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的文化起源 [ Origines culturell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aise] 下载 mobi epub pdf 电子书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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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大革命真的有文化起源吗？是启蒙主义、革命书籍、出版和印刷的发展等等催化了革命氛围，进而引发了大革命吗？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历史认知论与历史编纂学专家罗杰·夏蒂埃，对托克维尔、泰纳等人的既有观点一一进行质疑与分析，对法国大革命的文化起源提出颠覆性假设。

内容简介

　　《法国大革命的文化起源》总结了自1939年以来历史学家对法国大革命起源的看法，重点从启蒙思想与革命的关系、公众舆论的影响、革命书册的出版与传播、宗教变革、王权衰落等方面探讨了法国大革命的文化起源，并对既有的结论一一进行质疑与分析，提出了究竟是文化引发了大革命，还是大革命催生了与之有关的文化这一命题，为革命史研究提供了新的可能。

作者简介

　　罗杰·夏蒂埃（1945—），法国年鉴学派第四代的重要人物，主要研究领域为图书史、出版史与阅读史，同时在历史编纂学与历史认知论方面颇有建树。著有《书籍的秩序：14至18世纪的书写文化与社会》、《通信：19世纪信件之用》、《法国旧制度下的阅读与阅读者》等。

精彩书评

　　★这部重要著作言简意赅且一针见血地对既有共识提出质疑：托克维尔、泰纳、莫尔奈等人认为，启蒙文学家及其作品对法国大革命的发生具有毋庸置疑的决定性影响，鉴于今天我们对大革命资料的掌握和社会学认知都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这样的结论是否仍然适用？由此产生了一个悖论：究竟是文化引发了革命，还是革命催生了文化？然而无论你同意本书的结论与否，都无损这部作品的逻辑之严密、论证之有力。
　　——法国《洞见》杂志

　　★阅读史与历史认知论专家罗杰？夏蒂埃的这本著作，为二百余年来尚无定论的法国大革命的起源提供了全新的、原创性的视野。夏蒂埃颠覆性地提出大革命促成了启蒙运动的假设，描述了公众舆论与新的政治文化的形成，分析了当时法国社会抛弃基督教信仰、亵渎王权的现象，并思考了书籍在革命酝酿过程中的影响。作者在我们对历史事件的感知中引入了怀疑与探寻，成功地厘清了大革命得以成功的部分必要条件，而非建立起简单的因果关系。
　　——艾尔维·玛祖莱尔

目录

引言
第1章启蒙与革命；革命与启蒙
第2章公共领域和公众舆论
第3章印刷的方式
第4章书籍制造了革命？
第5章非基督教化与世俗化
第6章去神圣化的国王
第7章一种新的政治文化
第8章革命有文化起源吗？
结语
注释
拓展阅读指南
索引

