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权力的转移：政治领导与战略竞争 下载 mobi epub pdf 电子书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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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世界权力的转移：政治领导与战略竞争》是阎学通教授的新著作，理论创新，学界称之为“道义现实主义”。借鉴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对世界权力转移现象提出了新的理论解释，建议中国选择王道的崛起战略。

　　战略信誉是一国政府讲道义的核心

　　领导的类型决定了国家的兴亡

　　“仁、义、礼”价值观超“自由、民主、平等”

　　恢复王道，重塑中国内政外交

　　《世界权力的转移：政治领导与战略竞争》入选《光明日报》中国高校出版社书榜（12月）

内容简介

　　《世界权力的转移：政治领导与战略竞争》对世界权力转移现象提出了新的理论解释，是关于崛起国何以成功和霸权何以衰落的理论。这是一本政治决定论的著作，与经济决定论的理论截然相反。该理论将政治领导作为导致国际格局、国际规范和国际体系三者演化的根本原因，将实力作为界定国家利益的基础，并认为在利益明确的条件下政治领导的类型决定了对外战略取向。政治领导类型与道义相关，而道义所发挥的作用又是以实力为基础的。该理论借鉴了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特别是有关道义取向与领导类型之间关系的认识，因此被国际学界称为道义现实主义。本书对道义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进行了全面阐述，并建议中国选择王道的崛起战略。

作者简介

　　阎学通，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博士，现任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世界和平论坛秘书长、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总编和《国际政治科学》总编。主要著作有《中国国家利益分析》《中国崛起的国际环境评估》《国际关系研究实用方法》《国际政治与中国》《国际关系分析》《中外关系定量预测》《中外关系鉴览1950-2005：中国与大国关系定量衡量》《历史的惯性：未来十年的中国与世界》以及Ancient Chinese Thought, Modern Chinese Power等。阎学通教授在学术影响力、政策影响力、公众影响力三个方面均具有较高的水平，2008年被《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杂志列为世界百大公共知识分子。

目录

序 言
理 论 原 理
第一章 道义现实主义理论原理
第一节 现实主义理论中的道义
第二节 道义现实主义的理论推论
第三节 道义现实主义的理论逻辑
第二章 国际主导国和国际规范的演化
第一节 对主导国作用的解释不足
第二节 领导性质与常规原则
第三节 国际规范的演变
第四节 历史案例
第三章 世界权力中心转移与国际体系转变
第一节 世界权力中心转移的方向
第二节 权力转移与体系转变的关系
第四章 崛起战略的现代普世价值
第一节 王道与霸道的区别
第二节 以“仁”促进国际公平规范
第三节 以“义”促进国际正义原则
第四节 以“礼”促进新型大国竞争
第五节 道义价值观的实践基础
借鉴与应用
第五章 道义现实主义理论的形成及解释
第一节 理论的普世性问题
第二节 理论的分析方法问题
第三节 古代道义与现代政治的问题
第四节 道义现实主义理论的时代意义
第六章 荀子关于国家间关系的思想
第一节 分析方法
第二节 对国家实力的认识
第三节 对国际权力的认识
第四节 对国家间秩序的认识
第七章 先秦诸子关于国家间关系的思想
第一节 思想分析方法
第二节 国家间秩序
第三节 国家间领导权
第四节 霸权的转移
第五节 理论启示
第八章 《战国策》中的霸权观念及战略
第一节 霸权的实力基础
第二节 规范对霸权的作用
第三节 争霸的基本战略
第四节 对国关理论和崛起战略研究的启示
第九章 道义现实主义的崛起战略
第一节 政治战略
第二节 外交战略
总 结
附 录 先秦诸子有关国家间政治的警句
参考文献
索 引

