，迴憶他們的性格和做派，描述他們的事跡——尤其是他們對權威人物充滿自信的頂撞。聽瞭他們的話，我覺得好像我也認識瞭那些灑脫不羈的軍人。我特彆希望能認識那樣的人，哪怕隻是為瞭使我對軍人的世界瞭解得更加充分完全，因為我的那點兒瞭解全是靠苦讀軍事史教科書逐漸形成的。

　　大學生活結束後，朋友們各奔前程。有的當律師，有的當外交官，有的當公務員，還有的自己成瞭大學導師。我卻發現他們對軍旅生涯的迴憶給我施瞭魔法，促使我決定研究軍事史。這是個魯莽的決定，因為學校裏沒有幾個研究這個題目的職位。然而，完全齣乎我的意料，培養陸軍軍官的英國桑赫斯特皇傢軍事學院很快齣瞭一個缺，於是1960年我成為瞭那裏的教員。那年我25歲，對軍隊一無所知，從來沒有聽到過戰鬥中的槍聲，幾乎從未見過一個真正的軍官，對軍人和軍旅生活的瞭解完全齣自我自己的想象。

　　在桑赫斯特的第一個學期，我一頭栽進瞭過去怎麼也想象不到的世界。桑赫斯特的老師分軍事教官和學術教員兩類，我屬於後者。1960年，桑赫斯特的高級軍事教官清一色都經曆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級彆較低的也幾乎全部在朝鮮、馬來亞、肯尼亞、巴勒斯坦或塞浦路斯打過仗，或參加過其他的十幾場殖民地戰爭中的某一場。他們的製服上佩滿瞭勛章綬帶，許多是褒奬傑齣勇氣的授勛。我的係主任是退役軍官，他齣席集體晚膳時佩戴的是優異服務勛章和軍功十字勛章帶兩道杠，而學校裏有他這樣榮譽的人不在少數。有的少校或上校佩戴的奬章證明他們在阿拉曼、卡西諾、阿納姆和科西瑪戰役中錶現瞭傑齣的勇氣（這些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戰役——譯者注）。他們隨隨便便戴在身上的小小綬帶訴說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曆史，十字勛章和奬章記載瞭戰爭的高潮時刻；但他們這些受勛的人對自己被授予的榮譽卻淡然處之。

　　使我眼花繚亂的不止是各式各樣的勛章，還有五顔六色的軍服及其代錶的意義。上大學時，我的許多同學帶迴瞭做軍人時的光榮標誌——團製服的上衣或軍用雙排扣短大衣。當過騎兵軍官的在穿夜禮服的場閤腳上仍然蹬著屬於槍騎兵或輕騎兵製服一部分的漆皮靴，靴筒口邊鑲著一圈摩洛哥革，靴跟有安馬刺的小溝。這使我悟到瞭一個悖論，那就是製服（uniform）並不一緻（uniform），每個團的製服都不一樣。至於有多不一樣，我在桑赫斯特第一次參加集體晚膳時終於見識到瞭。槍騎兵和輕騎兵穿藍色和紅色的製服；王室禁衛騎兵的製服裝飾著成堆的金色絲縧；步兵墨綠色的製服顔色深得發黑；炮兵的褲子緊綳在腿上；近衛兵團士兵的襯衫漿得筆挺；（蘇格蘭）高地兵團的製服分6種不同圖案；（蘇格蘭）低地兵團士兵穿著格子呢緊身短褲；各郡兵團的步兵製服上衣則鑲著黃、白、灰、紫或暗黃皮革的鑲邊。

　　我原來以為軍隊是一個整體，那天晚上我纔明白並非如此。不過那時我還不知道，外錶不同的製服所代錶的內裏差彆要重要得多。我後來發現，各團確定自我特點靠的就是自己的獨特性，而正是這種獨特性使它們成為有效的作戰團隊，使它們的成員贏得瞭我在周圍的人身上所看到的那些奬章和十字勛章。我那些當過兵的朋友最讓人喜愛的品質之一是豪爽好結交，彼此之間親如兄弟；但兄弟之情隻到一定程度，對自己的團的忠誠纔是他們生命中的試金石。個人之間發生爭吵第二天就可以和好，但誰要是對自己的團不敬卻會記一輩子。事實上沒有人會齣此種不遜之言，因為這種行為是對部落價值觀的嚴重冒犯。

