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共亡黨二十年祭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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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葦町 著

圖書標籤:

• 蘇聯解體
• 冷戰結束
• 政治史
• 曆史事件
• 共産主義
• 蘇聯
• 俄羅斯
• 20世紀
• 曆史研究
• 政治分析

齣版社： 江西高校齣版社

ISBN：9787549318872

版次：1

商品編碼：11239668

包裝：平裝

開本：16開

齣版時間：2013-04-01

用紙：膠版紙

頁數：356

正文語種：中文

編輯推薦

　　暢銷書《蘇共亡黨十年祭》作者黃葦町再齣新著，《蘇共亡黨二十年祭》緊扣近10年來國際國內形勢變化，對蘇共亡黨進行更加係統精深的研究。
　　黨政機關和企事業單位開展黨的群眾路綫教育實踐活動學習用書
　　中央電視颱《讀書》欄目與中國圖書評論學會聯閤評選的"2013中國好書"
　　新華網與中國齣版傳媒商報聯閤評選的"2013年度中國影響力圖書"
　　中國書刊發行業協會評選的"2012-2013年度全行業暢銷書"

內容簡介

　　2001年，一本《蘇共亡黨十年祭》引起社會各界的強烈反響，十多年來暢銷不衰。十二年過去瞭，隨著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人們對蘇共亡黨、蘇聯解體的關注和思考卻從未停止過。著名反腐專傢黃葦町繼《蘇共亡黨十年祭》後推齣的《蘇共亡黨二十年祭》，將極大地滿足社會各界讀者的需求。
　　較之“十年祭”，《蘇共亡黨二十年祭》對蘇共敗亡教訓作瞭更加係統精深的思考：權力過分集中、民主缺失，是蘇共垮颱的總病根。隻有科學、深刻地反思，以史為鑒，曆史悲劇纔能以曆史的進步來補償。作者以深刻的分析和思辨能力，對照前蘇聯和中國當前及世界形勢，全方位解讀和研究蘇共的失敗，同時也是尋找我們黨肌體上可能潛伏的“病竈”，具有很高的理論指導意義和執政參考價值。

作者簡介

　　黃葦町，以研究隱形經濟著稱的中國經濟學傢。1947年生，1975年畢業於長春光學精密機械學院。1982年調入中共中央機關刊物《紅旗》雜誌做編輯工作，撰寫思想評論。1985年任紅旗雜誌社事業部主任。現任紅旗齣版社副總編輯。主要著作有《當代中國的消費之謎》、《中國的隱形經濟》、《世上有真情》、《失落的尊嚴——懲腐備忘錄》等。曾獲“全國首屆十佳經濟讀物”奬等5個奬項。作者多次應邀齣國講學，《中國的隱形經濟》等三種專著已被譯成英、日、韓、德等多種文本在國外齣版發行。

內頁插圖

精彩書評

　　我們國傢無論在體製、製度上，還是所走的道路和今天所麵臨的境遇，都與前蘇聯有著相似或者相近乃至相同的地方。弄好瞭，能走齣一片艷陽天；弄不好，蘇共的昨天就是我們的明天！
　　——習近平

目錄

自序 中國會不會成為“下一個”？
第一篇 誰記得一切，誰就感到沉重
一 漲價打開瞭潘多拉盒子
二 工人階級不再留戀“工人國傢”
三 69年-6年9個月-69個小時
四 莫斯科不相信眼淚
五 “上街的是自己，上颱的是彆人”
六 百年迴首話當初

第二篇 三十功名塵與土
一 “新經濟政策”夭摺和強推農業集體化
二 總路綫、工業趕超和農業公社
三 大飢荒帶來的黨內論爭
四 “大清洗”——不忍卒讀的一頁
五 理論扭麯與權力集中
六 黨內自殘的惡果
七 曆史常有驚人的相似之處

第三篇 蘇共錯失的幾次重要發展機遇
一 沉醉勝利，錯失改革開放良機
二 社會振蕩使改革“欲速則不達”
三 “布拉格之春”導緻的“急刹車”
四 與新技術革命擦肩而過
五 油價暴漲助長瞭不思進取
六 代際更替淪為改朝換代
七 京城老翁，坐看風起雲湧

第四篇 誰綁架瞭改革？
一 赫魯曉夫“對乾部不負責任”被趕下颱
二 柯西金得罪強勢集團被迫辭職
三 戈爾巴喬夫打開瞭潘多拉盒子
四 勃列日涅夫——傳統體製的化身
五 執政能力和人纔的枯竭

第五篇 心中沒有人民，必被人民拋棄
一 人心被葉利欽帶走瞭
二 特權的最大危險——和人民的睏苦隔離
三 國因傢破、國破傢亡
四 隻聽見自己的聲音，卻說是人民的聲音
五 他們是為瞭自己可以背叛一切的人
六 再看今日之俄羅斯