精彩书摘

第九章 道义现实主义的崛起战略

故道王者之法，与王者之人为之，则亦王；道霸者之法，与霸者之人为之，则亦霸；道亡国之法，与亡国之人为之，则亦亡。

——《荀子·王霸》

道义现实主义借鉴了先秦诸子的政治决定论理念。“夫国大而政小者，国从其政；国小而政大者，国益大”是这一理念的精炼阐释。故此，道义现实主义对于中国崛起战略的设想也是以提高政治实力为核心的。先秦诸子虽然都是政治决定论者，但是他们对政治实力核心要素的认识不一样，老子和孔子认为是观念，荀子认为是路线，墨子认为是人才，韩非子认为是制度，管子认为是战略，孟子认为是政策。道义现实主义理论认为，上述这些政治因素均受到政府最高领导班子的影响，因此，道义现实主义为中国崛起提供的是政治导向型战略，是以不断政治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民族复兴战略。

第一节 政 治 战 略

中国在21世纪崛起面临着两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一是经济全球化；二是科技发展速度急剧加快。这两个因素相结合使世界成为地球村，即各国人往来交流的频繁程度如同在一个小村子内部，相互之间的影响使得内外差别越来越小，即所谓国际国内两个大局融为一体。先秦思想家们“治”的概念是不分内政和外交的，内外秩序和内外关系采用一致的政策。借鉴先秦这种内外结合的政治治理观念，道义现实主义提出的崛起战略不局限于外交领域，也包含内政建设。

一、 确立王权的战略目标

中国本届政府提出要在21世纪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但是对于民族复兴使中国成为什么样的世界强国却没有明确的定义。中国崛起将是21世纪国际政治中最大的事件，这一历史变化不仅关系到中国人民的未来，而且也直接影响到全世界人民的生活，因此国际社会非常关注中国将成为什么样的超级大国。国际社会显然不愿意中国成为二战时期的法西斯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同时也不愿意看到中国成为第二个美国。中国如果成为另一个美国，其结果只有两种：一种是世界出现两个霸权国家，重现冷战；另一种是中国取代美国霸权，改变今天世界的领导者但不改变当下不公平的国际秩序。这两者都是国际社会所不希望见到的。为了使中国人民清楚国家发展的未来，也为了使世界欢迎中国的崛起，中国有必要将崛起的目标定位于“王权”国家，即成为一个讲道义的世界超级大国。

荀子说：“彼王者不然，仁眇天下，义眇天下，威眇天下。仁眇天下，故天下莫不亲也；义眇天下，故天下莫不贵也；威眇天下，故天下莫不敢敌也。”荀子所讲的王权标准是一种理想的标准，完全达到这个标准是不可能的，因为任何世界主导国都不可能没有敌对者。然而，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关系亲密友好，使绝大多数国家支持其国际主张并使与之敌对的国家不敢先发动攻击，这是做得到的。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王权国家，这不仅意味着中国实现了民族复兴，而且还意味着中国将建立一个比现在更公平和更安全的国际秩序。王权体系并不是完美的，但相比于目前美国主导的霸权体系，它是一个能带来更多国际合作、减少战争数量和安全威胁的体系。

在核武器、知识经济和全球化三者并存的条件下，中国将自己建设成为一个王权国家是有可能的。在中美都拥有核武器的条件下，中国无法靠全面战争的方式获得世界主导地位，同样美国也无法靠全面战争的方式阻止中国崛起。在知识成为经济发展第一要素的条件下，大国积累财富的主要方式将靠发展科学技术，而不是靠占有自然资源产地。在全球化条件下，威胁全人类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不断增加，实行道义的超级大国将获得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支持。韩非子认为王权之所以存在于上古时代，是因为当时人类面临的最主要安全威胁来自于自然界，即今天所说的非传统安全威胁。虽然全球化并没有使大自然成为人类的最主要安全威胁，但恐怖主义、金融危机、工业污染、网络黑客、核扩散、科研造成的病毒变异等，都具有不分国别的全球性威胁作用。全球性的非传统安全威胁日益严重，世界就需要一个王权国家领导各国来应对这些威胁，因为只有王权国才同时具备提供这种领导的物质能力和政治意愿。