　　我看到的正是部落文化。按照錶麵的標準來看，20世紀60年代我在桑赫斯特所遇到的退伍軍人與其他行業的專業人士沒有什麼不同。他們上的是同樣的中學，有時連大學也上的是同一所；他們熱愛自己的傢庭；他們和彆人一樣希望自己的孩子有齣息；他們也為錢操心。然而在軍隊裏，錢，甚至晉升，都不是終極的或決定性的價值觀。軍官當然希望晉升，但並不以此作為衡量自己價值的標準。一位將軍可能會受人敬佩，但也可能不會。引人敬佩的是他的將軍軍銜之外的東西，那就是他在同袍中的名聲，而名聲是他在所屬的團這個部落的眾目睽睽之下多年來一點點建立起來的。這個部落不僅包括彆的軍官，也包括士官和普通士兵。“和士兵處不好”是最嚴厲的批評。一個軍官可以頭腦靈活、勝任能乾、不辭勞苦，但如果他不能贏得同團戰友的信任，這些品質就都是白搭。他就不算是部落的一員。

　　英國陸軍的部落文化極為強盛；它有些團的曆史可以追溯到17世紀現代軍隊初現雛形的時候；現代軍隊從各個封建軍閥的部隊脫胎而來，那些軍閥的祖先則是推翻瞭羅馬帝國後開進西歐的侵略大軍的成員。不過，從我年輕時到桑赫斯特學院任教開始，在以後的多年間，我在許多其他國傢的軍隊裏也看到瞭同樣的部落文化。從參加過阿爾及利亞戰爭的法國軍官身上，我就感受到瞭部落文化的力量；他們在戰爭中指揮的穆斯林士兵遵循的是伊斯蘭教開疆拓土時期的戰士，被稱為穆斯林英雄（ghazi）的那些人的傳統。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為瞭重建德國的軍隊，一些德國軍官被重新徵召入伍；他們曾在俄羅斯的大草原上同蘇軍作過戰，並仍然為他們在極端的艱難睏苦中挺瞭過來而自豪；他們所經曆的苦難可以與他們的祖輩在中世紀時期的戰爭相比，從他們對那段經曆的迴憶中，部落文化也隱約可見。印度軍官的部落感十分強烈，明顯的證明是他們堅持把自己稱作拉其普特人或多格拉人，是印度有文字記錄的曆史開始之前就徵服瞭印度的那些武士的後代。我在曾在越南、黎巴嫩，或海灣地區服過役的美國軍官身上也看到瞭部落文化的痕跡，他們信奉的勇敢無畏、盡忠職守的行為守則正是他們國傢的立國之本。

　　軍人與眾不同，這是我從自己在軍人中間度過的一生中學到的一點。我因此而對所有把戰爭與人類的其他活動相提並論的理論和敘述都抱以極度的懷疑。那些理論傢說得不錯，戰爭無疑與經濟、外交和政治相關。但相關不等於相同，甚至不等於相似。戰爭與外交和政治完全不同，因為真正打仗的人在價值觀和技能方麵與外交傢和政治傢迥然相異。軍人的價值觀和技能屬於另一個世界，那是一個非常古老的世界，與日常的世界並存但不相屬。隨著時間的流逝，兩個世界都在變化，武士的世界按照平民世界的變化調整自己。然而，它總是和平民世界保持著一定的距離。這個距離永遠也不會拉近，因為武士的文化永遠不可能成為文明本身的文化。所有文明的起源都歸功於武士，文明的文化又滋養著保衛它的武士，不同文明之間的差異會使得一種文明的武士在外部錶現上與另一種文明的武士判然有彆。事實上，本書的一個主題就是，從外部錶現來看，有3種不同的武士傳統。然而歸根結底，隻有一種武士文化。從人類起源到人類進入現代世界，這種文化在時空中的演進和變化就構成瞭戰爭的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