主要參考文獻
附錄一 互聯網十年變
附錄二 我讀黃葦町的《我的爺爺奶奶》

精彩書摘

　　葉利欽是戈爾巴喬夫一手提拔起來的。1985年3月，剛剛就任蘇共總書記的戈爾巴喬夫前往烏拉爾山以東的斯維爾德諾夫斯剋州視察工作，對全程陪同的時年53歲的州委第一書記葉利欽的果斷能乾和改革魄力留下深刻印象。他視察結束一個月後，便將葉利欽調入莫斯科任蘇聯建設部長。5個月後，葉利欽又被火箭式地提拔為蘇共中央書記處書記、政治局候補委員、莫斯科市委第一書記。當時誰都不會想到，後者會成為蘇共和蘇聯這個大黨和大國的掘墓人。
　　莫斯科人很快發現瞭新任市委書記與他所有前任的不同。他不像他們中的一些人那樣不苟言笑，語速緩慢，沉穩中透著傲氣，讓人敬而遠之。他看起來更像個率性而為、在酒桌上無話不談的爽快漢子。為瞭體察民情，他經常微服私訪，一會兒乘上公共汽車、電車或者地鐵，瞭解居民齣行的情況；一會兒跑到商店或者門診部，查看城市食品供應情況和醫院服務情況，於是第二天這條新聞便把莫斯科攪得滿城風雨。
　　針對當時日用消費品緊缺的狀況，葉利欽籌建起一批食品、肉類加工廠和乳品生産廠，並公開嚮民眾許諾，將在最短時間內解決諸如香腸和酸奶長期短缺等老大難問題。他逛商店時發現有的商店經理私藏貨物到黑市賣高價，就亮明身份當場予以免職。年過半百的葉利欽，甚至還不時下車間與小夥子們一起裝卸貨物。有人還在購買副食品的長隊中，驚訝地發現瞭裹著厚厚的呢大衣、圍著毛圍巾、在雪後的街道邊默默地跟著前麵的人挪動腳步的市委第一書記的妻子——按照內部供應製度，作為排在蘇聯領導人前幾十名之一的政治局候補委員和中央書記，同時又是首都最高首長的傢人，她完全不必排隊，甚至不必齣門，就可以派服務員或司機，開車到全市最好的特供商店去，簡單地在記賬單上簽個名，就能把各種進口的美味佳肴直接裝運迴傢。
　　葉利欽特彆重視和善於利用正在開放的輿論工具。莫斯科首批關於改革的報道之一，是在電視上直播瞭查處公車私用的報道。一個周末，在通往鄉間的大道上，從城裏開來的黑色的“伏爾加”牌公車受到攔路檢查。查明其中大部分乘客並不是去辦公事，而是去彆墅。麵對從車裏走齣的倉皇失措的體麵男子，軍官在電視颱記者的攝像頭前建議他，今後在類似的情況下乘電氣列車。隨後莫斯科就齣颱瞭一項政策——減少公車數量，領導人的妻子、親戚不得將公傢的汽車用於私人需要。第一書記本人也象徵性地乘坐公共汽車上班，為其他人樹立榜樣。他還嚮“特供點”“專門醫院”療養院等發起進攻，他下令取消瞭莫斯科市的高乾特供商店，建議莫斯科黨的機關乾部迴憶“列寜的樸素生活”，像所有普通蘇聯人一樣生活。而同在莫斯科的屬於蘇共中央和蘇聯政府各部門管理的這種商店就有100多處。
　　後來葉利欽在《我的自白》中是這樣揭露蘇共上層的嚴重特權現象的：“全莫斯科享受各類特供商品的人總共有4萬人”，“你在職位的階梯上爬得越高，歸你享受的東西就越豐富……如果你爬到瞭黨的權力金字塔的頂尖，則可享有一切——你進入瞭共産主義……共産主義完全可以在一個單獨的國傢裏為那些獲取權位的少數人而實現”。他認為，要改革首先要消除這些特權現象，葉利欽公開號召首都新聞界將其曝光。一時間，莫斯科《真理報》、莫斯科《共青團報》、莫斯科電視颱的社會專欄裏洶湧澎湃，形成一股內幕報道熱潮，在社會上引起強烈反響。葉利欽認為，老百姓最不滿意的是他們能直接看得到的高級乾部的食品特供、公車私用、保健醫療、專門服裝加工部和劇院為領導乾部預留座位等做法。這些盡管都是小事，但在他之前，還從未有人敢於觸動這些黨和國傢的“內部待遇”。可他這樣做瞭。當時的考慮是，“成韆上萬的人都是這場鬥爭的見證人”。從這些問題入手，可以使他迅速獲得那些沒有特權，並經常感受到特權妨害的普通人的政治支持。
　　葉利欽首先選擇蘇共領導乾部的“特權”作為改革的突破口，是他的提攜者戈爾巴喬夫沒有想到的。
　　應該說，戈爾巴喬夫主政後，也曾批評過特權現象。
　　他在1986年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指齣：“應該從自身做起。宴會、禮品、招待會——我們曾鼓勵所有這一切，而且自己也參加過，各級領導有自己的食品供應基地，他們的妻子連商店都不用跑瞭。在每個區、每個城市，都有自己的基地和內部供應商店，在那裏分配著進口商品。我們自己在所有這些問題上都有錯。
　　感謝上帝，我們自己沒有走上犯罪的道路。這一切應該好好地反省一下瞭。”也就是說，戈爾巴喬夫並非沒有看到特權思想和特權現象對蘇共乾群關係和領導乾部形象造成的嚴重損害，如果他上颱後能夠積極、穩妥地采取措施，動手逐步消除這些特權，是可以在群眾中為他的改革政策贏得很多加分的。但戈爾巴喬夫講歸講，並沒打算真的馬上動手去做。他能夠當上蘇共第一把手，就與擔任“療養院書記”期間，能夠精心地為領導人提供特權享受而獲得青睞分不開，他知道觸動這個問題的利害關係。但他沒有想到的是，葉利欽一上颱就在莫斯科把“反特權”搞到如此大張旗鼓，甚至鳳聲鶴唳的地步，打亂瞭他的改革全盤計劃。這樣做盡管使改革派的形象迅速得到絕大多數普通人和知識分子的認可，但在黨的領導層中卻引起軒然大波：這個從斯維爾德諾夫斯剋來的鄉下人到底要乾什麼？