中国将来是否成为一个王权国，其重要标准之一是中国能否成为一个被多数国家自愿效仿的国家。学界提出的“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的分歧，其实就是当前中美两种社会模式的竞争。近年来，中国经济建设的成就令许多国家羡慕，但却不令它们向往，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经济增长与社会腐败同步发展。中国政府从2013年起加大反腐败力度，并且已经取得较大成果，这为提升中国模式的吸引力奠定了基础，然而这还不足以使中国成为一个王权国。中国需要在反腐败的基础上，将国家的发展方向从积累财富转向建设一个公平正义和文明富强的社会。中国只有在公平、正义、文明、富强四个方面都超越了美国，才能成为一个王权国家。

二、 践行公平、正义、文明的价值观

根据大国崛起困境的原理，中国崛起的速度越快，国际体系的反弹压力也越大，其中最大的反弹就是美国防范中国崛起的策略。中国崛起的结果将不仅会改变中国与美国的物质实力对比，而且会改变东西方文明的主次地位。西方学界对中国崛起的恐惧已经从担心中国的物质力量增长向担心中华文明挑战西方文明主导地位的方向发展，许多西方学者已开始研究这个问题。这意味着，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并不仅仅局限于物质实力方面，而且包括价值观方面。对于中国来讲，中华民族的复兴不仅需要增强物质力量，还需要为世界提供一种价值观，而且是高于美国价值观的价值观。

道义现实主义认为，中国崛起的目标应是建立一个王权国际秩序而非美国式的霸权国际秩序，因为王权国际秩序会比霸权国际秩序更受国际社会的欢迎。在主权国家仍为最主要国际行为体的条件下，新型国际秩序需要新型的国际规范来支撑。要建立起各国更愿自觉遵守的国际规范，就需要一个高于美国的平等、民主、自由的价值观作为指导原则。道义现实主义认为，公平、正义、文明是高于平等、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观，中国具备利用传统政治思想“仁、义、礼”来建设这种价值观的文化优势。

中国要建立一个比现有国际秩序更受国际社会欢迎的国际秩序，就需要在本国实践公平、正义、文明的价值观，并以此建立一个比美国更令人向往的社会。只有使其产生令国际社会愿意效仿的效果，这种价值观才有可能被国际社会普遍接受。荀子曾说：“有擅国，无擅天下。古今一也。”借鉴这个道理，道义现实主义认为，王权国际体系的建立是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主动效仿王权国的结果。弱者效仿强者，穷国效仿富国，落后国家效仿发达国家，是国际政治中的普遍现象。东施效颦的规律意味着，由于效仿者并不真正知道效仿对象成功的原因，于是效仿将是全面的和盲目的，包括效仿价值观。当一种价值观在世界上流行时，它就为建立新国际规范和国际秩序奠定了思想基础。

三、 坚持民富国强的政治路线

王权的基础是实力和道义两要素，因此王权国需要有确保自身实力强大于其他国家的政治路线。经济决定论者认为，只要经济财富增加了，国家就能强大。然而，这种认识并不符合历史事实。日本于20世纪70年代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且将这个地位保持了三十多年，直到2010年其GDP才被中国超过。然而，在这三十多年的时间里，日本既没有成为超级大国，更谈不上成为一个实行道义的超级大国。究其原因，就是日本在民富与国强之间没有保持平衡，其结果是民富也难以长久维持下去。

道义现实主义认为，王权国家需要坚持民富国强的政治路线，以保持综合国力的要素持续性地平衡增长。战国时期的司马错就意识到国力要素的不可转换性，他提出了王权需要以综合国力为基础。借鉴这种观念，道义现实主义认为，民富不必然导致国强，国强也不必然带来民富，中国要崛起为一个实行道义的超级大国，就需要坚持民富与国强平衡发展的原则。