精彩书摘

　　印刷：枷锁与解放
　　截至18世纪末，图书行业的管理者所建立的旨在阻挠这个市场全面发展的一些障碍已经变得让人难以忍受。在博马舍《费加罗的婚礼》最后一幕中，费加罗著名的独白就是证据之一。出版行业在博马舍为其喜剧人物构想的职业中占据相当重要的位置，费加罗前后当过阿尔马维瓦公爵的贴身男仆和阿居亚-弗莱斯卡城堡的看门人。在虚构的西班牙人身份的掩护下，他抨击了整个朝廷的审查制度和对出版业的监控。他小时候被吉普赛人绑架，在他们当中度过了童年（这个细节为第3幕中的相认埋下了伏笔，马斯琳娜原来是他的母亲，巴托洛原来是他的父亲）。从少年时代开始算起，他先后从事过五种职业，其中三种与写作有关。他起先是名外科医生，但没有独立行医的希望，只能成为一名兽医。庇护制度让他感到幻灭，因为它并没达到他的期望（“我学过化学、医学和外科知识，但是一位伟大的主公的全部影响力也没能让我当上兽医”）后来他决定为剧场写剧本，但是审查官们为了取悦穆罕穆德的王子们，禁止演出他的剧本，一出“讽刺贫民窟的生活”的喜剧。“我的戏剧被连根拔起。”他哭诉道。他的剧本与《费加罗的婚礼》这部剧本的命运一样。该剧写于1775年，先后递交给六位审查官，在宫廷的演出遭禁，但最终于1783年9月在阿尔图瓦伯爵的一个私人晚会上演出，1784年4月在巴黎王朝王室戏剧团演出了该剧，四年前他们就接受了该剧。
　　一场关于财富性质的公共争论开始了，既然一个人在争论时不需要什么，甚至可以一无所有，那我就写金钱和利益。这里他讽刺的是当时的政治经济状况，因为重商主义者、重农主义者和自由派人士总是矛盾重重，费加罗因此成了一个针砭时弊的宣传手册作者，但是威胁作家命运的不是审查官：“我很快发现自己上了一辆马车，它前面就是监狱的吊桥，希望和自由全在车后。” 剧本在这里用到了一个扎根于18世纪读者集体意识中的形象，那就是巴士底狱——遭人唾弃的专制制度的象征。当时谴责王室监狱的可怕的书籍最畅销。
　　1782至1784年间，正当博马舍的戏剧演出之际，一个名叫莫夫兰的禁书销售商在特鲁瓦一处就卖出了30本兰盖的《巴士底回忆录》（Mémoire sur la Bastille，1783），21本米拉波的《论逮捕密札与国家监狱》（Des lettres de cachet et des prisons d'état，1778），18本杜佩莱的《巴士底城堡历史考和轶闻录》（Remarques historiques et anecdotiques sur le chateau de la Bastille，1774），21本米拉波的《国家监狱记闻》（Mémoire sur les maisons de force）。这些宣传手册和其他类似的书籍宣传了对国王独断专横的憎恨。“专制暴君只在位4天”，正如费加罗所说，就把责任推到大臣们身上，就想方设法阻挠个人的合法权力和一定的言论自由。这些作品锻造了一系列强有力的形象，让皇家监狱成为酷烈的专制权力、野蛮的压迫和残暴的酷刑令人憎恶的巢穴。
　　文学表现并非毫无事实依据，1750年到1779年间，因为“出版罪行”被关进巴士底狱的人数达到最多。1659年至1789年期间，因为这样的官司纠纷被关押的941位书商、印刷商、熟练工人、小商贩和作家中，有383位被关押在这个国家监狱（占总人数的40%，每十年有一百多个这样的犯人）。而在这三十年间，作家（宣传册作者，小说家，报纸专栏作家）占了总人数（383位中的141位）的1/3。这些犯人通常被关押的时间不长，但是作家比出版商关押的时间要长一些（1750年后平均超过六个月，出版商平均不超过一百天）。18世纪后半期，因为写作、出版或出售禁书而被关押的所有人数仍占这座堡垒中的犯人总数的40%。只有18世纪80年代是个例外。当时不论是监狱的总人数还是因为图书而被关押的犯人总数都下降了。数据显示，负责图书业管理者表现出的宽容大度并没有多大程度上消除严苛的刑罚。实际上，正是马尔泽尔布担任出版局局长期间，正如我们所见，他是一位极其同情启蒙哲人的局长，因为出版而锒铛入狱的人数开始增长。
　　费加罗出狱以后，试图第三次靠自己的写作才能为生：“我再一次削尖了我的鹅毛笔，询问人们有什么新闻。”他选择了新闻这个行业，创办了一份期刊，因为“马德里已经建立了由公众出资的自由贸易和自由出版社，因此，假如我不写与政府有关的书，宗教、政治、伦理道德、当权者、公共机构、歌剧院或其他国家剧院，或者任何做什么事的什么人，我就定会有自由，在二三名审查官的监控之下出版任何我想要的东西。”但是他的《无用报》还是难产了，因为违反已经颁发的特权证：“我意识到四个拿津贴的打手联手对付我，我被打倒在地，再一次失业了。”
　　费加罗的文学生涯又一次受到重创，他再次遭到恩主的背叛（“当有一个空缺人们想起我时，绝望几乎扼住了我的喉咙，不幸的是我非常适合这个职位。他们需要一个会计，却找了一个舞蹈家”），他不得不放弃了诚实理想的抱负，转向赌博这种不那么体面的行当：“唯一的出路就是成为一个贼，赌窟里的经纪人。当时，我亲爱的，我风光极了，我外出用餐，那些令人尊敬的人们客气地为我打开大门，而且只收我3/4的费用。”现在我们回到独白的开场主题上，费加罗把自己比作伯爵，他谴责的不是等级和“财产”的不公，这些他认为是使王权制不至于沦落为独裁所必需的，他抨击的是嘲笑那种特权产生的伦理上的责任行为。他曾经试图自杀，最后是再一次放弃了自己的职业，回到他的第一份职业（“我捡起剃刀和匕首”）。从《塞维勒的理发师》和《费加罗的婚礼》中，我们都知道下面发生了什么事。
　　因此，费加罗在独白中主要抨击的对象是对于出版行业的各项规定，中央政权操纵的社查制度，扼杀创造热情的特权证和专属权，以及严厉的规章制度。至于新闻业的自由：“我多想把这些暴君攒在手心里，这些人只在位四天就准备大开惩戒！当他们下台，没那么趾高气扬，我会让他知道那些出版方面的所谓的事务只有在自由流通受阻的国家才是危险的；没有批评和权力，表扬和赞许都是没有任何价值的，只有小人才害怕这些无聊的书籍。”呼吁出版自由意味着要求废除阻碍言论自由的体系，这种体系绝不能表达政府的力量，反而是暴露其弱点。但是，要想废除这些维持对图书贸易管理的机构，也是在要求文学活动和作家的独立。博马舍为了保护戏剧家的利益，不受法兰西剧院演员们的影响，建立了戏剧立法局。博马舍是一位热诚的捍卫作家权力的斗士，他在利用费加罗为文学职业和出版自由的合法性摇旗呐喊，他认为没有后者的合法性就没有前者的合法性。
　　所以出版行业饱受束缚，必须要从限制它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如果这样的解放变得可以想像，那是因为启蒙进步有赖于驱散所有错误，推翻所有压迫的艺术。在大革命高潮时期，孔多塞追随他人的步伐（我认为是普罗斯佩·马尔尚出版的《印刷的起源和首轮进步史》「Histoire de l'origine et des premiers progrès de l'imprimerie」，海牙「Hague」1740年版），赞扬了印刷不可战胜的力量：
　　难道不是出版业把人们从所有政治和宗教枷锁中解救出来吗？任何专制主义枉然地想侵入所有的学校；专制主义枉然地想要其严酷的体制永久地固定下来，以规定和裁定用哪些错误去污染人类精神，哪些真理是下令予以保存的；专制主义枉然地严命那些从事于对人民的道德教育或对青年在哲学或科学方面的教育的讲席，除了有利于这种双重暴政的学说而外，其他一律都不得传播；但印刷术却仍然能够散发出一道独立而纯洁的光明，每个人都可能在沉默和孤寂之中从书上接受到那种教育，他们是不可能被普遍地腐蚀的；只要还有一角自由的土地，出版业在那里就可以发行它的印张，这就够了。
　　真是这一寸自由的土壤孕育了让旧制度崩塌的书籍吗？书籍真的会引发革命吗？
　　……