他怎麼可以為瞭沽名釣譽而打破幾代人傳下來的老規矩，威脅所有人的利益呢？是誰在背後支持他？因為這不僅會影響到每個領導乾部正常的傢庭生活，還會直接損害他們的地位和尊嚴——如果要求每個領導乾部也都加入大街上凍得前胸貼後背的普通人的長隊的話。對葉利欽這些“齣格的”政治秀，首先感到惱火的是戈爾巴喬夫。當自己的改革急需排除種種阻力、爭取各級領導乾部支持時，他不希望葉利欽一下子把領導層所有人都得罪完。而且，這一係列讓人眼花繚亂的“組閤拳”，使葉利欽在風頭上甚至蓋過瞭戈爾巴喬夫本人，成為媒體聚光燈和攝像鏡頭無可爭議的聚焦點，也使總書記從內心感到不快。因此，當莫斯科的地方媒體對葉利欽的這些舉動報道得熱火朝天時，蘇共中央的媒體卻悄悄地減少甚至停止瞭這類報道。因為真理報總編輯接到戈爾巴喬夫的電話：對葉利欽的報道要“淡化處理”，《真理報》不要鼓動葉利欽去進行他的“煽情行為”。令戈爾巴喬夫沒有想到的是，中央媒體對葉利欽明顯的視若無睹甚至抵製，反而在“逆反心理”很強的社會氛圍中，幫助他樹立瞭與“官僚集團”鬥爭的“反特權”旗手形象。有關葉利欽的事跡在民眾中口口相傳，使他很快成瞭莫斯科乃至全蘇聯的傳奇式人物，並被賦予英雄般的品德。
　　葉利欽所觸動的的確是蘇聯領導乾部的核心利益之一——從斯大林時期就開始的各種公開和隱蔽的特權。不過，當時享有特權的人數較少，對群眾心理的衝擊還不是很大。斯大林對各級乾部的不斷清洗，使得缺乏安全感的領導乾部也不敢肆意妄為。而赫魯曉夫上颱後對乾部特權製度的“十次打擊”，特彆是關於乾部輪換的硬性規定，領導乾部像走馬燈一樣不斷更換，也難以形成一個相對穩定的特權階層。但等級特權既然已成為閤法製度，就潛藏著蔓延的危險。羅·亞·麥德維傑夫在《讓曆史來審判》一書中說：“黨的機構的某些工作人員開始遠不是為勞動人民的利益去使用自己的影響，黨內機構的個彆環節也齣現瞭腐化因素，完全沒有什麼理由使一些黨的乾部享有特權，這些特權後來又變成瞭目的本身，成為一種拜物教。”而蘇聯現實的體製機製係統中“缺乏任何比較有效地防止濫用權力的措施”。
　　到瞭勃列日涅夫時期，尤其在其執政後期，一方麵由於體製僵化和乾部隊伍高度穩定；另一方麵由於腐朽思想對乾部隊伍的侵蝕及黨內外長期缺乏民主監督，“特權階層”終於形成。“特權階層”有以下主要特徵：第一，他們掌握著一些黨政軍領導機構和企事業單位、集體農莊的絕對領導權，是自己權力所及範圍內的“老大”。第二，他們基本都受過高等教育，有高級專業技術職稱，經常去西方國傢訪問。第三，他們不以享有高級乾部的特殊待遇為滿足，而且以各種方式侵吞國傢財産。第四，他們還盤根錯節、拉幫結派，聯閤起來反對任何有損自己利益的實質性改革。第五，他們已經擁有現行體製下能夠得到的一切，因此主觀上並不想搞垮蘇共和蘇聯，但正因為存在這樣的既得利益集團，纔為後來的改革夭摺和蘇聯解體埋下瞭禍根。
　　如果說，腐敗的本質是以權謀私。在蘇聯的政治機體中，實際上存在兩種形式的腐敗。一種是明顯非法的腐敗，包括利用手裏掌握的公共權力貪汙受賄、走私、侵占國有資産等要受到蘇維埃法律追究的行為。另一種是貌似閤法的腐敗，就是利用手裏掌握的公共權力為自己製定各種超過履行公職需要的特權。什麼是履行公職需要的閤理的特殊待遇，什麼是超過需要的特權？很難細分。但有兩種做法明顯屬於不閤理的特權，人們是有共識的。一種是把特殊待遇“泛化”，為瞭使自己和一般群眾隔絕開來，而把這種“身份性消費”延伸到所有的消費領域，齣現領導乾部和老百姓完全“雙軌製”的消費。另一種就是把領導乾部的特殊待遇不閤情理地全麵延伸到他們的親屬子女身上，進而發展到後者可以藉此謀取政治上、經濟上的特殊地位和長遠利益，甚至進行資本積纍。
　　葉利欽選擇“反特權”作為他實現政治抱負的突破口，是經過精心考量的。“公開性”日益深入人心，在經濟形勢不斷惡化、物質匱乏、供應緊張的情況下，人民群眾對官僚階層的各種特權越來越反感，而葉利欽的每個不同凡響的舉動，都可以通過媒體得到充分放大，把他推嚮鏡頭的中心，進而發展到他的“政治秀”也不斷升級。在中央全會討論戈爾巴喬夫紀念十月革命70周年講話稿時，葉利欽為展示直言作風，也對講稿挑瞭一通毛病，提瞭20多條修改意見，其中包括對蘇聯過去70年曆史的基本評價和黨的現行改革政策的措施等原則性問題。他特彆提齣尤其強調要警惕正在興起的吹捧總書記的壞風氣。於是，一個充滿鬥爭性的“熱血中年”的形象在葉利欽身上躍然而齣。對葉利欽來說，這麼做並不奇怪，但沒想到戈爾巴喬夫的反應是失態的：從沒人敢這樣批評他！中央委員們對這個破壞“規矩”的莽撞傢夥也群情激憤，爭先恐後發言抨擊葉利欽。最激烈的是有名的民主“改革傢”雅科夫列夫，稱“葉利欽是從背後給瞭黨一刀”。全會當場決定解除葉利欽各項職務。後來葉利欽寫信要求保留莫斯科市委第一書記職務，遭到戈爾巴喬夫拒絕。經受不瞭刺激的葉利欽用剪刀自殺未遂，次年1月被降職為部長級的國傢建委副主席。戈爾巴喬夫口口聲聲講“民主”，但當“民主”指嚮他時，卻受不瞭。大傢親眼看到戈爾巴喬夫度量太小，此後身邊的人再沒有敢講話的瞭。
　　……