民富国强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富和强的横向标准是相对于世界上同一时代的其他国家而言的，富和强的纵向标准是相对于不断进步的特定历史时代而言的。在21世纪初期，横向标准的民富与否，是以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为标准，达到发达国家的标准才为富；国强与否，是以美国的物质实力为标准，达到美国水平的才为世界强国。从纵向讲，当今时代的民富是指高水平的社会福利，而非个人财产多寡；国强的标准是军事装备的科技水平，而非军队的规模。中国要在21世纪实现崛起，就需要制定一个符合时代要求的民富国强的政治原则，这个原则就是综合国力要素平衡发展。

坚持综合国力要素平衡发展的原则，才能保持政治、文化、军事和经济四种实力的平衡发展。目前在中国，许多人将经济实力视为综合国力的基础，因此把提高综合国力的重点放在经济发展方面。然而，回顾新中国发展的历史，我们看到的是1949年以来我国都是先有政治变革，然后才有经济发展或军事实力上升。1949年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建立了一个全新的政治制度，于是有了1949—1956年综合国力的大幅上升。1978年我国政府实行改革开放，于是创造了三十多年经济高增长历史。2002年，我国政府开始实行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平衡发展的政策，于是国防实力迅速提高。反之，中国政府制定错误的政治路线，如开展“大跃进”运动和发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化大革命”，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就严重衰落。

道义现实主义认为，政治实力是操作性实力，因此它是综合国力的基础。根据综合国力的原理，在目前军事实力、经济实力和文化实力不变的基础上，中国只要能较大幅度地提高自身的政治实力，至少提高国际战略诚信，就能大幅提高其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以2006年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为例。我国为非洲国家提供的三年经济援助总量并没有超过欧洲和美国，但非洲国家对中国援助做出的正面反应远大于对欧美援助的反应。其原因就是中国对非洲的援助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而欧美的援助是以某些政治条件为前提的。中国援助非洲的真诚性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在非洲国家中的政治影响。自2013年起中国政府加大反腐败力度，并且取得了实质性成果，这不仅极大增强了中国政府的国内威望，而且大幅提升了中国政府的国际权威，中国崛起的正义性随之上升。

四、 建立选拔贤能的人才制度

道义现实主义将政治实力的提高视为一国崛起成败的关键，因此认为中国崛起战略的核心应为人才战略。管子说：“夫争天下者，必先争人。”《管子·霸言第二十三》。如果说两千多年前的大国竞争与现代全球化下的大国竞争同样表现为人才竞争，这意味着人才竞争并非当今时代的特殊性，而是大国实力竞争的本质。人才战略的核心是选拔贤能从事领导工作。斯大林在1935年提出过“干部决定一切”的观点，毛泽东1938年提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的看法。大国竞争的核心人才是领导型人才，因为政治决策的对错对国家强大的作用远大于科技人才的发明创造。大国崛起最需要的是有制度创新能力的政治家和管理创新的官员，因为只有进行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才能实现大国崛起。例如，引进一流大学的校长和引进一流大学的教授对建立世界一流大学的作用有本质的不同。前者具有整体提升作用，后者只有局部发展作用。目前，中国人才制度面临的问题是将人才限定于从事科技工作的人员，而非政治领导者和高级官员。因此，中国的人才战略重点有必要考虑从引进科技人才向引进领导型人才转变。

世界上德才兼备的人并不少，关键在于他们能否被选用。提高选任官员的开放度，依据能力和品行标准在全球范围内选任官员，可增强政府正确决策的能力。例如，古代中国的唐朝和印度半岛的莫卧儿帝国，在崛起的过程中都大量聘用外籍人为官员。据说高峰时期莫卧儿帝国官员中的外籍人士高达70%。美国能获得今日的霸主地位，也靠的是吸引外国精英的人才制度。中国的人才战略如果不能吸引到比美国更多的世界一流人才，实现民族复兴大业将是困难的。目前，中国的移民政策不仅没有美国宽松，而且还在许多领域限制外国人担任重要职务。中国需要禁止掌握政治权力的人拥有外国国籍，而不是严格限制外国人加入中国国籍。