前言/序言

　　引言
　　法国大革命的文化起源，或今天何以撰写一本业已存在的书
　　半个多世纪前，《法国革命的思想起源》在1933年出版时，丹尼埃尔·莫尔内难道没有一劳永逸地列出问题，并给出各种可能的回答？像逐行逐字地重写《堂吉诃德》(Quichotte)的皮埃尔·梅纳尔·德·波尔日（Pierre Ménard de Borges）那般，历史学家只能进行对莫尔内行文和结论一模一样的重述？
　　针对这些疑义，我们可以给出两种应答。首先，我们掌握的知识已不再，或不仅仅是50年前的那个样子了，如今，足以支持全局性判断的专题研究数量众多，扎实可靠。其次，即便我们假定，无论问题还是答案均没有变化，我们对革命起源问题的叙述，也不再用莫尔内及其同代人熟悉的语汇来进行，就像梅纳尔的《堂吉诃德》不是塞万提斯（Cervantès）的《堂吉诃德》，因为四个世纪分开了他们相同的文本。历史学在因果关系设定方面变得更加审慎。革命事件的致命兴起很难归之于合理的类型，以及历史发展不能被想像为在某种确定不移的终极目的主导下的必然进程，都教导历史学家要谨慎和怀疑。
　　我们想，是不是可以用一个词汇取代另一个词汇，用“文化的”替代“思想的”，避开回溯性预测的危险，再度阐明这起遽然降临的事件？显然，这种改变，让我们能够回应最近二三十年来的史学发展轨迹，史学的这种新发展撇开传统的观念史范式，更多地强调文化社会学研究。文化社会学是一种研究路径，它认为，最强有力的和最非凡的观念变革，在尚未形成清晰的思想之前，首先发生于控制和主导思想建构的集体决定当中。但它首先标示的是研究本身的转变：它不再想去了解，革命事件是否已经存在于宣告之、预示之或召唤之的观念当中，而是想探察让旧社会政治秩序如此迅速而彻底毁灭变得可辨识和可接受的信仰和情感的变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研究大革命的“文化起源”，决不是要确定它的种种原因，而是要辨明使之发生变得可能的一些前提条件。
　　最后说一句。这本小书既非综论亦非概要，它是作为一篇论文来构思和撰写的，其意图不是总结我们已有的知识，而是恰恰相反，针对广为接受的各种既存的假说和清晰易懂的原则提出疑问与质疑。以对单个文本的阐释为基础——无论古代的或现代的，端赖近些年来史学家们的工作，极大地改变了我们理解18世纪法国人行为思想的方式，本书拟议的进展，仅祈望针对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提出些许新的视角。
　　因此，我这里不是重写莫尔内，而是如读者们期望的那样，不揣浅陋大胆地提出一些他没有想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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