前言/序言

　　自序 中國會不會成為“下一個”？
　　從以《蘇共亡黨二十年祭》為題在國傢行政學院做首場報告到成書，已過去兩年多瞭，準確講，本書應該叫“二十二年祭”瞭。首先要嚮讀者和約稿的江西高校齣版社緻歉。
　　22年來，人們對劇變原因的探究從未停止過，最龐大的研究群體在中國。這不奇怪。同為世界上兩個最大的、執政時間最久的馬剋思主義政黨之一，研究蘇共的失敗，也是尋找我們黨肌體上可能潛伏的“病竈”。因此也與其他曆史問題的研究，錶現齣一個很大不同。即參與者中不僅有專傢學者，還有各條戰綫的黨員乾部、各種職業的黨內外人士。這正是“常懷憂黨之心，恪盡興黨之責”的憂患意識的體現。
　　有種觀點認為，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全盤否定斯大林，是蘇聯由盛到衰的轉摺點；戈爾巴喬夫背叛馬剋思主義，導緻蘇共垮颱。他們說，西方反斯大林，攻擊的其實是社會主義的基本製度。隨之起舞，很容易落入陷阱。
　　這種政治警覺十分可貴。但如果因為一些西方人士彆有用心，就把斯大林模式與科學社會主義劃等號；因為戈爾巴喬夫提齣“民主化”“公開性”，搞亂瞭人們思想，便認為“反其道而行之”就能長治久安，同樣會誤入歧途。
　　斯大林是堅定的無産階級革命傢。他的名字，是與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傢的鞏固和發展，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聯係在一起的。但遺憾的是，他沒有始終以馬剋思主義者的科學態度，來發展完善自己創立的社會主義製度模式，而是將其凝固化、神聖化，視為各國共産黨都要遵循的“普遍經驗”。他最嚴重的錯誤，就是上個世紀30年代開始的“大清洗”，種下蘇共亡黨的禍根。最有力的證明，就是1996年俄羅斯總統選舉時，蘇聯已經解體5年，物價上漲6000多倍，絕大多數俄羅斯人畢生的積蓄被一捲而空。麵對葉利欽給國傢和人民帶來的深重災難，人們照理應把票投給他的對立麵、俄共候選人久加諾夫。但葉利欽的競選班子，讓電視颱滾動播放“大清洗”的鏡頭和紀錄片，以此告訴大傢，誰投俄共的票，就是準備迴到自己和傢人不知何時會失蹤的年代。選舉結果錶明，人們更害怕迴到蘇聯的舊體製中去，因為幾乎每個蘇聯傢庭或其親屬，都有“大清洗”的受害者，幾十年後仍積怨不消。如此來攻擊俄共，最能激發群眾情緒。
　　同樣，把一個執政70多年、擁有近2000萬黨員的大黨的崩潰，歸罪於“兩個叛徒”，也有些簡單化。恩格斯在總結1848年革命失敗教訓時說：“當你問到反革命成功的原因時，你卻到處聽到一種現成的迴答：因為這個先生或那個公民‘齣賣瞭’人民。從具體情況來看，這種迴答也許正確，也許錯誤，但在任何情況下，它都不能說明任何東西，甚至不能說明，‘人民’怎麼會讓彆人齣賣自己。”顯然，“這些原因不應該從一些領袖的偶然的動機、優點、缺點、錯誤或變節中尋找，而應該從每個經曆瞭動蕩的國傢的總的社會狀況和生活條件中尋找”，“如果一個政黨的全部本錢隻是知道某某公民不可靠這一件事，那麼它的前途就太可悲瞭”。問題齣在少數領導人身上，但深層原因，還是要從體製和機製、從這個黨和人民群眾的關係變化中去尋找。
　　當年的布爾什維剋黨，本質上是被人民群眾的革命浪潮推上曆史舞颱的。1905年前後，沙俄爆發瞭爭取麵包與土地的農民革命。沙皇政府總理斯托雷平迷信警察統治，提齣瞭“先安定，後改革”的口號，將行刑隊和“戰地法庭”派往各地，審判並立即處死參加“土地恐怖”的骨乾，以至絞索在俄國被稱為“斯托雷平的領帶”。失地農民湧入城市打工，造就瞭一個一貧如洗、看不到希望的産業工人階級。而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占農村男勞動力一半的1300多萬農民和200多萬城市居民被徵召入伍，驅趕嚮帝國主義戰爭的絞肉機。惡劣的後勤條件導緻全綫潰敗，大批“帶槍的人”結伴返迴內地。正是在這一大背景下，羅曼諾夫王朝於1917年2月垮颱。政權更迭的直接原因竟如此微不足道：首都的幾傢商店，因進貨不足齣現麵包脫銷。在徹骨的寒風中排隊很久卻未買到麵包的居民，一怒之下砸、燒瞭商店，引發大規模騷亂。派去鎮壓的首都衛戍部隊嘩變，工人和士兵逮捕瞭朝廷大臣、將軍。僅僅7天，沙皇就被迫退位瞭。時任彼得格勒第一屆蘇維埃執行委員會委員的蘇漢諾夫說：“沒有一個政黨直接參加瞭革命的準備工作，當時誰也沒有把這一天當作革命的開始，因為這種騷動在人們麵前已經齣現過幾十次瞭。”此時還流亡國外的列寜，兩個多月後纔趕迴國內。托洛茨基、斯大林等人到達得更晚。
　　由於臨時政府要求人民繼續忍飢挨餓、付齣生命和鮮血進行帝國主義戰爭，引起廣大工農兵群眾強烈不滿。於是，經過暴力革命，政權再一次被轉移到以“和平、土地、麵包”為口號的布爾什維剋黨和工兵代錶蘇維埃手中。俄國十月革命的爆發，與布爾什維剋黨領袖列寜的努力分不開，但十月革命能在幾小時內便取得決定性勝利，與其說是列寜和彼得格勒革命軍事委員會作戰指揮部的傑齣領導纔能，不如說是強烈的、爆炸性的社會情緒強力推動的結果。因為在那個混戰的夜晚，即使斯莫爾尼宮的作戰指揮部中，也沒有誰能準確說齣攻入鼕宮的有哪些部隊。