选任贤能的另一面就是能及时淘汰不合格的政府官员，降低错误决策的概率。所有政治家和官员都有可能因为某种原因失去做出正确决策的能力，如被权力腐蚀、知识过时、思想蜕变、思维能力下降、健康恶化、家庭纠纷等。建立一个及时淘汰不合格官员的制度，既可为选拔人才提供机会，也可减少决策失误，其结果是增强了国家的政治实力。制定淘汰制度是选任贤能制度的核心，缺少及时淘汰不合格官员的制度，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各级机构的政治领导能力退化，从而导致国家实力的衰落。

五、 不断改革贤能领导的遴选制度

道义现实主义认为，国家兴衰的根本在于政治领导，因此确保国家由贤能担任领导是核心。荀子说：“王霸、安存、危殆、灭亡、制与在我，亡乎人。”对于现代政党政治的国家来讲，一国政治领导力强弱的核心，首先是执政党领导人的能力，其次是中央政府决策核心层的能力，再次是政府各级官员的能力。

“领导”是指率领并引导大众实现一个目标的过程。领导力是多方面的，但核心要素是有率领和引导民众进行持续不断改革创新的能力，因为只有改革创新的能力强于主导国，崛起国才能在综合实力方面赶超主导国，从而实现崛起的目标。保持和增强各级领导的改革创新能力，是增强我国政治领导力的关键。唐太宗李世民认为创造贞观之治的重要经验是“明主思短而益善，暗主护短而永愚”。改革创新的政治领导力包括三个基本方面：对时代政治方向的判断力、推动改革创新的意志力、引导大众参与改革的动员力。简言之，即改革创新的方向正确、意志坚决和方法高明。三者缺一则失去崛起的领导力，三项中只要一项弱其领导力就不强。这样的政治家必是那些心中只有民族使命而无他欲的人。他们活着的目的是为了改变世界，而不是追求个人的得失。

领导力是人的一种能力，因此增强国家领导力的方法就是让具有卓越领导能力的人担任国家领导职务。一个人的领导能力是由人的先天禀赋与后天习得相结合而成的。这意味着，皇亲贵胄的后裔不一定就具备领导能力，经历磨练的干部也不一定具备领导能力。判断一个人领导能力强弱的方法，只能是观察其为人品行和工作效果这两个方面，这就是所谓的“贤能”。“贤能”与只要“抓住耗子就是好猫”是两种不同的能力衡量标准。前者是政治领导力的衡量标准，后者是行政执行力的衡量标准。古今中外有过无数确保贤能治国的方案和实践，但并无一劳永逸的方案。公民直选国家领导人的制度，不仅未使许多发展中国家强大，甚至连美国都无法防范其在21世纪的相对衰落。美国《世界网络日报》发表了题为《奥巴马加速美国下滑》的文章，对此福克斯电视台节目主持人说：“奥巴马不只满足于操控美国的衰落，他甚至在给滑道涂抹润滑剂。”

道义现实主义认为，由于各国面临的内外环境都是不断变化的，因此遴选贤能国家领导人的最佳策略就是根据环境的变化及时改革遴选方法。十年之内，中国将崛起为一个全球性的超级大国，中国的内外环境将发生巨大变化。接受美国选举制长期不改革的教训，中国应根据环境变化不断地改革创新国家领导人的遴选方法。遴选领导人的方法需要定期改革与不定期改革相结合。定期改革是为了保证遴选方式不落后于社会的客观变化，不定期改革是为了保证遴选方式能应对社会的突变。只有根据社会客观变化不断改革创新领导人的遴选方法，才能保持一代一代的贤能接续国家领导工作。

前言/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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