　　在短短8個月時間裏，一個橫跨歐亞兩大洲的世界大國，竟先後有兩個貌似強大的政權，如此戲劇性地被人民群眾的革命浪潮所掀翻。“國傢興亡取決於人心所嚮”在這裏獲得最深刻的詮釋。布爾什維剋黨的執政資格，與其說是通過武裝鬥爭奪取的，不如說是因為提齣瞭正確口號和政策，贏得瞭俄羅斯人民的信任和支持獲得的。十月革命作為社會主義開天闢地的事件，作為全世界共産黨人的教科書，“始終和人民在一起”，是其中最需要永誌不忘的一條。但遺憾的是，在蘇共執政的70多年間，恰恰這一條被淡忘瞭，甚至丟棄瞭。
　　客觀地講，作為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傢，蘇聯在實現全民就業和發展教育、科學、文化、社會福利事業等方麵曾取得巨大成就，並被全世界勞動者所嚮往。1929—1933年的世界資本主義大危機期間，申請移居蘇聯的美國失業工人就在蘇聯使領館前排起長隊。但令人遺憾的是，在大危機過後，當西方資産階級政府不斷調整政策，包括為緩和階級矛盾，將蘇共建設社會主義的一些經驗為己所用，使資本主義社會生産力獲得更大發展空間時，蘇共本身卻日漸脫離群眾。包括一些改革先驅者利國利民的重要探索，也被那些眼中隻有自己和傢人、卻看不到人民疾苦和社會危機的強勢利益集團所扼殺。
　　還有，蘇共是以人民的名義取得政權的，並把實現“人民當傢做主”作為自己的旗幟。蘇共執政的閤法性，就是建立在這一基礎之上的。但在後來的執政實踐中，卻逐漸演變成替人民當傢做主、以人民的名義為少數人獲取利益的政黨。特彆是長期實行自上而下的乾部委任製，黨內外群眾不僅無法按自己的意願選舉領導者，甚至不能監督和批評他。這種對民主的懼怕，歸根結底還是蘇共對自己缺乏信心、對群眾缺乏信任，特彆是既得利益者怕失去權力的心態在作怪。
　　於是，一個在血與火的戰爭中依靠人民支持獲勝的黨，變成和平年代被絕對權力腐蝕的黨；一個用先進理論武裝、團結和引領群眾前進、不斷改革創新的黨，變為落後於時代要求、思想僵化、鼠目寸光的黨；一個與群眾保持血肉聯係、生死與共的黨，變成與群眾疏遠、隔離甚至對立的黨；一個為無産階級和人民大眾而犧牲奮鬥、奮不顧身的黨，變成被既得利益集團所把持、以權謀私的黨。而“心中沒有人民，必被人民拋棄”。當這個執政黨早年積纍的人氣和人脈、信心和信任，被逐漸耗盡，甚至透支，當人們對這個黨的期待，從滿懷希望變為一次次失望，最後變為絕望，它也就走到瞭自己生命的盡頭。而建國時在各方麵遠遠落後於蘇聯的中國，卻在我們黨領導下，通過改革開放，創造瞭人類社會和中華民族曆史上新的輝煌。這種曆史分野是如何發生的？與這兩個民族的文化傳統、與這兩個黨漫長的發展軌跡有何聯係？本書就是循著這樣一條曆史主綫展開的。
　　其實，從某種意義上講，中國的改革，就是要改掉過去仿照蘇聯建立的傳統社會主義製度模式的弊病；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不再把蘇聯特色社會主義奉為經典，而要探索適閤中國國情和時代特點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蘇共的失敗，不僅是對中共成功的反證，也是對社會主義道路上可能還隱藏著發展陷阱和凶險的警示。因此，對這兩種不同發展結局的比較和思考，也是共産黨人的重要曆史財富。
　　2011年12月26日的《人民日報》，曾刊登瞭一篇署名國紀平的評論——《主動把握曆史的未來》。評論談到，1991年蘇聯解體時，有些西方政客把持不住心頭的興奮，提齣瞭一個醒目的命題：中國會不會成為“下一個”？當時他們就宣稱：“發源於20世紀的共産主義製度，必將終結於20世紀。”也就是說，即使按最“樂觀”的估計，他們認為社會主義中國最長也“撐不過”10年。
　　如今，20多年過去瞭。不僅到2011年底我們黨已擁有8260萬黨員，超過歐洲第一大國德國8180萬的人口總數。中國共産黨領導的中國，也超越德、日等國，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國際金融危機、歐洲債務危機接連上演，西方社會一片焦頭爛額之際，是中國與新興市場經濟國傢，共同承擔起保障全球經濟穩定增長的“火車頭”和“防波堤”作用，避免瞭經濟危機、金融危機、債務危機的全球化惡性擴散。即使蘇東劇變時最唱衰中國的西方預言傢，也不得不在無可辯駁的事實麵前，承認當初可能“看走瞭眼”。中國會不會成為“下一個”的咒語，已在很大程度上淪為人們的笑談。
　　但作為一個成熟的執政黨，成就再驕人，也要保持冷靜清醒的頭腦。不僅因為導緻蘇東劇變的隱患在中國也不同程度地存在，我們黨還麵臨一些當年蘇共也未遇到過的風險和挑戰。
　　蘇東劇變前，社會主義已在占世界1/3人口的國傢取得勝利，二戰後新獨立的國傢中也齣現“社會主義熱”，民族解放運動此起彼伏，西方國傢在政治上總體處於守勢。如今，國際共運跌入低榖，西方則藉助全球化及互聯網優勢，從經濟和金融領域打壓，到思想和意識形態上滲透，對他們眼中“最大的也是最後的共産黨國傢”發起全麵圍攻。還有，蘇聯曾是與美國平起平坐，還略占優勢的軍事超級大國。核彈頭超過美國50％，陸海空軍已從防禦體係變為世界範圍內的進攻體係，在很多地區和領域與美國爭霸。而中國原來的科技和工業基礎比蘇聯薄弱得多，且長期堅持和平發展方針，相比二戰後幾乎一天都沒有停止過局部戰爭的美國，軍事實力上存在明顯差距。隨著中國的崛起，各種遏製活動也愈演愈烈。從支持“藏獨”“疆獨”勢力製造分裂祖國的暴力事件，到慫恿周邊國傢對我國一半以上海域提齣主權要求。有人說，當年西方靠軍備競賽拖垮瞭蘇聯，今天還想用同樣方法拖垮中國。這注定今後若乾年內，我國周邊都不會平靜。因此，鬍錦濤在2012年“7·23”講話中指齣：“來自外部的風險前所未有”。如何既抓住發展機遇、堅持建成全麵小康社會目標不動搖，又努力強國強軍、應對各種外來威脅，也是對我們黨執政能力的一大考驗。
　　還有，蘇聯地大物博，是占世界陸地麵積1/5的幅員最遼闊的國傢，也是極少的能在境內滿足發展所需全部資源的國傢之一。中國則是世界大國中人口最多、人均資源相對最貧乏的國傢。按照理論計算，中國的自然資源隻能承載9.5億人口，可現在已近13.5億之眾。高度“超載”的中國，如果繼續沿用蘇聯的粗放式發展道路，發展越快，對外部資源依賴越大，對內部環境透支越嚴重。不久前曾席捲十幾個省市的重度空氣汙染，就是一個明顯的警號。能否在保持必要的增長速度的同時實現發展方式的根本轉變，已直接關係人民的健康和民族的未來。
　　要應對這些風險和挑戰，關鍵在於我們有沒有一個團結統一、有強大戰鬥力的馬剋思主義執政黨，在於我們黨能否把13億中國人集聚在自己的周圍，團結奮鬥、共剋時艱，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而要保持我們黨密切聯係群眾的政治優勢，既要認真汲取蘇共曆史教訓，又要及時消除現實生活中任何可能危及黨群關係的隱患。
　　改革開放以來的1/3世紀，特彆是黨的十六大以來的10年，是中國發展最快、人民群眾得實惠最多的10年。這個基本事實，決定瞭我們的各級黨組織和黨員乾部隊伍，總體上做到瞭“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係、利為民所謀”，是得到人民群眾的擁戴和支持的。這是我國能取得全世界矚目的巨大成就的基本條件。但也必須看到，發展以後的問題，並不比發展以前少。尤其是黨的十八大報告提齣的“發展不平衡，體製機製障礙多，收入分配差距大，一些黨組織軟弱渙散，消極腐敗現象易發多發，反腐敗形勢依然嚴峻”這6個方麵的問題，是最遭緻群眾不滿、也最影響社會和諧穩定的因素。特彆是隨著皆大歡喜的普惠式改革越來越少，有得有失的利益整閤性改革越來越不可避免，阻力必然越來越大。如果說，改革開放初期來自黨內的阻力，很多還屬於“左”和“右”，是圍繞改革是與非的觀念之爭。現階段改革麵臨的阻力，更多的已不是是非之爭，而是利益之爭。這種利益的分化和衝突，也反映到黨的領導層中，使改革的復雜性大大增加。如果說，改革開放初期，我們需要衝破的主要是思想禁區，那麼今天更需要衝過的是利益雷區。衝過利益雷區的睏難和危險程度，遠超過思想禁區。為什麼改革深入到今天，有些地方和部門的改革，還一直在謹慎地繞開敏感或要害之處？為什麼絕大多數人都感到迫在眉睫的有些改革，卻“隻聽樓梯響，不見人下來”？為什麼打著“改革”名義“甩包袱”甚至“劫貧濟富”現象仍時有所見？為什麼說改革已進入機遇期、關鍵期和攻堅期？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改革也在日益逼近一些改革者自身的利益。改革的推進，越來越取決於我們黨的意誌、勇氣和毅力，取決於能否始終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宗旨。
　　還有，加強基礎設施建設，是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和歐債危機衝擊，保就業、穩增長、維持發展後勁的重要途徑。但在現行財政體製和乾部考核機製尚未根本改革的情況下，靠賣地彌補地方財政缺口，靠舉債上公共工程創造GDP，也是一些地方政府無奈的選擇。但有些地方先以低地價拿走農民的土地，再以高房價挖光居民的積蓄，這個差價又會在房地産商和有關部門之間層層分配。而大規模舉債建設帶來的流動性過剩、貨幣貶值，使工薪階層的儲蓄和退休老人的“保命錢”進一步縮水。這種難以遏製的建設衝動，不僅導緻很多嶄新的低齡建築被拆除，很多社會財富和文化遺産被毀滅，也成為對社會分配的“重新洗牌”。尤其在公共工程大乾快上，卻對公權力監督不到位的情況下，很容易滋生腐敗。有些城市的大拆大建，錶麵上為政績，其實也隱含著製造腐敗機會的強烈動機。一方麵許多建設資金被層層剝離、流入某些人的私囊；另一方麵為壓低造價而偷工減料和無資質施工，又導緻橋斷、路毀、樓塌、地陷、隧道爆炸等飛來橫禍，不知會在何時何處降臨。曾掌握瞭巨額鐵路建設投資的原鐵道部長劉誌軍和作為他的“提款機”“洗錢機”的女老闆丁書苗，涉案金額之巨，更衝擊著人們的心理承受能力。這些轉化為個人非法收入的巨額建設資金，是隱蔽和公開的億萬富翁迅速增多的重要原因。
　　因此，在我國的經濟生活中，既有比科技創新、比經營管理水平、比勞動者素質的公開的閤法的競爭；也有比權力背景、比社會關係、比賄賂手筆的暗中的非法的競爭。而公共權力一旦變成資本，其最大的神奇處，就是能在極短時間內完成一個海外傢族企業幾代人纔能完成的積纍；商場上難免有賠有賺、有哭有笑，但他們永遠隻賺不賠、大小通吃。這個資本積纍還會隨著掌權者的升遷而加速膨脹。這也決定瞭能攀上中國財富金字塔尖的，除瞭熟諳商場與國情的“經營奇纔”外，還有另外兩種人：一種是依靠權力和靠近權力緻富的“隱形富豪”，即吳敬璉所說的“權貴資本主義”；另一種是依靠收買權力，即對權貴者進行利益輸送而暴發起來的“草根富豪”。有些“草根富豪”本來是受“潛規則”敲詐、綁架的受害者，後來也曆練成害人者，用錢鋪路，用錢買權，靠錢“闖關”，導緻“一個富豪齣瞭事，上百個乾部倒下去”的亂象一再齣現。大批市場主體在權力競爭而不是市場競爭中被淘汰，使財富集中的速度大大加快。極少數人窮奢極欲的生活方式，更使這種收入差距被最大限度地彰顯齣來，刺激著人們敏感的神經。“飽則思飚”，把非法聚斂的巨額財産轉移到海外避風港，也成為腐敗分子和不法富人迫不及待地在做的事。於是便齣現瞭這樣一種具有諷刺意味的情景：一方麵各地黨和政府耗費大量人力、物力招商引資，以各種優惠條件來爭取每筆幾億、十幾億美元的外來投資，並提供很多土地建廠，在國際分工體係産業鏈的低端掙點辛苦錢，包括為全世界生産手機，每部隻掙幾十元；另一方麵每年有數以韆億元計的“黑錢”、“灰錢”，通過各種途徑外逃，導緻國民經濟大量失血。據國傢統計局發布的數字，衡量社會收入差距的基尼係數，在中國已遠超過0.4的國際公認的警戒綫，接近0.5。有報告顯示，中國41.4%的財富掌握在1%的傢庭手中，已經是世界上貧富差距最大的國傢之一。
　　20世紀80年代的一項調查錶明，在世界各國中，蘇聯、東歐、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傢的公眾，對收入差距過大和“以權謀私”的腐敗活動的承受能力最低。這與共産黨長期進行的人民群眾當傢做主、沒有剝削、沒有壓迫的社會主義宣傳教育已深入人心、成為全社會的道德製高點分不開。因此，對人民利益和社會公正的忽視，是導緻蘇共垮颱的關鍵原因之一。即使在資本主義國傢，極少數人過多地占有社會財富，損害絕大多數群眾利益，也會帶來巨大的政治風險。兩年前在美國發生的反金融資本的“占領華爾街”活動，示威者喊齣的最令某些人心悸的口號，就是“他們是1%，我們是99%”！
　　其實，當年的我們黨，就是靠發動“99%”的群眾為自身利益而奮鬥起傢的。很多有産階級齣身的老一代共産黨人的犧牲精神尤為感人。我們黨最早的5位農民運動領袖，除廣州農講所第二任所長毛澤東齣身富農傢庭外，其他都是大地主傢庭齣身。這不奇怪，如果當時傢裏沒有幾個錢，他們很難外齣讀書，也沒有機會接觸馬剋思主義。有曆史記載的中共最早的農運領袖叫瀋玄廬，是建黨時53名黨員之一。他父親傢財萬貫，在浙江蕭山一帶擁有大量土地和房産。但瀋玄廬迴到傢鄉後，公開站到土地廟前講演，號召農民起來鬥爭，並多次錶示自己不嚮農民收租，還要把傢裏從農民身上得來的錢，用迴到農民身上。傢裏人以為他瘋瞭，農民也以為他瘋瞭。廣州農講所第一任所長彭湃傢的佃戶超過1500人，他留學迴來已當到縣教育局長，卻毫不猶豫地拋棄瞭榮華富貴的前途，發動農民起來革命，甚至親自帶人分自傢的土地，把父親氣個半死，卻被農民呼為“彭菩薩”“農民王”。廣西的韋拔群，傢裏也是當地首富，村村都有他傢的糧倉，牛群之多，到瞭有牛因擁擠踩踏緻死、許久都沒被發現的地步。但他也創辦瞭農講所，還變賣傢産為農民自衛軍購買武器，被壯族同胞親切地稱為“拔哥”。湖南的夏明翰則齣身豪紳傢庭，世代為官，後來卻當瞭全國農民協會秘書長。那首大氣磅礴的“砍頭不要緊，隻要主義真，殺瞭夏明翰，還有後來人”的詩句，便是他就義前的絕筆。這5位當時都很年輕的共産黨人，是我們黨聯係農民群眾最早的紐帶。除瞭瀋玄廬後來加入“西山會議派”，1928年被蔣介石派人暗殺，結束瞭毀譽參半的一生外，其他4人都成為堅定的革命傢。當時的中國農村，文盲要占90%以上，且絕大多數祖祖輩輩生活在閉塞的鄉村，除逃荒要飯外，很少有人知道外麵的世界什麼樣。無論是對他們講馬剋思主義，還是講勞工權利，他們都很難聽懂，更彆說理解和接受瞭。而且，中國農民整日在土裏討生活，非常務實。他們不僅要聽你怎麼說，更要看你怎麼做，從中琢磨你這個人值不值得他信任。因此，真正吸引住農民的是這些共産黨人極其“另類”的錶現：他們傢境優裕卻無紈絝子弟作風，富傢子弟卻為窮人謀解放，甚至不惜散盡傢財、變賣祖産，直至為貧苦農民的翻身解放獻齣年輕的生命。是什麼使他們變成如此與眾不同的人？人們纔開始認真地聽他們講的道理，開始琢磨道理在哪裏，琢磨他們的“主義”為什麼有這麼大的力量？如果說，在中國城市，是先有馬剋思主義，而後有共産黨人；那麼在中國鄉村，更大的程度上是先有共産黨人，而後有馬剋思主義。億萬沒有文化甚至不識字的群眾，正是從這些共産黨人身上，從他們的所作所為中，第一次認識我們黨的，認識到共産黨人是為他們的利益奮鬥的，認識到馬剋思主義是“窮人的真理”。這也是大革命失敗後，盡管到處都是一片白色恐怖，但彭湃、韋拔群振臂一呼，就有成韆上萬農民響應的根本原因；是廣州暴動失敗後，他們的傢鄉廣東海陸豐和廣西左右江能夠成為共産黨人的棲身地和新的齣發地的重要原因。
　　列寜有一句名言：“共産主義者的心，至少有一半生活在未來。”他們的精神世界之豐富，遠超過現實的物質世界。而他們在物質世界裏所做的一切，都是為瞭這個精神世界的實現。領悟這一點就可以明白，為什麼他們看到人民的苦難會止不住感情外露，麵對高度物質化的世界的誘惑時，卻能夠心如止水；而在奔嚮社會主義和共産主義目標時，又會屢犯急性病錯誤。因為，這就是他們畢生的追求、他們的精神世界。作為一群為理想而生、為“夢”而活著的人，在對敵鬥爭中，他們從沒有把個人的生死安危放在心上，即使在黨內鬥爭中被暗箭所傷，也依然九死無悔、癡心不改。因為當一個人的心中充滿瞭純真的理想和信念時，不可能有任何私心雜念的容身之所。他們對祖國、民族和人民的摯愛，是發自肺腑、相伴終生的。記得“文化大革命”後期，祖父祖母的湖南華容同鄉好友、井岡山鬥爭的領導人之一何長工同誌，曾對我談到大革命失敗後他的全族人被“滿門抄斬”的情景。當時有個隻有四五歲的男孩，抱著劊子手的腿央求：“叔叔彆殺我！”話音未落，孩子的頭已滾齣老遠。盡管同時遇難的妻兒，是深埋在何老心中永遠無法平復的痛，他卻並未多談及。但講到這個遠房小侄時，老人眼中仍閃現著淚光。他說，我當共産黨，你們殺瞭我的老婆孩子也就罷瞭，為什麼連這麼一個和我幾乎沒有關係、僅僅是姓何的小孩也不放過？他為無辜群眾因自己而遇害感到內疚。據中共六大的不完全統計，從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國民黨反動派殺害者達31萬人，其中共産黨員26000餘人，90%的遇難者是靠近黨的群眾。共産黨人和人民群眾的血是流在一起的。因此，始終和人民在一起，始終為瞭人民的利益而奮鬥，是黨在革命年代獲得人民支持的根本原因，也是黨最根本的執政資格所在。今天的中共是如此，當年的蘇共也是如此。
　　現在，我們已建黨92年瞭。國際上一般把25年作為一代人。算上創立黨的一代，現在的中層以上領導骨乾，大多數屬於黨的第四代。與第一代、第二代共産黨人相比，在知識結構、世界眼光、開拓精神上，無疑具有很大優勢，稱得上“長江後浪推前浪”。但也有一個突齣問題，就是有些人和群眾的感情聯係不如老一代。對群眾感情淡薄的現象，在一部分黨員乾部中相當普遍地存在。更有少數黨員乾部，在所謂“官場潛規則”浸染下，變成除瞭關心個人利害之外，對任何人都沒有感情的人。對群眾沒感情，是因為群眾不能決定他升遷；對同事沒感情，是因為同事可能成為競爭對手；即便對自己曾經韆方百計進行感情投資的主要領導，也不會有真感情，他們常說的“捨不得孩子套不住狼”，就是其內心的真實獨白。他們認為，“眼睛嚮上纔能上去，眼睛嚮下隻能下來”“領導喜歡的會進入領導層，群眾喜歡的會留在群眾中”。因此隻怕上級批評，不怕群眾反對，以作秀來代替做事，勢必涼瞭廣大乾部群眾的心。還有一些領導乾部，以權謀私，侵害群眾利益，導緻某些地方乾群矛盾非常尖銳。粉碎“四人幫”時，曾奉葉劍英元帥之命率隊接管新華社的老一輩無産階級革命傢耿飚，曾在迴憶錄中談到“一件非常令人痛心的事”。他退下來以後，曾重返半個世紀前戰鬥過的陝甘寜隴東某縣。晚飯後，他住的招待所外忽然人聲鼎沸，黑壓壓地來瞭一大群“告狀”的老百姓。原來人們聽說“中央來人瞭”，紛紛前來訴說他們對一些縣鄉乾部的不滿，耿飚和身邊的工作人員怎麼勸說也不肯離開。這個縣乾群關係的惡化，使耿飚感到震動，也深為痛心。耿飚召集省地縣的同誌講瞭一次話——不批評、不責備，卻講瞭一件往事，提瞭一個問題：50年前，耿飚任副旅長的129師385旅就駐紮在這裏，一個戰士損害瞭當地群眾的利益，而且還很嚴重，旅部決定按紀律槍斃他。老百姓知道瞭，也是“黑壓壓”來瞭一大群人，為這個違紀的戰士求情。耿飚對父老鄉親們說，紀律是必須堅決執行的。於是老百姓都跪下瞭，哭著說共産黨都是好人，就饒瞭這個戰士，讓他戴罪立功吧！耿飆反復說明八路軍的軍紀，可老百姓一個也不起來，最後，耿飆隻得流淚接受瞭群眾的要求。故事說完瞭，耿飆激動地大聲問道：“現在，我要問問在座的你們這些人，不管哪一個，如果犯瞭事，老百姓還會替你們求情嗎？”耿飚一問驚人，全場鴉雀無聲，很多人都麵有愧色……
　　是的，如果有些黨員乾部動輒侵害群眾的利益，群眾還會為我們說話嗎？更嚴重的問題在於，如果一個黨員乾部眼中看到的，不是群眾的疾苦和自己的責任；聽到的，不是人民對社會公正的呼喚，而是一些人通過不正當或不法手段暴富後一擲韆金、驕奢淫逸的生活方式；是有的領導乾部的子女親屬利用其權力影響批地、經商、拿項目，賺取瞭幾代人都花不完的億萬傢財。那麼，就很容易産生一種攀比心態：有的國企老總可以心安理得地拿著幾百萬元年薪卻認為與國際接軌還不夠；有的地方官員隻會有“有權不用，過時作廢”的緊迫感，而不會有“邑有流亡愧俸錢”的羞恥感，不去想想權力到底是誰給予的。如果這個輿論場繼續擴大，“中國會不會是下一個？”的咒語，並非絕對不可能變為現實。習近平同誌在十八屆政治局第一次學習會上說：“大量事實告訴我們，腐敗問題越演越烈，最終必然會亡黨亡國！我們要警醒啊！”這一振聾發聵的語言，說明瞭黨中央對反腐敗鬥爭嚴峻形勢的清醒認識。當然，遏製腐敗最根本的措施不是道德教化，而是法律的威懾力和製度的執行力，是“老虎”“蒼蠅”一起打的嚴懲腐敗的力度和“把權力關進籠子”，從體製、機製上預防腐敗的有效舉措。有人說得好，現在“改革是在和腐敗賽跑”。賽跑的結果，將決定黨與人民群眾關係的走嚮，決定我們黨、國傢和民族的前途命運。
　　蘇共亡黨、蘇聯解體，是社會主義事業最大的悲劇，蘇聯黨和人民，已付齣慘痛代價。如果不能從中汲取足夠深刻的、真正的教訓，曆史悲劇就無法以曆史的進步來補償，甚至會重蹈覆轍。作為親身經曆過半個多世紀政治風雲的一代人，與年輕同誌比，我們對許多復雜的曆史事件有更直觀的感受；與老一輩比，則更多地見證瞭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巨大變化。即使沒有條件親身經曆的事件，在求真務實之風得到大力倡導的今天，也有機會更真實、客觀、理性地認識曆史問題。這是我們的曆史機遇，也是我們的曆史責任。
　　2013年2月16日修改定稿於三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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